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赏识张嘉璈

    祝世康

    张嘉璈本来是北洋安福系政府中的一个官僚。曹汝霖因亲日卖国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赶走以后，张嘉璈便经他哥哥张君劢（国社党头子）的介绍，结识了梁启超，并取得梁的支持。以后，张嘉璈做了十多年的中国银行总经理。他平时身穿和服，脚着木屐，满口流利的日语。当安福系政府向日本军国主义者借债时，张嘉璈就步曹汝霖的后尘，做掮客，赚回佣，成为一个亲日派的中坚分子。由于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撑腰，他在中国财政金融界的地位，也就稳如泰山。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走英美路线，除了利用张群和黄郛拉拢日本以外，还通过王正廷、宋子文、孔祥熙等向英美暗送秋波。结果，尽管张群与黄郛是蒋介石时刻不离的幕僚、言听计从的智囊，可是第一任财政部长还是让宋子文去当。宋子文嘴里、笔下乃至阅读的书报，都离不开英文，一副十足的洋派头。他看见张嘉璈摇头摆尾，讲话吞吞吐吐，就感到不快。加以两人争夺地位，便发生了摩擦。当时张嘉璈以老牌银行家自命，并不买宋子文的账，因而就成为宋的眼中钉。到了1934年，宋借口改组中国银行，加入官股，将张嘉璈撤换，由宋自己接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中国银行本来是张嘉璈政治活动的根据地，一旦失掉，弄得他寝食不安。尤其是他担心着亏空中国银行的一笔三十万元的宕账，如果宋子文追查起来，一定搞得声名狼藉。

    张嘉璈同张群、黄郛密商以后，就打定了联孔倒宋的主意。张嘉璈通过郭秉文的介绍，经常与孔祥熙密切来往。就连孔祥熙的亲信秘书李青选（山东博山人，又名李毓万），张都千方百计地笼络，常常送给他许多厚礼。李青选便向孔祥熙进言：“中央银行是银行之银行，任务繁重。张嘉璈是金融界巨子，在银行界里的潜势力很大。他被宋子文挤出来以后，潦倒得很。您如果拉他一把，他一定会帮您很多忙。”（这几句话是李青选亲口向我说的）当时孔祥熙点头，表示同意。隔了几天，孔便在中央银行的理事会上提出张嘉璈为副总裁。从此张嘉璈对孔祥熙亦步亦趋，百般逢迎。当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推荐张兼任局长，同时还推荐张的亲信刘攻芸任副局长。到了1935年年底，孔又推荐张为铁道部长。张嘉璈听从黄郛、张群的策划，心满意足地做到了特任官。

    孔祥熙与经济部改组的内幕

    董赞尧 口述 丁绪曾 整理

    经济部隶属国民党政府行政院，1938年3月由以下几个机构合并组成：陈公博、吴鼎昌主持的原实业部，周诒春主持的原农林部，张静江主持的原全国建设委员会，宋子文主持的原全国经济委员会，翁文灏主持的原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周作民、何廉主持的原军事委员会第五部。翁文灏任部长，秦汾任政务次长，何廉任常务次长。

    经济部成立初期，主管的业务范围极为广泛，凡是全国的战时生产及经济统制，全属该部执掌。这就必然会触犯各方面的权益，引起各派权势的妒忌和反对。特别是掌握财经大权的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一伙对此不满，使经济部在建设资金和开展业务各方面受到限制。举例来说，1939年间，经济部常务次长何廉兼长农本虽及福生庄，主管全国的粮食、花纱布业务；商业司长章元善兼长平价购销处，主管日用百货的管制。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沿海工业城市相继陷落，造成后方物资枯竭，尤以粮食、花纱布、日用百货为甚，经济部虽用“封存”、“限价”等手段来搜刮、控制，仍不能满足军需民用，物价上涨，黑市充斥，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孔祥熙及其财政部次长徐堪等一伙利用这个时机，在背后煽风点火，大造舆论，攻击经济部营私舞弊，使蒋介石极为震怒。为此，蒋命令军统头目戴笠亲自去经济部逮捕了章元善，并将章送往重庆土桥监狱关押；何廉则因为有政学系为后台，又是学者名流，才未被逮捕。一时造成经济部内人心惶惶，部长翁文灏自请免职，总务司长吴培钧忙去土桥探监，各司、局、处都做了移交和收场的准备。这是孔祥熙一伙争夺和打击经济部达到白热化的一幕。

    其实，蒋介石本人又何尝不清楚，正是大片国土沦亡，才是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他之所以要亲自下令逮捕章元善，威吓何廉，无非是要找一个替罪羊，用曹操杀粮官的手段来平息全国军民对政府在粮棉日用百货供应方面的不满情绪。由于当时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翁文灏这样的人物来装饰他所谓的“政治民主”，所以在这次事件中，对有关人员从轻发落，先免去了章元善本兼各职，予以释放出狱；不久，又免去何廉常务次长兼农本局局长之职。对经济部的业务职权，蒋也做了调整，先将经济部所主管的粮食业务完全划出，在行政院内另立院属的粮食局，改派四川地方实力派即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出任粮食局局长，同时又将经济部所主管的花纱布业务改由棉纱行业的巨头穆藕初掌管，由穆出任花纱布管制局局长，又将经济部直辖的平价购销处的权限、业务，大大加以缩小，使之形同虚设。不久粮食局改为粮食部，由孔祥熙的亲信徐堪任部长，经济部主管的花纱布业务也改由财政部接管。可见孔祥熙争夺经济部权力的斗争是贯穿在整个抗战时期的。

    翁文灏受以上打击，最后虽经蒋介石挽留，继续担任经济部长，但总认为孔、徐对他的打击是不择手段的，因而始终心有余悸，对有关经济管制及物资管制方面的业务，不愿也不敢再去染指，而专心去经营该部所辖的资源委员会的企事业了。当年经济部管制司司长李景潞等曾感叹地说：“方印不如长印，长印不如条戳。”这句话是说，经济部的方印，不如具体执行管制机构的长印，特别是中统、军统的附属机构的印章；条戳是指重庆郊外的关卡站，如青木关、土桥这些检查站。这句牢骚话，说明当时特务机构关卡站的权限，大大超过了堂堂的经济部。

    关于经济部平价购销处的一段往事

    章元善[11]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依靠滥发纸币度日，妄图以政令来平抑物价。1939年12月（以1936年为100，这时上海物价指数为362.1），在经济部下设了一个“平价购销处”，以我为处长。到1940年年底，物价开始直线上升（指数596.5），舆论大哗，报纸献计“借人头，平物价”，这当然仅仅是一个插曲。那时国民党政府对通货的恶性膨胀束手无策，内部矛盾重重，日趋尖锐。在这样的形势下，1940年除夕前夜，重庆出现了一场恶作剧。当时香港的报纸无以名之，干脆称为“章元善案”，作为头条新闻，连日登载。我是那场恶作剧中被迫害的主角，曾经写下了下面这个“实录”。

    一、序幕

    1940年12月28日，星期六。家居新侨暨华严寺之同仁（时余任经济部商业司司长），依例于下午四时，乘部备之大汽车下乡。一部人员既去，不去者亦难办公。余每利用此时间，集不出城之友人纵谈古今。那日吴文藻来，乃约吴景超、吴半农在余斗室中闲谈。

    六时返寓（陕西路火麻巷宝元渝号宿舍，余居其三楼临江之一室），晚餐时，王性尧（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副经理，与余同寓）语余曰：“寿墨卿（国货公司西南业务处经理，该公司承办平价购销处日用品购销业务，寿君兼办其事，对公司负责）今日下午忽被委员长传见。”余以事甚奇突，漫应之，相约在寓候墨卿。

    饭罢入室，坐未定，厨役以有客来访入报。余出迎及门，两西装青年已带笑登楼。其一且呼我“老师”，即谓：“委员长又来请你了！”余即察其托言。但事已至此，辩论无益。乃即随之出门，登其汽车，沿陕西路西行，及黉学巷口车即停驶，谓将接他客同往。余欲在车候之，二人坚持不可，随之下坡。行可五百步，即至一门设警卫之所在。

    二客延余入正房之左室，呼余“老师”者，邀余坐，并谓“我是×督察长。委员长近下手令将先生看管查办，恐须委曲些时。在此生活所需，我已重托友人，先生可以无虑。查办委员为张厉生、谷正纲、徐堪。”语至此，着中山服者二人入室，督察为我介绍。说：“章先生是我的老师，亦是我的老上司，务要好好招呼。”语毕即去，中山服者亦去，另易布衣者二三人在室内看守，我一切行动均被注意。余欲与翁文灏部长通一电话，未之许。

    越时大队长引我至阶前一室，命我将衣袋中皮夹、印章及手表、袜带等物，一一交出。另一人逐件点验入册，登毕由我画押册上，各物归其保管。皮夹中便条三四纸未入册，被另一人取去，不知所之。室中置双人木床五架，布置尚整洁。

    半小时后，法官至，大队长引余入见。入室余面对法官坐，一人在旁案记录。法官徐姓，湘人，年町五十，和颜相待。案上置公文一件，防我窥视，覆以报纸。发问前，频频揭起报纸，细阅公文，吸纸烟不止。问姓名年岁后，开口即问：“你为何来此？”余答：“不知。”问：“此案案情如何？”余亦不知。“今既奉命问你，你可直率说出。你自问有何对不起国家之事否？”答：“自问尚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只我心力交瘁，愧无成绩而已！”问：“政府拨出两千万元，交你办平价，历时甚久，何以没办出成绩来？”余将7月间交卸时物价与当时物价做一比较后，答曰：“平价方案，系经委员长批定。余依照原案办事，并无逾越行动。平价购销处上年12月即已开办，几经周折，2月间领得八百万元，余款至5月间方始拨到。距我7月间交卸兼职之时，为时仅两月有余，交通如此，运输至感困难。然一部业务早已提前开始，现在陆续运到之货，即我任内定购之物。”其余提问，大都不得要领。记录整理毕，我复阅画押而退，仍回原室。

    半小时后，大队长引我至另一室。室内置竹床一，方桌一，方凳长凳各一。室之三面皆板，沿街墙上一高窗可通风，日中须开电灯。入室后，余请派人取卧具，不许，谓已为置备。结果借来被褥各一，旧军衣一束，卷之为枕，余即和衣卧。自扪心地坦白，无可畏惧，又思中伤已深，当局或不加细察，将我处死，亦未可知，不免时作异想，尚戏谓守者：“今夜可早睡，明晨或将起早！”未及交睫，忽又传讯，夜气袭人，衣本不丰，睡后再起，不禁发抖。

    法官见状，即谓：“老兄似已就寝，天寒，很对不起！”并以纸烟饷我。问：“你与国货联营公司关系如何？”余答：“官股董事，今任董事长。”问：“公司中有移用公款自做生意之事否？”答：“公司承办平价业务，会计一向独立，有常驻稽核员，代表四联总处稽核账目，监督出纳，决无其事。”问：“你自问有何不尽不实之事否？”答：“无。我7月交卸时，部中派员监交，清册都经新任及监交员盖章，全案已呈部奉准备案，文册俱在，可请派人去取。”当书一取件条交之。两次问话，要点在取得贪污证据。问毕已午夜，余再就寝。守者二人，徘徊室中，终夜不撤。

    二、以后的十一天

    29日以昨夜答问，意犹未尽，请见法官未果。遂用书面就贪污一点，补加申述。大意谓：余服务社会二十五年，经手公私款项，为数甚巨。然余今日尚负债服官。即此一端可知我之为人。有张仲仁（一麐）、胡适、邵力子、黄炎培等委员长所深知者十八人可为佐证云云。

    30日午前有警报，守者引我至望龙门江岩防空洞，洞甚空旷，有电灯。余独占一隅，除守者外，无人可见。舁来公文箱，俱髹“内政部警察总队特务队”字样，始知所在何地。警报解除后，余以无辜被拘押情形上书委员长，并发书慰即将入城度岁之鼎，延、斐三儿，交守者取去，谓经检阅后，即可分别呈递。

    余处此新奇环境已三日，扪心无愧，一切泰然。尝以“处急以缓，处忿以宽，处危以安”自勖。31日起队中大脯3日，余饭食亦甚丰美。1941年来临，3日午前法官嘱写平价购销处及国货公司营业情形，不明其用意，立草千五百字应之。就寝后法官来，谓案正进行清查，一干人等，均在被查中。今需参考材料（指日中所草之报告），余事可先了云云，余漫应之。

    4日移至后院一室，室仍余一人专用，室外系守者宿舍。余来后眠食如常。守者十余人，每次二人，值守二小时，彼辈皆中学生，余与交谈甚洽。5日晚，法官又来，谓事15日即可结束。灯下读《呻吟语》。

    6日发信四件，8日晨戴笠来队，召余谈话。见面即说：“兄可出去，午间当令法官送兄回部。”语次表示此案系奉命而行，彼事前一无闻知之意。十余日来，余须发已长，饭后理发。大队长将余存物点明还我，时法官已至，即乘汽车伴我回部，时约三时。到部见部当局，备极欢欣。法官取证去。计被拘12日，事幸大白，然所遇亦奇矣。

    三、背景与结局

    1月8日回部之后，始悉在此期间，变化甚多。余与墨卿被拘之次日，操纵其事者，煞费苦心，多方烘托，欲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经济部事业人员，一网打尽，从而窘翁倒翁（吴闻天背恩负义，毁翁诬我，禽兽不如，不足道，唯散布流言，兴起大狱，伊实为导火者）。徐堪曾亲率徐柏园等在部面翁，谓关于物价事，有所商榷，请翁召农本局、福生庄、燃料管理处、国货联营公司、平价购销处等负责人员来部开会。蔡承新、沈国瑾、吴味经、朱伯涛、都樾周、王性尧、吴闻天等均应召至。徐等随将诸人，车载化龙桥四联总处内，派特务警察数十名在室内外布岗监视之。所居房舍之门窗，均加钉木栅，诸人顿失自由。一面调集各机关文卷账册，派会计人员多人，为有系统之检查。越二日，不知因何，将蔡等送回经济部。彼等二日所历，余未亲睹，不赘。

    1月9日，余忽接“农本局、平价购销处业务账目审查委员会”通知，谓将于次日在化龙桥开会，有所查询，请我出席。余依时前往，至则蔡等已先到，何淬廉继至。四时许开会，一干人等分批“被请”入场。问何、蔡、沈、吴约一小时半，即召余及吴闻天入室。室置长桌一，徐堪主席。其左为徐柏园任秘书职；其右为谷正纲、秦汾、张厉生、戴笠。桌之彼端，尚有多人，意即所谓会计专家是也。

    余坐柏园之左，所发问题，事前均有准备。戴笠发问前，将应问各点，详阅不已。始问：“在你任内，平价购销处对各受委机关是否予以监督？”答：“各业务机关均系部属机关，地位平等，曾就委托契约范围内，尽我督促之能事。”问：“有何困难？”答：“事未开展，尚少困难。唯各机关应按期造送之报告，间有不能履行者。”问：“报告不来，你如何处置？”答：“我催促多次。记得最后一次，我并申明，如再有延期报告情形，我将不认其账目。在我职权范围内，不过如此。”问：“你与各机关如何取得联络？”答：“我以各机关承办人员兼平价购销处主管课的主任每星期汇报一次之外，并于每一机关派定一员，常川任联络之责。”问：“你对于各项业务有无经验？”答：“无。且亦不可能，因为懂米，即不懂布。品目甚多，不能兼精。”问：“那是另一问题。但你既是外行，如何能任处长？”答：“政府所派。”问：“你为何辞职？”答：“本职太忙，不及兼顾。”余问大都类此，侧重事责，不及其他。继问吴闻天。吴接事已逾五个月。较余5月得款，7月卸职，为时尚多余三个月，然仍一味诿责。对于国货公司则微词更多。问毕夜餐后，余即返城。

    事出之后，与其事者，广设陷阱，散布流言，欲以贪污之名加之我身，造成死有余辜之局。故于余被拘之第三日，当局已令枪决具报。不知因何，卒未执行。然事起甚急，政府威信所关，绝无查明了案之理。此事必有下文，余早料到。但余照常到部，贯彻余一日在职，一日尽职之主张。

    1月23日部奉军委会子养侍秘川5627号代电，内有“……平价购销处处长（其实余于7月间已辞此职）章元善怠忽业务，玩视政令，贻误事机，失职之咎，实无可辞，已交行政院将该员停止任用……”云云。此后数日余到部如故，静待院令。28日院会提出免职案，当场尚有人欲引申前电意主张褫职者。某部部长（张公权）愤慨曰：“诸君以为此后章某尚愿做官耶？”免职之议，遂经通过。当即赶办未了案件，全司同仁延长办公时间至七时。翌晨院令到，交代毕，即与翁文灏部长以次各同仁告别出部。此余政治生活最后之一刹那，情绪万千，至堪怀念。计自1935年11月16日就任合作司至此，为时凡五年又三月有半。

    农本局撤销改组的经过

    赵卓志

    我于1941年到农本局当协理。关于这个机构于抗战前在南京成立的前后情况，我不得其详。据我所听到的是，当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进一步压榨中国农民，在“农为邦本”这一美妙的幌子下，设立了农本局。它的业务，主要有收购农产品、发放农贷等，因而它所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抗战开始后，农本局也迁到了重庆，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的缩小，业务范围日益削减，及至我到农本局工作时，就只剩下花纱布一项了。尽管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些头头，也还把它当作一块肥肉，你抢我夺，各不相让，从而在它撤销改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钩心斗角、翻云覆雨的丑剧。

    当时农本局是归经济部（部长翁文灏）领导的。同时，在局之上，还设有一个董事会，身兼董事长的孔祥熙，又兼中央银行总裁。由于农本局收购棉花所需的款项，笔笔离不开中央银行，因此，孔祥熙就成了翁文灏以外的又一个“婆婆”。此外，它还有一个“婆婆”，是物资局的局长何浩若，这是由于花纱布也算是物资之一的缘故。

    我到农本局的当时，总经理是穆湘玥，字藕初，是在美国学棉的留学生。此人曾在河南、上海开办过纱厂，算是一个在棉布方面有学识、有经验的内行人。他到重庆农本局后，由于当时机纱不敷需用，曾倡议在四川三台以木机用手工纺出土纱，做出了“洋经土纬”的布匹，对供应抗战期间的军用民需，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穆的为人，在说话方面有时不免失之憨直，这在尔诈我虞的社会里，自然难免吃亏。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他在一场钩心斗角、翻云覆雨的斗争中，做了无辜的牺牲品。

    在谈到农本局撤销改组的过程以前，我还要说明一下它的分支机构的简单情况：它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所能达到的产棉区，例如西安、成都、赣州等地，都设有办事处。办事处以下则设有“福生庄”，例如关中产棉区的西安办事处以下，就设有渭南、宝鸡、咸阳等地的“福生庄”，专办棉花的收购业务。

    1942年旧历年以前，物资局来了一纸“命令”，要求农本局转知西安办事处先收旧棉，后收新棉，所定旧棉的收购价格，却低于新棉，并且规定：如农民不肯出售旧棉，可以适用“行政命令”，派人按户搜查，迫令农民交售。我们接到了这个“命令”，认为一定行不通，但是“命令”既下，且给转下去再说。果然，西安办事处来文反映：所属各个“福生庄”的人员，只能对收购棉花的品级、质量，担负业务“责任”，至于怎样使农民遵行“政令”，怎样到农民家里搜查和强迫交售这套“行政”手续，福生庄是无权办理的。物资局在听到这一报告后，随着又来了一个“命令”，让物资局的人走在前边办“行政”手续，福生庄则跟在后头办“业务”。这时军政部军需署看到这批旧棉价格便宜，为了节省军费，就要这批旧棉赶做棉军衣。物资局答应了它的要求，并商定：由西安军需局和各个福生庄联系，收购多少就要多少。不料物资局第一步的行政手续办得很不顺利。这是因为：旧棉所含水分，既远较新棉为低，因而在斤数上已不免吃亏，现在还要压低旧棉价格，使农民在吃亏之外还要吃亏，虽经行政上的搜查强迫，但是这种敲骨吸髓的办法，农民们总是不愿意接受的。第一步既不顺利，第二步福生庄的业务就不能不受到影响，那么，第三步军需署的愿望自然远远地不能得到满足。虽然如此，也还是从农民手里抢收了几千斤并交给了军需局。

    就在这时，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召开了会议（蒋介石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每次开会都由孔祥熙代为主持，农本局方面向由我代表列席以备咨询），会前发出通告，指定农本局由总经理列席参加。这个会由上午九时一直开到下午一时，穆回来后，连向我说：“糟了，糟了！”我忙问是什么缘故，据他所述当时的经过是这样：

    这次会是由蒋亲自主持的，讨论的事情很多，最后军需署署长陈良指出，军用棉花，一斤还没有收到（事后我得知：军需署有意要当农本局的另一个婆婆，因而出其不意地提出这个问题，借机打击穆藕初）。蒋问是怎么回事？翁文灏在旁说明，应当由农本局来说明这一问题。穆因将上述情况说明，并说：“物资局的行政手续，办得不很妥当，听说他们还有敲诈勒索的行为。”蒋听了以后，表现出很不以为然的态度，就问翁文灏：“知道不知道这回事？”翁说：“关于行政方面，都是物资局在办，我是不大过问的。”这时，何浩若也在场，由于他已呈请辞职，就说：“我已经递了辞呈，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陈良接着就问：“那么这事怎样解决？贻误军用怎么办？”蒋就问：“究竟责任在谁？”翁答：“责任在农本局。”于是蒋大发脾气，说穆阳奉阴违，不顾军需民用，办得太不妥当，把穆训了一通后才散了会。

    果然，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蒋的手谕，大意是，穆湘玥对于政令阳奉阴违，贻误重要业务，着即撤职查办。翁文灏于是把我找了去，询问这件事的经过，在我将实际收购情况是几千斤，并不是一斤没有收购的情况说明了之后，翁就给蒋上了一个呈文，才将“查办”二字撤销。但是穆本患肠癌，经这么一气，竟病死在医院里了。

    穆死后，由我暂时维持局务。过了不久，翁文灏就联合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沈鸿烈会衔呈蒋，请将农本局撤销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改归财政部领导。我见翁时，他曾把呈文内容告诉了我，我说：“这样办合适吗？”翁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烟酒公卖局不是就隶属于财政部吗？这个也不例外。”蒋第一次批的是“再研究”。翁等三人接着又申述理由，再上呈文，听说蒋在征求孔的意见以后，就批准了。财政部因此又多了一个附属机构，孔又何乐而不为呢！

    此外，还有一点要附带说明的是，农本局在南京成立当时，曾接受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银行的一批投资，及至农本局迁到重庆以后，法币币值日益贬低，这批投资实际上已根本不起作用，就在我和孔祥熙说明以后，由我经手把这批投资分还给各银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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