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辉先生商榷

    吴舒凫是清初一位颇为重要的戏曲理论家和戏曲活动家，然而，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了解甚少。近日拜读《戏剧艺术》1987年第1期上刘辉先生的大作《论吴舒凫》（以下简称“刘文”），对我们了解吴舒凫是很有益的，但是，有的地方也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不揣浅陋，提出来向刘辉先生以及方家学者请教。

    一

    刘文中认为：王晫的《芝坞居士传》和祝贺吴舒凫寿辰的《吴吴山五十》两则材料，均把吴舒凫的生年搞错了10年，转而旁征博引，试图推翻这两则材料。其实，这两则材料是可靠的。

    王晫，初名斐，号丹麓，自号松溪子，别号木庵，浙江仁和人。他与吴舒凫交往过密，友情甚笃。王晫《兰言集》中收有吴舒凫诗词《简王丹麓》、《九日舟泊黄浦怀王丹麓》、《蝶恋花·酬王丹麓晚过》。王晫在《吴吴山五十》中云：“古来相好贵知心，百千人中难得一。如君肝胆惟认真，三十余年如一日。若以远归必顾我，我有作必请君益。无论断句与长篇，丹黄甲乙惟君择。”二人既是“三十余年如一日”的知心好友，怎么可能在为吴作传和为友祝寿时，屡次搞错挚友的生年呢？

    其次，王晫撰《芝坞居士传》和赋《吴吴山五十》的时候，吴舒凫都在世，多次见到这两篇诗文。例如，王晫收有这两篇诗文的《墙东杂钞》，吴舒凫亲自读过，并为之作评。吴舒凫《墙东杂钞评》中云：“松溪王先生著书满家，向刻《霞举堂集》，予为之论定行世。”而王晫的《霞举堂集》也收有《芝坞居士传》。如果真像刘文结论的那样，王晫在为吴舒凫写传记和致寿诗时，都把吴的生年搞错了10年，那么，吴舒凫自己多次见到了王晫撰写的传记和寿诗，怎会置之不理？大约更不可能吴舒凫也忘记了自己的生年！

    刘文中对吴舒凫生年提出了四点可疑之处，试逐一析之：

    可疑者一中，列举了王嗣槐《斐园宴会序》里一段，抓住其中“年少”二字进行一番辨析后又说：“如果说王嗣槐及斐园与会者，均年长，故称吴‘年少’，这样理解自然也勉强说得过去。”事实上，斐园与会者虽不是“均年长”，但却是大都年长，特别是序文作者王嗣槐自言“余年浸衰，精力耗亡”，并称二十多岁的吴舒凫“年少”是不足为奇的。

    可疑者二中，引用了吴舒凫给张潮的信里的“仆少失学，长困于游，三十年载籍之林，涉猎而已。近以风木之感，息影苫芦……”又转引《杭州府志》说吴舒凫“髻年入太学，名满都下”，并把“仆少失学”与“髻年入太学”混为一谈，刘文以信中“仆少失学”，“三十年载籍之林”，“近以风木之感”三个不太确定的时间概念，经过一番推论，去否定王晫《芝坞居士传》所记的“丁亥之岁，八月壬辰，生居士于钱塘之松盛里”和《吴吴山五十》中“康熙丙子之八月，吴子行年已半百”这两条确切的时间，恐怕不太说得过去吧？

    可疑者三中，转引王晫的《芝坞居士传》里的材料有误。查《芝坞居士传》中这段记载是：“十岁时，塾师命讲《论语》知及之，居士曰：‘……’。师怒其畔注曰：‘……’。时兄心庵成进士，才弱冠，或誉居士神童，益当早贵，居士抚然曰：‘能贵人且非良况……’。”显然，这里记吴舒凫十岁时讲解《论语》，引起“师怒”，与后边“时兄心庵成进士”，旁人或誉居士，“居士抚然曰”，完全是两回事。而刘文把两者合而为一，这种“可疑”能成立么？

    可疑者四中，列举洪昇长女洪之则在《还魂记跋》中“吴山四叔”语，进而根据作者在《戏曲研究》第5辑上的《洪昇生年考略》（以下简称《考略》）定洪昇生于顺治十四年丁酉，以此来推算吴舒凫生年，把吴舒凫生年也定在顺治十四年，只小洪昇一个月。洪之则作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的跋中有“忆大龄时”，吴舒凫住洪寓讨论《牡丹亭》，其后“忽忽二十年，予已作未亡人”。可知当时她已二十六岁左右，应于康熙八年左右出生。如果按《考略》中洪昇生年，那么，洪昇应在十二岁前完婚，十三岁时就生长女洪之则，这可能吗？又如《考略》中叙云：“笔者在一九六六年秋，去杭州，颇费周折，看到了丁丙的《武林坊巷志》稿本。发现这个稿本不仅时间晚出，而且颇多错舛，间又零乱。八〇年秋，又再次仔细看了这个稿本……原文竟是‘康熙甲辰，二月初度。根本不是二十初度’。”然而，这则材料的全文应是：“稗畦生于七月一日。妻黄兰次，其中表妹也，迟生一日。康熙甲辰，二十初度，友人为赋《同生曲》。”如果依照“二月初度”，洪昇夫妇均生子七月，为什么二月会有友人为赋《同生曲》呢？作者为何不从上下文意思里看出是“月”字有误？何况作者自言所见稿本“颇多错舛，间又零乱”！《考略》中认为：张竞光的《同生曲》和柴绍炳的《贺洪昉思新婚》，都是洪昇十三岁缔结婚约时友人所作，正式完婚是在康熙十三年甲寅洪昇十八岁时。可是，读一下几首《同生曲》，就会发现《考略》的推断不太符合实际。如张竞光《宠寿诗堂集》卷二十《同生曲·为洪昉思作》：

    高门花烛夜，公子受绥期。

    里闬传光彩，宾阶吐妙词。

    仙郎重意气，静女整容仪。

    含思连理树，定情合卺巵。

    扇摇扬比翼，衾锦织双丝。

    共饮一流水，相看并本芝。

    鸳鸯隐绣幕，鸾凤逐重帷。

    眷恋无穷已，绸缪有烛知。

    永怀从此夕，初度竟何时。

    岁月无先后，芙蓉冒绿池。

    又如诸匡鼎《说诗堂集·橘苑诗钞》卷四《同生曲·为洪昉思赋》：

    七夕争传巧，先期尔俱降。

    同心把莲子，携手对兰缸。

    菡萏元相并，鸳鸯本自双。

    闺中行乐处，鸟鹊近纱窗。

    仅举这两首诗，稍有一点儿文学鉴赏力者，可能不会认为这是祝贺友人订婚之作。如果依照《考略》的结论，洪昇十三岁订婚时有众多友人赋诗奉贺，那么，十八岁完婚时，肯定贺诗会更多。然而，在康熙甲寅却查不到一首这种贺诗，岂非咄咄怪事！并且友人赋《同生曲》明明在康熙三年甲辰，《考略》没有对此做任何说明，便把赋《同生曲》的时间往后挪动五年，以避康熙三年甲辰时，年仅八岁的洪升“鸳鸯隐绣幕，鸾凤逐重帷。眷恋无穷已，绸缪有烛知”之嫌，不令人感到费解吗？本文不专考洪昇生年，故不赘述。总之，用《考略》中所定的洪昇生年，去推断吴舒凫的生年，以否定王晫的确切记载，能够成立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王晫关于吴舒凫生年的两条确定的时间材料，去推知洪昇的生年，即可得出：洪昇生年不应晚于顺治四年丁亥八月。

    二

    刘文的第二部分吴舒凫年谱中，同样有一些失实之处。仅略举一二：

    其一，吴舒凫康熙甲戌自刻的《三妇合评牡丹亭》卷首自序云：“吴人初聘黄山陈氏女同，将昏而没。感于梦寐，凡三夕，得倡和诗十八篇。人作《灵妃赋》颇泄其事，梦遂绝。”吴舒凫续妻钱宜眉批曰：“陈姊没于乙巳，谈姊没于乙卯。”如果依照刘文年谱，那么，陈同没时，吴舒凫才九岁。九岁稚童怎能对未婚妻的逝世“感于梦寐，凡三夕，得倡和诗十八篇”，并“作《灵妃赋》颇泄其事”？也许有人会怀疑钱宜眉批的准确性，可是又从序文中得到补证：钱宜记有“此夫子丁巳七月所题”之中吴舒凫云：“又念同孤塚香，奄冉十三寒暑，而则敢身女手之卷，亦已三度秋矣。”从丁已上推十三年正是乙巳，上推三年又是乙卯，可谓不谋而合，证明“陈姊没于乙巳，谈姊没于乙卯”是确切的。

    其二，刘文年谱康熙八年己酉，吴舒凫兄吴复一逝世。十三岁的吴舒凫“为兄录《游仙记传》”，十三岁的洪昇为之作《吴元符进士游仙诗》，细读之，不像少年之语，倒似青年之言。

    因此，笔者认为：确切可考的吴舒凫年谱应为：

    顺治四年丁亥（1647），出生钱塘。根据王晫《芝坞居士传》（以下简称《传》）：“以丁亥之岁，八月壬辰，生居士于钱塘之松盛里。”又据王晫《吴吴山五十》：“康熙丙子之八月，吴子行年已半百。”

    顺治六年己丑（1649），三岁。侍兄侧读书，随后入塾。《传》云：“居士三岁余，好立两兄侧听读书……兄言之父，遂授书，日识数百言，九岁遍《十三经》。”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九岁。读完《十三经》。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十二岁。与诸名士聚于毛先舒寓。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十五岁。入国子监，洪昇作《吴瑹符北征赋此赠别》。

    康熙三年甲辰（1664），十八岁。其兄吴复一中进士。

    康熙四年乙巳（1665），十九岁。未婚妻陈同病逝，作《灵妃赋》悼念。并得陈同评点《牡丹亭还魂记》上卷。据吴舒凫《还魂记序》云：“吴人初聘黄山陈氏女同，将昏而没。感于梦寐，凡三夕，得倡和诗十八篇。人作《灵妃赋》颇泄其事，梦遂绝。……人许一金相购，姐欣然携至，是同所评点《牡丹亭还魂记》上卷……”钱宜眉批曰：“陈姊没于乙已。”

    康熙八年己酉（1669），二十三岁，其兄吴复一卒，年仅三十一岁。吴舒凫录《游仙记传》，洪昇为之作《吴元符进士游仙诗》。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二十七岁。娶谈则为妻。据钱宜眉批：“谈姊没于乙卯。”《还魂记或问》中吴舒凫答有：“谈也三岁为妇，炊白避征”。

    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二十九岁。父丧，妻谈则亡。《传》云：“乙卯丧父……父丧半月，妻亦亡”。

    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三十一岁。为亡妻谈则评《牡丹亭》作记。秋，去奉天作姜定庵幕僚。路过北京，寓洪昇处，与之讨论《牡丹亭》。据洪之则《还魂记跋》，洪跋前面尚有“乙亥春日冯娴跋”，由此可知，三妇合评本虽由甲戌冬暮刻成，但没有装订，因此方有冯娴、李淑、顾姒、洪之则几人乙亥作跋。方象瑛《健松斋集》卷十八丁巳诗《赠吴瑹符赴姜京兆幕》。

    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三十四岁。秋，以奉天返故里，路过北京，洪昇作《送吴舒凫之徐州》。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三十五岁。营宅于青芝坞。《传》云：“居士同产七人，小妹下殇，两兄、仲嫂、嫁姊妹相继夭亡。……辛酉，营宅于青芝坞，同日葬五棺。”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四十二岁。续娶钱宜为妻。洪昇《长生殿》行世。据李淑《还魂记跋》云：“四哥故好游，谈嫂没十三年，朱弦未续……母氏迫之，始复娶钱嫂，尝与予共事笔砚”。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四十七岁。冬，钱宜将《三妇合评牡丹亭》抄录成付本。据《还魂记或间》吴舒凫曰：“癸酉冬日，钱女将谋剞劂，录副本成……”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四十八岁。春，林以宁为三妇合评本作序。冬，三妇合评本峻刻。据钱宜《还魂记纪事》云：“甲戌冬暮，刻《牡丹亭还魂记》成……”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四十九岁。春，冯娴、李淑、顾姒、洪之则纷纷为三妇合评本作跋，随之装订行世。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五十岁。八月，王晫作诗《吴吴山五十》祝寿诞：“康熙丙子之八月，吴子行年已半百。桂花香散满庭秋，酌酒与君溯畴昔。少年豪宕喜交游，转眼升沉不相识。风回山水生波澜，湖海人情况难测……”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五十一岁。春，赵执信自粤来钱塘，洪昇、吴舒凫陪赵游西湖。见《怡山诗集》卷八《答洪昉思、吴舒凫》。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五十四岁。夏，往北游燕。秋，返回钱塘。冬，母病逝。《传》云：“庚辰夏，居士适燕，心忽怦怦，遄命驾返。秋中，间母安，无恙。入冬，母病噎，竟不起……”

    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五十五岁。初，葬母青芝坞，在墓旁建庵而居，直至逝世。王晫为之作《芝坞居士传》。据《传》云；“追葬（指葬母），将庐墓青芝坞终焉……论曰：磋夫！予松溪老矣，亦居士不欲复出芝坞……”

    笔者认为：吴舒凫可能在母丧后守制的三年内逝世，当卒于洪昇之前。《传》云：“或曰：居士丧母，旬日间黑头须尽白，号泣日闻于里，里废相歌，皆称为老孝子。”一位五十五岁的老者，如此哀伤，怎能不伤身体，加速衰亡呢？此年后，目前尚未发现确切的材料，证明吴舒凫在世。此外，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孙风仪在钱塘吴山上招伶演出《长生殿》，邀请洪昇等一大帮文人士大夫前往观戏。如果吴舒凫在世，定会受到邀请，并会前往观看。因为不但吴舒凫改编并评点过《长生殿》，钱塘文人士大夫皆知晓，而且吴舒凫三年守制已满，可以看戏，加之吴山上有吴舒凫寓所吴山草堂。查吴山观戏者名单无吴舒凫，所以，结论当是：吴舒凫已于守制三年中逝世于青芝坞。

    三

    刘文的第三部分，专门考证三妇合评本的真伪：“笔者过去亦撰文，断言《牡丹亭》为三妇所评。现在看来，这个结论过于武断了。”接着，他进行了考证质疑，认定三妇合评本属伪作。我认为，证据不充分。

    首先，《三妇合评牡丹亭》行世时，吴舒凫和续妻钱宜在世，与其夫妇交往甚密的文人才女们都异口同声称赞之，均无半点怀疑。除刘文提到的王晫、张潮、洪之则外，还有林以宁、顾姒、冯娴、李淑等人。林以宁、顾姒、冯娴是“蕉园七子”中的“三子”。“蕉园七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子文学社团。她们结社唱和，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驰名大江南北，被当时艺林传为佳话。“蕉园七子”的首领林以宁在《还魂记题序》中云：“予家与吴氏世戚，先后见评本最早，既为惊绝，复欣然序之。”这位既是洪昇的亲戚，又是吴舒凫亲戚的文坛风云人物，她不仅深知吴氏三妇的情况，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因此，她的序言不能不具有可信性。另外，为三妇合评本作跋的李淑，既是吴家的亲戚，又是钱宜的老师，她在《还魂记跋》中云：“吴山四哥聘陈嫂，娶谈嫂，皆早夭。予每读其所评《还魂记》，未尝不泣然流涕，以为斯人既没，文录足传，而谈嫂故隐之，私心欲为表章，以垂诸后。四哥故好游，谈嫂没十三年，朱弦未续……母氏迫之，始复娶钱嫂，尝与予共事笔砚。洲花啸月之余，取二嫂评本参注之，又请于四哥，卖金钏、雕版行世。”说明李淑在吴舒凫续娶钱宜之前，已经见过陈同、谈则二人的评本，并且亲自看见钱宜评点，钱宜筹资刊刻时卖首饰，这难道也是刘文所说的“小说家言”？李淑的“又请于四哥”，显然指吴氏夫妇的《还魂记或问》之事。李淑还说；“由此观之，俞娘之注《牡丹亭》也，当时多知之者，其本竟湮没不传。夫自有临川此记，闺人评跋不知凡几。大都如风花波月，飘泊无存。今三嫂之合评独流布不朽，斯殆有幸有不幸耶？然《二谈》（指张元长《梅花草堂二谈》）所举俞娘俊语，以视三嫂评注，不翅瞠乎？”由此可见，在三妇之前，评点《牡丹亭》的女子不少，只是没有流传下来。在封建社会里，深受封建礼教戕害的女性们，对高扬反叛旗帜的《牡丹亭》无比钟爱，是可以理解的。奇幻无比的《牡丹亭》，洋溢着强烈而炽热的情感，杜丽娘由情而死，为情而生，出生入死地追求理想爱情的精神，震撼了受封建气氛压抑的几代女性，引起她们强烈的情感共鸣。怎不会三妇相继而评，“卖金钏，雕版行世”呢！又据洪之则跋中所云，在20年前，吴舒凫与洪昇讨论《牡丹亭》时，“以陈、谈两夫人评语，引证禅理，举似大人，大人叹异不已。予时蒙穉无所解，惟以生晚不获见两夫人为恨。”这与李淑所言很早见过陈、谈评本相符。由此可知，吴家亲朋好友，很早就知道陈同、谈则评点《牡丹亭》之事。难道吴舒凫早就别有用心地蓄意制造“小说家言”，以便后来刻本行世，欺世骗人么？那么，怀疑三妇合评之事起因何在？据吴舒凫《还魂记序》“则既评完，抄写成帙，不欲以闺阁名闻于外，间以示其姊之女沈归陈者，谬言是人所评。沈方延老生徐文野君潭经，徐丈见之，谓果人评也，作序诒人。于时远近闻者转相传访，皆云吴吴山评《牡丹亭》也”。这就是李淑跋中“而谈嫂故隐之”。谈则为何要说是丈夫所评呢？原因不明，不妄推论。肯定为三妇合评本作序跋的林以宁、顾姒、冯娴、李淑、洪之则诸才女知道此事内情而不疑，其中李淑见过陈、谈评本，洪之则亲自聆听吴舒凫向洪昇列举陈、谈两夫人评语。所以，可靠性大。

    其次，三妇有评点的能力么？回答是肯定的。《昭代丛书》载杨复吉丙申夏《三妇评牡丹亭杂记跋》云：“临川《牡丹亭》数得闺阁知音，同时内江女子因慕才而至沈渊。兹吴吴山三妇复先后为之评点校刊，岂第玉箫象管出佳人口已哉！近见吾乡某氏闺秀又有手评本，玉缀珠编不一而足，身后佳话，洵堪骄视千古矣。”由此可见，《牡丹亭》得到许多闺秀的喜爱，“某氏闺秀”能手评，陈同就不行么？谈则，曾经著有《南楼集》，更具有评点的才能。而钱宜，婚后经过李淑三年教诲，文艺素养也不错，曾赋诗云：“蓄遇天姿岂偶识，濡毫摹写当留仙。从今解释春风面，肠断罗浮晓梦边。”又画杜丽娘像，冯娴《还魂记像跋》云：“今观钱夫人为杜丽娘写照，其姿神得之梦遇，而侧身敛态，运笔同居中法，手搓梅子，则取之偶见图第一幅也。”从诗画可知，钱宜也具有鉴赏《牡丹亭》的能力和修养。根据生理学、心理学常识，女子比男子早熟早慧，何况三妇合评的是一部使青春女性魂销梦断的《牡丹亭》！

    第三，三妇的评语，流露出女性细腻的心理情感和对爱情的理想。例如：“儿女之情最难告人，故千古忘情之人必于此处看破。然看破而不至于相负，则又不及情矣。”又如：“先展消，次对镜，次执笔，洗扫乎？轻描乎？描思不定，复与镜影评，然后先画鼻，故见腮斗也。次樱唇，次柳眼，次云鬓，次眉黛，最后点睛，秋波欲动，又加眉间翠钿桩饰，徘徊宛转，第次如见。”再如：“此记奇不在丽娘，反在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之梦而死者不乏，但不复活耳。若柳生者，卧丽娘于纸上而玩之、叫之、拜之；既与情鬼魂交，以为有精血而不疑；又谋诸石姑，开棺负尸而不骇；及走淮、扬道上，苦认妇翁，吃尽痛棒而不悔，斯洵奇也。”有今人评此段云：“可能是由于评论者系妇女，故而特别注意对男子的观察，并通过对剧中一个痴心男子的评论，寄托她们对男子忠于情爱的期望。正是在她们对柳生过分赞美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社会里没有地位的妇女的内心隐痛。”[1]此言是中肯的。

    当然，三妇中，除陈同外，谈则和钱宜，在婚后朝夕相处中，有意无意地受到丈夫吴舒凫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但不要因此而剥夺三妇的著作权。

    细而思之，吴舒凫何苦费尽心机，制造“小说家言”，欺世欺人呢？他评点《长生殿》，为何不标三妇一语？

    笔者学识肤浅，以此冒昧就教于刘辉先生以及方家学者，不胜惶恐。

    （原载《戏剧艺术》1988年第2期）

    注释：

    [1]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29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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