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从客堂间走入芸姨母的卧室，又从卧室通向后院的小木门，走进了闪耀着银光的后园。鲜冷的空气刺激得我酒后发热的鼻孔直想打喷嚏，迎面的冷风使我打了几个哆嗦。
大雪仍飘飘洒洒无声无息在降落，脚踩在积雪上吱吱作响。先前我同芸姨母和琴妹到后院时脚步踩脏的一条小径，足迹早已不知去向。小小的幽静的竹林在风声中依然仿佛在私语。几只麻雀也依然在竹林里和屋檐上单调乏味地叫着，像在对话和答话。雪花，轻轻降落在我们这群人的头上、身上……沾到脸上和脖子里冰凉冰凉的，又痒痒的。
炳根表弟和阿福一定都同时想起了十二年前埋葬妈妈骨灰盒时遇到的那件令人不快的事。
阿福忽然告诉我说：“长寿的老婆，就改嫁在我们北川沙。她嫁的一个男人倒是老老实实，也是个复员军人，拖拉机、汽车都会驾驶，两口子生活过得不错，男孩也上小学了。”
炳根表弟说：“上回，长寿挑唆了一下，弄来些造反派将我揪了回去，当活靶子。七斗八斗，一定要我承认搞四旧、搞复辟。我给斗得没法不承认。谁知掀我的那个小头头——就是你们见过的那个带胡子瓦刀脸的人，他原名卜坤，又名叫卜卫东，我们村里都叫他‘不会东’！他是个亡命徒，吃人东西拿人东西从不想付钱。偏偏他娘犯心脏病死了。他要给他娘办丧事，就不再斗我了，罚了我一笔钱，我才算平安过了个年。”
琴妹问：“这个‘不会东’呢？”
炳根笑笑：“他一直不安分！只是他是个小头头，政策对他宽大。开放以后，他想发财。前年，他听说福建沿海搞走私能发财，去福建了。一去竟再也不回来了，丢下老婆孩子还在乡下。有人说他在福建犯了案判了刑进监牢了。”
他话未说完，我们已走到埋葬妈妈骨灰的那块地方。珍妹叫了一声：“妈妈！”说，“我来了！”她对着那儿，深深鞠下躬去。将本来别在衣襟上的一只花篮别针取下来放在妈妈的葬身地上。随着，我听到了她呻吟似的哭声。
我鼻子一酸，泪水止不住也流下来了。再一看，琴妹和芸姨母都在拭泪。只有炳根表弟和阿福，肃然站着，面上是一种伤感但是带几分木讷的表情。
我们静静站着，让雪花飘下来、飘下来。
我记得那年鑫虹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噩耗传来，妈妈伤心极了，打电话给我，说她要立刻到北京来看望珍妹，进行劝慰。我和叶珊到车站接到妈妈，陪妈妈到珍妹处去看望。当时，我们见到珍妹时，她叫了一声：“妈妈！……”那声音，正像刚才她叫唤的那一声“妈妈”一样。
后来，她抱住妈妈痛哭了！她的哭声也像现在这哭声一样。
当天夜里，在珍妹的屋里，灯光下，她拿出了鑫虹的一包遗物。有一只黄色军用帆布包，有一条半新的毛巾，有两本厚厚的日记本，有一本他随身携带着上面密密麻麻圈点过的党员必读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鑫虹临战前夕寄存在军部一个战友处的物件。那些日记里面，鑫虹不但记下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和经历，也记下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革命理想的崇敬和誓为反对侵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献出生命的意愿。他在日记中也写出了他对珍妹、对我们一家，包括对我的怀念。……
那夜，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珍妹才好。她显得有点古怪，对我也仍是比较冷淡，用两只黑眼睛看着我时，目光常是既熟识又生疏的。她同妈妈合睡一床，我和叶珊是回到自己家里住的。我同她谈得很少，不，基本可以说是没有谈什么。
妈妈在北京陪她住了些日子，有一天，我去，我对珍妹说：“珍妹，你不要太悲伤！……”我是想多说一些话劝慰她的。可是，真到向她启口时，看到她对我那种冷淡的态度，却讷讷得说不出话来了。
倒是她，虽然态度很冷，却向我说：“别为我担心！我会自己处理好的！鑫虹渡鸭绿江出国前，写信对我说过，要我对他的死要有精神准备。他说过：不幸就像一把利刃，它能伤害我们，也能为我们服务，这要看我们是握着刀柄还是刀锋！今后，我知道怎么走我的路的！……”
由于她态度的冷峻，当时一番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发现，珍妹就是这么坚强地在生活着的！只是她的古怪常使我感到不可亲近。我和叶珊到S省以后，逢年过节常给芸姨母和她寄些礼物去。起初，她收下了，来一封简单的信说：“不要怜悯我，我不需要怜悯！我并不缺少东西，以后请兄嫂别寄了！”往后，我们再寄，她干脆给退回来了！……倔强的珍妹哟！她外表常常那么冷，但今天，从她在妈妈葬地前的呼唤与哭泣，我能看到她的内心是火热火热的。此刻，在妈妈的葬地前，她低头肃立，沐浴着冰冷的白雪，她一定是在思念起妈妈和鑫虹的许多往事了吧？她对鑫虹的爱和对妈妈的爱，常是掺和在一起的呀！……
雪，纷纷扬扬！我站立在妈妈的葬地之前，身上寒冷，脸上、双手都寒冷。雪从天上洒满我的全身。我心里充满对妈妈的歉意与对往昔许多事情的悔意。忽然感到我此刻低头肃立在妈妈葬地之前，好似我童年时在课本上读过的一个韦伯斯脱的故事中的主人翁。
那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个下着大雨的阴暗的日子里，一辆马车到了一个街口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个相貌魁伟衣着高贵的老人。他下车以后，也不打伞，淋着雨四面看看，然后走到街口一个地方停下步来，说：“啊，是这里！就是这里！一点也不错！……”在那里，他脱帽低头肃立，大雨像鞭子似的鞭笞着他！他衣履尽湿，满面忏悔。……引起了打伞走过的路人的惊诧，终于，有人认出了他：呀！这不是著名的大学者、有名的《韦伯斯脱大辞典》的编者韦伯斯脱本人吗？……
原来，当他年轻时，父亲在这街口开了一爿小杂货店，父亲体弱多病，要他帮着干活。可是他埋头自学，常常对父亲的差遣置之不理，父亲只能叹着气抱病干活。一晃许多年过去了，父亲早已逝世，他已早有成就，但也步入老年。终于，心里怀着忏悔歉疚的伤痛心情，来到这当年他忤逆父亲差遣的地方。尽管原来的房屋早已不在了，他却默默在雨中肃立，偿还他心头欠下的这笔内疚的旧债。……
唉！妈妈！妈妈！如果您现在还活着，儿子一定会跪在您的膝下，向您哭陈自己年轻时的不孝和对您的忤逆，求您的饶恕。可是，此刻一切都已太晚！儿子空有满腔的话，满腔的心愿，也只能用一种肃静的感情，默默无声地在心里表达。已经失去的东西为什么会变得那样珍贵？未曾失去时曾有过的珍贵东西，为什么又那么不被重视？
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您能原谅、宽恕我吗？
我记得60年代初时，我随一个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苏联巴甫雷什中学，走进校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面墙上的一条标语：“要爱你的妈妈！”听说有人问曾长期担任那个中学校长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为什么不写“爱祖国”“爱人民”之类的标语？他答道：“对孩子的教育要从具体认识入手，如果一个孩子连他的妈妈都不爱，他还会爱别人、爱家乡、爱祖国吗？”
当时，我听了，不由得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年轻时的许多往事。
这真像那只出名的流行歌曲《酒干倘卖无》的歌词里说的，子女对抚养者的爱：“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啊，妈妈，妈妈！您能知道儿子此刻的心情吗？……
十六、天亮以后的战斗
艰难困苦的时光，即使再慢，也会过去的。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上海“天亮”了！我从大后方复员回到上海再见到妈妈和珍妹、琴妹的时候，已是1946年夏季了！我是那年暑假从四川重庆随学校经西北公路复员回上海的。我进的F大学，在大后方和上海都有，上海的算是留沪的，重庆的算是抗战时期从上海迁去的。现在抗战胜利，重庆的迁回上海与上海的大学合并了。
自从到了大后方，目睹政治腐败，军事失败，贪污成风，特务横行，物价飞涨……我心头充满了一种失望和懊丧的情绪。我同妈妈通信，知道妈妈带了珍妹和琴妹在沦陷区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就不愿将真正的感想和情况告诉她们。每次写信，总是粉饰地说：“此地一切都很好，我也很好……”如此等等。实际，我享受的贷金、公费微薄可怜，过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更严重的是大后方的政治空气也是那样使人窒息。我不愿当亡国奴和顺民，也同样不愿当法西斯统治下的奴隶。当时，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已经开始高涨，学校里学潮如火。我自然也像许许多多同学一样，也投入了要求时代进步的洪流。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消息传来，我们对死难的烈士进行了公祭。我们用激昂的语调、怨愤的声音唱着挽歌：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们的血照亮了路，
我们会继续前进！……
在当时，左派进步力量与右派法西斯党团力量泾渭分明，我毅然不顾一切地站到了进步的一方。
我到重庆后，曾想同鑫虹通信。后来从妈妈的来信上才得知：鑫虹已经离开上海到苏北去了。那时，由于新闻封锁，我还并不了解鑫虹到苏北是去干什么，是后来回到上海才明白的。他实际是去苏北寻找新四军去的。所以后来，当我从四川复员回到上海，隔了半年与他重逢时，他已从苏北回来了。他进了C大学，并且是C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我复员要回上海时，正是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的时候，当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这一场空前的大内战时，多数人的心里都是沉重的。抗战胜利带来的喜悦消失了，和平被彻底破坏了！国家的民主和进步面临夭折的危险。7月里，骄阳肆虐，到处战火纷飞。上海学生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已发展到同全市人民的争取和平反战运动汇合起来。他们举行了“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虽也受到了镇压，却使我们热血沸腾。我急着能早日回到上海去。但我在将随学校复员启程前，突然收到珍妹署名写给我的一封信。
自从在上海发生龃龉以后，珍妹从未给我写过信，这次她写的信，笔迹娟秀，字迹端正，看来，她已是一个成绩很好的高中生了！信上出乎我意料地要我办一件事，是关于宗汉好伯灵柩的事。
她信上说：“……灵柩，厝放在重庆海棠溪，现在，渝江中学董事会决定将灵柩托付木船运送到上海，全部用费由他们负担，但希望家属出面随柩陪同押运（他们有专人负责，家属只是照顾）。我的意思是希望你不必随同学校复员，可以出面到重庆找该董事会张裕寿先生联系一下。由你随柩陪同押运。此事妈妈本没有要你办的意思，我见妈妈接信后不知所措日夜不安的样子，感到应当写这封信给你。你这样办了，省了妈妈许多事，也安慰了妈妈的心。妈妈这些年来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她已经越来越瘦削衰弱了。你过去在上海时做的那些事，使妈妈心灵蒙受了深刻的创伤。我觉得是不能得到宽恕的。如果现在办了这件事，我想，妈妈会原谅你的，我和琴妹也会原谅你的……”
“胡说八道！”我读了信，气得发昏，“岂有此理！”我恨不得一把将信撕了！我明白，我同珍妹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感情之间的鸿沟是难以合缝的了。自从到重庆后，我已经丢掉了在上海时因宗汉好伯而给我的许多烦恼。谁料想，在临离开四川复员回下江的时候，竟会又冒出这样一件怪事来呢！
我应不应该按珍妹的要求去办？我思索着、苦恼地思索着，寻求答案。
是的，如果按照她的话办，对我复员回下江来说，是一样的，甚至还舒适一些。妈妈和珍妹她们当然都会满意的。说不定真的会像珍妹说的那样，过去的积怨一下子都会消除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办呢？
这样去办，岂不是向那个什么中学董事会和那位我并不认识的张裕寿先生自我介绍：我是张宗汉的“亲属”了吗？什么“亲属”？如果人家追究盘问，我不就显然是他的“儿子”了吗？如果我不这样介绍，我又怎么介绍呢？为什么要蒙受这种耻辱？我应当将虱子往自己的头上抓吗？
如果我办了！我真是尽了“孝子”之责了！我陪同押运他的灵柩，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对他尽“儿子”的职责？我自己的父亲我也未曾尽到这种职责呀！他尸骨无存！我每一想起就要心上淌血！我如今竟替他生前痛恨的人当孝子！怎么对得起我亲生的父亲？
再说，如果我办了！我将这具棺材运到了上海，麻烦事不是更多了吗？我以前在上海为消灭他的几张照片做了那么多的艰苦斗争，现在呢？我却要带回他的棺木！想起那一次，宗汉好伯的弟弟张宗唐说过：将来灵柩从四川运回上海以后，要好好举行吊唁，要给他在静安寺做做佛事！……那倒好！我到四川大后方，总算摆脱了在这件事上的许多烦恼，将棺木由我运回上海，一下子这些烦恼又都要卷土重回了！我该这么干吗？
啊，我痛苦极了！收到信的当天晚上，我独自去到嘉陵江边，对着远处月光下的山影，像个疯子似的高声大叫：“啊！——啊！——啊！——”叫喊的回声在空中、在山水之间回荡，仿佛只有这样的狂叫才能解除发泄我心中聚积着的沉重的块垒。
那夜，我始终睡不着，黎明时，我做了决定：将信撕了！撕得粉碎，扔进了字纸篓！我也未回信给珍妹，我决定随学校一起复员回上海。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