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段

    贾存德

    孔祥熙与萱野长知的来往—“和谈”两条件—孔祥熙与板垣的“和谈”经过—“宣判画押”式的会谈—我的隐退

    我和孔祥熙由于师生和同乡关系，于1928年即在孔手下做事，当孔的忠实奴才。1937年夏初，我从朋友韦竹轩（朝鲜人）处获得日本人石原“对华作战计划书”和摄制的日本驻沪武官处所藏的“江阴要塞图”，以及日本武官府训令上海武官处相机杀害日本人以引起淞沪事变的借口等情报。其中有关我国防要塞之“江阴要塞图”上盖有武官处的极密图章，对各处山形水势绘录很详，连水的深浅部位都注满水面图上。这些情报都经孔祥熙之长子孔令侃手，送国民政府参谋部。后来日寇侵华所采取的手段及行动计划，均证明当初所供情报属实，因而我更加受孔器重。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当日寇大举进攻我国和全国人民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时期，孔祥熙奉蒋介石之命，代表四大家族的利益，与日寇眉来眼去，暗中进行“和谈”活动。在孔祥熙与日寇的“和谈”活动中，我曾以“邮卒”的身份，往来传递书信密约，始终参与其中。现将孔祥熙和日寇“和谈”内幕就我所知道的片段事实陈述如下：

    孔祥熙与萱野长知的来往

    1938年春的一天，我从韦竹轩那里获得消息，说国民政府外交部前任次长樊光带着北平日本浪人山本荣和（当时北平汉奸组织维持会的幕后主持人）给孔祥熙调解中日和平的意见书，去汉口找孔祥熙去了。韦竹轩还告诉我，有一个日本大亨叫萱野长知（号凤梨居士），曾参加过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的同盟会，会讲中国话，来到上海有特别任务，并问我如愿意认识萱野，他有办法通过萱野的朋友松本藏次（在上海搞特务工作）来介绍关系，我为了刺探日本情报，便托韦竹轩介绍先认识了松本藏次，而后又认识了萱野长知。

    经过几次会见，萱野知道了我是孔手下的人，对我拉拢更紧。在2月间的一次会见中，萱野一方面将他作的“萁豆相煎”的故事诗给我看，一方面以猫哭老鼠的伪善态度哭丧着脸说：“我和孔先生是朋友，中日是兄弟之邦，不应以兵戎相见。对前途我很想给孔先生写封信，又怕引起误会，不得其人代送。”我向萱野表示，有适当人到汉口时，一定告诉他。而后，我将从各处探听到的关于“和平”运动的消息和认识萱野长知的经过及谈话，写报告给孔祥熙。5月初，我便亲自到汉口。临行前去见萱野，寒暄之后，萱野托付我两件事：一件是给马伯援（马是继孔祥熙之后任中华留日东京青年会总干事）捎带口信。萱野是这样说的：“我有一个朋友叫马伯援，他从东京回来时，因东西多不好携带，留行囊托我捎来上海。经向上海青年会打听，知他现在汉口。我想托你带口信给孔先生，请孔先生转达马伯援，告诉他东西已带到了上海。”另一件是给我一封信，要我当面给孔。这封信的内容，据我后来知道，萱野表示对在日本东京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旧友的怀念，继而谈到中日交战犹如“萁豆相煎”，最后谈到孔如有意出来解决，“阋墙之争”、“化干戈为玉帛”的话，他愿斡旋奔走等情。

    一天，我由上海乘港华公司客船到达香港，在九龙找到了孔祥熙的驻港秘书王良甫和孔令侃。他们见到我第一句话便说：“老先生给你寄来一千元钱，正准备汇寄上海，你来得正好。”这次我住到了王良甫家里。在那里，我再次将萱野的手书及前信内容写信报告孔祥熙。隔不多天，我记得是在5月16日晚上，王良甫由孔令侃那里回来说：“老先生叫你去汉口，明早就可以顺便乘飞机前往。”翌日天亮，王送我到启德机场，一会儿，孔令侃送他母亲宋霭龄来了。同机还有两人，一人是前上海法政学院院长郑毓秀，一人是宋霭龄的管家妇赵惠芳，人们称她赵小姐。四人乘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于十二时飞抵汉口某军用机场，下机后即分乘来接汽车，直抵中央银行。

    这次孔祥熙破格地接待了我，对我的态度也非常客气。由飞机场到达中央银行后，我和宋霭龄差不多是先后同时进入孔祥熙的客厅的。对于孔的这种急急召见，起初我也感到奇怪。当我走进客厅时，孔便表示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不顾陪老婆谈话，就匆匆引我由客厅边门进入一间密室内，开口就问我和萱野认识的详细经过，伸手向我要萱野给他的密信。我如实回答了他所询问的事情。他看罢信后面带笑容地说：“萱野曾是中山先生在日本时候的副官长，跟我是老朋友。”紧接着他又问我：“在上海曾听到过梁鸿志（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在南京不得志的消息吗？”我答没有。孔还问我听到过日本方面关于“和谈”的那些消息没有。最后我将萱野请他转马伯援的口信说了。孔毫不加思索地说：“马伯援现在武昌，我会通知他的。”看来他们之间是早有关系，很可能是日本人先派马伯援与孔联系的。谈话到此，孔要我住到青年会去，说那里已给我准备好了房间，并嘱咐我无事少出门，不得接见外人。

    在汉口住了两天，孔便令我转港返沪，行前找我谈话，首先勉励我一番，要我为他好好做事，并当面允诺在上海中央银行给我挂一个名义，领取薪俸。接着就警告我说：“你回去以后和这些人（指萱野等人）来往要特别谨慎，若不小心，一旦泄露秘密，我不但要否认，还要通缉你。当然，你也不必害怕，我会暗中保护你的。”同时，他还要我回去打听萱野背后的支持人是谁，经常和哪些人来往，松本藏次从前做过些什么，等等。最后让我找他的秘书李青选，给萱野带一封回信。

    当天晚上，李青选拿着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给我，并说：“你可以看看信的内容，以便按照孔的意图和萱野交谈。”信的内容是：收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下旗回国时所带头山满先生的信。……今兄（指萱野）为了两国的利益有志斡旋，弟甚感钦佩，唯解铃系铃还在于日本当局，如果兄能以百年利益为重说动贵国当局早悟犯华之非，弟将呼应共襄此举。李青选还告我今后有事直接和他联系，并将联系时所用之密电本交给了我。

    5月20日，我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和前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一同乘“中美号”专机飞往香港。在汉口起飞前数小时，由于孔祥熙的安排，将我介绍给杜月笙，说我是他的学生，返沪工作，要杜日后多加照顾。到了香港后，在杜月笙九龙寓所的客厅里，杜当着迎接他的一百多名各色人物面前介绍我说：“这是我的朋友贾存德先生，到上海去做事，你们大家要多加照顾。”在洗尘及以后吃饭时，杜不仅将我与前北洋陆军总长吴光新和蒋政权驻日大使许世英及王晓籁、李思浩、王良甫等人安排在一桌吃饭，并且在敬酒等招呼方面对我表示特别亲近。我当时还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杜月笙每月由孔祥熙那里领取相当数量的特别费（据说原来是三十万元，后增至八十万元），专做向日求和活动开支，怪不得他对我那样的热情，原来同是一伙人，干着一样的勾当。

    21日，孔令侃来找我，询问我到汉口同他父亲会见的情况。当他知道我回上海仍继续搞情报工作，还携带了直接与李青选联系的密电本，他便要我将密电本交他，而将他的密电本给我，并要我以后凡是给他父亲的情报，都必须经过他和盛老七（盛苹臣，中央信托局副局长，孔祥熙的亲信）转达。我因摸不清他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而又不敢得罪他，故采取了应付的办法，我说：“你父亲叫我直接同他联系，由你转不大好。以后凡是给你父亲的情报，同时给你抄送一份，你看如何？”这样，他很高兴，并答应今后在经济上资助我，同时我又向孔令侃要了一本密电码。

    在香港住了几天后，于5月31日我便乘意大利邮船“康特罗索”号回到上海。翌日，便亲自将孔祥熙的复函送到虹口景林庐萱野寓所。萱野看罢信说：“我不日要回东京去。有什么消息，松本藏次会转达你的。”

    “和谈”两条件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在6月中旬，松本藏次给我送来了一份已译好的电报，打开看，原来是萱野由东京给孔祥熙拍来的，内容是：日本对“和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共同防共。我当即发电给孔。孔得悉电报后立即回电给萱野，主要内容是：不撤销“蒋介石下野”之条件，孔对和谈不能为力。萱野在东京接孔电后再次来电，声称：“弟据板垣陆相称：对蒋介石下野问题，系前由高宗武代表汪精卫、张群等二十七名中委口头向日本当局表示意见时提出的。说要调解中日和平问题，必须蒋介石暂时下野。兄既反对这一条件，则日本当局认为无坚持之必要……”7月中旬，萱野便由东京来沪，带来了日本方面对中日和谈修改的先决条件，将“共同防共”列为第一条，以“中日经济合作”代替了“蒋介石下野”为第二条。我将日方的修改条件电告孔祥熙，孔复电要我带函回汉。

    8月初的一天，我带了萱野亲笔写的关于中日和谈的先决条件的信，经香港乘飞机到了汉口，在民用机场下机，孔早就派人来接我。但机场的气氛是很紧张的，稽查员对乘客一个也不放地进行着细致的搜查。轮到搜查我时，我以给孔祥熙办要事人的神气拒绝检查，而稽查员的态度却很强硬，说是奉蒋介石的命令，除了端纳外任何人都要检查。双方争执到稽查处处长名下，后经孔祥熙亲自打来电话，才放我出了机场。

    当我到达中央银行时，孔已在客厅单独等我。我即将萱野信交给他。看完信后，他说：“在稽查处他们怎么样？”我说：“奉院长命令没准他们看。”孔又说：“我已派人到武昌接马伯援去了，你们先认识一下，将来你们要一起共事。”我随即问马伯援和他的关系怎样？孔说：“老朋友！马和我的关系至深，不必多疑。”当马伯援来了之后，孔即给我介绍认识，并对马说：“萱野已从东京回上海来了，你明天就和贾存德一同到香港去。以后有什么事，可告贾存德让他转我。”回头又告我说：“我已令他们给萱野写一复信，写好后便给你送去。”至此，我即告退，孔仍留马相谈。晚间孔着人送来了给萱野的信。这次信比较简单，在说了些客套话之外，特别指出：“关于和谈之事，特派马伯援先到香港候教。”

    过了一天，我便同马伯援到了香港，住在九龙饭店。到港后的第二天，孔令侃派王良甫送来了两千元钱，一千元给马，一千元给我。在香港因等船耽搁几天，于8月中旬我才回到上海，将孔的信送给萱野。9月上旬，萱野与松本两人一同到了香港，住在东京饭店，便开始和马伯援会谈。约一周后，居正的女人（名字忘记了）由乔辅三陪同，也是代表孔祥熙来香港参加马伯援和萱野的会谈。由于居正的女人在东京流亡时，曾将他们三岁的儿子寄养给萱野，孔便利用她和萱野的这种关系来进行谈判。在会谈中，蒋孔方面对于日本方面提出的两个先决条件没加否认，唯要求日本天皇裕仁下诏，声明休战和撤兵，恢复1937年7月7日事变前的原状，然后由孔和板垣约会地点与日期，正式会谈，解决纠纷。而日本方面则采取应付、推脱，借口与当局商榷，以致会谈一直拖延数日，没有什么结果。这时冯玉祥在重庆指责说：“有人在香港借和平运动，阴谋破坏抗战阵营。”孔祥熙因马伯援与冯玉祥私交至深，怕外界舆论，便召马伯援回重庆。而居正的女人仍在港与萱野等不时往来接触，继续所谓“和谈”。

    1938年12月24日，马伯援又突然由重庆乘飞机来到香港，说汪精卫昨日出走，下落不明[7]；并说，当他临上飞机时，孔祥熙派李青选到机场密传指示，说孔与蒋两人都受了汪的骗，现在汪的出走，一定是单独投降日本。孔要我们在港、沪大力活动，千方百计采取一切措施，打击和阻挠汪精卫的组织政府活动；同时要设法从侧面暗示萱野，如果日本方面支持汪精卫等少数人组织政府，其结果只会使中国拖长抗战，是不利于中日全面解决纠纷的。

    萱野知道了汪精卫的出走，便终止了和孔祥熙代表的会谈，于1939年元旦前夕借口回上海过年，离港返沪。不久孔祥熙又派人专程来沪，带了他亲笔签名给我的信，意即将此信转告日方。信的内容是：七七事变后，希特勒曾电示德驻日大使赫伯特及驻华大使陶德曼对中日战事进行调解。当时中日双方亦均同意德大使从中斡旋。但中国表示不能订城下之盟，后由陶德曼转去东京五相御前会议表示了此种意见。日方当时曾表示“尊重”中国颜面，“不攻”南京，先协商“休战”。孔某接此电后，正当中政会同仁商讨和平方针问题之际，不料日方不顾信义，侵犯南京，肆意残杀，使和谈陷入僵局。继而头山满又来函表示，希望战区不要扩大，仍愿进行调解“阋墙之争”。终因日方无诚意，扩大侵略，以致亦无结果。日本近几十年来，军备力量较中国方面强，但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物资丰富，外力增援，日本国力长期消耗于中国，如此下去，势必旷日持久，两败俱伤。如果邻国乘机启衅，又将以何种力量起与争雄乎？此又不禁为杞忧者。据闻日本军人近年来气焰嚣张，虽日本天皇也多予以姑容。此次侵华“元老重臣”及“社会名流”多不谓然。萱野这次毅然调解，事虽未成，孔某个人已表感激。唯解铃系铃还在于日本，希望萱野归去多注意这方面工作，以减少前途障碍，云云。我将孔的信给萱野看，数日后萱野才将原函归还。估计原信已摄影带走，孔祥熙与萱野的勾结至此终止。

    孔祥熙与板垣的“和谈”经过

    一路不通，另走一路，孔祥熙仍然命令我通过各种关系，寻找和平门路，继续进行求和活动。1939年夏，我找到了旧日相识的福建人王子惠。王当时任伪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职务，同日本主和派人物闲院宫金子伯爵、畑俊六总司令及川海前总司令等人都有密切关系。我与王接洽后，王即表示为挽救现局，愿奔走和平。当时我将王子惠的情况电告孔祥熙，孔复电要我与王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还提出，希望王子惠辞去伪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职，以便伺机去东京团结主和派人物抵制主战派，以利早日实现和平。王子惠接受了孔祥熙的意见，辞职后不多时，大约在中秋节前就到东京去了。

    1940年4月间，王子惠由东京返沪，报告所获，说已将日本主和派人物闲院宫金子伯爵和裕仁天皇的叔父柳某及头山满等人联为一起。从前这些人是分头各自活动“和平”，而现在则联合一致，认为：1.军部及在华日军首脑板垣征四郎想从速全面结束对华战争；2.和谈以重庆政府为对手，反对支持汪精卫政权。我将上述情况向孔祥熙报告，孔没有复电。

    5月间，王子惠送来板垣亲自用铅笔写的中日和谈五项条件的草稿，其主要内容是：1.共同防共；2.中日经济合作；3.取消汪精卫政权；4.休战；5.撤兵。王子惠还说，板垣亲口讲：如孔同意五项条件，板垣即亲自签名做正式公文送孔，然后约定会谈日期、地点，并希望对此条件在6月6日日本裕仁天皇下诏承认汪精卫政权以前表示态度等情。王还说，日本已同英、法订立密约，封锁滇缅、滇越路以及香港、广州水陆空交通三个月，以协助日本试探和平。王还一再说板垣急切希望与孔会面。

    6月26日，我便携带板垣提出的五项条件的铅笔草稿，还有“汪精卫返都纪念册”等文件，由上海经香港到达重庆。孔祥熙在南温泉山上的寓所接见了我。当他看到“汪精卫返都纪念册”后说：“前几天王晓籁也带来一份，我已给了蒋先生。”对于板垣提出的五项和平条件，孔祥熙是表示接受的，并告诉我说蒋已令胡宗南屯兵五十万于陕甘宁边区，全力对付共产党。

    这时孔祥熙已大量囤集物资，连重庆市上的夏布都收买一空。但因日本方面同时采取军事压力，就在6月间，先后连续数次出动飞机轰炸重庆，炸毁了孔祥熙的范庄寓所和舫庐寓所，绑架了孔祥熙在沪寓所的管事姚文凯，并封锁了港渝飞行线以及滇缅、滇越公路。这一连串的胁迫，使孔祥熙大为烦恼。孔曾当面对我说：“日本人搞的什么鬼，一面叫我斡旋和平，一面又滥炸我的寓所，并将我的管事绑去，严重地妨碍我的工作及向蒋进言之机。”他要我给王子惠打电报询问究竟是为了什么。

    后来，由于各方面对孔祥熙的“和平”运动风传甚烈，孔有所顾忌，一方面由孔二小姐出面，将我撵出他的寓所，并要我暂时隐蔽，避免外人猜疑；一方面则装病休养于南温泉寓所，不上班，不出席会议，不接见宾客，情绪低落。我住在那里很着急，经常经过他的秘书催问情况。有一次孔对我说：“近年来中央同仁看委员长（蒋介石）时，都是准备两份不同的报告，遇着他高兴时送上左手报告，遇上沉闷时则送上右手报告。既无忠诚的诤言者，也无肝胆相见的人，所以事不好办。你也不要着急。”

    孔祥熙虽然感到他为蒋奔走的这一着不甚如意，但仍不死心。7月底在南温泉的寓所中又接见了王子惠派来的“走卒”蔡森。孔见蔡喜形于色。蔡按照孔所问回答说：“王子惠此次由日本东京归来，对前途极表乐观，主要成绩是将几年来分散的主和派团结为一体，使主和力量一致压迫军部，从速全面结束对华战争。主和派已派人来华向板垣征四郎提出东京元老重臣及社会名流的要求，要板垣结束对华战争。”孔并要我和蔡共同将王子惠年来奔走“和运”工作的情况写出书面报告。当书面报告写出后，经孔指定他的机要秘书李青选修改后送给了蒋介石。

    8月10日左右，蒋介石以探病为名，亲往南温泉与孔密谈。蒋孔此次谈话内容虽不知情，但从孔的安排方面，可以断定蒋孔愿意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孔要蔡森归沪告王子惠，必须拿到板垣亲笔公文，以做与板垣会面的保证；同时送蔡森许多钱作为活动经费，并要我将密电本转交蔡森使用。另一方面，孔又命我回沪暗中监视王子惠和蔡森的活动，并在重庆散布烟幕，说我恐遭逮捕已逃跑，用以表示他们和日寇的勾结是贾某所为，与当局无关。他们这种行为，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刺激。

    “宣判画押”式的会谈

    当蔡森回到上海后，王子惠便正式代表孔与日方进行和谈。第一次谈判，日本方面参加的是板垣的代表（板垣与王子惠的联系人）岩奇清七（某财阀代表），孔方面则以王子惠为代表，并有蔡森、贾存德两人列席，地点在王子惠江湾寓所。所谓会谈，实际上是他们早安排好的。在会上只有岩奇清七一个人说了一席话，最后就要中国人在记录上签字。这种“宣判画押”式的会谈，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会议经过是这样的：

    会谈开始，首先由王子惠宣布，为郑重起见，必须做记录。接着就是岩奇清七发言，他说：“日本明治维新多赖首相伊藤博文的英明辅佐，才有富强的基础。所以今天日本、朝鲜各界都尊视蒋委员长为新中国的伊藤博文，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因而日本方面考虑到对防共问题究竟由哪一方面提出为适当，我们认为把防共问题改由中国提出才恰当。因为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而中国是独立大国，外国派兵来参加防共，在国际观瞻上有伤中国颜面。如果对共同防共出自中国邀请，则日本留部分兵力协同防共，不会引起国际轻视和猜疑。”接着蔡森发言，所说的都是一套歌颂中日共存共荣的卖国求荣的话。而王子惠则洗耳恭听，闭口不言。我看形势不对，已有所怀疑。最后要过记录查看，谁知记录比岩奇清七说的还要具体，竟将华北边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各枢纽要地及平奉线上等地方（具体地方因时隔多年记不起来了），注明了由日方驻兵。这时我才醒悟，原来这次会谈是王子惠勾通日方首先布置好的。于是我拒绝了签字，会谈也不欢而散。

    我的隐退

    1944年9月，由松本陪同我在上海虹口兰社中会见了日本少壮派首领和知。此时我已获悉和知与王子惠串通一气，故有所提防。和知开门见山问我：“渝方能否接受汪精卫和日本所订的和平要求？”我说：“不知道。不过按我推想，上次王子惠交我带给渝方的板垣亲手用铅笔写的五项和平条件，渝方是同意的，并要板垣按他自己所说的签署正式公文，确定与孔会谈的时间地点。”这时和知傲慢地说：“恐怕板垣他不敢这样做。”听和知的说话神气，好像和谈之事非由他做不可。后来也听到一些和知与板垣因争夺和平运动引起了许多内部斗争。我亦感到此中的变化难测，这样下去没有什么结果，故最后给孔打个电报，说明自己才识不足，无能为力，避迹隐居。以后孔再也没与我联系，就此我脱离了和孔祥熙的关系。而蒋孔与日寇之和谈，仍由王子惠为代表在港与和知继续秘密进行，丑剧演到何时，我就不知情了。

    日本外交档案中有关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记录

    杨凡译

    一、1937年6月23日，中村与乔的会谈

    孔祥熙秘书兼驻香港的代理人乔辅三[8]，向来避免与日本人发生关系。关于和平问题，虽然汉口方面还没有来试探，但因宇垣大臣对外国记者谈话中发表：当中国方面发生根本变化时，日本打算和谈。因此，孔祥熙叫乔在香港要求和中村总领事会面，打听日本方面的所谓根本变化是什么意思，同时查明日本方面和平谈判的意图。

    中村总领事于6月22日夜与乔见面，听取了对方的希望之后，先由该总领事打听孔院长提出这种要求的经过。乔回答说：本年4月佐藤少将来访时，完全没有讲和的希望，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到这种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应该继续到什么时候？现在，连负责人也深深感到这一点了。他又说：目前虽有一部分激进论者表示反对，但这是可以依蒋介石的意志来决定的。该总领事质问说：虽然以孔院长为首的负责人希望和平，但是中国方面从国内外看来，对讲和有无阻碍呢？乔答复说：以苏联和其他国家当前与中国的关系看来，和谈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同时在内政上，就李、白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来看，虽然未经汉口大致确定，难于明确回答，但李、白在中央的地位并不怎么重要，可作为另一问题处理。只有共产党，如果和谈成功，当然分裂，这个问题有待将来解决。

    其次，乔说：孔祥熙和汪精卫、何应钦等都非常友好，并和各党派亲近，是至今不变的和平主义者。蒋介石本身，内心是希望和平的，这不用说，但是立场上不便说出口。下野问题，蒋本身毫不介意，不过周围的人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到今天还不能得出结论。至于宋子文虽然反对和谈，但仍以蒋的意见为转移。同时战争拖长了，日华两国都有可能受到与远东有关各国的利用。和谈不要第三国参加，希望只在两国之间秘密进行，并一再重复孔祥熙的指示，始终追问要不要蒋介石下野。

    二、对上述中国方面的建议请指示答复

    对于6月23日乔的申请，中村总领事做了回答。蒋介石的辞职，无论怎么说，也是绝对必要的。关于其他条件，待中国方面负责代表派出时再行提出，在等待对方下一回答时，特电请指示。

    因而外务省对中国方面提出的这个问题，指示说，会谈中如提到和平条件大纲时，去年年底已由德国方面提出，谅有所知（参照我方条件附录第三号）。我们认为国民政府现在想以怎样的条件谈和平。如果要和平，首先国民政府方面理应表示真正反省的诚意，讲价钱这时是无用的，大家须开诚布公为维持远东大势而迈进。关于蒋介石下野问题，据东亚局长报告说，是否叫蒋介石下野为和谈的前提条件，东亚局长不便说做何变更，但政府内部某部分人把它认为是绝对条件，主张强硬意见，民间的舆论也一样。

    三、6月28日，中村与乔的会谈

    6月28日，乔秘书再次根据孔祥熙的训令来访中村总领事，希望尽快接到我方的回答。乔私语说：这件事当然不是经过与蒋介石协议过的，同时反复要求把孔院长希望有条件地和谈的诚意，充分转达宇垣大臣。

    四、7月1日，中村与乔的会谈

    7月1日，乔秘书基于孔祥熙的训令意旨来访中村总领事。孔等衷心希望和平，特别希望马上终止战争行动，和谈过去虽由第三国从中折冲，但最后希望由日华双方直接交涉解决。幸好直接折冲之门敞开，希望日本政府迅速答复。

    五、7月13日，中村与乔的会谈

    7月13日夜，乔秘书来访中村总领事，据说：他已把过去会谈时情况做了书面报告。昨日深夜接孔祥熙电话通知，汉口方面诚意希望和平，虽经反复要求，但日本政府果真有此诚意否？经乔根据与该总领事会谈经过确信有可能，详情可面谈回复后，孔即亲自训令乔速回汉口，并预定于15日乘飞机赴汉口。

    其次，乔曾说在这次会谈期间，没有中村总领事参与，中国方面已经通过意大利代办，由汪精卫向日本提出约七项条件，因此，孔对日本建议时，也注意到这些经过，不是出于想讨价还价的态度，而是开诚布公的。但他回答说：汉口政府没有承认这些条件。

    六、7月18日，中村与乔会谈孔祥熙的和平方案

    （一）7月18日，中村与乔的会谈

    7月18日，乔秘书带了孔祥熙的意旨从汉口飞来，当夜与中村总领事会谈，据说孔的意向如下：

    （1）首先，孔祥熙对日华目前情况感到非常遗憾。日本只想用武力来解决中国，中国军队却不容易屈服，同时中国人民的怨恨也日益加深。这样，日华两国必然两败俱伤。在此期间，英、美、法、俄各国，日益扩充军备，日本即使推倒了中国，但由于自身疲惫的结果，日华两国必将同归覆灭，因此，必须早日转向日华共存共荣的路线。

    （2）即使日本维护临时、维新两政府，但是这两个政府都没有真正的群众支持，只是受日本的援助，维持占领地区局部治安而已。两个政府的实力怎样，日本了解最深，将来如果日本与其他国家有事之秋，它们反而是日本的累赘。

    （3）过去因种种缘故，曾有日本人与国民政府接触，但会谈不是连续的，结果有始无终。这次开始与日本政府负责人之一的中村总领事会谈，并依其指引直接提出解决时局的条件，不胜欣喜，但是仔细研究过去日本首相、外相、陆相等的声明，即使充分了解外务当局的远大立场，但因受军部破坏，所有企图恐终成泡影，历史的覆辙是值得忧虑的。

    （4）关于中国依据特意的鼓励提出解决建议，希望在汉口沦陷前迅速完成，如果汉口失陷，讲和就困难了。

    （5）停战是最理想的，希望两军在协定成立时就地停战（其次，乔对中村总领事的质问说，据观察，在停战期间，中国不加强战斗力，例如停止军用品的输送、购买等，同时停止与政府有关系的人的活动，如占领地区的游击队等，都可以考虑）。

    （6）蒋介石自西安事变以后，事实上是国家元首，集全国的众望，因而承认日本要他辞职是困难的；但是日本政府也有一定方针，形势至此，本来行政院长是孔祥熙，因而希望孔负完全责任。

    中村总领事对于上述意见回答说，关于日华共存共荣论，彼此同感。今天的改造内阁，没有军部、外务省的区别，完全是全国一致的内阁，因而这种顾虑实为杞忧。过去虽说有许多日本人接触，但是他们所依赖的，都是你们的错误。总之，孔的具体建议将转达日本政府，但蒋介石不辞职就很难说话。如果要满足日本的条件谈和，蒋氏对中国人民的责任，就是不等待日本的要求也应当辞职，这点如果以日本的责任感看来是不难理解的。乔对这个意见颇有难色。

    （二）孔祥熙的草案，乔辅三提出的和平条件

    乔把以上孔的意见转达后，提出了下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征求中村总领事的看法。

    （1）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承认内蒙古的自治。

    （4）决定华北的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

    （三）关于以上的和平条件，中村与乔的对话

    中村总领事对上述的和平条件认为：除蒋的辞职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外，对日本说来，当然还有其他要求。但对孔草案要加以批评的，首先是：第二项“满洲国”问题，我国不用说，就是各国也已承认的，这是庄严的既成事实，现在来变更同名，不加考虑。

    关于第四项，乔一再说划定河北的特殊区域，从中国方面看来，首先容易引起领土分离的误解，有困难，但希望不限于华北，而在全中国协力进行经济开发。因而中村总领事回答说，如果只是说在全中国平等互惠，则把日本的地位与各国同一看待，到底是不能满足的。过去华北已经形成特殊地位，日本且已进行纯粹的经济提携，由于国民政府对此过分干涉，至成为这次日华事变的原因。因此，当然必须意料到将来，不再发生这种情况，而适应日本任何要求。况且今天华中方面，既设立了我方的经济公司，有鉴于此，从日本方面看来，如果列举特定事项，是不是在全中国都加以承认的意思。乔对此反而回答说：他没有听到孔祥熙详细谈过。

    关于第五项，乔说：日本方面想划定的地方和范围大小都不明确，无法马上承认，以过去上海地区的实例，看来是有困难的。在划定这种地带时，希望日本方面不驻兵。

    关于第六项，由中村总领事提出说：防共是日本方面最重视的。乔回答说：原来国共两党注定要分裂的，因而即使不从国民党方面放手，共产党方面也会自动离开。

    第七项的赔偿问题，乔反复地说中国方面没有力量赔偿。中村总领事说：中国今天的情况，要以现金赔偿是困难的，但在我方看来，中国方面把保管的日人财产等破坏或沉没水中，要求赔偿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付款日期和条件等另行商谈，在原则上则必须承认。乔对此穷于对答。

    其次，乔于到达汉口的7月15日向孔祥熙报告，16日孔即发表上述那样明确的意见。并提到说在此期间，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

    七、7月19日，中村与乔的会谈

    7月19日，中村总领事继续与乔秘书会谈，关于蒋的辞职问题，该总领事提问说：例如一切条件双方都谈妥了，剩下的只是蒋的辞职问题，就是因此而引起和平交涉破裂时，蒋还要坚持保存现在的地位吗？乔回答说：情况已经这样，蒋的处境是困难的，应该下野的。关于临时、维新两政府和国民政府合并组织新政府的问题，乔对该总领事的质问说：该两政府现在已负担维持地方治安，本来同是中国人，因而合并认为是特别容易的，但是以上两个问题都不得作为孔祥熙的负责意见，而是乔的个人看法。

    （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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