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妹明白自己的话可能刺激了芸姨母和琴妹，引起了她们的感触，语气变得平和了，说：“我不是不讲感情，我还是个重感情的人。我的同事都知道我爱芸姨母像自己的妈妈一样。也都知道我爱我的琴妹。我的照相本上就放着妈妈、爸爸、宗汉好伯和芸姨母及你们大家的照片。刚才的话，可能是不是‘左’了？是不是偏激片面了？所以我强调，我不反对，我只是犹豫！我只是坦率发表看法，80年代了！小哲哥和我都是共产党员，琴妹听说最近也要入党了。共产党员应当思想解放一些，新一些，更马列主义一些。我们团聚商量不容易，想到的话不说，会憋得难受的……”说到这里，她好像松了一口气。
我心里想：如果妈妈不能同宗汉好伯合葬，迁葬又有什么意义呢？
芸姨母对琴妹说：“阿琴，你对姐姐的话觉得怎么样？”
琴妹竟同我想的大致相仿，思索着说：“如果妈妈不去同爸爸合葬，就不必迁葬了！妈妈在这里，有芸姨母你照管比在哪里都好。”
芸姨母说：“你觉得该让妈妈去同你爸爸合葬吗？”
琴妹朝我看看，说：“建议是小哲哥提出来的。我明白他的心意，觉得他是一片好心，我赞同了。现在，我想，妈妈原先葬在这里，就是为了尊重她的心意。妈妈同爸爸之间，有些事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明白。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将他们合在一起或不合在一起，也都不过是我们的意愿，未必是他们的意愿。谁能再去了解妈妈的心呢？”她说到这里，眼圈红了，“妈妈已经葬在这里，爸爸已经葬在家乡，维持原状没有什么不好。刚才珍姐讲的许多道理，有些尽管还可研究，总的精神我是可以接受的。”说到这里，她问我：“小哲哥，你说呢？”
我觉得一刹那间，头脑里很乱。珍妹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琴妹谈的话大致同我的想法也相仿，我觉得还要思考思考，我的理智上已经不存在太多的问题，感情上却还有些把不准的地方。我望着窗外仍在飘落的大雪，说：“好在还有时间，让我再想一想……”
芸姨母点头，说：“想一想的好，谈一谈更好。”她看看钟，钟嘀嗒嘀嗒在走。她说：“我去办晚饭！你们兄妹三个再好好聊聊！”又叹口气说，“唉！这个炳根！上次那瓶酒他是隔了一年才来喝掉的！这次替他准备的双沟大曲他又没喝到！”说着，起身去厨房里了。
珍妹亲切地对着我说：“小哲哥，我的意见也许是不对的，你做哥哥的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千万不要有顾虑，千万不要因为我过去对你不尊重而让你同我之间仍存在一条‘岸’！这条岸，我早想让一条桥沟通它了！我这次来，是来搭桥的。”
我点点头，没有回答。我想起了昨天在报纸上看到过的一首诗，那是流传在中越边界老山、者阴山战士们中间的一首面对侵略者随时要献出生命流尽鲜血的战士写的诗，题目叫作《我走了》。
诗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我走了，
像一发出膛的炮弹，
飞完了全部射程。
给容纳过我的空间留下点什么？
恐怕只是轰的一声巨响。
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对人生价值的回答？
我曾用笔将它记在身边的小本子上，因为它使我感到激动，使我引起不断的思索。
现在，我为什么想起这段诗了呢？不知道！也许是珍妹的话启示了我吧？“落到哪里并不重要”，人葬到哪里有什么重要呢！前人不早说过了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十八、心碑
我将珍妹和琴妹留在房里炭火盆旁，让她们谈话。我告诉她们：我要独自到后院里再去看看——我当然指的是要再去看看妈妈。
心情极不平静，我需要独处。
后院里一片静寂，我从芸姨母的卧室后门走到院子里，走在冰冷的雪地上。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一片皆白，满目银光。一阵冷风沿着墙根袭来，竹叶和枯树牵起一派的声响，仿佛精灵们在窃窃私语。一个冷峻凛冽的世界！踩着白雪我又静静肃立在妈妈葬地面前了！我低头站着，让雪花洒在我头上、身上、脚上……
思绪像风车一样在转动、徘徊。逝去了的岁月，追求、向往、酸楚、艰辛、奋发……混合而成的经历……
啊，人们心灵中真正神圣的东西实在是无法表达的……
我其实已经在内心里做了决定。记得周恩来总理死后，法国总统德斯坦说过：“要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表示敬意。”周总理在50年代时，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倡导过殡葬改革。后来，他自己就是骨灰都不保留，“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的。周总理的纪念碑，树在人民心中。让妈妈的纪念碑，也树在我们子女的心中吧！
我不想让妈妈的骨灰搬迁了！让妈妈安静地长眠于此吧！她在这一小片安静的竹林里是会与这片大地衷心契合的。让这片晴朗时有阳光照耀和翠竹掩映的土地覆盖着妈妈的骨灰吧！让妈妈同芸姨母在此生死做伴吧！即使我离开此地，我的心里始终埋葬着妈妈，正如同我的心里始终埋葬着只有象征性的在滔滔黄浦江里的衣冠冢而无坟墓的爸爸一样。其实，就是宗汉好伯，又何尝不是埋在我心里了呢？即使我知道并且相信了他后来在重庆有了什么造成妈妈对他怨恨的事，但是他留给我的总的印象，使我还是无法抹杀他的整个为人的。上一代之间的那些难以弄清的属于情感上的问题，我并不想多去刨根寻底了……
我站立着，默默地想，我也会有一日离开人世。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到那一天，一切现在藏在我心里的事情，记忆中的人物，我曾经有过对她（他）们的感受，当然会与我俱逝。但一个人只要曾经无愧于自己的一生，曾经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献出过光和热，即使世上没有他的名字与遗迹，他也不会愧憾。有名的英雄究竟终是少数，无名的英雄始终总是绝大多数。愿那些像流星一样殒逝的人，也都享有坦然安息和与大地沉默着并存的权利吧！因为，就是流星，在陨灭之前，它也曾发出过光，发出过热，造成过宇宙空间和大地上虽然短暂但却是辉煌美丽的刹那美景！……
我低头沐着雪花立在妈妈埋葬的地方前面，感到浑身发冷，只是由于热血澎湃，身上的热量却在抵消着寒冷。我赎愆地在心里说：“妈妈，安息吧！我现在向您讲话，您一点也不能听到。但这都是我的由衷之言。您生前我未能向您说的，现在必须补说：我爱您，像孩提时一样地爱您。只有在永远失去了您的时候，我更感到有妈妈的可贵。只有当我年老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才更体会到妈妈您的心。妈妈，饶恕我这个曾经挖了您的心的不孝子吧！饶恕他年轻时的自私、无知与愚昧吧！……”
当我幼年时，您曾教我读过《三字经》，里边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那说的是家住燕山的窦禹钧，教子有方，五个儿子都成了才。今天，您的子女，都已各有成就。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类对我们的关怀；像自己当年节衣缩食却长年要努力让子女吃饱的情景；像您把着手教珍妹写大楷，每天辅导琴妹功课的劳累；像您奔波操劳养活一家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统治下半夜起来去排队挤平价米的辛苦，这些且都不说。听芸姨母说起您临终前同她谈心时的话，我才更进一步明白您作为母亲，为了教育子女，抱着怎样的一颗苦心。您从没有放松过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总是以自己的勤劳奋斗，鼓励子女上进，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抗日战争时期，您一直用“爱国”两个字教育子女鼓励亲人；您在国家掀起革命风暴时，自己跟上时代，支持子女走革命的路。我怎么能忘记这些？……
那是1957年“反右”前，在北京，我出席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做列席代表。小组讨论时，主席团里的一个两鬓染霜的老同志名叫丁涯的跑来参加，坐在我身边。知道我的名字后，老是盯着我看，我也觉得他面熟。
忽然，他高兴得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啊，问你一个人，陈鑫虹你认识不？”
我点头答：“认识！”
“呵！他已经牺牲了！”他话里带着感情。
“是的！在朝鲜战场！”
他问：“你认识我吗？”
我抱歉地摇头：“脸有点熟，但没想出来您是谁？”
“你认识盛永昌吗？”他笑笑问。
我心头立刻一亮，明白了：那年在上海，鑫虹出事，妈妈让我给一个名叫盛永昌的人秘密送过一包东西！我马上惊喜地说：“啊，您就是盛永昌同志？您现在名字叫丁涯？”
他笑着点头，拍着我肩膀，又同我再次热情握手，说：“对啊，我们是老同志、老战友了！”说着，马上问我，“令堂大人她好吗？”
我说：“很好，她仍在上海！”
他点头说：“请一定代我向老人家请安。你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妈妈。她勇敢、机智、慈祥，又能保密！她是一位无名英雄！她那时，给党实际做了不少工作，她跑交通，还保护过我，悄悄掩护我逃脱过追捕。她的地址我早遗失了，请把地址写给我，以后到上海我一定要去看望她。”
我将妈妈的住址给了丁涯，心里十分感动。后来，我写信告诉过妈妈。可是，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丁涯的名字，他是一家全国性报纸的社长，错划成了右派。以后，没有再听到他的名字，直到前几年，看到报上写的悼念他的文章，才知道“文革”期间他在西北某省已经被迫害死了……
听琴妹说，也是在“文革”期间，两个“外调”的人由里弄干部陪同找到妈妈调查盛永昌又名丁涯的“叛徒”问题。妈妈身体已经很不好，严肃气愤地说：“我只知道他革命，别的没听说，也不可信！”两个“外调”的人上纲上线，拍桌子逼妈妈写无中生有的材料，威胁说：“你儿子是走资派！你大女儿里通外国，都在审查！你顽固不写，要想想后果！”妈妈一个字也不再说，一个字也没有写。以后，丁涯怎么被迫害死的，不清楚了。妈妈是像在解放战争时期一样地默默尽了她的力量在保护着革命者的……
我真遗憾在妈妈生前，没有痛痛快快仔仔细细地同妈妈谈过心，谈过思想，谈过她的一切。为什么这样粗疏、愚蠢而又无情呢？再忙，也应当有这样的时间来充分了解妈妈的一生呀！年轻时的无知与愚昧，导致我同妈妈之间存在着隔膜，我们后来虽亲亲热热，总避免触及那些敏感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从妈妈收养我后一直保持到她去世的。现在想来，责任全在于我！是我布下的障碍！妈妈和琴妹显得有点“怕”我！珍妹并不“怕”，她要同我针锋相对！但她也不愿故意来伤和气。我们家庭成员之间互相都设置了“禁区”。我同妈妈这种正常母子关系中的不正常，延续了那么多年。苦果是我种下的籽和根。我为什么不能早些在妈妈生前就在两块岸地之间搭上一座桥梁呢？
啊，啊，妈妈！您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失去了的总是不可能再原样补回来！悔恨总是要在事后才会翩然出现。如果在您生前，我像现在这样，该多好！我为什么不在事前安排好这些，却要在事后伤感抱憾呢？
天空一片灰色，雪仍在飘落，竹梢随着风有时晃动，缓缓地，沉重地……
这次来上海，动身前的那个晚上，叶珊对我说：“明天早晨，你就走了。我虽刚动了大手术不能去，我的心是与你同去的。请在妈妈迁葬后，代我专门献上一束鲜花——一定要鲜花！要红色的鲜花！……”说到这里，她泣不成声了。她没有讲的话，我都明白。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束红色的鲜花。
我同叶珊是在学生运动中认识的。她是马尼拉一个爱国华侨家的独生女儿，单身回国来上S大学的。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们竟在认识后不久产生了那么浓烈的爱情。
妈妈发现了这情况，有一天关切地问起了叶珊同我的事，我如实说了。妈妈说：“恋爱、婚姻是桩极其严肃的事情，一开始就该慎重，草率是对自己和对方都不负责任，将来也是对孩子不负责任。既然你这样爱她，她又这样爱你，你们就好好地相爱吧！要一诺千金，爱而不悔！我为你们祝福！”
我们为反对内战一起参加请愿，为了保卫民族尊严，也一次次地走上街头。1947年5月，上海大专学校公费生的菜金一天只有法币750元，合两根半油条，尽管公布了镇压人民的“维持秩序临时办法”，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七千多大学生冲上了街头。我和叶珊都参加了！到了5月下旬，学校罢课，成千成万学生上街宣传，特务用木棍、铁棒、带了钉子的棍棒毒打我们。受伤的，倒在地上了，同学们还是英勇地唱起了歌：“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前仆后继地出去宣传。
叶珊和刘丽娜她们一些S大学的女生，组织了几个宣传小队，在外滩和平女神像下进行宣传要和平、反内战时，第一批宣传小队全体被警察抓走了。叶珊她们第二批宣传小队又上来接着宣传。一个女生发表演说，声泪俱下，听众越聚越多，围成了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来索取传单，有的捐款。这时来了一辆“飞行堡垒”，武装警察下车要来抓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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