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蕴老离开我们六年了。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后和蕴老相处的一段经历,他老人家那和蔼可亲、忠厚慈祥的形象,时常呈现在我的眼前。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更加引起我的深切怀念!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民主派知名人士荟集香港,共商反蒋大计。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以回广东原籍探亲为由,在1947年7月间秘密飞赴香港。到了香港在七姊妹道继园陈树渠的家里会见了蕴老。蕴老是抗战初期我在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时的老领导,见到我非常高兴,立刻带领我分别去看望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随后我们又进行多次谈话,决定由我和另外两位民联成员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直属安徽小组(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即改名为“民革”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孤立国民党顽固派,蕴老指示我根据会谈决定事项,整理成备忘录五条,写在我的笔记本里,于7月26日由李任公(即李济深)签字,作为小组的行动纲领。同时决定“民联”安徽小组归蕴老直接领导,化名“汶山”同我单线联系。我们并约定联系的通讯处。
我在香港逗留将近一个月,8月初旬回到了合肥。由于忙于向同志们汇报香港之行的情况和研究“民联”小组工作,还来不及给蕴老写信,他老人家于8月18日先给我来信了。他在信中说:“吾兄与诸友好的营业状况盼随时见告,倘将来需要帮忙,弟当可随时返里为兄等尽力也。”从此至1949年2月他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一起离开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为止,共写给我的信有十几封之多,都是代表民革中央对我们安徽小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的。
1948年上半年,蕴老曾派人到上海和我相见于胡楚衡家;下半年又要我们派人赴港商谈工作。我们派李德同志代表前往,蕴老及李任公等领导人认真听取汇报,还做了许多宝贵指示。蕴老为革命为我们安徽的民革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
1948年9月,民革成员王汉昭就任安徽省明光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这是组织武装起义的条件和机会。我以专署视察主任名义为掩护,协助汉昭组织起义。原打算以专区所属各县地方团队为主,集结起来在津浦铁路南段起义,迎接解放军南下。蕴老迅速派李德持李任公的亲笔信回来,介绍我们与刘伯承司令员联系,嘱咐我们一切行动要听从刘司令员指挥。嗣因时局发展很快,来不及在皖东起义。蕴老又及时来信指示我们务必设法把部队拉到江南。他在来信中说:“吾兄所经营米面,务希善为保存。勿因时局波动而给散失。最好沿江分存,将来只有到江南一带销售。江北匪风甚炽,不易图存。吾辈为谋生计,只有到江南方有出路。一到江南,收获必大也。”按照蕴老的指示,并在中共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1948年底,我们从浦口渡江到了皖南绩溪。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蕴老从北平秘密飞到南京斡旋和平时,面嘱李德写信给我,指示我们一切行动要听从中共地方组织指挥,并告知和平无望,必须准备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4月22日,我和爱人丁佩萸经中共皖南区党委报请上级党委批准,赴南方白区工作。1949年8月初,路经上海时遇见蕴老。他是代表民革中央到上海视察民革工作的。他对我受命到南方工作,表示积极支持。为了便利工作,蕴老决定代表民革中央派我为桂系工作特派员,写了“李海为桂系工作特派员”的手谕交给我。同时分别给在广州的李宗仁、李品仙等写信,让我相机行事。他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说:“德邻吾兄: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已成定局。在宁所谈方案未能早日实现,回忆至堪怅惜!兹因李海同志还乡,托其致问。如兄认为有再谈之必要,履行前议,作最后转圜之计,壮士断腕,放下武器,弟仍可为兄鼎力图之。如何?希尽情面告李海,他决不有不利吾兄之图也。”蕴老吩咐我万一暴露身份,可用民革的关系掩护。蕴老为革命尽心尽力,对同志关怀备至,溢于言表。
我夫妇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以后,因白崇禧部队在衡阳一带负隅顽抗,水陆交通俱已断绝,无法通过,被迫中途折返。中共皖南区党委认为我是民革中央派在安徽工作的,现在任务告一段落了,理应向民革领导上汇报工作。于是我在1949年9月间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去北京饭店找蕴老。他对我未能去白区深为惋惜。
后来,我回安徽从事民革工作。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后,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时常想念蕴老,想向他倾诉自己的委屈,但又怕连累他老人家,一直没有给他写信。直到1979年平反,调到合肥市民革工作以后,才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20多年的遭遇。此时蕴老已届92岁高龄。肩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民革中央主席重任,工作繁忙,自己动笔已经比较困难,他收到我的信后,立刻嘱咐秘书周惠杰给我复信。想不到这竟是他老人家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重新回到民革机关工作以后,心想总有一天有机会去北京看望蕴老的,未及如愿他老人家就与世长辞了,真是万分遗憾,终生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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