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朱蕴老

    蒋燕

    那是在1938年6月的一天，正是牛毛细雨飞舞的时节，在日寇侵犯安徽六安县的隆隆炮声中，我和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的“妇女战地服务团”十来位女同胞，撤离了六安县城，沿着泥泞的山间小路，向独山镇转移。我们这些人中少数是平津流亡学生，多数是安徽省的青年学生。在又溜又滑的山道上挣扎了大半天，一个个摔得像泥猴一样，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乡村小店前。这时已有一乘轿子停在那里，大概是个有身份的人在这里歇脚。我们也实在走不动了，决定就在小店住下来。等把大家安顿好后，我走出店门，看看天色，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在我跑进跑出的时候，看见一个留着一片八字胡的瘦瘦、矮矮的老头坐在店里喝茶，一个年轻人在旁陪着，几个轿夫模样的人也坐在一起喝茶。当我转身要进店时，这位老头喊着了我，他说：“你该休息一下了！我看你跑进跑出，好累的。”我说：“不累！”他说：“我听你讲话的口音，好像不是本省的人？”我说：“我是四川人。”他问：“你是四川人怎么跑到安徽来了呢？”我告诉他：“我是北平的学生，因为参加抗日打鬼子才来到了这里。”他马上站了起来，满面笑容地说：“呵，可敬！可敬！你请坐喝杯茶，休息一下吧！”随即递给我一杯茶。我感到这老头和蔼可亲，又盛情难却，便接过茶来坐下。当他听说我们是省动委会“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时候，显得更高兴了，说：“呵！你们是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我就是省动委会的，我叫朱蕴山。”接着，他就向周围的人说：“你们看，四川的女同胞都跑到我们安徽来打日本鬼了，我们安徽人怎能不起来抗战呢。我们不打日本鬼，怎么对得起四川同胞，怎能对得起全国的同胞？”随后，他又问我：“你们要去哪儿？”我说：“我们要去独山镇，到了那里才知道以后去什么地方工作。”他说：“那这样吧，你们如果到了立煌（当时金家寨叫立煌），你就来找我吧，我很想跟你做个忘年之交的朋友。”他指指身边的青年人对我说：“这是我侄子，叫朱明。”随后，他就坐上轿子走了。我们在小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去了独山镇。就这样，我交识了朱蕴老。

    这天，我去立煌开工作团长会，会后，去拜访蕴老。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他的家里。他的家虽然不能说家徒四壁，但也够清寒了。蕴老十分高兴我的到来，热情地接待了我。闲谈中我才知道他祖父曾参加过太平军，他本人参加过同照会，大革命时期与我们党有较深关系，并与邓演达有深厚的友谊。几十年来一直与蒋介石斗争不息，过的几乎都是飘泊生活，清贫永远伴随着他。从他侃侃的谈话中，我增添了对这位老前辈的敬意。此后，我们团奉命调到立煌，我经常去拜访蕴老。

    我们团忙于立煌四郊农村的妇女儿童工作，对外界的事情所知甚少。我们党内又是单线联系，没有很多时间传达国际国内的形势。而蕴老身居高位，关系又广，所知道的情况很多。只要一见面，他就给我们讲国际国内和省内的形势，我们得益匪浅。蕴老见我们年轻，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经常教诲我们处世之道。出于党内组织纪律的约束，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员。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出于对青年人的真心爱护，怕我们在那鱼龙混杂的环境里交错了朋友，走错了路，他经常谆谆叮嘱我：“真正抗战的是共产党，你要交朋友就要交共产党人。我不是说国民党里没有好人，国民党人都不打日本鬼子，但你年轻，又是单身女人，要特别地注意。”

    1938年底，蕴老离开了立煌赴重庆。走的时候，我去送他。他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送给了我，还给了我许多子弹，要我做防身之用。他说：“你是个年轻女子，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你不能不注意！”临别之时，他向我要了我女儿小燕的地址。几个月后，我收到蕴老从重庆寄来的信，信中说，他已去看过我女儿小燕了。她在她姑母的照顾下，长得很好，叫我不必挂念。读完他的来信后，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这民族存亡之秋，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奋起与日寇做殊死搏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我，抗日救国更是责无旁贷。我因此而与丈夫孩子天各一方，却无时无刻不思念着他们。蕴老好像了解我的思念，在繁忙的公务缠身之际，他还特地抽时间到远离重庆的綦江县东溪镇去看望小燕。这种战友之情，老辈对前方抗日战士的女儿的深切关怀，深深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永志难忘，也促使我更加努力为抗战事业而奋斗。

    1941年皖南事变中我受了伤，组织上嘱咐我回四川泸州老家养伤。离重庆之前，我打听到了蕴老的住址后，即去看望了他。他说很早就得知我在皖南事变中受伤未死的消息，很高兴，今天能见到我更高兴！他说：“你现在伤未痊愈，身体也很不好，快回去养好伤病吧！”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告别了他。第二天傍晚和我三弟登上了重庆开往泸州的轮船。船快开时，忽然听到船舱外一条小船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跑到船边一看，原来是蕴老。他叫小船靠近轮船，便爬上船来。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我还有几句话忘了交代你。你可要小心，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在皖南事变中受伤回来的。四川的情况很复杂，反动势力是非常之大的。千万注意，可别再出什么事了！”我点点头，说：“我知道了。”眼泪竟忍不住夺眶而出，久久站立船边，目送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者在朦胧的夜色中渐渐远去。

    新中国成立后，蕴老在北京，我在上海工作，见面不多。当时我女儿小燕在北京读书，成了蕴老家的小常客。他还经常带小燕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对她像自己的孙辈一般多方爱护。

    蕴老在京结婚时曾给我来过一信，嘱我方便时一定要去他家做客，看看他的新婚夫人。一次我出差到了北京，专门去看望了他俩，蕴老夫妇热情款待了我，还一起去北海公园游玩，并合影留念。蕴老曾感慨地说：“我飘泊一生。现在全国解放了，我才有了一个安乐的家，这要感激共产党、感谢人民。”

    十年浩劫中，蕴老年事已高，仍十分关心我的处境。他曾托人来长沙专门看望过我。

    1979年，我和我爱人朱凡一道去北京，曾同去看望蕴老。当时蕴老已90高龄，不会客人了，但他听说是我时，马上让他儿媳妇出来把我们迎了进去。蕴老见了我们，连连说：“在我这儿吃饭吧！”谈话中仍充满了慈爱和关切，不断问这问那的。我们考虑到蕴老不能过劳，不敢多打扰他，就告辞了。可我没料到这竟是和蕴老几十年交往中的最后一面。

    1981年蕴老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悲痛不已。我忘不了几十年中他给予我父辈般的关怀和爱护。我深深敬佩他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努力奋斗的崇高的情操。

    1987年4月29日于长沙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