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苦的童年

    1912年，傅雷四岁时，父亲因受土豪劣绅诬陷而被捕入狱，关了三个月，在狱中得了痨病，出狱不久便去世。父亲被囚禁时，母亲多方奔走营救，无暇照料孩子，傅雷的两弟一妹相继死去，只有傅雷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

    父亲死后，只有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这种境况也使母亲对傅雷有了一种过高的期望，她希望傅雷能够出人头地，为屈死的父亲洗清冤恨。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傅雷身上，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督促傅雷的学习。

    傅雷七岁时，母亲为他请了一个私塾先生。教书时，她在一旁坐着，手里做着针线活，眼睛却监视着傅雷的一举一动，不许他稍有怠惰。有一次傅雷逃学，她极度失望，甚至打算先杀死儿子，再自杀。幸亏有邻居听到了呼声才解救了傅雷。

    此后，傅雷再也不敢逃学了，开始用功读书。不论酷暑还是严冬，青灯一盏，有母亲在旁督学，傅雷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经过几年苦读，他已经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

    在母亲严厉的督促下，傅雷过早地进入了成人的世界，他的内心世界是孤独与郁郁寡欢的。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时，有一天他很偶然地在墙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一口气读完后，他泪不自禁。那是一位叫雷垣的同学写的，文中谈到了他的身世——自幼父母双亡，寂寞孤苦……

    傅雷并不认识雷垣，但读了这篇文章后，他竟跑到雷垣的宿舍，把他叫出来，眼泪汪汪地拉着雷垣的手，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大声地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两人一见如故，傅雷竟把自己的行李搬了过去，跟雷垣住在一起。相近的身世，使他们很快结为知己。但没过多久，雷垣便领略到了傅雷的脾气，讨论一个问题，两人见解不同，傅雷便激动起来，脸红脖子粗地争吵，两人时常吵到反目的境地。但时间久了，他便了解了傅雷的为人：纯真耿直、热情似火而又心思缜密。

    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时，傅雷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校长下令逮捕他。他的母亲听到消息，当即赶来，强令傅雷跟她回到家乡。不久之后，她变卖了资产，送傅雷到法国留学，在傅雷的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留学法国

    在法国留学的四年奠定了傅雷一生事业的基础，在这里，他和文学、音乐、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法国的头一年，傅雷学习法文太用功了，房东太太担心他的健康，于是劝告他到法国与瑞士交界的莱芒湖去做短暂的休憩，这是傅雷第一次去游莱芒湖。一年之后傅雷再游莱芒湖则是由于失恋，在那里他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从此莱芒湖成了他灵魂深处的圣地，多年之后在与傅聪的通信中，他还满怀深情地提起它。

    在巴黎，傅雷开始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多种艺术活动中，集中精力探索古希腊艺术的奥秘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此之前，他早已认识了刘海粟、孙伏园、孙福熙以及刘抗等，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重要的画家或学者。此时他与刘海粟、刘抗不仅在巴黎的卢浮宫盘桓，而且还去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意大利的罗马等城市参观游览。为了帮助他的画家朋友们理解那些大师，他查阅了无数的资料，跟他们共同琢磨那些画的色彩、技艺。有时他们临摹，他就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建议，或者聆听他们的看法。渐渐地，傅雷靠近了那座艺术的圣殿。

    在文学方面，他从自己的专业起步，着手阅读法国文学和法文作家的作品。从十八世纪开始，一直研究到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罗曼·罗兰，他几乎阅读了这一时期所有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人之中，他尤其心仪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是个作家、传记家，可他不仅在文学上，在音乐上也给傅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对他此后的生活以至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通过对罗曼·罗兰的深入研究，傅雷认识了贝多芬，认识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体会到了一个伟大心灵的悲痛与反抗。他还认识了莫扎特，他从莫扎特的灵魂中看到了中国人文的最高境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折磨的巨大，都不能压抑来自心灵深处的欣悦。

    1931年，傅雷与刘海粟夫妇搭伴返回中国，结束了近四年的海外艺术生活。他带着沉甸甸的果实回到了祖国。

    从社会走向书斋

    1932年，傅雷与家乡的未婚妻朱梅馥举行了婚礼，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朱梅馥是个东方型而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她体贴、文静、好客，几乎集结了中国女性标准的美德。他们两人性格上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结合成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刚烈的傅雷和温柔的朱梅馥结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在傅雷所取得的成就后面，都有她默默的支持。

    在傅雷与朱梅馥结婚前后，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尝试了所有的事。1931年9月他回到上海之后，应刘海粟的邀请进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史和法文，并担任学校的办公室主任一职。仅仅一年，他便辞去了教职，开始在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任翻译。半年后他再次回到美术专科学校，但工作不久又第二次辞职而去。到了1933年，他再次回到了翻译的道路上。他动手翻译了菲利普·苏卜的《夏洛外传》，这是他的第一部译作，是自费印刷出版的。

    花了两年的时间去认识这个世界，傅雷发现自己永远不能与社会适应：他读不懂那里的法则，人情世故他学不来，他的理想主义被人看做天方夜谭，甚至自己的朋友也有误解。于是他开始调换工作，试着改变环境，和新的朋友、新的同事相处，可是他的性格的耿直却使他与周围的人划开了一道鸿沟。

    苏立群在《傅雷别传》中曾讲到一件事，傅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做主任时，校长刘海粟为了增强学校的师资，费了很大的劲从北京请来了一位美术教师。为了给新教师一个好印象，同时又可以向学生介绍他，刘海粟令校方把那位教师的十几幅作品挂到学校的走廊里，供大家观看欣赏。第二天是那位教师到校的日子，先是傅雷与刘海粟同进校园，傅雷一眼看到了走廊里的画，立即发了怒，他不问前因后果，立即命令工友把所有的画都从墙上取下来，而且喝道：“这些画没有创造性，没有才气，不可以展在这儿，收掉！”

    这时正好那位美术教师路过走廊，他听见了傅雷对他的作品的评论。当时刘海粟非常难堪，可是傅雷并不管这些。那位教师虽然很下不来台，可还是与傅雷点了点头。傅雷却只是冷冷地点了一下头，然后自己进了办公室。这件事突出反映了傅雷的迂执和他的原则性。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美专，当时正值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有一天，一些美专的学生为了上街游行，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请求停掉下午的美术史课——那是傅雷的课。由于事先未通知他，也没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他很生气，他当即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在激动之下，一个学生不但痛骂他不爱国，还上前打了他。结果傅雷马上向校长提出辞职，要离校回家

    傅雷受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影响，反对一切战争。他也爱国，但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别人的不同使他渐渐与同事和同学们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他孤傲、脾气坏、难以接近，就连他过去的朋友、同窗也不知他怎么会如此不懂人情事理。

    面对这种情况，傅雷也很困惑，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他回到了书斋，选择了翻译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正如他的挚友楼适夷所说的，傅雷“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翻译的甘苦

    从1932年末一直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是炮火连天的战争的日子，还是在天灾人祸时期，或是在政治动乱的时日，傅雷几乎就再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他的书斋。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他把自己心仪的外国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转化为汉语，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不与周围腐朽的世界相妥协，并且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影响它、改造它。

    可以说傅雷人生的轨道与思想的轨迹都是在书斋里发生、发展、延伸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傅雷幽闭了自己的一生，可是他的一生是属于自己的，是自由的一生。

    据在傅雷家工作多年的保姆周菊娣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多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傅雷曾经说过：“一般人常常只看到别人的收获，而看不到别人的艰苦。”当我们面对傅雷所译出的作品，对其数量与质量感到惊异时，怎能不想到傅雷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呢？

    傅雷一生的功绩，就是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所翻译的丹纳的《艺术哲学》以及自己撰写的美术、音乐的批评文章显示了他精湛的艺术鉴赏力和独到的见解。文学、音乐、美术、外语的深厚功力集于一身，傅雷以自己的天才丰富了中国的当代文化，其作品在当时及以后都对青年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傅雷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致罗新璋的信中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鄙人对自己的译文从未满意……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他又说：“翻译工作，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傅雷正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在动手翻译之前，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了其中的神韵、风格，这才开始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往往先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而译完之后，当他感到不满意时，有时会重译甚至三译。

    比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傅雷就前后译过三次。“《高老头》还是在抗战期间译的，1952年已重译一遍，这次（指1963年）是第三次修改了”，傅雷写道。从第一次译《高老头》到最后一次改译，经过了十七年的漫长岁月，其翻译态度的严谨与执著，令人钦佩。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傅雷译的《高老头》才在中国家喻户晓，广为人知。

    抗日战争之前，傅雷还翻译出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册，以后直至1941年，他完成了全部四册，一百二十万字的翻译。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竟又花费了两年时间重译这本名著。像傅雷这样把百万字译作推倒重译，重“爬”一百万个“格子”，谈何容易！那是在稿纸上进行的一次艰苦跋涉。可傅雷这样做了，尽管那时他正肺病复发、体力不支。

    艰辛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在五六十年代，傅雷的这部译作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成为最受青年们喜爱的文学作品，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尤为青年知识分子所喜爱，并影响了此后一代代年轻人。现在当罗曼·罗兰的这部作品在法国文学中甚至不再为人重视的时候，傅雷的译作在中国却依然广为流传。

    性格的两面

    傅雷是严谨的，事事严谨。他家的热水瓶，把手一律朝右，顺手可取。水倒完了，空瓶放到“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

    他喜爱摄影。在黄山，他为了拍摄轻盈潇洒、如烟如丝的晨雾，一大早就带着照相机去寻觅风景。回到上海，他自己动手放大照片。他自备天平，自配显影剂、定影剂，称药时要做到丝毫不差——尽管稍多些稍少些也无碍大事，但是他一定要严格地按配方办事。

    但他也有活泼、天真、幽默的时候。

    有一次上海江苏路傅雷家响起了敲门声。

    “啥事体？”傅太太隔着门问。

    “傅先生勒拉屋里厢哦？”门外有人用上海话问道。

    傅太太打开门，原来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傅雷本人，两个人放声大笑。傅雷是在书房里写作疲倦了，便信步踱到门口，看看信箱里有没有邮件，忽然灵机一动，想和太太开一个玩笑，他就即兴演出了这一幕“喜剧小品”。

    傅雷的朋友刘抗先生有一段回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傅雷性格的另外一面。刘抗回忆说，“我新婚之夜，他乘我们酒楼宴席未散，先行潜入新房，把香粉倒在烟灰缸里，把衬衫吊在天花板上，把皮鞋挂到窗外去，把唱片藏在绣枕下……令人啼笑皆非。”这和一般人心目中傅雷的严肃形象是不同的，但这也是真实的傅雷的一个侧面。

    傅雷是孤傲清高的，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孤傲清高的一面，其实傅雷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在他看不起的人面前，他的确有些孤傲清高。但对他心目中的天才，他却是以谦逊的态度平等地对待的，有时还对他们的才华倍加珍惜。杨绛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熙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

    对待小说家张爱玲和画家黄宾虹更鲜明地体现出了傅雷对待天才的态度。

    1943年在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作为一个新人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独放异彩，她写的作品不仅色彩斑斓，而且极有特色，文章里嗅得出气味，文字间听得见声音，文字轻灵、畅快而优美”。傅雷从柯灵那儿知道了张爱玲，他不但好奇，而且也着手寻找她的书来读。

    傅雷深深为这位女作家的才华而狂喜，他读了一篇又一篇，想更多地了解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金锁记》使傅雷异常惊喜，他从中看到了一位天才的横空出世；但张爱玲随后发表的《连环套》却让傅雷感到不满，他看到了张爱玲小说中通俗化的倾向。按捺不住对一个天才作家的关切，他提笔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几篇批评文章之一。在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作家的才能，但对她可能存在的弊端也指了出来。这篇文章以笔名发表，当时张爱玲没有立即做出反应，依然“我行我素”，几乎在三十年以后，张爱玲才算真正接受了傅雷的批评，她在“《张看》自序”中也对《连环套》的问世大为后悔。

    傅雷与黄宾虹的交往则是艺坛的一则佳话。他们二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只是一面之交的朋友，但后来两人培养出基于艺术、精神契合之上的深厚友谊，甚至可以说黄宾虹其人其画是傅雷的一大发现。

    1939年，傅雷在黄宾虹的一位女弟子家看到黄宾虹的一册山水画，他的心被照亮了，他通过这位弟子向老人索画，从此两人开始鸿雁往来。傅雷对黄宾虹的艺术造诣及精神深为佩服，黄宾虹也把傅雷看做知遇之交。1943年，在沦陷区的上海，傅雷亲自组织，为黄宾虹这位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画家开了一个个人画展。画展非常成功，由于傅雷的赏识与大力推荐，黄宾虹才广为人知，确立了他中国近现代画坛一代宗师的地位。

    家书情深

    傅雷对两个儿子傅聪、傅敏的教育是严厉甚至严酷的。他性情火烈，对孩子更是一点即爆，傅聪、傅敏常常挨打挨罚。至今傅聪的鼻梁上仍留有一道伤痕，那是由于傅雷有一次训斥他的时候，火从心头起，顺手抄起了一个装蚊香的碟子甩了过去，正好砸在他的鼻子上，当时傅聪就血流如注，要哭又不敢，因为那只会遭到更重的惩罚。

    傅雷对待孩子虽然严厉，却是出于爱心，所以在他发现傅聪在音乐上有天赋之后，便积极培养他，先后为他请了几个钢琴教师，有一段时间甚至让他放弃正规的、学校式的教育，除了英文、数学，其他的文科都由傅雷在家亲自执教，包括文学、历史、文言文以及道德与伦理课程。

    傅聪的个性被傅雷那么早地锻炼了出来，他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音乐。傅雷也只是到了后来才明白，他是把自己童年时经历的一切，自己的孤独、痛苦以及过重的期望都挪置在了傅聪的身上。1954年1月17日，傅雷全家到上海火车站送傅聪去北京，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他要去波兰接受专家的指导，准备参加1955年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此前傅聪收到了波兰政府的正式邀请。

    第二天傅雷就开始给他的儿子写信了。从这一封信开始，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他们父子之间鸿雁不断，直到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人世。后来傅雷的信被整理出版，便是《傅雷家书》（其中还有写给傅敏的信）。此书后来一版再版，如今已经成为青年的必读书目。

    《傅雷家书》不仅表现了父子感情、精神上的交流，而且文笔优美，艺术价值颇高，是了解傅雷或研究艺术不可多得的材料。

    面对羞辱的选择

    在建国初期，傅雷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热情所鼓舞，曾经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正是这个时候，他出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但是在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1961年被“摘帽”，但这极大地挫伤了傅雷的热情与积极性。从此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书房，拿起了笔，重新开始了翻译的事业。在此期间，所谓“傅聪叛逃”事件也在精神上给了他一定的打击。

    平静的书斋也并不“平静”，阶级斗争的弦刚刚松弛了一下又绷紧了。傅雷在1966年的春天，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但他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会山崩海啸式地压向每一个角落，几乎无人可以避免。

    尽管傅雷已经相当谨慎，但谨慎却并不能躲过时代的风暴。1966年8月30日深夜11点钟，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冲进了傅雷家里，从此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开始了。他们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被连根拔掉，甚至埋在花下做肥料的鱼鳞，都被用警惕的目光细细审视。傅雷的家书自然成了重点的搜查目标，然而他们在信上并未发现“反动言论”、“叛国勾当”，他们读到的却是爱国之情与艺术见解，有些人甚至读得入了迷，忘了是在抄家。

    忽然，从阁楼里传来惊人消息：查获了傅雷的“反党罪证”。原来在他夫人的姐姐寄存的一只箱子里，他们发现了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从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一张宋美龄的照片。傅雷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但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他们夫妇被迫跪倒在地。

    傅雷说是亲友寄存的箱子，但红卫兵再三追问，他也没有说出是谁的，他知道那样会连累别人。9月2日上午10点，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了高帽，大字报贴满了四墙。

    当天夜里，傅雷与朱梅馥不堪其辱，选择了自尽。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漫漫黑夜中离开了人世。

    1979年4月，上海市文联和上海作协隆重举行傅雷夫妇的追悼会，柯灵在悼词中宣布：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傅雷夫妇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傅雷的骨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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