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朱蕴山-朱老南京秘密之行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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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修林

    北平来了神秘客

    1949年春天,“钟山风雨起苍黄”。

    ——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

    ——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一号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会一结束,蒋介石即飞往杭州,转去奉化溪口。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声明,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3月24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正式组成。

    ——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飞往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就在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刘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一行赴平不到一周的时候,4月6日,上海《新闻报》头条地位登出一条独家新闻,大字标题为:《刘仲华由平飞抵首都,同来三人坚不露姓名》,报道了4月5日从北平来了四位“神秘客”“他们之来与和谈有关”,还特别提到“其中一位,留有仁丹胡子”。

    在那敏感的时刻,这则敏感的新闻,震动了当时的新闻界。南京、上海的记者同业,接连好几天疲于奔命,到处打听“神秘客”是谁,寻找“仁丹胡子”在哪里,但终究未获证讯,这就愈加增添了他们的神秘色彩。

    “那就是我呀!”

    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南京到了北京,1957年调到民革中央团结报社,我才知道,这位当年在南京轰动一时的“仁丹胡子”就是朱老——朱蕴山同志。

    那是1958年的夏天,有一天,朱老(当时他是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来到《团结报》编辑部。我们的编辑部设在民革中央大院里,朱老平易近人,最喜欢同干部接触,随便聊天。朱老是我们的老前辈,但同他在一起,你从不会感到与他有职别、年龄的差距,大家都尊称他为“红色老人”。那天谈话间,话题忽然转到了于右任。我就提到,1949年4月为寻找“神秘客”和“仁丹胡子”行踪,曾去南京西康路2号于右任公馆采访,于先生笑而不答。朱老听了,问我:“那天,你们有没有注意客厅里还坐着一人在看报?”我说,于先生家常有客人,谁还注意呀?朱老摸一摸唇边的胡子,哈哈大笑:“那就是我呀!当你们在打听‘神秘客’时,我心里暗暗好笑哩。”我说:“朱老,当时您要早告诉我有多好,找得我们好苦哇!”这时,编辑部里充满朱老爽朗的笑声。

    来去匆匆

    那次南京秘密之行,除朱蕴山外,还有刘仲容(不是当时报上渲染的刘仲华)、李民欣和刘子毅,共四人。

    4月3日,在朱老四人离开北平前两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同他们谈了话,在座的还有半年前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不久前从沈阳抵达北平的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周副主席请朱老等到了南京,即向南京政府有关当局说明全国革命形势,晓以大义,敦促南京接受正在谈判的“国内和平协定”,从而结束内战,重振中华。即将前往南京奔走和平的四位人士的分工是:朱蕴山代表各民主党派,李民欣代表李济深;刘仲容去找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刘子毅是去找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抗战时期,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时,刘仲容是桂林行营参议;抗战胜利后,白出任国防部长,白又给他该部参事的名义,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当幕僚,颇受白的信任。因此,周恩来副主席还交代刘仲容一项任务:到了南京,要照料好朱老和李民欣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了北平。下午2时许,朱老等四人就搭乘这架专机,飞往南京,于暮色苍茫中降落明故宫机场。他们都住在大悲巷白崇禧公馆里,“白公馆”的警卫都是广西兵,由于白崇禧曾有过交代,对朱老四人小心保护,所以,在南京期间,朱老他们的安全没有发生问题。

    这次南京之行是秘密的。他们四人深居简出,分别见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于右任等极少数几个人。

    蒋介石“引退”后,“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阁员星散。当时的南京,冷落寂寞。李宗仁成了“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元首”。幸立监二院还留在南京未走,李宗仁对于右任被留在南京,同他风雨同舟、安危共济,甚为感动,并知道于对北平和谈期望甚殷,就同何应钦(孙科的“行政院长”下来后,由何继任)一起出面,恳请于先生去北平走一趟,协助南京代表团进行谈判。于欣然同意,并已做好北上的准备,打算只带几个人随行,其中有“立法委员”李世军同志。李宗仁即电告北平的张治中:4月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来北平,协助和谈。

    4月10日晚上,刘仲容在南京也接到王炳南从北平打来的电话,知道南京代表团将派黄绍竑回南京,南京有飞机去接。王炳南叫他和朱蕴山等乘这架专机回去。

    4月12日,南京派飞机去北平接黄绍竑,朱蕴山和刘仲容就搭乘这架专机离开了南京,同机回到北平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和朱老的儿子朱明。

    至此,朱老等结束了南京的秘密之行,头尾共七天。

    1958年,朱老谈到当年南京秘密之行时,曾向我谈到:“我是个好游山玩水的人,可那次我连向往已久的中山陵也没有去。”南京解放后一个月,朱老重到金陵,偿此夙愿,游了中山陵还写了诗。

    尾声

    朱蕴山同志早年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他同于右任先生既是同志,又是诗友。他是很希望于先生能去北平的。遗憾的是于右任先生的北上计划,终未成行。

    4月16日上午,于先生坐车到了南京明故宫机场。行前,他接到了南京代表团从北平来的电话,说是黄绍竑(和谈代表)、屈武(和谈代表团顾问)带回《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今天就到南京,请于右任“暂缓来平”。

    那天,我也在机场。于先生告诉记者们:黄、屈两位就要到了,见到季宽、经文以后再说吧。

    当天,黄绍竑、屈武到了南京。以后发生的事,如众周知:李宗仁、何应钦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李宗仁还一度飞往溪口见了蒋介石,结果,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宣告破裂。

    4月21日,于右任见大势已去,黯然伤神地告别南京,飞往上海。在他离开之前,给沈钧儒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衡山老兄惠鉴:

    蕴山、泽霖两兄来,晤谈甚快。大示对国家安危、人民疾苦殷切关怀,实深感佩!原拟即日北上,追襄贤劳,因季宽兄返京,未即成行。目前局势如此,北平恐已无能为力。四一事件,深感不平,已嘱当局慎重处理,以副廑念。敬希深悃,诸公珍摄。此颂

    道安!

    弟于右任上首四月廿一日

    (记者按:泽霖即李民欣先生。“四一”事件是:南京和平代表团在4月1日飞平那天,南京爱国学生上街游行,提出“要和平,不要内战”等口号,国民党内主战派出动特务予以镇压,学生多人被捕。于先生信中所提“四一事件,深感不平”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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