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钟玉

    一开始见到朱蕴老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38年前，他留着仁丹胡髭，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那时，我才23岁，即被他朴实、谦虚的作风所吸引，一种甘愿“士为知己者用”的旧观念油然而生。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1949年5月初，朱老与周范文同志两人来到南京，着手整顿民革地下组织。他的一位同乡挚友刘鸿基同志带我到山西路招待所，见到了他。刘老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队长，他与朱老同时加入的同盟会。朱老见到我第一句话是：“真想不到有这么年轻的同志为民革工作。”并念了孟浩然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爱惜之情溢于言表，给我以莫大的鼓舞。

    当刘老汇报了我们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以后，朱老就要我留在他身边协助工作。我当然欣然从命，于是每天按时前往。

    他对起义人员非常负责

    当时我们曾争取国民党一二三军单栋部起义。和我一起工作的孙一亚同志，已回镇江，所以，由我将他留下的有关报告送交朱老。经朱老与南京方面联系后，获悉一二三军已退到上海市郊，要我广播通知他们起义。当晚，我起草了广播稿子，朱老亲自帮我逐字逐句地斟酌，最后还请周范文同志修改，并连夜送往有关方面。过了十来天，朱老陪我到南京有关方面，据一位姓史的同志说：“现在上海即将解放，看来不必广播了，等京（宁）沪路一通马上就去上海，找到单栋后，要他帮助当地解放军做好对一二三军的整编工作，免得散兵游勇影响地方治安。”

    不久，上海解放了，我从南京去到上海，见到了朱老。这时，孙一亚同志接到我的信也来到上海。谁知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朱老住的金门饭店房间里，单栋等几个人被饭店服务员抓获。原来，上海解放前夕，他那一二三军司令部就设在金门饭店，单栋本人就住在朱老住的这间房间里。他们仓促逃离时，把随身带的手枪藏在沙发背后的布帘里。这天，他们来找朱老，因朱老外出，见房内无人，便做出蠢事，企图把枪支拿走销毁，因此受到判刑20年的处分。

    当时，我对单栋的行为极为愤慨，朱老却若无其事，并且还让我和孙一亚两人，一次又一次地写材料，营救单栋。一天他说：“如果单栋早对我说一声，我帮他把枪支交给上海市军管会，不是啥事也没有了吗？”他还要我懂得“有容乃大”的道理，要善于团结应该团结的人，民革才能兴旺发达，才能将来在联合政府中发生作用。6月下旬，朱老要回北京，邀我同往。我自恃学有经济专长，不想搞民主党派工作，便以家在南京，“父母在不远游”，婉言谢绝朱老的美意。于是朱老再一次送我到上海北站，依依惜别。并托我就近照顾好单栋等人的家属，要他们经常探望在劳改中的单栋等人。特别是他对我说，单栋起义数我们最了解，我们不关心他谁关心他呢？真是语重心长，感人至深。

    后来，由于“三反”“五反”“镇反”等运动的影响，我连划清界限还来不及，怎么敢去接触他们呢？1953年我调到民革中央机关工作后，朱老居然没有忘记这件事，多次问我单栋等人的情况，这时我连他们在什么地方也谈不出来，心中暗自感到自疚。由此特别钦佩朱老的为人，他那对人负责的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他热情、诚恳、非常念旧

    记得在南京时，我与刘老曾陪同朱老瞻仰中山陵墓。两位老人还合做了一首诗，表达了怀念孙中山先生的心情，并对南京解放后的大好形势加以歌颂。在招待所里，晚饭时两盅下肚，两位老人话便多了起来，他们回忆了当年同盟会中不少老同志的往事，流露了无限的思念之情。

    后来，我随朱老去了上海，朱老与季方同志一起住在金门饭店。朱老外出时坐电车，季老则骑自行车。从这两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身上看到了老八路作风，我是很感动的。有时，晚上两位老人谈起当年第三党的往事，又是一番怀念老友的心情。

    朱老不论在南京，还是在上海，对于前民革、民联、民促的同志们，他都要亲自拜望，并征求他们对民革工作的意见。特别是有一天，我陪朱老到上海八仙桥南洋医院，看到了刚出狱不久的王葆真同志。这间病房很小，一张病床外，只有两只小方凳。王葆老大发脾气，甚至骂起朱老来，朱老耐心地听着，并不还嘴，也不解释。直等到王葆老讲累了，他才分析利害，终于说服了王葆老，不久即出院北上，参加了一届政协。

    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当年，南京、上海两地民革地下组织纷纷公开，各立门户。朱老根据“三层两类”的原则，劝导所有组织都停止活动，将其中好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京沪临时工会。我曾亲眼看到他向民革中央汇报工作的书面材料上写道，京（宁）沪两地民革地下组织都有李济深先生在香港寄发给他们的信件，委托他们进行民革工作。这些信件有的是写在纸上的，有的是写在绸子上的，都有李济深先生的亲笔签名……朱老在整顿民革党务时，并不一帆风顺，遇到不少困难，但他却能虚怀若谷，一切从不计较个人，尽可能地多团结一些人，所以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南京王龙律师的“民革特别小组”，在上乘巷的一座教堂的二楼办公。我与王龙过去认识，新中国成立前曾到他那里联络。后来朱老来京，问起该小组的情况，要我写份书面材料。想不到王龙对朱老很不服气，接连打电报向民革中央告状。朱老仍然耐心等待，要我转告王龙应以团结为重。在王龙与朱老誓不两立、使整顿民革党务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南京市有关方面不得不取缔了王龙的“特别小组”。这时，朱老忽然对我讲了一段话。他说，他没有做过买卖，但不喜欢我们上海人做买卖的办法：顾客说商品太贵了，就马上回答他，嫌贵到别处去买好了。朱老说，他喜欢北京人做买卖的办法：你嫌贵，他会回答你，货论三家不吃亏，如果再回来买，仍旧欢迎。朱老自称他就爱这种做回头买卖的办法，只要王龙回头，还要团结他，所以叫我多与他们接触，争取他们回头。记得我曾经问他，根据“三层两类”的工作方针，王龙算是坏的一类，为什么还要团结他呢？朱老答道：“好与坏是发展和变化的，争取过来就是好的了。”话虽简单，但它使我第一次认识了统战工作的真谛。

    1953年春，朱老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对外贸部职员宣传民革的性质任务，并发展成员。我在座位上看到这个老前辈，倍感亲切。会后，不知他老人家如何知道我已到了北京，于是经他亲笔签名介绍我参加了民革组织，并调到民革中央机关。

    现在，我已年逾花甲，正好到了认识朱老时他的年龄了。回顾38年来，在迷惘时朱老给了我多少启示与指引，在困难时又一再得到他的关怀与鼓励，把无限的温暖送给我。他那矮小的身材在我的心目中显得高大起来。这位慈祥的老人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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