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国民政府的军火贸易

    谭光

    国民政府采购军火机构的变化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扩充军队所需的军用品，因国内生产落后，不得不假手上海租界内欧美各国兼营军火生意的洋行向国外洽购。这项工作由军政部军械司及兵工署负责，并为了限制其他派系军队购运，规定军用品非经军政部核发护照不许进口，国内也不许转运。这就造成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发洋财的机会。因为从清季编练新军开始，重轻武器历来都用日、德制品，所以在1928年，蒋介石就派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长陈仪用考察兵工名义前往德国，实际上是去寻找外援。我伯父谭延闿当时任行政院长，因为他的儿子谭伯羽在德国德累斯登工业大学毕业，这时正在柏林等候考博士学位，谭延闿就托陈仪带信给他儿子，并说明如有需要可随时叫伯羽协助。陈到德后，聘谭伯羽做秘书，并要他介绍可靠助手。俞大维那时正由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由哈佛资送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俞和我家是世交，同我兄弟们是童年朋友，所以谭伯羽就介绍俞加入此项工作。俞的中、英、德文都很好，大为陈仪赏识。陈回国后，建议在柏林设立接洽机构，本意要谭伯羽负责。谭因在德已十多年，急于回国，荐俞自代。经蒋介石同意，派俞充任驻德商务专员，组织商务专员处，隶属兵工署，办理关于军用器材的洽购、价格、品质及验收运输事项，最后决定权则仍待国内批准。俞大维从此飞黄腾达，以后充任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就是这样起来的。

    那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因何应钦等经手军火买卖，回佣优厚，看了眼红，就借口中间回佣吃亏甚大，向蒋介石建议应向厂商直接洽购，既可挑拣质量，并且由财政部接洽，改用长期分批付款办法，也可稍纾国库困难。同时宋并将所属缉私营整顿改编为税警团，由财政部自向国外订购武器，质量精良，大为蒋介石赞赏。因此，就将购军火事权交宋主持。这就是国民党军火由财政当局洽购的经过。

    孔祥熙插手军火贸易的由来

    孔祥熙在1932年卸任实业部部长不久，就奉派以考察实业专使名义前赴欧美，在德、意两国代表蒋介石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有所接洽，要求军事援助。他通过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与克虏伯军火企业家族有了密切联系。墨索里尼亦派其婿齐亚诺（后任驻蒋政权大使，不久调回任外交部部长）招待孔参观空军，表示愿代蒋介石建立空军。孔在美国时由于他是欧柏林大学校友，和共和党接近，结识了许多垄断资本家，并与飞机制造厂商有所联系。中国当时正鼓吹航空救国，美国大老板自然不肯失去发财机会。所以孔回国时，带来飞机说明图表甚多。蒋介石原来只寄期望于德、意，孔能在美有所接洽，自然加倍满意。当时曾有设立航空部并由孔主持的拟议，后因军人方面有意见，特别是宋子文表示异议，孔才知难而退。结果撤销航空署，设立航空委员会，由蒋任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孔任委员，负对外接洽之责。但在经济方面，因宋子文心怀嫉愤，不肯痛快拨付，所以先迫宋交出中央银行，由孔任总裁，以便孔插手军火贸易。

    中央信托局的军火贸易

    孔祥熙在1934年4月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对银行内部人事制度原封不动，全部高级职员均是宋的旧人，只派我一人担任秘书，核阅文牍。秘书处却逐步扩大组织，添派洋文秘书，除原有张度外，英文方面添派李骏耀、李耀煌、凌宪扬、陈立廷、陈炳章；法文方面派谢维麟、吴敬安。这班人就是专办洽购军火事项的。到后来孔接任财政部长，掌握了财政金融大权，对军火贸易更是大权独揽。因银行不能出面，所以成立中央信托局来负专责。中信局两个主要业务，都是见不得人的。一个是储蓄处，承袭了法人斯比门的万国储蓄会的衣钵；另一个就是易货处，是专办军火贸易的。易货处由中信局副局长张度兼任经理，李耀煌、吴敬安任副经理。孔自兼中信局理事长，张嘉璈以中行副总裁兼任局长。一切用人行政，都由理事长掌握。对外接洽、签订合同，虽由中信局出面，实际事权均操之于孔。当时因上海码头、仓库都被英、日商人垄断，运到的军用器材无法保密，就特为建筑虬江码头接通铁路，以策安全。抗战后，东南沦陷，国民党政府西迁，中信局在香港所设的驻港办事处，实际上就成了总局。孔在内地，派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专办接运军火转口海防、河内通过滇越铁路内运事宜，同时继续向欧美洽购军火，一直到太平洋战事发生才告中止。

    同德国的军火贸易

    孔掌大权时，谭伯羽已被任为驻德使馆参赞兼办商务专员处事，俞大维回国任兵工署长。过去宋子文时代，与商务专员处常有摩擦，宋只承认它是承转机关，德国国防部对军火出口也有无理阻挠情事。孔就任后，技术方面完全交兵工署商务专员处负责，合同经孔批准后交署、处办理。德国军方通过外交途径，也有所改变。商务专员处事权集中后，就向厂商取得枪炮样板。巩县兵工厂因而自造了“中正式”步枪及迫击炮。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随带了厂商代表克兰，军火方面一切由德顾问决定之后，直接向蒋建议批办。开始时克兰喧宾夺主，后来在商专处验收时发现问题，不予接收，造成僵持局面。克兰派其翻译齐浚（挂名军委会秘书）来疏通接洽。孔因为齐浚有时供给些德顾问内部情况，认为可以利用，常与接近，两方隔阂逐渐消除。枪炮弹药过去都是现金交易，分期付款，后来与德签订易货协定，中国供给矿产品如钨砂等，除运费外，全部根据协定办理。但其中也有特殊情况，如卜福士厂（BOFOS）因受《凡尔塞条约》限制，设在捷克，虽是克虏伯家族企业，其货价就不包括在协定中，不能不付现款。

    意、美、法各国争夺对中国空军控制权

    上文说过意大利帮助建立空军之事。1934年，以罗蒂上校为首的意大利空军顾问团驾机飞来中国。那时杭州笕桥航空学校业已成立，教官、技术员都是美籍，飞机全部美产，笕桥空军基地完全成为美国势力范围。意机只好先停在南京，后移南昌另建基地。这批法西斯强盗在所谓“围剿”中参加侦察轰炸，曾对中国人民做过许多罪恶的事。后因航空委员会主持人宋美龄、毛邦初等及孔都与美国有密切关系，同时在飞机性能方面，意机既敌不过美机，零件补充又不能及时，还要现金交易，结果罗蒂等只好铩羽而归。法商代表欧迪南就拿出分期五年付款的建议乘隙而进，虽然起了些作用，但毕竟敌不过美国飞机。美商代表鲍利更提出最新产品：“马丁”、“波音”均可供给的建议（当时这两种飞机是国际公认最优良的飞机）。欧洲国家的最新出品是限制出口的，德国原来允许供给一批“容克”巨型机，就由于德空军部不准出口，只得废约。美国虽没有限制，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必须现款交易。那年正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所以发动了一个“献机祝寿”运动，向工商界、银行界来了一个劝献，订购了一批马丁机（每架四十万元）。因为南京政府限于财力，无法多订，鲍利就用资本输出方式提出建立中美合办飞机制造厂的计划，蒋、孔当然同意。孔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后由欧飞美时，鲍利先期回国，就是为了洽商这件事。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军火回佣的黑幕

    军火交易的佣金，表面上厂商照洋行经销旧例付给中信局，在合同内扣除，但是还有变相的佣金，如企业的股权、专利让给、独占经销等。抗战胜利后，扬子公司获得大量美厂在东方的经销代理权，就是孔令侃承袭他父亲和美国大老板勾结的关系而取得的。这类私相授受的勾当，据陈立廷（孔的英文秘书，参加英皇加冕典礼时随同赴欧美）告诉我，鲍利曾毫不避讳地和他谈过，并对他个人也有所点缀。法商欧迪南战前在上海和我也谈过这些问题。我表示不便转达，叫他直接和孔去说，并希望他不必说曾和我谈过。后来吴敬安（孔的法文秘书、易货处副经理）曾经告诉我，他是参加了欧迪南这个秘密交易的。此外更不堪的是，有一个奥地利女人伊思麦耶（X'mayer）竟以色相来换得合同，这在当时是件半公开的秘密。有个叫荣宝蕙的女人和陈良的妻子受洋商利用，经常浓装艳服和孔鬼混。这种蝇营狗苟之事本不足污我笔墨，附带一提，说明旧社会的污秽而已。

    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

    陈赓雅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土日蹙，民生疾苦，军政两费亦交感困难。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蒋介石兼主席）乃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不惜竭泽而渔，向西南川、康、滇、黔和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每元折合国币二十元，总计折合国币二十亿元。该项美金公债（以下简称美券）券面，分为一元、三元、五元、十元（美元）数种，以当时美国对华贷款美金五亿元中的五分之一为基金，俟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还美金。初发行时，大肆宣传，略谓：“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实际上仍是压榨抗战人民的血汗，以饱填四大家族的欲壑。

    美券发行手续，在形式上是由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函电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饬各市、县（设治局）劝储支会主任委员（县、局长兼）、副主任委员（财政科长兼），遵照规定指标，向各阶层人民摊派认购，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发美券。可是实际上，却由财政部交由中央银行（总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经售。当时我任云南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负责全省具体准销工作。券面虽印有“民国三十一年发行”字样，云南实际发售系自1943年春季才开始（川、康等省已于1942年冬季开始）。当时一般人民由于饥寒交迫，大多无力购储。豪绅富贾虽然握有大量游资，又多用来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在兑换手续上，先发美券，后收国币，政府固不放心（1942年春季，云南砚山县长某，曾拐骗国币储蓄券二万元潜逃无踪，就是一个显例），但叫人民先缴国币，后领美券，人民同样存有戒备心理，认为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莫购。加之，云南劝储分会主任委员龙云对所分配的全省一千二百万美元的美券任务，阳奉阴违。他以腾（冲）、龙（陵）相继失陷和其他各县旱灾严重为理由，派我两度赴渝，向劝储总会秘书长刘攻芸讨价还价，请转上峰减免云南认储任务数五成，为六百万美元。龙云还不满意，又在一次全省县长“三征”（指粮食征实、征购、征借）会议时，叫他的舅子民政厅长李培天分别密嘱各县县长：“对于美券实在认购的数额，各县务须量体裁衣，可少不可无，随便认购两三成就得了。”因此，云南销售情况很坏。

    至于其他各省，据劝储总会简报统计，除四川、西康、甘肃、青海数省的成绩勉强可观以外，其余各省大都与云南情况差不多。总计全国后方各省，自1942年冬季开始销售，至1943年秋末，实际售出美券的数额，仅达半数，即五千万美元。

    美券在初发行的时候，由于一般人民从未开过这种洋荤，不相信要到哪年哪月才真正兑得美金，即便真正兑得了美金，又不晓得怎样使用，故于购得之后，多愿折本脱售，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券黑市，曾由官价二十元下跌至十七八元。嗣因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国币价值日愈低落，因而美券价值日渐回涨，由初时的十七八元，逐渐涨至二十多元，以至三十元。于是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的孔祥熙及其爪牙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见机会已到，便利用职权，上下其手，对美券大干其贪污舞弊的勾当。

    当时财政部鉴于美券黑市上涨，不利继续出售，突然于1943年10月15日“密函”国库局，合将该项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售出的美券五千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完案。国库局长吕咸便秉承孔祥熙的意旨，阴谋将该项未售山的余额美券，分期分批，全部侵吞朋分。他们真是虎狼心肠，饕餮胃口，第一、二批，竟敢大胆鲸吞相当于三四个省份储额的美券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致使美券市价，一而十、十而百地由每美元二十多元、三十元，狂涨至数百元，从而影响物价更加直线上升，金融更加混乱不堪，蒋管区的民心士气亦更为低落。

    他们蝇营狗苟，进行贪污舞弊的具体罪行是：国库局一奉到财政部的密函，吕咸立即转令各省中央银行分行迅将尚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如数扫解该局。按照正规手续，该局于收到各地美券后，应立即转交业务局承购，缴存国库。可是，吕咸竟拟一签呈，说：“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赀，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符合政府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仁战时生活。”然后又选定一个最“利市”的日期送请孔祥熙审批。孔祥熙早已馋涎欲滴，就大笔一挥，批个“可”字，但不签名，仅盖上一颗“中央银行总裁”的小官章。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美券余额三百五十万零四千二百六十美元，照官价折合国币七千零八万五千二百元，尽先送归孔祥熙一人独吞。不久，他们又第二批购买美券余额七百九十九万五千七百四十美元，照官价折合国币一亿五千九百九十一万四千八百元。

    吕咸所拟的签呈，系于1944年1月递送的。当时根据重庆《国民公报》经济栏所载，是月美券最低价为20日的二百五十元，最高价为16日的二百七十三元。以官价每一美元折合国币二十元售出，即使价款全部缴入国库，孔祥熙、吕咸等所获暴利之巨，已足骇人听闻。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更可恨的是，他们竟想一毛不拔，鲸吞人民血汗达国币二十余亿元之多！

    他们鲸吞美券的手法，真是巧妙已极。国库局将上述第一批美券余额三百五十万零四千二百六十美元付出传票之后，照例须附有签名领据，但由于他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贪污勾当，就没有人敢签名具领，也就未附有领据，仅以债券科副主任徐俊卿收据一纸为附件，就闯关而过。查债券科活期存款账第四五七号美券预售户1944年2月15日列付国币七千零八万五千二百元摘要栏内，并无记载，有记账员曹瑞凤注明。这七千零八万五千二百元的债款，同日在业务局有价证券账公记户内及该局贴放科账内各自空转一笔，实际上业务局并未经手办过此项债款的收付。业务局之所以并未经手，即说明系国库局内部进行舞弊贪污。

    再查前项四五七号账内，尚有两笔债款值得注意：一笔是1944年6月3日的一亿五千三百零一万三千二百元；另一笔是同年8月19日的七百一十万元，摘要栏内均未记有来源，有“记账员吕智民”做证。这也显然说明是在继续舞弊。否则，为什么不大大方方，根据事实，记出它们的来源呢？复次，孔祥熙首先独吞的那笔（第一批）美券三百五十余万美元，系用中南等银行本票三纸套购。按照银行业务的正式手续，国库局对于购债人所交他行票据，照例须由债券科缮制交换收入传票，交由出纳科列账转送交换，才算完成正式手续。但这次所交他行票据，径由债券科将该项本票直接解交业务局，另缮转账传票，显然是不欲他科看到此项本票，另生枝节。同时，国库局还做了一番手脚，将债款转于保管库，开列专户保管，其实保管是空的，债券却早被套购到市场上兴风作浪去了。

    合计上述第一、二批贪污舞弊的三笔债款，共达一千一百五十万零九千九百二十美元。当时重庆《国民公报》所载美券最低市价为二百五十元，贪污犯仅照官价折合国币二十元购进，而且实际上交钱不交钱都无关系，仅以期票换美券，即以票换票，买空卖空，其中即有很大差价可赚，其公式略为：（250-20）×11509920=230×11509920=2647281600（元），即被贪污了国币二十六亿四千七百余万元。如以当时全国四亿人口摊算，平均每人头上即被剥削国币达六元五角以上；若以当时大后方两亿人口摊算，摊到每人身上的则为十三元以上。再就美券本身而论，他们第一、二批贪污数额即达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等于四川一省的实际储额，或者三个云南的实际储额。可是，他们还不满足，得一望二眼观三，仍在大打其如意算盘，妄想把相当于九个省份美券实际储额约五千万美元，分期分批，全部鲸吞干净，真是胆大包天，令人发指！

    孔祥熙、吕咸等贪污美券的罪行，激起了一些爱国人士的义愤，不惜千方百计，冒险将全部材料搜集起来，提供给我（我当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7月在重庆开参政会时，我根据这些材料制成提案，准备请大会讨论通过，送请政府严办。参政会主席团王世杰劝我说：“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大会规定，提案须有五个以上的参政员联署才能成立）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我当答以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接着，侍从室陈布雷以新闻界前辈身份来访，谓：“这提案资料的收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提出讨论，当然也很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美、英、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前此不久，政府决定黄金加价，被财政部高秉坊泄露消息，掀起轩然大波，友邦朝野人士，即啧有烦言。现在不幸又另有一空前大舞弊案的发生，必然更会引起友邦的失望与不满，为抗战招致‘失道寡助’的后果，想来也不是大家所愿望的。基此理由，拟请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人亲交主席（蒋介石）认真查办，比较妥当。”当经征得联署人和资料供给人的同意（王世杰也找各联署人分别谈过），便把提案改为书面检举，重托交办。

    当时我认为：这议案不走明路走暗路，官官相护，很可能会无下文。联署人傅斯年说：“不交也不行，但可另找一个方式，戳他一下。”傅便照原案，另拟一简要“质询案”，于行政院长张群在参政会上做工作报告时，提出询问。这个质询案虽然也轰动大会，但原稿仍被侍从室立即提去，说是蒋介石要提前看，所以大会秘书处无从补印文件。加之，新闻检查封锁，案情不得公开，社会上也就不能了解内幕的真相如何了。

    这次孔祥熙所贪污的美券，数字实在巨大得特别惊人，而且贪污的证据有的是抄件，有的是报章，有的是照相，都无法销毁抵赖。蒋介石起初阴谋袒护包庇，但因不断有人追问，亦不便厚颜佯装不理，不得不在形式上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等进行查办。结果，于参政会闭幕后一月左右，曾见一则轻描淡抹的有关消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刊诸重庆《中央日报》，此外，就不见再有有关新闻继续登出。不久，傅斯年因调解西南联合大学学运问题，由重庆到昆明见告：凡贪污分肥该项美券的巨头，都已承认分期吐出。不过，起初参与这宗贪污案的下面几个职员，曾分到点蝇头小利，他们怕巨头嫁娲，已潜逃无踪。

    1945年冬末，张继和他老婆崔振华到昆做书法展览（实际是变相卖字），据谈：监察院长于右任对美券贪污案也曾提过孔祥熙的弹劾案。从孔祥熙等承认吐出款额多寡中，可以大概了解他们分肥的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贪污犯对债款承认分期吐出，也不过聊以敷衍舆论，并为国民党政府《惩治贪污条例》的煌煌明文遮一遮羞而已。又所谓“分期吐出”，究竟截至何时、吐出多少等，都只有“天晓得”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