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爱才绝交二十年——傅雷与刘海粟

    刘海粟是傅雷的好友，早在法国留学时期他们即已相识，两人常常一同到卢浮宫去观赏前辈艺术大师的画，并一同到欧洲各国去遍访名作，可以说傅雷对美术的批评、鉴赏能力之得来，一方面在于自己的思考和学习，另一方面也少不了与刘海粟、刘抗等画家朋友的交流与切磋。

    在巴黎生活时期，即使在个人生活等问题上，年长的刘海粟也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比如在前文我们就曾提起在傅雷与玛德琳小姐谈恋爱、失恋的时候，刘海粟就曾开导过他，劝阻过他。

    1931年后，傅雷与刘海粟夫妇同船归国。不久之后，傅雷应刘海粟之邀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一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书便是傅雷在此校讲课时的讲稿。

    1936年春天，上海美专的教师张弦因急性肠炎去世，傅雷认为张弦的死是受美专压制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刘海粟。不久，在一次讨论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傅雷与刘海粟发生激烈的争执，大吵起来，从此他们绝交二十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与刘海粟都投入了新社会之中，他们也逐渐恢复了交情。

    在刘海粟为傅雷所译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柯文辉先生根据刘海粟先生的谈话整理编撰，1990年《傅雷译文集》第13卷）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刘海粟，江苏武进（常州）人，六岁进私塾，八岁开始兼学绘画，临摹《芥子园画谱》，十四岁赴上海学画。1913年，年仅十七岁的刘海粟办起了中国第一所美术高等学校——上海美术学校，先请张聿光任校长，后自任校长，以后担任美术学校校长约八十年。

    1915年，刘海粟在中国首先提倡人体模特儿教学，当时曾经受到封建势力的种种责难与攻击，甚至被骂为“艺术叛徒”，刘海粟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以“艺术叛徒”自勉，继续推行他的一系列改革。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刘海粟赴欧洲，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逗留，接受了西方艺术的熏陶，并临摹了提香、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等人的名作，也反复研究了近代的画家如塞尚、梵高等人的艺术。在欧洲期间，他曾受邀在德国佛朗克府的中国学院主持过中国传统画的讲座，又曾在法国、意大利举行了个人作品展览，得到了欧美各国的广泛赞誉。就是在法国，刘海粟结识了傅雷，并与他成为了好友。

    抗日战争时期，刘海粟曾经赴新加坡、印尼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并将展览和义卖所得的钱尽数寄回祖国，支援抗日战争。此举得到了文化界的赞扬，并被誉为是“艺术救国”。而他当时展出的画也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与赞扬。

    抗战胜利后，他仍担任上海美专校长。他办学开明，支持民主革命运动，受到了进步师生的尊敬。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美专合并入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仍然担任院长。

    在繁忙的艺术教育事业之余，他仍孜孜不倦于艺术创作，他早年学习西方油画，五十年代以后逐渐由油画转向中国画的学习，下苦功临摹唐宋名作，并从明清诸名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画花鸟，也画山水，并和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经十次去黄山，自称为“黄山友”，其作品如《黄山》、《立雪台晚翠》用笔娴熟老辣，自有一番气势，而又不乏情趣与韵致。

    刘海粟是一位长寿的画家，去世时已近九十八岁高龄，生命历程将近一个世纪。在近现代艺术史上，他与徐悲鸿、林风眠并称为“画坛三重匠”。他不但精于中国画，也是杰出的油画家，并且在美术教育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画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刘海粟与傅雷的友谊开始于法国巴黎。刘海粟、张韵士夫妇到达巴黎是在1929年3月，傅雷比他们早到一年多，经朋友刘抗介绍，傅雷每天上午去帮他们补习法语。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傅雷很快就与长他十二岁的刘海粟成为至朋好友。

    他们经常一起到卢浮宫去观赏那里珍藏的历代大师的名作，并相互讨论、切磋。有时他们也会离开巴黎、到大自然里去寻找创作的灵感。

    据说他们去瑞士莱芒湖的路上，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摘下路边的苹果往口袋里装，傅雷抓拍了他摘苹果时的照片，并说：“这是刘海粟在阿尔卑斯山偷苹果的纪念。”

    在莱芒湖畔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时，傅雷翻译了一篇《圣扬尔乔夫的传说》，发表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论文集》，这是傅雷发表的第一篇译作；而刘海粟则以阿尔卑斯山的瀑布为背景，创作了油画《流不尽的源泉》。此后他们一个成了伟大的翻译家，一个成了伟大的画家，而正是在莱芒湖畔，他们走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在傅雷的心目中，莱芒湖一直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三十多年之后，当他的儿子、音乐家傅聪去那里游览时，又勾起了他对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以至于又翻着字典与地图“神游”了一番，并在信中让傅聪为他详述所见到的美景。

    傅雷在巴黎曾陷入一次恋爱的旋涡，在这件事上刘海粟曾经给了他不少帮助，并间接地促成了他与后来的贤妻朱梅馥的婚姻。

    1931年秋天，傅雷与刘海粟夫妇同船回到上海后，傅雷就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同年11月份，傅雷与刘海粟一起编写了《世界名画集》，并为第二集撰写了题为《刘海粟》的序文。在这年冬天，傅雷应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专担任教务主任，同时教授法文和美术史课程。

    傅雷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受到刘海粟的称赞。但由于傅雷性格的耿直、坦诚，有时也给刘海粟的工作带来一些麻烦。

    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美专停课半年，傅雷向刘海粟辞职，经人介绍去哈瓦那通讯社担任笔头翻译。当年秋天美专复课后，傅雷又返回美专，辞去行政工作，专心教书，并与画家倪贻德合办《艺术旬刊》。1933年，傅雷的母亲去世，傅雷便辞去了美专的职务。此后傅雷除了偶尔担任一些社会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斋中度过。而在他所担任的社会工作中，在上海美专与刘海粟的合作有着重要的位置，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

    其实傅雷离开美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美专的教师张弦的待遇问题。傅雷待人真诚，做事认真，性格桀骜不驯又秉性耿直，并且希望朋友也都和他一样。刘海粟作为上海美专的校长，要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所作所为自然难以达到他的要求，在张弦的待遇问题上便产生了矛盾。

    张弦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薪水较低，生活困苦，傅雷那时是他的邻居，又珍惜他的艺术天赋，便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做校长的刘海粟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一气之下离开了美专。

    1936年夏天，张弦正要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邀北上之时，因急性肠炎突然去世，傅雷闻知消息后又惊又气，归罪于刘海粟，在讨论举办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与刘海粟发生了激烈争执，大吵起来，两人从此绝交二十年。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的爱才之心，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耿直和执拗。

    解放以后，新中国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傅雷与刘海粟都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之中，他们逐渐恢复了友情。

    1976年冬天，刘海粟的一个学生给他送来一幅《长城八达岭图》，是从旧货店里买回来的。刘海粟看了这幅画之后不禁老泪纵横，原来这是解放后复交时他送给傅雷的礼物，如今画又回到了刘海粟手上，而傅雷却已经和他分隔于阴阳两世了，睹物思人，万千情绪萦绕心头，又怎能不动情呢？

    刘海粟曾以有傅雷这样的朋友而感到幸运，而作为后辈的我们，更应学习傅雷先生热爱真理的精神与风骨。

    傅雷对刘海粟的评价

    上文我们曾经提到，傅雷曾经写过一篇《刘海粟》，这篇文章最先刊载于1932年9月的《艺术旬刊》，是傅雷最早评价刘海粟的文章。在文章中，傅雷以后来写《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的笔法，不但介绍了刘海粟的艺术，而且介绍了他的经历与他的精神，向人们展示出一个勇于探索的贫穷艺术家形象，并且在最后对他热情地寄予了厚望——“愿你，海粟，愿你火一般的颜色，燃起我们将死的心灵。愿你狂飚般的节奏，唤醒我们奄奄欲绝的灵魂。”

    傅雷尤其着重介绍了刘海粟的精神，并为他不为当时社会所容忍而感到愤愤不平，“在这种以欺诈虚伪为尚，在敷衍妥协中讨生活的社会里，哪能容得你真诚赤裸的人格，与反映在画面上的泼辣性和革命的精神。”从他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傅雷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一是傅雷对刘海粟人格的推崇。在他对社会的看法中或许隐伏了他后来隐居书斋的选择。而他对刘海粟人格的描述似乎更适合他自己，刘海粟虽然痴心于艺术，也被当时的人认为“名教罪人，艺术叛徒”，但他由于美术教育、社会职务的关系，对社会的态度不似傅雷那般决绝，而在傅雷对他的估价中或许也隐含了几年后他们两人绝交的因素。

    傅雷认为刘海粟最值得推崇的精神是自信力和弹力——由于他的自信力的坚强，他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从不曾有过半些怀疑和踌躇；由于他的弹力，故愈是外界的压迫来得险恶和凶猛，愈使他坚韧。我们不难看出傅雷对刘海粟的坚强与韧性的重视，从这一点出发，他预言了刘海粟不可限量的未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

    傅雷还谈到了刘海粟在巴黎时困窘的生活和对艺术执著的热爱。

    “我有时在午后一两点钟到他的寓所去，”傅雷写道，“海粟刚从卢浮宫临画回来，一进门就和我谈当日的工作，谈伦勃朗用色的复杂，人体的坚实……以及一切画面上的新发现。半小时后刘夫人从里面盥洗室中端出一锅开水，几片面包，一碟冷菜，我才知道他还没吃过饭，而是为了‘物质的压迫’连‘东方饭票’的中国馆子里的定价菜也吃不起了”。在这段简短的叙述中，我们不但能看到画家的物质生活，也能看到他的精神追求。

    傅雷还介绍了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倡导画人体模特以及与诗人徐志摩的交往等事，并叙述了他在德国、法国举行的个人作品展览会。在叙述中，他直接称刘海粟为“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并为他不能在国内被首先认识与肯定颇感不满。1932年10月的《艺术旬刊》上又发表了傅雷的一篇文章《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这是傅雷应邀为法国一家杂志所写的介绍现代中国艺术的文章，后来又由他本人译为中文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傅雷分析了当时中国艺术界的状况，他介绍了三位艺术大师：昊昌硕、陈师曾与刘海粟。三个人中当时在世的仅刘海粟一人，而又以介绍他的篇幅为最多——创办上海美术学校，倡导画人体模特被视为“艺术叛徒”，重视欧洲最新的艺术发展，融会中西艺术传统而自成一家，等等——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傅雷对刘海粟在当时艺术界的地位的认识，以及他本人对刘海粟的重视。

    四年以后，发生了张弦因病逝去的事，傅雷与刘海粟因此事绝交二十年，此事我们上文已经介绍过了。

    在当年的10月，傅雷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悼念念张弦，署笔名“拾之”，文章名为《我们已失去了凭借——悼张弦》。在这篇文章中，傅雷以异常惋惜的笔调叙述了张弦困窘的生活和非凡的才华，并以辛辣的文笔抨击了扼杀张弦生命与才华的黑暗社会。在文章的最后，他沉痛地写道：“我们沉浸在目前臭腐的浊流中，挣扎摸索，时刻想抓住真理的灵光，急切的需要明锐稳健的善性和奋斗的气流为我们先导，减轻我们心灵上所感到的重压，使我们有所凭借，使我们的勇气永永不竭……现在这凭借是被造物之神剥夺了！我们应当悲伤长号，抚膺疾首！不为旁人，权仅为了我们自己！仅仅为了我们自己！！”

    联系他与刘海粟的争执与绝交，我们不难看出，他把此时的刘海粟也看做了“黑暗社会”的一分子，但文中傅雷流露出的惜才、爱才之心跃然纸上，读后令人不能不深为感动。或许正是由于对才华的珍视，以及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才使他们在绝交二十年之后又成为了朋友。

    然而虽然又恢复了友谊，但傅雷对刘海粟的评价依然不高，他在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的信中说：“……老辈中大师依然如此自满，他这人在二十几岁就流产了。以后只是偶尔凭着本能有几幅成功的作品。解放以来的三五幅好画，用国际水平衡量，只能说平平稳稳无毛病而已。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刻苦钻研，怎能进步呢？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你想他自高自大到多么可怕的地步。（以私交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所以我只是感谢他对我的友谊之厚，同时仍不能不一五一十，就事论事地批评他的作品。）”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对刘海粟的评价并非出自个人情感，而是以“真理”加以衡量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傅雷之所以在三十年代与刘海粟断交，不是没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作为旁证，我们可以参阅《背叛》（《沧海》第一部），在书中刘海粟说傅雷，“……当初在法国他给我做秘书，我要去德国演讲，随便同他谈了一些我的思想，几句话，他就把它发挥成一篇大文章。后来再修改加工，成了一本《六法论》”。而据柯文辉说，“老先生1931年去德国演讲和回到中国发表的《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实际上是傅雷的著作，这件事在当时的报纸上有过揭露，老先生在欧洲写的许多著作，像研究米开朗琪罗的专论，都是傅雷写了用刘海粟的名义发表的。”他又说，“从此绝交二十年，一直到解放以后，上海美专被合并掉了，刘海粟失势了，彼此才又断断续续有了一点来往。绝对不是像老先生说的那种生死与共的友情。”或许这才是他们二人之间交往的真相吧。

    二、“我不知我要怎样来说才好”——楼适夷对傅雷的纪念

    楼适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散文家，建国以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组织出版过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楼适夷是傅雷的好友，他们相识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孤岛上海，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我们现在见到的《傅雷家书》的序——《读家书、想傅雷》便出自于楼适夷的手笔。

    作为一个翻译家，楼适夷翻译过一些日本文学作品与苏俄文学作品。高尔基的《在人间》、《意大利童话》、赫尔岑的《谁之罪》都是他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中，他翻译过《壶井繁治诗抄》、志贺直哉的《牵牛花》、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等多篇小说。

    作为一个散文家，楼适夷曾经出版过《话雨录》、《落叶集》、《适夷散文选》等散文集，文笔清新自然，怀人记事别有一番风韵。楼适夷先生还是一个诗人，他于1923年开始发表诗作，后来他的诗结集为《适夷诗存》。

    楼适夷先生曾经参加编辑过左翼刊物《前哨》、《文艺新闻》、《文艺阵地》等，解放以后，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行政、编辑、出版等工作，为新中国的文化、文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楼适夷及其与傅雷的交往

    1899年，楼适夷出生于浙江余姚。父亲去世后，楼适夷不愿继承父亲的事业，为了求知，弃商求学，到了上海。

    在上海，楼适夷于“五四”运动前后认识了湖畔派诗人应修人等人。他们认为人生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应该有点别的东西，便开始追求别的东西。他们一些人组织了一个读书互助团，设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这里，他们自己读书，同时也将图书馆尽量开放，还设法捐钱将这个小图书馆渐渐扩大，几年时间里，他们就积蓄了几万本书，几千个读者。1923年，楼适夷和他的两个同乡作为创造社的读者，登门拜访了郭沫若和成仿吾。他们两人热情接待，还鼓励他们写作。一开始楼适夷有点怯生，后来比较熟了，他就将自己偷偷写的作品拿给他们看。成仿吾看了，说他写得比徐志摩的诗还好，后来便在创造社的刊物《创造》上登了出来。关于这首诗还有一则趣闻。在这首诗要发表前夕，楼适夷突然收到了成仿吾的信，信中说今天要发稿，发现诗稿遗失了，后来查问，才知道是郭沫若的孩子拿去剪着玩，同垃圾一起倒掉了，让他赶快把原稿送去。楼适夷接到信之后十分着急，原来他根本就没有留底稿，只好凭着记忆又把那首诗写了一遍。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在国共合作时期，楼适夷与一些人回到了家乡，参加了中共地方党的工作。“四·一二”事变之后，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楼适夷到了上海。后来，由于时局危险，他就到日本去留学了。

    1931年，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楼适夷便参与到社会活动、文学活动之中。1933年，他由于参加左翼文学运动而被国民党逮捕，当年被捕的还有著名作家丁玲与潘梓年，后来他们都被营救出狱。但是同年5月14日，楼适夷的好友、诗人应修人却惨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陈尸在昆山公园门口。应修人的惨死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对楼适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直到晚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怀念他这位最亲密的朋友。

    在狱中，楼适夷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出狱后他还继续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孤岛上海编辑过一些文艺刊物，如《前哨》、《文艺阵地》等等。1938年3月，“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协会的主持人是老舍先生，楼适夷积极参与了《抗战文艺》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很快与老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就是在抗战后期的孤岛上海，楼适夷结识了傅雷，两人一见如故，从此结成了终生不渝的朋友。在最危险的时候，傅雷让楼适夷住到自己家里，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的一切，虽然傅雷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楼适夷的安全极为重视。

    解放以后，楼适夷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9月，奉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担任副社长。当时的出版社社长是冯雪峰。冯雪峰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及《文艺报》的主编，在出版社方面，他全力领导鲁迅著作编刊室搞《鲁迅全集》的工作，不问其他，而将出版社的行政管理与编辑、出版等全部业务交给楼适夷统揽。

    从1952年进入出版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扫地出门”，楼适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共工作了十四年，在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古籍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从出版社来说，成绩是很大的，那得归功于别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工作、埋头苦干的同志们，而所有错失与娄子，则大半有我的份。”

    由于受日本出版方式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他主张大规模成套成批、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各种丛书，虽然工作受到各种干扰，但也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如古代文学的“笔记小说”丛书，外国文学的《苏联文学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现代文学的《文艺建设丛书》，重要作家的多卷本文集等等，对文学的整理、积累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6年，楼适夷被扫地出门，先是被关进了“牛棚”，后是去了干校，1973年离开干校回到北京，但一直没有安排工作。从1973年到1976年，他翻译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十一部短篇小说，在《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的《书后》里，他写到了这份译书的工作还曾经搭救了他一次：

    “原来“四五”运动我的确没有参加，但4月1日，一位常上我家来谈天的青年友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怎样热闹，盖天铺地的花圈，一望无际的白花，满墙满壁的诗歌，和飘扬空际的大挽联。我听了大为冲动，马上拿起拐棍，同这位小友一起去了一次广场。在庄严肃穆、成群结队的青年行列中，一直挤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台，的确是去过一次，回家也没有告诉家人……有许多人，居然因此捉将官里去。而我这个闭门深居的糟老头子，也居然荣幸地承蒙什么人员的一度拜访，问我在家里干些什么。我连忙沏茶点烟，殷勤接待，说明自己正搞些古老东西，消遣消遣。他们见我案头上果然堆满了一堆厚重的工具书，一叠写好的稿纸，于是好像随手拿起似的，翻了一翻，还称赞我这么大年纪，还那么用功，受了表扬，告辞而去也。我便又大胆放心地译了下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楼适夷重新回到了文坛，写了大量散文与序跋，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读家书，想傅雷》等等，情真意切，文笔清新优美，为人所喜爱。

    楼适夷眼中的傅雷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成为‘孤岛’的上海，我和傅雷开始建立友谊。”楼适夷在《痛悼傅雷》一文中这样写道。当时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敌、伪、顽三方面的斗争。由于公开的进步刊物没有容身之地，楼适夷等人办了一个表面上几乎不露政治色彩的刊物《大陆》。为了扩大阵线，他们尽量团结平时与他们很少交往的文化工作者来为这个刊物撰稿，就在这个时候，经人介绍，楼适夷认识了傅雷。

    在认识傅雷之前，楼适夷只知道傅雷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有很高的文艺素养，“但他一向和左翼文化界的关系，好像是比较疏远的，相互间了解不多”，楼适夷甚至担心他们会格格不入，但出乎他的意料，“我们竟然一见如故，马上互相吸引，推心置腹地畅谈开来”。在交谈中，楼适夷发现傅雷对祖国、对文学艺术事业有高度的热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以及对庸俗社会抱着强烈的憎恨与鄙视。而这正是他们二人友谊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进入租界，很多抗日文化工作者被捕，楼适夷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傅雷和他的夫人一了解我的情况，马上在自己的家里给我布置了一个房间，要我住在他的家里。他家在较高级的住宅区，这对我的安全是有利的”。

    当时傅雷也并不富裕，他自己只有一些“不经常的微薄的稿费”，老家有一些祖传的田地，每年卖一部分地来维持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傅雷仍盛情强留楼适夷住在他的家中，而楼适夷一来极少有别的去处，二来禁不住他的强请，以后便常常住在傅雷家中，好像成了他家庭中的一员了。

    如此地贴近傅雷的生活，楼适夷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一是工作的认真。“他每天早晨，按时进入书房，伏案写读，看着他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极为令人感动的。”

    在文章中，楼适夷举出了一些细节说明傅雷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如“小说中写到一座屋院的结构，或房间中家具的布置，他却一定要按照原文画出一张平面图来，然而才落笔把它写出来”。

    又如，“他自己知道普通话说得不好，会影响他译文的语言。他把老舍先生的小说，当做学普通话的课本，经常反复朗读，像《月牙儿》、《柳家大院》那些作品，他简直念得会背”。

    二是对孩子要求的严格。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幼年时作为惟一的指望被管教得极为严厉，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己极为严格，“旧常都有作息表与工作日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决不轻易放松自己”，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同样地，楼适夷在文章中讲到了生活中的细节，如，“每天在家里规定练琴的时间，孩子在楼下弹琴，父亲在三楼的书房工作，一听到楼下的琴声停下了，三楼的楼板就咚咚地响起来，他在手边是放好一条手杖的。孩子一听，吓得小脸发白，连忙又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不到规定的时间是不准停止的”。

    虽然楼适夷是傅雷的好朋友，并且作为客人寓居在他家里，但他也说：“有时，他对孩子严厉得实在令人看不过去。”他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母亲在旁边两手发抖，不敢上前营救，我只好实行干涉内政，把孩子从他的手里抢了出来。”

    三是傅雷的易怒。傅雷还有一个名字叫怒安，这个名字出自“圣人一怒而安天下”的古语，楼适夷说这个名字与“雷”配合起来就使人有“怒发雷霆”的感觉。他说傅雷“对什么事都不肯苟且，对什么人也不去敷衍，对于他所嫉恶的东西，是一点也不肯妥协的，不管对什么，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绝据而去”。他举了傅雷去昆明的例子，“昆明的一家美术学校聘请他去当教授，他从上海起兵买马，捆载而去，那时交通不便，从上海到昆明要跋涉海陆长途，可是到了之后，在讨论教学计划上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还没打开的行李，又跑回上海来了”。虽然如此，傅雷却有很多朋友，各式各样的都有，他们家特别好客，他与他的夫人对人特别热情，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可见傅雷的易怒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性格急躁，主要的还在于他有自己的原则性，从不肯与人妥协。

    四是傅雷的孤傲。在《傅雷的性格》这篇文章中，楼适夷介绍了傅雷性格中孤傲的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汉奸卖国贼，他表示了凛然不屈的极端孤傲，甚至不让已到学龄的孩子进当时的小学，宁肯由自己和夫人当孩子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当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者从峨嵋山下来，傅雷对他们依然表示了不屈的孤傲。他宁肯变卖家产过活，也拒绝作任何合作”。在《痛悼傅雷》一文中，楼适夷还介绍了傅雷关心他安危的动人例子。楼适夷在一家中学教书，被一名叛徒认了出来，他仓皇逃回了老家，后来听说那学校的校长被抓了进去，他感到不安，又赶到上海准备营救……

    “一个冲动，我提起一个包裹冲进了傅雷的家里。这把傅雷吓了一大跳，他疾言厉色地质问我：‘你来干嘛？’我把自己的来意向他做了说明，他把我骂了一顿，二话不说，一手把我抓住：‘好，你就住在这里，什么地方也不许去，你要见朋友我给你去联系，有什么事都归我跑腿，你连弄堂里也不许出去！’果然，我来得太莽撞了，只好让他把我关了禁闭，而由他去当交通。”在傅雷的帮助下，楼适夷与上海的朋友取得了联系，住了一个多月，营救出了那位校长，才又回到家乡。

    解放以后，楼适夷仍然与傅雷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每次有机会去上海，我一定去看看他”，楼适夷发现傅雷的精神“一次比一次昂扬起来。他依然埋头在自己的书斋里，但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已受到旧时代从未受到过的重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政策，使他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他的大门已为许多新朋友打开”。然而就在傅雷满腔热情地投人政治生活时，却在1958年被打成了右派，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又受到了冲击、批斗，与夫人双双自尽。“文化大革命”中楼适夷也受到了冲击，但他活了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重新提起了笔。他很怀念老友傅雷，“每次想起他们，我的心发痛。我一次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我又一次次地把笔放下来。对于傅雷这样一位刚直不阿、肝胆照人的朋友，我不知我要怎样来说才好”。

    在怀念与哀思中，楼适夷陆续提笔写下了纪念傅雷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眼中的傅雷是什么样子。

    三、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柯灵眼中的傅雷

    柯灵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他从1938年起，陆续写过十几个电影剧本，如《秋瑾传》、《不夜城》等，与电影界的许多人物都有过交往，如著名导演孙瑜、郑正秋、蔡楚生、著名演员赵丹等，可以说柯灵是活跃在电影界、文学界的一位艺术家。傅雷与柯灵的交往开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傅雷那篇论张爱玲的文章便发表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因为那篇文章，两人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不过幸好后来又和好如初，此后他们交往近三十年。作为一个文学家，柯灵写过不少散文、杂文。他的散文集有《望春草》、《掠影集》、《横眉集》、《市楼独唱》、《香海》等等，其散文以叙事记人和随感说理的居多，有很多写得情理并茂。《回看血泪相和流》是他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描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与妻子的经历，艺术表现和深情抒发和谐统一，达到了动人的深邃境界。

    1931年后，柯灵先后进入电影界和新闻出版界，编辑了《万象》杂志及一些报纸的副刊，创作了大量电影评论、电影剧本和小说，因为投身爱国进步的文化活动，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可他始终坚贞不屈。解放以后，他因电影《不夜城》遭到迫害，但他与傅雷一样，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

    柯灵及其与傅雷的交往

    柯灵原名高季琳，浙江绍兴人。1909年生于广州，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父亲丢了官，便举家迁回故乡，他们的家境从此败落。不久以后，柯灵又被过继给婚后一个月就守了寡的婶母，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受尽了族人和世人的冷眼和排挤。小学毕业后，柯灵被迫辍学，但他勤奋好学，又天资聪颖，十五岁的时候经人推荐到一家小学任教，而他尝试投向文学艺术事业也是在这个时候。1925年至1926年，柯灵投稿给绍兴《越铎日报》副刊，后来这份报纸改为《民国日报》，他继续投稿。他曾说那是他学习写作的“描红”阶段，却对他后来的生活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1930年左右，柯灵小学时代的一个老师带他去上海办《时事周刊》，柯灵包办了采写、编辑、校对等事，但杂志因为没有市场，出了五、六期便停刊了。之后，柯灵又回到家乡，跟绍兴教育局的督学田锡安办《中国儿童时报》，这次柯灵仍是一手包办了编辑、写作、改译、校对，报纸办得颇有起色。在办报纸之外，柯灵仍继续写诗、写散文、写短篇小说，他早期的散文《龙山杂记》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柯灵后来说：“回想起来，我那时也并没有一心想当作家的意思，只觉得内心有什么要倾吐，只是想写，像着了迷一样。”

    柯灵频繁地向外投稿获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引起了田锡安的一些不满，嫌他心有旁鹜，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柯灵还是感觉到了。后来他辞去了报纸的工作，于1931年又到了上海，经一个朋友介绍，他踏进了电影圈。当时文化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不久，柯灵又碰上了中共的“电影小组”成立，于是柯灵也加入了这一运动之中。在这里，柯灵创作了大量有分量的电影剧本、电影评论、小说、散文和杂文，思想敏锐，文笔犀利，为影界与文坛称道。从1938年起，柯灵陆续写过十几个剧本，如《乱世风光》、《海誓》、《腐蚀》、《不夜城》等等，后来收在《柯灵电影剧本选集》与《柯灵电影剧本续编》之中。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剧作家的风采。

    在上海，除了电影活动，柯灵还积极从事文学和新闻出版工作，他编辑过《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大美报》副刊《浅草》以及《万象》杂志。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傅雷，并在《万象》上刊登了了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而且还因为擅自删掉了文章中的一部分而与傅雷发生了争吵，这在他的散文《遥寄张爱玲》与《怀傅雷》中都有记载。由于柯灵积极参与爱国进步文化活动，受到汪伪政权和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其间曾数次被他们列入黑名单，在三、四十年代遭到了通缉，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在《狱中杂记》一文中，柯灵记载了自己第二次入狱的情况：“当晚上了三次老虎凳，三收而三放。我受不起痛苦，要求敌宪拿我枪毙，他们偏又不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惟有频繁惨呼阿母而已。”

    他又写道：“连日受刑，老虎凳以外，还要灌水，鞭打，已无复人状，双腿受伤尤重，以为必成残废。敌宪又不断以种种苛细的刑法相折磨，肉体痛苦，渐至不克自持之境。当时惟有一念，设获释放，决作远行。没有坐过牢的人，决不会明白‘自由’是怎么一回事。我自誓：无论如何，不再留在沦陷区里受这个罪了。”虽然经历了非人的磨难，但柯灵却正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1949年春，柯灵由香港到回国，开始了新的文字生涯。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以空前的热情和出众的才华创作了许多独具一格的优美散文，并撰写了理论专著。此外他还埋首于反映上海近一个世纪变迁的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的创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也历经了数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对电影《不夜城》的批判，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他始终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不夜城》本是中央统战部和文化部交给柯灵的一个创作任务，当时全国工商业合营进入高潮，正在大事庆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影片讲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时的情况。

    不料影片拍成后，正赶上“反右”时期，于是这部影片也就成了“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的罪证，于1958、1965年两次遭到批判，柯灵还被押到街上游斗。这一过程甚至还被拍成影片，命名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因为这部影片，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柯灵也因此被关押了三年，最后被轻描淡写地“无罪释放”了。在散文《回看血泪相和流》中，柯灵写到了他被释放后的情景：“我又被带到作家协会大门口，从牢房里带出来的衣物破烂，垃圾似地扔在马路边，一圈人把我围在核心，好像看马戏。我急于摆脱，提出要给爱人打电话，押着我的工宣队员用手一指，说：‘这不就是！’他指的是一直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妇女，憔悴瘦损，风也吹得倒。我怔怔地望着她发呆，半晌才认出是国容。我可怜的老伴，竟变得对面不相识了！”

    这一段文字写得真切动人，催人泪下，让我们认识到那个时代的专制氛围，也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悲苦心境。

    被释放后，柯灵的厄运并未结束，他被下放到松江辰山劳动改造，老伴一次自杀，一次重病，他不但不能在病床旁陪伴，甚至还要替老伴承担“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老作家柯灵重新焕发了活力与青春，写出了许多文情并茂的散文，他的散文融清丽古朴和生动典雅为一体，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柯灵眼中的傅雷

    “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我和傅雷交游三十余年，但彼此的观点不尽一致，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柯灵在《怀傅雷》一文中这样写道。作为例子，他举出了他因删改傅雷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

    傅雷那篇文章用意在于“以张爱玲之长”攻“新文学之短”，在他所指出的“短”中，便有对巴金先生艺术技巧的微词。柯灵讲到他删改的原因时说：“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稿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应该说柯灵的措施是颇具灵活性与策略性的，而他之所以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措施，正是由于深入了解傅雷的缘故。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做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他的谅解。我后来发现，他尽管很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柯灵与傅雷进行过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

    可是事过多年，当柯灵回忆起这两次争论时，他说：“但现在分析，我当时对他一定有些潜在的政治优越感，否则完全可以用心平气和来代替面红耳赤，何况他当时正处在拂逆的困境。”

    柯灵先生对自己“潜在的政治优越感”的反省是难得的，也是极为重要、极为微妙的。在经过极左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后，或许在柯灵先生眼中，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回顾与反思自己所做的与所说的吧。

    在柯灵眼中的傅雷是什么样子的呢？“过分的认真，在傅雷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而因此带来的缺点则是执拗。长期的书斋生活又使他相当严重脱离实际，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某些看法，自以为中正，其实却是偏颇。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关于书斋生活让傅雷脱离实际的话，在后文他曾说，“进一步看，我的观点基本也是书生之见，并不比他更切合实际一些”。这既是自我反思，也是对傅雷的再认识。柯灵在文章中对傅雷的翻译工作之认真做了很高的评价，他以傅雷最后一部译作《幻灭》为例，他说：“他译这本书以前，曾要我帮他搜集一些过去上海小报界的行话与口语。读了《幻灭》，才清楚了他当时的意图，因为《幻灭》中的部分情节，写的就是十九世纪巴黎小报界的花花絮絮。”

    他又介绍了傅雷译书的惯例与过程，以见其认真。“首先是再四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方，查书，找内行研究，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准备成熟才着手翻译。初稿译成，至少再大改两次，然后誉清付排。亲自看校样，边校边改，直至清样，还有改动。译文要求做到既符合原著风格又有精纯透明的民族气派。”

    对于傅雷翻译过程的认真，楼适夷也做过仔细的描写，他们都对傅雷精益求精的精神极为佩服，柯灵还说：“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一句话，就傅雷工作的认真、严肃、负责这一点来说，真值得大家为他虔诚地唱一支赞歌。”在《怀傅雷》一文中，柯灵还写到了傅雷被打成“右派”时的一些情况。他写道：“……1958年春天，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的《秋瑾传》电影剧本，一位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召回了上海，给了我一个任务：以朋友的身份劝说傅雷，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做一次自我批评，以结束这一重公案。我好不容易说动了傅雷，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然后再度去了杭州。不久接到傅雷的一封短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一件事使柯灵也出乎意料之外，他说：“特别使我难受的是，好像我有意把他诱进了陷阱。

    ”在柯灵的另一篇散文《俯仰之间——关于石西民同志的片段回忆》中，他更为详细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并指出傅雷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由于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周而复、石西民想保他而保不住的结果，文章中写道：“运动初期，傅雷的挚友，名画家庞熏琹先在北京遭批判，傅雷受到牵连，指他给庞熏琹的一封信是‘煽风点火’……后来傅雷终于在劫难逃，几次批判会之后，傅雷思想不通，声明听候处理，自此拒绝出席。运动来势凶猛，有如野火燎原，雷霆压顶，敢于这样公然表示反抗的，只有一个傅雷。按照当时的形势，这种以卵击石的尝试，完全可以招致斗争升级，对他实行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傅雷是横了心的，当局却似乎对他表示特别宽容，因此形成的僵局，拖延半年有余，运动已近尾声，死结还没有解开……他们要保傅雷过关，检查的原则是分析思想错误而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但结果傅雷还是戴上了‘右派’帽子。我是局外人，无法知道其中的细情曲折。但石、周回天无力，终于没有保住傅雷，则是不移的事实。”

    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傅雷熄灭了此前对政治的空前热情，回到书斋里继续翻译他的书。此时他仍表现出了他的傲骨，“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继续印行他翻译的书，但建议他另用一个笔名”，他的回答是“不”，“党给傅雷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前有关部门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并希望他有个认识错误的态度。他的回答还是‘不’”。

    1966年9月3旧，柯灵被关进了监狱；而他事后才得知，就在同一天，傅雷夫妇双双离开了人世。

    1978年9月，柯灵写出了《怀傅雷》一文发表出来，这在当时是颇需要勇气的，因为近一年之后傅雷才被平反昭雪。1979年4月29日，在上海市文联与作协上海分会举行的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上，就是柯灵致的悼词，他郑重宣布：“1958年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的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四、惟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傅雷与朋友钱钟书杨绛夫妇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其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并被认为是经典性的论著，有论者认为其“推倒一时豪杰，卓然自成一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

    钱钟书先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围城》、小说集《人·兽·鬼》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围城》初版于1947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独具特色的作品——立意深刻、技巧高超、语言幽默、哲思隽永。1990年，《围城》被改编为十集电视连续剧上映，受到了学术界和观众的广泛好评。

    杨绛女士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她的译作有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小说《小癫子》和《堂吉诃德》等。1986年曾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国王授予的勋章。其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洗澡》，短篇小说集《倒影集》，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记与杂写》等，其作品在我国当代具有独特的品格，也颇富特色。

    钱钟书与杨绛是我国当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伉俪，像他们那样夫妇二人在文学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并不多见。傅雷与他们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认识的，此后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杨绛女士笔下的傅雷

    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女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上海与傅雷夫妇相识的，因为他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所以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闲谈，一些朋友聚在傅雷家的客厅里各抒己见，关怀着国家的命运，也打破了日常生活里的沉闷与苦恼。从此以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虽然说傅雷的严肃是他给朋友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杨绛女士首先记下的却是傅雷的笑容。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里她写道：“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面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从傅雷不轻易的笑给杨绛女士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中，我们可以想见他们谈话之风趣、幽默，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友好。

    钱钟书与傅雷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对于经常“怒发雷霆”的傅雷，当众打趣可不是一件小事，说不好就要引起一场争吵或者甚至要绝交的。杨绛女士说，“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着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这后一句话或许是个解释，但更重要的或许是钱钟书谈话的幽默与机智，没有使“打趣”变成讥讽什么的，否则虽然是钱钟书，傅雷怕也要雷霆大怒了。

    在文章中，杨绛女士也讲到了傅雷教子之严，我们在谈到傅聪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一段，讲傅雷不准孩子偷听大人们谈话的故事，在文章中她还写到“文化大革命”后傅聪到他们家去做客，谈起傅雷那时的情况，傅聪还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朱梅馥也曾告诉杨绛，傅雷的妈妈是怎样教育傅雷的，而傅雷的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

    杨绛女士说傅雷不止一次在她与钱钟书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她以为这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而是在某一方面说出了他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制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功’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最后一个比喻是柯灵先生所用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可以说杨绛女士引用傅雷以老鼠自比，与柯灵先生的比喻各有其道理，前者探测了傅雷的内心世界，后者则为我们展示了傅雷的外部形象，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傅雷以及他的精神世界。

    杨绛女士总是能从傅雷的一个侧面看到他另外的一个侧面，比如有人看到了傅雷的固执，可是她却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而在仅办了半年的《新语》杂志上，竟刊出了钱钟书的四篇文章，几乎期期都有，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傅雷对钱钟书才华的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他们友谊的一个说明。

    傅雷与钱钟书只闹过一次别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钱钟书写了一封信给傅雷，责备他应该考虑得周到一些，傅雷“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作为一个翻译家，杨绛女士自然知道翻译的甘苦，也对傅雷的“认真”十分钦佩，她说：“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他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

    杨绛女士还写到了傅雷的夫人：“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或许是因身为女人，使她对朱梅馥女士有更深刻的体认，她对朱梅馥女士在家中所做事情的描述，提醒我们，傅雷的成就也有他夫人一半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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