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慷慨悲壮的死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年的那个冬天。

    那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凄凉、惨淡、寒冷、阴暗、恐怖的冬天。

    当时的“孤岛”上海，风云险恶。大汉奸汪精卫早已叛国投敌，组织了汉奸伪政府“还都”南京。在上海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敌伪早成立了汉奸特务组织——特工总部。

    “七十六号”成立后，上海租界——“孤岛”上的气氛日益恶化，恐怖的政治暗杀事件大量出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警务机关经常派出大批巡捕和包探，分守重要街口，施行紧急警戒，当街“抄靶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当时，希特勒德国已经侵犯波兰，爆发了欧洲大战。欧战中，英、法等西方国家老是吃败仗。日本侵略者早已公开站在德国和意大利一边，上海租界好比日寇囊中之物，随时可以被日寇的魔爪攫去。

    初冬的一天，我放学回家，走在途中，遇到过两个歹徒开枪暗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遭暗杀的中年人我觉得面有点熟。他刚由一辆黄包车上下来，两个穿短打的歹徒冲上去“砰！”“砰！”开枪射击。穿西装的中年人满身是血跌倒在地，两个歹徒拔腿飞奔。路人围上来，巡捕也上来了，中年人被巡捕让人抬上一辆黄包车拉走。地上留下一大摊血。……

    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被杀死的人是一个法院的法官郁步庭。我这才想起；这个人是爸爸的朋友，到我们家来过的。那天中午，爸爸知道这消息后，叹气说：“郁步庭是个有气节的人，他不肯向恶势力低头，他们才暗杀他的！”他先是拼命吸烟，过了一会儿，突然对我说：“我要出去一下！”我说：“马上要吃饭了，您到哪里去？”他说：“到郁步庭家去！我要给他太太和孩子送点钱去！”说着，他匆匆戴上礼帽就出去了。

    人说战争年代容易使人成熟，事实上也确是这样。我感到住在“孤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人和事，都逐渐使我懂得了比我实际年龄应该懂得的更多。

    自从离开了陈鑫虹和俞伯祈这两个好朋友以后，我最遗憾的是不能再同他们一起散传单了。不散传单，并不意味着我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不，随着时光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抗战的持续，我对国家的命运考虑得更多了，对战局和形势也考虑得更多了。同爸爸也逐渐能谈心了。他寂寞，我也寂寞。我们虽然年龄的差距大，倒也渐渐谈得拢了。

    爸爸是个爱国者。有时候，他看报纸，慨叹战局失利，会愤愤然“乒”地拍起桌子来，于是，他借酒浇愁。有时候，听收音机，正巧是汉奸电台的广播，他就起身“啪”地将收音机关上，顿脚骂一声：“无耻！”他交往不太广，却结交了些新朋友，有几个是办报的。

    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进房时，他和几个朋友不知在谈些什么。爸爸正慷慨激昂地说：“……我是一介书生，有股浩然之气，死何足惧！……”见我进了房！他就没再说什么了。

    爸爸常常夜里开了台灯一边喝“绿豆烧”，一边用小楷毛笔在绿格子稿纸上写文章。烟蒂甩满了桌上的烟灰缸。有好几次都写到天明我起床了，他才脱衣入睡。

    一次，我问他：“爸爸，您老是写呀写的，写的什么呀？”

    他神采飞扬地说：“我写的是痛骂日寇和汉奸的檄文，明天报上就能登出来！”

    我说：“报上肯登吗？登出来不要紧吗？”

    他笑笑，说：“朋友办的这张报纸，用了美商办的名义，他们敢登的！至于我个人，我不怕，我爱我们中国。在这世界上，我牵挂的只是你一个！如果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也是为了抗日，我将死而无怨！”

    他说得激昂痛快，我当时听了心里十分难过，但我不知该说什么。因为爸爸是爱国的，我没有理由不叫他抗日，我黯然地低下了头，拿起书包，看着爸爸睡上了床，便上学去了。

    有一天，芸姨母来。她是不大来的，她每次来，爸爸都显得特别高兴。那时的芸姨母，风华正茂，楚楚动人，是很美丽的。不但美丽，还很摩登。我记得她的皮肤特别好，两只眼睛光彩熠熠，头发长长的。冬天时常穿一件镶皮袖的蓝呢大衣，颈子上围一个狐狸围脖。

    芸姨母每次来，总要带些吃食来，不外是熟菜，像“陆稿荐”的乳腐肉或四喜肉，“状元楼”的白斩鸡或烧鸭，瓶装的嘉兴莼菜……来后，看看家里女用人对我和爸爸的生活料理得怎么样，像检查似的看看我们的被褥和衣服，对女用人提些要求，比如说：“被子太薄了！该给换一换了！”“衬衫烫时要多在领口上喷点水！”……见到我的绒线衣袖子破了，女用人不会结绒线，她就在下次带了钩针来给我补上，诸如此类。每次她来，我总觉得仿佛给我带来了一点母爱。我心里高兴，我发现爸爸也总是很高兴，常常脸上出现一点平时难得见到的笑容。芸姨母说他：“你烟吸得太多了！”他就笑着说：“是呀，是太多了。”于是，当芸姨母面烟也抽得少一些了。每次她来，爸爸总是有说有笑。有一天，芸姨母来了，她不停地嗑西瓜子，爸爸把自己在给报馆写文章的事告诉了她。记得当时芸姨母听了，细长的眉毛聚集起来。沉默半晌，脸上洋溢着一种激动的情致，说：“我赞成你写！你这样，像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不过，我又为你担心。你能不能用化名写呢？”

    爸爸说：“我是用的笔名！”他这不爱嗑瓜子的人也陪着嗑起瓜子来了。

    芸姨母若有所思地又说：“你能不能做到让你的朋友给你保密呢？在目前孤岛的处境下，一个人战斗不能像《三国演义》上写的许褚，脱光了衣服赤膊冲锋，那样身上就会中箭，应当穿上厚铠甲来作战！”

    爸爸笑笑嗑着瓜子说：“你真不愧是学历史的。告诉你吧，朋友答应给我保守秘密。我将稿子送去时，是约定在法租界霞飞路上一家小咖啡馆里碰头交接的。”

    芸姨母吐着瓜子壳说：“那我就放心了！……”

    那个阶段，芸姨母同爸爸也在我面前谈起过妈妈。

    有一次，下着毛毛雨，芸姨母打着一把漂亮的花伞来了。爸爸同她闲谈，她娴静地坐在那里。

    后来，爸爸问她：“你最近到你芬姐处去过没有？”

    芸姨母回答：“好久没去了。一是忙，二是我们之间的一点隔阂并未消除，所以，我不太愿意去。我还是一个多月前去过一次的。”

    “小珍好吗？”

    “挺好的。那位张先生倒是真的很喜欢她。他的那个小女儿叫小琴，长得挺好玩的。依我看，芬姐的生活过得蛮幸福的。”

    爸爸沉默了，气色非常难看，叹了一口气，闷闷吸烟。那晚上，他话说得很少。

    我觉得爸爸脾气渐渐变得怪僻起来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好像爸爸同芸姨母突然也有了什么隔阂，不见芸姨母再来。

    我问爸爸：“芸姨母怎么不来了？”

    他叹气说：“我愿意什么人都不再同我来往！”

    一天，爸爸又忽然对我说：“儿子，我决定搬一次家！”

    我奇怪地问：“为什么？”

    他皱着眉说：“为了安全，搬到一个更合适一点的地方去。再说，经济上也拮据，搬到差点的房子里去，可以把这儿的房子让出去！”

    我们真的搬家了。搬到了乌鲁木齐路的一个里弄的三楼上。那房子，旧陋狭窄，房间的墙粉早已剥脱，露出斑斑驳驳的水渍和污垢。……我就又转学了，转到了靠近住处的一个中学里。每天从阳光下穿过斑斑点点法国梧桐的树影去上学。

    从那，整个冬天里，我只偶尔见到过芸姨母，而且是在马路上碰见的。有一天，在西摩路那人头济济的路口，见到芸姨母迎面走来。西北风袭袭吹着，她的烫过的长发飘忽忽的像瀑布飞动。我马上迎上前去。

    我心里有点难过地说：“芸姨母，您怎么不来了？”

    芸姨母很和气也很亲切地对我说：“小哲，我忙呀！……”她的脸微微一红，我感到她说的不是真话。话不像是从她心里说出来的。

    芸姨母又似乎很关切地问我：“你们搬的那个地方房子很差是吗？你爸爸好吗？”

    我老实地说：“房子不好。爸爸他总是不大开心，脾气也不好！烟吸得很多！……”我脑际浮起了这样的景象：夜里，爸爸坐在桌前，抬头从玻璃窗里看着天空。天上，月亮躲进了夜幕，只残留着几颗星，一闪一闪的白光，点缀着乏味的苍穹，爸爸端着酒盅，又大口吸烟。

    芸姨母听了，叮嘱我说：“你对他说，我劝他少吸烟，少喝酒，还劝他保重身体！”

    我恳求地说：“芸姨母，您常来玩吧！您来，他会高兴些的。”

    西北风袭袭吹着，她点点头，说：“好的，小哲。”她飘忽地走了。不知为什么，我好像看到她眼圈红了。

    实际上，她从没有再来。……

    那个严寒的冬天，爸爸依然除了在大学教书之外，就是写文章。有时候，衣冠不整；有时候，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理。晚上熬夜的时间不少，白天，却还出外同朋友们见面，似乎忙得很，也不知忙些什么。他依然同过去一样地爱我，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有时，我睡熟了，发现他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发，替我掖好散开的被子。有时，他见我醒着，会对我说：“小哲，你快长大吧！长大了，读了大学，便能自立了，爸爸也就什么都放心了。……”

    我说不出他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和什么样的感情这样说的。反正，他的话使我感到凄恻和压抑。这种感觉，在以后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排解不了。仿佛它已经镌刻融会在我的身体中了。

    有一天，刮着大风，傍晚我放学回家，没有见到爸爸。临窗的写字台上的墨盒没打开，小楷鸡狼毫毛笔端正插在笔筒里，空白的绿格稿纸摊在桌上，烟灰缸里空空的没有烟头，桌上的瓷茶杯里没有泡浓茶……我问女用人阿朱，她说爸爸没有回来过，是午后就出去了的。当晚，我等着爸爸回来，但始终不见爸爸的影子。大风吹得窗棂“格格”响，等到半夜，我才睡。可是到第二天清早，我起身要去上学时，爸爸仍未回来。

    第二天，爸爸还是没有回来！

    第三天，爸爸仍是没有回来！

    我着急了！爸爸失踪了！他到哪儿去了呢？

    那个冬天，天老是阴沉刮风，特别寒冷，跑马厅四周，常有冻饿而死的穷人或乞丐。位置在上海沪西“歹土”上的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汉奸特务和日本宪兵队勾结一气常常绑架、屠杀爱国者，已经早是公开的秘密了。被绑架到七十六号去的人，据说在那里上老虎凳、灌煤油、上电刑……受尽各种酷刑，有的就被秘密暗杀在那里。

    爸爸会不会也是被绑架到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里去了呢？会？不会？谁能说呢？

    我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我到哪里去打听爸爸的下落？我到哪里去寻找爸爸呢？我焦灼、忧虑，六神无主。我跑遍自己所知道的爸爸的熟人家里去打听，都没有爸爸的下落。我真想去找妈妈哭诉！想了一想，我又不愿去了。我到芸姨母任教的养正中学里找芸姨母，在她租住的学校近旁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里见到了她。

    芸姨母关切地听我边哭边讲了爸爸失踪的情况，眼眶立刻湿润了，她饮泣了一阵，来回在她单身住的亭子间里蹀躞。她当然也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她刚发薪水，拿出一沓钞票来，安慰我说：“小哲，你先拿着用。不要急，你照常上学，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去找找熟人，看看有没有门路可以设法找到他，我会常来看你的！”

    芸姨母当时给我的温暖，使我终生难忘。我本来想去找妈妈的，后来想：妈妈一定也无从知道爸爸在哪里。我既有芸姨母的接济和关心，不去找妈妈算了。因为我无论如何消除不了心上对那个“宗汉好伯”的憎恨与厌恶。虽然作为“张校长”的他，给过我好的印象，我总摆脱不了头脑里那种作为“奇耻大辱”的封建观念。何况，爸爸绝对不会喜欢我到妈妈那里去的，也许正是由于妈妈的重新结婚，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姓张名叫宗汉的人同妈妈建立了家庭，使爸爸同妈妈的复婚成为不可能，使爸爸和我丧失了幸福。那么，我为什么要去找妈妈呢？我忍着心头的痛苦，像自己饮着苦酒似的，独自在家里等待着爸爸能突然归来。

    芸姨母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一次，她很伤心。她找了些熟人打听爸爸的下落，可惜仍旧找不到线索。我从她的脸上和眼神里，觉察到了她失望和绝望的心情。

    爸爸始终没有归来，像一阵清风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爸爸了！

    在爸爸失踪后第八天的一个傍晚，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个傍晚，芸姨母来看望我以后要回家去。当我送芸姨到公共汽车站，看她上了车后，我转身回来走进弄堂口，有一个戴黑礼帽穿长袍的中年人迎面拦住了我，说：“你是黄颖哲吧？你爸爸让送一张条子给你！”

    我接过他递的条子，惊喜地问：“啊，我爸爸在哪里？”

    戴黑礼帽穿长袍的中年人说：“别问！你快回去看纸条！”说完，就急匆匆地转身走了。

    天已经暗下来，想追上他再问一问，又不知爸爸托这个神秘的人送来的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弄堂里的路灯早已坏了，暗黝黝的看也看不见。我连忙跑回家，急匆匆开了电灯，两手抖索索地将爸爸写的纸条打开。

    纸条不过三寸宽，四寸长，像是从拍纸簿上裁下来的。字是用铅笔写的。我认出确实是爸爸的笔迹。笔迹潦草，看得出写得很匆忙，心情紊乱。一看纸条，我泪水就忍不住流下来了，我浑身颤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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