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千万元物资走私案见闻

    吕恢祺

    抗战时期，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信托局曾经发生了一件掩护价值三千万元的一笔走私物资案件，我当时在中央信托局信托处文书科工作，对这事有一些了解。现就所闻所见的情况叙述于后。

    林世良是孔家所豢养的奴才，以专门讨好孔家太太、小姐、少爷而为宋霭龄所赏识。自从他被孔祥熙提拔为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之后，孔家更利用他控制一批运输工具进行投机生意，大发国难财。

    许性初，又名许立德，复旦毕业，曾留学意大利，回国后在香港办了一家大时代书局。他与孔祥熙大儿子孔令侃交称莫逆，1940年由孔令侃介绍，许性初到重庆与孔祥熙见面，曾上过签呈劝孔祥熙效法美国总统罗斯福，网罗“俊彦”作为智囊团。孔祥熙很赏识他，就把《财政评论》月刊交他主办，同时安排他做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秘书兼信托处经理，成为孔系爪牙中一个红得发紫的角色。

    在滇缅路通车之后，一些投机私商通过这条路大做其国外贸易，经常有企业商行用物资向中央信托局申请办理押汇业务，一般都由许性初决定算数。就在这时候，孔家利用林世良包庇私商大成公司一批走私物资（当时价值三千万元），偷偷从滇缅路运往重庆，不料被军统所辖缉私站查获。当时林世良就代表大成公司向中央信托局申请办理押汇业务，企图以合法手续来掩盖这批走私物资。第一次林世良直接找许性初，许因林世良过去看不起他，不肯办理。第二次由孔令仪出面，许性初无法拒绝，当即成立了押汇契约（但因这笔押汇只是为了掩盖走私，所以实际上并未付款）。

    有一天，许性初叫我到经理办公室，出示林世良交来用大成公司负责人名义的私信，要我用他私人名义复信许可，同时将来信和复信底稿作为业务档案，随同信托科所成立的押汇契约装订存卷（这两封信后来由军法执行总监部没收）。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这时正和孔祥熙不睦，就借此机会向蒋介石告发，经蒋下令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严办。军法执行总监部起初只将林世良逮捕，对许性初还给以自由。这时许性初曾连续写了两封“何总监亲启”的信，要我代他送往重庆纯阳洞街何成浚的公馆里（信的内容我不知道）。但不久许性初也被逮捕，关入重庆土桥军人监狱。

    由于许性初是复旦毕业的，当时复旦系统中一些政治人物如潘公展之流曾设法找人向蒋介石说情，同时军事法庭经过一年多的侦查审讯，认为许性初确未在这件案子里弄钱，才在第二年宣判时被释，林世良则被判处死刑。

    孔祥熙与“三不”公司

    祝世康[9]

    国民党政府掠夺人民财富，除了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以外，还经常以发行和操纵公债为手段向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从1927年到1936年，国民党政府巧立名目共发行公债达四十五种之多，总计法币三十九亿元；此外还有英金公债一百五十万镑。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发行内债十二种，共值法币六十八亿三千万元。抗日战争结束，政学系分子登台以后，更变本加厉，除了从恶性通货膨胀方面掠夺大量的人民财富之外，因当时政府信誉扫地，人民不愿承购法币公债，便用美金做幌子来发行公债，欺骗人民。这就是1947年发行的“三十六年短期库券”美金三亿元和美金公债一亿元。估计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时期，合并起来，国民党政府在二十年的统治期间一共发行了五十九种内债，共计法币一百零七亿三千万元，美金六亿元，英金两千一百五十万英镑和关金一亿单位。

    国民党统治集团一面巧立名目，发行各种各样的公债，一面又操纵公债市场，凭借特权，肆无忌惮地进行投机倒把的勾当。1936年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投机公司在市场活动，同时由财政部放出整理公债的空气，扬言打算发行一种新公债来调换各种旧公债，重新规定利息，以免市场混乱等。后来，他们又向市场散播烟幕说，这次政府整理公债是因为财政困难，对旧公债要停止付息。人民本来对国民党政府的公债不信任，尤其是小户人家一听到这种传说便着了慌，纷纷把手里的公债在市场抛售，使各种旧公债的价格在几天内一落千尺。徐堪、陈行和宋子良却乘机大量吸收，隔了几天，他们又利用中央银行的雄厚资金，压倒一切小户，在市场上哄抬，使公债行情又重新暴涨，在短短的几天中，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甚至自杀。徐堪、陈行和宋子良耍了几次投机倒把的把戏，赚到三千多万元的暴利。

    在那次投机公债的风潮中，不仅许多小户破产，有些银行钱庄也受到影响。后来，市场上发觉这个秘密公司的内幕，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全上海的工商界都知道有一个“三不公司”。所谓“三不”，是指徐堪的“不堪”、陈行的“不行”和宋子良的“不良”，用来表示对官僚资本的切齿痛恨。这个“三不公司”是以孔祥熙为后台，由徐堪主持其事。徐堪在公债大涨大跌的时候，常由南京赶到上海，在外滩十五号三楼陈行的办公室内，拿起桌上的对讲电话，不停地发号施令，兴风作浪。陈行在旁协助，参与机密；宋子良经常用电话向国货银行拨头寸。徐堪本来是宋子文做财政部长时的钱币司长，孔祥熙做了财政部长后，因他诡计多端，会想办法，把他升为次长。由于他用心险、手段辣，很多吃过他苦头的人都说：“此人不堪。”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时，财政部虽限制银行提存办法，徐堪却用几百万法币到汇丰银行换取英镑，向国外输送。后来，徐堪见政学系声势烜赫，又投靠了张群，从而升为粮食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徐更利用职权套取巨额外汇，由粮食部用派员赴美国考察的名义，派了总务司长杨锡志将他的几房家眷送往加拿大。徐堪本人也在解放前夕逃到加拿大去做白华了。

    宋子良是孔祥熙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间本来由于争权夺利，存在着矛盾，宋子良却可以从中调停。因此，孔祥熙让他担任国货银行的董事长，宋子文也安插他在建设银公司做总经理。陈行同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是亲密的同班同学。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勾结美国在华的垄断资本集团，做了中华懋业银行经理，并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他平时常常同美国顾问杨格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孔祥熙因他与徐堪串通一气，就让他参与投机倒把的秘密。

    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孔祥熙虽垮了台，继任行政院长的是宋子文，接替财政部长的是政学系分子俞鸿钧。“三不公司”投机倒把的法门也就由政学系承袭下来，由俞鸿钧和刘攻芸等在上海市场散播烟幕，传出财政部将对战前统一公债“优惠还本”的消息，同时财政部对于这种谣传却故意保持缄默，不加否认。结果使一百元票面的统一公债两种涨到三百余元，到1946年4月曾达八千四百元的最高峰，即高出票面达八十余倍，到了6月初，由俞鸿钧秘密组织的投机公司以六千元的价格抛出大量现货。隔了不久，财政部宣布“按票面价值偿还战前公债”。这样一来，公债价格便一泻如注，使上海十几家做公债投机的证券字号关门大吉，宣告倒闭。另有一家银行——大亚银行从此歇业。据估计，这次公债风波影响很大，使公债持有人遭到一千五百亿元的巨大损失。参与这次投机的俞鸿钧等却腰缠万贯，满载而归。

    孔祥熙与复兴公司

    宁鲲南

    1940年夏，我在复旦大学会计系毕业，经人介绍到富华公司财务科工作。1941年富华公司合并于复兴公司，我也随之转入复兴总公司财务处任职，一直到复兴公司停办才离开。现就回忆所及，将该公司的情况记载下来，以供参考。

    复兴公司的成立与停办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加外汇收入，巩固财政，在对外贸易方面，放弃过去的自由贸易政策，代之以垄断、控制的办法，颁布统治对外贸易的法令。在这个前提下，于1938年成立了贸易委员会，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

    当时出口物资主要是：猪鬃、桐油、生丝、皮张、羊毛、茶叶、枸杞等农牧产品。贸易委员会为了经营这些出口物资的业务，分别设立了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等业务管理机构，经办上述出口物资的收购和运销。初期，复兴公司专门经营桐油，富华公司经营猪鬃、生丝、皮张、羊毛、枸杞等，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红、绿茶叶。

    上述三个公司于1938年同时在重庆成立，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复兴公司董事长由孔祥熙兼任。后来为了统一管理和紧缩开支，1941年撤销富华公司，其经营业务和人员合并于复兴公司。1943年中国茶叶公司继之撤销，茶叶经营也并入复兴公司。1945年，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实行所谓自由贸易，因而在1945年下半年撤销复兴公司。实际上，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操纵在官僚买办资本家之手。

    复兴公司的组织

    复兴公司隶属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贸易委员会，计分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储运站等管理机构，另外还有西南运输处和猪鬃整理工厂。总公司设庄重庆上清寺生生公园旧址，内设总务、业务、财务、储运四处和统计室等业务机构。

    总公司总经理是席德炳，他最早是富华公司的总经理，是孔祥熙手下高级干部席德懋的弟弟，所以席氏也成了孔家的得力高干之一。席氏曾在西洋留学，回国后不吃中餐，浑身洋气十足，每天只到总公司办两小时的公就走了，一般职员很少看见他。

    总务处经理是张华联，业务处副经理是胡鸣玉；财务处经理郑九鼎，两个副经理，一个姓张，一个姓金；储运处经理夏道湘，副经理俞大刚。各处经理、副经理等主要人员，都和孔家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例如，夏道湘是孔祥熙秘书鲁佩璋的内弟（鲁后来升任财政部次长），俞大刚是俞大维的弟弟，郑九鼎和贸易委员会陈光甫有着历史性的私人关系。

    复兴分公司计有：四川、西北（兰州）、贵州、云南、苏皖、江西、浙江、仰光等分公司。分公司以下设有办事处和储运站，四川分公司有万县、泸县两办事处。总公司共有职工四百多人，每一分公司有经理一人，副经理若干人，职工七八十人。每一办事处二十余人；储运站职工人数不等，大的有几十人，小的十人左右。

    以上各公司的人事调配权，都集中于总公司，主要人员除来自孔氏系统以外，因陈光甫任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而复兴公司是在陈氏领导下成立的，所以上海银行的人被调入复兴公司的甚多。如郑九鼎曾任上海银行襄理，财务处的职员大部也来自上海银行，另外又新吸收为数不少的大学毕业生。

    复兴公司西南运输处属总公司领导，机构相当庞大，拥有近千辆的载重汽车，是当时中国西南通向国外的一个主要运输单位。在该单位里，有不少人利用当时往来国内外的运输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单说一个复兴公司的汽车司机，跑几次仰光，就可以赚黄金一两根条子。不仅如此，沿途还可以捎带“黄鱼”（汽车在途中搭客称为黄鱼）、“黑鱼”、“白鱼”。“黄鱼”是给司机车钱的，“黑鱼”是不给车钱的，“白鱼”是和司机有关系的人，不给车钱的。但运输处的押运人员和往来的司机，主要赚钱之道并不在搭客，而是靠他们来回的投机倒把，当时被称为运输人员的“黄金时代”。

    复兴公司的业务

    （1）复兴公司出口贸易经营对象，主要是桐油、猪鬃、生丝、皮张、羊毛、茶叶等农牧产品。此外也零星经营一些枸杞、鸡毛、鸭毛、地毯等货物，其中数量较大的出口物资是：猪鬃、生丝、桐油、茶叶，其次是皮张、羊毛。猪鬃、生丝、桐油等货物来源，主要靠四川；茶叶来源靠浙皖两省，川、黔、云南地区也有一部分；皮张、羊毛主要依靠西北各省；江浙生丝虽出产丰富，因地处日寇统治之下，只能收购到一部分。

    复兴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收购和运输，至于销售问题，它只是履行贸易委员会和国际间的订购合同，这一部分的市场联系工作，是无须复兴公司负责的。收购方面也不烦琐，因为它所收购的是经过加工的成品，复兴公司并不直接和生产者发生交易关系，而是向各地专业公司收购。当时收购量较大的是四川，那里的四川丝业公司、畜产公司、崇德公司等，是专门经营复兴公司出口物资的。它们经常在各城镇、农村收购原料，经过加工后，转售给复兴公司。

    国内收购按公斤计价，牌价由贸易委员会随时调整公布，这种公布的牌价就是加工后的成品价格。至于各地加工单位在收购原料时，完全由它们自行定价，定多少就是多少，从没有人和它们竞争，因为出口物资大部分属统制物资，是独家经营的，各地生产者除卖给它们外，别无其他销路，因此各个专业公司都大发其财。它们虽是私人资本的公司，但直接间接都和官僚资本有密切关系，所以操纵市价和发财最多的还是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

    这些专业公司为了顺利达到发财目的，对于复兴公司的总经理、经理和某些中级主管人员，都经常进行贿赂式的拉拢。据我所知道的，四川丝业公司、畜产公司、崇德公司的经理，就常和复兴公司总经理和各地经理往来酬应；特别是复兴公司的业务处经理，最受他们欢迎。复兴公司的货物验收人员也常是他们的座上客，因为通过验收，有时可以把二级品列入一级品来计价。这三家专业公司在每年年节，照例都要分别宴请复兴公司全体职员，吃一次上等酒席。

    （2）出口物资中品种、规格要求较严的是猪鬃，它分黄鬃、黑鬃、白鬃、野猪鬃四种。白鬃和野猪鬃价格最高。各种颜色猪鬃规格以尺码为标准，二英寸为起码的标准，一直到六英寸，每种英寸的猪鬃中又分为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等规格。出口猪鬃都要由加工公司装配成箱，每箱总数量是一百关斤，即一关担（0.60479公斤等于一关斤）。每一箱定为十七种规格，名曰配箱。在这十七种规格的猪鬃中，二英寸的扎子占全箱的百分之五十，最珍贵的六寸猪鬃只有二两。一般以一匹为销售单位，一匹五个箱，即五十关担，等于五千关斤。复兴公司不直接和外国购货单位发生经济上的结算关系，直接和外国结算的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复兴公司出口多少物资，按国内结汇价格和财政部结算。当时结汇价格，平均每一关斤猪鬃四美元多，一箱猪鬃计四百多美元。国民党财政部根据美元牌价，以法币拨付复兴公司。当时全国包括沦陷区在内，全年的猪鬃市场供应量估计约有十万关担，而复兴公司只能收购到二三万关担，这是因为沦陷区的猪鬃大部分被日本掠夺去了。

    桐油也是出口量较大的物资，但价格低、体积大、利润不高，其出口量也没有猪鬃大。当时还有一部分桐油内销，如贸易委员会主办的桐油裂炼工厂，可以裂炼成汽油的代用油，专门内销。四川出产的桐油还卖给大明炼油厂、植物油总厂（官僚资本）等加工冶炼后，销售国内市场。

    （3）当时和中国订有合同，收买这些物资的国家，计有英、美、法、苏。给英、美、法等国的货物，由中国运往仰光、印度出口，从那里再转海运，分别运往各国。至售给苏联的物资，绝大部分是猪鬃，用飞机由我国西北运往苏联。

    复兴公司在西北收购的货物，除出售给苏联的以外，都运送重庆集中，再转运西南出口。在各沦陷区收购的物资，也都是通过各种运输渠道，分别集中重庆、贵州、昆明，再陆续转仰光、印度出口。完成这些运输任务，除了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外，大部由复兴公司西南运输处负责自运。

    复兴公司的财务

    复兴公司出口物资都有一定的利润可图，无如有些东西数量太少，或者是体积较大，成本加高，如桐油、地毯、枸杞、鸡毛、鸭毛等，所获利润并不太多。在收入方面，主要依靠猪鬃、生丝、茶叶、皮张、羊毛等货物赚钱。

    我所知道的猪鬃一项，每年出口量有两万到三万关担，每关担单价四百多美元，全年贸易流水可达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美元。加上其他出口物资，全公司整个贸易金额每年平均有七八千万美元。1942年或者是1943年，在那一年内，整个公司除去开支的纯利润有法币三千多万元。

    复兴公司的经营管理虽有一套成本核算制度，但毕竟是一个官僚机构，浪费很大，开支很多，利润也就相应减少了。例如，总公司、分公司经理级以上的职员颇多，他们每个人的工资底薪，每月至少是四五百元，科长级的工资底薪，最少是每月二百元。所有职员工资底薪也比一般企业高，而且每年调整一次，每个人都可得到加薪，其增加幅度是五元到二十元不等。我在那里五年，共计增加薪水六十元。按规定：每年除十二个月的薪水外，各发三个节日的奖金，即五月节、八月节、年节。每节的奖金等于每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复兴公司的职员每年可以领到十五个月的工资。

    整个复兴公司包括西南运输处和猪鬃整理加工厂在内的职工，计三四千人，仅每月工资开支就是一笔庞大的数字。虽说复兴公司从开始到结束，其盈余是不多的，但也换回了不少外汇，对整个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起了一定的作用。

    （宁剑南 整理）

    官僚资本在“证交”的巧取豪夺

    许念晖

    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证交”）以股票和公债为投机筹码，在这个投机市场中活动的各种人物，发财的心理虽同，手腕却各各有异，好比群鱼争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但在大风大浪之中，常常发现一种特大的鱼，张开血盆大口，大鱼小鱼虾米一起被它吞掉。这种特大的鱼就是垄断资本集团。他们在投机市场组织了“三不公司”，控制着若干证券字号。由于他们挟有雄厚的资本，凭借优越的地位，又用化名和化身从国家金融机关中取得大批放款，而且消息灵通，有未卜先知之明，因而做投机生意时，有“手到擒来”之势。其实“灵通”二字还形容得不够恰当，他们本身就掌握了消息，可以左右一切，要抬哪种公债，哪种公债就直线上涨，而当他们认为已涨到饱和点时，又暗中放出，一放一收，从而攫取巨额暴利。他们有时也碰到另外一种强有力的集团与之唱对台戏，形成两雄角逐的局面，于是，他们就运用政治权力予敌人以无情的打击，或者用欺诈手腕，暗中撒网，将对方诱骗入网，因此，这种特大的鱼是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的。

    投机市场中的“大鱼”，就是大公司、大银行、大企业的主持人。他们处在金融动荡不定的时期，并不致力于正当生产，却以全副精神在市场中捞鱼，心狠手辣，不逊于特大的鱼。他们与豪门资本有勾结，消息也很灵通，一般是“跟批头”[10]，吞进大批小鱼和虾米，但有时为豪门所卖，本身也被吞吃掉。1935年的“廿三关”税库券风潮和1936年统一公债发行前夕的公债跌风，就是他们被出卖的两个明显的例子。

    1934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一万万元，照公债发行条例的规定，每百元实收九十八元。但是，以前发行库券或公债，事实上都是以对折先向银行抵押，然后送到交易所开拍，做出来的行情一般在六折左右，然后再以低于行情一折半与银行结价，银行有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可得，所以乐于承受。这原是国民党政府勾结江浙财阀，筹措军费的一贯手法。廿三关税库券条例，其偿还期限及利率，均与二十年续发卷烟库券相仿（当时交易所简称为“四卷”，因为是第四次续发的），但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却高出一折（四卷为六十元左右，“廿三关”开出的市价却在七十元以上，因为“三不公司”暗中在拉抬）。银行界觉得这个行情一定站不住，于是纷纷卖出“廿三关”，买进“四卷”。“三不公司”存心要和银行界为难（无异绑票），就乘尚未结价之前，大量买进“廿三关”。银行界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财政部迟早要与银行结价，因此存在笃定思想。后来市价越做越高，才发觉其中有诈，不免恐慌起来，因此不得不忍痛在市场补进。“三不公司”所控制的各证券字号乘机散布谣言说：“政府准备收回廿三关税库券，改发二十四年关税公债一万万元。”接着，七十七号经纪人福大（背景是中国实业银行董事徐堪），均以七十六元高价收进，市价直线上涨，步高至七十七元，涨逾四元停拍。停拍后谣传将涨到百元，超过票面，暗盘仍在续涨。翌日（1935年2月12日），市场各帮的眼光都集中在“廿三关”上，买卖极为旺盛。银行界感到这项谣言可真可假，将来如果交不出债票，被财政部扣上一顶“破坏债信”的大帽子，就会吃不消，只得忍痛在市场继续补进。不料操纵者乘机继续加码，价格高至七十八元，三月期竟达到八十余元，距票面仅剩六元（库券分期还本，此时“廿三关”库券票面已不到百元）。此种市面，实为公债有史以来所未有。做到第四盘时，因受上盘影响，开出前档，其他各种公债仍然一致微涨。迨做到“廿三关”时，气候突然变化，四十七号明大号、四十八号信大号、五十三号国庆号和五十四号华丰号都接到大陆银行副理沈元鼎（徐堪亲信）的电话，限七十六元左右卖出。因此市场骤起回风，除五十三号国庆号卖出一百七十万外，其余三家，则因限价没有受主，都未成交。第三天（1935年2月13日），各报登载财政部发言人的谈话，声明没有收回“廿三关”之事，但市场仍有谣言，传本月内即有收回的可能。这样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的做法，造成了市场上极度混乱的现象，狂起暴落，最高价做到八十一元八角，最低为七十元四角。不少自命消息灵通的人，随着“三不公司”买进，以致倾家荡产，有的因此丧命。

    原来这是“三不公司”所布置的一幕骗局。他们做多头完成计划后，即由徐堪将“决定收回廿三关”的消息有意识地泄露给刘子余。刘为中国实业银行设立的中记号经理（兼中国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他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是“看见骰面子押宝”，于是大做多头；同时引动了“中实”方面很多人，以为在赵公元帅的照顾下，一定可以发财，因此，大家借了钱来“跟批头”。其中押注最多的是“中实”储信部经理沈宝昌（沈在1914-1924年任上海县知事达十年之久，交游广阔，集资达五十万元），几乎是倾其所有来打这次胜算可操的仗。后来“廿三关”惨落，证券字号向沈追缴保证金，他因刺激过甚，翌日即发脑溢血症而死。其次是中国银行沪行经理贝淞荪的岳父蒋履福，他是当时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也被徐堪所卖，受了很大的损失。

    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次“廿三关”风潮，完全是孔（祥熙）、徐（堪）等摆下的天门阵。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几个亲信（如沈宝昌、蒋履福等），放出收回廿三关税库券，改发二十四年关税公债的空气，把“廿三关”的价格抬到饱和点，然后大量出笼。这些豪门资本，除操纵国计民生事业外，还要在投机市场上兴风作浪，张网捕鱼。至于别人的家破人亡，他们是丝毫不以为意的。

    当收回库券传言甚盛时，李馥荪（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兼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往见孔祥熙，先询以收回库券改发一万万元公债之说是否可信。孔说：“政府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确有这么一个打算。库券仅有五千万，若照以往与银行结价的通例，财部实收不过两千五百万元，这是无济于事的。”这番话既不否认外间传言，也无肯定的语气。李馥荪深恐财部收回“廿三关”券，银行无货可交，将要受到处分，于是向孔说：如政府发行一万万元公债交银行结价，财政部所得亦不过五千万元，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影响债信，未免得不偿失；照部长的说法，改发公债不过是增加两千五百万元的问题，银行界可以另外效力。当时孔即表示，如果银行界能按九八发行结价，财政部自可不必收回。因此，后来收回库券改为结价了事。这样一来，银行界的损失不过少赚两千五百万元，而且可以取偿于一般存户身上。最苦的是被出卖的“跟批头”的一群“淘金客”，成了替罪的羔羊，但也是自作自受耳。

    此外，还有利用政治权力在市场上打击对方的事例。1936年，统一公债发行前夕，“证交”市场谣言纷起：有的说公债将延长还本期限十年，停止付息；有的说即令不停止付息，亦将减息为二厘，因此市价一致看小，纷纷卖出。上海总商会电请南京财政部表明态度，澄清谣言，维持债信。财政部接电后，既不承认，又不否认，只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政府整理公债，就是维持债信云云。银行界手中债票最多，当然最为关心，便推钱新之等五人到南京与财政部联系，并探询真相。钱等返沪后，虽然心中有数，但也不敢道破真相，而市场谣言不息，市价仍然继续下跌。当时自命消息灵通的人士，均认为债市行情有利于“做空头”。大陆银行储信部大量卖出，经理沈季宣本人卖出更多，而建设银行公司宋子良却趁低价大量收进。由于“空方”集团力量不弱，市价仍然带疲，于是宋子良扎了一些毛人，手持十足证金，分向各证券号做上门多头交易，借以造成利多空气（一般有信用的熟客户在交易所做买卖时，并不需要交付十足证金）。同时，宋子良还利用政权关系，由财政部命令上海交易所：“为了制裁奸商扰乱金融，操纵债市，所有公债卖户均应一律现货交易。”此项严格措施，在上海交易所是没有前例的。当时大陆银行储信部卖出债票过多，无物可交，感到十分狼狈。幸由四行储蓄会、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大力支援，借给现货过关。由大陆储信部贴费每百元二元，一部分竟贴到每百元四元。难关虽然渡过，但所受损失很大，沈季宣本人更弄得焦头烂额，虽未追随其兄沈宝昌走上死亡的道路，但后来竟做了汉奸（上海沦陷后，沈任日方华兴银行总经理兼维新政府的财政部次长）。

    参加证券交易所投机活动的，除官僚资产阶级外，尚有下台军人和失意政客，许崇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用“吴福记”的户名大做公债。他在政治上一贯站在反蒋的立场，因此主观上对公债行情总是看低，凡是市场上看高的消息，他总是摇头不信，说是靠不住。可是市场上起了看低的传言时，即使是离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也深信不疑。有一次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一下，给他六万元在南京中山陵园修建住宅，他就用这笔赠款在交易所大做空头。他自命对粤方（反蒋势力）的消息非常灵通，这次做空头一定可以大赚其钱。但是，结果仍然惨败，交不出现货，最后还是由杜月笙出面，通过徐堪，由南京财政部代他交货了事。

    “三不公司”的几次翻戏

    俞莱山

    20世纪30年代上海债市的混乱情形，是众所周知的。还有许多是人为的“无风三尺浪”，而这些兴风作浪者，并不是一般的普通商人，而是那时候的当朝显宦、投机市场上臭名昭著的“三不公司”。这个公司虽没有正式挂起招牌，但它的实力雄厚，在国内无疑是首屈一指，称霸投机市场，真是莫之敢撄。至于这个公司为什么取名“三不”？乃是就它的三个负责人的名字取的。这三个负责人，就是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宋子良、财政部钱币司长徐堪。他们三个人尽管在倚势凌人、投机倒把方面自命是“行”、“良”、“堪”，但是谈到人格却是“不行”、“不良”、“不堪”。“三不”两字，虽然是“私谥”，却是非常正确。“三不公司”的罪恶勾当擢发难数，兹仅就其在证券市场中的几次翻戏，叙述如下。

    一次是制造九六公债停止上市的谣言。1935年大陆银行储信部经理沈季宣、副理钱翼如（财政部公债司长蒋履福的亲家）依据他们自己的“聪明”，看到九六公债虽无利息，而远近期间亦复有一定差额（远期比近期约高二角），起先是利用储信部附设的信大证券号（四十八号经纪人）散户九六多头转账（由沈等做空头），在每个月散户多头调期时（卖出近期，买进远期），沈等即可获得这笔差额。他们认为这是“无本套息”，成为他们每月固定收入（沈经常放二百万空头，每月贴进四千元）。以后越做越大，在交易所存账上也有一定空头额子。有一次由于钱翼如得意忘形，曾将这个办法透露给他的亲家蒋履福，事为“三不公司”知悉，认为有机可乘，先在储信部里面制造九六公债应当停止上市的谣言，使蒋履福信以为真。蒋除自己在七十七号（蒋所开设的福大号）放空外，并向钱等转播。接着沈、钱在四十八号（信大）空头加码，同时四十六号国祥（国货银行副业，该行董事长为宋子良）也在大量卖出，引起散户多头大起恐慌，跟着多翻空，市价跌至六元（每百元），为交易所黑板上有史以来的最低价。实际上“三不公司”早已化成许多户头，分向各经纪号充作散户买进，最后由福大、国祥再以补空姿态抬价买进，实际是多头加码。这次翻戏不独沈季宣、钱翼如长期积蓄被它一扫而光；在一跌一涨之间，真正散户却吃了两面耳光。这件事对“三不公司”来说只能算“随意小吃”，但因做九六公债的散户一般都不是真正有钱的人，所以这一次的翻戏却是一幕真正的惨剧。

    另一次则是制造“廿三关”库券收回换发的谣言。国民党政府由于财政入不敷出，依靠借债度日，的确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无日不在“过关”。就交易所上市的公债说，除盐税库券、统税库券、卷烟库券以及虽以关税担保而不以关税为名的善后库券、赈灾公债等不计外，正式以“关”字称的，计有十八关、十九关、二十关、廿二关、廿三关五道关。在国民党万税时期，政府只要觅到一笔税源，为了寅食卯粮，总是先发行一种库券，向银行做对折抵押，一面在交易所做开高一点行市后，即按对折结与银行。政府向劳动人民横征暴敛所剥削来的款项，只通过这样手续，竟以一半分给银行，所以它的公债政策尽管一再失信（“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延期减息和后来改统一公债时又一次延期减息），仍能一纸风行，为老牌北洋军阀望尘莫及。

    “廿三关”是交易所的简称，它的全名是“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这项库券发行经过，也和以前的几个“关”一样，是以对折抵押于银行的。不过这次稍有不同之点，就是它在交易所开出的行情较过去提高一折。过去一般都是以六折做开，对折结价。这次却是按七折做开。因此有好几家银行依据过去的经验，认为迟早总是结价，顶多把价钱结得高些，过去结对折，这次至多结六折，自己以七折卖出，不独有利可图，并且谈不到风险，因之即陆续将此项做抵押品的“廿三关”在交易所卖出。“三不公司”看到交易所的存账逐日增加，因此项库券尚在抵押期内，还未结价，银行竟敢私自盗卖，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轧空”机会。在银行卖出的时候，他们就陆续买进，一方面散播谣言，说是“二十三年关税库券将要收回，改发二十三年关税公债”。这个消息由徐堪透露给他的“亲信”中国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刘子余（刘兼中实副业中记证券号经理，充证券交易所第三十二号经纪人），并委托刘代为买进。刘得到这个消息，不独自己跟了批头，还引动许多朋友买进。因为此项库券刚刚发行，尚未结价，市面流通额子不多，在大众哄抬之下，竟将行情抬至九折以上（那时廿三关票面余额已不到九十元，市价最高时做到八十一、八十）。但在大众哄抬时候，“三不公司”不独多头出笼，并且乘机翻空。待他们大额空头放出后，反转脸来给银行做个“人情”，准许银行按照发行条例结价，即每百元实收九十八元。银行以货色业已卖出，不敢担当盗卖罪名，只好吃一次硬亏。这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十年间唯一按照条例发行的债券。原因是为了帮助“三不公司”轧空，不能不牺牲一下江浙财阀的利益。

    此外还有一次更毒辣的统一公债发行前的大翻戏。交易所大小投机客户，都是具有敏感性的。当时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迟早一定崩溃，也是尽人皆知的。为什么有人做“空”，同时也会有人做“多”，说来并不奇怪。在同一情况下，可以看跌，也可以看涨，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单就白银国有、改行法币以后的证券市场，即有两种绝对不同看法：一种是看涨，理由是改法币后外汇基金有了美国的靠山，法币价值从此可以稳定，银根松滥，存款利息一定降低，公债和法币已结成一体，与其存法币不如投资于公债，既有优厚利息，又能按期还本；一种看跌，理由是以法币既没有现金准备，同时也就没有保证准备（过去发行部门保证准备，规定必须以国家公债提供），从此证券没有出路，况且政府发行法币可以不花利息，以后无须再发公债，更不必顾虑公债信用，认为公债一定延期减息，乃至停付本息若干年。两种理由，同样言之成理。“三不公司”也就利用这些心理演了一幕出色的大翻戏。首先是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大陆银行沈籁清（沈元鼎，在徐堪任财政部长时任政务次长），国华银行瞿季刚（美国把持下的国际开发银行常务理事）这些人大放利多谣言，并由中央银行降低套息利率（最低做过四厘）来哄抬市价，最高时全部债券都涨到八折以上，以证实前面那种利多消息。就在此时，由于他们多翻空，市价步跌，谣言纷起。当上海总商会电请维持债信时，除由孔祥熙亲自出面来“混乱黑白……为投机者利用外”（孔复总商会电文中词句），并命令中央银行停做套息，从而也证实了前面那种利空消息。他们在一涨一跌中真是左右逢源，而一班大小散户，则无论多空，都被他们一网打尽。

    以上几次证券风潮，都证明了“三不公司”是怎样凭借政治和金融力量来掠夺人民财富的罪魁祸首，其手段的毒辣，绝非一般商业投机所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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