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

    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的店铺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20世纪40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西西河沿旧事

    1942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

    虽然日本投降时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儿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就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一百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一百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了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副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唯一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2．幼儿园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底儿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日本人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儿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四十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20世纪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帐和墙壁。

    1．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是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他”），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腊八以后，小年之前，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2．办年货

    那时过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来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到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女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会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用的走马灯等）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族人，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个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我们搬进西西河沿164号后，因为北房与东、西房之间都有空当儿，可以搭盖小房，我家在西面搭了个小房作为佛堂，祖宗的神位待过年时请出，在北房祭拜。所谓“佛堂”供的却是位“大仙爷”，大仙爷只是一位不见佛道经典著录的北方民间信仰的神仙，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在老北平人信仰中很有地位。有佛堂和祖先牌位，逢年过节，必有祭拜，这样就少不了祭神用品，如香烛、金箔、银箔等。

    买香烛要到香蜡铺，我们常去的是西琉璃厂西口的香蜡铺。这是个古老的行当，北平的香蜡铺的铺面门楣有些像牌楼的横匾，门楣下垂着些蜡烛等幌子，很少开玻璃橱窗的，一般都是糊纸的窗户，铺子里很阴暗，给人以古旧的感觉。这里不仅卖香烛，还有金箔、银箔（做金银元宝用），各种彩纸、神龛、神码儿等。祭拜的蜡烛不能用洋蜡（现在许多佛寺道场上供都点洋蜡），那时人认为祖宗不认洋东西。洋蜡，不管红蜡还是素蜡都是石油的副产品，是半透明的，而土产蜡是用蜂蜡制作的，不透明。我们家还有一付（两根）“电蜡”。外观上做成蜡烛形状，顶上的两团火焰是电灯泡。当时连“洋蜡”都不认，但更洋的“电蜡”却能通行，因为它省事又安全。这是国人西化的出发点。

    家中上供用的香分两种，一是单根点燃的，它较粗较长，比筷子粗些，每根有二尺长，也叫缏子香；一是合把点燃的，较细较短。每根像毛衣针那样粗，大约九寸长。过年时，香蜡铺还卖春联、福寿字、“抬头见喜”、“黄金万两”、“万事大吉”等短联和点缀节日气氛的剪纸、挂牵儿、年画等。

    年货中的“进口物”除了做菜用的原料、调料和过年吃的各种零食（花生瓜子、南糖果脯等）外，大宗的还是上供用的供品。这主要是各种饼饵和水果。饼饵要向点心铺预定。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饼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是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的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3．过年的操作阶段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那时北平唯一的女澡堂——润身澡堂（当时还有一些男澡堂附设女部的，如东升平等）已经开张，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洗一次。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很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么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做好。这几天要蒸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式蒸饼，炖肉煮鸡做豆酱（用肥肉皮丁、黄豆、水疙瘩丁、胡萝卜丁、豆腐干丁等做成），做好了分别放在不同的缸里，过年时随吃随热。蒸制面食品有许多花样，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且觉得分外香甜。

    四十年代的春节（下）

    1．除夕——诸神下界

    当朝阳在脸上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醒。“大年三十了，还不起？”母亲的叫起，我突然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使劲儿睁开眼睛，太阳已经穿过绿纱窗，照在雪白的墙上。这一天要穿新衣服，孩子尤其如此，因为他是大人的脸面。虽然我只有四五岁，但作为长子也要穿棉袍，过年要见面行礼的，穿短衣太过随便。北平人认为穿长衣服是有礼貌的表现。比如挑水夫送水，进入院内，都要穿到膝盖的茧绸大褂（太长不便干活），因为院内可能有妇女走动。

    其实三十这天很少有礼仪性的活动，我穿着湖绉面里外三新的棉袍，母亲不让去放花炮，怕烧了衣服。我只好在小院里跑来跑去。或看看厨房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看送水、送财神和要账的。

    那时小院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但习惯上总觉得甜井水好喝，还让挑水夫送水，自来水只用来洗涮。三十这天一定要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象征着财，多多益善。

    这天频繁拍门多是送财神的，干这事的常常是穷家小孩，靠财神挣点小钱。这些孩子你去我来，像穿梭似的，在大门口高喊：“送财神爷喽！”主家也烦，可是谁能说“去、去、去，不要”呢！那不等于拒绝财神爷光临吗？于是，不论谁来都是给一两个铜板留下一张。

    要账的多是买卖铺的小徒弟。那时北平的买卖大多是赊购，特别是离家近、卖日常生活用品和吃食的铺子，很少现金交易。离我家一二百米有个小杂货铺，有时我妈叫我到那里拿条烟，我就去拿条烟。掌柜的在我家的账上记下一条烟，账在三节（端午、中秋、过年）时清，我们买一条烟，不怀疑掌柜的给我们记两条，掌柜的也不怀疑三节时我们不给钱（这种信任是多年培植成的，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最后结账在大年三十。如果真是没钱给的，初一一到也就躲出去了。一般人欠账，大多是过节忙其他事忘了，三十这天该店小徒弟穿得干干净净，到各家催账。他们站在主家院子里，不进屋，高声说“今年小店的买卖不好，向您老拆兑俩钱，请您务必多关照”。实际上小徒弟往院子里一站，主家马上就会说，“告诉你们掌柜的，我这就去”。不必等小徒弟说完那段套话。

    下午开始剁馅，准备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那时北平人吃“观音素”的很多，每月初一、十五和观音菩萨的生日要吃素。这顿饺子就是素馅的。饺子馅儿是用木耳、黄花、口蘑、粉丝、豆腐、焦圈、青韭、白菜做成，也很好吃。三十的年夜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无非是炖肉馒头之类（当时北平小康之家的饭菜不如现在，那时的人家老想攒钱买房子置地，与现在大多用在伙食上不同），但初一早上的素饺子给我印象深刻。

    傍晚，随着外面的鞭炮声的密集，预告“年”真正到了。这时人们忙着往院里撒祭灶时买的芝麻秸，我穿着新棉鞋尽情地在上面踩来踩去，发泄着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美名“踩岁（碎）”。天完全黑了，大人在院子里设好祭桌，准备迎接灶王爷回家。据说灶王爷“回宫降吉祥”时要带领天上诸神而来，所以母亲嘱咐我，大年下不要胡说，诸神下界，说什么神仙都听着呐！母亲小声附在我耳朵上说辞，让我感到庄严与神秘，仿佛无边的夜气中，各路神仙穿着金盔金甲，由上空缓缓而降。不仅不吉利话不敢说，真有动辄得咎之感。迎神也有仪式，要上供拈香，点燃芝麻秸儿、柏树枝儿和由金箔、银箔制作的元宝，放鞭炮，然后把灶王爷龛供在厨房灶前，一如往年。小院中柏树枝儿香味与火药气味交融在一起，一夜都不能散尽。本来迎财神爷是初二的事儿，传说初二是财神赵公元帅的生日，北平人上财神庙进香也是正月初二。可是人们为了省事，再说三十已经有许多财神码（当时称印在纸上的神像都叫“码”，如“灶君码”）。于是就把“迎财神”与“迎灶王”的事儿一块办了。

    2．大年初一头一天

    迎神之后，除夕已过，严格说就到了“大年初一头一天”了。这天的第一件事是到“前门洞”（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烧香。正阳门（前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袖珍小庙，东边是观音菩萨，西边是关帝。两庙据说是明代建造的，关帝像还是历史上唯一的木匠皇帝（天启皇帝）的作品，是庙中三宝之首。其他两宝是白玉石马和青龙偃月刀，前门稍南的打磨厂有个铁铺每年都要给关老爷义务磨刀。前门离我家不远，但到这里也已经人头攒动，有成百上千的人了。上香之前先要摸一下正阳门的门钉，据说可以消灾祛病。那些与人齐高的门钉被摸得锃光瓦亮，与高处乌黑门钉对比鲜明。

    拜完关帝，再拜观音菩萨庙。从前门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这时全城的鞭炮渐稀渐疏，大有“偃旗息鼓”之势，因为各家都忙着给老人拜年和吃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们也是这样，父母坐在供祖先牌位桌子的两边，孩子穿好了长袍向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父母拿出红包，一般是一块现大洋，或五个有蒋介石头像的镍币（每枚上铸着“廿分”），其购买力相当现在60元到100元人民币。然后一家吃素馅饺子。拿到了压岁钱，觉得有了一笔财富，那些形诸梦寐的宝贝就要到手了：如九连环宝刀（其实只是涂了银色的木头刀，刀背上有九个铁丝做的环）、盒子花（一种烟火）、沙燕（风筝的一种）等，再不是遥不可及了。

    孩子过年的精神头比大人足，大多要“三十晚上熬一宿”，大人如何劝也不管用。那时没有电视，孩子干什么呢？大多是提着灯笼在大街放花放炮，或在屋子里玩“升官图”，比赛看谁能从小科员一直升到大总统。

    提起放花炮有件事使我很难忘怀。父亲有个做花炮生意的朋友，有一年已经进货了，到年根儿，老母突然去世，要回家奔丧。朋友给他凑了许多钱，回去办事用。他便把花炮分给朋友们，那年拉回一洋车炮仗，堆满了小佛堂。一家放不完，动员街坊朋友帮着放，放了有半个多月。初一早上，院中的炮仗皮子没了脚面，可真放够了。其中有个盒子花，让大家乐了一回，五光十色焰火腾空后，上面显示出一尊大炮、一段城墙和四个大字“炮打东京”，不过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由此想起后街的日本人，还是很开心。

    我觉得那时放炮不太扰民。因为除了三十晚上在门口放一挂长鞭“崩崩煞神”外，大多都是在自己院子里放的，对行人干扰不大，当时居民较为稀疏，住的是平房，如果紧闭房门，外来的声响也比现在小。

    初一是拜年的正日子，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就有磕不完的头。当然什么时候也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境太差的，往来的也少，来了也接待不起。富贵之家则是没完没了的亲戚往来。

    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吃年前做好的年饭，只要一加热就行了。过年期间除了拜年、逛庙会、听戏之外就是玩牌赌博——打麻将、推牌九和斗纸牌（也称马吊，多是妇女玩），更厉害的是掷骰子、押宝——这是纯粹的赌博，一翻两瞪眼，几秒钟内见输赢。

    3．其他年事

    初二这天是到财神庙进香。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三四里地的六里桥，名为“五显财神庙”。这里有“借钱”习俗。所谓借钱就是庙里的道士把用金箔银箔叠好的元宝散给香客，带回家；香客拿出点香火钱作为回敬。拜财神的香客极多，初二半夜有人就到庙外（当时住城外的人很少）或广安门等候，去“争烧头炷香”。每年我和父亲一起坐洋车去，天还很冷，大腿以下都要盖条毯子。广安门大街已经是洋灰马路，但只到报国寺，此外就是石头子土路了，很是颠簸。听说广安门有出租驴的，每个脚夫有几头驴，租给香客后，脚夫不跟着，驴到了财神庙自己就不走了，香客下了驴，驴自己就回去了。

    初一以后还有两个“灯节儿”特别被看重，一是初八，一是十五。古人认为妖魔鬼怪都以黑暗为寄身之处，点燃灯火，自然有驱魔和祓除不祥的功效。每到灯节，母亲用彩纸（主要是黄、粉、绿等颜色）捻成中间细如纸绳，上下有个啤酒瓶盖大小的灯台108盏，蘸上油，从室内一直散播到门口，还有窗台、灶台、自来水管等地都要放上这小小的灯台，然后点燃，不过要有人盯着，避免着火。十五的灯节就更热闹，走会的，玩灯的，一拨儿一拨儿的，让小孩不知追哪拨儿好。北平近郊农民热衷走会，西西河沿一带来的“会”大多来自门头沟。他们踩高跷、跑旱船、打太平鼓、扭秧歌，穿红挂绿，色彩缤纷，大锣、大镲把节日引向最后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

    灯节，我更喜欢悬挂在客厅大走马灯，一开大灯（也可用蜡烛，但得有人看着，太麻烦），唐僧师徒四人以及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小龙女等围绕着灯转了起来，这个简单的装置能够引发我痴想：是谁在推动它呢？

    关帝庙记事

    现在我家在武圣路，解放初曾住过关帝庙，还写过两篇谈关公崇拜的文章，我和关老爷可以说有点缘分。

    这座关帝庙坐西朝东，占地很大，比正阳门的关帝庙大两三倍，相当于两个足球场。这座关帝庙也有三座山门，此庙中间的大门已封死，门道存放杂乱东西；出入走左门，右门改造成一大间朝东门面房，租给一家绱鞋铺。

    庙有四个院落，前、后大殿前面的空地就是一个院子，前殿两侧各有一条窄小通道连接了后院、后殿。后院左侧有两个小跨院，按照关帝庙的形制，原来可能是供奉关公的结义兄弟刘备、张飞、赵子龙和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我们搬进去的时候，这两个小院早就租给一家织布厂了。

    北京的关帝庙很怪，大多与观世音菩萨同处一庙。可能是受了满族人的影响，因为满族人崇拜的诸神中，第一是释迦牟尼，第二是观世音菩萨，第三是关帝圣君。这个庙前殿供的是观世音，两边侍立着金童玉女；后殿供的才是关公。供的还是关公标准像——右手捋着长髯，左手拿着《春秋》，身子稍稍前倾，仿佛在认真阅读。后面侍立的则是周仓、关平。

    庙里约有五六十间房，除了前后大殿还供着观音、关帝和主持住着的三间房外，都出租了。织布厂占了一二十间，住家户共有八家，住的多寡不等。我们租了四间半房，是后殿的南配殿。房屋高大，每间有十六七平方米，较普通的民房宽大很多，很舒适。

    关帝庙环境非常好，前后院有八九种树，十来种花。前院山门之后是一棵三四百年的老榆树，两人抱不过来，其侧有杨树、柳树，春天一到杨柳飘絮，榆荚漫天飞舞。前殿正面两侧各有一丛海棠，海棠花开繁盛，一场春雨，花落缤纷，正是“胭脂泪，留人醉”；右侧海棠之后，大殿之前还有一棵挺拔高耸的桑树。后院有枣、桃、松、柏。花则有迎春、榆叶梅、丁香、芍药、牡丹等，一入春则花开不断，当“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之时，桑葚也就熟了，手脚矫健的孩子爬上树，使劲儿摇晃，熟透的果实纷如雨落，孩子围着树，弯着腰，一边捡一边吃，非吃得嘴唇发紫才回家，于是少不了挨一通骂。诗云“开到荼花事了”，但入夏之后，家里盆栽的茉莉、夹竹桃、石榴、玉簪棒等也都到了花期，更是满院芳香。

    庙的住持是位尼姑，当时也有六七十岁了，她只一人，没有徒弟。父亲称她为“老当家的”，我们称呼她“师爷”。我看她和老奶奶一样，很奇怪，问父亲。他回答：“没成过家（没结过婚），就是‘爷’。”每当她取房钱时，我上赶着叫“师爷”，她必慈祥地笑一笑，用皱巴巴的手摸摸我的头。

    师爷每天不言不语地进进出出，在前后殿烧香击磬，有时也敲着木鱼念经，但声音很小，只有我们趴在窗户上偷窥时，才能听得见。平时她就在禅房里打坐，悄悄地往来，仿佛不存在。我见她发过一次脾气。一天在门口买菜时师爷有点挑三拣四，小贩不耐烦了：“老太太，您别这样挑了。”师爷突然停下手，火了：“老太太，老太太，眼瞎心也瞎了，你们家有这样的老太太！”小贩马上意识到错了，连连道歉：“老师傅，老当家的，我眼睛瞎了，对不起，对不起。”1952年秋，师爷圆寂了。她俗家没有亲戚，病重时，来了个比她稍年轻一些的尼姑，脸上有点麻子，说是住持的师弟。师爷的丧事与俗家没有什么区别。她的棺材停在前殿的廊下，做了三天的法事，念往生咒，放焰口，驱魔打鬼，我们看了全过程。后来庙里的住持就是她那位“麻师弟”了。

    不管是“师爷”还是“麻师弟”与房客们有着很好的关系，从来没有因为房租红过脸，更不用说吵架了。她们采取的都是有就给，没有就等；“师爷”圆寂了，也没把债权留给“麻师弟”，有的租户欠的房钱也就一风吹了。

    “麻师弟”没有住持多久，庙产就归公了。由房管局管，房管局接手后，那是欠一分钱也不行的。如果欠了房租，马上轰你搬家。如果你赖着不走，他们会出许多阴招、损招赶你走，院中有个小报编辑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唯有房管局的能和他们一比”。后来才知道，当时房管局招收的多是原来底层游民。

    回忆起来，关帝庙就像个小公园，当时却有三件事使我讨厌，也很难忘。

    1．织布厂嘈杂机器声

    街坊里，占房最多的是织布厂，它雄踞两个小跨院。老板是两兄弟，都六十多岁了，长得很像，大高个，柳罐斗子（取水器）的脑袋，小平头，夏天穿一身有浅色长格的中式纺绸裤褂。老俩在后殿高台阶一站，我们小孩分不清谁是谁。每天早早洗漱完毕，老俩就站在高台阶上，等着、看着他们的工人上班。工人缓缓地从前院到后院，再往北一拐，进入小跨院，不一会儿，工人到齐，老板拉开电闸，织布机便嘎嘎响了起来，此时虫鸣鸟叫都盖了下去，只有单调的嘎嘎声，这一响就是八小时，从不间断，真是烦死了。到了“斜阳却照深深院”之时，织布机声停了，这时才发现原来真的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了。

    下班时，老哥俩还是站在同一个位置目送工人出车间，从后院走到前院。工人走干净后，他们进车间巡视一番，关上跨院的大门，拉断电闸，一天便过去了。这样日复一日，院里人默默忍受着噪声。突然有一天搞“三反五反”了，俩老头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安详，不露面了，躲在后殿北侧他们住的小屋里，平时不声不响的工人，把他们从小屋掏了出来，每人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大老虎。“老虎”是“三反五反”时特殊的政治术语，指不法资本家或有问题的人，挖出了老虎就是运动的成绩。但我们小孩很奇怪，平和的老头，怎么成了“大老虎”了？他们吃人吗？后来不知他们哪去了。不久，织布厂停了，大家高兴了，再也听不到嘎嘎织布机的轰鸣了。不过此时方觉得夏末秋初像持久汽笛一样的蝉鸣和每天对着窗户唠叨不停的喜鹊、老鸹也挺招人烦的。

    2．花香抵挡不住的臭味

    说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听起来宛如仙境。其实，生活从非单面，院中还常常有令人喘不过气儿的臭味。

    一是老赵家的做酱，赵家人口多，剩的干饽饽、硬饼子也就多，每年春末他家都要把这些剩的发霉的食物，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加盐和发酵物，装在缸里，并在夏日强光下晒，正像现在电视上某牌子酱做的广告似的“老方法就是笨，要晒足一百八十天”。在晒的时候，还要不停地搅拌，臭气冲天。而且这两缸酱就放在前殿后座的台阶上，是我们从后院到前院的必经之地。我每走到这里都是掩鼻而过。在前院与后院相接之处住的邵家是绍兴人，饮食习惯与北方人迥异，经常弄出一些怪味，让全院的街坊分享。他们炸臭豆腐，特别招人不待见，那种臭味一发出来，我们这些口没遮拦的小孩称之为“煮尿盆”。这个味儿与做酱的味儿加在一起，真是令人不可向迩。后读辛弃疾的《鹧鸪天》“掩鼻人间臭腐场，古来唯有酒偏香”，我不喝酒，不知道是否酒就能抵挡奇臭！

    3．吵架

    关帝庙里街坊之间相处得不错，吵架主要是老赵家的内讧。这家不说天天吵，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一星期还得动回凶器——或是切菜刀，或是顶门杠。吵架不分昼夜，“有时半夜一声吼，吓得婴孩哭一宿”，您说讨厌不讨厌？分析起来，吵架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家庭结构有问题；二是家里处事原则不对。

    赵家住了七八间房，家有十来口人。老头有两个妻子，是亲姐俩，共事一夫。这就是家庭结构中的天然不稳定因素。别看妻子是姐俩，她们与各自孩子之间，简直不共戴天。姐姐生了五个孩子，二男三女，大男是电工，因为“偷电”，判了徒刑，当时正在服刑，他还有个老婆和两个孩子也住在家里；老二叫小虎子，十四五岁上中学，是与二房打架的主力，老头子骂他是“流氓、混混”，但他对街坊是有长有少，通情达理。三个女儿，老大嫁了出去，老二工作了，有了丈夫，也住在本院，老三上高小，别看是个小姑娘，也能打能闹能骂，“骂人半天不重样（重复）”。二房生了两男一女，老大十来岁上小学，二房中他是打架的主力，但身体单薄，年龄小，绝不是哥哥的对手；老二是一年级小姑娘，老三才三四岁。可见从人口结构上，二房处在劣势，绝非大房的对手，然而老头，也就是家长站在二房一边，于是双方势均力敌。这种家庭结构能不打架？

    如果主事的家长有点儿公平心，一视同仁，注重亲情，或者有点儿手腕、技巧，也许矛盾不会闹得如此激烈。

    老头五十来岁，在电信局工作，号称铁饭碗，解放前北平能称铁饭碗者只有三家，铁路局、邮局、电信局。老头爱好古乐，是古琴研究会的。每天他在家里摔打胶泥，自己制作埙。常常拉来一车胶土，先过筛子后过箩，筛出好泥，做成桃形，里面裹以锯末，阴干后做好音孔，再上火烧。十天半个月也烧不出一两个成品。平时老头表情仿佛别人欠他二百吊钱似的，凡人不理，大家也不敢与他说话。可是每当烧成功一个时，脸上就会绽开一丝笑容，这好像黄梅天的阳光。这时他可能会说一两句：“几千年了，我总算把它做出来了。”在住关帝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埙，是不是，埙是由他先开发出来的？现在我也不知道。

    老头经济条件和修养与他的家庭施政方针真是有点儿不和谐。在他主持下，家里按着收入和对家庭的贡献吃四等饭。第一等是二闺女，理由是她有好工作，收入不低，尤其是二姐夫，是私人企业的“高管”（那时北京的私企，规模大的也就几十个雇员，所谓高管也不过就是副经理、掌柜的一类），收入二三百万（现在的二三百元。当时私企与国营比较，同样工作，收入至少要高出百分之五十），那时这几乎是天文数字了，自然要“好吃好喝好待承”了。第二等是老头与二房诸子女；三等是大房及诸子女；四等是大哥留在家中大嫂及子女，也就是老头的大儿媳及孙子孙女。老头还有个爸爸，已经卧病在床，老头根本不经心。他的饭，没有等级，哪个等级剩什么，他就吃什么。而常有剩饭的却是大儿媳妇一家，我们常常看见，大重孙子端着剩饭给老爷爷送去，街坊常感辛酸。

    这种家庭结构和治家方针，使得火药遍地，不知道哪天就会有突发事件。有一天，我从赵家窗根底下过，听到屋中琴箫和鸣，甚是优雅。往窗子里一看，原来是小虎子正拉二胡，爸爸吹箫，父子合奏。老头善吹，凡有孔就能吹出旋律。儿子的琴艺也不错，赵家七八岁以上的孩子都会一两样乐器。回到屋里，我还没有坐下，忽然听到外边巨响轰鸣，然后是尖叫声、钝器声，还有桌子翻、瓷器碎的声音。我想赵家之外，还有哪家能发动如此响动的内战？待出来一看，就是赵家，老头以箫作为棍棒追打小虎子，小虎子不时地从地下捡起什么就回头向老爸投掷，老爸不时躲闪。街坊出来几个身强力壮的才把他们拉开，父子在劝架的拉扯下还在不停地对骂。我很奇怪，小虎子的妹妹跟我说，本来父子俩玩得挺高兴，不知因为什么，小虎子恼了，拿起个茶杯就向老头掷去。老头反应很快，马上用箫拨开。琴箫交锋，桌子翻了，茶壶茶碗碎了，从屋里打到屋外，那么大院子还不够他们施展拳脚，一直追逐到街上。

    还有一次也是震惊全院的。那天老头与一位老友闲聊，小虎子回来了。闲聊时老头说到家中情况，老友有点倚老卖老，拍起老腔：“小虎子，不是我说你，你敢打爸爸，这就是忤逆！过去送到衙门，甭审，马上拉出去，千刀万剐。”说着自己也真的动火了，站起来用文明棍（拄杖）敲地：“新社会也不能没王法！”小虎子是顺毛驴，好言好语劝他，他还能听进去，一听老友这种没有历史感的教训，马上也火了，指着对方的鼻子：“你别猖狂，我连你一块揍！”于是老头、老友二位真的与小虎子干起来了。

    不知小虎子哪里找了把菜刀，高高举起，二老一看，怕他动真格的，马上跑出屋子，老头喊：“杀人了”，老友高呼：“造反了，造反了。”街坊们也赶紧跑了出来，一看小虎子举着菜刀追，老俩围着大殿跑，一时谁也不敢上手，后来还是老傅家的儿子从侧面把菜刀抢了过来，抱住了小虎子的腰，俩老头才停下来喘口气，被街坊劝回屋子。赵家打架，上场的不只是主角，只要一开打，绝对是党同伐异，各方向着各方，都有不同程度地卷入。唯有两个人卷入不了，一是大房的老太太，她患了子宫癌，恐怕时日无多，小虎子与他爸打架多是为了他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也气他妈，骂他妈是“老白毛”。另外一个对此充耳不闻的是老头的父亲，他卧病已久，就盼一死了。

    这个夏天老爷爷泻肚了，只坚持了两三天便撒手西归。解放初，旧习俗还保留着，丧事很繁杂，花费很大。如要雇门吹（在丧家门口吹曲），要有“接三”，请僧侣做法事，出殡等等。花销虽多，但只要经济条件一般的，都不能免。赵家对此是一概全免，停了一天，就把老爷子烧了。当时火葬还极稀少，老爷子自己也预先买下了寿材，存在棺材铺里。老爷子的死弄得院中议论纷纷：“大夏天的，让老爷子吃荞面韭菜猴顶灯（又叫糊饼，把和好的面摊在热铛上，上面放上韭菜馅），老爷子还不拉稀？”“把老爷子烧了，把棺材卖了，他办这个丧事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一笔。”随着老太太也走了，这办得更简单，一烧了事，连出嫁的大姐也没通知，后来大姐哭着回来，大闹了半天。她边哭诉边骂，院里老街坊也掉了泪。老头子躲在屋里一声不吭。

    此后不久，街坊傅大妈与儿子生气，突然休克，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街坊们有的掐人中，有的为她盘腿，一会儿大妈长出了一口气。大家说：“好了，缓过来了。”此时发生了件怪事，大妈的声音变了，是男声，细一听是赵家老爷爷的声音。他数落儿子如何不孝，如何不是东西！口吻内容极肖，说了许多外人不知道的事。赵家老头听说了，气得从屋里跑出来，指着傅大妈的鼻子骂自己的爸爸。围着看的人想笑又不敢笑。这场闹剧，持续了半个小时。

    从小住独门独院，对于外界的事知道的很少。搬到关帝庙，让我懂了许多人间事。

    我与“第一本书”

    我不是出生在读书人家，何况我们山西人在百年前也不讲究读书，这一点与江浙人大不相同。听父亲说，他小时候（清末）的山西人是有钱的学买卖（经商），没钱的学手艺，做手工业者。父亲属于没钱的一类，读了四年私塾，只读到“上论”（《论语》上半部），便被家里送到手工作坊学织地毯。民国初年，父亲16岁到北京来闯天下，算是最早的“农民工”吧。不过到我出生时，已经家道小康，懂得要培养我早点读书，所以在三岁时便请人教我认“字号”（一种识字卡片，正面是字，背面是图），四岁上幼稚园，家里除了父亲订的一份《新民报》外，几乎没有供阅读的东西。家里有字的而且装订成本的，只有每年一换的《皇历》。没事时，也翻过，留到现今记忆中的只有“龙治水”，因为一翻开《皇历》赫然印在第一页的就是威猛的神龙张大口在吐水，如果画的是一条龙，那么就是一龙治水，本年非大旱不可；如是“九龙治水”则本年度非大涝不可。

    不过《皇历》算不上是书，我读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是本没书皮的《名贤集》。这是本从四字句到七字句劝人行善的格言集，现在看来其中许多是很庸俗的，如“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之类，体现的是小市民意识。但也有好的，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之类，属于通俗化的儒家思想，而且读起来琅琅上口，感觉十分惬意。这对于大脑还处在空白状态的小孩是很有吸引力的，没事的时候读一读，仿佛有点感悟。后来上初中时，初读《论语》，便有似曾相识之感，格外亲切，可能就与这本《名贤集》有关。

    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客人丢在家里的残破不堪的《三侠剑》。上三年级时发现这半本没头没尾、不知书名的“书”，一读，有故事情节，有悬念，有神秘的武功：“金镖将胜英——胜子川一口鱼鳞紫金刀，三支金镖压盖绿林，甩头一子定乾坤”，在“扬子江心倒凫八百里”。这种英雄气概和盖世无双的武艺，会激起当年的男孩儿什么样的幻想？大约是现在的男孩儿难以理解的了。记得每天下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残书摊在桌子上，然后跪在凳子上（坐着不够高）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自得其乐。一旦有事中断，便用毛笔帽，蘸着红印泥，盖在中断的地方。半年下来，破书满篇尽是红圈圈。过年时，逛厂甸，非要买“鱼鳞紫金刀”不可，无奈玩具摊上没有，只好买了一把“九连环宝刀”，聊以自慰。对武侠小说的爱好延续到初中，初一时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作者是郑证因、白羽、徐春羽、还珠楼主；书是《鹰爪王》《子母离魂圈》《十二只金钱镖》《蜀山剑侠传》之类，每种都是五六十集，一天要看两三本，没完没了。因为书是租的，在课堂上也要加班看，还要担心老师没收。这种阅读狂热就与这半本《三侠剑》有关。不过在师大附中初中三年生活中，只被老师没收过一本书，还是《鲁迅小说选》。

    第一本自己买的书是世界书局的半图半文的《史可法》。1947年底，快过年了，父亲带我去沂园澡堂洗澡，沂园在杨梅竹斜街，洗完澡，父亲问我要什么，我说“书”。沂园东侧有个文具店，代卖书籍，多是儿童读物。《史可法》这本书类似现在的小人书，但不是小本装订，而是32开本，每页分若干格。至今尚能记得的是史可法还是穷书生时进京赶考，没钱住店，住在城郊的破庙里。正赶上巡城御史左光斗，巡查到这个庙里，看到和衣而睡的史可法，书本还丢在一旁。左光斗同情这个书生，便把自己的皮裘盖在史可法的身上。从这个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好学是一种普遍认同的好品质，受到社会的赞美和尊重。这种认识使得我对在1957年之后整个社会鄙视读书的风气特别不能理解。

    上初中才懂得除了小说外，文学作品中感动人的还有诗词。师大附中图书馆在北京中学里是数一数二的，我从图书馆里借过许多诗词选注和论述诗词的书籍。但我自己买的第一本词选是1957年出版的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买书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住校，校址在和平门外，书店在西河沿东口的劝业场。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吃完晚饭后，就步行到劝业场，一到门口，我感到气氛有点不对，不像往常自然，但我没以为意。大约七点钟，全场封闭，一批批青年人被铐走，才知道是围剿流氓，到很晚才放顾客回家。这次买书给我留的记忆十分深刻，不过还是买了一本好书作为补偿。晚唐两宋是词创作的高峰时期，自古唐宋词选无虑数十百种，龙榆生选本是我买的最早的词选本，也是最佳选本。后来我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诗歌的研究，读过数十种唐宋词选，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选的，都没有超过此本的。初学者读好的选本，不仅是尝一脔而知鼎味，更重要的乃在于得门径之正，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诗词。如果你从《红楼梦》的诗词开始读诗词，把它视为最佳之作（当然《红楼梦》中的诗词也自有其所长），有了先入为主的见识，此后就难以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好词了。

    我读第一部非文学的书是《论语》（当然它也有文学性，讲文学史也要讲它，但就整部书来说还不属于文学），是初二时（1955年）在琉璃厂富晋书社买的。当时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每天都从琉璃厂过，有空就在旧书店转一转。因为听父亲说过“‘上论’‘下论’难死人”，突然有一天看到线装铅印的民国版《论语》，很好奇，就拿起来翻一翻。一看有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民无信不立”一类的话头，并不难懂（这些都是《名贤集》中有的），就买了一部，共六本，三角钱。那时线装书中以经部书最便宜，清中叶以来坊刻本平均二三分钱一本。我这六本三角还算贵的，其原因是书的品相好，纸白字大，正文相当我们常用的三号字，注文是小四，看着特别舒服。

    这三角钱就是我三天的早点钱。后来还买了许多部“扫叶山房的石印本”的书，如《世说新语》《姜白石诗词集》《嘉祐集》等，也贪图它纸白，字漂亮（多是手写楷体），蓝色布套，装帧淡雅大方，又便宜（平均五分钱一本）。后来才懂得这种石印本，错字多，不仅不是好版本，连做读本都不适宜。我从初中开始自己买书，到大学毕业也买了近千本书。那时过眼的好书、便宜书太多了，就是没钱。那时每当自己想买零食或其他物品往往会把所要花的钱折合成能买什么书，这样常常就放弃了原来计划，把这些钱拿去买书了。不过，我那近千本书，文革当中也没有完全保住，损失了不少，文革一结束，真是痛心疾首，现在老了都看淡了，有人说，你过去买的线装书都成了文物了，很值钱呢！对我来说，书就是书，买它的时候要考虑到钱，买到家之后，它就与钱没关系了。

    天 桥 杂 忆

    小时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从和平门一带搬到这里居住仿佛下乡一样。学校初在广安门大街、回民学院对面的铸新小学（天主教教会学校），高小考到城隍庙街小学。从城隍庙街再往东走就是“四面钟”（现已经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谊医院南面），过了四面钟就进入了天桥的范围了。自五十年代以来天桥市场核心只是东、西两个市场了（五十年代以前其范围要大得多）。西面是“三角市场”，东面就是四九年以前所说的“公平市场”。四面钟距离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场还有一里左右，过了四面钟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摊和其他小摊了，使这个本来荒野的地方有了市场的氛围。

    便宜

    如果从雅的视角来说，按照历代的惯例，天桥应该称作朱雀桥。自南朝以来京师南北中轴大街都叫朱雀大街，这条南北大街由京师的南大门到皇城的北大门之间都有座桥，称为朱雀桥。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朱雀桥边野草花”就是指这座桥。从清中叶以来，由于地近南郊，进城的人们大多由此经过，也因为在天桥附近有些庙会，于是天桥的两侧市场交易逐渐繁荣起来，当时这里又有空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市场。由于光顾这里的大多是穷人，所以卖的东西多是低档的，或是二手货，假冒伪劣更多，但人们图的就是便宜。天桥市场由形成到1957年关闭大约有近二百年的历史。

    那时说起老北京常常爱用“东富西贵，北贱南贫”来形容。这指的只是外城，因为内城是八旗驻地（满洲人占领北京后，把明朝时住在内城的汉人赶到外城），分旗占领居住，各旗虽也有富贵贫贱之分，但与居住方位没关系。而外城西边宣武门外多是汉族士大夫官僚居住，做官的多，所以占一个“贵”字；东城多手工业者（玉器、珐琅等）商人，一些有钱的吏胥也多在这里治产业，所以称之为“富”；北边，即正阳门以南，珠市口以北地区，八大胡同、唱戏的、娱乐业人士多聚于此，那时以色艺吃饭，被视为“贱业”；所谓“南”也就是珠市口以南，永定门以北，这里是破产的、贫困的农村人进北京讨生活的居住的地方。最初的天桥市场就是适应“南贫”而形成的。

    在老北京看来天桥是藏污纳垢之地，妇女儿童不宜，稍正经的一些人也不往这里跑。像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写贵家公子樊家树到天桥来听玩意儿（老北京把一切演出都称为“玩意儿”）是极其稀少的。解放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天桥镇压了一些恶霸，淘汰了一些污秽，小孩和妇女也能到这里来走走了。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天桥是我们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小孩到了天桥主要是吃、玩二字。这里的“吃”和“玩”都比其他地方便宜得多。比如天桥最高档的食品是炸黄花鱼，卖这道食品的大多是小饭馆，半斤多的黄花鱼，裹上面糊，炸得焦黄，刚出锅的，你要买的话，再从锃光瓦亮的大铜锅中一勺卤给你浇在刚出锅的鱼上，发出吱吱的响声和香气，只要一千元（币制改革后的一毛钱）。至于穷人和小孩子爱吃而又易于填饱肚子的炸油箅子（类似油饼，但它是用香油炸的，比油饼大而且厚，卖的时候，切开按分量卖），一斤两千四百元，一个人绝对吃不了一斤。小孩爱吃的粽子糖，小贩是一边做，一边唱，一边卖。唱的内容就是他的糖在熬制过程中掺了多少味药，他的糖如何能消食化水、止咳平喘等等。可是价格也是一百元两块。一锅糖下来也就卖个五六千元。他们自我解嘲说这是赔本赚吆喝。

    听玩意儿也便宜，露天演出可以不给钱，特别是小孩，即使给钱一场下来，不过给一二百元（一二分钱）而已。如果要给五百元或一千元，艺人就要向你特别致谢。像我这样的小孩往往是在场子外一站，看艺人演出，一分不花。有一次，在一个场子听相声，听完一场，给钱的不多，恰巧我衣兜有二百元，就扔到艺人打钱的小笸箩里。艺人很高兴，非要把我让进场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很尴尬，因为从来都是站在场子外看的。就是到天乐戏院正经的大戏（京剧），开了场以后进去才五百元一个人。天桥有三家电影院，五百元一张票，还是“循环开演”（有精力的可以在里面坐上一天）。白杨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在这里的中华影院看的。

    这儿也有卖书的，主要是流行于下层社会的小说唱本之类。三角市场一进门的右侧就是卖书的，以唱本为多，这类书的封面大多印得花花绿绿，像年画那样的色彩与图画印在书的封面上。这些书的纸大多很次，质量类似豆纸（一种土卫生纸），只是较豆纸稍白一些，这些唱本名目为《闹花灯》《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秦英征西》《十二寡妇征西》《陆文龙扫北》等等。这些唱本多是把一些大书如《说唐》《杨家将》《精忠说岳》等分割成为小的段落，以说唱形式表现出来，印成书供说唱艺人参考，其读者对象也多为认识几个字的学徒工、小市民等，价格也很便宜，每本在五百元到一千元之间。

    不仅吃玩便宜，就连算卦都便宜。1957年我初中毕业，那年高中名额紧缩，录取率很低，有些地方还出现学生闹事（如汉阳中学事件）。有个一同住校的同学担心考不上，让我陪他去算卦。一个星期天，我就把他带到了天桥。在一个卦摊前，那位“小神仙”，翻着白眼看了我们半天，然后从嘴里蹦出两个字“一毛”（当时已经币制改革了，一毛钱相当以前的一千元）。当他收了一毛之后，嘴里咕噜了半天，这些我都记不得了，但他说了一句真理，直到现在还记得：你好好用功就考得上。

    成功与不成功的艺人

    天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拉洋片的筱金牙，唱西河大鼓的刘田利，说评书的赵某，砸石头的老者和东西两个市场中的相声场子。他们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都使我难忘。“洋片”又称“西洋镜”，人们坐在镜箱的凸透镜前看被放大的图片；艺人站在镜箱的左上方演唱，介绍画片的内容。乐器只有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敲打鼓和锣的小锤和镲的另一面都被一根绳索操纵着，艺人拉动这根绳索，三件乐器便有节奏地响了起来。我没有看过筱金牙的“洋片”，但常听他的唱，他演唱时面部的滑稽表情使我历五十年而不忘。筱金牙当时四五十岁，光头，面部团团，一副无锡大阿福的长相。夏天是一身白纺绸的中式裤褂，显得干净而利落。

    他站的只是一个凳子，但却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踌躇满志，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看洋片的和听他演唱的人，没有一点儿寒酸气。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这里驻足片刻，你就会感到筱金牙对你报以的微笑，这个笑容是永远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不论他的生意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他没有某些天桥艺人的污言秽语和损人挖苦人（这套语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艺术”）那一套。他唱的调子类似莲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个“嗨——”的拖腔。每当唱到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皱纹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小褶集中的核心，然后这些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展现出一副孩子般滑稽的笑容，并露出亮晃晃的两颗金牙，真是有感染力。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我眼中，筱金牙是天桥成功的艺人。

    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没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前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赵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做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人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像赵某这样还是属于能够混上碗饭吃的，另外也有许多混不上饭吃的。艺人们把撂地摆摊挣钱，称为“平地抠饼”。真是从这块“地”上抠出“饼”来是不容易的。我们从难以挣到饭吃的艺人身上感到人生的艰辛。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砸石头的老者，我多次看到他都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在三角市场的西面一个黄雀叼卦的摊位上（“黄雀吊卦”是一种算卦的方法，靠黄雀从装有卦签的小箱中叼出卦签以定吉凶）。算卦一般到四五点钟就收摊了，老者插了这个空档儿。黄雀叼卦占不了多大位置，也就相当正常演出场地的四分之一。

    砸石头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叫硬气功，老者蹲在地上拿着两块石头反复敲着，石头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用以说明石头没有用醋泡过，完全是真石头。老者拙于语言，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在天桥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要把钱从人家的兜里掏出来装到自己的兜里，第一就是靠“说”。不仅艺人、买卖人是这样，连通常弹压地面、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比别处的警察能说。而这位老者只是向人们显示他的真功夫，一块一块地砸开地上码着的石头，而很少说话。只见他两只手的手掌的下部结着粗糙的老茧，皮很厚，还有些开裂。秋冬之际，五点钟天已黄昏，在瑟瑟的秋风中，他赤着膊，破棉袄放在一旁，低着头开石头，水珠被冷空气凝结在他杂乱的胡须上。我觉得连驻足流连的都不多，给钱的能有多少更可以想见。

    两个相声场子

    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场子。在东面的公平市场一个；西面三角市场一个。公平市场的相声场子南面是筱金牙的拉洋片，东面是宝三的摔跤的场子。这三个场子都很叫座，相声场子则更火，常常被围得密不透风。这里说的大多是传统的段子，我的关于传统相声的知识大多是在那里获得的。像《夸住宅》《倭瓜镖》《八扇屏》《扒马褂》《开粥厂》《小神仙》《黄鹤楼》《汾河湾》《地理图》《报菜名》《八大改行》《绕口令》《猜谜语》等都是在这里听的。这里的相声演员一般较老，用我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们以四十岁以上者居多。

    有些演员在那时的相声界很有名了，如高德明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名的演员，又如佟大方在解放前后与杜三宝在广播电台演播对口相声也很有听众（其间所插播的广告是“骆驼牌爱尔染色”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宝才（他也常在这里演双簧）、汤瞎子（主要是口技）、罗荣寿、高凤山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他们穿的也讲究一些。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年纪较轻的演员，如1957年后转业、八十年代又重返舞台的胡某、爱（可能是满族人，读作“阿”的去声）某等。这些撂地说相声的表演方式与现在舞台上不同，他们不是站着说，而是坐着说。有时说对口相声的两位演员坐在一个简陋的白茬儿木桌子（这种桌子不上漆，北京的小饭馆爱用这种桌子）的两边，有时两人坐在场子竖向的两端，你一言、我一语说对口相声。佟大方有时也说单口相声，如说《君臣斗》（乾隆皇帝与刘罗锅斗法）之类。1957年天桥关闭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去了北京曲艺团。

    1954年我上初中以后，去过几次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1954年的秋天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同学中有位叫郑继宗的，他家住天桥，经常给我讲天桥的故事。如天桥的恶霸“四霸天”作恶和被镇压的故事。有一天，他戴着孝来上学了，他对我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以后家里就要靠他自己了。后来郑继宗为了早些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他考上了警察学校，我们便分手了。郑继宗曾经约我到他家去玩，我曾到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听相声就是从郑继宗家去的。郑的父亲是天桥卖药的，卖虫子药、眼药之类。天桥这样的摊贩很多。那时北京的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有病一般不去医院（不仅是医院费用高，也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是到药铺或药摊买点药对付。郑继宗的父亲长期在天桥卖药，自然就在这里买了一个摊位，面积大约有四五十平米。他去世了这块地空了下来，郑的母亲就把它租给了说相声的。

    收入是二八开。也就是说，相声场子一天挣了十元，就有郑家二元。平时相声演员就在郑家歇息，老太太给他们烧烧水，热热饭。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就三间小北房，还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那些演员横七竖八地歪在炕上，喝茶聊天。这些演员多是青年演员，还有两位女演员。一位是六十年代在宣武曲艺团演出的回婉华，一位是与丈夫说对口快板的刘某（似乎叫刘丽华）。刘某大约是这个演出班子里最年轻的，可能年龄不到二十岁，娇小玲珑，长得也很漂亮。虽然我那时很小，但也为她干的行当惋惜。这对夫妻是从沈阳来的（那时还是江湖艺人，经常奔波于各地），只是搭场子在这里演出。这个相声场子有些反映新生活的节目，但都不成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1957年天桥改造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进了宣武曲艺团，六十年代我还在宣武区文化馆（在菜市口丞相胡同南口）和西单曲艺社（峨嵋酒家楼上）看过他们的演出。

    鼓 书 艺 人

    天桥的鼓书的场子特别多，仅三角市场就有三四家，都是演唱成本大套的历史故事的。记忆比较深的有三个，最大的一个在三角市场的最西头，是两个姐妹轮流演唱。她们是王艳芬和王艳茹，唱的是西河大鼓，有位弦师为她们伴奏。唱的好像是《三侠五义》一类的故事。当时这二位已经是知名的鼓书艺人了，她们常在广播电台上演唱，颇有一些听众。她们演出的场子虽然也是用板凳围起来的露天的场子，但是到了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还用棉天棚罩起来，挡风御寒，可见即使是三九天，还是有听众的。这两位艺人在候场时，穿着皮斗篷，手中拿着暖水袋，到演唱时，还是脱了斗篷，露出里面紧身的彩缎的旗袍。另外一位是蔡金波，也是一位女演员，唱的也是西河大鼓，内容大约是《说唐》一类的故事。北方曲艺不论男女很少演唱男欢女爱故事的。

    我听的最多的是三角市场南端的刘田利唱的西河大鼓，他常说的是《大八义》。刘是一位男演员，他演唱的调子虽属西河调，但与一般艺人演唱的西河大鼓风格略有区别，其伴奏尤有特色。一般唱西河大鼓的只有一位弹三弦者伴奏，而刘田利又增加了一把四胡和一个大正琴。所谓“大正琴”按说只能算个大人玩具，比口琴还差着一等，正式乐队没有它的位置，但它用钢丝作弦，音色独特（据说这是从日本传来的，的确没有见到其他国家有这种乐器，在中国传统中也没有根。我只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的北京见过它。可能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时带来的），刘田利用来为自己的西河调伴奏，听起来别有风味。刘田利的听众很多，有些是天天都来的。当时他正在中年，嗓子高亢嘹亮，夏天穿一身象牙白色的横罗（一种有横行小孔的丝绸）裤褂，很是潇洒。从我那时的欣赏水平来看，在天桥是属于一流的。在演唱中他不搞过多的花腔，以叙述故事为主；而且说的比唱的多，他又以表演见长，一根鼓键子帮他作出许多描绘鼓书中人物形象的动作，所以像我这样的十来岁的小孩也能一听就是半天。因为最早听的西河大鼓就是刘田利，所以后来不论是在电视上抑或晚会上听到西河大鼓的伴奏的声音就会想起刘田利。

    后来有一年到太原山西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山大”一位搞通俗小说的教师谈起江湖艺人所依据的演出底本的问题。他说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时与北京一个同学很要好，到北京来玩就住在他家。他父亲原来是唱大鼓的，五十年代以后，安排到澡堂子烧锅炉。我细一打听，原来就是刘田利。“山大”那位老师说，刘还保留着许多他们手抄的本子，可惜那时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老北京有句俏皮话讽刺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这决不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只要到天桥看过把式（武术和杂技之类）的人们都会有这种体会。天桥有个武术场子，父子两个人练，父亲说过多次他的弹弓如何准，他可以打含在儿子嘴中的弹子（儿子鼓着嘴，把弹子半含在嘴中），可是每说到这里他就打钱，打完钱，观众走了一大半，然后他再从头演起，演到最后又说打儿子的口中弹子，再打钱。其实“打口中的弹子”只是为了打钱而设计的一个扣子，我在这里看过多次，从未见他们父子练过。

    天桥的艺人个个能说，所谓“金皮彩挂，全凭说话”。前一句是江湖隐语，“金”（或写作“巾”）是算卦的，江湖上有七十二“金”之说，也就是说算卦看相可分为七十二类，“皮”江湖上卖药的，“彩”指变戏法的；“挂”指打把式卖艺的。也就是说走江湖卖艺，第一要会说、能说，其次才是“艺”。但只能“说”，没有“艺”，事情就走向了反面。在天桥我也见过只能练不能说的，这就是练武术的“山东徐”。他叫徐源伦，他往往在非黄金时间演出，一般是上午九点以后，下午两点以前。我见他上场时只是低着头在地上写下自己的字号——“山东徐”。他把“山”字中间那一竖写得特别长，然后他就操着山东口音说几句的场面话，不到一分钟就开练。他一套七节鞭虎虎生风，能够定点打物。练完了，面不改色，心不跳，口不喘，可是看热闹的人纷纷走散了。挣不了多少钱，谁知道这一脸尴尬的汉子就是1947年全国武术比赛中梅花螳螂拳的冠军呢！

    附：老天桥的复兴恐怕不那么容易

    《新京报》一个标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宣武欲兴4000万，再续天桥记忆》。这篇报道中说“天桥演艺文化是老北京市民文化的缩影”“天桥地区与生俱来的文化历史等优势是推动宣武区开发演艺文化产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宣武区将投资4000万元，启动天桥复兴计划。以修建城南文艺休闲乐园为开端，然后，整治天桥乐茶园及周边环境，并建天桥演艺中心和民俗博物馆。计划很庞大，初看也很兴奋，可是深入一想，恐怕不那么简单。

    天桥是我幼时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给我留下许多温馨快乐的记忆。我还写了一篇《天桥杂忆》，收在前几年出版的一个集子里（《平人闲话》）。每当想到天桥总是与童年的无忧无虑、贪玩欢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时光如能倒流，老天桥又重现，当然很高兴。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童话中，时光隧道也只是幻想。当老天桥的生存背景都不存在的时候，再造老天桥大约只是个美丽的幻想。

    老天桥是什么？从经济角度看它不过广义的综合的跳蚤市场，是满足购买力不高的群体消费需求的。清代北京内城有八旗居住，汉人一律住在外城（乾隆之后，汉人高官有在内城赐第的），外城形成“东富西贵、北贱南贫”。这是说外城东部（崇文区）多手工工厂，有钱人多；西部（宣武区）多汉官居住，地位较高；北部靠正阳门一带多娱乐业，被社会轻贱；南部靠永定门一带居住的多是破产入城谋生的农民，很穷。天桥正处在东西南北的中心，逐渐形成了以满足穷人消费为主的市场。南城形形色色的穷人们也要消费，可是珠市口大街（外城的南北以此为界）以北较高档次的消费，他们一般承受不了，于是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天桥。

    天桥首先是个综合市场，卖什么的都有。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穷人，穷人那一点点物质上精神上的需求确实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如吃饭、喝酒、喝茶、买估衣（旧衣服）、洗澡、买药、下棋、听各种曲艺、看杂技、听戏、看电影等等。凡是穷人能想到的那里都有，而且一切消费又那么便宜。廉价是天桥最大的特点。至于所提供商品与服务的品质，是不是像现在一些回忆中写得那么好，是不是能做到物美价廉，则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说“一分钱，一分货”，拿到天桥卖的，大多是旧货或者处理品，或来路不明的商品，不会比正经商店好。这些我们从一些老相声段子都可以感受到（如《卖估衣》《卖布头》）。这是物质上的。就活跃于天桥的艺人来说，也并非都是艺人中的精英。那时艺人作艺的正经地方是珠市口大街以北的剧场茶楼，在那里扬名立万，被观众追捧。天桥演员很少红的，天桥京剧老生演员中的梁益鸣艺术不错，声音做派很像马连良，大家称之为“天桥马连良”。冠以“天桥”就有点讽刺或鄙薄，是歧视而不是赞美。解放后提高了底层艺人的地位，他才能拜马连良为师。珠市口以北剧场中有位置的艺人都害怕沦落到珠市口大街以南的天桥撂地。我读过一篇老艺人魏喜奎的回忆文章就写到艺人这个心理。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撂不撂地划线，认为撂了地的艺人都是才艺不高的。因为沦落天桥有多种原因，不单单是才艺一个因素。不过要红，最终还是要冲出天桥，而不是回归天桥。

    说到这里，是不是“天桥演艺文化”毫无价值呢？当然不是，中国演艺中的许多门类是发源于民间的，其演出地点也往往是从撂地走向剧场的。百年来的相声产生发展就是一例。清末以前说的“相声”是口技，我们现在熟悉以逗笑为主的相声是产生于清末国丧期间戏剧演员不许化妆彩唱，当时一位名丑为了生活在天桥撂地以说些笑话谋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相声。相声是从天桥走出来的，但是成了名的演员一般是不会再回天桥了。作为这些演艺门类的发迹地，天桥还是值得纪念的。另外，撂地演出，与观众面对面，亲和力强，便于演员即兴发挥，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这种演出形式消失的时候，易于引起人们回忆。总之，老天桥这种满足人们廉价消费的市场，很难存在于工商业高度发展的现代；但把它做成一个博物馆，把某些经营方式（如撂地演出）做成非物质文化遗存保留下来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附中小记

    1954年是教育大发展的一年，中小学都在踊跃招生。那年北京师大一附中的初一年级一下子招了10个班。如果按照一班45个人计算就有450人了。这么多学生肯定超过了学校的容纳能力了。五十年代，北京师大附中正常招生额是每届4个班，3个男生班（当时是男女分班的），1个女生班；我们那届10个班都是男生班。到初二时，因为要求住宿的人多，附中的学生宿舍只有两处，容纳不下，才从10个班中抽出2个班，调到一○一中学（当时还称为二附中），剩下8个班，直到毕业。

    校园剪影

    从师大附中毕业以后，只回去过两三次，还是去附中本部。师大附中本部在和平门大街东面，校门朝西。进门就是篮球场和大操场，再里面就是几个小院。它除了图书馆楼外都是平房，容纳量是很有限的。我们这届学生在本部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原址上课。而老师大的校园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有回去了，记忆也已影影绰绰了。这里写到的校园只能说是一些片段的剪影。

    那时北师大已经在北太平庄盖了新的校舍，大多科系早已搬走，只留下了音乐系、美术系高年级的学生在那里坚持到毕业。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们，生活随便，带有点浪漫气质，例如夏天里，男女同学穿着短裤、背心、拖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傍晚时，成双成对的男女散步谈心，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

    大批大学生已经迁走，偌大的校园空出了许多。靠北部的房子给了教育行政学院，这是培养教育系统干部的学校，当时它只是培训从各地来的中学校长和地方教育局的领导；我们入学不久社会上就开展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教育行政学院搞得热火朝天，有时到他们所在的院子去玩，要听听屋子里开会便经常可以听到激烈的质问声、叱责声、谩骂声和怯怯的乞求声。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是让我们感到社会真复杂。

    大学的校园自然比中学宽大好多，附中在大院的南部，包括运动场，两栋清末民初建的半西半中式教学楼，一座办公楼，紧靠南头的一个院子作学生宿舍（当时住校很容易，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同学住校，最初我没有住校，到初二才住校）。南院有正式的足球场，有四百米跑道的运动场，运动场的周围植有高大挺拔的杨树，南北院都有篮球场。运动场的西南角是大礼堂，学校开大会、演戏常常在这里进行。校园里还套着许多小院子，像迷宫，还没有脱离小孩儿气的我们，常常在院子里捉迷藏。院子里树木特别多，我有个不良的习惯，爱走路看书，当时北京只有一百万人口，街上很空旷。在校园里走路看书比外面还危险，我几次碰到校园的树上，前额被碰破，从鼻梁骨往上常擦红汞水（当时叫“二百二十”），为此，同学还给我起个绰号“串红”。校园的中心有座钟，这是一座人工敲打的钟，竖在花坛之中。我们的上下课就靠它报时，后来才安了电铃。这座钟是1949年师范大学全体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在钟座上还刻有我们老师的名字如钱雱……

    附中的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不要说在一般中学，就是与历史短的大学相比较也占上风。图书馆在四楼、五楼。下面三层是高中教室，每层一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也就是说书库至少有四间教室大，藏书至少在十万册以上。我在这个图书馆曾经借过解放前出版的书。如《宋词通论》《宋诗研究》等。

    师门记盛

    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在于有大师。中学也是这样，好的中学不一定有好的校舍，但一定要有德才兼备的好老师。北京师大附中就是如此。它不仅有众多的好老师，而且有一些名师——也就是名闻北京中教界的优秀教师。有的老师讲课之佳甚至带点传奇色彩。例如，时雁行先生是附中著名的语文教师，我只听过他的讲座，没有听过他的课，因为他教高中。传说他讲课能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有个高中同学说：“听时先生讲完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和《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比听一场梅兰芳的戏都过瘾！”又如韩满庐先生是教数学的，是位年高德劭的老教师，听说“范氏大代数”是他翻译过来的。师大附中的体育教师都是正规体育系毕业的，是有学问的体育老师，不像有的中学体育教师用复员转业军人来凑合。听说张汝汉老师是清华体育系毕业的，是马约翰先生的高足，北京的“三铁（铁饼、铅球、标枪）冠军”。五十年代师大附中的排球常在北京市运动会上拿冠军，听说其原因就在于有张老师的指导。1957年张先生被划为“右派”以后，这个荣誉也就丧失了。

    学生一般爱传老师的毛病和缺点，如果老师的优点长处能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那是因为这些优点长处给学生留的印象太深了，他们以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实际上我亲历的优秀老师也很多。经过了四五十年的变迁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钱雱老师、王树声老师、朱正威老师。钱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她是我们这届的教导主任。因为我们在师大旧址上课，附中本部管理困难，有点鞭长莫及。于是在这边另设教导处，钱先生任主任。我们称她为钱主任。她可能是学化学的，1949年毕业于师大。她虽然年龄不大，比我们这届学生也就大十多岁吧，可是她那慈爱的微笑好像母亲。管理四百多个半大小伙子，也不容易呢！男孩子爱闹事，有时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在楼道里扭作一团。

    她还敢于给这些浑小子去拉架，她那瘦弱单薄的身躯真是经不得他们的推来搡去的。上初二时，10个班分走两个班。我从六班调到一班。我初到这个班时，班上的同学欺生，常找我的麻烦，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就找到钱先生（其实这事本来不归她管），她与我谈了一个下午，从上学的目的说起，一直说到不应以小是小非处世。这次谈话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可见当时老师的耐心。钱老师有非凡的记忆力，直到七八年后，有一次我在和平门大街遇到她，还在十米以外，她就高声叫：“王学泰。”上学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一米六高，此时我已是一米八的大人了，她还能认出我来，使我非常感动。那时已是文革前夕，她处境不好，调离了师大附中（仿佛是调到九十五中），鬓边已经有了丝丝白发。

    初中一年级时，王树声先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他是教自然地理的。那时的王先生面白如玉，高而直的鼻子架着一副银丝眼镜，是典型的现代白面书生。他讲课时姿态及声音都很优美，我觉得比现在一些电视播音员的声音还好听。他为人和蔼，无论在什么情况都是面带笑容，我不记得他生气时的面孔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没有见过他生气，不过教初中男生班的老师没有生过气是不能想象的。王先生与同学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五十年代初还是很重视师道尊严的），同学们聚在一起时，他也常常加入进来。有一次教室里同学们围成一圈，王先生也站在最外层向里面看，我从外面进来，也想向里面看看，就用不太干净的手扒着王先生的肩膀向里面看。王先生穿的是一件洗得非常干净的灰白色的中山装，我的脏手扒在上面，他也不以为忤。

    王先生是教地理的，但他非常喜欢古典诗词，在上课时经常引用。大约是1956年春夏之交，我在东西河沿的劝业场大楼买了一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一天晚上我在老师娱乐的工会俱乐部（只是一间宽大的屋子，其中有克朗棋等）的沙发上津津有味地读着。不料，此时王先生进来了，我赶紧站了起来。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下，并拿过我手中的书。王老师一看书名，很兴奋，马上将李煜的许多名篇背了出来，如“春花秋月何时了”“无言独上西楼”之类。他又惊讶我喜欢诗词，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爱好。每读一首诗都是一次享受。”后来我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道路，原因很多，周围老师同学爱好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大约1956年王先生就出了问题，先是不见他讲课了，后来从校园里消失了。“反右”以前，群众对于在政治运动中的落马人物还不太敏感，几乎没有见面不理或躲着走的现象。中学生更是无所谓。最初我们在校园碰见王先生还是打招呼，向他鞠躬（那时在校园中见到老师要鞠躬的），可是后来就有同学传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时我们受解放初反特文艺作品的影响，对“特务”都有个定型的认识，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是谁也不可能相信的。1957年王老师从校园消失以后，大家议论少了一些，但是还有议论。有的同学说，解放前，王老师喜欢读书，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钱雱老师不一样，那时钱老师就是地下党。因此同学们认为这是清算他的不积极参加“学运”。1957年我读了宗璞的《红豆》，小说中有位热衷于学问，对学生运动没有兴趣的男大学生，后来留学去了美国。我想王老师如果去了美国也就没有事了吧？

    离开师大附中后脑中还常常萦回王老师的问题。小时住街坊，初中是一班，大学又同校的胡天培在六十年代初因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去了北京红星农场。有一次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还记得王树声么？”“怎么不记得？咱们初一的班主任。”天培说：“我在红星那里管制劳动。好多附中的老师都在那里被监督劳动，像张汝汉、朱正威等。我一见他们就很尴尬。”那时的学生是很尊敬老师的，当这种尊敬与现实政治状况发生冲突后，其心态可以想见。进入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之后，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王先生作为模范教师出现在荧屏上，真为他高兴。真是应了“金子早晚总会发光”这句话，不过他被埋没得太久了。

    朱正威先生是教生物的。他是南方人，大约是江浙一带的。初在校园里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青年，好像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非常单薄，穿着一身当时只有南方乡镇青年才穿的毛蓝布的学生装。缝合之处都用白线砸的（北京话称用缝纫机缝制的叫“砸”），还是双线，非常醒目。他穿着这身衣服，夹着讲义，腰板挺直地在学校里走就很引人注目。何况他头顶上留的是“一边倒”的发式呢（“一边倒”指分头推掉左面半边，只留右边多的半边）？据说他只是大专毕业，但他口才特好，讲课特别清晰，为全体同学所公认。另外一位北大毕业的生物老师，学问特好，可是讲课不怎么好，同学听不清楚，可是他后来考上副博士研究生了。半年以后，朱正威先生也变了（那时参加工作三个月到半年就按照水平定级，定到哪级就拿哪级的工资），毛蓝装变成了笔挺的西装，这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他也难逃1957年的浩劫。

    还有一位代课老师也是至今不忘的。那就是初二时代语文课的林培志先生。她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是冬天。上课前我们见一辆三轮车一直蹬到教研室才停下来，下来的一位穿黑斗篷的老太太。没想到上课铃响了，进来上课的就是这位“黑斗篷”。她脱了斗篷，露出一头乌黑的秀发，盘成一个柿饼式的发髻，固定在脑后，她不是什么老太太，而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妇女，那种打扮、长相、风度宛如我们在画报中见到过的宋庆龄。她在黑板上大书了“林培志”三个字。后来知道她是冰心先生的学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写作，有《娜拉的出路》等作品。

    1957年北师大建校五十五周年，在四五月份搞了一次庆祝仪式。师大副校长傅种荪先生给我们讲了话，他是著名的数学家，个子不高，西装革履，风度潇洒。他一开口就说，他是研究“数”的，对数字特别有兴趣。我们建校五十五周年，55恰好是数字一到十的总和。这一开篇马上使气氛活跃起来，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几个月后，他被划成“右派”，当报纸上“愤怒”批判他的反党、反人民罪行时，我怎么也与那位曾经听过他的一席话的好老头联系不起来……

    同窗记趣

    回忆文章最有趣的是回忆往昔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当时的对头，在回忆中一切都化解了，唯有一些有趣的记忆被筛选了下来，平庸的和不愉快记忆大多被淘汰了。

    首先是两位“大同学”，师大附中的初中班往往有个相应的高中班的有组织能力的同学到这班里做中队辅导员。我们班有两位。一位姓富，这位有好古之癖，写得一笔漂亮的粉笔字，因此，他最爱写通知，在黑板上一展其长。每个通知写完了，必再抬头大书四字：“仰各知照”。我们觉得很新奇，在暗地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仰各知照”。可能他有些不合时宜，1957年，他高三毕业，没有能考上大学。1957年的高考已经开始重视政治了，师大附中的毕业生很少有考不上大学的。1959年有一次我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书，从5路公共汽车上下来，看见一位穿着毛布蓝大褂的人撩着前大襟正要上车，那时正在举国“跃进”之时，连老人都没有穿大褂的了（解放后，北京外观上最大的变化是服装的变化，在五十年代初，长袍马褂就不见人穿了，稍有文化的不是列宁装，就是中山装），青年人穿大褂确是个稀罕事。我一看原来是“富”，不知道是他没有看出我，还是不愿意理不同道之人，他匆匆地上了车，却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回忆。

    另外一位姓俞，近些年还有些往来。他是位老北京，以前住在天安门附近的刑部街，前清其祖辈在宫里当差，是亮蓝的顶戴（清朝三品官员的礼帽顶子），爱北京的一切，包括老北京“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子”。他在我们班上带着比他小三四岁的顽童常常琢磨出一些新花样来玩。例如到玉渊潭野营和偷营，蘸糖葫芦，扎风筝，年夜里聚在一起包饺子（一帮男孩子以包饺子为游戏的人不多）等等。快毕业时还想搞一个毕业纪念册，并从图书馆借出三四十年代的毕业纪念册作为参考。我看了那时学生留下的笔墨文字，的确比我们水平高。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文字，但由于印刷困难，纪念册没有编成。

    很怪事，师大附中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政治，这可能与学生的构成有关系，学生出身干部家庭的比较多。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就是我们那届的，他的妈妈于力群先生还到学校开过家长会，送给班上一些足球和篮球作为礼物。当时大家都十三四岁，尚属知识未开的小青年，又能懂得多少政治，谈谈政治无非是一种情绪宣泄罢了。我记得那时同学之间最爱谈的是苏联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有的同学拿着世界地图，用手比划着说中国的滨海省，省会海参崴（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小兴安岭一带都被俄国人拿走了，他们人口那么少，土地那么大，许多地方没有人耕种，真是最贪心的。

    年轻人是最容易接受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因为它简单粗陋，又适合青年人知识水准和那种需要极度张扬的心态。人性中大约就有触犯禁忌的冲动，禁忌越是严厉，冲破禁忌的冲动就越大。这就像小孩子穿上新鞋就要冒险去踩水坑一样。说苏联是个禁忌，那就说俄国帝国主义以触犯这个禁忌，人们讲及历史往往有些借古论今。还在私下谈及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呼吁废除当年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实这只是个幌子，因为那时帝俄政府的代表还盘踞俄国驻北京使馆，他们不可能贯彻苏维埃政府主张。当时苏维埃政府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北洋政府赶走沙皇政府使节，接纳他们的使节等问题）。从这个小例子可见青年人要表达自己的强烈性，当年的初中生与现代的“愤青”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时没有互联网，青年只是在私下说说罢了。

    生活的第一课

    1958年暑假后刚刚开学，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扑面而来。各行各业都在以“多快好省”为口号实现“大跃进”。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敲锣打鼓、高举着红旗的报喜队伍。虽然还未习惯这种氛围的北京人有时也说些风凉话。如“开车的（指公共汽车的司机）多快好省，坐车的鼻青脸肿”等，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以好奇和热情投入了这个运动，人们不知道“多快好省”会给中国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美丽社会图景来。

    到了学校（我在北京65中上学，当时的65中只有高中）发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好多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突然消失匿迹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不见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延安来的老革命。另三位是消失于讲台的教语文的刘曜昕、黄季虬、徐守忠。我听过这三位老师的课，是很吸引人的。黄先生讲“三国”时举的例子，徐先生讲古诗给我们念的他小时候写的“诗”至今我还记得。同学私下相传：他们都被划了右派。这无形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似乎当右派的不幸随时可能传染给每一个人。

    另一个大变化是不上课了（我上高中的女儿知道曾有如此“好时代”，多次感慨地说，怎么没有让她赶上），成天地开会，向党交心，搞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红专”大辩论，以青年钢琴家傅聪为反面教材。说他虽然很专，在世界级的钢琴比赛中得了大奖，但却“背叛”了祖国。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主义，说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还提出了要搞“四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我所在的高二（五）班变成了“某连五排”，直到现在我也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除了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外，还发动同学们搞“超声波”，说这是“科学中的科学”。它用在农田里可以增加产量，用在临床，可以起死回生。

    还找了农村一个生产队长给全校讲超声波科学及其实践意义。这位三四十岁的队长在台上夸夸其谈，说超声波促成农业大丰收。例如黄瓜经超声波一“超”可以长到三尺长；老玉米经超声波一“超”，一棵玉米上，可以长出五六个来，每个一尺多长；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驴子四五天不喂，用超声波一“超”不仅胖了，而且干活更有劲了。听到这里，掌声雷动。我们这些小青年突然觉得大跃进的农村仿佛是个神仙世界了。这位队长为农村描绘出一幅崭新的、光明的图景使我们无限向往。新上台的年轻的教导主任马上在旁边接着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农民科学家对科学做的伟大贡献是那些大学教授连想也不敢想的。”这些话真是激起了我们对超声波的好奇心和兴趣。

    在这个风潮中，学校也马上掀起一个制作超声波的热潮。最初，我以为超声波极为神秘，可是一操作起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简单得很。找一根四分或六分的自来水管，把它截成四五寸长，用铁锤把一端砸扁，然后将扁的一端的管壁上各锯一个小口，中间焊上半个剃须刀片，便大功告成了。

    然后在圆的一端接上根皮管子，再把皮管子接到自来水龙头上，打开水龙头，强大的水流从铁管扁的一端滋出去，当通过焊在这一端的刀片时，由于刀片很薄，必然被水流激荡，发生震动，于是有的“科学家”便说这是超声波，是尖端科学，具有无限广阔的用途，而且国家的兴盛和人民生活幸福全系于此。由此，党和政府才大搞群众运动，我也得以躬逢其盛。在搞这项科研制作之前，校方领导说，我们用自己制作的超声波做饭洗澡。当然，这些都是兑现不了的，只是说说罢了，像这样只是说一说，日后没有下文的事情太多了，谁能去认真追究一下呢？如果真有追究的人不是被视为别有用心，就会被当做精神病的。像这种搞“尖端科学”的群众运动，五十年来我遭遇过两次，除了“超声波”之外，还有1969年全国搞“单晶硅”，不过当时还处在“文革”运动之中，只在工厂、高校小闹一番，没有“超声波”闹得那么红火罢了。“超声波”还没有收尾，我们就下农村参加更大的跃进去了。

    1958年10月去农村虽然不是我第一次下乡，但是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这一年，我从夏收就开始发烧，特别是在农村，为了迎合“大好形势”和证明反右斗争与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农业必须获得大丰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这个“卫星”遂成为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同义词，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的骄傲。当时各行各业动不动就要“放卫星”，其意为，他们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新纪录。农业产量的第一个“卫星”就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公社小麦亩产2105斤的新闻，从此，各地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路高升，最后亩产小麦近万斤。秋收时，水稻的亩产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已经有了这样的大标题“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们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的。

    我们这些高中生还是不辨菽粟的十六七岁小青年，看到这些消息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下乡再一次点燃了我们投入这个伟大运动的热情。这时是白天热、夜里凉的九月。我们按照军事编制，高唱着《一天等于二十年》《江南丰收有稻米》等革命歌曲，日夜兼程，徒步到农村去。十六七岁正是贪睡时期，有的同学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我也是懵懵懂懂，似睡似醒，只有那高昂的歌声：“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白云盖地天山外……”至今仍在我的脑中回荡。

    到了劳动的目的地，我们有些失望了，农村还是老样子，和以前我去过的农村差不多，只在干活的现场插了一些红旗彩旗，增加了些锣鼓伴奏罢了。

    带队的教导主任和生产队长布置劳动任务时才使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我们具体干的活是深翻土地为明年小麦丰收作准备。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1尺5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1丈2尺（那时北京水皮浅，有些地区挖下2尺就见水），由老乡们自己“翻”（实际上已经是“挖”了），那里明年亩产小麦120万斤。我们当时年龄小，又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不知道这120万斤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听着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人民日报》所披露的数字，令人惊讶。给我带来麻烦的是深翻土地用的铁锹是“撮锹”，这种铁锹的锹头很像撮土的簸箕，宜于撮东西，而不宜向下翻地和挖土。深翻1尺5寸，要垂直挖两锹深才合乎标准，有的负责监督的老师时常用草棍量。用撮锹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很困难的。学校又在同学之间搞竞赛，年轻好胜，谁不希望跑在前面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于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借了把锤子把“撮锹”砸直，把它改造成为“挖锹”，果然翻地的进度增快了很多。但这样一来，我们闯了大祸，被视为破坏劳动工具。在下工后的学习会上帮助我，让我谈一谈到农村参加农业大跃进的体会。说实在的，到了农村后没有我们原先想的那样浪漫，那么激动人心。我们睡的还是土炕，烧的还是柴锅，吃的还是白薯玉米，屋里还是没电，点了一盏煤油灯。这些唤不起“共产主义是天堂”的意识，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了一想，说：“我们在学校听生产队长讲，有三尺长的黄瓜，一尺多长的玉米，可是也没看到。”这话现在听是没什么问题，在当时说出来，已经有了怀疑“总路线”、“大跃进”的嫌疑。于是，参加我们“排”（因为组织军事化，所以“班”都称“排”）学习会的教导主任对我的发言有了兴趣，本来他是要批判我破坏劳动工具的，这时不谈这个问题了，本着“引蛇出洞”的精神，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比如我们这次下乡深翻土地等等。

    当时我不到十六岁，又生长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东西。在我们旁边翻地的一个农民插话说，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农民提供的这个基础数字到了我的脑子里，马上我就想到120万斤可以装6000个麻袋。北方装粮食的麻袋，大约是宽2尺，长3尺，盛满了粮食的麻袋码在地上，占面积约6平方尺。一亩地是60平方丈，合6000平方尺，也就是说一亩地可以码放1000袋小麦。1000袋可装小麦20万斤，120万斤小麦如都装入麻袋，码放在一亩地中，则要摞六层。这样一算，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方在我的头脑中清晰了起来。于是，我说：“一亩地怎么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六层呢。”这位老师又问我：“你是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补充了一句，“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六层麻袋挺起来呢？”说到这里，会场突然沉默了，主持会的老师好像怕我再说下去就会毒害同学一样，便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白天还照常劳动，晚上开会学习。当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会往往比干活更重要。吃完晚饭，当我们蜷踞在土炕上等待开会时，我才感到与往常气氛不同。不仅排长严肃（就是我们班的班长），而且，连长、指导员也来听会。九月的天气，残暑未完全消退。我们是男生班，晚上开会同学们都穿着背心裤衩，然而连长、指导员全是女生班的同学。她们见到我们这个样子，大家都很尴尬。她们也只好坐在外屋隔着帘子听我们开会。我感到很滑稽，不由得脱口说出：“还有垂帘听政的啊！”不料这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这天晚上的发言好像都是经过准备的。同学们纷纷批判我怀疑“总路线”、“大跃进”。

    并用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所说的中国人多、议论多、干劲大，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我还没有经受过革命的大批判，这是第一次，不习惯，不免要为自己辩解，和革命群众顶撞，最后是不欢而散。连长宣布说我态度不好，明天接着开辩论会。中国的词，特别是政治范畴（包括其他禁忌较多的领域，如性领域）的词，一个词可以有多种意思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从字面上看“辩论会”仿佛是口舌之争的，可是我在农村看过一次“辩论会”，那种规模、形式、气氛与解放初的“斗争会”、“文革”中的“批判会”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就是话更少，肢体语言更多。被辩论者站在一圈儿人当中，被推过来，搡过去，没有多少人说话。

    第二天，刚刚出工，我正盘算着如何应付晚上的“辩论会”，没想到各个连排已经站好了队，仿佛要开全团大会。这时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与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到队前来。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自上学以来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全校的集会上被拉到同学之前示众。我和王某某慢吞吞地走上了被批判的位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真有些抬不起头来，但心里很乱，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此时广大同学们也感到诧异，因为那时在中学里还没有开展阶级斗争，对学生的纪律处分也没有把受处分者公开示众的，然而这一切到了“文革”之中就不新鲜了。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我仔细听着，大约包括破坏生产工具，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党的方针政策，无组织，无纪律等条。并说我影响学校的形象，已经不适于在农村劳动了。大约还有几个同学发言表态，最后是校教导主任以团（军事编制的“团”）领导的身份开除我参加支持农村大跃进的资格，回校反省。当天就由下乡生病的老师把我们押回了学校。

    学校里还有一批人在大炼钢铁，这些人大多是师生中的老弱病残。可能是有些难为情，我没有到留校队去报到，而是去北京图书馆看了十多天书。自然待下乡同学们返校后，又遭到一次“辩论”。不过自此起，使我的生活多了一种新的内容，即被他人或说革命群众帮助、批判。

    野驴顾惟乔

    顾惟乔是我从1957年9月到1960年8月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野驴”是他的绰号。

    独特的1960届

    按照通常的称呼，我们那届叫做1960届高中毕业生，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已经有了60届高中毕业生了，然而1960届仍然可以说是很独特的一届，特别是那届北京的高中毕业生。

    特殊在哪？

    其一，1957年我们初中毕业，那年正逢经济紧缩（“整风反右”就与此有关），高中招生缩水（这正是“汉阳一中事件”的背景），能考上高中的是少数。

    其二，在此之前，上学读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从我们这届起，政治运动成了学生的主课。三年高中学习生活中，政治运动占去了一大半时间，而且在运动中不断地打压学生中读书求知的欲望。1957年秋天，一开学就碰上教师“反右”，眼看着许多老师划为右派，包括延安来的独臂校长和一大批饱学的、教学效果很好的教师，以此告诫学生，单纯追求知识是很危险的。

    这三年，学生也没闲着，投入各种名目的运动，细数起来，大约有十来个。例如“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个人主义”，“双反，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教育”“教育改革”（包括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四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大炼钢铁”（把原有钢铁烧成废渣），“搞超声波”（制造“科学”神话），“建设劳动生产基地”（盖了两个小化工厂，后全部报废），“社会主义大辩论”……如果都写出来，今人很难理解，甚至怀疑我们那一代人是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

    政治运动的核心除了劳动外，就是学习当时各种文件，联系自己的现实思想（当时上面认为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除了一小部分外，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向党交心，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互相揭发批判。因此学生里的一点儿小事都可能引发一次班会，甚至校会，对有问题的同学大批判。最可笑的是所谓“大辩论”，辩论的多是空洞的、永远说不清的问题。比如“共产主义哪天到？谁来宣布？中国还是苏联？”“到共产主义是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大家都想听梅兰芳怎么办？”“是坐小汽车的对人民贡献大（指官员），还是开小汽车的对人民贡献大（指工人）？我们应该做‘坐小汽车的’，还是应该做‘开小汽车的’？”（提这个问题的同学曾被表扬，说问题提得好，但他没考上大学）“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先进？”“是我们一定会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与苏联一块进？”而且这些问题一争起来就没完没了，老师也解决不了。

    其三，三年高中，不断折腾。那时整个社会好像患了多动症，一时一刻不能停闲。学校也是这样，几乎每天都能有点新花样。不仅政治运动纳入了教育课程，超常的体力劳动，也在顶替着正常的教学，学生不能读书，看点课外书就是“白专”。而且体育、跳舞、游行（那时大型的政治游行特别多）都在挤占学生的时间。大跃进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比学赶帮超”，关键点是“超”，什么都“超”。例如体育上要求达到“五红”——通过一级劳卫制（“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的简称，每级对跑、跳、垫上、鞍马、单双杠都有要求）、二级劳卫制、三级运动员、三级裁判、普通射手等，目的是“超武汉”。

    三年中唯一的一次重视学习，也与“超”有关。195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北京市教育局召开1960届全体同学誓师大会，要求高考成绩超福建，争第一（20世纪50年代高考状元往往是福建、上海轮流，北京老是位居第三）。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届毕业生一律住校。当然住了校，也不能停止政治运动，学习课程依然没保障。只是同学之间，接触多了，班上又有两三位专爱打小报告的，互相扯皮反而增多了。用那时同学的话说给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正面交锋的机会”，于是辩论会、帮助会自然也成了家常便饭。学校为了争取好成绩费了很大劲，可是到了高考录取的时候，考分根本不作数了，完全看政审（家庭、“政治表现”）。审卷的只用四个图章：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图章一盖，完事大吉。1960年，全国高中毕业生20万人，那年扩招（大跃进中新建了许多大学，多是中专戴帽升级），招23万人，许多没考大学的（如高中留校生），社会青年、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考的，都有大学上，可是偏偏有许多优秀毕业生却名落孙山。

    顾惟乔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的佼佼者，他以青年人的热情适应着时代的颠簸，仿佛是个时代的弄潮儿，自由而优美地徜徉在波峰波谷之间。

    好强的、积极的顾惟乔

    “野驴”的绰号，尚不足以传达顾惟乔的壮实、奔放、狂野，在我的心目中似乎世间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干、不能干的。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一米八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发达的三角肌。当时的班主席、现在我的社科院同事闵家胤曾这样描写他“强壮的体格，发达的肌肉，黝黑的皮肤，油亮油亮的小分头，明朗的面孔发着红润，明亮的双目总射出愉快的光芒，是班上‘五大激动’的第二名”，“他是一点就着的火炮，是喷气式飞机。这是一个典型的急性子，兼有胆汁质和多血质的特点。这是个坚强的青年。曾从游泳池十米高的跳台上跳下。有一次跳高，他发誓要跳过一点四米”，为此练到掌灯时分，终于一跃而过。

    闵家胤写得很真实，但没有解释顾惟乔为什么那么执著跳高？这有性格的原因，更有时代和感情的因素。前面说的“劳卫制”中的项目就有跳高，顾惟乔在班上是积极分子，一切以集体为重（这也是当时学校的口号），什么都要领先，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滑稽的“五红”达标活动中，他不能拖班级的后腿。更重要的他暗恋着一班的女同学（我们是五班，我们那届四班、五班、六班是男生班），那位女生跳高是东城区中学生运动会女子跳高第一名，大约这是最强的动力。那时，高中生的早恋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班有两三个好学生都因为这个问题落马。要强的顾惟乔有了暗恋这点情愫后，尽管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而且也看出了他对自己感情的压抑。一个急性子人，憋得不得了，便剃光了头（那时爱美的男青年没有留光头的，除非头上有皮肤病）。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悲哀。

    他是一个真正的青年：天性热情，有广泛的爱好，做飞机模型，练习游泳，搞盐酸厂，军训，组织大家练射击，学俄文，唱歌，吹口琴，组织接力队，练足球，参加象征性长跑，挖土方……不管干什么，他都是用整个身心去投入。虽然有时他也会忧伤，但是，他总让我们感受到他是这一群欢乐的青年人中最快乐的一个。在那轰轰烈烈又似乎热气腾腾的时代，他如鱼得水，与时代，与他接触到的一切都处得很好。那时校方已经在学生中搞秘密分类排队，我不知道顾惟乔在校方秘密档案中排在何等的位置上，但从我们的感觉中他是老师、校方倚重的对象。

    而我似乎与顾惟乔正好相反。从感情上我就不喜欢那种大轰大嗡的氛围，更耐不住翻来覆去地颠簸，我会呕吐。我不喜欢耗费时间、永无休止地运动、开会，厌听“假大空”那一套，我觉得那很像表演，大家说一些谁也不相信的空话。我也不喜欢为了通过“三级运动员”或“三级裁判”去摔几场跤（等级运动员中，最少死标准的是摔跤，只要摔够了若干场就可定三级，田径就有确定的标准）或死背田径裁判规则，我觉得这很可笑。我只爱跑图书馆读书，读几本能够点燃好奇心的书。这种想法是大悖时运的，因此在校方眼中我就是落后分子。我也有自知之明，不混迹于积极分子之中。

    博学的顾惟乔

    我与顾惟乔属于两极式的人物，交往不多，甚至连说话都不多，如果现在他仍然在世，是否还能记得我都成问题。然而我很佩服他博学，50年前他给我们讲解的知识我至今不忘。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二年1月31日美国也发射了一颗，晚了四个月。苏联的83公斤，而美国的才8.2公斤，美国显然落后苏联，而且招致一片嘲笑声，它不仅证明着“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也使得“卫星”这个词迅速走红整个中国大地，那时一切真的或假的成绩一概谥之以“放卫星”。连到十三陵劳动的大肚汉一口气吃了12个馒头都称作“放卫星”。

    但“放卫星”毕竟是陌生词，大多数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下乡劳动时，有个老乡说：“老说‘放卫星’，我不懂什么叫‘放卫星’，现在知道了，敢情就是连夜干活，不让睡觉。”老乡是文盲，他这样理解大家只是一笑，我们这些高中生如果这样说肯定是政治问题了，于是班上普及有关卫星和宇宙航行的知识。顾惟乔以他的博学担任主讲。

    我还记得50年前，顾惟乔讲课的样子。他镇定地站在玻璃黑板前，憨厚地笑着，露出缺了一小角的门牙。从太阳系、恒星、行星、卫星讲起，再讲人造卫星和人类在宇宙科学方面的进展。讲人类对日月星辰的认识，讲“盖天说”“浑天说”。联系“放卫星”，他又讲了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及其功能，讲苏联宇航为什么比美国先进？他说，苏联发射卫星的火箭燃料是易燃金属的合成物，而美国还是用固态氢和固态氧这样陈旧的燃料，两者热值不能同日而语（后来我与专门研究火箭的人士谈起，他们说顾惟乔的话不全对），因此苏联火箭的推进力量要比美国强大多了。他畅想着21世纪的后宇宙航行，那时一定登上月球，飞出太阳系，找到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顾惟乔也做航模，喜欢舰船，懂得许多航海知识。有一年暑假，海军与北京联合搞夏令营，东城区分到了几个名额，六十五中只有他一人参加。十多天之后，又黑又壮的顾惟乔回来了，他给我们讲军舰上的感受，讲海风、海魂衫（那时赵丹演的《海魂》中的海上情景很使青年学生向往），讲刘公岛上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和大清国海军的腐败。

    悲惨的顾惟乔

    1960年高考发榜推迟了近一个月，8月底才接到通知。一看通知，绝大部分同学傻了眼。六十五中是一类学校（当时虽没有这个说法，但社会却有此看法），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能上理想的学校，有的甚至没有能上大学。我们班学习不错的刘建华，四班的遇罗克都被淘汰了。这就是我上面说的，那次考试不是考卷做主，而是四颗图章当家。发榜后没见过顾惟乔，只是听说他被“师专”或“化工学院”录取了，很不开心。我想这可能与他那段力图克制“暗恋”有关。他报的是清华，因为朝思暮想的人在高考之前就被清华录取了。有人说因为她是特长生（跳高运动员），有人说因为她父亲是某部部长。后来又听说，顾惟乔那股倔劲儿又来了，没有去上学，准备第二年再考。1961年进入困难时期，阶级路线松了一些（“文革”批判说是“资产阶级路线回潮”），顾惟乔如愿以偿，上了清华。老同学见面聊起来都为他庆幸。

    我上大学后，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慢慢地顾惟乔就从我头脑里淡出了。1976年7月26日，我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有期徒刑13年。8月到北京第一监狱服刑，9月毛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此时监狱的劳改工厂没原料，没活干。监狱管理人员让我帮着弄弄狱中一个小报——《劳改通讯》。没事时，我翻看小报，突然发现了顾惟乔的名字，令我大吃一惊。怎么他也进了监狱？是不是重名了？

    我向老狱友打听，他们说顾惟乔是清华大学的，原在五中队（这个中队都是技术工种）的。高高大大的个子，魁梧的身材，闷头干活不爱说话。我一想就是野驴。我试着问，“他刑满出狱了吧？”“对方答，他死了”。我惊呆了。在我心中，死，这个字怎么也不能与顾惟乔联系起来的。那位在一监待了近20年的老犯人说：“是死了。1966年，‘文革’初期，顾惟乔爸爸在台湾（又使我一惊，当时同学中无人知道），因参加运动，被批斗，受不了了，联络了几个人想偷越国境，不料被抓，以投敌叛国罪被判10年。因为他会多种技术，留在五中队。后来又与同监的几个人策划逃跑，被发现，加刑2年。”听他这一简介，我从内心认定这就是“野驴”，那股执拗劲儿，进监狱而不改。“怎么死的？”“加刑2年后，他安定下来了，搞了几项技术革新，又减了2年。改回10年。去年他母亲病了，癌症，临终时，监狱还让他回家一趟，探视母亲。他母亲是公安医院的护士长。他妈去世后，顾惟乔很难过。不久，也发现有癌症，治疗无效就去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此就消失了。

    近来，因为写作，常常回忆起我那一段监狱生活，此时都不免联想到北京六十五中我那两位没走出监狱的老同学，遇罗克与顾惟乔。很奇怪，我们三个都是1960届的。这一届是有点怪。

    读书生活的转折点

    回首自己这60多年的生活，除了被迫卷入政治运动，被搞成“老运动员”，从而有了种种可笑可悲离奇的遭遇之外就是读书了。如果删除了政治运动，我的一生可能就是读书，对于读书之外的事情，是兴趣不大的。我一生读书生活可分三段，转折点有二，第一个转折点在1980年，第二个在2002年。

    第一个转折点使我摆脱了长期的对书需求的饥渴状态，进入了温饱和小康。1980年这一年，五月份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做编辑工作，六月一日，从农村调到北京。从此可以堂堂正正借书、看书、买书，拥有书籍，不会再有人指摘，不再有人说三道四。读书这个爱好与我的职业、工作结合了起来。在我实现我的读书的嗜好的同时，也是在为社会做奉献，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虽然不是头脑中有念想的书，我都能看到了，但至少摆脱了既往读书生活中的恐惧心态和极度渴求。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吧。不过我想读书的最佳状态就是“小康”吧，不可能有什么“大同”。“小康”说明需求和供给之间还有点差距，保留点张力；而“大同”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读什么，书则不胫而至，求和供两者毫无张力，这样，人没有“寤寐思服”的追求乐趣。像皇帝一样“要啥有啥”，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我在读书问题上自幼患有“饥渴”和“恐惧”两症。前者由于家贫，后者由于环境，因为我正赶上1957年以来读书被视为接近犯罪的时代。

    先说“饥渴”。读书是我人生的唯一的嗜好和乐趣，读书习惯的养成是由于家庭贫寒造成的。儿童少年直到青年许多娱乐活动是需要钱的，而读书只要有点小钱就能解决了。比如，我上高小和初中时喜欢武侠小说，那时琉璃厂、虎坊桥、西单商场都有租借武侠小说的书铺，100元（旧币，相当新币1分，购买力相当现币3角）租一本，押金2000元，可以看48个小时。如果读书的喜好不加节制的话，一天可以看三本，可是就我的经济能力来看，一天最多能租一本，常常有“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的感觉。上初中后，情况有缓解。我上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这个中学是老校，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建校。有个很好、藏书很多的图书馆（一般高校都不能与之相比）。不过我们学生一次只能借两本书，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图书馆没有武侠小说，但藏书多种多样，我又天生好奇，爱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于是开始了杂食生活。那时除了读当时一般中学生都读的《安徒生童话》《敏豪生奇游记》《高康大》《克雷洛夫寓言》和苏联侦探小说、苏俄小说外，开始喜欢唐诗宋词、先秦诸子的文章。

    有位高我三个年级的大同学跟我说，先秦诸子有人论述“白马非马”“鸡三足”“卵有毛”“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龟长于蛇”“飞鸟不动”等惊世骇俗的命题，令我惊讶不已，赶紧借来《庄子》看，尽管看不太懂，但内心喜悦却难以名状，因为总想猎取新知识，来满足好奇心。上初中我每天上学都要从琉璃厂经过，琉璃厂是北京文化一条街，旧书店、文玩店，鳞次栉比，一间挨着一间。每天在这里都能看到挑动心弦的书籍，可是囊中羞涩，只好如老饕过屠门而大嚼。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琉璃厂的海王村是北京第一家开放的内部古旧书店，凭介绍信购书。它吸引了许多爱书者。1973、1974两年，我几乎天天去。那时已经工作了，每月有四五十块工资，面对琳琅满目的古旧书籍，仍是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在琉璃厂买书时，我院物理系老教授孙念台先生（清末军机大臣孙毓汶的曾孙）与我在海王村门口等着九点书店开门，一起冲入书店时，常常跟我念叨一些话：“不见可欲，心思不乱”“闭着点眼睛，碰到想要的贵书，就当没看见”。可是，哪能呢？人长了眼睛不就是为了看的吗？每天从琉璃厂过，都能看到“可欲”，此时，脚步慢下来，心跳快起来，头脑胀起来，心思乱起来……

    另外，是读书的恐惧，这一点恐怕现在青年人很难理解。现在学校当局多么希望学生一心一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啊！青年人哪里知道这个口号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批过来、批过去的万恶之源啊。记得80年代，一次回学院办事，院里一位书记对我感慨说，现在学生不读书，真难办。我上大学时，他正是一位严厉批判“白专道路”的领导。我跟他开玩笑说：二十多年前，我们想读书，你老批判我们。说什么“白专道路，一不留神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他也笑了说了声“真是报应不爽啊”。那时全社会日益藐视知识，学校对于爱读书的学生采取打压政策，谁还敢老捧着书本看，特别是“封、资、修”的书。那时班上不断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批的最多的就是读书。

    不要说读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那时这些被认为是阶级性很强的领域，除了马列经典著作外，绝大多数被认为是“封资修”），就是潜心数理化的也不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被反复批判。可怜我们这些不爱打球，不打麻将，没事就爱看会儿书的同学，被校方视为另类。有人便趁机专门向组织汇报别人读什么书（这正像1959年农村反瞒产私分粮食，组织一些农民成立“闻香队”，到村里各处闻，侦察谁在家里私自起火做饭一样）。隔三岔两，班上就要开个会，点一点乱看书的同学的名，以为警告，老被点名就成了落后分子。遇罗克跟我一个年级，我在五班，他在四班，也老被点名。班主任对他印象一直不好。直到90年代校庆时，返校，碰到他们班的同学，听他们说，他们的班主任对遇罗克印象没变，依然是落后分子。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型图书馆如北图、首图对于高中生是开放的，这是爱书而没有能力买书的人的好去处。高中我是在北京六十五中读的，学校西侧的北池子有5路汽车，北行向西拐经北海可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约需15分钟。每天我4点钟下学，到北图约4点半，看书到8点三刻（晚上9点关门）。偌大二楼大厅，约有200个座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盏台灯。晚上7点以后，一般也就亮着稀稀落落几盏灯。很长时间里只有两盏灯，一是我头前那盏，一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黑瘦的老人，他往往是看线装的有关戏曲的典籍。而我是杂看，乱看，完全是心血来潮。

    北图环境优美，又有个养得非常好的花圃。初秋的菊花、深秋的桂花、冬天的腊梅，奇香沁人心脾，使我永难忘怀。然而，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我这样好奇而无知的青年学子的思想任意跑野马的地方。记得1958年，学校里搞“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批判个人主义，互相揭发。我还是抽空儿就跑北图，不料北图在楼内也开辟了一间大房子（休息室斜对面），供读者互相揭发，贴大字报。恕我孤陋寡闻，大约古今中外，很难找到类似的事情了。读者都是萍水相逢，即使来得比较勤的读者之间，也仅仅是脸熟而已。

    有什么可揭发的呢？真是给人以“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的感觉。当然立了“大字报室”，就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居然还有些积极分子贴了大字报，揭发读者中的错误言行。其中还有我一张，揭发我说，“学校很少有人看赵树理的小说”。当时赵树理的小说是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样板。“不看赵树理”就有不革命之嫌（1959年之后，赵因为对大跃进有看法，才逐渐成为打击对象）。乱看书也会引起关注，因为常去北图，与大厅管工具书的服务人员很熟。70年代，一度我老借阅佛学书籍，管工具书的一位大姐警告我说，“别看佛学书了，后面有‘文保处’的注意你了”。此时这我才知道原来公安局也参与图书管理。

    恐惧也来自自己，因为读书，就难免说到自己读到的书，或说做点口头评论，这往往是祸之始，后来我横被口祸就与评论书籍有关。可是人长了嘴，这种评论就不可避免，就跟人们吃完饭之后，都不免要说一句食后的感觉一样。记得1960年夏天，邻座一团干部买了一本《胡志明主席诗集》。胡能写汉诗，作为外国人不容易。可是那个印本与毛主席诗集的规格一样。我翻看一遍，不自觉地说了一句“没有毛主席诗词写得好”。那位团干部的脸马上晴转阴，冷不丁子甩过一句“你没有资格评论这个问题”，当时我也年轻气盛，心想只要有足够的知识，本之公义，不私美，不虚誉，任何人都有权评论任何问题。然而，我还是恐惧，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

    读书，特别是我们这些把读书视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人们，在1980年获得了解放，知识重新被人尊崇，“读书无禁区”被社会普遍认可，读书的恐怖感才与人渐行渐远。

    坎坷半生唯嗜书

    欣逢《博览群书》300期华诞，庆祝生日，总要说些与寿星有关的话。300期是个不小的数字了，折合成年寿也有25年了。80年代，我看到与读书有关的杂志就有十数种之多，能够坚持下来的是其中的少数。特别在电视泛滥、网络普及的时代，书仿佛是老古董，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就是某些书籍一时能够掀起某种“热”，也是拜电视或网络之赐，先是在电视上或网络上红，于是书籍出版跟上，实际上这只是做了电视、电脑这“二电”的附庸。到了这个时候《博览群书》还谨守自己的阵地，敲自家的锣鼓，不怕旁人讥笑“螺螄壳里做道场”，该庆寿庆寿，该纪念纪念，这种气度和执著的精神让人尊敬。

    “书”这个东西自产生后，对它就有两种态度，有好之者，也有恶之者，其原因都是源于它的重要。据说仓颉造字引起“天雨粟，鬼夜哭”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的“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对于单个的“字”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由无数的“字”组成的书了。当然，这些都是从文字书籍的功用的角度来说的。对于像我这类读了多半辈子书，很少感到书的“功用”，只是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的准老年痴呆症患者来说，还是对它心存感激的，因为在艰难的时刻书给我带来些慰藉，为我除烦驱闷，似乎是不离不弃的老友，不必与我划清界限。书不是人，读时也不必看它眉高眼低。我感到最能与我打成一片者也许就是书。这一点也许只有沉沦于社会底层的人才能理解。

    有客曾问，什么是你最艰难时期？

    我说，在没有书读的时候。

    客很奇怪，你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难道没吃没喝不艰难吗？大学毕业时，你被整肃，曾被赶到农场被监督劳动四五年，你不艰难吗？70年代因发了点对文革、批林批孔的牢骚被抓至监狱囚禁三四年，你不艰难吗？为什么单以“没书读”为说，这是不是有些矫情、作秀？

    我回答，不是。你可能条件优越，许多事情都会给你带来快乐，我则不然，一生当中许多快乐是书带来的。对我来说，读书是学习，后来是工作，更多的还是娱乐。所以读书对我就有特殊的意义，没有书读，只一天，就会没着没落；长了就会使大脑空白，痛苦不堪。半生当中，有时不让读书与你说的那些倒霉的事儿重合，有时并不一定，或者还有分离。

    第一：困难时期，身居北京，又在上大学，大学生的定量是34斤（比起四川人一二十斤定量高了很多），所在的学校又是大跃进的产物——北京工农师范学院（此校1962年合并到北京师范学院后，从未见有人在公开的发表的文字中提起）面临解散。这个学校前身是个干部学院，在大连附近有个农场，困难时期，土地要退还给当地农民，但粮库中存着十几万斤粮食，校方借着我们下乡贯彻“十二条”（说具体点就是到农村去解散食堂，鼓动农民开荒，种“十边地”，以度荒年）的机会，把这十多万斤的粮食给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分了。那时的领导还比较公正，下乡的同学都得到较多的粮食补助，记得我好像分了100多斤粮票（分数次补给），另外在学校食堂吃饭也受到补贴。在北京粮食最困难近两年时间，只有从那个时期经过的才会懂得100多斤粮食意味着什么。

    有了这个补助，困难时期我没浮肿过，还有精力在北京乱跑，不放过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和外国电影，跑旧书店，淘旧书、线装书……这时候虽然经济困难，但精神文化生活是改革开放以前最繁荣的时期。而且那时许多老辈的著名艺术家大都还在，他们在首都舞台上留下了最精彩的时刻。我另有文记其盛。书籍出版也很繁荣，就是纸张黑些（没有漂白粉）、糙些（原料大多是稻草），但书出的种类很多，价格很低，一般大学生买得起。特别是学校不搞运动了，也没人批判“白专”了，躺在宿舍（当时校方提倡学生躺着，说是“保存热量”）安心看闲书也没有人管了。同宿舍的同学如果合得来，又没有专门爱打小报告的，那么一屋子八个人，躺在床上，海阔天空，胡聊八扯，谈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聊楼乾贵、李光羲（李光羲演的苏联中亚地区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唱段“卖布歌”红遍京城），传告哪里的地方剧种又到北京调演了等，名曰精神会餐。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之前觉得最快活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我看书最杂，听戏、听音乐会、看电影、看话剧最多的时期。

    第二，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到南口农场二分场（这是一个正常的农场，并非劳改场，但有少数“五类分子”在这里被监督劳动）“劳动考察”（这是一种行政处分）监督劳动。的确很痛苦，但痛苦不在劳动，甚至不在监督，因为年轻时干活不惜力，监督不监督一个样，痛苦在于不让读书，更不让读专业书。借口是你们上完了大学，但你们在政治上不及格（不是实在的“政治课”，我的四门政治课都是“优”，而是虚无缥缈的“政治思想”），所以要在政治补课，不许看业务书，也不许想业务。后来连马列的书、鲁迅的书也不许看了。理由是你们老用“马列”反毛泽东思想，所以马列的书不能读。1965年林彪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要贯彻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针，连看毛主席书也受到批判。最可笑的是曹天予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也受到批判。曹说，我通读毛主席的书，通过潜移默化培养对毛主席的感情，把资产阶级阶级立场转过来。

    管理组批他说，你要什么潜移默化，就是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不要读那么多。于是说不要读“四卷”，读“甲种本”（《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就可以了，“甲种本”只有二十多万字，当相“四卷”的八分之一。后来说，其实“甲种本”都不用读，只要带着问题到《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就可以了。《毛主席语录》只有三四万字，后来又简化到只有三四千字的“老三篇”，简化到只有一百多字“老三段”（《毛主席语录》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三段语录）。从这个趋势可见就是不让这些“反动学生”接触书。这对我这类“痴书者”“迷书者”真是最大的痛苦。其实反动学生有几十人，管理组只有二三人，当然不可能实施有效监督。但他们叫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提倡告密，打小报告，诱以各种虚幻利益。学生大多二十一二岁，没有任何经验，把这些视为正当。这样监督起来起了管理组不能起到的作用。因为管理组成员虽然都是来自高校，但大多是行政人员，文化程度不高。

    例如一个学生看穆欣写的《韬奋》，被人发现，组内批判他，一位管理组的来了，只听参加会的这个讲“韬奋”，那个也讲“韬奋”，莫名其妙。但沉默是金，他缄默不语，大家莫测高深。最后他总结会议，用狠狠的口吻说：“韬奋，韬奋，掏大粪！散会！”他离开之后，有人差点儿笑背过气去。然而，学生之间的监督，令人不寒而慄。因为彼此心理都差不太多，大体了解，一揭发，立即中的；上纲上线，作诛心之论，这都是管理组人员做不到的。所谓“内行管内行”的可怕即在此。比如我箱底有一本李泽厚的《门外集》（这是李氏最早的一个集子，出版于50年代末）。

    有天睡觉时翻一翻，被人发现拿走，后来批判时就拿其中李泽厚论诗引苏东坡《临江仙》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说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单调的劳动外，只能读《人民日报》，其他基本上都不能读，也没有书可读（当时也正是文革热潮中），几年下来，还不退化？那时如有机会我不放弃任何一些有字的纸张。记得北大经济系一同学，把他经济学讲义拆了作手纸，拿来上厕所。我分了半本，每天上厕所撕下一页（相当八开的一张纸），在厕所细读。我这半本是讲“边际效益”（在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不讲这些）的，连续两个月使我有了些这方面的知识。

    第三，如果从对读书的限制程度来说，坐监狱都比在南口劳动好，因为监狱主要职责是看着犯人别出事，对于看书则管得不多。在看守所因为对送东西管制较严，所以对送书看得也很紧，但不至于连“毛选”“马列”一类的书都不让送，一般在号子里就有四本“毛选”，随便看，没人敢反对。1975—1976年，我在北京市局看守所K字楼待了一年多，读完了“马恩全集”1—20卷。其中觉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难读。字词都懂，连在一起就搞不清了。为了明白语意，我把重点段落句子加以分解，分清主谓宾，要在书上作标记，划各种符号。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看守所不许犯人有钢笔、铅笔一类锐利的杆状物。犯人也想出了一种替代物，就是把牙膏皮（那时都是铝皮或铅皮）展开作平面状，然后把牙膏皮用力卷成卷，一端磨尖，即可在纸上画出道道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两卷书至今我仍然保留着，用它纪念我的这一次认真读书，虽然书上的“铅皮”痕迹大多已经模模糊糊了，平时我真是很少如此认真地读过书，大多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到了真正的监狱——北京一监，看书更方便了。因为所在的中队是“反革命中队”，过去的犯人也喜欢读书，有些犯人离监，就把书留了下来；狱中的“小报组”（编辑一种行之于“一监”的《劳改通讯》）也在这个中队，他们那里也有点儿书。这样“一监”的书源远较看守所丰富。另外，家里送书也远较看守所方便，很少被拒。据我所知，仿佛只有鲁迅的书不让送，其他的连线装书都能送进来。民国初年石印本《随园诗文集》我就是在“一监”读的，不知是谁送的。1976年社会上正在搞“评法批儒”，孔老二被骂成臭狗屎，“复辟狂”；秦始皇被捧上天，“千古一帝”。在送书时，只要说一句这是“法家著作”，比说是马列著作还管用。家里给我送的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杜预注的《春秋左氏传》，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都用这个借口拿进来了。其实，监狱管理人员大多不爱管犯人看什么书，只要不闹事就好。

    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里，因为“洋跃进”之故，监狱工厂是塑料厂，面临严重材料不足，犯人没活干，整天在监室读报。那时报纸就一张，翻来覆去地读，有两个小时足矣。其他干什么？弄不好就要闹事。如果犯人自己读读书，监室就安定、安全了许多。个别管理人员爱在读书上较真，目光老盯着犯人读什么书。常常催促犯人买刚刚出版的“毛选”五卷，指定要读报纸上的哪篇文章等（后来《人民日报》老登冤狱平反的事，他才不催促犯人读报了），不让犯人看鲁迅的书等。有一次，这位管理人员还在会上给犯人做思想工作，讲为什么不让送鲁迅的书。他说，“有人家里送鲁迅的书，我让他们拿回去了，说这里不能看鲁迅的书。当时，我只这样做了，没有讲为什么，可能有人心里不服。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了罪，如果你们再读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这不是罪上加罪吗？所以你们不能读鲁迅。今天我在这里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就会口服心服了。”但监狱还是有鲁迅的书，是文革时出版的简装本。可能是这位干部主事之前，犯人的家属送来的。后来犯人走了，此书非珍本秘笈，也就留了下来。

    在“一监”一年多的时间里，详读了范注《文心雕龙》，每节都做了笔记。此书后来被一个学生拿走了。用白话翻译《左传》（约三分之一），管理人员认为，“反革命中队”犯人犯的都是“右”的罪行，读读《左传》大有裨益。

    犯人当中有些喜欢诗的，《汉语诗律学》被他们拿走了，久假不归，后来我平反了，王力先生那本书逐长留狱中。后来给学生讲“诗律”时，时时念及此书。

    往事前尘，转瞬都成过去，现在退休了，谈及人生经历感触最深的还是有没有书读，真是一生所累唯有书。就这点来说，与《博览群书》及嗜书读者还是有点共业吧！

    特殊年代的琉璃厂

    文革中的琉璃厂是一片萧瑟肃杀，那时还没有现在琉璃厂那些有富贵气、无文化气的牌楼。东西琉璃厂之间各有一个大喇叭，特别是东琉璃厂口更大，仿佛是个小广场。那时汽车也很少，人也少有至者，“小广场”更为空旷，一早一晚显得有些凄凉。有关文化的商店经营的都是“四旧”，自然都要关门。一路商店，大门紧闭，其景象可以想见。大约最早开张的是文物商店（《文物》杂志也是复刊较早的社科刊物），到了1970年已经有几家开门了，然而，买卖还很少。一天，有位老先生非要我陪着去卖清代书法家刘墉的一幅中堂。刘墉字崇儒，号石庵，就是前年火暴京城的刘罗锅。刘氏书法名重当时，可是文革中书法又算什么呢？商店新开门，屋内粉刷一新。天很冷，几个营业员围着烤火。他们打开这幅中堂一看，有位老营业员认识，说：“这是刘石庵的字。”又说：“您这幅字，如果能像我这墙这么白（这幅字已经熏黄了），我给您一块钱。现在这样，我们不收。”可见，当时文物是不值钱的。

    琉璃厂旧书店1972年开始营业，不过直至1979年之前都是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的。其地点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面所说“小广场”的路北。谈到这里也许有人奇怪，那时不是正处在文革中吗？为什么传播“四旧”的旧书店还营业呢？这得从1971年尼克松访华说起。

    尼克松访华是个震惊世界的大事，随着他而来的是许多外国记者。当时市面萧条之极，特别是书店，一书架、一书架都是《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这种情景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这是很尴尬的。因为据说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可是为什么市面上啥都没有呢？一般商品还好办，可以东拼西凑弄一点，让商店丰富两天；可是精神产品就不一样了，除了毛著、马列、鲁迅之外都是封、资、修，怎么能让“封、资、修”进入书店，眼睁睁地叫革命群众中毒呢？北京最大的书店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平常里面除了“毛著”外可以说一无所有。在美国总统到达的那一天，我跑到这个书店看它会不会能放出一些“封、资、修”来。

    不出我所料，那一天果然放出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书，塞满了书架，还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但都是一般读者绝不会问津的，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等。我买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当我再要买李亚农所著《欣然斋史论集》（这本书我在1963年看过，觉得有新意，当时就想买，但没买到）时，书店店员说：“这是卖外宾的，不卖国内顾客。”大约我们的反资防修精神卫士缺少国际主义精神，不肯保护国际友人，使他们别遭到封、资、修的毒害，而对自己的国民他们是决不会放松保护义务的。我看那些售书员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你稍示不满，就要把你抓起来似的，便赶紧走了。后来，我一连三天都去书店，终于感动一个年轻的店员，他偷偷地卖给我一本，至今我还保留着它。回家后我在书后记录下买到此书的过程。美国总统访华后，书禁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爱书者和曾受惠海王村旧书店者还是应该感谢尼克松的。这就是海王村中国书店开始凭单位介绍信可以购买旧书的大背景，大约是在1972年春季。

    海王村所开放的中国书店（专卖旧书和线装书）分为两个档次。一是西廊，这里只要有介绍信即可，像我这个在农村中学工作的，用张信纸，开个便条，盖个公章就可以了；一是北楼，这里要较高层次的单位（局级以上）的介绍信。像常到这里买书的何其芳拿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就可以到北楼。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来说，西廊、北楼没有多大的区别。两处都卖解放前后出版的平装旧书，都卖线装书；其区别是北楼的线装书有不少是善本书，如明万历以后的清康熙间的刻本是很常见的。有一次，我与一书友同进北楼，仅花了二十五元就买了二十五本明刊的《欧阳永叔集》（残本），合一块钱一本。另外，北楼还常卖一些解放后出版的“内部书”（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港版书（如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台版书（如《甲骨文辞典》）等。

    一提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凡是北京的旧书爱好者大多都知道孙殿起先生与其外甥雷梦水先生（雷先生已作古）。孙先生的《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研究古籍的人们案头的必备之书，流传极广。雷先生据其卖书的经历写过许多书话，为学人所喜读。我熟悉的海王村中国书店的老师傅马建斋先生，也是一位版本专家，他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所以很少为人所知，其实老先生对于明刻、清刻也是了如指掌的。我在六十年代初认识了这位比我大三四十岁的老先生，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与他很熟了。马先生的腹笥极宽，说起来则滔滔不绝。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书店为了适应旧书业发展的需要，便在新华街南口的“京华大楼”为青年营业员办了个业务学习班，当时已经退休的马先生应邀在那里讲课。我曾到“京华大楼”看过马先生。马先生是个很健谈的人，但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侃侃而谈，而是与二三友好悄悄地议论。他谈各种刻本的流变，如数家珍，也很喜欢向各种人请教与书籍有关的知识，而且不管对方年龄大小、学历高低，真是做到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他多次与我讨论版本的年代和某些诗文作家的生平经历等问题。有一次问我：“朴学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不是只有清代才有朴学？”老先生还帮助我找过许多书，现在每当我展玩这些书时，就不由得想起他。

    另外还有一位赵师傅也常让我怀念。他是修书的，自幼学习装裱，因为刚做完手术身体不好，才到门市上帮忙。对书他不太熟，可是谈起装裱、纸张、刻印却是滔滔不绝。他曾为毛主席修过书，很为此自豪。有一次，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我给主席修书，“偷”了他老人家一个藏书章(指从主席的藏书上拓了一个章)，阳文“毛氏藏书”四字，不知是谁刻的，很精。又有一次说起，毛主席很爱读《历代笑话集》，是王利器辑的那一本，很厚，毛主席看着不方便，让他给分装成小薄本。这个活还催得很紧，头天拿来，第二天就要，说毛主席正在看着，不能耽误他老人家看。这大约是他很得意的一件事，说话时堆满了一脸的笑容。

    1974年我花25元买了一部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嘉庆间的原刊本，35册，不缺不残。我嫌贵了一些，当时这个价格可以买一部明版书了。赵师傅说：“不贵。这35本书都是新换的封面、封底，您看这种紫靛纸都是手工染的，现在染这样一张纸就七毛钱，可作六本书的封面、封底。您这一套书光是染纸的手工费就四块多钱，占书费的五分之一。再加上纸钱就十块了，您的书钱还有多少啊？不到二十块钱了。”他的介绍让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修书的知识。赵师傅是学徒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为人十分热情，帮助我找过不少书。邓之诚先生的《古董琐记》就是他帮我从书堆里翻出来的。谈到旧书业，他是有一种没落之感的，认为这一行算完了！

    琉璃厂的淘书是我与书籍打交道过程中特别愉快的一段时光，因为这时常常有一种期待，又有意外得到的喜悦。当时在各个单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一天到晚批判“封、资、修”，从报纸杂志（当时也没有几份杂志）到单位领导说的都是空话、套话、蠢话，还不时地说一些杀气腾腾的凶话。人间真是没有一点儿灵气了，没有想到海王村这里还荡漾着智慧的光辉。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见书店会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化外之民”的避风港。

    书店是九点钟开门，有二三十个书友在八点半左右就聚集在海王村的大门口，等待着书店开门，因为每天都要上些新品种的书，大家把期待的目光都盯在这些“新书”上。每天一开门，堵门等着的诸位马上齐奔西廊（北楼不在开门时上书，它卖的书少，所以上书也少），各取所需。我们这些每日必到、锲而不舍的书友们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专收清代的诗文集，当时清代诗文集刻本很贱，乾隆以后刻本平均三四角钱一本；有人专收笔记小说，连解放前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定价一元，只卖八分）”的错字连篇的标点本旧小说都要。有人专收线装的医书，有人专收词学书籍，词谱也包括在内。非常怪的是我的一位老师（我所在大学物理系的老师）孙念台先生，是教理论物理的，每天到书店去淘文史书籍。因为他也属于不久前补工资的，收书面极广。

    最大的遗憾是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我的工资只有56元，没有任何额外收入。每月吃用15元，给家里10元，剩下的几乎都交给书店了。我母亲最反对我买书，希望我攒点钱准备成家。每次我淘到好书回家，往往拆了捆，散装在书包里。当母亲问起时，我就说找人借的。她眼看着书架子上的书日渐其多，心里明白，但是她不再说了，让我保留了这点隐秘和乐趣。我很羡慕那些刚落实政策补发工资的人们，在每天候于海王村之门的诸位之中颇有几位是口袋里有几千块钱的。有位供职于中华医学会（文革中此会解散，她被调到一个中学工作）的女同志花200元买了九百本一套的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当时这被看做是很豪爽的，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我以为花那么多的钱买这种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书，不值。当她问到我买这套书值不值时，我婉转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而她却爽朗地笑了，并说：买到自己喜欢而又能看的书就是值。我也不搞什么珍本收藏。这真是快人快语。这与另外一位专买解放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的笔记小说的书友心态相同。大达出版的笔记小说中错字连篇，标点谬误，令人不堪卒读，他却自得其乐，每得一种，必向人夸耀。我们说这些等同垃圾，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而他对我说，又不搞研究，有点错字也不影响阅读。他花了十几元买了一百多本，其中有许多是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书。这也是属于重实不重名的。我花25元买了一部原刊本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那是几经踌躇的，但是从买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了，我没有从头到尾认真地看过一遍。

    在海王村淘书的过程中，有些事是永难忘怀的。大约是1974年，任继愈的《汉唐佛教论集》刚出版不久，书中论禅宗的部分颇引人注意，使之很畅销。有一天，我在西廊淘书。在书架上翻了好久，没有遇到可买的书。十点多钟的时候一个小徒弟从库中抱出来一摞书上架，有几函线装书，我一眼就看到有清末刻本《景德传灯录》。十七年中出版的佛学书籍极少，不像现今佛学书籍满坑满谷，到处都是。我从1970年以来就对佛学有兴趣，这本重要的禅宗语录使我眼睛一亮。我一看价钱仅仅五元，于是，马上就拿去开票，买了下来。票还没有开完，从里屋出来一位老营业员，是北楼的老夏。他是一个极有经验和学问的营业员，是孙殿起、雷梦水一流的人物。他问我：“老王你挑的那部书是不是《景德传灯录》？”我点了点头。他又说：“你是不是能让一让呢？”我说：“不能。我已经交钱了。”“钱可以退给你。

    这部书是不能卖的，小×（指那个小徒弟）不知道这部书是不能拿出来的。”“可是你毕竟拿出来了，再说这部书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他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我包好了书，准备要走的时候，他悄悄对我说：“姚文元也正在找这部书呢。”我想，当时毛主席表彰了任继愈《汉唐佛教论集》中论禅宗的文章。姚负责宣传和文教，大约也想充实一些佛学知识，才找《景德传灯录》来看，没有想到让我捷足先登了。一天，马建斋先生对我说：“有一部清末刊刻的巾箱本的《黄山谷诗集》。绵白纸，书刻如汲古阁手笔，极漂亮，很便宜，才六元。”我本来就喜欢黄庭坚的诗，有此佳本，自然心动，只是当时没带钱。相约第二天来买。次日，我早早来到海王村，老先生从后库给我搬出一个小红木匣，拉出插板，里面有两个小格子，每格整整齐齐摞着十一本书，共二十二本。是仿南宋临安书棚刻本，极美观，上海“著易堂书店”的刻本。其他如清末武昌刻的《国语·国策》，点石斋影印的《佩文韵府》（主要是便宜，十厚本才五元），武英殿聚珍版的“前四史”。

    在平装书方面也买了一些令我难忘的书。如邓之诚的《古董琐记》、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王云五的《目录学一角》、上海中央书店襟霞阁本的《袁中郎全集》，还有奇书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鲁迅先生曾评此书，并写了《文坛登龙术拾遗》。这部书印刷装订都模仿线装，形式古雅，然而其内容则多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痞话。例如在如何登上文坛一节中说，想成为作家其实并不难，只要写自己的“恋爱”故事就可以了，这是最引人注意的。现在活到百岁的章克标还在用《文坛登龙术》中介绍过的方法招摇过市——百岁老翁征婚，居然还有许多传媒为其所骗，对此大加炒作。“章老”每晚躺在被窝之中一定会笑那些为他作义务广告的记者，真是如俗语所云“小家雀斗不过老家雀”。

    那个连阴雨的秋天

    唐天宝十三载（754）秋天，首都长安霖雨六十馀日，杜甫写了名文《秋述》和组诗《秋雨叹》。诗文中描写久雨造成的“青苔及榻，多雨生鱼”和“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真实而生动，很像我经历过的1963年夏末秋初的霖雨。

    那次大雨始于7月31日晚。我记得十分清楚，当天我买了北京音乐厅音乐会的票，当我入场时，天只是阴沉沉，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演到半截时，就听到大雨击打的声音，如同炒豆。不过演出结束以后，雨小了，还能乘14路公车回家。从这个晚上起，雨就没有停，一阵大，一阵小，直到8月13日晚，整整半个月。

    为什么我对那场音乐会记得那样清楚呢？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结束，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商店里又有东西卖了，大小饭馆、小吃店再度起死回生，可是文艺演出正相反。困难时期，单位与社会一改过去你斗过来，我斗过去的风格，而是强调劳逸结合、保持热量。那时我上大学，学校关心的是，学生浮肿没有。号召同学没事就躺着，多睡觉，多晒太阳，获取维生素D，不要浪费热量。此时文艺市场（不过那时没有“市场”这个词儿）真是五光十色，百花齐放。后来文革时批判的“大、洋、古”，此时正在大畅其行。中央乐团与中央歌剧舞剧院特别活跃。中央乐团搞了星期编号音乐会，每周一期，搞了近百期。

    每个星期日早上演出，以演出外国歌曲（主要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外国歌曲二百首》中的作品）、乐曲为主。那时票也很便宜，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最贵的票一元，最便宜的六角。可是自从1962年底重提阶级斗争和在国际上反修（以1962年底批判陶里亚蒂为标志），就感到经济好转，文艺紧缩了。7月31日晚上的中央乐团的音乐会就是一个例证。那个晚上，虽然还有刘淑芳古巴民歌《鸽子》《西波涅》和陈瑜的《月亮颂》应景，但似乎是“革命歌曲”当家了，什么《我是一个黑姑娘》之类等歌颂“亚非拉革命”歌曲成了主旋律，最后竟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此曲作者瞿希贤先生在去世前反对演唱这支歌曲。她对自己这一类作品的写作“有负罪感”）大合唱作结。就我个人感觉，这是个音乐演出转向的标志，后来越来越“革命”了。

    从这一天回到家里到8月14号，再也不能出门了，雨把没有特别紧急事情的人们堵在家里。这十几天雨不紧不慢地下着，似乎不知道疲劳。被囚禁在房屋中的人们，每听到雨点敲窗力度小了，都不免得要伸出头看一看；每当看到天空由乌黑转白亮，都不免会脱口而出：“天要放晴！”这时老人往往会说：“甭想，亮一亮，下一丈。”还真是这样。特别是8日和9日两天，那简直不是下雨，而是从天上往下倒雨，用“倾盆”都不足以形容。不知道老天爷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儿。9日过午雨势稍缓，四五点钟后竟是淅淅沥沥了。正在有点盼头之际，突然一声巨响，把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吓了一跳，原来后山墙塌了。赶紧找房东和房管所，房管所的工人师傅先用油毡把断裂处苫上，免得往墙内和屋里灌水。四五天后雨停了，才修缮。重盖的后山墙上，房管所给开了两个窗子，改善了室内光照，真是有一失也有一得。

    大雨期间，打湿的衣服，久久不干，便发霉长毛，室内弥漫着霉味。那时没有电视，连半导体收音机都很少，真不知道那十多天是怎么过来的。从当时的读书笔记看，半个月的囚禁，读了《陶诗》和《梦窗词》，并为《梦窗词》断了句，看来也没有白过。

    由酷暑而想到……

    北京热了十多天了，午间室外高温往往在四十度上下，室内如果没有空调可能什么也干不了，更不用说坐在电脑前为报纸写稿子了。记得小时候，如果碰上这样的热天，一定会跑到城门洞或庙宇大殿底下吹凉风（那时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庙），吹久了，路过的慈祥老人还会提醒或劝阻：“别老贪凉，当心阴风吹了膀子，到秋天就该疼了。”如果已经凉快透了，此时便会恋恋不舍而去。“青灯有味是儿时”，那时的平常细事，老来想起，都难以释怀。

    不过此文不是说六十年前旧事，而是告诉读者二十八年前的一件趣事。1981年，八月下旬，虽然伏天已过，但炎阳不减余威。那时我在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编辑部在日坛路六号三间简易房里，虽然上面有大树遮荫，又加上简易天棚，室内看稿，又吹着电扇，汗水还是滴滴落在稿纸上。突然科研处来了个电话，一开口就说，“有句唐诗你们给查一查。”我问：“怎么不找古代室？”“天这么热，早就没人了。”我让她说一下原诗。从电话中传来了两句陌生的诗句：“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为了“褦襶”还在电话中解释半天。我说不太像唐诗啊，我刚刚读完《全唐诗》（在编辑部我负责编古典诗歌的稿子，所以下狠心读了一遍《全唐诗》）。科研处说：“外交部说的。这是美国卡特总统下飞机时，念给接待人员听的。”我说：“中国人一听外国人念中国古诗，第一反应就是念唐诗。唐诗太有名了。”

    那时一切都很简陋，不用说电子数据库，连工具书缺项都很多，《全宋诗》还没有编出来，诗总集除了那部“钦定”的《全唐诗》外，就是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此书精装两大厚本，我翻开了上本，那天运气不错，一下子就翻到“晋诗”，又一翻“今世”两句赫然在目。此诗是由魏入晋的程晓所作，一读全诗，深感那位为卡特提供此诗句的“中国通”了不起，也许他就是位饱学的美籍华人。

    这首并非“名诗”，“触热”两句也非“名句”，只是因为“褦襶”两字音读和意义被有的诗话讨论过。两字是联绵字，读作“耐代”，意为“不晓事”，意思是不通人情世故。诗云：

    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颦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跘跨。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疲瘠向之久，甫问君极那。摇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此小事，亦是人一瑕。传戒诸高朋，热行宜见诃。

    这首诗写得很白话，除了两三个难认难读的词外，诗意平浅。除了“褦襶”外，就是“跘跨”。音读为“办酷”，意为“开膝”而坐。魏晋时期，还是席地而坐，像现在的日本人，双腿跪，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这种坐姿，久了很累。把膝盖分开，臀部可以斜坐在席上，放松一下。弄懂这两个词，全诗很好懂了。三伏天，人人都躲在家里避暑，此时偏偏有个不懂事颟顸人访友。主人听客人来了，也要打起精神接待。还以为客人待一会儿就走，没想到客人聊起来没完没了，主人疲惫不堪了，流汗滂沱，摇扇子的手臂也酸了。客人还在侃侃而谈，一点儿没有走的意思。最后诗人都忍不住了，朋友您什么时候起身啊！诗人写此诗意在告诫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注意这些小事。

    当时卡特已经是“前总统”了，到北京来，已经不会有重大的国事商讨，无非是看看朋友，交流交流，但选了这样的日子，给主人添了许多麻烦，真是不好意思。卡特用此诗作为到京的开场白，其中包含了对主人的尊重和自谦，也略带自嘲，立言非常得体，真是应了孔子那句话“不学诗，无以言”。至今我仍然好奇的是哪位高参给他选的这首诗呢？

    困难时期与解散食堂

    “困难时期”是指1960年、1961年、1962年三年国家经济的全面紧张时期，当时叫做“三年自然灾害”，人们虽不敢批驳，但说起困难的原因，私下还是有想法的。那时我读大学，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在悄悄流传，得到有心人的赞同。“人祸”大家亲眼见过，就是1958年的头脑发热，大哄大嗡，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等。

    1958年在公社化进程中大办公共食堂，被视为是进入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办不办食堂、吃不吃食堂被看做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批判的“右倾机分子”一条重要的罪状就是反对办食堂。《人民日报》报道过一条消息，说云南有个“右倾分子”反对群众办食堂。群众说我们的食堂是“雷打不散”，那位“右倾分子”说“我就是雷公，就要把你们的食堂打散”。这是作为反面典型来示众的。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几乎是社社有食堂，队队有食堂（当时的生产队相当1961年以后的生产大队）。

    为了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断掉不吃食堂的后路，家家砸锅献铁，炊具、餐具中凡是有铁的大多进了小土炉，为实现1070做贡献（1957年产钢535万吨，1958年要求翻一番，实现1070万吨）。这一年又恰好赶上丰产年，庄稼长得格外的好。上上下下都以为共产主义就在大门口了，大搞“一平二调”（无偿平调农民的个人财产），食堂杀牛宰羊，拣最好的吃；吃饭不定量，放开肚皮吃。多少年来国人，特别是农民为没吃饭所苦，这回真的解放了，自由了。在大量消费的同时，1958年是丰产不丰收。因为全国忙着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人们没有工夫收庄稼。而且实行了军事化，农民按军队编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个人再心疼粮食，也不许单独行动，大量的庄稼烂在地里。后来农民谈及此事无不痛心疾首。

    北京虽没有普遍搞食堂，但在大跃进高潮期间，饭馆吃饭自行付费，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给多少给多少。每天我在菜市口的“南来顺”吃早点。一天早上，一进饭馆就大吃一惊，屋子中间是十多张方桌拼成一个台子，放着油饼、烧饼、麻花等食物，旁边有大桶，里面是豆浆、杏仁茶等。这些都是任君自取，四周的方桌上有小笸箩，中有零碎钱币，由君自行付款。饭馆里的人比平常多了好几倍。油饼等一端出来都是一抢而光，“南来顺”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又改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南来顺”的一位老职工说“赔不起啊”。那时，人们仿佛到了君子国，如此随意地对待经济，经济难道不会报复吗？

    1959年秋天报复就来了，先是商店的东西越来越少，购物票证越来越多。什么时候进入困难时期？在我看来有个标志性的事情出现，那是在1959年“十一”以后，有个秋风萧瑟的早晨，人们起来买早点发现北京人习惯吃的烧饼、果子（果子指炸果子，一种类似油条的食品）、油饼、豆浆、杏仁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菜粥”。这件事给北京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北京人早上没有吃菜粥的习惯，当时所有的饮食摊点都是国营的，要变一律都变。困难的缓解也可用早点铺的变化作标志，196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所有的早点铺都支起锅炸油饼了。而且很奇怪，油饼炸出来都是白的。我曾问过，是不是没炸熟，回答说，这是大油（指猪油）炸的，怎么炸也不挂色。

    1961年春末夏初，通知我们下乡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由于经济困难，本来大学生停止了下乡劳动等活动，这次是个例外。当时食品奇缺，农村饿饭现象很普遍，而干部则利用权力多吃多占。有民谣说“书记拿，队长偷，社员缝个大衣兜”。“十二条”基本原则是局部改变1958、1959年的激进做法。如确定农村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办公社时强调“一大二公”，许多县就一两个公社，这次退到一个乡一个公社；又如制止“一平二调”，平调老百姓的财物尽量退回，退不了的作价赔偿。我去的是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队，那真是凋敝不堪，触目惊心。我住在队部，因为常停电，天黑就睡，早上起来，仰望天花板，很奇怪，怎么是黑的呢？天大亮了，我站在床上穿衣服，空气一震动，轰的一声，天花板好像裂开了，原来夜里天花板上聚满了苍蝇。生产队很穷，唯一的大牲口是一条瘦驴。负责饲养瘦驴的是个“富裕中农”，所谓“富裕”只是个成分了，他被饿得瘦骨伶仃，眼睛都有些发蓝了。就这样，有个社员还到队部告发他，说他偷驴饲料——糠吃，而且拿着他的粪便作为证据。

    下乡的第一件事是劝导老百姓种“十边地”（指沟边、路边、屋边、河边、池塘边、田边等），并说“谁开垦谁种，谁种谁收，谁收谁有，二十年不变”。社员不相信，当面就驳斥我，“什么二十年不变，搞‘初级社’你们说二十年不变，不到两年变了；‘高级社’也说二十年不变，结果不到一年变了”。我只是个19岁的学生，根本解释不了。问一同下乡的教务长，他含混地说，不要管它。

    第二件事是解散食堂。“十二条”中还说“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还有“办好食堂”的指示，我下食堂帮厨，名义叫食堂，真辜负这个好名字。“食堂”只蒸“豆面窝头”，开饭就是社员来打窝头，端回家去吃。所谓“豆面”不是用豆子磨的，有人说是用榨过油的豆饼磨的。面粗而轻，有些像锯末，蒸好的窝头一拿就碎。像我这样一顿可吃一斤馒头的小伙子竟吃不下一个窝头，然而社员还常常为给他的窝头掉下一块而争吵。还好下乡不到一个月，传达了中央给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一封信，其意在于解散食堂。不过话说得比较婉转，说“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食堂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吃食堂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前面留了“吃食堂”两句恐怕是为了显示与以前的宣传的承继关系。这封信一宣读，社员大乐，食堂马上散伙，连一天也不等。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看到农民发自内心的乐。食堂把粮食按定量分给个人，还好，北京农民还有锅，不至于把粮食拿回家后没法做熟。

    下乡不到两个月就返校了，解散食堂很成功，宣传种“十边地”则被顶了回来。后来曾碰到当地社员，问起“十边地”，回答说老百姓还是种了，又说能种一季就种一季，收的粮食吃到肚子里谁也拿不走。

    这次下乡还有两事可记，一是有位同学胆子真大，竟敢搞“包产到户”，把他所在生产队的田分了，当时就受到校方的制止和批评，可是这曾使农民兴奋。二是我在生产队中有位菜园子的“把式”（当地以种菜为主，从外面聘请有种菜技术的师傅）姓李，他教给我许多种菜的知识。我曾说“李师傅，我一定请您吃顿炸酱面”。他笑了，说“等五月节小货（指园子里速生的小白菜、小菠菜、青蒜之类）下来吧，让你们吃点真正的鲜菜”。我存些面票，准备让他吃个够。可惜的是不到五月节（端午）就被召回学校，那个邀请成了一句空话。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每想起此事都有些遗憾，眼前还会浮起李师傅的笑容。

    开心斋与赤心斋

    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自愿削减粮食定量，与国家共度时艰。作为大学生，首当其冲，我减到34斤。按说这个定量也不算少了，可是当时几乎一切“进口”的东西都要凭票，十七八岁的男孩的肚子就是无底洞。郭沫若的名诗《天狗》“我是一条天狗，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吞了”。多么豪迈，一进食堂，这种诗兴，也油然而生。有同学高声朗诵：“我把饭来吞了，我把菜来吞了，把锅碗瓢盆吞了，我把‘一平勺教授’（一位掌勺打菜的师傅，过于严苛，一开饭便高呼‘菜一平勺’）吞了啊！”

    “食色”二事是生物的最基本需求，得不到基本满足极易出事。于是校方领导强调“劳逸结合”，课程缩减，不留作业，鼓励少看书，强调多在宿舍躺着，时时查看自己腿上、脸上浮肿没有。一有浮肿马上送到校医院给以“糖豆”（半斤古巴糖、一斤黄豆）进补。学生也真是聪明，不久发现多喝盐水小腿就会肿，于是腿肿者激增。一些骗得“糖豆”待遇的，回到宿舍开怀大笑，传经授业。很快“浮肿”的人数超标，此待遇取消。

    那时还提倡多想愉快的事，记得当时报上还登过，侯宝林在政协活动上为大家讲“焊拉管”的笑话。上面既开风气，下面自然紧追。舞台银屏也发生了变化，喜剧类作品火了起来。像京剧的《三不愿意》《花田错》，评剧的《花为媒》，话剧的《一仆二主》（意大利哥尔多尼）、《聪明误》（俄国亚格里鲍耶陀夫），巴西的《伊索》，中国的《群猴》，《抓壮丁》《三块钱国币》……国产喜剧电影不用说，就是翻译影片也以喜剧为多，如阿根廷的《大生意》（卖马粪兜），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西班牙的《马歇尔，欢迎你》《影子部队》，每一个都会让你捧腹不止。天桥的撂地相声没了，可是“前门小剧场”“迎秋”的“曲艺”（相声为主）是十分钟二分钱，随进随出，以时间计价。北京曲艺团在此献艺。当时有些老名家还在，如高德明、绪德贵、佟大方等；不久前过世的相声名家赵振铎、赵世忠那时还是小青年，赵振铎永远是衣履俨然。天津曲艺团也到北京演出，票价一元，与人艺话剧等价，但节目真好，张寿臣、马三立不仅让你笑，更让观众懂得相声可以有品味。

    “笑”的高峰出现在1962年春节，北京电视台（当时没有中央台，北京台就是中央台）推出的一台“笑的晚会”。侯宝林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主要节目是“化妆相声”“空城计”。主持人是“人艺”的喜剧演员方琯德。记得，他上台自报家门：“我是悲剧小生，常常对月伤怀，迎风流泪……”便引得万众轰然。

    大环境自然会影响小环境。也许北大、清华、科技大之类的名校不受这种氛围的干扰，而我们北师院不同。这个学校有几个特点（我只说六十年代初）。第一，学生多是北京人，三天两头回家，易于受到社会氛围熏染。第二，六十年代初，高考招生录取政策是根据家庭出身和考生表现将他们分为四等：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北师院是二类院校，当时进入北师院属于“降格录取”者不少。有同学自嘲说：好学生都被北大清华招完了，杨伯箴（当时是院长）才去杠个大笊篱把我们这些“渣滓”捞回来。因此，进了师院许多人心灰意懒。另外，我们文科，想满分和不及格都难。好歹混混就能过关。

    师院食堂门口有个北京区县全图，离城最远的（约有三四百里）是怀柔北端的“喇叭沟门”，同学们等开饭，常在这里指手画脚：“乡村男教师”喇叭沟门见（五十年代有苏联样板电影《乡村女教师》）！本来读书兴趣不高，此时更是各有所求了。

    当时外校同学评论师院“男同学讲吃，女同学讲穿”（每次迎外宾，师院队伍是在最显著的位置上——钓鱼台门口，那时欢迎队伍往往长达数十里）。其实男女同学也有在一起的活动——在公共教室“打麻将”，而且往往是挑灯夜战，直到就寝铃响。

    一到上灯时，男宿舍德斋、智斋拉京胡的，吊嗓子的响成一片，还时时从窗子里飘出“卖布——卖布来——”，“我的朋友我爱你” 的悠扬歌声。那是喜歌剧《货郎与小姐》的主题歌，正为许多大学生着迷。当时我曾有旧诗云：“一从卖布登台后，满城听唱货郎歌。”

    同学们不读书了，躺在宿舍床上，云山雾罩，精神会餐，谈吃谈喝，谈舞台银幕，谈奇闻轶事，当然，青年人也免不了谈男女之事，每逢到这里，室长不免要说“关好门啊”。于是还没开口就先笑了起来……

    很奇怪，困难时期，在高校的一角，弥漫的不是愁云惨雾，也有欢声笑语。于是，题室名为“开心斋”。

    1962年底倡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1963年初“学习雷锋运动”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理论学习后，是联系实际。大家认识到原来“吃喝玩乐”风是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同学们提高了认识，痛哭流涕。“开心斋”原住民主动把室名改为“赤心斋”。这一字之易，马上成为典型，人们赞叹不已。

    1964年7月毕业生思想清理运动中，系总支总结四年来学生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时，又以“开心斋”为例。不过当时斗争重点转入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只是作为陪衬，并未深究，“赤心斋”同学都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大学毕业之前……

    80年代中叶，有一年7月初到山东大学出差，住在山大招待所。住所的窗外经常聚集着活泼欢快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看着那一张张富于青春朝气的笑脸，听着那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可以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偶尔还听到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我窗下细声细语地设计美好的未来时，也不禁融入这欢快而美好的氛围之中。这时不由得想起我那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刻……

    我是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从那年的春天开始，院里系内已经在悄悄准备，如何在学生中清理阶级队伍，划分左中右了。在系总支的领导下，学生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不断地开会，提高阶级觉悟。这是在组织阶级队伍，而我们这些即将被整的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对此却懵然不知。

    6月份毕业考试完毕（当时师范学院不做论文），便开始了清理思想这个苦难的历程。现在的大学生们很难想象那是一个多么痛苦与艰难的过程，无休无止的大会小会，学生们，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不太好的同学拼命地要表现好一些。我记得有位女同学被树为样板，在全系大会上讲自己清理出的思想问题，边哭边讲，诉说自己人生观受资产阶级毒害之深，其根子就在《外国名歌二百首》（其实这个歌曲集中还有《国际歌》和许多“革命歌曲”）和外国小说。“二百首”常常由头唱到尾，还照着外国影片设计时装。

    她检讨说：这种状态怎么做符合“五项条件的接班人”呢（这是“九评”对青年和立志接“无产阶级革命班”者的要求）？她真诚的忏悔感动了领导，可以既往不咎了（可能她根本就不是被确定的重点）。在一般同学中这已经是严重的问题了，而对于系领导心中早已有数的重点人物，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不用说没有资格到系里作样板，连小组里也通不过。因为“重点”所在的小组都会有本班政治指导员或系里派的青年教师参加，对“重点”的问题早有估计，不会让你轻易过关的，有的根本就不会让你过关。我在小组清理思想时整整讲了四个小时，讲自己所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讲自己消极的人生选择，政治指导员连听都不要听，认为讲这些离我问题的实际太遥远了。我们这些早已被内定的“重点”只有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同学们一个个地过关，一些次“重点”也在反复的“清理”之后勉强过了关。只有几个人“挂”了起来，大约我是“挂”得最高的，因为那些“挂”起来的同学还有系或院的领导在找他们，做他们的工作，而我则是最“清闲”的，没有人管，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仿佛是暴风雨莅临之前的平静，我惴惴不安，第一次感到等待苦难比苦难本身更残酷。

    在一个乌云低垂令人十分压抑的下午，约三时许，全系毕业生三百余人（这是北师院最引以自豪的，它有全国最大的中文系）在食堂集合。我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系总支书记宣读由北京市委、教育部党组联合上报、中央批转的“处理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中反动学生的决定”。决定中指出社会上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尖锐，这在大学生中也有反映。其标准就是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反修斗争”，同情“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等等。书记讲了话，宣布“清理思想”运动已经结束，现在进入了对敌斗争的新阶段。于是，我被当做唯一的反动学生公之于众。后来听说中文系四个班，划了九个反动学生，八个是内定的，不公开，一个班俩，再加上公之于众的我，共九个。这大约也是按比例来的吧！因为它符合“四清”中规定的打击面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规定。

    反动学生之缘起

    “反动学生”这个词不仅现在的人们感到陌生，就是在正式文件与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书籍中也很少提及。当我向一位老干部谈到此事时，他还不相信，以为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为了打击对立派擅自制定的“帽子”。并问我如果有这个“帽子”，那么有没有“反动工人”、“反动农民”的“帽子”呢？甚至1979年春天我到高教部申诉此事时，连其人事司的干部也表示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能不费些笔墨对这个似乎影响不大的以大专学生为整肃对象的运动做些说明。

    清理和处理大专院校的反动学生是从1963年开始的。这个事情的发生纯属偶然。1963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分歧与冲突已经十分尖锐，面临着摊牌的边缘。这年6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共谈判，做最后一次说服对方的努力，并同时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25条，当时也简称“25条”。此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广播以后，地质学院有位应届毕业生马上给电台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也有人说，他的信中对“25条”逐条地进行了“驳斥”）。于是，此事惊动了中央。那时每届大专毕业生在毕业前夕都要由中央首长接见一次，1963年7月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本届毕业生时就提到这个问题，并说：有的大学生反对我们党的“反修”政策，你有什么道理可以站起来讲吗？这个鲁莽的山东学生突然就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辩论”，旁边早有四个彪形大汉站了起来把他摁了下去。这件事影响很大，高教部和北京市委联合上报中央，毛主席对这个文件做了批示。因为这个事件正与他在1962年底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与阶级斗争”相符合，他认为这类学生是大学生中的极右分子，是阶级斗争在学生中的表现，而且“所在多有”，应该清理。

    如果把处理反动学生问题摆在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便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1963年3月毛主席等党的领导人为雷锋题词；1964年在城乡开展“四清”；1963年12月与1964年6月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开展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并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封、资、修和贯彻“两个批示”的文章；自1963年下半年开始发表的“两报一刊”批判苏联与国际修正主义一至九评。这些都在预示着政治思想领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一切人群。整反动学生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罢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一些地区和大专院校之所以整学生不过是一块挡箭牌而已，用以抵挡毛主席对他们不抓“阶级斗争”的批评。这种说法也非臆测，北京在各省市中揪出的反动学生最多（据高教部在落实政策时所言），也管得最严，直到1969年才让这批学生返校，而北京市委在文革中垮台最早。在北京以北大揪出的反动学生最多，而北大的书记兼校长陆平是除了“三家村”外最早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的高级干部。特别可笑的是，就是这样，北京市委也没有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1967年2月昌平“革命群众”批判斗争旧市委领导人时指出：他们的最大罪行是搞“二月兵变”，所以才把反动学生安排到南口劳动改造作为策应。这一群学生是最软弱的一块泥巴，可以由人们捏成各种形象，以满足他们政治上或心理上（我想这是变态心理）的需求。

    毕业之前中央首长接见应届大学毕业生，也让我参加了，不过有八个“革命同学”围坐在四周。我觉得有点滑稽，因为这次是在工人体育场。我们的座位距主席台有数百米之遥，无论如何也不会威胁到首长的安全。到会的最高首长是副总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他讲的话我至今尚略记一二，主要是针对全体毕业生的。后是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反动学生的，对此我反而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总之，那时讲到对敌斗争都是两条，一是揭深揭透，批倒批臭；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还有前途。可是不到两年，宋硕也落得像我们一样的下场，遭遇比我们还要悲惨。

    初到南口农场的印象

    1965年1月初我被送到南口农场二分场。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场，不属于劳改系统，场内有个高校大队，专门安排北京所属高等院校教师劳动。我到农场那天，正刮着大风，天气十分寒冷。吃完饭后，看到六三届的反动学生出工，有两个同学给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中国科技大的马家骅，一个是北大的亢铁保。这两位穿的半长的棉短大衣，补了大约有数十块补丁，还露着棉花。大衣没有扣，用一根麻绳一系，头上戴着八毛钱一顶的花狗皮帽子。这样一身衣服，现在真没有地方找去。他们揣着手，夹着铁锹，锹头朝前，锹把向后，一副倒霉相（后来我们也和他们大体相同，只有少数同学和女同学才略注意一下仪表）。他们排着队出工了，我们留下来学习文件，认罪服罪，在一片尖利的西北风的呼啸中我们的劳动改造生活开始了。

    1965年在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的还有银行学校的学生。这个学校相当现在的职业高中，绝大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她们在农场劳动属于劳动锻炼性质，也像我们一样排队出工。小姑娘们一个个穿戴整齐，英姿飒爽，排着队，唱着歌；而与他们只差几岁的反动学生如同一群叫花子，与她们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六四届的各校反动学生20人，加上六三届20人，总共40人。后来在1965年到1966年中又陆陆续续来了六五届到六六届的反动学生共13人。因此，在最高峰时是53人。反动学生分四类处理，即劳动考察二年、劳动考察三年、劳动教养二年、劳动教养三年。劳动改造期间不发工资，只发生活费，受考察处分的本科毕业生每月发28元；专科和未毕业者发24.50元；受教养处分的，本科生发23元，专科和未毕业者发18元。我属于考察三年的，每月发28元（农场职工也才有32元工资）。如果没有家庭负担（从农村来的反动学生大多已婚，有的还有两三个孩子），物质生活上还可以，只是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这53个学生每人都可以写篇纪实小说，他们各有各的冤屈和独特个性。这些人的遭遇往往不是单纯的悲剧，反动学生的故事往往是喜剧与悲剧的交织，是奇异与荒诞的组合。其中有的人是敢于向当时的主流政治挑战，公开投书广播电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这是极少数，不过一二人而已；大多数只是因为时逢困难时期，人们缺少安全感与幸福感，二三好友之间难免有些牢骚，于是便被剥夺了安全与幸福；更多的是书呆子，特别是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再一认真，则不为时论所容；也有一些是农村来的学生（包括中国第一个土族大学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目睹了农村的惨状，于是便对大力宣传的“大好形势”不能适应，如在下面犯点自由主义，就难免背离了主流舆论；还有不少人的“罪行”更是匪夷所思，竟有因为“崇拜关公”，说“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笑话，甚至因为要请假结婚，与系里行政人员发生矛盾便被划为反动学生的。中央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是将反动学生定性为“极右分子”的，而许多学校却找了这么多不够尺码的分子以敷衍塞责，这起码是不严肃的。因此，这场悲剧中自然就有了其荒诞的一面。

    高教局为了管理反动学生，从反动学生多的学校抽取了三四个下放干部组成管理组。最初，可能是为了照顾反动学生的面子，称之为“工作组”，“四清”后期“文革”前夕改叫“管理组”。

    反动学生以北京大学出的最多，三届之中近十人；其次是中国科技大学有六七人；其他学校则一至四人不等。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专、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建筑材料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在北京著名的大学之中只有清华大学没有反动学生，为什么如此，有两种说法。一说清华大学校长是蒋南翔，他身为高教部长，得风气之先，知道中央要搞反动学生，便极迅速把清理思想搞完，待中央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下来，清华已经把学生都分配走了；另一种说法是，清华也有反动学生，只是他们没有把学生送到南口或其他什么地方，而是在本校自我消化。80年代初，听胡德平说北京大学也还有一些反动学生没有送到南口，留在校内消化。

    劳动与改造

    要较为全面地反映南口反动学生长达五年的劳动、改造、生活与心态，那是一本书也写不完的。因为这五年是极不平静的，先是“四清”，后是“文革”。其中有管理组整反动学生，也有反动学生之间互相整（这多是管理组提倡的），还有农场职工整反动学生。另外，职工与管理组之间也有矛盾，甚至也有互相揭发与攻击的时候。总之，各种矛盾斗争搅在一起，在整反动学生时却是一致的。因为反动学生是最弱者，整这些人是毫无风险的，而且多少年来，许多人已经从“在指挥刀的保护下，一路骂开去”中，尝到了甜头，既能释放身心所遗留的兽性，又能表现自己“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和“革命”的豪情，何乐而不为呢？人家整处于弱势地位的自己，自己再整比自己更弱的别人。

    反动学生已经是处于农场的最下层了，但反动学生认为自己比“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要高一些；而且，反动学生之中还分为积极分子与消极分子，接受改造的与反改造的。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便产生了位差，人都要爬到高处以储积能量，从而得到好一点的结果。这就要以能出卖良心，揭发与打击他人（当然，做这些时都要赋予一些美名，如“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之类），做为升高等级的代价。更有一些人以整不敢反抗的弱者为乐事，表演与发扬着我们几千年来的“光荣传统”。如果说社会上的人们表演这些时，还遵循着“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的操作方式，“反动学生”之间则更残酷一些，都是“面对面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有时还不免要动手。这更是充满着血与泪的，不仅承受者受到了皮肉之苦，那些敢于出手的“积极分子”现在恐怕想到这些问题时，也不免要自责。这些往往不是笔墨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文革”前一两年的改造生活虽然也是丧失尊严和令人屈辱的，但是还没有公开侮辱“反动学生”人格和殴打武斗“反动学生”的现象。1979年初，当我为平反“反动学生”案奔走时，找到当时北京市体委主任魏明先生（60年代，他是高教局长）。魏先生曾对我说：“那时把你们定为‘反动学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高教局对你们的改造还是执行政策的。”虽然高教局也参与市委大学部对毕业生的思想清理，他们主持“反动学生”的管理工作和在整“反动学生”时也没有手软，然而他们整人尚有章法，不像文化大革命中乱整一气；整人也以整人的思想为主，生活上的限制虽然有，然而不算太多，不搞武斗，给“反动学生”还多少留点儿面子。因此，魏先生说的基本上符合事实。

    可是到了1966年5月以后情况大变，北京市高教局自顾不暇，管理组怕自乱阵脚，便不断地向“反动学生”宣布新的管理措施（例如不许回家、外出请假，不许单独活动等）。6月之后更是全面紧张了，连每个星期仅有的一天休息也取消了。到了“红八月”，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每天都传来那个分场有谁被打死的消息，特别是二分场（就是我们劳改的农场）。“坏分子”周福立被打死的消息给我们震动很大。周是1965年底搞“四清”时划的“坏分子”（似乎其主要罪状就是解放前当过“伪军”），“红八月”批斗“五类分子”，重点“批斗”了他。先是用棍棒做“触及灵魂”的批判；半死以后，把他扔到一个土坑里。“革命职工”（多是初、高中毕业生）又捉了数百个“杨剌子”（其学名为“毒刺蛾”）洒到坑中，连伤带蜇，当天晚上就死了。

    8月中旬，在“反动学生管理组”的陪同下，二分场革命职工的代表带着为“反动学生”制作的牌子到学生宿舍，勒令每个“反动学生”都要带表示自己身份的牌子。于是，“反动学生”上工、吃饭全都离不开这块牌子了。每块牌子的底色是白色的，上用墨笔书写“反动学生某某某”，有六个学生还加上“反改造”三字，以示政策差别。这件事给“反动学生”很大刺激，由于高教局和管理组常挂在口头的，说不把“反动学生”看做“敌人”，对这些人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挂了牌子后大家绝望了。“反动学生”中有个印尼归国华侨，叫谢炳强，是林学院的1964届毕业生。有一次我们俩人一起干活，他悄悄地很严肃地对我说：“要留好这个牌子，要留给后人看。我要带出国去给我的家人看。”这个牌子只带了一个月，9月24日摘的，让每个人都挂在自己床头，以示不忘。听说老谢把它收到自己箱子里了。

    实际上给“反动学生”刺激最大的是8月26日全场革命职工对“反动学生”的批斗。这天下午收工后不让吃饭，把学生集中到院子里，先是念了一篇大批判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就好像灰尘，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既然反动的东西都要“打”，那么打“反动学生”自然在情理之中。此时管理组也没忘了乘此机会教育这些“反动学生”们说：这是二分场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造”你们的“反”，对你们进行教育（当时我很奇怪，现在也没弄清楚，“反动学生”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任何人都可以训斥他们，哪怕这个人是弱智或精神病患者。

    对“反动学生”只要“打”“压”就可以了，何以用“反”呢？似乎对在上位者才需要“反”，如果对“造反”分类的话，这也许是最安全的“造反”）。于是，我们开始被“造反”和接受“教育”：全体“反动学生”游场和接受斗争。在两边围观的职工一人拿着一根棍子乱打从中经过的“反动学生”，当时站的是三行，我在中间只是脊背上挨了一棒子，没有受伤，头脑还很清醒，只听得零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声，棍棒敲击声交织成为一片，还听到断断续续的极细微的呻吟声和液体滴到地上的“滴答”声（后来知道这是一些人的血流到了地上）……批斗完之后，回到屋里我才发现有一些同学被打得鲜血横流，他们多是头和脸被打破了。余绍怀（中国科技大学的）、尚育森（北京地质学院的）、路广义（北京化工学院的）和羿蜀华被打得最重。

    前三人是“反改造反动学生”，比普通“反动学生”又低一等，羿是女学生，“革命职工”可能认为殴打女学生更有趣一些（这是否可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呢）。尚育森后来在谈起此事时说：当时我真想和他们拼了，反正也是一死。值得庆幸的是，幸亏他没有以死相拼。我听一个职工说，当时分场民兵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借此消灭“反动学生”。他们隐藏在一个屋子里。只要我们一有反抗动作，他们便会跳出来把“反动学生”全部杀光。这是他们早与管理组商量好的，其罪名是“反动学生”要暴动。当时条件下“格杀勿论”是革命小将常常挂在口头的豪言壮语，这决不是一句空话，北京城郊地区在“红八月”里就演出了许多令人目瞪口呆的惨剧（如“大辛庄事件”）。即使被公安局抓走，也会作为“阶级报复”罪，受到严厉处理。晚上，管理组给大家开了一个会，要“反动学生”从这次批斗中认识文化大革命，认识自己，并且触及灵魂，改造自己。还让每个人写一篇思想汇报，要大家从内心承认这场批斗的正确。

    劳动，而且极其繁重的劳动是“反动学生”面对的另外一个难题。“反动学生”除了个别人外大多是二十三四岁刚毕业的没有任何社会阅历和劳动经验的青年，可是在被划为“反动学生”后，不仅被视作老奸巨猾的反动分子，而且被当做战天斗地的主要劳动力。南口本来是卵石遍地的荒滩，很少有土。没有土如何务农呢？1958年大跃进时下放干部和劳改的“右派分子”冒着酷暑严寒在这里的卵石地挖坑，把石头筛出来，把其他地方的土填进去，然后种上树，开发为果园，可见开创者的艰难。到1965年才有部分果园挂果，我们到这里的主要劳动是将1958年、1959年种下果树的石坑再扩大，当地称之为“扩坑换土”。

    有时看《北京人在纽约》一类写海外留学生“苦斗”的作品时，往往令我们这些有过劳动改造经验的人们不禁哑然失笑。刷刷盘子、擦擦地板也叫“苦”吗？这些与南口农场的劳动强度和艰苦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南口是北京的风口，又是河滩鹅卵石地，冬天奇寒，夏天极热。我们所在的二分场的职工绝大部分是六一届至六四届北京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娇小力弱，于是农场中苦活累活大多由“四类”分子和反动学生来干。“四类”又太老，另外，他们改造多年，有一本“改造经”，懂得怎么“悠着干”。而这些大学生虽蒙冠以“极右”，实际上是十分天真幼稚的（当时，我只有22岁，算比较小的，但最小还有18岁的），不知深浅，又要争取好的结果，在干活时能够使出百分之一百二十分的气力。我们干得较多的是筛石子，这个活的定量是两立方石子、一个立方的豆石、米粒石。这三方石子就有一万多斤，要筛出这些石子至少要筛十五立方的砂石，合五六万斤。这些定量的活由两个人干，我们要把这五六万斤砂石从筛砂坑中抬到地面约百米以外的地方，来回二百米。如果按三百斤一筐算，六万斤二百筐，要走四万米，合八十里地。

    这样的劳动强度绝大多数人都是竭尽全力去干，超额完成定额的。夏天，白花花的太阳晒着，地面温度在四十度以上。冬天西北风怒吼，穿着单褂还要汗流浃背，可是手都被冻皴裂了。最初挖沙子只是几个强壮的男同学在这里干，夏天每人只穿三角裤衩，后来有个女同学也来筛石子，弄得我们很狼狈。又如秋天的割草，定额是三百多斤（随着季节略有差别），但是年轻人具有争强好胜的本性，何况，每天都在小组内公布每个人的成绩呢？于是，个个争先，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工了，太阳下山才回来。有人创造了一千斤的成绩，这就是邮电学院的向如玉（从这位老兄的名字，读者想象他一定很纤秀，那您就错了。他是位壮如牛粗如邮筒一样的宜兴汉子），管理组鼓励大家向他学。有一次我割了八百多斤，当我把最后一捆草从果树行间扛出来以后，真是筋疲力尽了。天已经黑了，我想在草上歇一下再装车，没有想到往草捆上一坐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一睁眼睛时，天已经大亮了，阳光刺花了眼。其他如扛二百斤的麻包上囤，搭五六百斤的石头作地基，为果树扩坑换土，三伏天耪玉米，同这些相比，又闷又热、又剌又咬（这时玉米叶子极锋利，地里蚊子极多）、又苦又累就都算不了什么了。

    最苦最累的是夏秋之交，因为许多活都要抢季节，如果实的采摘、庄稼的收获、储备青贮饲料、割草等等都是累活。此时白天干了一天活，已经筋疲力尽，可是睡觉时，蚊子又极活跃。“反动学生”中有蚊帐的同学不多（当时买蚊帐要布票）。许多人采取的办法是睡觉前到抽水的电井池子里坐上十分钟，刚刚从一二百米的地下抽出的水只有十多度，浇在身上透心凉，等凉透了回到屋里蒙上被单倒头大睡，待睡熟了，即使有蚊子也咬不醒了。这种做法使一些人得了风湿症。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不许读书。不用说业务书不许读，就是马列主义著作也不让读。当时有个谬论，说“反动学生”用马列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动学生”中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电影、戏剧的都有，有人带了马列的书都让收了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来连《毛泽东选集》都不许读。此事缘起于北大的曹天予（此人现在是英国剑桥大学中“三一学院”的院士，他是中国人第一个获得此学位的），他由第一卷读《毛泽东选集》，常常躺着看。有的同学看他别扭，反映到管理组。管理组人员问他为什么这样学《毛泽东选集》（当时举国受到林彪的影响，强调“带着问题学，带着活思想学”，而且要“活学活用”）。

    曹说这样读毛著可以受到主席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对毛著的感情。这段话激怒了管理组，招来了多次批判。他们认为你们这帮反动学生，带着问题学尚不能改造反动思想，还说什么潜移默化！于是，在多次批判以后，管理组的主持者说：你们的问题不在于“学”，而在于“用”。你们用不着读《毛泽东选集》，只要有《毛主席语录》就够了。后来又说学好“老三篇”就足够了，再后来又强调学好“老三段”（指《毛主席语录》中的三段语录）。不过还好最终没有简化为“老三字”（这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轨迹是相同的。它也是由复杂逐渐简单化，最后简化到禅宗的“不立文字”，“当头棒喝”），但“当头棒喝”许许多多中国人是都体验到了。

    偶尔哪个同学得到一本书，在偷偷阅读时，如被发现也会招来无穷烦恼。如樊渝杰（80年代初体院毕业的硕士生）看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知识丛书”中的穆欣的《韬奋》。这时管理组管事的是水平最低的一位。他是部队转业干部，大约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分到中国科技大学管伙食，后被派到南口管理“反动学生”。刚到南口时（1965年底），他在会上讲话还很谦虚，表示要向大家学习文化。后来管理组的其他人向他指出反动学生是专政对象，不能对他们那么客气。从此，他见到反动学生就先皱起眉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

    樊渝杰在领导眼中平时就是个不积极改造的，这次自然要从严批判（那时一点点小事就开批判会，目的是占住时间，不让我们想别的）。那位科技大学的“老师”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仿佛是个大人物似的。我们轮流发言，批判樊渝杰不专心改造，平时的吊儿郎当，常常复习外语（他是“一外”德语系1964年毕业生，学外语是当时最大的罪状）。最后“老师”总结，用极严厉极严肃的语调（直到如今，这个语调还响在我的耳边）一句一顿地说：“韬奋，韬奋，掏大粪！散会！”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些，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忍住笑。这还是当时不太荒诞的批判。当然在这种人的指导和管理下谈什么改造呢？只能是以愚昧取代知识，以野蛮代替文化。

    不过，这位文化低的管理人员也有好对付的一面，因为，他管反动学生没有太多的花样。如果你给他两种方法处理反动学生之间的事情，他准选最坏的一种。只要你把那最坏的一种定得好一些就是了。例如，周末晚上，大家都想到礼堂看看电视（场内职工也在那里看）。如果你向他“请示”，晚上是学习，还是看电视，他准会说：“学习！”可是出身农民的文艺干事郭春棠（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河南人。据他自己说他写剧本只会写农村老太太，而且是小脚的，大脚的就写不了，难度太大）向这位管理人员“请示”时，就这样说：“老师，晚上看电视是带高凳，还是带矮凳？”“带矮凳，不要挡着职工。”于是，我们便可以轻松一晚上。真是有一弊便有一利。

    改造生活中的世相

    经历了“文革”和以后的种种磨难，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活得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我们这些从未整过别人而只是被人家整的人。因为我们面对着邪恶和冤屈，面对着真理被践踏而无动于衷。钱锺书先生在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序中说：《六记》中记这记那，而最应该记的是“运动记愧”。可是什么人才觉得有愧呢？整人的英雄豪杰们，自然为自己的伟业得意扬扬，为现在不能一展其长才而恨恨不已呢！被整的人们不少已经成为疲软分子，甚至连像钱先生如此直白地提出这个问题的都不多。

    “反动学生”之间的斗争也是极残酷的。有个“给出路”的幌子在鼻子尖前摇晃，就像处于磨道上驴子头前吊着的玉米，看得见，吃不着。许多人为了争夺那一点儿虚无缥缈的利益便无情地打击他人，这样不仅摧残了他人，首先是出卖了自尊，摧毁了自己。“反动学生”中的内斗有一些是针对“反动学生”中的最弱者女“反动学生”的。我们中间有两位女同学，一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羿蜀华，另一个是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刘尧阶。不知读者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在中国，同样的灾难，如果放在女人身上往往要她们承受更大的痛苦。

    羿蜀华要比刘早到半年多。当她初到农场的第一天，高教局领导正在给反动学生开会。突然她出现了，穿着一件小碎花开领短袖衫，梳着两个小短辫，中上等身材，挎着个烧饼大的小皮包，使我感到意外与滑稽。她不声不响地坐在杨成林（电力学院学高压电的，但为人极马虎）旁边，杨是个很古板的人（起码在南口是如此），马上向相反方向挪了挪。我想这便是对她的第一个打击。因为女生只有她一个人，只能与女职工住在一起，就这一点，她就要比男同学多吃许多苦。男同学住在一起，和尚配秃子，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另外住集体宿舍，如打水、清扫房间、倒垃圾，在男同学那里都是大家轮流值日。而在羿蜀华那里，只有她代替职工做，职工决不会代她做。而且，那些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职工，在“四清”和“文革”中激发的“革命情怀”正好有了一个发泄对象。她们要表现自己阶级立场的坚定时，也正需要有一个参照物。最为痛苦的是她的苦恼没有倾诉之处，环境再恶劣，男同学之间毕竟还有二三知己，彼此可以说一说，而她的苦恼呢（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苦恼》中，车夫姚纳就是没有人听他倾诉苦恼，最终只得向他驾车的马去诉说）？羿蜀华毕竟是坚强的，我很少见她哭过。

    最可怕的还是同学间的流言。反动学生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而且绝大部分没有结婚，农场中女职工虽多，然而在那个年代谁肯找脑门儿上印着“反”字的人做终身伴侣呢（不过，几年当中还是发生了几件学生与职工或明或暗的恋爱事件，但都以悲剧告终）？于是，许多学生对羿蜀华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人追求她，有人明里骂她，暗地里追她，有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有人向她身上泼了许多污水，这也包括管理组的人。我不愿意在这里污秽自己的笔墨，我想经过了苦难的洗礼，大家都成熟了，也许会对自己的以往有点悔恨了吧。如果说同学只是制造一些流言的话，而管理组就有权力批判斗争她。有一次批她拉拢腐蚀管理组干部。这件事的真相我不太清楚，但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阿Q正传》）在男女问题上，道貌岸然大骂女人的往往是内心最阴暗的。

    全体反动学生在管理组的带领下用各种各样的污秽语言去骂一个不敢反抗的弱女子，个个“反动学生”的脸上还表现出真实或装出的“义愤”，时时呼喊些不伦不类的口号，把她围在中间，她低着头，脖子上挂了一块小黑板，豆大的汗珠掉到地上。这就是被管理组描绘成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反动学生中有个老光棍，先是右派，1963年没有摘掉帽子，便又当做反动学生送到南口。他在会上揭发说：“羿蜀华，你听着。那天，我在屋门口站着，你从我面前过，跟我眉来眼去的干什么？你要老实交代。”我们听了几乎要笑了出来。这种心态大约只有弗洛伊德学说才能解释清楚。羿蜀华是我所见到的女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她是学生化的，当时这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她能进入这个专业是不容易的。在南口的反动学生分属二三十个专业，她和谁都能搭上话，并且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进入对方的专业领域，可以想见她的博学。后来她分配到江苏兴化轴瓦厂，1979年春天羿蜀华到北京平反时我见她的工作证，她已经是机械工程师了。如果没有南口的五年，她的前途如何，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南口反动学生的事是鲜为人知的。而且，不止北京有，1979年我到高教部为此事找其负责人时，蒋南翔的一位老秘书张先生接待我时说，反动学生全国都有，外地处理有的比北京还重。安徽有个归国女华侨被划为反动学生，不幸死于劳改之中。我在古典文学界认识的四川师院万光治教授、广西教育学院的刘振娅教授也都在1964年被划为反动学生。全国波及到此事件中的大约在一千人以上。当时的血与泪，现在人们大约都已忘却了吧。

    老去文章浑漫与

    六十多岁还写时评，真是有点不自量力。去年的一个会上与张鸣先生聊天。他说：王老师，我写时评，人家都嫌老了，您比我又大十多岁还写，是不是有点“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了”。张鸣的名字就是他生年标志，大鸣大放的1957，那一年我初中毕业。不论从脑力还是体力怎么能和他比呢？张鸣被誉为评论界的劳动模范，听说他的“博客”上有六百多篇文章，我这三十年间写的东西也不及其半。

    又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报上又看到了你的短文，还在写呀”，“没事就写点，锻炼锻炼思维，防止老年痴呆”，“哈哈哈……”电话那边大笑：“以你这个年龄干这事，已经是老年痴呆了”。我悚然一惊，电话那边还在笑。我想，老朋友说的也许真是有些道理。人过六十，做点像太空行走似的慢动作，写点怡情悦性或像杜甫所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不招人生气的随意文字还靠谱，还可以理解。老弄“短平快”，命题作文，两个钟头交稿，大多费力无用而又招人厌烦的文字，难怪人们疑之为“老年痴呆”。

    时评这种文体大约是随着近代报纸一起出现的。那时是革命的前夜，民族危难，进步的知识人或跑到日本，或进入租界办报纸，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报刊上的社论和评论文字大多是办报者自己写的。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时事，发表自己的主张，影响民众。章太炎、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进入民国后，带有企业性的报纸兴起，为了使报纸盈利，资本家聘请社会上有真知灼见的知识人，主持报政，也笼络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撰稿。七十年代买旧书时认识了一位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老专家卿汝楫先生，他对我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许多有关国际形势的社评是他写的。报馆的服务生，早上把题目拿来，下午交稿。他说那时年轻力壮，三个钟头两千字没问题。五十年代之后，随着传媒国有化，报纸担负了引导舆论的任务，因此每家报社都有专门评论员，报纸上的大多评论文字，特别是社论、“本报评论员”一定是本报评论人员撰写，重要的还请社内外领导写。

    现在的时评，勃兴于21世纪。当时还有争论，是杂文的时代，还是写建设性的时评？有的人说煌煌盛世，偶有微瑕，时评作者以负责任、光明正大地坦荡进言，对于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方都好；而主张杂文者，认为文学家不是宫廷侍臣，没有建言进言的责任，杂文就是一种文学创作，它撷取世态万象，描绘给人们看。读者如何想，是读者自己的事。其实我觉得两者并行不悖，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争得那么激烈。随着新型媒体——都市报大量涌现，争论似乎没有意义了。时评数量稳坐文体的第一把交椅。当然这不意味着时评这种体裁成熟了，读者习惯接受了。而是因为报纸版面多，仿佛是超市排排挺立的货架，总得有东西填满它呀。市场经济社会远较计划经济社会复杂，分析、批评一些社会现象是全社会都应关心的问题。现在网络的热闹正是这种关心的一种反映。因此现实需要一大批从事社会批评工作的人，他们要有开阔的胸怀、敏捷的思维、丰富的知识、迅捷的反应能力和娴熟的驾驭文字能力，从事这项工作。这行当不是年迈者能干的了。

    当然，也不是从此封笔。在写作上，我很欣赏杜甫的“老去诗篇浑漫与”。老了不要刻意去写，当想法、冲动逼得你非写不可时，也可以随意写一点儿，以遣积郁。

    我和《推背图》

    “雪夜闭门读禁书”曾被视为人生的一大乐事。这并非是文人都有叛逆思想，必蹈禁地而后快，而是被好奇心所驱使。好奇心似乎是人类的普遍弱点，古希腊不是有潘多拉匣子的故事吗？恩格斯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你想让什么事情得到广泛传播，最好是先去禁止它（大意如此）。

    十年“文革”大约是最能挑动人们好奇心的时代，自由自主的空间趋近于零。心灵蜷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这自然更刺激它要追求未知事物，因而更显得特别好奇。在知识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不过如果用“禁”形容当时的文化政策也不一定准确。禁书历代都有，据《中国禁书大观》统计，积历代禁书之和也不过三千余种，而文化大革命中只开放若干种书，其余作为“四旧”全部查禁。破“四旧”时听说山海关市把除了“毛选”以外的书全部烧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这真有点像周作人先生讲过的古代穆斯林攻破亚历山大城一样，把《可兰经》以外的书全部烧掉，其逻辑是如果是与《可兰经》观点不同的书，必是异端自然该烧；如果与《可兰经》相同，有《可兰经》自然也用不着它了。

    随着横扫一切、禁绝一切而来的是各种书籍的秘密流传，不仅17年的“封资修”可以从秘密渠道看到，而且“手抄本”、17年间的禁书甚至连解放前的禁书只要有路子都可以弄得到。像《奇门遁甲》《六壬要诀》《子平约言》《滴天髓》《麻衣神相》《柳庄相》《推背图》《烧饼歌》等这类即使在五十年代也认为是迷信书而被《治安管理条例》所禁的，有时也可以找到。这种泛滥于地下的好奇狂潮也给无数人带来不虞之灾。我就因为《推背图》而身陷囹圄，甚至被判刑劳改。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其起因却是偶然的一件小事。当时《红楼梦》初被解禁，社会上又搞评“红”，其身价一日高似一日。到了1974年，京郊每大队一部，其地位几乎与另外四本“红书”（“毛选”）并列。此时有位老同学是电影导演，尝试把《红楼梦》改编成为电影剧本，但书中有些难解的诗词歌赋弄不清楚，要我帮助解释一下。因此，我在给他的信中陆续解释了《芙蓉花诔》等数十首，大约已占了《红楼梦》韵文的三分之一。后来我想这大约是读“红”的重要问题之一，何不把书中的韵文全部解释一下，搞成一本书呢？那时我在郊区某中学工作，正闲得发慌，于是便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红楼梦》第五回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其中写到宝玉在“簿命司”内看到“金陵十二钗”的命运簿。命运簿是用图和诗写成的，词语迷离恍惚，与《推背图》类似。又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朋友有本《推背图说》，我便借来看了。当时知道读这类书是犯禁例的，但一被好奇心驱使，二觉得自己所用还算正当，于是便“闭门”研读起来。

    那么《推背图》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属于图谶一类书籍。图谶大约产生于战国时代，它是用谜语般的图画与短句、韵语、诗等来预言天下大势。如秦灭六国后就有“始皇帝死而地分”、“亡秦者，胡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谶语。后来统治者也用图谶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所谓“上合天象，下应图谶”。这种风气在东汉时代达到鼎盛。但图谶毕竟是把双刃利剑，对统治者有利也有弊，有野心的、不在位的或刚刚篡得大位的可以用它证明自己是有来头的，是“顺乎天应乎人”的；而坐稳了统治者宝座的却害怕它，因为它预示着“变”。当始皇帝正在做着皇位一世、二世、三世直传至千百万世美梦的时候，而谶语却说“始皇帝死而地分”，他能对此表示欢迎吗？当时秦始皇就将看到刻在陨石上这条谶语的平民百姓全部杀了。真正严禁图谶是在西晋泰始三年（267）。不过统治者对它仍是爱恨参半，一些较明智的统治者还希望能得到这种预言，以作为统治的参考，为以后的灾难采取预防措施。据说《推背图》就产生于初唐的太宗时代。

    最早著录此书的是《宋史·艺文志》，没写明作者。南宋岳珂在《桯史》中说：“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徧名其子。”将作者之名点出，现存《推背图》皆署名李淳风、袁天罡。李、袁二人皆为唐初人，李为算学家、天文学家、历学家，著作极富。袁天罡为术士，据说精于相术。二人在新、旧《唐书》中均有传。据传他们二人都预言了武则天之变，太宗曾予以防范，但未能成功。《推背图》前的藏头诗序中也说到太宗问李淳风“朕之天下，今稍定矣。朕深明易道，不知何人始丧我国家，以及我朝之后，登极者何人……”这些虽属后代术士附会，但也确能反映一些明智皇帝的心态。

    《推背图》是按天干地支顺序排列的，全书共六十象。第一象为红白两环相交为甲子，卦象为乾上乾下。谶曰：“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颂曰：“自从盘古迄希夷，虎斗龙争事正奇。悟得循环天地在，试于唐后论元机。”这一象实际上是序，所暗示的是作者心目中的宇宙模式，即“周而复始”的循环论。最末一象为癸亥，卦象是坤下兑上：萃。谶曰“一阴一阳，无终无始。终者自终，始者自始。”颂曰：“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归去休。”图为二人，一前一后，后者推前者之背。此象为全书之总结，再次提出世事循环的道理，强调世事演化也未到此结束。作者自云：我已经指出世事演化的规则，并举出五十八个例证（第二象至第五十九象）其余者不必再饶舌，读者自可依此探索。应该说这些手法的运用及对天道的演说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不值得为它多花笔墨，但其中有些图像，仔细推敲，使人迷惑。如第五十六象图为二人持长枪对阵，口吐烈火，上有飞鸟相争，序为已未，卦象为坎上坤下，比卦。谶曰：“飞者飞鸟，潜者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

    ”颂曰：“海疆万里尽云烟，上迄云霄下及泉。金母木公工幻弄，干戈未接祸连天。”如果说现在传世的《推背图》必出于李淳风固然无稽，说它是五代十国天下大乱时的作品，也未必真确。岳珂就说过：“艺祖（指宋太祖赵匡胤）即位，故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已传数百年，民间藏本不可复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见《桯史》）可见，宋代所传的《推背图》早被弄乱，后世所传，绝非古本。但是现在流行本，据笔者所见最早者有清末钞本，是知它至少在清中叶即已流行。而五十六象所描绘的纯是超现代的战争，有空战“飞者非鸟”，有潜水战“潜者非鱼”，其战争取胜因素不在于兵，而在于高科技，其神妙之处，仿佛是“造化游戏”一样。其“颂”所描绘的战争的场面，其涉及范围之大，特别是“干戈未接祸连天”颇能显示未来战争的特点，清中叶以前的人能做此想象，其意识必有超前之处。

    当时引起我兴趣的是第四十二象，图为一女子抱琵琶，后有一兔，傍立弓一张。谶曰：“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浑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图说”解云：“据此象是骊姬、褒姒之流于女色乱国也。浑迹朝市，由微贱而起。是否兔象者，想是卯年。此女受嘉乐之宠光，则其破除黎老之祸可胜道哉！”此图与《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图册正册”第二图类似。第二图“只见画一张弓，弓上挂一香橼，也有一首诗云：‘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后面的“红楼梦曲子”相当于《推背图说》与第二图相应的曲子是《恨无常》。曲云：“喜繁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两者在形式上十分类似，这不是偶合。曹雪芹的亲密合作者“脂砚斋”看出这与《推背图》的关系。他在批语中说：“世之好事者，争传《推背图》之说，想前人断不肯煽惑愚迷，即有此说也非常人供谈之物。此回（指第五回）悉借其法为女子运数之机，几无可以供茶酒之物，亦无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笔。”从这段脂砚斋批语中可见曹雪芹是有意借《推背图》的形式暗示书中人物命运。不过《红楼梦》只是写宫中女子一个人的命运，而《推背图》则借一位宫中女子昭示国运。

    在我写《红楼梦韵文注释》的时候，有位老同学来看我。那时书在市面上还很萧条，除开放了《艳阳天》等17年的旧作外，就是一些极不景人的新著，什么《虹南战斗史》《李白与杜甫》之类。因此大家得到书，特别是不易到手的奇书还是要串换着看看。我说得到一本《推背图》，他听了十分兴奋，便诡秘地对我笑笑说：“外面在传这本书。里面写到‘旗手’。”他说的“外面”乃指当时社会上。我在远郊工作，一个月回京一次，对“外面”的事知之甚少。我想：他说的是实话吧！这时候什么书不能流传呢？特别是在高干子弟中间。而我这位同学当时正活跃于半解放、半未解放的干部子弟之中。听到他言及“旗手”江青，我的脑中马上联想到《推背图》第四十二象。我打开这页，他更兴奋了，连说道：“是她，是她。手持琵琶，自然是搞文艺的。

    ”那时社会上对江青满意的不多，人们从各角度去贬损她的言论很多，当然都是在家中或与二三知己说的。我也说了江青祸国殃民之类的话，谁也没在意，没有把这些当做石破天惊的反动言论。当时，他把《推背图》借走了，我再三叮嘱他不要借给他人，因为我也是向人借的。不料这位仁兄还是把此书借给了某干部子弟，他借到书后把它复制了（当时复印机还很少），又听说他竟当着“样板团”的人骂过江青，于是此事上闻，文化部长于会泳说北京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自然我也就随着这两位一并被揪了出来，放入监狱，先是拘留，1976年“四五”事件后，法院认为与天安门事件性质相近，7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13年，这就是我与《推背图》的故事。我想当时无论是我等小人物的信口雌黄，还是官方诸公的严肃对待，出发点虽不同，爱恶有别，但心态都差不太多，在潜意识中有着对不可知命运的期待或惶恐。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都平反了，我对这场不虞之灾还有些怨怼。有位朋友说：“你就念万幸吧！如果在上海或其他什么地方，你早就没命了。北京毕竟是首善之区啊。”后来闻见渐多，果然如此。我的一位老同学在上海被捕就因为说了一句“反动”的话，于1971年9月被判死刑，准备“十一”以前执行，以“庆祝国庆节”（当时口号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并告知本人，剃光了头，照了相，也通知了家属。后因节前可处决的人犯太多，他便留了下来。“十一”之后，林彪倒台的消息传到上海，他算拣了一条命，后来在剑桥大学得到三一学院院士，还是中国人第一个得到这个学位的。当然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了。

    永难忘却的那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

    1964年，时年21岁，也是当今孩子们读大学的时期，看到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真是想再从头活一回。我们大学毕业前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时时给人以弦断弓折之感。政治辅导员与党团学生干部日日夜夜研究阶级斗争对象，把学生分类排队，打击谁，斗争谁，团结谁，倚靠谁，壁垒日渐分明，只是秘而不宣，但又要制造出一种达摩克利斯剑已经高高悬在上方的氛围。于是那些自认为有可能被锁定为打击或斗争对象者则是惶惶不可终日，四处奔走，探听各种消息，又感觉到处有眼睛在盯着你。

    毕业考试完毕，清理思想运动开始。要人人过关的，每人都要作个人检查，群众评议，清理思想领导小组最后审定。我所在的班是个一百多人的大班，平常分七个小组活动，每组十余人，每组内还派一位政治辅导员或青年教师担任指导，每个同学都在小组内作思想清理，问题少的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放在前面，先过关。这些同学大约每人讲上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同学评议半个小时也就完了。我所在的组内华侨同学多，他们大多比较简单（因为回国才四五年），很快通过。在这中间又穿插有全系大会，这些大会多是示范报告，有的同学“清理”得好，分析透彻，便拿到系里，到全系大会上讲。

    某班有位女同学，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检讨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影响，她爱唱《外国民歌二百首》，经常从第一首（第一首是《国际歌》）唱到最末一首，可见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之深。又说自己羡慕资产阶级生活，在外国画报和外国电影广告上看到外国妇女的时装都要剪下收藏起来，并用各种颜色的纸张剪裁仿做。可见自己整天沉迷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忘了革命，忘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她一边讲，一边哭，当时听起来很感人（现在只能为青年们所笑），受到系党总支书记的表扬，树为样板，要大家向她学习。

    我在小组内排在最后，当我被轮到清理时，也想学那位女同学，照方抓药。只是她受资产阶级影响，我改成封建思想影响就成了。于是，我也讲了四个小时，从读《庄子·齐物论》说起，一直说到受陶渊明、李白诗歌中消沉没落思想的影响，缺少青年人的朝气等等。我讲完以后，个别同学认为还不错，但组长不表态，在组内旁听的政治辅导员，对于我的检查，简直是不屑一顾。一句话没说，自然不会通过，把我挂了起来。这正是清理思想运动闹得热火朝天之时。有的是政治辅导员或领导找同学谈心，批评，斥责，因人而异；有的是同学找班上党团干部，找政治辅导员，找领导，征求意见，探听口风，要求指条明路。有的人过了关，到饭馆请客，聚会，回到宿舍，又拉又唱，兴奋不已。不能过关的，有的痛哭流涕，请求谅解；有的顿足捶胸，表示忏悔。总之是热热闹闹，大多人都参与了表演。唯有我，特别冷清，没有人找，我也没有找别人，总之是被晾了起来。

    过了一两天我也感觉有点不正常，仿佛是龙卷风的中心，纹丝不动，是不是酝酿着更大的风暴。夜晚睡觉，时常惊悸。有一天，去食堂吃饭，走在路上，突然有位同学，跑来对着我大哭：王学泰，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赶紧去交代吧！晚了就来不及了。我大吃一惊，仿佛马上就有性命之虞！我有些发呆，机械地回答说，没想到我有什么问题呀！下午上厕所时，一位与我同宿舍比我年长的同学追到厕所悄悄对我说，陈某某（总支书记）要把你打成“反动学生”（这位同学因为我受到“留团查看”的处分，每忆此事，便感歉疚），要我赶紧想对策。我大脑一片空白。此时我只想证明我并不“反动”，于是把上大学以来的日记、笔记都交了上去，但无济于事。

    第三天下午两点，乌云密布，气压很低，各组集合，毕业班到礼堂听传达文件。但去得同学很少，只有我们中文系二班一百多人去了（后来知道有反动学生的班才去）。礼堂显得空荡荡的，此时外面雷电大作，风雨交加。中文系总支书记陈某某宣读《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政治思想反动的学生的处理通知》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高教局关于贯彻中央决定的决定。礼堂静得出奇，每个人都是心怀惴惴，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倒霉的事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我更是自知难免。陈某某拖着他那河南腔，宣布清理反动学生运动开始，并说清理思想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清理反动学生是解决敌我矛盾。这是对敌斗争的开始。他还宣读了划分反动学生的六条标准：基本核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就是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对党的反修政策，追求民主自由等。会后大多数人松了一口气，他们解脱了，我粉墨登场了。

    中文系1964年应届毕业生三百多人，分四个班，每班划两个反动学生，共八人。这八个属于内定的，不戴帽子，不给行政处分，按毕业生对待。一个公开的，戴上帽子，给予处分，不按毕业生对待，劳动考察期间每月只给生活费28元。其实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只是与同学私下聊天时，曾说到庐山会议和困难时期的经济状况，对于“三面红旗”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很痛心。另外，在学习“九评”（1963年到1964年之间，《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苏共中央给全体苏共党员公开信”的九篇社论）时，我曾提出个问题，同样是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就不能和平过渡，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就能够和平演变？不久有诗记此段心情：

    超邈道心岂可求，天涯海角系浮鸥。刘郎偶题伤春赋，楚客长吟去国愁。

    莫道三生如一梦，谁知万死即千秋。扁舟落叶中流去，不觉风飚浪打头。

    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个集子所收的大多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散文与随笔，或者说是多少带有点自传性质的文章。

    写自传对于我们那一代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我们生活在垂直的组织化的社会，你那点事总得让组织知道呀，因此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怎么讲求“个人隐私”的，把自己的事告诉组织，光嘴上说还不行，最好还是写，这就近于自传了。

    1954年，我上初中，正逢“忠诚老实运动”，只要是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人要写自传，而且要货真价实，不许吞吞吐吐。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篇作文题是“我的自传”，一个十三四岁孩子有什么可写的？但还得搜索枯肠，拼凑词句，装作大人的样子，发表对人生的感悟，真是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了。

    到了高中，开始参加政治运动了，在红专大辩论中，批判个人主义。为了做到红专相兼，第一步就是向党交心，把丑陋的、不正确的思想向组织说清楚。写自幼以来的思想经历，这就近于思想自传了。依稀记得我曾写过：小时候，母亲老给我讲穷孩子认真苦读的故事，从而事业有成，考中进士，做了官，给祖宗争光。这就是自己为什么生在新社会而又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的原因，最后还要表态要与这种影响划清界限，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也许是个性所致吧，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总觉得自己跟不上社会的脚步，时时有掉队之感，例如学校组织大家到郊区参与亩产小麦120万斤的高产田的深翻土地活动，我就表示不理解而被校方从大跃进的行列中开除，并责令回学校写检讨，深挖错误的思想根源。这一般都要从家庭写起，按照社会的要求猜度你还没有降生前的情景。这是个包括家庭背景的自传了。再后来也许是自己命不好，或者说缺乏自我矫正的能力或习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检讨，不断地挖犯错的根源，于是小时候的经历就不断地回到我的记忆中来，所以写自传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前两年，老同学和同事闵家胤先生拿出了一本50年前（1960年）为全班同学写的小传，自然也包括我的小传。我上高中时闵家胤是我们班的班长，1960年考大学时，他立志要考北大哲学系，没想到给分到不入流的二类学校——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与我沦落到一个学校、一个系。他很生气，但也办法。

    1960年的高考是非常奇怪的，从上高三开始，北京教育局想要使北京高考成绩超过福建、上海（50年代老是福建、上海、北京是高考考分的前三名），从高三开始要求人人住校，严格执行作息制度，加大复习作业量，三天两头搞模拟考试，要求把成绩提上去。当时的北京教育局孙国梁局长亲自主持两次全体高三毕业生参加的誓师大会，全体同学也以获取高考高分自我勉励。可是考完之后，考分突然不作数了（那年发榜非常晚，到8月下旬大家才拿到通知书，其中必有反复过程，但至今尚未揭露出来），大学录取完全靠政审。政审时有四个戳子：破格录取，一般录取，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大约闵家胤就属于“降格录取”（他是班主席，本身不会有问题，但父亲是国民党航空公司的起义人员，这是会影响录取的）的，所以，他心里憋了一股气，早早报了到，表示“服从分配”。但到了学校，没事情做，就写了这份同学小传。他说，文革当中，许多文字资料都被学生抄走了，包括日记等，但写小传的本子却无意被保留下来了。于是就可以看到50年前，我在先进同学心目中的印象：

    王学泰

    旧地主官僚家庭出身，解放后父亲劳改。家开补地毯作坊，到现在还是私营单干。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中西若干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一大堆历史知识、美学知识、音韵文字学知识等等，杂七杂八充塞在他头脑里。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疏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放荡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一切新事物他都用指手画脚的嘲笑来表示厌恶，一切积极分子他都认为是营营追名逐利的小人。在思想上他常说自己“又走进了死胡同”——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何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他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高一高二时，他是班上的“白旗”，各种反面言论的维护者，受到过多次批判。劳动中他踏实苦干，有些进步。这个人有哪几项好的品质，使他还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呢？高一高二时他敢于谈出自己真实的思想，追求真理；他时时感到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得阅读些新书；他珍视友情。

    他是个白脸虚胖子，睡眼惺忪，外号Cnamb（俄文“睡”），眼镜，手表，府绸衬衫。现跟我同院同系。

    开始说家庭的一段不确切，我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制作仿古地毯，抗战之前曾一度发达过，日本占领北京后，把羊毛列入军用物资，不许民间经营，家庭日益走下坡路。最后一句是完全正确，我们俩同院同系，困难时期北京工农师范学院解散，学生教师都归并到北京师范学院，我们仍然是同院同系。其他的如不追求进步、喜欢读书也是事实，但不像他说的读那么多书，他说的那种程度我50年后的现在也没达到。其实当时仅仅是“追求丰富知识”乱读书而已，而且乱读了许多没有什么用的书，因书而兴奋，缘书而倒霉。

    在高中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于是连续的倒霉就不可避免。1964年大学毕业时清理思想就被清理了出来，成为“反动学生”，那年师院毕业1000余人，公开划的就我一个，但还有“内定”的八位，就是不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还分配工作，但分配后第一年去农场劳动，在档案上写上。闵家胤兄毕业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不过还属于“内定”的，先劳动了一年，才分到中学教书。我是在各种苦难中辗转，后事出偶然，又被送入监狱。

    厄运真正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安定了。我也有了一份能把谋生与爱好统一起来的工作，后来成家，有了妻小，直到退休，不愁吃穿冻馁，再也没有因为一两句话说得或写得不当，有人找麻烦了，有了点为人们艳羡的“庸福”。龚定庵说“文格渐卑庸福近”，我的“文格”从来也没高过，“庸福”冉冉而来，也属正常吧。

    前两年，工人出版社的王建勋兄没有退休的时候，约我写个自传。我说只想分着写点各个生活阶段的感受。比如读了几十年的书，我写了一篇《读书随想录》五万多字，1999年《十月》杂志分为两段发表；还想写一篇《娱乐记往录》，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看电影、看话剧、听戏、听音乐等有趣的生活。其他如在南口劳改、在农村劳动、在监狱的生活和近三十年在学术界活动都不乏可记之处。他说：这不就是“自传”吗？快写吧！可我觉得规模太大，他又催稿很急，就为他写了一本别的书，所谓“自传”就搁下了。当然如果有报刊相约，往事还是经常出现在笔端，因此就有了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得以裒为一集。

    集子借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中的名句，非敢以坡翁自拟，而是反思自己一生的缺点真是与他有相似之处，都是没有做到孔门的两大告诫“节饮食，慎言语”。坡公感慨这是“人之所共知而难能者”（《东坡易传》），所以他明知一肚皮装的都是“不合时宜”的，但又偏偏寄之于诗，结果是闹出了“乌台诗案”，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差点没能出来。本来因诗得罪，蒙皇恩浩荡，大年除夕被释放了，总应该接受点教训了吧，可是一出狱坡老的手又痒了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又给他酝酿了后祸。

    虽然我也很早就知道这两大金律，但总觉得这是对有权有势的君子说的。他们生命金贵，生老病死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福祉；由于“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口”之事亦大矣，要把好这一关。至于平民百姓，命如蝼蚁，言若飘尘，爱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前提是别闹“自然灾害”和买得起），口无遮拦也没多大关系。到老了才明白了这两条的普适性，别以为它们与自己无关。也可以说这是传统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吧。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坡翁贬居黄州之时，玩赏于沙湖道上，遇雨。雨具先去，同游之人狼狈不堪，而坡公却浑然不觉，仍然徜徉在山山水水之间（这是苏东坡派头，是我等俗人学不来的）。一会儿雨停了，他写下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虽然才情不能望坡公项背，但对风雨的耐受，差可相拟，因此不惮众人哂笑，用以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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