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朱蕴山长者二三事

    何尚

    1949年4月上旬，国共双方正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朱蕴山曾从北平秘密来到南京。因我在1938年就认识朱老，1948年底在香港我又接受过朱老派给我的工作任务，因此，朱老来宁之后，我曾巧妙地与他秘密会见，接受了新的指示，坚定了继续前进的信心。

    1948年底，李济深和朱蕴山决定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号召，秘密乘坐苏轮北上大连，转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会议；他们要我改名换姓（经他们同意改姓名为“欧阳奋达”），以民革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潜回内地，主要任务是把李济深写的几件密信送给李宗仁、黄绍竑两先生。密信内容是促进桂系迅即发动停战和谈。用绸子写好的七件密信，由朱老拿到中华内衣公司，缝制在我穿的西服内（并告诉我每一密件的部位）。朱老一再交代我，要注意防特，不要辞行，也不要有人送行。

    我是乘夜航班机抵达上海的。我到上海最主要的任务是到孙中山先生故居会见黄绍竑先生，送李济深给他和李宗仁先生的密信，并口头转达任公的意图。那次，我找到上海海员工会的胡楚衡先生，他是朱老指定的联系人，我就住在他的家里。但我要联系的桂系兵团司令官张淦，其态度忽然暧昧不明，迟迟不再派人来联系。上海杨虎的人枪到底有多少，我几次去了解，亦均无结果。工作感到棘手，开展不了，我遂于1949年春，返回南京。朱老这时来宁，正是我的救星。我打听到朱老住在大悲巷白公馆，就用电话通过白先生的机要参议与朱老联系，订下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我见到朱老后，他老人家先向我表示慰问。我本来有一肚子委屈，经他这么一说，亲切、高兴、感激之情反而令我泪流满面。他似乎很着急，好像不要我汇报工作，他说，我的工作情况他大致已了解，并说很满意。但是我还是择要地做了汇报。他说：“从我到达这里的几天情况看，和是和不下来了。你要赶快办第二个方案呢。”所谓第二个方案就是尽可能促进桂系部队参加革命，反李、白。朱老听完我对桂系内部各种思想动态以及目前各部队所在地区的汇报后说：“解放军现在更加强大，你们有多少力量就使出多少力量，只要迎接解放军渡江就有功呢。”朱老说：“当初在香港我们只笼统地要求和平、统一、推倒蒋介石反动统治，还说国民党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等等。这些提法要改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救民。”

    朱老说：“李济深看在老朋友份上，在这最后关头还是要拉李宗仁一把，我这次来就是这个任务。”又说，“解放军对桂系的条件够宽厚的了，桂系部队暂不改编。李宗仁不签字，解放军固然要过江；签了字，解放军也要过江。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形势好得很呢，国家从此可以富强了。”他还又说，“我们劝李宗仁最好是签字，如果不签只要留在南京不走也可以。解放军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可以派几个师过江进驻芜湖，原驻芜湖的桂系部队可调到南京保护他。”他估计道，“看样子李宗仁是不会签字的，恐怕也要走的，那么，希望他不要去重庆和广州，如果不便，哪怕到香港暂住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去台湾。”朱老和我的谈话和对我的指示，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上面所记只是其中主要的内容。最后他指示我把这些情况要多方设法通知沪、皖等地民革组织，并传达他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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