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瑜文章特点是“一读就懂”，一懂就笑，很宜于人们放松时读，可惜当时我们文学所图书馆的港台书库仅有他《弘扬饭统》《生花笔》等少量几本，不过其中也有许多令人喷饭的文章。例如《大兴水利》就是如此。侯宝林先生的名作《戏剧与方言》中有“论戏剧与水利的关系”的噱头，而夏先生这篇可以说是《论水利与食品业的关系》，文中更是笑料迭出。开头还是一本正经地讲中国古代水利，从大禹讲到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子李二郎，由此扯到二郎神杨戬，再一转说到当今“水利工程”的发扬，“注水牛肉”“注水鸡肉”大行其道。连制造罐头都要“以水为本”，除了少量的“猪骨头、老牛肉、退休的老来亨鸡、不幸幼年夭折的水果”外，都是水。
我常想干干此业（罐头业）。商标已经想好了。以“永”字为记。因为永字的字形正是水，只有一小点东西。正合乎罐头的原则。美国人就笨多了，一个哈姆——洋火腿——罐头竟紧紧地塞了一大块肉，滴水皆无。可见洋人对“水利”的利用不如我们远甚了。
中国人真聪明，对于水利之道，除了便利交通、水力发电、灌溉农田、培养鱼类……古老用途之外，又发明出灌牛、灌鸡等等的主意来，所以水利之道在中国也特别兴盛。这叫“以水变肉”的不二法门……
这个“永”字商标的奇想，真堪令读者绝倒。即使现在想起来也不免发笑。可作个好的相声“包袱”用。这是我与夏元瑜先生著作结缘之始，后来与研究港台文学的同道和从事出版同仁多次谈到这位老先生。这次在大陆出版《夏元瑜幽默作品精选》搜罗了夏元瑜先生70%以上的作品，我想会给读者带来许多快乐和教益。
从“老盖仙”说起
夏元瑜这个名字在大陆还是陌生的，而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2003年社科院组织与台湾一些学者对谈“关公”作为文化和文学形象的意义，会下我曾向一位台湾老人问起“夏元瑜先生”，他带有些惋惜口吻说“老盖仙走了”。
老盖仙是夏先生自称，无论作文还是主持节目都自称“盖仙”。“盖”是台湾俗语，夏先生自己曾解释说：
“盖”，这字大概起源于本省，以前在大陆上没听说过。盖字的意义是能言善道，多少也有一点宣传不实在之事的成分。与“吹牛”的吹不同，吹者从无说成有，假的成分很多。为人在世，盖则可以，吹则不可。
《谈话的技术》
看来“盖”有点类似大陆常语“侃”。“盖仙”应是善盖而带有仙气者也。
“老盖仙”也有出处，本是台湾六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例如古龙的《那一剑的风情》其中有怪侠“老盖仙”。他自称“老夫本来就已名列仙班，已经一甲子不食人间烟火，专以百草为生”。在别人眼中，他老人家则是“一位身材本来应该很高，但经过岁月的折磨，现在已经像虾米一样萎缩伛偻，头发已经开始泛白，脸上已充满了岁月无情的痕迹的人”，手里拿着一把三弦。
夏元瑜先生以“老盖仙”戏称自己，有自嘲，也有自负。因为这个绰号通俗好懂，很快被大家接受和喜爱。因此，夏先生虽是退休后才开始写作和偶尔游戏于荧屏，但在很短时间内便声名鹊起，大红大紫，为广大民众所知所热爱。
夏元瑜出生于北京（1909—1995），毕业于北平（1927年后，国民党定都南京，北京遂称北平）师大附中、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北师大生物系，建系早、设备完善是全国最好的）。毕业后赴日本九州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归国后则在北平西郊“万牲园”（即今北京动物园）任园长。1947年在台湾新竹任检验局分局长一年，后遂以制造动物标本和有关生物教学的教具为业。其所制作的标本，从昆虫到大象，无不栩栩如生，享誉台湾。60岁（1969）退休后移家台北，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影剧系教授舞台语言，并在美术系指导有关动物的绘画。时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受到观众的欢迎，曾获参与金鼎奖有功人员奖。从1975年起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主持“古往今来”专栏，撰写了大量传播知识和弘扬文明的幽默散文，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陆续出版散文集十余本，十分畅销。1995年8月1日，遽归道山，享寿86岁。
夏先生前四十年基本上生活在北京，后四十多年生活在台湾，赴台时他的思想人格和知识体系已经形成，他在台湾的成功可以说是老北京文化在异地的成就。夏先生曾自嘲地说：
不过，我倒有个心愿，我一辈子善盖，盖不可令人讨厌，要让人欢迎，于是没钱时借得到钱，该还债时躲得了债，利莫大焉。
这里用的台湾俗词——“盖”字，也带有老北京的风格，夏元瑜的能“盖”就是北京的“能说”“能侃”。老北京的“说”和“侃”都带有帝京的特有的风趣和幽默。老盖仙的“盖”也是这样。因此可以说夏元瑜的作品是老北京文化在台湾的延伸。
老盖仙的作品
夏先生的主要作品就是散文随笔，最初读夏元瑜是抱着了解老北京的态度去读的。台湾这类作品不少，大多是大陆迁台人士写的。这些人随着年华老去，思乡情绪越来越炽，特别是从老北平迁台的，七百年旧京帝都所积累昔日风华常常萦绕于怀，写作和阅读这类作品成为一种排遣，后来渐成风气。台湾文学批评家王德威先生说：
1949年前后，上百万的军民曾随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他们背井离乡，常怀故园之思。到了70年代，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而渐渐由浓转淡。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这些作家渐渐老去，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自是人情之长。而相对的，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
早在50年代就有旧派学者和文人齐如山先生就写过大量的这类作品，说北平旧事，到了70年代更盛。
北京（或北平）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70年代，唐鲁孙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的文字引起广大回响。一时之间，像是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学界耆宿梁实秋以及后来以《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小民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
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韵味悠远醇厚。在他们笔下，同仁堂、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小翠花、马连良、金少山……多少角儿，名噪一时。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殃，都有讲究。尤其饮食，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奶酪、灌肠、炒肝儿，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心里美……求之他处，何可复得？当然，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宫殿园林，千万的胡同人家，还有那一大圈城墙，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曾是六百年的帝都，一景一物，都有它的来头。
《梦回北京——读张北海的〈侠隐〉》
虽然，夏元瑜也有与两宋的《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一类内容的作品，也就是追怀旧京之作，但他自己也说：“我从前也写点回忆故乡的小文，自从一看了他（指唐鲁孙）的文章后，立刻改行，绝不再提往事，因为自愧不如，趁早藏拙。”由于唐鲁孙是世家子弟，数代富贵，阅历极丰富，足迹遍中国，这些非一般人所能及。他记性又好，退休之后才开始写作，厚积薄发，笔下北平旧事、宫中习俗都可以当做史料用。夏先生有自知之明，他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领域。
1．动物的千姿百态
现代意义的生物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夏先生是属于中国的第一、二代的动物学家。他不仅有丰富的动物学的知识，而且他如同熟练的手工工人，会操作，而且能制作第一流标本。他自幼热爱动物，自称生下来时，第一眼看的是收生婆，第二眼是妈妈，第三眼就是家中的小狗——小黄了。
那时家里还有匹马，我一会走路就惦着拿胡萝卜上马号（厩）去喂马。不知为什么，见了各种动物全爱得不得了，如按佛教轮回之说，上辈子一定是山中走兽转世来的。也许是真的，否则怎么会活到现在年纪一把，老妻还常说我不懂人事呢！
《我爱动物，动物也爱我》
对动物有如此的爱心，再加上丰富的动物学知识和实践，可以说描写动物是夏先生的长项。他笔下的动物世界是千姿百态的，是极其可爱的，不仅温良驯顺、欢蹦乱跳的小猫、小狗，趣味盎然的猴子，就是老虎、狮子、豹等凶猛的食肉类动物也是平和温婉，是能与人沟通与和善相处的。文中有篇《鸦友》文笔明畅，感染力强，富于人文精神，真可以入中小学课本。它写老北平人与乌鸦之间的故事，文中的乌鸦也顾念友情，也懂得念旧，分离之后还记得回来看望作者，非常温情。人们一般不喜欢乌鸦的呱呱叫声，认为不吉利，但夏先生笔下的乌鸦是通人性的，可与人作平等地交流。
这些篇章不仅传播了有关动物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告诉读者如何正确地对待动物。作者介绍了古人是怎样看待动物的，更多还是从现代动物学角度将动物学知识普及给读者。在电视上我们常常看到动物园饲养员把手指塞入老虎口中，由它任意啃咬，非常悬心，生怕虎狮一发威，把饲养员的手指咬下来，其实不然。《豹友》一文中说：“猛兽的上下二列门齿，全很细小，而且不能密接，狮、虎全是如此，所以如用门牙根本咬不断手指头，而且他跟你无仇无怨，凭什么会咬你？”猛兽的臼齿却很厉害，咬合力度很大，如果咬到手立断。人接触猛兽时，不能把手放在臼齿之上。这些科学知识随处皆是，读来很有趣。
又如，人们养宠物为什么多喜欢养狗，原因很多，夏先生在《幽默的感受》中谈到的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狗会笑：
世界上会笑的动物不多，只有人类和狗科的兽类，左右口角旁有笑肌。猩猩虽颇多似人的地方，可是不会笑，既无笑肌，想必心中也绝不会觉着有什么事情值得可笑的。狗和狼虽有笑肌，也不是用来欣赏幽默的，而是用于彼此游戏，或是欢迎主人回来。我家的狗禄禄和妞妞一见我回家就轻启黑唇，莞尔欢迎。表示它们的愉快，口虽不能言，脸上却充分表示：“你这老小子怎么混到这会才回来！”
这是我们经常接触到或看到的现象，但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读到这些真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类文章在传播知识的同时，还宣传博爱精神。作者在《鸦友》最后郑重地说：
笔者——老盖仙夏氏——平常为文虽不免有点盖性，可是言及动物决不乱盖，实话实说，以广爱物之意。
夏先生批评传统文化中对动物漠然的态度，人们对动物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能不能吃”？对身体能不能“补”？是“温补”还是“清补”？总之是围绕着口腹转。把所有的动物都视为入口之物，这种态度在其他文化中是不常见的。
2．谈文论史说风俗
元瑜先生的父亲是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学家和诗人夏曾佑，家学渊源，十分深厚。自幼爱读文史书籍，涉猎十分广泛。四十岁以前，他生活在传统氛围特别浓郁的北京、对北京生活习俗了如指掌。阅历及读书生活，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友杨乃藩说夏所写的文章中所涉及的 “人也好，事也好，地也好，物也好，几十年前的掌故，稀奇古怪的轶闻，牛溲马渤之贱之微，他是什么都记得，乃能惟妙惟肖地以笔墨形容出来。所谓博闻强记，这真是绝顶的本领。”其实还有许多是书籍所不载的。例如《童发十五式》《数不清的三千烦恼丝——清末民初女人发式》都是讲特定时期和特定人群头发式样的。每种发式都附有示意图加以解释。我生在北京，对旧京习俗也略知一二。他所介绍的发式我就有不知道的。
如童发中的“歪抓髻”“狗拉车”，女人中的“苏州撅”“达拉苏”等。这些有的知而不得其详，有的闻所未闻，颇令人长见识。夏先生把经历过事情记载下来，也就是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清末公派学生对外国留学，为此还拟定了鼓励出国留学的章程。章程中制定了留学生回国后可授以相应功名的规定，如“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把洋学堂专科毕业生给予“进士”，这使得一些八股出身的正宗进士颇为不满。湖南的王闿运写诗讽刺说“愧无齿录称前辈，喜有牙科步后尘”。讽刺西洋医学院牙科毕业生被授予进士的，但哪位被授予“牙科进士”了，大多记载语焉不详。在《夏文端公访问记》中说“北平城里最早的一位牙医徐景文就是牙科进士”。
夏先生更喜欢谈人们常见而很少了解的话题，如假钞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古代怎么做假钞、如刽子手的职业生涯及其家传秘诀、县大老爷升堂问案的规矩、红白喜事的礼券、老北京扶乩的趣闻等等，都足以令人读而忘倦。
3．处世之道现代性与传统风范
夏先生的作品之中最能反映他的个性、思想和最给读者以教益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文章。夏先生虽然工于描述，但更善于议论，善于说服人，或是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来度化人。他关注人生在世的各个方面，我们看他的一些文章的题目便可知一二：《初次见面的朋友》《和朋友一块去吃饭》《家中日常生活的礼貌》《享受宁静的自由》《酒席上的风云际会》《看重自己·关心别人》《探望病人》《面对洋人的丑态》《千骗万骗不如不骗》《合理的谦恭》《海不辞水·山不辞土石》《话出无心伤自身》《开不得的玩笑》《经得住开玩笑的是圣人》《礼多人不怪》《管闲事落不是》《坐计程车的风度》《乡愿作风使不得》《车轱辘话》《“损人”和“利己”的选择》《解气之道》《三家两代·效法谁家》。这还不是全部，还有许多告诉读者如何处理好与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朋友邻居关系的文章。
作者认为，现在地小人稠（台湾尤甚），竞争十分激烈，人们忙于“挤”，脚步一慢，怕赶不上竞争的脚步，于是对旧有的文化固然不屑一顾，新文化也没有工夫接受。这样大有告别文明、返回野蛮之势（即返回丛林法则）。夏先生所讲的处世为人之道，既有传统的老北京所固有的“温良恭俭让”，也包括西方传来的博爱原则。他认为每个人“心中原有燃料，你要有点着它的方法”，这样才会引来对方的温暖。作者还强调与人交往，最重要的就是平等待人，要尊重对方，没有这一条，仅仅虚与委蛇、讲讲礼貌是远远不够的。
儒家的伦理学的原则大多是指导熟人社会的，而我们面临的更多的是生人社会的问题。例如，人们乘计程车，与司机仅一遇，如何相处？夏先生认为关键是“一定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才构成互相为友的基本条件”。他举了好几个例子，很有趣。夏先生认为在此基础上和蔼待人，就不会被人们讨厌，甚至得到人们的喜爱。即使偶遇小愤，也要分清和权衡利害，学会短暂的忍耐，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快乐。他不仅这样写，也在这样做，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记者描写他受到民众欢迎的情景：
走在路上的老盖仙真拉风，一会儿计程车司机停车下来大叫：夏教授！一会儿迎面来个人和他握手；一个小贩试探着问：您，您是老盖仙吧！后面气喘喘地跑来个国中生怯生生地叫道：夏爷爷！我是您的读者，请给我签个名。去拿相片，小姐的第一句话是：夏爷爷！您好。这些人都是盖仙迷，虽然老盖仙一个也不认得，但他仍然和他们高兴地握手、挥手，口中说：您好！一半天儿，再到您那儿坐坐。您瞧！像不像北平胡同里啊！
秦台英《多才多艺的夏元瑜》
真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然而有耕耘，必有收获。
老盖仙的幽默特征
1．屈己下人的态度
老北京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温良恭俭让”，其核心就是谦和，能够屈己下人。夏先生开始写作已经年届六十，又是留学生、大学教授，很容易居高临下拍老腔，教训眼下的黄口孺子。可是作为老北京的夏先生不会如此。旧时，即使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跟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说话也是一口一个“您”。夏先生的文章许多是以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为内容的，不能“口不臧否人物”，更不能不“论列是非”。于是先生多以自己取比，调侃自己，首先说自己写作都是混饭吃的，卑之无甚高论，甚至是掺水的文章：
我在1978年3月出了一本《生花笔》，其中有篇《大兴水利》。看了题目好像是篇讨论国家经济的发展的鸿文巨制。但是爱护老夫的读者心里有数，知道我绝说不出什么经国济民的大道理来。一定是些街头巷尾的芝麻绿豆的小事。不过用扩大镜头把颗绿豆照出一张放大几百倍的相来，圆圆、光光，闪烁着黄绿的光芒，也许挺好看，能蒙蒙人，使人一时不察，误认为是什么绿珍珠、绿宝石。等您定一定神，仔细一看，原来是用了一颗绿豆在那儿骗人，目的无非博人一笑而已——盖仙之技不过如此。既没有文艺上的价值，也扯不上响应国策。仅是把欢乐带到人间，也算不得心怀叵测。
《掺水的行业》
这是老北京的风范，也符合喜剧表演的规则，就是自觉把自己放在低于观众的位置上，让观众有一种优越感，这是构成笑的基础。正像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笑的根源之一“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的优越”。如果作者要是高高在上，以教训人口吻说话，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斥拒感，怎么能发笑？
2．正言若反叙述风格
夏先生写到负面的事物时，他不以批评的口吻出之，且看他如何叙述制造假币：
今天有些人也有一番爱国的热忱，想帮助台湾银行做点事。也不要他们任何补助，完全自掏腰包，白白的义务劳动。费尽心机代他们印出钞票来，既给银行节省了印刷费，而且事成之后也不居功，连报告台银一声都没有，也算“为善不欲人知”的了。正跟帮助国家的武器生产一般，在家里做手枪一样的义行可嘉。
这些善行虽不愿人知，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一旦被警方发觉之后，国家也少不得要报答他们一番，请他们到“国立别墅”里去休息几年，天天免费招待，三餐不缺。四季衣服虽不太考究，可也还过得去。每天也有段活动时间，比古代铸私钱的待遇强多了。
《印伪钞——为银行白效劳》
叙述中处处是讽刺，但不以带刺的语言出之，好像说平常话，因而越读越觉得可笑。即使是批评，他也以幽默的形式表达，不给人难堪：
人若有名，会的事情也就多了。其实不是他自己会，而是别人认为他会。我也参加过才艺小姐选拔、烹饪比赛，还有一位朋友开“曾德自助火锅城”要我题匾。这倒令我异常得意，因为我的字从小学就得“丙”，终生未曾退步。
行文带点自嘲，实际上是批评社会滥捧名人和名人不知自重。
3．奇异的联想
从思维上来说，要想使人发笑，就要打破思维定势，因为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在欣赏文艺作品时，不仅希望有求同性的愉悦，更欢迎那些意外的惊喜。这种联想有如其友杨乃藩所说：“夏先生的第二个本领便是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使他能千变万化，无中生有，化腐朽为神奇，把死的说成活的。这种想象力在他的文章中也处处充斥。由于这种想象力，使他的文章活泼、夸张、奇幻、有趣。一般人写一件事，平铺直叙，搜索枯肠，一二千字已经词穷理拙，到了他手里，就像吹棉花糖一样，摇啊摇的，立刻膨胀起来。而且晶莹剔透，澄澈无瑕，没有一点勉强的痕迹。”（《盖仙之盖》）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夏先生自称为“盖”就是指由无穷无尽的奇异联想化为滔滔不绝的言说。
《“夏文端”公访问记》是介绍古代谥法的。古代贵族去世之后有“易名之典”，死者为尊，人死后不能再称他本名了，根据死者的生平贡献起个更好的名字称呼他，这就叫“谥”。文中介绍清朝大员死后朝廷赐予谥号的规矩，例如，什么人在谥号中能有“文”字（必须中过进士的），什么人谥号的第二字有“烈”“节”“愍”（必须死于国事）等等。这上面的文字，从分析幽默角度来看就是制造“思维定式”，使读者沿着这个思路思考。此时文章突然一转，说北平某街一所房子上“从天上射下一道红光，于是全巷野狗齐吠，乌鸦齐噪”，据王道士说“天上文曲星下降”降到夏善人家为子。当这位“文曲星”年暮之时“谥法之制早随清室而亡。他怕百年之后，到了天上和古圣先贤相见之时，名片上少条谥法的官衔，不大光彩，所以只好自己取了个谥法，叫做夏文端公”。这个“夏文端公”如果说的是作者自己的话，也够奇特的了，但这个“夏文端公”还另有其人，作者要去访问他，这里夏先生把自己一分为二了。
什么是“文端公”谥号的本义？“文”字好解释，大学毕业，与过去的“进士出身”相去无几；妙的是关于“端”的释义。古人也有谥“文端”的，但那个“端”是指端直、正直。而“夏文端公”解释他这个“端”第一是“端书”，求学时的“端英文”书，“端中文”书，“端五线谱”；第二“端”是到动物园工作，为狮子虎豹“端肉”；第三“端”是结了婚为老婆“端饭”“端菜”，生了孩子，为孩子“端便盆”；第四“端”是晚年自己的写作。他称这也是“一端而已”。古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现在连抄都不必，因为有了影印机“印出一叠，端起就走。端回了家，该剪的剪，该添的添，该译的译，拼拼凑凑；洋洋数千字”。最后总结说，有了这个“端”，一家人“总算一日三餐碗碗不空，端的起来而已”。这种信马由缰的写法摆脱了散文做法所要求的起承转合等规则，似乎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酷似和老朋友漫无目的地聊天，没有中心主题，七岔八岔，不定说到哪里，从绘画来说是“散点透视”。读者读这样的文章十分轻松，并能领略聊天的快乐。
4．活泼快乐的叙事风格
联想能力使夏先生的作品洋溢着活泼的、快乐的趣味。他的《鱼乐轩记》是写台风所造成灾害的。房子上面漏水，下面管道出水，屋中主人狼狈可想，可是在作者笔下却充满了童趣。他还很会制造快乐，例如有一次，在京剧演讲会上与名旦顾正秋打对台，顾、夏同时分别在两个场地讲京剧。如果平铺直叙，不会有什么出奇的。而夏先生突加一笔，说自己很不自信，怕自己的演讲没有人听：
她（顾正秋）的号召力当然远过于我，到时她的听众挤满了，而我这儿只来了一个人。我讲好呢？还是不讲好呢？讲吧，万一他去厕所时，我是跟着他讲呢，还是独自在台上傻等着呢？
《闲居·闲话·闲书》
夏先生凸显自己的尴尬，逗得大家一笑，但这种场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上面所述可见夏元瑜的幽默是平和的，是谦退的，又是冷静的，机智的。老盖仙笔下的光怪陆离是智者眼中的大千世界。作者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读老盖仙的作品，不仅会笑，更能在笑中引发几许思考。
附：夏曾佑
夏元瑜先生的父亲夏曾佑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的作者。
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县（今杭州）人。 光绪十六年（1900）进士，曾官礼部主事，安徽祁门知县。夏曾佑与现代人所共知的名人如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都有过亲密的交往。夏长于梁启超十余岁，但观念很接近，常常相互争论，交流思想。清末在北京时，有段时间内，夏梁二人，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争论。梁启超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梁还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他们倡导新学，还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夏曾佑还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梁启超曾说：“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然而，此时的“新诗”的“新”，虽然大多还只是“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然而，所谓新思想之来，最初就是借了“新名词”“新概念”的，只要这些“名词”“概念”不填入传统的腐朽思想，早晚会播散开的。
夏曾佑进入民国后，在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是这个司的佥事，夏是鲁迅的顶头上司，平常交往很多，《鲁迅日记》中1913年4月1日记载：“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鲁迅不善于与官打交道，但与夏曾佑的关系似乎不错，能够互相交流。夏曾佑是位健谈者（夏元瑜继承了其父的特点），其友黄遵宪有诗赠给夏曾佑说：“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能把学问说得娓娓动听，使听着忘倦，乃至失眠，可见其功力。夏曾佑与鲁迅也很谈得来，曾告诉鲁迅说“宋以前女人尚是奴隶，宋以后男子全为奴隶，而女人乃成物件矣”。显然这个观点是得到鲁迅认同的，此后他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
相对陈寅恪来说夏曾佑属于父执，陈要出国留学时去见夏，夏说：“出国读书是件好事，可以多懂一种语言，多读很多书。不像我自己只懂中文，只能看中文书。中文书都读完了，作学问实在没什么长进。”夏曾佑以读遍中国书自许，其实中国古籍有一二十万种之多，穷毕生致力，也难读遍，这只是说古籍中辗转相抄者多，有新发明者少。
夏曾佑的长子名夏元瑮，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民初蔡元培先生掌教北大时，文科长请的是人所共知的陈独秀，理科长则是很少有人知道夏元瑮。他是最早向人们传授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
夏曾佑的博学、健谈、追逐新潮、常发惊世骇俗言论的作风在夏元瑜的身上都有反映，我们读他的作品会感到其父对他影响。
附：听“老盖仙”说为人处世
问：“老盖仙”这个名字又怪又陌生？
答：“老盖仙”是台湾散文作家夏元瑜先生的外号。他是位公众人物，台湾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是无人不晓。十多年前，他曾是颇受观众欢迎的的电视主持人，数度主持“金鼎奖”（台湾每年一度颁发给优秀图书杂志的奖项），还得过一次奖。“盖”字在台湾俗语中有点类似北京人说的“侃”，称呼别人为“盖仙”如同北京说某人是“侃大山”界的高人。老盖仙原是生物学家，一辈子与动物打交道。特别善于制作标本，台湾第一。小到蚊子，大到大象都做过（《老盖仙话动物·熏风十里》就是写它如何解剖大象和制作大象标本的）。六十退休以后，搬到台北居住，“发挥余热”给报刊写文章，一炮走红；编成集子出版后，马上成为畅销书，一年能再版五六次。后来主持电视节目，名声甚至盖过演艺界的明星，六七十岁的人，能在电视荧屏上大显身手，真是令人称奇。我读老盖仙的书，品味着他那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神韵飞扬的文字；再看他那清癯、带有点仙气的面庞，总使我想起常在大陆电视上露面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华先生，甚至想象老盖仙主持节目的声音也像常先生一样清脆。不知道看过夏先生主持节目的台湾朋友们是否有此感受？
其实说起几位与夏元瑜密切相关的人也许能消除一些大家的陌生感。头十多年，在青年男女中拥有众多读者的台湾散文家三毛是老盖仙的徒弟，而且见诸报端，有文为证。另外两年前在大陆走红的、在华人圈中以最能描写吃著称的唐鲁孙先生是老盖仙晚年密友。唐先生说：
元瑜兄自称是盖仙，纵然他不是苏秦张仪舌辩之徒，可是摆起龙门阵来，不管是京油子、卫嘴子，大概全不是他的对手。逢到三五知己，促膝倾谈，或者高朋满座、笑语喧天的场合，只要他三言两语，准保让大家捧腹解颐。
再说一条，老盖仙原籍北京，这会让老北京会感到很亲切，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北京师大生物系，曾经担任过北京动物园的管理员，当时还叫万牲园。
问：真是越说越近。我也在北京师大附中上过学，论起来夏老前辈还是我的老学长呢。万牲园那时又叫三贝子花园，门口有两个大高个子收门票，以招徕游客。那时交通落后，北京城里人出西直门到万牲园一游还算出趟远门儿呢！
答：夏先生的写动物和回忆经历的文章里多次提到万牲园和那两位高人，还提到过关于万牲园的许多细节，可作动物园历史读。夏先生学做动物标本也始于万牲园。书中写到过一个谦卑的、学历不高的善作标本技术员旗人刘树芳：
有天他做了一对纯白的长尾练雀（古称绶带），站在曲折的松枝上，下有小石，宛然是一幅国画装的《祝寿图》。因“绶”“寿”同音，松柏常青，灵芝仙草都是延年的象征，国画大师溥心畬先生见了称赞备至，不愿释手。刘先生立刻送了他，也不知向溥先生要张画儿作为补偿。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不好意思，说不出口。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却默默地穷困至终。
这就是老北京，懂得那个时代北京人生活的，会有同感。
既然你也是师大附中的，夏先生关于“附中”的回忆也一定会使你感到亲切。他说那时虽然没有“爱的教育”四个字，但却“附中”的教育却充满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许多老师身上。语文教师张少元“旧学很好，笑话连篇，学生唯恐少听他说一个字，在笑语中传授了真学问”。高中语文教师董鲁庵（应作“安”）催学生交作文，竟说：“诸位仁兄的大作怎么尚未脱稿？小弟等着拜读喔！”他们尽管学问很大，却又诙谐幽默，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夏先生可能不知道董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到了晋察冀，更名于力，是个充满传奇经历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做过晋察冀边区议会副议长。社科院文学所的董毅先生，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先生都是他的哲嗣哩。
问：看了您所引的文字，真感到他做到了“我手写我口”，写文章像聊大天一样，是不是有点像老舍、启功等老先生的文字？
答：的确，读他的文章就像与一位博古通今、诙谐幽默的老人促膝闲谈一样。现今奔竞于商场或官场以及许许多多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可能没有机会去感受听阅历丰富、学富五车而又诙谐幽默的人聊天是多么惬意的事。曹雪芹的朋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中用“高谈雄辩虱手扪”描写《红楼梦》作者的健谈。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传》写至此十分感慨地说：“敦诚他们的耳福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给我们作下记录，以致欬唾珠玉，随风尽散！”周先生是有学问又善聊的人，所以他才为没有机会读到曹雪芹聊天记录而遗憾。常说“风格即人”，夏先生文章也像其为人一样。他是老北京，老北京人的“温良恭俭让”像一股暖流流动在他那幽默酣畅的文字之中。因此读老盖仙有点像读老舍或启功。
问：是不是夏先生的文字都是怀念北京故土风情的啊？
答：夏先生文章中有些回忆北京的文字，写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风情，很感人，但这只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一时风气。不止夏先生一人，台湾文学批评家王德威说“北京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
七十年代，唐鲁孙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文字引起广大反响。一时之间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名报人陈纪滢、学界耆宿梁实秋，以及后来以《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小民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
台湾文学批评家王德威把这些文字比作南宋人写的《东京梦华录》和元初的《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作品，称之为“旧京梦华录”。然而，夏元瑜的散文内容远不止于此。他是动物学家，与动物朝夕相处三四十年，熟悉动物犹如家人子弟，特别是哺乳动物和鸟类。因此他写动物的文字真实、有科学性，又富于感情，告诉我们许多不知道的事情。另外他博学多闻，熟悉历史掌故和各地习俗，这些文字也都楚楚可观。夏先生擅长的不仅是叙事，更会议论，善于说理，他关注台湾发生的各种社会新闻，常常把它们形诸文字，并加以评论分析，这些评论文字，不穿靴戴帽，不一本正经，往往用半开玩笑的口吻，但却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从一些日常小事中看出大是非来。
问：北京人擅长“说”，那是名播中外的，听老头说起古来没完没了，老太太议论起是非婆婆妈妈。有时话说了几箩筐，但言不及义，急死人。
答：夏元瑜谈为人处世，名曰“现代人的接触”，注意“现代人”三个字，也就是他讲的是受到过现代文明洗礼人的道理，他不是缺少现代知识封闭人，更非自古就有的市井细民。因此尽管谈的问题是“婆媳之间”“望子成龙”“祖孙代沟”“财产的转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请、谢谢、对不起”“话出无心伤自身”等等芝麻绿豆式的小问题，但却能谈出引人深思的道理。还能够举出许多有趣的故事借以说理。
您别忘了，夏先生不仅是大学毕业生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而且还到日本留过学，见过世面。他很好学，到老手不释卷，还常常到图书馆查资料，这些在文中有许多记载，可见他时时关注前沿知识，可以用个大陆的词儿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再说其家学渊源很深，其父夏曾佑是清末进士，当时“诗界革命”三个代表人物之一（另外二人是黄遵宪、蒋智由 ）被称为“诗界三杰”。又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作者，建国前一些高等院校用它作教科书。辛亥革命后，他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司长与鲁迅同事，还是鲁迅的上司。夏元瑜有位比他年长很多的哥哥，名叫夏元瑮。这位大夏先生是学物理的，蔡元培办北京大学，其文科长是陈独秀，鼎鼎大名；其理科长则是夏元瑮，知道的就很少了。大夏先生也是第一位爱因斯坦相对论引进者。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夏先生思想开放，不守旧，具有平等观念。
在谈为人处世之前，作者往往先用幽默的笔调写个小故事，这故事写的有点像现今大陆流行的小品。举一例，以见一斑：
（张）：老王！您早。（王）：早！您用过早点了吗？（张）：偏过了。洋人见面问好，中国人问吃。（王）：其实“好”的意义非常空泛，不如“吃”来得现实。（张）：问吃的含义很广，身体好才吃得下，经济情形好才吃得起。二者皆备等于福寿双全，可有多好。（王）：所以不论熟朋友、生朋友在饭馆一块儿吃完之后，大家都要抢着埋单，洋人瞧着跟打架一样。（张）：这是中国人千古以来的风俗。不过自从我装了一排假牙之后，一吃完先得去洗牙。洗个十来分钟，再出来时，那场埋单风波已过。（王）：我虽没装假牙，可是“幼秉庭训”，凡事以忍让为先。您若去洗牙，我可以慢慢等您出来。
引文中的“偏过了”，是句老北京自谦的话，意思为“我先您吃了”（“偏了”这句话北京人懂得不多了，前两天百岁老岳父发烧住院，我同太太一起去看他，老岳吃饭时说了句“我先偏了”，50多岁的太太很奇怪不知他说的是什么）。像这一类的充满趣味和幽默的对话很多，可供研究喜剧者参考。老盖仙用生动的事例来说明道理，告诉人们怎么样做一个有趣味、有品位、有教养的人。
问：夏先生这样随意的文字在大陆文坛也比较少见，有些像他老人家聊天的记录稿。这样的文字能算文学作品吗？
答：我们看惯了“做”出来的散文，在文章中不仅要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手法，还要有一定篇章结构。因此读台湾的齐如山、夏元瑜、唐鲁孙的文字，给人以不是读文学作品的感觉，总会有听老人聊天的错觉，因为他们作品是口语化的。这种文字别具一格，比读所谓文学散文要省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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