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其人其事-马寅初怒斥孔祥熙与被捕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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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抨击孔祥熙与被捕经过

    叶沛婴

    马寅初于1939年春到1940年12月,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致力于办好商学院,并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抗日战争节节败退,而孔祥熙、宋子文等四大家族,却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加以滥发钞票,形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财政经济,危机四伏,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马老目睹时艰,痛心疾首,自感义不容辞,便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马老不畏权贵,敢言敢怒,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1940年初秋,蒋介石侍从室通知重大校长叶元龙去见蒋。一见面,蒋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命叶元龙下星期四陪马寅初去见他。

    叶校长回到学校,告诉了我,要我转达马老。我深感难办,但又不便违背叶的嘱托。当日,我就上歌乐山见马老,告知此事。马老听了很气愤,没有立即作答。天色已晚,我就住在马家,心情沉重。翌晨,马老对我说:“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我下山返校,将马老的话回复叶元龙。我又说:“马先生意志坚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勉强。”叶沉吟不语。我又说:“你去见蒋时,就说马先生有病如何?”叶摇摇头说:“马先生明明在上课,我怎么能说他有病呢?”叶元龙深知马老为人,从来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不能再劝。

    下一个星期四,叶元龙一个人再去见蒋,小心地应付了几句。蒋介石亦知用高压手段无效,最后对叶说:“我要同马寅初谈谈,你叫他以后再来看我。”

    威胁不成,改施利诱。过了一些日子,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来找叶元龙,说奉孔祥熙之命,敦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要叶陪同他去。叶深知马老刚正不阿、不屈不挠的性格,忙道:“你万万不可以对马先生说这个话。”可是金还是去了,果然扫兴而归。

    不久,马老又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做了一次公开演讲,他不仅骂了孔宋贪污,发国难财,还骂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蒋介石恼羞成怒,用法西斯手段,托词派马寅初到第三战区考察经济,命宪兵团长胡某把他逮捕,被监禁在江西上饶和贵州息烽达二十一个月之久。

    1941年3月,商学院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老六十寿辰为名,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登报通知他的亲朋故旧和学生,谋求扩大影响,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营救马老恢复自由。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见报大惊,打电话找叶元龙去。一见面,就说:“这样做,置委员长于何地?”严词责令叶回校制止。但是由于学生的坚持,祝寿大会如期举行。

    马老被捕后,校长叶元龙就一再呈请辞职,于1941年暑假批准。直到1942年8月,国民党政府迫于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和重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老释放回渝,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1944年,马老终于返回重庆大学商学院上课。他利用讲堂,照旧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足见马老的斗争精神。

    马寅初面斥孔祥熙纪实

    潘伦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学术界的老前辈,也是研究财政经济的杰出人才。他在任立法委员时,先后担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秘书长,对于当时财经法案的审议,无论在大会上和审查会上,都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力陈利害得失,据理力争,不管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他是不为这些炙手可热的权贵力量所屈服的。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有关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和修订关税等有损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法案时,马先生总是大声疾呼,坚决主张不予通过。即使孔宋亲自出席立法院会议,强作种种说明和辩解,他仍是坚持真理,做面对面的斗争。因之,孔宋对他是畏之如虎,恨之入骨。

    日寇入侵,南京沦陷,马先生来到重庆,受重庆大学之聘,任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社此时也迁到重庆。1939年物价开始上涨。法币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美钞的投机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突然公布将当时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以致人心震动,物价犹如脱缰之马,猛烈上升,市场一片混乱。但财政当局以及和财政当局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却不遗余力地尽量购进美元、黄金、银圆和一切可购的物资,一夜之间他们的资财就翻了一番。有的人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关系,向银行借入大量法币抢购美元、黄金,隔日即可用一半美元偿还借款,自己净得一半,真是白手起家。马先生对此十分愤恨,于1939年秋借重庆道门口银行公会场址,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事前马先生特亲邀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大会开会后,马先生致开幕词,说明学社会集了财经专家,人才济济,应负起责任,和财政当局共商对策,以解救当前财政经济的危机。经社员鼓掌赞同后,马先生接着说:“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想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经情况和政策,给我们做一指导。”马先生将了孔祥熙一军,将得孔祥熙面红耳赤,但在大家热烈鼓掌和都把眼睛盯着他的情况下,他也只得走上台去,敷衍一阵。

    马先生在孔祥熙发言将毕时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马先生接着又说:“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地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做何解释?”“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当时到会社员,虽然感觉马先生的发言会触怒孔祥熙,但以他不畏权势,敢于说出大家要说的心里话,激起了对马先生的敬佩,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致使孔祥熙在台上呆若木鸡,无言答对,下不了台。后经有人提议休息十分钟,才解决了这个僵局。部长先生也就乘此机会,托言有事,溜之大吉,但他心中对马先生这样无情的揭露,是恨之入骨的。

    1940年,马先生又于重大礼堂召开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除在重庆的社员外,后方各地如广州、桂林、昆明等地社员也均到重庆参加,仍就当时政府的财政措施,加以批判和责难。当时财政部长仍为孔祥熙,虽然他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但鉴于上一年会所受的窘迫,不敢参加,不过出席大会的社员依附孔宋者,不乏其人,因之,马先生对当时财政当局的指责和批判,自会一一传到孔祥熙的耳中。

    四大家族为了铲除异己,压制舆论,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于1941年以最卑鄙的手段指派特务到重大商学院劫持马先生,并将他送至息烽软禁起来,一时群情大哗!当时特务到了商学院,佯言请马先生开会,同学们见情况有异,纷纷出来阻止马先生上车,并和特务力争,但马先生深恐同学激于义愤酿成事端,力劝同学们冷静,并说:“同学们放心,看他们岂奈我何!”就这样马先生失去了自由,中国经济学社也就自然地停止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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