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高秉坊

    胡先传

    高秉坊其人

    高秉坊，号春如，山东省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由于金陵大学教授凌道扬与山东鲁案督办王正廷系留美同学，高由凌道扬介绍于王正廷，在鲁案督办公署任科长，孔祥熙亦同在该署任处长：孔任青岛电报局长，高做总务科长；以后孔任实业部长，高做总务司长。高秉坊一直是孔祥熙手下的总务“人才”和亲信。

    可是，在实业部总务司长任内，因孔的孩子每天上、下学校，要总务司安排汽车迎送，经常到实业部各办公室内，打骂吵闹。高自以为是孔多年部属，关系密切，摆出所谓父执的面孔，在孩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孩子们哭着回家，向宋霭龄哭诉被高秉坊打了头。打孩子，欺老娘，属员犯长官，那还了得。经高秉坊多次赔礼请罪，事情表面上平息，实际上宋霭龄还是愤愤不平。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所有部内司、处长以上人员都拟了名单，高秉坊又是名单上内定的总务司司长，正等着跟孔祥熙走马上任。谁知好梦难圆，当拟定名单提交宋霭龄审核决定时，宋对高秉坊的总务司长提出反对意见，说你（指孔祥熙）既然喜欢高春如，给高什么位置都不管，就是不能给高做总务司长。凭这几句话，高的总务司长吹了。孔祥熙在接任的前夕，临时把赋税司长与总务司长姓名用笔钩转了一下。于是高秉坊迷迷糊糊地当上了财政部赋税司司长，由赋税司长引出了直接税的一段文章。

    高秉坊从政数十年，深知旧官场的风云变化，通晓旧官场的官诀。他经常私下说：“政治上就是玩钱、玩人。有钱人才兜得转，有人才捧得高。玩要玩得漂亮。要钱要做得手脚干净，要人要有用处目的。”这几句话，道出了他的为政箴言。他在直接税的主政时期就是玩钱、玩人。

    高秉坊主管着财政部内重要的税收机构——直接税署。在重庆开办了“财政部财务人员训练班”，分设“税务班”与“财务班”。税务班的毕业学员分发在财政部所属各税务机构，财务班的毕业学员则分发在各银行工作，目的在于插手税务机构和金融事业。虽然，这两个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高在玩“钱”上是有全局布置、野心勃勃的。

    玩人，高秉坊耍尽了花招。首先，在孔祥熙左右建立宗派性的亲信集团，利用并包围孔来达到个人的名利私欲。他先拉进博山同乡李毓万（号青选）充当孔的亲信随从秘书。一切重要文件，不通过秘书李毓万，孔是不会直接看到的；而孔祥熙的批示决定，又多根据秘书的签拟办法，写上“如拟”两个字，就成为定案，甚至由秘书掌管孔的图章，在文件上盖上图章就算了事。高秉坊与李毓万既是同县小同乡，又是老朋友，利用这个关系，把住了孔祥熙的所谓“官邸”这一关。同时，高又拉进了山东同乡鲁佩璋充任财政部秘书长，所有财政部一切重要公文，都要经过“鲁麻子”的手，成为孔祥熙暨财政部的当家总管。这样，鲁佩璋又把持着财政部的政务了。

    此外，在属员中尽量培植个人势力。就拿关吉玉来说吧。关吉玉系满人，改从汉姓，在东北大学毕业后，曾到德国学经济，回国后，在东北大学教书，后投在高秉坊门下，于赋税司所属“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任委员。适逢财政部设立“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代表财政部处理四川的财政事宜，高便商同鲁佩璋、李毓万等向孔祥熙力荐关吉玉担任特派员。1937年直接税在各省设立机构时，关又兼任川康所得税办事处处长。1942年以前，高系赋税司司长兼任直接税署长，一人担任两个重要职务，财政部内其他头目也就想挖出他一个职位来，高格于形势，辞去赋税司长，专任直接税署长，赋税司长一职推荐关吉玉接任，高做赋税司的太上司长。以后，关吉玉任财政部次长，粮食部次长、部长，虽是政学系的关系，但开始硬是高秉坊培植起来的。

    高在直接税范围内，借所谓考训制度，即直接税的人员都要经过考试、训练，招考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总计不下千名，这批大学生都成为高的子弟兵，也是控制直接税基层机构的基本力量。高对这些考训学员，不仅在直接税部门提拔培养，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外扩充势力。例如，由该署资送直接税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朱元到美国留学，以便利用留学生的招牌，猎取更重要的职位。又如安插赵佩玺到财政部人事处任科长。赵系直接税训练班第二期学员，山西省太原人，与孔祥熙算是老乡。财政部人事处是山西人的势力范围，外人不易插进去。高利用赵的山西同乡关系，插入了人事处，以后直接税要通过人事处的事，自然得到方便照顾。所有这些做法，不外是见缝插针，把个人势力逐渐地布置到各有关部门中，来完成玩人的阵法。在抗战胜利时，高的子弟兵中，如于学思任东北某省的财政厅长，吴仕汉由江西税务管理局局长而改就庐山管理局局长，这种例子很多。

    把冷差事办成热场面

    高秉坊谈到直接税时，总不忘提到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的关系，说它是推动直接税的先锋力量。究竟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与直接税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高任财政部赋税司长，执掌监督和指导各省租税征收的行政权，并没有任何税收的实际征收权。在财政部内，盐税有盐政司和盐务总局主管，关税有关务署主管，货物税有货物税署主管，各有局长和署长，轮不上也不许高插手过问。而各省财政厅主管的租税，则以财政厅长多是地方实力派，各玩各的一套，对财政部的行政指挥并不买账。因此，赋税司算是热衙门里的冷差事。

    高挖空心思，见缝插针，乃于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中，由赋税司提出整理地方捐税的议案，认为各省地方捐税，名目繁多，需进行整理。议案通过，就在赋税司内设一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专司其事，实际上高秉坊对设立这个委员会，有两个打算：第一，利用这个委员会，借整理地方捐税的名义，对各省财政插上一手，同时与各省财政厅长取得联系。比如委员会经常派出委员到各省去，与各省财政厅长勾勾搭搭，发表一些地方捐税的调查报告，如关吉玉的江西营业税调查报告。第二，利用这个委员会，可安置一批私人力量，作为个人政治资本，相机扩大个人势力。当时，委员会内收容的官僚政客，确实不少。有下台的官僚，如毛龙章（毛为军阀刘镇华的军需处处长，做过安徽省行政督察专员，刘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毛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有失意的政客，如梁敬錞、宁恩承等（梁曾任最高法院推事，高利用梁订立一切直接税法规；宁系东北大学毕业，由张学良资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东北大学教书，后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参与对日外交事项）。他如各种留学生张淼（留法、浙江温州人）、关吉玉、孙超烜（江苏人，留美）等人。高秉坊收罗了这批官僚、政客、留学生，作为个人扩充政治资本的储备力量，而他们又利用高秉坊作为其升官发财的靠山，互相利用勾结，各有所图。

    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虽可安置一批人，但究竟是空架子，没有任何实际权力。高秉坊衡度情况，要进一步掌有实权的财政行政机构，还得另想办法。好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整理地方捐税的下文，还埋下了创办新税的伏笔。高氏智囊团之一，号称谋士的宁恩承，自命对所得税有研究，在日本学租税制度，乘机提出中国要创办所得税，在财政史上打开一个新局面。高秉坊正合心意，大加赞许，委员们也随声附和，努力促成。最后由高秉坊向孔祥熙上条陈，建议创办所得税。“欲图改革我国财政，非从改革税制入手不可。而所得税之倡办，实负有此项重大之使命。”案经通过，乃由宁恩承出主意，梁敬錞写成法规条文，拟成所得税暂行条例二十二条，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若干条，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征收须知，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税征收须知，第三类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征收须知等法令条文，分别核准施行，所得税遂于1937年1月1日开征，为中国直接税走出了第一步。

    1936年7月1日在财政部内设立直接税筹备处，负责筹备所得税的征收，所得税稽征法令的草拟订立，机构的设立，人员的安排等。处长高秉坊兼，副处长梁敬錞。由于当时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包括公司、行栈、商号、工厂或个人资本在两千元以上营利所得，与一时营利事业之所得。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包括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之所得。第三类证券存款利息之所得，包括公债及存款利息所得。因此，直接税筹备处内按税收类别，分组办事。第一组掌管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的征收事宜，组长为宁恩承。第二组掌管薪给报酬和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事宜，组长为张萃。第三组掌管会计统计事宜，组长为孙超烜。所有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的全副人马，都移到直接税筹备处来了。

    1936年10月直接税筹备处改称所得税事务处，处内各级主管人员仍是原班未动。同月设立所得税事物处驻沪办事处，处长由梁敬錞兼，认为上海系全国工商业者首要地区，推行顺利，其他各省自可迎刃而解。梁到上海后，衡情度势，以上海会计师为工商业大资本家的智囊，大商号、大工厂多聘会计师为常年顾问，而开征所得税又增添了会计师一桩业务项目，开辟了一条生财大道。因此，由潘序伦、徐永祚等分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造成舆论，继之上海市商会发表通电，表示同意开征所得税。

    接着在同年12月设立苏（兼辖南京市）、皖、浙、赣、湘、鄂、粤、川、康、滇、黔、陕、甘、宁、青、新等省办事处。12月21日后，又设福建办事处。正当派定人员，兴高采烈，预备走马上任时，发生了西安事件，南京政权摇摇欲坠，派定各省人员又都垂头丧气，虑成画饼，最后，高秉坊得到孔祥熙的指示，按原计划进行。

    1940年开征遗产税后，直接税体系的所得税与遗产税两大主干已完全具备。征收机构也做相应的扩充改组。1941年1月1日起，财政部直接税处改组为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副署长孙超烜。

    省局以下，则多以行政专署所在地设立直接税分局，各县则设查征所。税收繁苛，搜刮聚敛，遍及偏僻角落，无所逃于“赤足税”（抗战时，社会上称直接税为赤足税，因其搜刮之苛，可剥得光身赤足）。当时，直接税署主管稽征的税收项目有所得税，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遗产税、印花税、营业税五大项，直接税署相应地成为财政部内重要而庞大的热烘烘的衙门了。

    一场争夺战

    如上所述，由于直接税署主管的征收范围不断扩大，顿时成为财政部内油水多的肥缺。部内重要头目谁不眼红心动，都想染指分尝。但直接税在高秉坊的控制下，耍了一些花招，人事上提出考训制度，缚住了各方想插进来的手，封住了各方想荐人的嘴。同时，只有高秉坊的徒子徒孙，才能在直接税充当大大小小的官儿，建立与巩固高秉坊在直接税的独立王国。

    于是财政部内重要大头目间，装出一副关心税收的假惺惺姿态，产生这样的议论：财政部内有直接税署，又有货物税署，各省有直接税局，又有货物税局，征收机构，层次重叠，人员繁多，开支浩大，得想法节约国库开支；而商人把同一种商货，既要到直接税局完直接税，又要到货物税局完货物税，手续繁复，辗转需时，货不畅流。于是有人建议，把直接税署与货物税署合并为国税署，各省把直、货两税局合并为国税局，则机构单纯，开支节省，便国利民。在堂皇的说法中，隐藏着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勾当。由财政部的内部议论，逐步向外发展，取得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赞成，成为政治上的压力。高秉坊看到大势不妙，寡不敌众，要挖他的墙脚了。直接税的局面，高秉坊认为是他打出来的，别人染指禁脔，心何能甘。

    当时情况，货物税署署长张静愚（张任货物税署前，曾任财政部禁烟总局局长，所谓禁烟局，实际上就是贩卖鸦片毒品的公开专设机构，这个机构名义上隶属财政部，实际上是隶属蒋介石的侍从室）素与蒋介石的侍从室有关系。高秉坊虽系孔祥熙的红人，但张静愚通过侍从室下一张条子，孔祥熙也抵挡不了，国税署长就要落到张静愚手里。高从政多年，宦海风波，几曾遭遇，于是与亲信智囊人物商讨熟筹之下，遂向孔祥熙进言，直接税有一套独立完整的考训人事制度，业务人员尽是青年学生，不易驾驭，如骤然合并，恐生纠纷，不若处之以渐，逐步推进，较为适宜。办法是直、货两署暂维现状，分别单独设立，各省先把直、货两局合并，看合并以后效果如何，再做处理。鲁佩璋、李毓万辈亦从旁力促孔祥熙采纳，以保住高秉坊直接税署长的座位。

    1943年2月，各省直、货两税局正式合并为税务管理局。各省管理局局长由直、货两税二一添作五，平分秋色。事实上高秉坊利用与孔祥熙的关系，在定名单时，把出身于直接税的人，算作直税局长名额分内，其他非直接税出身，而原任直接税局长者（如由各地方权势保举的直税局长），即算作货物税应占局长名额分下。因此，直接税仍占着局长名额分配的上风。名单发表，张静愚只有忍气吞声地认输，下一回合再做较量。

    由于省局、分局都是直、货两税合并组织的，因此，争吵哄闹，丑态百出。如果某局的主管人是直接税的，货物税人员必遇事反对，反之亦然。直、货两税人员同在一处办公，彼此视如路人，不通往来，不交言笑，俨然冤家对头，而高秉坊与张静愚各怀鬼胎，带头制造摩擦。

    在争吵声中，1945年3月，高秉坊因贪污案送法院，直接税署长由李锐接充（李系湖南人，原任货物税署副署长，1946年由直接税署长转任湖南财政厅长），张静愚也兔死狐悲，销声匿迹，一场肉搏争夺战就此告终。

    轰动全国的贪污案

    1945年3月高秉坊因贪污案革职，移送法院处理，为轰动全国的一大贪污案件。时孔祥熙因黄金舞弊案，在“国人皆曰可杀”声中，被轰下台来，由原任财政部政务次长的政学系俞鸿钧接长。案发日，高用毕早餐，正拟到直接税署去。俞鸿钧派来专人召唤，云有要事商量，嘱立即到俞办公室去。高随来员前往，至则俞鸿钧以革职令文和法院拘票示高，俞未发一言，即走出办公室，高则由法院来人拘往。直接税署人员闻讯，惊惶万状，莫知所措。而原任货物税署副署长的李锐即时到直接税署接署长职。

    送法院后，初判死刑，法院对当时官场现实，自是揣摩功深，死刑是奉命判了，自有人出来转弯说项，因此，仅止于判，而未言及执行，留有余地，好看风使舵。果然，孔祥熙自美回国，想办法为亲信属员说情了。自己出面说话，实在难以启齿，也不一定有效果，于是由孔祥熙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项，婉言罪只贪污，而判死刑有欠民主法度。蒋介石外表责孔以家事不当告诸外使，内心不敢不从赫尔利的说法。高遂由赫尔利的一言，由死刑而改判无期徒刑了。

    从此，高在重庆监狱度其超级狱犯的生活，教同狱犯人识字，出资在狱内自建住房。1949年，重庆解放后，高释放出狱。

    孔祥熙与盛升颐

    恽慰甘

    盛升颐是孔祥熙和宋霭龄手下的红人，这儿，有必要说说他的出身：盛升颐，字苹臣，江苏常州人，是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第七子。他是官僚买办家庭出身的贵公子，生长在当时的十里洋场上海，他还参加了青红帮，成了个辈分较高的头面人物。我认识盛以后，经常看到他不是歪戴着帽子，就是跷着两个大拇指，挽起两只袖口，俨然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关于盛和孔祥熙的关系，据传说：宋霭龄的母亲宋老太太曾在盛家做过养娘，这是专门请来看管孩子的，身份不同于乳娘和佣仆，因此，盛和宋家的一些人都很熟，后来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盛就成了宋的干儿子。

    当1940年孔做行政院长时，盛名义上是苏浙皖区税务局局长，却从未到任。盛长期住在重庆，做着院长官邸第二组组长。盛表面上虽是一个区的税务局长，但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所能达到的区域内，要想钻营一个税务局长，如果不走他的门路，是不会发表的。例如我的叔叔恽宝懿，先后做了安徽省和浙江省的区税务局局长，我的弟弟的岳父洪怀祖，由财政部某一个部门的委员外调安徽省区税务局局长，都是走了盛的门路才得到手的，可见他同孔家关系之深了。

    盛在中央信托局任职的时候，为了能在政治上更好地控制金融工作，还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叫作中信经济调查研究所，凡是中央信托局系统下各级机构的头头，几乎没有一个不参加这个组织的。我的堂弟恽恩也是由于参加了这个组织，才做了成都中央信托局经理。他到了成都以后，按日报告当地商业行情，甚至纸烟价格也在报告之列。盛就是这样多方面地猎取经济情报，以利于孔家和他的投机倒把活动。

    1939年，我当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运输股股长，由于办理桐油出口业务，雇用商家汽车比较多。有人检举说我和商车相互勾结，从中贪污，并且层层上告，一直告到了孔祥熙处。由于我的叔叔恽宝懿的介绍，盛主动地找我去谈（这里还应当说明一下我们的亲戚关系：我的高祖母是盛的祖姑母，因而他是我的表叔公）。盛在询问这事的详细情况后，便说：“控告的事，你不要放在心上，好好做事吧，以后没有事常来走走。”盛当时住在重庆两路口金城别墅，从此，我便成了这个别墅中的座上客。

    抗战初期，一些边远省份如云南、新疆等省的地方军阀，依然保持着割据称雄的地方势力。这些省份，不独在军事上各自为政，就是财政方面的用人行政也并不例外，当时所谓的中央政权是无权过问的。云南省的财政大权掌握在财政厅长陆子安手里，陆是龙云手下的大将之一，极得龙的宠信。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为了争权夺利，企图把中央财政力量打进云南，就派了盛前往昆明和陆联系。由于陆也是帮会中的人物，两人一拍即合，十分融洽，从此，中央财政政令通过盛和陆的关系，才得以在云南省内顺利推行。1943年，我转到交通部公路总局当专员。有一次我因公到昆明，和盛同机返渝，在机场上，我看到陆子安亲来送盛，两人一路同行，又说又笑，亲昵非凡。盛在机舱中对我说：“我正有事找你，到了重庆，你就到我那里来。”我回渝后立刻去看盛，盛说：他要做运输生意，由他出资，叫我去办，接着决定由我先到昆明购妥卡车，随即举办。

    当时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龚学遂，由于派系不同和其他一些原因，与交通部长曾养甫不能密切合作，相反，龚在公路总局内还受到了排挤。龚心中苦闷，想要进一步爬上交通次长的位置，俾今后在政治舞台上钩心斗角时，加大自己的本钱。我和龚的关系是密切的，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向龚建议：可以和盛升颐拉上关系，由盛向孔祥熙进言，来满足龚要当次长的愿望，龚同意了。这时，正当盛要搞运输生意，需在公路方面有人合作的时候，经过我的说合，盛也同意了。经过这次撮合，因而我在为盛买车这件事上，龚以副局长的身份，曾给了我很大便利。

    我到昆明后，共买了卡车五辆，车价是由昆明某银行代为支付的。这个银行的经理林南园，是陆子安手下的大将。我是拿了盛的一封信和林接洽的，而林居然见信付款，毫不迟疑，于此一端，也可窥见盛、陆二人关系的密切了。我买了卡车回到重庆，向盛报告经过，盛大为高兴，立即开办了福和商行，办理公路运输业务。盛为了使我对他效忠，按月由中央信托局发给我津贴费两千元。

    当时盛在重庆还办了一个华福烟草公司，自任董事长，总经理是他的表弟柳哲铭。这个烟草公司，由于盛利用孔祥熙的关系，大赚其钱。他除了按月给我津贴费之外，还叫烟草公司不时地送给我一箱纸烟。事实上他送给我的并不是真的一箱纸烟，而是一纸取烟的条据，更简单地说，就是变相地送给我钱。

    1945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湘桂进兵，并长驱直入，占领都匀。都匀距贵阳只有几十公里，因此，不但贵阳局势异常紧张，就是陪都重庆也大受震动，从而又有迁都西康之议。当时重庆的达官贵人，纷纷控制车辆，做逃难的准备。盛也对我说：“福和的生意不要做了。把卡车好好修理一下，准备逃难。”其后，局面将趋稳定，福和商行在大获其利的情况下，就此收场。盛在卡车卖掉了之后，送给我二十两金子，作为酬劳。这时正值财政部发行美金公债，有一天，盛把我找了去，让我拿金子去买公债，并说：“最好明天就去办。”我当时虽然答应去买，却不能领会他的真意所在，正好第二天我因事去成都，也就把这件事搁下了。我在成都耽搁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重庆才知道，就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美金公债停止了发行。我去看他，他大为生气，并狠狠地说了我一顿。原来美金公债牌价很低，在公债停止发行后，市价立刻上涨了一倍，他是预先知道了公债将停止发行这一内幕消息的，所以叫我“明天就去办”。至于盛自己，自然更不会失去这个发财的大好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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