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素世

    193年10月23日的黎明，我诞生在山西定襄西关一个有点文化气氛的农民家庭。真实姓名叫史成汉，是外祖父取的，外祖家姓牛。我的祖先系蒙古族。曾祖父一生在荣古经商，村里人说是“走经棚”，经栅是地名。祖父是个廪生，本世纪初在呼和浩特办过报纸，他遗下的一个长形签名章，字写的道劲有力。这两位祖先我都没有见过，祖父只活了三十五岁。我隐约记得曾祖母，她活到近九十岁，十分疼爱我，管我叫“汉子”，引得垒村人发笑我们那里，只有女人把自己的丈夫叫“汉子”。祖母的个子很高，她的哥哥更高得出奇，伸手能够着房簪、是十走街串巷卖包子的。我身高一米九一。多半是祖母家系的遗传。母亲是本县第一批女学生中的一个，读完了高小。都说她是全县第一十不缠脚的女人。生我时，父亲正在外乡教小学。母亲孩子生得多，我自小由祖母带着。

    这怎么写起诗来，正如我怎幺长大成人一样，只用语言文字是堆以说情楚的，不仅现在（记忆力衰退）说不清楚，几十年来就没有说清楚过，为了这个难题，一再地蒙受屈辱与灾难。肃立在庄严的人生和诗的面前，我的心感到愧疚不安，是人生和诗冶炼净化并塑造了我这个平凡的生命。苦难不能成为贫弱的理由，我对人生的奉献太少了。

    迷恋着画

    有一点我能以说清楚，在练习写诗之前，我曾长期痴痴地迷恋着画，还有泥塑，自小喜欢玩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人世间有诗这个圣物或者灵魔。

    童年时，耽于幻梦，肮脏的衣袋里，总装着几小块木炭或粉笔头，只要遇见可以用笔之地。就随心所欲瞎涂一气，画公鸡、马、绵羊（我自七八岁起经常放牧我家的十来只羊，从蒙古赶来的，有一只个头特大的黑脸羊，能驮动草袋和我），骆驼（冬夜，驼铃和狼嗥声凄凉的飘荡在雪野上）、豹子（也是冬夜，我家房顶上常有咚咚的弹跳声，祖母悄声说：“豹子进村了……”），还画我没有见过的帆船，家乡的滹沱河不能行船。有一年，我以稚拙的笔模仿灶君奶奶的神情，把我祖母的容颜描画到窗户纸上，大概画得有几分像，当邻居金祥大娘迈进我家院门，猛一看以为我祖母正坐在窗口边朝她凝望哩。或许是进位巧嘴大娘让我祖母高兴故意这么说的。有一两年，我天天捏弄泥塑，还涂上颜色，我的家乡到处是深红色的胶泥。最近听妹妹讲。我十四岁离家之后，在东屋墙角堆着足有几百个泥人泥默，我祖母不准清除掉，说等我回到家看见投有了，会伤心的。

    父亲和他的书

    二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有一年的冬夜，他回来，我已入睡。他的冰冷的手伸进被窝抚摸我的脊背，我被弄醒，听见父亲说：“这娃娃太瘦……”他可能有点消沉，在家乡实实在在种了七年地。他是个很不寻常的庄稼人，能吹笙管箫，我家有两船笙，农闲时他颁头闹起“自乐班”，在村里五道庙门口吹吹打打直欢乐到深更半夜。我也学会吹笙。父亲会制作精美的风筝，还是捕鸟捉蝈蝈的能手。他有一架书，其中有成套的《新青年》、《语丝》，《创造》，还有装帧别致的《新月》。父亲每年订阅《中流》、《译文》。我上初中那年，在《中流》上看见鲁迅逝世时许多令人哀伤的照片，我临摹了一张速写像，鲁迅的头发乱蓬蓬的，颧骨高耸，横眉之下的眼睛紧紧闭起。我父亲难过了好久，有好多天不吹壁，不说笑，不喝酒。我读到高小时。常翻看父亲的书，喜欢《新月》的封面和正文中的插画，但诗全然不懂，有生以来第一次朦朦胧胧晓得，旧体诗之外还有另一种同样看不懂的

    新诗。父亲那派生活情趣，对于大自然和人生的美的敏感。以及他那一书架莫测高深、感人的心灵的书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包括他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性也传给了我。我问过父亲：“为什么那刊物名叫《新月》，难道月亮也能分出新和旧吗？旧的月亮一定是皱的、破烂的。”父亲称赞我问得有意思，但他答不上来。十几年过后，父亲还向别人挺起我问过他的这个天真的难题。

    唐诗

    教我背诵唐诗的是母亲，并不是父亲，尽管父亲常常独自吟诗。母亲教会我背诵几十首唐诗，从不向我讲解内容。她用家乡的口语。只有我这个儿子能听懂的语调吟诗。我觉得很动听。

    四十年代，我写过一首《爱》，记述我母亲的事。小时候，阁锡山开渠占了我家的农田，分文不给，我母亲生性火暴，怀里揣着菜刀，悄悄闻到阎的家里想杀了他，诗里的情节全是真实的。母亲去阎锡山村子坐的拉炭车，是把我接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仙园姑姑的儿子宝书赶的大车。母亲说我的个性很像她。一九四六年春，我在汉中牢里关着，罪名是“杀人未遂”和“妨碍公务”。母亲跋山涉水来探望我，没有流泪。父亲不敢来探牢，一个人在家里叹气，喝酒。写悼亡诗（听说我的脑壳被砸烂了）。

    流亡到大西北

    一九三七年十月，深夜能听到平型关一带传来的炮声。父亲领着我流亡到陕西。翌年初，在渣关东门内住了一个多月，我天天坐在坍塌的城墙头，遥望着黄河那岸苍茫而冰冻的土地。夜里黄河悲壮的浪涛冲击着潼关古老的城墙，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我几次想瞒着父亲独自回山西去。我在潼关那个月，诗人艾青正在潼关，他写下了像北中国大地一样淳厚而宽阔的诗《北方》。一年之后，我读到诗里描述的情景，深深受到感动。到了西安，我在大街上叫卖了几个月的报纸。有一期战讯说，我们家乡山西定襄县城收复了，我热泪盈眶举着报纸在大街上喊叫：“我的家乡收复了！”报纸一会儿都卖光了。花了两块钱的学费（离家时母亲把十几块银元缝在我的棉裤档里，过黄河时，我坐的木船翻了，我自小会游水，一点不怕。当我在琥珀色的河水里挣扎时，我还摸了摸裤档里两排硬梆梆的银元。一个老水手把我救上了岸。全船几十人只活下我一个，我父亲乘坐在另一条船上。），在西安民教馆学习画，教员中有诗人艾青。同年五月，我徒步攀越陇山到甘肃天水上中学，这所学校专收容战区流亡学生。

    画吹号者

    因为爱画面，常为学生墙报面插画，有几次画上配了三五行即兴抒发的文字，这是我记忆中最早写的像诗的东西。一九四。年升入高中时，与几个同学办墙报。我把艾青的‘吹号者’画了幅画当作报头，面有点怪诞，是从《吹号者》题词中一句话。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获得的灵感。画面上挺立着一个吹号的兵，单线构圈，在兵的身躯里画了一道道鲜红的血脉，从手臂、腿脚，鹿腔、肺叶、头颅……汇聚到了心脏，再由心脏流经喉管，注入弯曲的铜号，最后从号口喷射出血红的星光线状的声音。不知出于什么念头，我把吹号者的血脉的源头画入深深的大地层，因为我相信号声是祖国的心声。这构思并不新颖，但画面上那一道道血红的脉络很刺激人的感官和心灵。我吹过号，上高小时练的，秋游时我是号手之一。在甘肃甘谷县读初三那年，为了赚点零花钱，我曾经为学校吹了半年号，起床、熄灯、上下课都须按号谱吹。因此，我能体会到那颤颤的号声如何从人的体躯深处（不仅来自肺部），夹带着生命的热血气向沉寂的人间欢送。这一年，我患了轻微的肺病，显然与吹号有关。去甘谷天主堂医院就诊，两个外国女医生（听说是比利时人）可怜我，邀我几大瓶补药。

    最初读的两本诗集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或初冬，我正读初二，学校有个高三级同多赵增益，文质彬彬，面色苍白，两只大眼睛格外妩媚有神采，他的为人和学识是我最为钦佩的。他送给我和同乡好友郝潭封两本诗集：田同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位们》和胡风的《野花与箭》。后者的沉部而略带哀伤的青春气韵，我当时难以理解，作者青年时代的经历可能与我父亲相近似。父亲在家多时也写新诗，但我没有看见过，他偏爱徐志摩。田同的诗强烈地震撼了我幼稚的渴望投入战斗，生活的心灵，连他的那种被人嘲笑的分行样式我都喜爱，我以为田间昂奋的激情，奔跑的姿态，只有用短促而跳跃的节奏才可以相应地表达出来，假如以精雕细琢的诃汇、沉缓的调子、板板正正的格律去框住田间诗的飞动的意象，是难以想象的。田间当年的诗是健壮而红润的，粗砺的语言有很大的爆发力，我有两三年光景沉醉在他的战鼓声中。不必去去一一评析田间当年哪几首诗完美、哪几首诗粗浅，重要的是感受他那些艺术上参差不齐的诗所形成的与时代脉搏相合拍的审美趋向。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常常巧合，当年批评和嘲笑过田间诗的张振亚，1946年在开封地下工作时，我与他是战友，但从没有谈过诗，也没有谈过田间。

    我的老师

    一九三九年七月韧，我写了一首近百行的“诗”，赞颂奔走在抗日前线的战士们，登在同班同学张允声办的墙报上，首次用各风的笔名。写这首诗，我内心并没有抑制不住的冲动，而是觉得应该写这样一首歌颂全民抗战的诗。空泛与稚拙是可以想见的。有一天，生活书店的薛经理对我说：“热情倒是有的，但没有什么诗味。”我问他什么是诗味，他回答说：“你应当多看艾青和田间的诗。跟着他们写下去，慢慢地就会知道什么是诗味了。”他这几句话我几十年来从未忘怀。此后我在报刊上专找艾脊、田间的诗看。薛经理是南方人，圆圆的自皙的面孔上总浮着沉静的微笑，他可能是当时陇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我、郗潭封和另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同班同学（他去过陕北）作为一个小组受他领导。

    我们经济从生活书店后院的书库里选些书刊带回学校阅读，《七月》、《文艺阵地》等文学刊物和延安的《新中华报》都能看到。我还看了几本哲学、政治经常学入门的书籍。每天精晨，三个人到城外跑七千米，准备有一天到前线打游击。我们从城门口跑到大像山下绕“李白故里”的古老石碑一圈儿回到学校。一年之后，薛经理被国民党逮捕，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但他那年轻而稳重的形象和说话的声调一直记得清清楚楚。8年代初倪子明同志告诉我，薛经理的本名薛天鹏，是一个诗迷，解放前在上海为爱情而苦恼，跳黄浦旺死了。我深深地感念他。他和赵增益都是平凡而有理想的人，我庆幸在少年时期就遇到了他们，得到正确的指引，使我一开始练习写诗，就踏上一级坚实的台阶。

    回顾和思考

    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我完完全全被诗迷住了，不写诗就闷得活不下去。也就是这两年，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我和几个朋友陷入了苦恼与烦躁之中，时刻想从窒息心灵的圈圈冲出去，但经过几番密谋都未能去成陕北。学校受国民党地方当局指令，把我和几十同学软禁了几个月，只许随班上课，不准离开学校走动。这时只有诗能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消除，我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一个美丽而凄切的情境中。理想和诗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勇气和安慰。说也怪，正是这两年，我的心情最烦闷最动荡的时候。诗却写得最多。学校校舍是在山腰，我常常独自跑到山头，从早晨到黄昏，坐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附近一座古墓丛林中看诗写诗。莱蒙托夫的《童僧》我读了不下十遍。我写了好几册诗稿。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不舒。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几首情境相同的诗

    从一九四〇年起，我悄悄地向陕西甘肃的地方报刊投稿，大部分如石沉大海，只有少数刊出。有一次我寄给重庆的《文学月刊》一首题作《西中国的长剑》的长诗，赞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苦难和历史业绩，其中我写到了成吉思汗的征战沙漠的骑士（我的远祖是其中的一员骁将，叫兀特儿）。诗稿退了回来，审稿的是诗人力扬，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说诗写得有想象力，情境是悲壮的，但结构太散慢，他建议我修改后务必再寄他看看。十多年之后，一九五四年在文化部召开的一次会上，力扬找到了我，问：“你是不是谷风？”我说是，他责备我当年没有把诗稿

    改好寄他。他说他看过《鄂尔多斯草原》，认为不如《西中国的长剑》，后者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奇异的色膨。我很感激他。当时真不知为什么投有修改《西中国的长剑》，而是另写了一首情境相似的《鄂尔多斯草原》寄给桂林的《诗创作》，出乎意料地被刊用了。在那几个月（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二年春）。我还写了另一首长诗《草原牧歌》。登在西安出版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三十二开本土纸印的诗刊《匆匆》上。以上进三首诗显示了相近的艺术情境。现在只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成为这一时期我的心情与追求的踪迹，很明显这三首诗在创作手法上受到了艾青的《北方》和莱蒙托夫的《童僧》的某些启示。我挚爱母阿早期的诗，由于生活境况不同，我无法学他，丽形式的模仿总是失败的，但艾青的诗却容易追随，容易吸取，他的诗完整地展示了我熟悉的广阔的情境。

    诗剧《智慧的悲哀》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或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经兰州的冯振乾（他在《诗垦地》发表过不少歌颂中国西部风情的诗）介绍我加入成都的海星诗社，主持人是牧丁，一个中学教员。四一年冬，我写了一个诗剧《智慧的悲哀》（约五百行），发表在海星诗杜编的《诗星》上，写的是我受到亲友的阻挠没有去成陕北的失望与悲愤的情绪。这首诗比《鄂尔多斯草原》早写两三十月，因为不能直抒胸臆，采用了象征的手法，语言不够朴素，情境像是在长长的恶梦中。

    《诗垦地》给我的激励

    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的诗歌界有一个短时期呈现出一片荒凉萧条的景像。抗日初期那种响彻诗坛的高昂声调顿然消失，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诗人大多数沉默无声，少数诗坛宿将的诗作显得空泛无力，失去感人的力量。艾青，严辰以及刚露头角的艾摸等都先后奔赴陕北。我们几个挣扎在荒寒的西北深山里的诗歌小兵，日夜渴望着从远方传来振聋发聩的强音，我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年轻而强健的真实的诗，正突破沉闷的氛围而崛起，许多野花般的诗丛在全国各地萌发。当我在重庆出的报上见到了十叫做《诗垦地》的诗丛的目录，发现作者中有S，M，邹获帆、冀汸，曾卓、绿原（刚刚看到他在《诗创作》上的《越狱及其它》一组凄清的小诗）等久违的名字，我欣喜若狂，还没见到刊物就立即寄去新写的一组诗《高原的音息》。不久收到编者邹获帆热情的信，我的诗幸运地被采用。这对我当时孤岛般的困境无异于登上了一艘希望之船。之后，我又陆续寄去了许多诗。多半没有被采用，但我已经很满足，我深知自己的诗比起《诗垦地》的其他诗来是稚拙的。

    真正的诗有繁殖力

    我练习写诗的历程，就是对人生不断思索拼搏的进程。四二年之后，对我影响最直接最有魅惑力的诗，多半不是名家的作品，而是那些年轻的虎虎有生气并不圆熟的诗。对那些精细的典雅的诗几乎读不下去。我也不想学他们的“技巧”。我挚爱的是人生与诗的新生代。除去《诗垦地》人群的诗作外，鲁藜的《延河散歌》、艾漠的《自己的催眠》和‘跃进》（四首），陈辉的小诗辑《平原手记》等质朴而新鲜的小诗，对我的诗起了催化的作用，它们像一粒粒具有繁殖能力的细小的种子，落进了我的渴望得到垦殖的心灵。新奇的意象能澈发人产生相近的联想。这一时期我还读了许多外国名家的诗。但对我的影响，却不能与上述小诗相比。只有惠特曼的宽阔雄性的声音令我肃然起敬，我欣赏他的那股野劲儿。

    苍凉的伏牛山

    一九四六年夏天。出狱后辗转到了开封。九月，国民党要抓我，在开封呆不住了。组织上派我深入到伏牛山区工作了几个月，调查那个山区当地国民觉武装力量（包括土匪）的分布状况。在深山寂静的一间茅屋里，我写了一首讽刺蒋介石的长诗，寄给了上海编《希望》的胡风同志。没有得到回信，后来知道《希望》已无法编辑印行。那时我以为。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离开伏牛山那天，我被土雁绑架，差点给枪毙了。

    寒冷的一九四六年冬，在开封的一条小巷里一片临街的小屋（没有窗户，本来是一个叫作小开书店的铺面），我与怀孕的爱人住了几个月。在阴暗而霉味的空气里，我写了长诗《血的流域》（‘捶炼’就是从中节选的），记录下那时艰难的生活与悲愤的情绪。地下工作是极为艰险的，灵魂在地狱的火焰中得到冶炼和净化。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女儿诞生的第二天，国民党又搜捕我，急匆匆离开了开封城。在豫北太行山战火中写下十几首小诗。一步一滴血地在燃烧的荆棘中闯荡着。人和诗都经受着苦难与磨练。

    生活要拼搏，诗要升华

    等着组织对我的工作安排，到浙江天台教了四个月中学，写了长诗《彩色的生活》，在这首诗里力图深广地剖露国统区的动荡局势，写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游行的场面。提炼得不够，更没有升华了的意象，因此显得过实。但我当时有个想法，以为没有具体的（有血内的）描绘与雕塑，历史和时代的风貌就不能真实地显示出来。本来是内搏战，就不可能采取有距离的冷静的描述，即使升华，那形象里也不能丧失了生活的本来的气息，血有血的气息，汗有汗的气息，远距离的旁观者是不可能凭虚构创造出来的，升华只能从生活的灼热的内部升华出来，从作者灼热的生命内部升华出来。由于是处在肉搏的情境t主客观的灼热气息在交流中旋飞着升华着。我体会到了这个交错而丰厚的情境，但写的不好。心里很对不住那段宝贵的历史。我把这首诗寄给胡风同志，他回信说，诗的情绪不够一贯。转给北平出版的《泥土》杂志，后来发表了出来。

    《彩色的生活》

    再见，上海，再见，立在岸上送行的挚爱的朋友。一九四八年夏，坐在海轮的甲板上到天津去。第一次看见大海和海鸥，海水深暗，不像是水，更像重重的油液，冷到阴森森的。在北平宣外好友寿孝鹤的家里住了十几天潜赴华北解放区的前几日，我把手头积存的零零散散的原稿，一古脑儿卷起来寄给上海的郗潭封，希望他转给尊敬的胡风先生看看，诗稿转到胡风那里之后，想不到他认真看了我的全部诗稿，有的诗在文字上的还作了少许的修改，编成一集，这就是列入《七月诗丛》第二辑的《彩色的生活》。一九四九年，胡先生和我同在北京，我因为忙于工作，一直未去拜访他，诗集快要付印时，他托鲁煤让我赶紧写一篇《后记》给他，补到了诗集里，这本诗集，198年下半年已打了纸型，没有找到承印的地方。

    并不墨空白。

    1955至1985整二十五年。

    沉重的虐点，是斫伐了的森林的树桩，是被斩断了还用一截截残体耕耘大地的蚯蚓，是结绳时代的绳结。是一条小虫在荆棘中爬行时茸下的足迹，是深深的地层下的河道，是一个人命适的图腾。是黎明前朦胧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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