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选择什么作品来翻译，他自己是有严格要求的。在《翻译经验点滴》中，他说：“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倘若明天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无奈大多数的情形是双方的精神距离并不很明确，我的风格能否适应原作的风格，一时也摸不清……”
可见傅雷先生对选择哪位作家的作品来翻译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在傅雷先生的译作中，翻译最多的作家是巴尔扎克。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呢？
选择巴尔扎克的原因
巴尔扎克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其《人间喜剧》收入长、中、短篇共九十多部小说，描写了两千多个人物，被认为表现了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因而被公认为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位置。
巴尔扎克于1799年5月20日诞生于法国图尔布，其家庭属于中等资产阶级，他的父亲在大革命中发迹。1814年，巴尔扎克随父亲到达巴黎，他在一家法科学校学习法律，同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书。在工作期间，他大量接触了巴黎社会，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1820年左右，巴尔扎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他最早写小说用的是笔名，而且这些小说常常是和别人合作写的。这时的巴尔扎克把小说当做阐述自己哲学或宗教观点的园地，时常在小说里堆砌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巴尔扎克本人也是第一个藐视这些小说的人。当他后来回顾这些青年时期的习作时，曾说：“作为单纯的学习，写过七部小说，一部为了学习对话，一部为了学习描写，一部为了学习组织人物，一部为了学习情节结构。”不论如何，他的这些早期作品使他完成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学习工作。
从1825年至1829年，巴尔扎克放弃了文学创作，投入到了商业活动中，他先后经营过出版、印刷等产业，可是这些商业活动非但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大量金钱，反而使他债台高筑，以至拖累终生。但这些失败的商业活动却对他日后的创作十分有益。在巴黎各界的奔波碰撞中，在与巴黎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中，使他亲身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力量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为他创作《人间喜剧》奠定了生活方面的基础。
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了《朱安党人》，这是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从此以后，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直到1850年8月18日病逝于巴黎。
从1829年起，巴尔扎克在二十年中出版了九十七部作品，平均每年要写四、五部，不但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也是前无古人的。据说巴尔扎克一天工作时间达到十四至十六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写作二十四小时以至三十六小时。据专家考证，他的小说《赛查·皮罗》是连续二十五小时不睡觉写成的，而另一部长达几十万字的名著《高老头》，则竟是在三天之内写出来的。对于其写作速度竟然如此惊人，有人说是由于债主逼债，巴尔扎克才不得不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但巴尔扎克自己在文学上的抱负还是最主要的原因。相传在巴尔扎克的书桌上放着一尊小型的拿破仑塑像，上面刻着这样的字：“他用宝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而巴尔扎克的确以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了丰碑。
巴尔扎克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法国城乡的各个生活侧面，成功地塑造和刻画了成百上千个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而他之所以能将文学人物如此鲜明地塑造出来，一方面与他早年的社会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善于观察社会、观察周围的人物有关。
相传巴尔扎克经常孤身一人，乔装打扮，有意识地在戏院、酒馆和街头闲逛，倾听人们的闲话，就这样进入别人的生活，熟悉和了解各类人物和事件，为自己的创作寻找素材。据说巴尔扎克有时因偷听而跟踪别人，甚至跟到别人的家门口，有时候也难免引起别人的误解，甚至发生冲突与争斗。但是由于有了这些不平常的经历，他笔下的人物就“活”了起来，巴尔扎克说他自己好像“觉得背上披的是他们破烂的衣服，他们的苦楚，样样都进入了我的灵魂”。
在尽尔扎克的生活与创作中，有一个人曾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贝尔尼夫人。贝尔尼夫人原是巴尔扎克母亲的朋友，比巴尔扎克大二十二岁，她的先生是贵族子弟，曾担任过宫廷乐师，她的母亲曾是王后的侍女。1821年巴尔扎克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四岁了，是一位有九个孩子的母亲。那个时候，巴尔扎克正处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上，由于初次尝试写作的失败，父亲对他的文学前途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正想方设法使他重新回到法律事务所去工作，为此，他的父亲几乎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但是贝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的文学天赋坚信不移，并给了他童年时代缺少的母爱，对他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巴尔扎克爱上了贝尔尼夫人。
最初，由于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贝尔尼夫人全力抵制这种疯狂的爱情，但是后来她终于屈服了，成了巴尔扎克的第一个情人。贝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照顾得十分周到，她重视他的创作天才，将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宫廷内幕讲给巴尔扎克听，这为他后来撰写许多历史小说积累了素材；她曾经资助巴尔扎克1万法郎，让他跟另一个出版商设立股份公司。一年之后公司破产，贝尔尼夫人又拿出几万法郎，先后让他开办印刷厂和铸字厂，而巴尔扎克在商场上又一败涂地了。这时候，在贝尔尼夫人的劝导下，为了避开警察局的通缉和债权人的骚扰，巴尔扎克躲进了一所四面透风的小屋子里，隐姓埋名，自甘贫寒，重新开始了文学创作。而正是在这里，他写出了后来名垂青史的巨著——《人间喜剧》。
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另一件颇为重要的事便是贫穷，他一生被淹没在债务的汪洋大海中，像一个溺水的人那样挣扎，他曾说自己是在“最残酷的困境中，在完全孤单，绝对没有半点安慰的气氛里，从事超过自己力量的工作”。1839年，他负债达23.362万法郎，而临终前三年，欠款的数字仍为21.7248万法郎，每年的利息也都是一大笔钱。甚至连他的母亲都向他逼债，因为印刷厂倒闭时，他欠了家里5万法郎——为此，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今年写了十六本书，编了二十幕戏，还不足以应付！赚得的15万法郎还不能给我安宁。”在另一封信中，他对妹妹说：“你知道我用什么方法来过便宣生活？我每星期只做两次饭，星期一和星期四，平常我只吃冷肉和拌生菜……我只以最必要和最少花钱为满足。我毫不皱眉地重新开始过这样的生活。”债务的鞭子不断地抽打在巴尔扎克的肩膀上，使他更痛切地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面目。巴尔扎克始终站在现实社会的批判者的高度上，淋漓尽致地描画出了生动真实的时代画卷。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分为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是后两个部分的基础，展示了法国的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反映了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经拿破仑帝国到欧洲1848年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展示了各个阶层的面貌，描绘了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种种伎俩，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当时法国社会全景观的卓越历史画卷，不仅具有文学的价值，也是我们认识法国那一时期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
《人间喜剧》虽然由九十多部小说构成，但却形成了一个整体结构，各个作品之间既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气象万千，宛若一座巨大的纪念建筑物，巍峨地耸立在世界文学史上，令人惊叹不已。
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去世了。三天后，他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参加了送葬仪式。在他的墓前，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演说，他说：“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雨果的评价正说明了巴尔扎克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而傅雷先生为什么选择了巴尔扎克的作品来翻译呢？有人说是出于解放以后对作品政治性的一种慎重考虑，这固然是一个因素，但远不是全部。金圣华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是两人“性情相近，对文学的看法一致”才使得傅雷选择巴尔扎克作为终身研究的对象。她说：“剖开巴尔扎克表面的浪漫与不羁，正是文学巨人无比的意志、毅力、自律与执著；而透过傅雷表面的冷静与含蓄，却满是艺术家的激情与狂热。傅雷个性外冷内热，正适合翻译巴尔扎克这位写实派大师气势磅礴，但又细致入微的作品。”这说明了两人虽然在表面上禀性相异，但在内在气质上，却是相通的。
在文学观念上，傅雷认为：“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而巴尔扎克的作品，无论在规模体制还是写作手法上，都恰好符合傅雷对文学的看法，所以傅雷在1954年宣称：“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
对巴尔扎克作品的选择
早在1938年，傅雷就开始打主意要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了，但直到1944年2月他才译出了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亚尔倍·萨伐龙》，中间隔了六年。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呢？在《翻译经验点滴》中，傅雷先生说明了令他踌躇的两个思想根源。
其一是“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所以态度不知不觉地变得特别郑重，思想变得很保守……”
其二在于傅雷先生认为自己“学识不足，修养不够，虽然我趣味比较广，治学比较杂，但杂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
以上的申说自然有谦逊的因素，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傅雷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而对文学翻译的重视也溢于言表。
傅雷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也是有所选择的。1964年，傅雷在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工作的郑效洵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
可见即使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傅雷也不是一味迷信的，相反，他有自己的眼光，有自己选择的标准。从上面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的标准一是“适合我国的读者”，另一个标准便是“最优秀”。如果说后一个标准是艺术上的标准，那么前一个标准，便是从本民族的特殊视点出发所做出的选择。
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出了自己翻译巴尔扎克传记和研究著作的计划，他说：“……一再考虑，甚难选出适合目前国内读者需要之巴尔扎克其他作品；故拟暂停翻译小说，先译一部巴尔扎克传记。法国近二十年来有关巴尔扎克专题论著已有两千种以上，其中权威亦得不少，均为极有价值之文献，拟译完传记后，将来逐步加以节译，连同传记一律作为内部资料，供国内专门研究文艺之人参考。”
然而，傅雷的计划虽然宏伟、博大，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尽管如此，由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巨大贡献，他在1963年春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永久会员。
傅雷的翻译达到的成就
为了译好自己喜爱的作品，傅雷在开译之前，不只将故事、情节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形象也在脑子里活了起来，尤其能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到原作的风格。
从1944年傅雷译出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以来，此后二十多年间，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傅雷的毕生精力，几乎有一半倾注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之上，在他全部三十四部译作之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就占了十五部之多。除了《猫儿打球号》一书的译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之外，其他出版的十四部作品，包括脍炙人口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几乎再没有人想到原著是用法文写成的了。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十五部作品，大多是在解放以后翻译的。他在翻译上总是精益求精，《高老头》是他于1944年译出的，到1951年的时候又重译了一次，到1963年，他在重译本的基础上又做了较大的修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便是现在的通行版本。
有人甚至认为傅雷的翻译超出了巴尔扎克原著的语言水平，因为巴尔扎克写作的速度极快，稿子有时往往来不及修改，他的作品风格又冗长而滞重，傅雷的翻译却是脉络清晰，层次清楚——翻译家在文字上既能“传神”，又超过原作，这真是原著作者和读者求之不得的好事。有了傅雷，巴尔扎克算得上是有福气的了。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不能不说傅雷的翻译功不可没。
傅雷这十余部译作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不但使巴尔扎克在中国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而且丰富了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法语翻译界颇负盛名的罗新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傅雷的译作，他说：“傅雷的翻译，可以说是无愧于原作，无负于读者，基本上做到了名著名译。他最有光彩的一些译作，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等，作为一个粗通法语的中国读者，因为法文的语感远不及对中文那么亲切，有时甚至产生傅译要胜于原文的感觉。”
在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中，我们准备重点介绍一下《高老头》。这一方面是由于《高老头》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重要位置，一方面由于傅雷先生在翻译这部作品上曾经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曾三译其稿。
《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这座文学大厦基部稳固地置放着的一块基石，也是巴尔扎克在统筹规划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第一部名著。这部作品完成于1834年，它开辟了文学的新天地，引出了《人间喜剧》的大批人物。
这部小说是一幕社会悲剧，它以1819年到1820年初为时代背景，以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子爵夫人的沙龙为舞台，分两条主要线索并行展开。
第一条是关于高老头的故事。高老头是一个投机商人，靠囤积居奇发了财。妻子去世后，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将她们培养成了上等人，分别嫁给了一个伯爵和一个银行家。他将大部分财产分给了她们，而自己居然住在伏盖公寓里。他本以为两个女儿攀上权贵后，自己的晚年能有所依靠，不料两个女儿却只是在缺钱的时候来找他，榨干了他最后一点钱之后，便不再管他，甚至拒绝他上门。最后高老头孤零零地死在公寓里。下葬时，女儿、女婿一个也没有露面。
第二条线索是关于“伏盖公寓”的另一个房客拉斯蒂涅的故事。他是一个外省没落贵族家庭的子弟。全家节衣缩食，省下一点钱供他到巴黎念书，指望他将来能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可是在巴黎，他经不住上流社会腐化生活的引诱，逐渐堕落了，但正是由于他的堕落，他在社会上越混越好。小说的最后写到他对巴黎“气概非凡”地喊道：“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在巴尔扎克以后的作品中，这个拉斯蒂涅通过种种寡廉鲜耻的手段，终于爬上了部长的职位，成了有30万进款的伯爵和法兰西上议院议员。
傅雷先生曾经三译《高老头》，上文已经介绍过了。在第二次翻译时，傅雷先生曾经写过一篇简要介绍《高老头》的文字，其中说：“批评家称《高老头》为近代的《李尔王》。但在社会观点上，它比莎翁的名剧意义更为深广。巴尔扎克的人物不止是一个人物，而是时代的典型；悲剧的因素也不限于个人的性情气质，而尤在乎淫靡腐化的社会环境。在野心家求名求利的挣扎与高老头绝望的父爱的交错之下，小说内容愈显得光怪陆离，动人心魄……”
这一段简短的话将《高老头》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做了比较，指出了《高老头》与之的两点不同之处，一在于人物的“时代典型性”，一在于将悲剧的原因不仅归咎于个人的性情，而主要归因于社会环境。
傅雷先生在《＜高老头＞重译本序》里，还提出了自己对翻译的看法，他说翻译应该像伯乐相马一样，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又说理想的译文应该“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他指出：“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傅雷先生对翻译应追求“神似”的看法，与他的翻译实践一样，对后来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于傅雷先生三次翻译的《高老头》，金圣华女士曾有专文加以比较，在文章的最后，她说：“从傅雷一再改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见到这位名翻译家的态度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假如说傅雷《高老头》的译文‘字字皆辛苦’，相信也没有什么人会加以非议的……巴尔扎克有幸，他在中国文坛上，获得了一位不辱使命的代言人。”
二、文化精神的薪火相传——从罗曼·罗兰到傅雷
在精神上对傅雷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贝多芬，另一个是托尔斯泰，如果说有第三个的话，那就应该是罗曼·罗兰了，不仅因为傅雷接受前两人的影响是通过罗曼·罗兰，而且因为罗曼·罗兰以自身的创作和活动对傅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罗曼·罗兰是法国进步作家，是世界闻名的反战主义者，他的创作中充满了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
二十世纪初，罗曼·罗兰有感于世风日趋颓靡，把变革的希望寄托于“英雄”人物的力量，先后写出了《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甘地传》等名人传记，其中《贝多芬传》对傅雷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傅雷曾说：“……医治我青年时期疾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仆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而这里贝多芬对傅雷产生影响便是通过罗曼·罗兰，通过他的《贝多芬传》。傅雷后来将《贝多芬传》等三册传记译为中文，称之为《巨人三传》（今作《名人传》），不仅对他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青年一直影响很大。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最重要的作品，从酝酿到最终完成，共花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创作中最伟大的收获之一，罗曼·罗兰也因之而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傅雷曾两次将之译为中文。
在罗曼·罗兰年轻的时候，曾写信向托尔斯泰讨教人生、人类的问题。几十年后，年轻的傅雷也向他写信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人类精神文化薪火相传的动人景象。
罗曼·罗兰的精神及其创作
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出生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克拉姆斯。他的家庭属小康之家，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旧教教徒，爱好音乐。罗曼·罗兰五六岁的时候，就从家庭方面受到音乐的熏陶，认识到贝多芬的伟大，这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与才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1882年，罗曼·罗兰全家移居巴黎。到巴黎后，罗曼·罗兰考上了圣路易中学。1884年，他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未被录取，直到两年后，1886年，他第三次投考高师才获得了成功。
罗曼·罗兰自幼喜爱读书，而且阅读兴趣非常广泛，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拉伯雷到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的作品，从哲学到地理、地质、植物、历史，他都广泛涉猎。在投考高师失败的日子里，他被莎士比亚迷住了，后来他说他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莎士比亚。
后来，他又发现了另一个莎士比亚，一个活着的莎士比亚，那就是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他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生活的启示，一扇开向宇宙的门”。
就在他二十二岁那一年，在彷徨和犹豫的痛苦中，罗曼·罗兰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诉说自己内心的矛盾。后来他得到了一封长达几十页的回信，对他提出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解答。在信中，托尔斯泰鼓励他为人类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是恶与丑。”托尔斯泰的信及其思想对罗曼·罗兰后来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89年11月，在巴黎高师毕业后，罗曼·罗兰被派往罗马考察。在那里，他那出色的钢琴弹奏艺术博得了人们的喝彩，有人甚至劝他改行搞音乐。在罗马，他结识了当时已经七十二岁的德国理想主义思想家玛尔维达·冯·梅森堡女士，此后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书信往来不断，这位思想家对罗曼·罗兰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1902年，在罗曼·罗兰醉心戏剧的同时，他开始写作《贝多芬传》，而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他的脑海中又逐渐形成要写一系列名人传记的计划。罗曼·罗兰写这些传记的宗旨，在于安慰和鼓励“世上不幸的人们”，使他们在苦难中振作起来，跟不幸的命运斗争，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罗曼·罗兰的创作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他完成了的作品有《贝多芬传》等四部。在这些传记里，作者极力颂扬了他们渴望自由、正义的精神，赞美了他们以造福人类为己任、为坚持真理和信仰而受苦受难的钢铁般的意志。
《贝多芬传》是这些作品中最早的一部，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意图。罗曼·罗兰在这部作品的头一页上便大声疾呼：“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在这部作品中，罗曼·罗兰向读者描绘了这位作曲家一生的坎坷和磨难，突出表现了贝多芬面对厄运所做的精神奋斗，塑造了一个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形象。这部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使初出茅庐的作者一举成名。几十年后，傅雷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并以优美的文笔将这一精神带到了中国，至今仍激励着不少青年奋进。
罗曼·罗兰的一生与贝多芬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多芬传》乃是他的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序曲”。《约翰·克里斯朵夫》从1890年开始酝酿、构思，直到1912年才完成。小说以贝多芬为原型塑造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一形象，并通过他一生的奋斗，描绘了广阔的社会图景，提出了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的问题。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音乐家，他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坚持自己远大的理想，有着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他出生在德国，自幼便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目睹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与不平，心头感到压抑。一天，他路见不平，挥拳痛打了一个正在侮辱农村姑娘的大兵，闯下大祸，被迫逃往法国。到了巴黎，他本以为可以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但艺术界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买卖才存在的，这让他很失望，他决心闯出一条新路来，但却屡遭失败。在他孤独、彷徨的时候，遇上了青年文学家奥里维，两人深入到人民中间，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寻求同人民结合的道路。但奥里维在一次政治游行中被害，而约翰·克里斯朵夫与阿娜的恋爱也遭到了波折。在消沉与颓唐中，他隐遁到偏远的山林中以求得精神上的安宁。后来，他到了罗马，在甜蜜的爱情中重新汲取了力量，他音乐的境界也变得更加恬静了。最后，他“战斗完了，精疲力尽”，在上帝的怀抱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作者寄寓了自己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和反抗，而最终的结局则使主人公的奋斗蒙上了悲剧的阴影。
由于这部小说，罗曼·罗兰荣获了1913年法兰西学院文学奖与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一战爆发后，罗曼·罗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交战双方，成为著名的反战主义者。由于他的反战行为，他被诬蔑为帮助敌人，这使得他不得不在中立国瑞士侨居十五年。
1931年，他的思想观念向社会主义靠拢，并于1935年访问苏联。苏联之行使罗曼·罗兰见到了专制体制下的一些黑暗，这对他的信仰构成了挑战，但他认为黑暗是暂时的。为了不使他人发生误解，他将载有真实情况的《莫斯科日记》封存了五十年。尽管对社会主义有所怀疑，但罗曼·罗兰一直站在正义的人民这一边，对种种专制和战争展开了激烈的批评，直到1944年他因病心力交瘁而与世长辞。
傅雷与罗曼·罗兰的通信
1934年3月3日，傅雷用法文写信给罗曼·罗兰，向他说明自己翻译了他的《巨人三传》，请求他允许这部书在中国出版，并阐述了自己阅读的感受与翻译的起因。
在信中，傅雷说自己“其时颇受浪漫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米开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在这段文字中，傅雷介绍了《巨人三传》在自己精神历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信的后半部分，傅雷与罗曼·罗兰探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尤其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国既不能效法先贤，又不能效法西方基督的精神失衡表示了忧虑，并引用了自己结识的意大利元帅加维里耶的话表达了一种看法，“中国无需发展工业，步近代文明之后尘。体魄与道德方面但得保持本色，自能脱出困厄。因不抵抗之效用，实胜于诉诸暴力。”
在信的结尾，傅雷表示希望能将罗曼·罗兰的回信作为他译作的序文，并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照片。
罗曼·罗兰很快给傅雷回了信。回信中，他主要就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是主张不抵抗主义的，反对暴力、反对战争，他认为反对暴力与战争的最有力的方式便是不抵抗。他从托尔斯泰主义与甘地的政治哲学那里汲取了精神营养，认为不抵抗具有巨大的精神与政治力量。
在信中，他附了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并允许傅雷将此信作为《托尔斯泰传》的序。傅雷接到信后，于当年的8月份再次致函罗曼·罗兰，对他表示了感谢，并说自己将要翻译他的其他作品。
傅雷在信中说自己“为国家与环境所挤逼，既无力量亦无勇气实行反抗，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这虽是无可奈何之言，却已预示了傅雷后来所选择的书斋生涯。
从托尔斯泰到罗曼·罗兰，再从罗曼·罗兰到傅雷，精神的火种绵延不绝，借助通信而往来于各国之间，这实在是一幅动人的景象。而我们从中不应该只看到精神继承的脉络，也应该想想自己能从中继承些什么。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评介
罗曼·罗兰是傅雷的精神导师，或者说是导师之一。他翻译了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以及《约翰·克里斯朵夫》，并使之在汉语的文化环境中获得了常青的生命力。
在《巨人三传》中，《贝多芬传》傅雷译了两次，并在序文中说：“……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
而长达百万言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从1936年到1939年，花了三年功夫译毕，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竟又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加以重译。我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对翻译的谨慎，也可以看出他对罗曼·罗兰的敬重。
谨慎与敬重使他这部译作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在五十年代，这部作品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一起，成为青年最喜爱的文学作品，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因其精神上的深层探索尤其为知识分子喜爱，直至今天仍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罗曼·罗兰的原著在法国的影响。
在翻译之外，傅雷还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写出了一篇简介、一篇译者献辞，并专门为第二卷写了“译者弁言”加以解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译者献辞》是为初译本所写，《简介》是为重译本所作，两者内容相似，只是前者的语言热情奔放，后者的语言冷静沉着，但都表示出对小说内在精神的推崇。
在《简介》中，傅雷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形式，据作者自称，不是小说，不是诗，而有如一条河。以广博浩瀚的境界，兼收并蓄的内容而论，它的确像长江大河，而且在象征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意味上，尤其像那条横贯欧洲的莱茵河……”
在《译者献辞》中，傅雷以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对小说精神的体认，简直如一首诗一般，他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
箴言式的句子，哲理式的思考，诗一般的抒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傅雷先生独特的笔调，这不是一般的前言，而是从译者心中得到共鸣所发出的赞词。
在第二卷的“译者弃言”中，傅雷先生介绍了这一卷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了分析，简直如一篇短小的论文一般，向我们揭示着作者创作的真意。“……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成长的途中，而青年成长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暖昧、矛盾、骚乱的历史。顽强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他得和社会奋斗，和过去的历史奋斗，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一个人惟有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得胜，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
他又提醒我们：“切不可狭义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单看做一个音乐家或艺术家的传记。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只因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较完全的一个。而所谓完全并非是圆满无缺，而是颠仆不破地、再接再厉地向着圆满无缺的前途迈进的意思。”
在这里，傅雷先生越出了一个译者的界限，而对作品解释了起来，从他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之中，我们看到了他向读者说明主人公精神追求的迫切心情，也看到了他对这部作品的挚爱与推崇。
三、艺术批评的典范之作——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先生是一个翻译家、艺术鉴赏家，极少写文学批评文字。但是，他却于1944年写了一篇论张爱玲小说的文章，这是他最早对当时的作家写的评论。由于他的艺术鉴赏能力颇高，因而出手不凡。在文章中，他既充分肯定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也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她的疏漏所在，并对作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正是一个艺术批评者的功力与责任。
这里所谓的艺术批评，是与社会文化批评相对的，是指从艺术本身出发探讨创作上的得失及相关问题，而不同于从社会分析或文化研究等角度所作出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傅雷先生的这篇文章是艺术批评的典范，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一篇谈话中，傅聪谈起了傅雷先生写这篇文章时的情况，他说：“……父亲的另一个特点是爱才，所以他才花了那么多精力，发疯似地去写《论张爱玲的小说》。那是1943年的事。当时我还只有七八岁，忽然看到他天天张爱玲长、张爱玲短，其实，他是第一个写张爱玲的，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
张爱玲究竟有什么样的才华，让傅雷先生竟至于“发疯似地”去写一篇评论文章呢？这还得从张爱玲突然出现在文坛说起。
张爱玲的出现及其作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几乎在一夜之间，她便成为了当时文坛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这个人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她的家庭门第煊赫一时，祖父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人物张佩纶，曾外祖父便是清末重臣李鸿章。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性情不好。她的母亲则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染，曾经几度去过法国。他们夫妇二人不和，最终离婚了。不久之后，她的父亲又娶了后母。
自童年时起，张爱玲便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透过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她对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认识，而世态人情的悲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也深深浸润了她的心灵，对她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
张爱玲上中学时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她已经是颇具才华的女学生了，这一时期，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小说《牛》和《霸王别姬》。《牛》颇具新文学的风雅，描写了农村的贫困而又具有田园色彩的生活，《霸王别姬》写的是历史上项羽与虞姬的故事，文笔老到，立意清新。
那时候，张爱玲最喜欢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受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十四岁那年，张爱玲写了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回目是她的父亲代为拟定的，一共五回，写红楼梦人物在现代的生活，其行文运笔如出自《红楼梦》一般，令人惊叹她熟读《红楼》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1943年初春，张爱玲在上海的《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和惊叹，从此以后，张爱玲作为一个天才女作家，在上海横空出世了。
如果说，最初的“两炉香”还仅是显示了张爱玲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叙述故事的才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她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成为广受瞩目的作家。
张爱玲初登文坛时，引起的关注和惊异程度颇高，甚至被人称为奇迹，名噪一时，而这一时期也是张爱玲的主要创作时间，时间虽短但产量甚高，而且大部分作品都很精美。那时张爱玲才二十出头，但她不仅在创作上有自己独特的路数，而且对各种文学体裁都能驾驭，不仅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好，小说中不仅能写短篇，中篇也颇具才华，另外也在着手写长篇。她的这些行为都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而这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当数《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金锁记》描写了一个大家庭的寡妇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了一生，并且用这把枷锁砍杀了她自己的亲人的故事。这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也是她最受评论界重视的小说，傅雷先生也称这篇小说为“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变态心理，被作者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人性被金钱与情欲的力量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形态，这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到的。
《倾城之恋》写的是一对过分精明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锱铢必较，最后却因香港的失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奇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世故，而使人性得到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奇”力量。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憾，仿佛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1944年9月，张爱玲的小说结集为《传奇》出版，收小说十篇，共二十四万字。1945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文三十篇。一时间《传奇》与《流言》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的书，《传奇》出版发行后第四天便脱销，《流言》也是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张爱玲成为上海在沦陷时期最为醒目的一位作家。
张爱玲成名后，社会对她给予了最大的宠幸，张爱玲的社会活动频繁起来了，社会对她是一片溢美之声。
在这种氛围中，有一篇名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发表在了张爱玲经常发表小说的《万象》杂志上，文章署名为“迅雨”，其实是傅雷先生的化名，那时正是张爱玲最红的1944年。这篇文章肯定了张爱玲的创作成绩，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她小说中过分追求技巧的不良倾向，成为当时甚至现在都颇具见解和力度的批评文章。
傅雷先生的文章
傅雷先生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是评张爱玲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重要、最及时的批评文章。在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傅雷以笔名“迅雨”发表的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傅雷先生首先对《金锁记》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情欲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文章首先分析了小说主人公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才死心塌地来服侍病人，偏偏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
在分析了主人公的心理之后，傅雷指出了张爱玲这篇小说的几个特点，“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此外，傅雷先生指出了三点：
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
第二，是“节略法”的运用。傅雷先生所说的“节略法”是时间与空间不露痕迹的快速转化，这是从电影手法中学来的小说技巧，也就是“巧妙的转调技术”。
第三，是作者的风格。傅雷先生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语言和艺术风格，他说：“……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现。何况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
傅雷先生对《金锁记》的赞赏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他甚至表示如果没有《金锁记》，他不会将张爱玲的《连环套》批评得那么厉害，而且根本不会写这篇文章。
接下来傅雷先生评论的是《倾城之恋》，他认为这篇小说的华彩胜过了骨干，“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随后傅雷先生便着重对张爱玲在小说《连环套》中所表露出的弊病进行了批评，他的批评是客气的，但同时也相当严厉。他指出：“《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
小说的另一个缺点他认为是：“丢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的路。”
小说的人物“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小说的风格“也从没像在《连环套》中那样自贬得厉害。节奏、风味、品格，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岂不也太像奇迹了吗？”
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傅雷先生在具体分析过张爱玲的作品之后，指出了她的几个缺点：过于熟练的技巧是她最危险的诱惑；旧小说文体不能直接搬过来；聪明机智成了风气，也是一块绊脚石；题材狭窄，局限于男女间的事情，而“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傅雷先生这篇文章的一个效果便是张爱玲的《连环套》没有再连载下去，也有的说是为了稿费，而张爱玲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作为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张爱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当然取自一句老话“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在这篇文章里，张爱玲借题发挥，委婉地否定了傅雷的意见。但是隔了将近三十年之后，张爱玲却对《连环套》提出了远比傅雷更加苛刻的自我批评，我们也可以说是她最终又接受了傅雷的批评，虽然已经有些晚了。
其实傅雷的文章还有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便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他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志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
柯灵是《万象》杂志的主编，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这篇文章“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用。我以为未见公允确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了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了一场小风波”。
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至今仍有生命力，而且应当是文艺批评的典范——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指出不足，又对作者饱怀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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