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陈果夫的微妙关系

    杨 铎

    孔祥熙与陈果夫之间，无论在人事上或金融上都有过不少的争夺，高秉坊一案算是此中一例了。

    在高秉坊首先开办税训班之时，得罪了CC系的首脑陈果夫。因为陈果夫在当时国民党的中央，以“中央政治学校”为CC系的干部培养所，作为把持政治之计。不但CC的嫡系要由此出身，就是高考及格人员，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后，也需再到中央政治学校的研究部，受半年的复训。这好比基督教的洗礼一般，必须受了洗礼，才能认为是自己人。他把持得这样严密，岂能容许高秉坊另设训练机构？因此陈果夫便与孔祥熙商谈，最好打消开办税训班之议，所需干部可由中央政治学校供给，即或不然，这税训班也可由“政大”代办。孔祥熙不欲树敌，原无不可，而高秉坊坚持不同意，这就不知不觉地给了陈果夫一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

    高秉坊自知不能与CC首脑陈果夫分庭抗礼，遂即建议孔祥熙向最高当局提请派遣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兼任税训班训育主任。孔祥熙如议转呈，当即批准，由财政部正式函聘桂永清为税训班训育主任。这个办法，不仅封住了陈果夫的口，并且刺痛了陈果夫的心。

    桂永清是黄埔系的主要骨干，对CC是不大买账的，并且乐得接近这些刚毕业的青年大学生。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小小的兼差，干得非常起劲。税训班初办无地址，桂永清就慨然让出他的孝陵卫总队部的一个课堂和一间营房，借税训班使用。这真令陈果夫哭笑不得，只好干瞪着眼睛生气。

    到1942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又奉令合并于直接税，统一征收，高秉坊负责接管。当时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曾派员持函面会高秉坊说：“四川营业税分局中，有六个分局长担任着中统的任务，商请保留。”高秉坊为人率直，不甚买账。告以直接税人员要有一定的资历，合格的一律留用，不合格的就无法通融；一个业务机关，不能分担另一个不同机构的任务，在税务员中，照章也是要时常调动的，不能总在一个职位和一个地方。

    据说接管后，这六个分局长，就有四个不合格的被撤换，一个不合格的被内调，只有一个留任的分局长，也由江津调到永川。CC系认为高秉坊大逆不道，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内拔牙。旧恨新仇，恨高秉坊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生。

    孔祥熙因“黄金案”交卸财政部部长，这在当时固然有其主观原因，而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政学系与CC两派的倾轧、排挤。及至孔祥熙下台以后，继任人选又为接近政学系的俞鸿钧所攫取，CC方面虽说有个鲁佩璋擢任为常务次长，究竟无大权力，也不能起什么作用。CC是不肯甘心放手的。

    据我所知，CC打入财政部的计划，是从“高考”着手的。所以凡属“高考”及格分发到财政部的人员，都是有计划地陆续攫取高位，不过限于资历，当然不能一步登天，然而已是布满要津，待机而动。及至挤孔祥熙下台以后，CC满以为可以取而代之，谁知又被政学系捷足先登，竟至落空，不得已而思其次，乃着眼于直接税署，仇视高秉坊，以消其平日之积怨。

    在孔祥熙下台之时，人们对于高秉坊的出路，有两种揣测：一是随同下台；一是继续来干。因为高秉坊确实是孔祥熙的亲信，在道义上说，确有联翩下台的必要。而况政治上，高秉坊除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外，其他无多依傍，似乎大树已倒，难免猢狲之散。至于在“孔门”中为高秉坊一手扶植的鲁佩璋之所以能够由秘书长擢升常务次长，那也是因为他投靠了CC的缘故。

    高秉坊当时的表示，是既不辞职，也不消极，仍然稳坐钓鱼台地继续干下去。高秉坊的这种表示，对久欲打入财政部，而又与他有积怨的CC看来，更加不能容忍，视之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酝酿复酝酿，终于在1945年2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高秉坊贪污案。

    孔祥熙与戴笠争夺缉私权

    朱 偰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的后方缉私和检查机关林立，正当商人如不走门路，真是寸步难行。统计起来，有下列许多检查机关：

    （一）关税方面，有海关外勤人员，水上有缉私舰艇；

    （二）盐务方面，有盐务税警，并有武装配备；

    （三）统税方面，有统税稽征员，并设有查验所；

    （四）公路方面，有公路管理稽查处（以曾养甫为首，检查货物运输）；（五）军统方面，有公路统一运输检查处（戴笠为首，表面上是检查军人走私，实际上是无恶不作）。

    除了上述五个系统以外，还有宋子良主持的西南运输处，在滇缅公路上运输军火，以检查商货是否夹带军械，同时也检查商运。这几个检查机关，经常彼此发生冲突，往往甲要放行，乙要扣留，商人叫苦连天。其中尤以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分子，横行无忌，在金城江到遵义的公路上，公然抢走已经报关完税的商货，逍遥法外，海关人员畏之如虎，也不敢过问。

    这些检查机关之间发生冲突，便经常告到上级机关，于是财政部、军委会、交通部之间，也经常发生争论。财政部认为货运检查，事涉缉私，征税、补税，应由海关统一检查。军委会则认为抗战期间，军事第一，尤其军人走私，财政部无权也无力加以制止，只有军统才可取缔。交通部则认为该部有统一管理公路运输之权，应该由公路管理稽查处检查货运。三部会几经蹉商结果，决定成立缉私处（后改缉私署），于各交通要道口设“统一检查站”；把盐务机关的税警科，税务机关的查验所，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的地方查缉机构，先后撤销，而分别把缉私和征税的任务，交由缉私处和海关接收办理。这个缉私处名义上属于财政部，但关于处长人选，孔祥熙和蒋介石意见却不一致：孔因戴笠枪毙他手下的中央信托局科长林世良有私怨，不肯让戴笠做缉私处处长，在给蒋签呈的时候，请委派杨虎做缉私处处长，但是蒋却把杨虎二字圈去，改填戴笠二字，于是缉私处落到戴笠手中。戴做了缉私处处长以后，又把缉私处扩大为署，把军统局的人员大批调来。缉私署人员以夹带商货乔装商人往沦陷区刺探军情为名，大量从后方走私到沦陷区去；另一方面，又从沦陷区私运违禁物品到后方来。海关虽和军统之间有所摩擦，但敢怒而不敢言，可是孔祥熙手下的王巽之（苏浙区烟类专卖局长）从贵阳走私禁运卷烟和盘纸出口，被三桥统一检查站查获，军统却一直告到监察院，这时孔祥熙已被迫下台，王失去了靠山，终于被撤职查办。自从缉私署成立以后，海关在后方的权力缩小，仅仅限于征税补税，所有查缉的任务完全归了缉私署。这种情况，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沿海沿江各关恢复海上、江上缉私，才有所改变。尤其是在上海，海关一百年来有它传统的权力，缉私人员既多，海上缉私舰队又有武装配备，所以海关又收回了缉私的权力。然而军统和海关的摩擦，始终没有停止。

    孔祥熙与陈果夫、戴笠间的龃龉

    谭子薪 张 淼

    孔祥熙自1933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抗战期间又任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中、交、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联总处理事会副主席等职，集财政金融大权于一身，烜赫一时，但其政誉欠佳，群众对之不满，报章上常有抨击文章。

    国民党中的CC系陈果夫，占据着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权势位置，直接领导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调查统计局。CC系对孔祥熙，由于权力斗争，积不相能，弄得孔祥熙的政治处境更加恶劣，几至无以自处，有些会议应该由财政部长亲自出席的，孔祥熙似乎有意回避，辄派次长俞鸿钧代表，更加深了人们对孔的不满情绪。1944年6月，国际金融货币会议在美国召开，孔祥熙任中国全权代表前往参加，会后，留美疗疾，迟迟不回国，并将本兼各职先后辞掉，在美久居。据当时传说，俞鸿钧见孔已失势，转投二陈，果然俞鸿钧真除了财长职务。

    高秉坊追随孔祥熙，渊源较久，孔是他的唯一政治靠山。孔任实业部长，高任总务司司长；孔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高任赋税司司长、直接税署署长等职。但高始终为司署长一级，并未晋升官阶，后来的人反居其上。高恃才傲物，心不甘服，往往为些小事伤人感情，政治上带来不利影响。高深得孔的信任，在孔下面，可以大胆负责，放手做事。及至孔辞职后，冰山已倒，形势全非，自己还占据着直接税署这一重要位置不让，遭人嫉诟，早在意中。孔祥熙1944年6月赴美，审计部1944年夏到直接税署查“丙保证金”；因孔祥熙留美未归，高案于1945年2月发生，并以军事委员会命令撤职。从时间上，不难看出，此案纯属派系斗争产物，打孔先打高，借以堵死孔再起之望，高当了替罪羊。

    高秉坊一向厌恶军统。当时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是戴笠，所辖各地缉私机构都由军统人员主持，他们往往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以致怨声载道。各分局时有反映，高秉坊往往就原件上批注“请雨农（戴的别号）兄阅”，或“送戴署长”。此类信件，有去无还，日久天长，能不积怨？高平时亦不讳言缉私署之短。其次曾在部务会议上，建议各地部属机关牌子上只写机关名称，不冠以“财政部”三字，并常说财政部的名誉就是被他们（指缉私单位）弄坏了。后来缉私署终被撤销，传说高主张最力。果如此，则结怨之深可知。

    高案审讯过程中，法院屡次提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的调查材料做证。案发后，军统局尚派特务人员到直接税署，侦察情况，搜集材料。当时，李锐接任直接税署署长，不过是过渡性质，翌年，即改派军统人员王抚洲来当署长。王抚洲曾任财政部缉私署主任秘书有年，是戴笠的亲信。后来王抚洲在直接税署内和同事们闲谈中曾透露过：“以前外面都说直接税署是发财机关，进来以后才知道，制度定得死死的，光见数字不见钱（指高所倡订的稽征、纳库分立制度）。”一语道破，原来他们抢夺直接税是为发财而来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