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允恭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我在安庆由高语罕介绍认识了老前辈朱蕴山。那时他30多岁，留着小胡子，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朱老当时在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担任修身课（省立三农校址在六安，朱老曾参加筹建，后由朱老推荐沈子修担任校长，桂月峰任学监），并为安徽教职员联合会成员。我在学生联合会工作，所以接触甚多，朱老一直把我当作小青年，对我时加奖励。他不但是我的前辈，而且也是我的良师。

    一

    在和朱老的长期接触中，他告诉我，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革命，参加实际斗争。

    朱老188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其父朱纮早年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虽退隐在六安嵩嶚崖，但斗志不衰，鼓励儿辈们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

    朱老从小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下，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勇于斗争。1906年在安徽巡警学堂读书时，思想激进，参加了光复会。1907年，又参与徐锡麟、宋豫琳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起被捕。在徐锡麟押赴刑场就义时，朱老和宋豫琳亦被押赴刑场陪斩，朱老时年仅20岁。

    1908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15年与冷御秋、刘希平、柏文蔚等人秘密回皖推动反袁活动。1916年5月和段瑞兰、杨允中、沈全懋等人密谋在安庆起义，讨伐袁世凯。不幸事泄，朱老被捕。袁世凯死后，在孙中山先生通电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时才获释。

    1917年朱老在芜湖，与安徽教育界知名人士刘希平、高语罕等人商讨，认为中国当时黑暗局面尚长，首要的是缺乏革命人才，因此他们决定在学校机关埋下头去，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为此，他们分头到处奔波，以私人名义向各方面筹款办学。由于他们的努力，终于先后办成芜湖工读学校、安徽职业学校和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为穷苦学生创办的。赭山下的工读学校，不收学膳费，所以很多贫苦子弟得以入学，该校学生曹渊、陶久仿、孟靖等都是日后的革命烈士。职业学校规模更大，分为金工、木工两科，只收膳费，不收学费。曹渊也转入职业学校。该校培养出很多革命青年。但这所学校聘用老学究李子寿任校长，由于办理不善，引起同学的不满。后因一位学生生病，校方不及时医治而死亡，曹渊发动同学赶走了李子寿，校委会开会决定开除曹渊等进步学生。朱老虽是常驻职业学校的校董，但此时正在上海，听说开除青年学生的消息，急电校方，认为这是学校管理不善，岂能责怪青年学生。所以曹渊等进步学生，后来一直不忘朱老的关怀。

    二

    1925年底，朱老去第一次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积极赞成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高语罕和朱老一起来到武昌。他们一面筹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一面协助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充实政治部，扩大革命宣传。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在武昌成立后，由高语罕任主任委员、朱老任组织部部长。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在武汉招收100多名青年男女，成立学兵大队，由省党部领导。该队虽没有固定的教师，但是请来讲课的不少是知名人士，如恽代英、章伯钧、郭沫若等。这期间学兵大队办得有声有色。因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远设武昌，联系不便，等于架空，同时不免被人讥笑。后北伐军到了安庆，朱老和高语罕等决定省党部即刻迁安庆，这些学生多数也随之被分配工作。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朱老到了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途经上海回到安庆。

    1928年春，蒋介石到了安庆，派特务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学兵大队的学生被赶走，朱老和高语罕等又被迫回到武汉。

    三

    1927年，我病愈仍回部队做政治工作，朱老离开武汉，我们便分手了。直到1929年春，我从安徽被调到上海，在周吉甫（朱老内弟）家又遇到朱老。两年不见，长谈了好几次，这时朱老已有了两个孩子，我见了他太太和两个爱子（世成、世同）。朱老也改了样子，穿着整齐，但当时仍无固定收入，经济上全靠周吉甫资助。我问他在上海干什么？他说：“我在尽力为党做些统战工作。”

    据朱老告诉我：安徽有一批失意的旧军人、旧政客、文人学者。如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师长袁子金，师长岳相如，开明绅士王龙庭、李小南，还有大绅士李少川等都闲住上海。朱老利用串门闲谈之机，向他们宣传蒋介石执政，多以浙江人和黄埔生为主，不会把安徽人放在眼里，就连有那么大实力的冯玉祥也不在他眼下。朱老对他们说，你们已经被蒋抛弃，他不会再真心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向他乞求，他更会看不起，必将没有出路，如果自己单独干，力量太小，也不会取得胜利。现在唯一的出路是跟着共产党干才能有前途。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据我多年观察，共产党上下团结一致，又有群众基础，所以必有力量。任何一个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外面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这完全是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桂系长期来是支持蒋介石的，现在也受到排挤。朱老还单独找柏文蔚做工作，对他说：你是老国民党员，苦心经营了两三万部队，结果都被蒋介石搞光了，现在到上海来做寓公，跟蒋跑，有什么意思呢？柏被说得流下了泪。

    李少川是朱老的好友，同十九路军的关系非常深，对朱老的话十分相信，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朱老的统战工作，取得积极的成果，使他们逐渐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不愿跟蒋走。多数人成了同情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例如方振武经过朱老的工作，思想上有了戒备，当1929年夏蒋介石任命他为安徽省政府主席时，他即刻把在北方的部队调到安徽。蒋介石十分敏感，当方振武到南京向蒋汇报工作时，蒋突然将方扣留，其罪名是说他私通阎锡山，同时把他的部队解散。接着蒋介石把自己的妹夫调充安徽省主席，只有余亚农先生一个旅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事后，朱老抓住方振武这一事件，又继续做这些人的工作，因而使他们更加相信朱老的话，不再和蒋介石共事。

    朱老在安徽遗老们眼中是药中的甘草。他由一位青年秀才加入同盟会，先反清王朝腐朽卖国，接着反袁世凯称帝。当蒋家王朝凶焰万丈时，他总是特立独行，不屑一顾，且积极反蒋，安徽遗老们又认为他是疾风中的劲草。

    1930年我调山东工作，和朱老又分手一段时间未通音信。

    四

    1932年4月，我正任山东省委书记，突然调到上海，被王明路线断绝了与党的关系。

    这年初夏，朱老也到了上海。我们见面后，他得知我老伴被捕，便和李少川同去找上海警备司令戴戟，把我的老伴和同案人都要了出来。我们仍衣食无着，朱老此时经济条件较好，他慷慨地资助我。1977年朱老91岁生日时，我写了四首诗为他祝寿，诗中谈到他为革命奔走，对同志真挚热忱，其中有一首是回顾他接济我时的情景。现抄录两句：“到处逢人皆白眼，独留青眼属先生。”

    朱老不但在经济上资助我，而且在政治上也十分关心我。这时我在上海没有什么正式工作，朱老诚恳地对我说：现在十九路军将领和民主人士云集福州，准备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抗日反蒋。为与瑞金红军联合抗日，我多次往返香港福州间，与李济深、陈铭枢商谈，已取得初步结果，而且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也极力赞助。福建人民政府的建立，将是平地一声春雷，不管成败与否，都能推动全国人民的反蒋抗日运动。你们夫妻二人可以去福建参加革命。我和陈桓乔得到朱蕴山、李少川的介绍到了福州。此时，福建人民政府已经成立，秘书长彭泽湘是我的好友。从此我全力改编民军，准备训练好队伍投奔红军。不料十九路军兵败，事业未成。我之所以和十九路军有一段姻缘，完全是朱老牵线的结果。

    五

    我随十九路军到香港不久，朱老也到了香港，我们和十九路军将领、第三党领导人共同组建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朱老当选为委员。1934年我离港去日本，朱老经上海到天津，担任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与方振武、吉鸿昌、马占山联合，共同抗日。

    1936年初，我受陈铭枢之邀回香港，而朱老为抗日大事，多次去山西和阎锡山、梁化之（阎的外甥兼秘书）会谈。同年我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获释后即去福建，和朱老失去通信联系。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为了组织抗日游击队，辗转到了安徽。此时，朱老已在安徽，他是在1937年国民党迁都武汉时，得到董必武和叶剑英同志的赞同，赶回安徽，从事发动抗日工作。当时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经朱老建议，李宗仁同意，组成了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李为主任，朱老为总务部部长。此时安徽上层民主人士和各地革命青年，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时云集大别山，通过动委会，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形势甚好。

    1938年秋，国民党桂系将领廖磊主皖，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刘真如。他们积极推行白崇禧的反动政策，改组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采取防共、排共方针。1939年朱老毅然辞去了安徽动委会职务，到外地为抗日而奔波。我和朱老又一次分手。

    1947年我从台湾到上海，又遇到朱老。我住福胡大楼四楼12号（原黎澍同志的房子），被特务盯梢，寸步难行。一次，朱老来看我，我告诉他：“已被特务盯梢，你赶快走，免受牵连。”朱老说：“我不怕，我是民盟中央委员，民主党派，谁也不怕。”他还找杨虎帮我了解是哪一部分特务注意我，后由陈仪到沪给我了了案。

    六

    新中国成立后，我到福建任福建师院院长时，朱老到福建视察，我们又见了面，叙谈了几天。1952年我调南京大学后，见面次数更多。“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受到审查，1973年，我的历史已初步查清，我把此事函告朱老，他立即写了两首诗寄给我，原稿尚在我处，兹录如下：

    其一

    五十年来老战士，东江粤海早知青。

    是非到此真明朗，不负当时一片心。

    其二

    洪孙革命已先行，颠倒英雄付劫尘。

    待到百年谈历史，是非成败自分明。

    1973年秋，朱老患病，我特地赴京探望，在朱老家住了两个星期，既畅谈往事，又大谈“文化大革命”，真是畅所欲言。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详谈了范鸿仙墓修复的经过。范鸿仙原是老国民党员，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初期在上海办报，反对袁世凯，后被袁派人暗杀，埋葬在上海，于右任把范墓由上海移到南京东郊。范鸿仙本是文人，蒋介石赐他陆军中将，故由于右任题写：“陆军中将范鸿仙之墓”。“文革”中范墓被红卫兵砸碎，无人敢修，1972年朱老回京后，向周总理述及此事，总理指示重修范墓，才得以修复。故南京不少人称赞朱老重义气。

    我们这次临别，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朱老送我时，很少讲话，只吟了李商隐一句诗：“相见时难别亦难。”说着流下了泪。还说：“我今年86岁了，以后能否再见面，难以预料。”我安慰他说：“我可以常来。”其实，这是我们最后一别。

    别后朱老常常寄诗给我，明确要我和诗回他。因我不会作诗，所以甚觉苦恼。直到1975年下半年稍有空闲，我重学古诗，也略和了一些，现多散失。

    朱老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他对“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极为不满。“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王昆仑同志时，朱老为此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才使王昆仑很快获释。1976年12月22日，当他得知“四人帮”被粉碎时，他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当即填词一首：

    浪淘沙

    （写愤）

    多难必兴邦，领导齐伤。却教老泪洒盈眶。牛鬼蛇神都出现，系于苞桑。

    打倒“四人帮”，祖国重光。千夫所指必夭亡。篡位夺权成一梦，下手为强。

    朱老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他们的逝世，极其悲痛，分别作有诗词悼念。如陈毅同志逝世时，朱老题词一首，抄附：

    声声慢无题

    1972年5月12日

    帝王将相，神仙霸主，过去已成尘土。人事沧桑，厚今还须薄古。老来情绪犹豪，说不尽生龙活虎。堪笑那别雨斜风，苍蝇腐鼠。

    报道将军归去，看领海内外，哭倒大树。地覆天翻，赢得目眦发竖。公道出自人心，堕泪碑历历可数。夜沉沉，问故人究在何处？***

    我同朱老交往了数十年，朱老忠于祖国，忠于革命，忠于中国共产党。即令在极度困难中也信念不变，斗志不衰。

    1983年，黎澍同志来宁开会，我们一起谈起朱老，他说：“自我和朱老相识，使我感到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他不管是批评也好，甚至谴责也好，总是恰如其分。我同他来往愈久，愈觉这位老人可敬可亲。”

    我觉得黎澍同志对朱老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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