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军

    我和朱蕴山同志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朱蕴老为人正直、诚恳，而且虚心待人，敢于负责。尽管他一生中坚持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反对蒋介石的分裂活动，但他却从不说自己一贯正确，不以“左派”自居。和他接触的几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朱蕴老原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1929年，我随冯玉祥将军工作，反蒋失败后，只身前往日本。1930年秋天，朱蕴老打电报约我回国面谈。他从邓宝珊处得知我回国的消息，就和章伯钧一起来看我。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咱们都是老国民党员，应当共同为爱护国民党而奋斗。现在，蒋介石把党权都交给了陈果夫，大搞宗派活动，把党看成是他蒋家党，排斥真正忠于国民党的同志。今天的党，完全失去了革命的作用，完全不是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建的革命政党了。蒋介石这样搞下去，会把国民党葬送。”

    当朱老了解到冯玉祥将军已约我谈话之后，就诚恳地对我说：“请转告焕章将军，反蒋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蒋介石手里拥有庞大武装，纯军事斗争不容易成功，必须结合政治斗争。冯将军他还可以号召一些人进行政治斗争，我们也可以支持他。”我和朱老第一次见面，他就这样肝胆相照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非常深刻。

    1948年，他曾来南京活动。在白崇禧家里，我们又见面了。这次，他对我说：“世军同志，现在的局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共同致力，与共产党合作。”我回答说：“只要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我愿意致力合作。您从中共那方面来，不知中共对国民党的基本态度如何？两党精诚合作，共同为医治战争创伤，共同致力于政治改革，肯定会受到全国人民拥护，我们愿意和它共同努力。”同时，我也坦率说出我内心的疑惑，我说：“国共两次的合作经过，都不幸地有始无终，喜剧变成了悲剧，国共能真正地合作吗？”朱蕴老十分诚恳地对我说：“能合作。以前不能合作，有不能合作的原因。但是，现在不但需要合作，而且只有合作起来，共同致力，国家才有希望，这也是国人的呼声。共产党也需要我们合作。在政治上，跟着共产党走是不会错的。”朱老这一席话，给我的启发很多。

    新中国成立后，我住南京。1949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转来一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要我到北京参加会议。以前，我虽然和现在的民革同志多属于战友，但当时我并不是民革成员，因此，我不准备去北京。我只愿摆脱政界工作，从此闭门读书，能有机会为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太平盛世之民，于愿足矣，任何公职我都不担任。后来，经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的同志一再劝说，我才来到北京。到京后，中央的会议却已经闭幕了。朱蕴老见到我，说：“会已经闭幕你才到，只好先委屈一下，担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那时，周总理正要去苏联访问。朱蕴老说：“总理知道你要来北京，他曾关照过，要好好接待。如何安排你的具体工作，等总理回国后再决定。”“我们对你的工作有两个考虑。一是你同邓宝珊一起去甘肃开展民革工作，一是留在民革中央。”我答复说：“两项工作，我都不敢担任。”朱蕴老就劝我：“不要紧，你放心大胆地去工作吧。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是放心的，放手工作不会错。”我当时曾想：我的能力有限，这个“放心”究竟我能让共产党“放心”“放”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发表我参加南京市民革工作，我曾经表示辞去具体职务，朱老又劝我说：“工作困难是有的，可是，真正困难的事情恐怕还在后头。干革命工作，还能怕有困难吗？”他这样的真诚待人，又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1957年4月，朱蕴老来南京，一直住到5月。那时，民革江苏省委会由南京市级改升为省级组织。朱蕴老又动员我担任省民革副主委兼“社会联系委员会”主任委员。我考虑到责任大，工作不好做，就没全答应，只担任了省副主委的名义。其时，“大鸣大放”运动开始，我有些担心，曾对朱蕴老说：“这个提倡‘大鸣大放’的民主精神是好的，可是，‘鸣放’之后的前途怎样？”朱蕴老就非常热心地对我说：“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把工作搞好，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只要我们本着忠于革命的精神，对党有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意见，提给他们参考，就证明我们和共产党没有隔阂，就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你应该动员我们的成员大胆提意见才对。”

    此后，省民革宣传部动员成员对党整风提意见，我恰在医院养病，没直接参加。及至江苏省委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征求意见，我就把民革成员反映的一些意见当场如实汇报了。随着整风转入反右，所有成员们反映的一些错误意见，都变成了我的右派罪名，就把我错定成了“右派”。

    1979年，民革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应邀来京。这时，朱蕴老已经病了。他特意派车接我去他石碑胡同家里谈话。他的第一句话就说：“1957年反右，你受委屈了。”接着，他又说：“当时我说的话，咱们什么都不怕，干革命嘛，不怕坐牢受委屈。你能本着这个精神去做，我倒感觉着有些对不住你，叫你受了18年的委屈。”我说：“往事如烟，随它去吧，不必谈它了。那即便是民革成员提出的错误意见，可是，我当时是省委里的领导人之一。成员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领导当然是要负责的。”朱蕴老很有感慨地说：“你这样看问题很好。成员出了错，领导要负责。地方出了错，也就是中央也有责任，当然要由中央负责了。现在好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运动中的偏差。今后，我们还应一本初衷，继续与共产党合作。”他的这一番话，使我很受感动。这更可以看出他的待人、处事，是很虚心的，敢于承担责任。

    我虽然和朱蕴老仅仅见过几次面，但是，我听到过他曾对别人说起：“李世军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朱蕴老对别人的批评也是很中肯的，我的一些想法，往往与他的想法相同，所以，我也愿意和他坦率交谈。他给我留下的，是个正直的形象，是我的师友。值此朱蕴老百年冥寿的今天，缅怀这位老先生的诚恳待人、爱护同志的精神，真不胜钦佩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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