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
写下了题目，便想到了开头。这个题目的头有许多开法，如从雅的方面写，便可以说这位不为大陆中年以下文化人所熟悉的老先生原是位鲁迅所说的清末的“老新党”，是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文馆的毕业生。其弟齐寿山先生也深通德语，与鲁迅在教育部同事，曾一同翻译《小约翰》；如果从俗的方面说，解放前为北京下层民众所熟悉，颇有信誉，以生产和售卖杂合面（以玉米面、小米面为主，黄豆面为辅配制成的粮食）为顾客所欢迎的大和恒就是齐家开的；如果从热点上看，去年放的电视剧《梅兰芳》，除了梅博士外，第二位主角就是齐如山，而且戏很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从冷清的角度讲，齐如山是许多历史的见证人。例如他与赛二爷（赛金花）就有过交往，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为她的厨子向德国占领军说过情。赛金花只会极简单的德语，连与德军打交道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去结交德军统帅瓦德西了。可是《赛金花》电视剧的作者们还在编造着这位“九天护国娘娘”如何舍身救国救民的神话，而不愿意一听历史见证人的诉说。影视艺术中常有这样的情况：生活的真实往往被追求好看与利益的编导们所忽视。
如果历数近代文化名人的话，齐如山先生应是当然的一位。他在很多领域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戏剧方面不用说，京剧理论的形成与革新、梅派艺术的建立与传播到外国都与他有关。其他，如在民俗学、语言学、博物学等方面也各有建树。齐先生更有独特性的贡献在于他对近百年来时风、习俗，以及典章制度变化的记录与思考。在他生活的七八十年中，是新旧制度交替、东西文化撞击的时代，这位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的“老新党”目睹并接受了这种种变化，引起了许多反思，其中有不少是有借鉴意义的。
齐如山（1875—1962）本名宗康，字如山，以字行，河北高阳人。此县属于保定府，在明清两代是文化发达的地区。清初著名的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李恭便是这个地区的博野县人、蠡县人。如山的八世祖齐国琳与颜、李二人交好，这两位思想家与颜李学派以笃实勤勉、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风，艰苦卓绝的作风而名世，这些对齐家有很大影响。当时正处于明清易代之际，河北一带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也很激烈（此地受清初圈地运动之害最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窦大东、窦二东（所谓窦二东，就是京剧《盗御马》、《连环套》中的窦尔墩，表现正统观念的京剧给窦画了花脸，实际上应该给他画红脸），他们曾一度收复过雄县、安县、肃兴三县。据说齐家与这场斗争有联系，从此民族思想在齐家扎下了根。作为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家庭，齐家也是比较早地学习西方思想，走上了反抗清廷的叛逆道路的。
齐如山在19岁、也就是1893年就进入了同文馆读书，学德语、法语。现今学外语是个时髦的事，当时简直就像奉洋教一样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某个世家子弟如果入了同文馆是被亲戚们看不起的，还有甚至因此断绝往来的。齐先生不仅学了外语，而且学得很好（在当时水平来看）。如山的大哥齐竺山先生很早在法国巴黎协助李石曾开办豆腐公司，这是个革命党人的机关，对国内反清斗争有过很大支持，曾受过孙中山先生的表扬。齐家在北京办的义兴局商行在辛亥革命之前也成为革命党人的机关。
武昌起义后，北京一些满洲权贵中的顽固分子，对于当时大多数国人赞成的清廷退位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其代表为宗社党领袖良弼。后来他被革命志士彭家珍炸死，其准备与活动都是在义兴局策划和进行的。这个事件在当时轰动京城，把腐败入骨的清廷权贵吓得屁滚尿流，促成了清帝即刻退位。这些种种独特的行为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家庭连想也不敢想的。齐如山在英国和北京两度拜谒过孙中山先生，聆听过他的教训。闹义和团、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他都在京，经历过近现代许多大事；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社会中一切都有兴趣，如文化风俗中的人情习惯、婚丧庆吊、往来酬酢、游艺娱乐以及农业买卖、工艺技术、饮食烹饪乃至俗语笑话等等无不关注；而且他承继了颜李学派的学风，勤于考察询问。
他谈到做戏剧研究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齐如山回忆录》中说，1913年他写过一本书叫《说戏》，是用西方戏剧理论反对旧剧的，当时还受到教育部的重视。后来随着看旧剧越来越多，感到旧剧自有其道理，于是他下决心做一番研究。可是当时没有一本关于旧剧的著作可供参考，他便根据自己发现的问题见到名宿老角就问。他认识戏剧界的人有三四千，无论是名伶，还是底包，以至场面水锅，他是逢着便问，问罢即加以笔录，然后再归纳排比，证以经史和名人笔记中关于音乐歌舞的记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这种朴实的事事求实证的学风是土生土长的，但又是与西方科学精神一致的。因此，在上述的许多方面他都有新的发现。很可惜在晚年他去了台湾，其毕生搜集的资料与实物大多散佚，没有把多年研究的中国的精神文化（如京剧、民俗）、制度文化（如科举制度）、物质文化（如中国烹饪、中国农业、中国化工业）做一个完整的总结。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也是很难弥补的。
齐如山先生去世后，台湾的亲友为他编纂了九大本《齐如山全集》，有数百万字之多，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其编纂与印刷是非常粗糙的，然而其内容则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近百年风俗、事件和许多制度的记录与研究。
有一次在电视台谈电视的作用，我说历史故事片，特别是历史文化片是有个传播历史知识的任务的，而且应该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不能像过去的戏剧和通俗小说，所传播的大多是错误的历史知识。如穷酸文人一旦中了状元马上就被召为驸马或被任命为宰相；又如古代的战争不管多大规模，仿佛就是双方的将领在比赛武艺的高低，其他的哪怕是百万大军也只是舞台上的龙套，只是跟着起哄而已。如今随着历史题材作品的增多，这种可笑的错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电视屏幕上有越演越烈之势。且不说包公看线装书、贾政书房里陈设着同文书局版的《廿四史》，这类因为缺少文化而造成的笑话，就是一些描写清末民初的电视剧的环境道具也屡屡出错，仿佛事未经百年，人们已经不甚了了了。
如最近有几部电视剧、电影（如《大刀王五》等）涉及到京师镖局，他们把镖局写得都很正规化。就连我看到的方彪先生的《镖行述史》和曲彦斌先生写的《中国镖行》也有这种倾向。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即使正当的工商业的制度化程度也很低，像“镖行”这种主要由游民靠自己的武艺和江湖上的“字号”而经营的行业，更是极不规范，就靠江湖信义行事。齐如山有篇《镖局子史话》就说，镖师们完全是“硬碰硬全凭字号”。顾客委托镖行保镖手续非常简单，他们送去的被保护运输的银子连收条都不开。而且商家送去的银子往往就是用麻布包裹缝好，挂一个布条，写明送交某处某字号收，下面书明某号托字样。镖行不仅不看银子的成色，而且连秤都不过。包裹也不加封，如果镖行私自打开换入假银，也无证据。这里不是靠制度而是完全靠信誉。齐先生说，这些年来也没有听说用假银子讹诈镖局子的事情，也没有镖局子偷换银子的事情。这就是江湖上最高道德——信义所决定的。
像这类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百年前的大街是什么样子的？大街胡同有门牌号码也不到百年，在没有门牌之前如何找到某家？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事，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人已经茫然。在齐如山的文章中就告诉我们前清时，马路并非像现在这样平直开阔，而是中间有甬路。“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甬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
’”（见《北平小掌故》）。街道如此，自然皇帝出行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了。在没有门牌的时代，找人、寄邮件都是根据门楼房屋特征去找，要是医生出诊怎么寻找患者的家呢？如果找错了岂不是要挨骂？齐先生在《医之话旧》中说当时请医生，医生派下人给你一个三四寸长、一寸宽的小红纸条，上面印着本医生的堂号及姓氏。病主拿回家贴在门口，医生到了，便可进去。像这类点点滴滴、又关系着民风民俗的小事，书中记录了很多，这在其他随笔札记中很难见到，也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不完全是帝王将相、战争、生产等重大事件组成的，曾经发生的一些小事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老新党，齐如山对于清朝的腐败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有许多现象不仅今人很难理解，即使是历史学家不是看了记载也很难相信。例如出入皇宫紫禁城在封建时代是个最严肃、最恭谨的事了吧！外官到京朝见皇帝先要到礼部演礼，如果在礼仪出了差错，小则受处分，大则掉脑袋。我们想象守卫皇宫紫禁城的侍卫也一定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警惕性十足。可是看看齐先生的记载，真是出人意料。他在《清朝每日的上朝》中记录他随父入朝的见闻，说进紫禁城的西华门，照规矩是应有几个卫兵排立在门口，遇有人出入，应该搜查，并喊一声“哦”，表示有一人入宫。可是到了晚清：“日久懈怠，又因西华门之门洞相当长，像一个火车道的隧道，足蔽风雨，所以这班卫兵都在地上铺好席，就睡在门洞之内，更因上朝的时间，总在夜间一两点钟，黑暗得看不见人，所以卫兵们，都不起来，就在被窝里喊。一次我侍先严入朝，走至此，忽听一声，吓了我一下！这像公事么？”
躺在被窝里守卫皇宫，真是千古奇闻。如果不是作者亲身经历并形诸笔墨，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这也和乾清宫或养心殿里君臣之间严格的礼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所谓朝廷大典的虚伪与可笑。其他如乾清门内南书房当时是外国使臣等待皇帝召见的地方，而太监们为了私利，用宫中祭祀后的饽饽做酱的酱缸就在书房门外，六七月间，臭气熏天，使得奉陪外国使臣的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十分尴尬，但也无可奈何。这些事关国体国格的事尚且如此，其他事情可以想见。
作者亲自经历过义和团事件。当前学术界对这个事件尚无一致的评价。这里我们只是介绍一些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可见清廷的腐败达到令人难以思议的程度。庚子年（1900）八旗兵和清将领董福祥的军队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这样关系着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清朝官兵们是怎么对待的呢？齐先生写道：“地上靠墙铺着几领席，各官兵都换班休息，有的躺在席睡觉，有的买两包盒子菜，几个人喝酒，有闻鼻烟谈天的，仿佛没有一点正在打仗的意思，可是偶尔也听到一次。
一次我正立在旁边，一位军官眼望着架上叫到某人，某人便答应，军官便说，某炮凉咧吧，再来它几下，来几下者，再放几炮也，上头便照命令办理。所谓凉咧者，铜炮还都是前膛炮，放几次便太热，不能接续再放，便须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有这样的命令。又见过一个人上了架子，对另一个人说，‘您下去歇一会儿，喝一盅，他家这个盒子菜还是真有味儿’。另一位说，‘二哥您太周到咧（是客气之义，彼时北平尚无客气这句话），没事，上边也不累，我的意思，天也不早了，也该歇息了’。”这便是明末清初席卷神州大地、所向无敌的八旗兵的后代！这哪里是作战打仗，简直就是茶楼酒肆的聊天打趣。齐先生的回忆录中，对清末宫廷、官场、军队、学界以及民风习俗的堕落腐化都有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当时对于新生的事物从上到下普遍都采取了敌视和拒绝的态度，一些稍有见识的士大夫看到了世界的进步，主张革新改良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上面说到人们把学习外语与当汉奸几乎是视为一体的。“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最初同文馆都招不到学生，入了同文馆的学生的家长是被人们看不起的。“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断绝来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为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见《回忆录》）其他如照相、开矿、办工业、修铁路，不仅受到顽固派的敌视，就是一般的社会舆论也很少支持。至于统治阶级上层对于西洋事物的敌视更在社会舆论之上，而且，社会舆论正是由统治阶级的思想决定的。
国家腐败到糜烂，而又绝对不肯更新，人们不革命怎么办？近来有人议论辛亥革命该不该搞的问题，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议一议也不妨。实际上应该说它的不可避免性不仅是因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也是由于政府糜烂、社会失控、掌政者又不肯学习西方较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一味使用传统的高压手段、企图用杀人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结果，因而造成了矛盾激烈爆发。这已经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即使孙文和同盟会中具有西方思想意识的人们不去搞革命，也会有传统式的农民暴动发生。我们通过读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录》，可以生动地感到这一点。
齐如山先生的遗著中，除了有关戏曲理论的著作之外，最富于内容、文字最佳者当属《齐如山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回忆录》大陆已出版，可不具论。《中国的科名》在此特别值得一提。关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著作我也读过几种，其中的材料大多取之于文献记载，当然其钩稽之功是不可没的，其中不少还是有见解的，就科举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作了有益的论述，但属于个人亲身感受性质的记载比较少。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本来可以写成以个人见闻为主、并证之以文献记载的著作，因为他是科举考试最末一科的探花。作者自己说：“忆余童冠以至壮岁，历生员、举人、进士各级，与八股、策、论之考试者前后十五年。”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有的节目商先生大多参加过，由于他认为个人体验有限，为了全面反映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此书多据朝廷典籍与各种著述之记载来撰写，个人的见闻反而退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因而它虽然记述较为全面准确，可生动形象不足，在科举制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也叙述得极为简单，这样对于社会极端重视科举考试风气的形成便很难理解。
《中国的科名》恰与商书相反，在制度规程方面，齐书可能有许多不足，甚至有误。作者自己也云：“自己觉得写的关于考试的规矩章程较少，写的附属的事情，及社会的情形太多，仿佛有点喧宾夺主的毛病。”（《中国的科名·附言》）此书的特点也就在这里。书中记录的许多与科举考试有关的细节也许是正式的典籍不屑提及的。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如他在写到秀才考试时，介绍了在考棚之中自备瓦盆小便，若要请假大便，亦可上厕所，但要把考卷交到堂上，回来后领回卷子接着做，不过在卷子后面打上一个黑色图章，俗名“屎戳子”。这样的卷子便不予阅看，等于白考一趟。于是，一些闹肚子的考生只好把大便拉在袜筒里（当时是布袜子），有时不免要和邻号发生纠纷。
又如“改换门庭”是常用的一个成语，究其起源是与科举有关的。一中了秀才就可以改换门闾。平常住房的门高都是七尺，而秀才之家则是七尺三寸；因为秀才可戴官帽，帽子上有个顶子，故须加三寸。从这个细节可见社会上对科名的重视。
在古代小说中经常可以遇到某人“大挑为知县”的情节。“大挑”在我印象中总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是从齐书介绍中，它极随意的。可以参加“大挑”的是贡生和举人，经过数次会试以后，照例大挑一次。挑的办法是由皇帝派一个亲贵、王爵、贝勒之类主持；在主持者入座后，十个举人为一排，上堂平行跪下，口报自己的籍贯履历，王爷看着哪个好就给他个头等，次者为二等，其他便是落选了。头等的做知县，二等的做教官。戏剧家汪笑侬（贡生）就是因为长得体面被挑为头等，做过一任知县。如果你运气好，所在的那一排中，非老即丑，那么就很容易被挑为一等。当然也有意外情况，一次大挑，有位长得五官挪位，四体拘挛的举人被挑为一等，而长得体面的反而落选。体面者很不服，攀住王爷的车辕要问个究竟。王爷说：我挑他的胆子，如果他没有姜维之胆，凭他那幅长相也敢来大挑！这就是封建时代“抡才大典”中的富于喜剧色彩的一幕。
这部书中对于取得各种功名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他们本身的困扰，也描述得非常生动有趣，具有独特的价值。如秀才见县官可以不下跪，可以给知县写禀帖（普通百姓则要写呈文）；对犯了法的县官不能用刑，除非先革除了其秀才功名，否则只能由教官打手板。又如人们谈论科举多谈文的，少论武的。《中国的科名》对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皆有专节介绍。民间有言：“穷学文，富学武。”（直到当今的“气功师”们还以此为口头禅，以便向学功者敛钱）这些人家，本来就有钱，再有了功名，有钱、有力、有势集于一身，在和平时期这些人又大多无官可做，居于乡里，为害一方。
像开赌场、铸私钱、放高利贷、在集市上充当“集头”（类似今日市场管理人员，不过权力比他们大），窝藏强盗，什么坏事都敢干。举人这个功名对他们起着保护作用。这些在通俗小说和戏曲中都有所反映。在元杂剧中无恶不作的坏蛋大多是“衙内”，到了明清两代则换了武举人，特别流行于北方的梆子腔中。作者认为：“到了明朝，科举盛行，产生了武举已多，且多无职业，更兼明朝最重科举，凡有科名之人，官场社会都极尊重崇拜，此在《聊斋志异》中曾屡屡言之。”又说他们有势有力“再加以没什么学问，没什么知识，就难免有越轨的行为，日期长了就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了”。《中国的科名》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作为明清社会史的意义远大于作为科举制度史的意义。
还应该指出的是《齐如山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文字也很精彩，读之令人忘倦。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白话文”实际上是“五四”以来欧化作家们提倡的结果，毛泽东先生斥之为“学生腔”。因为几十年来学校课本所选范文大多是这类的欧化散文，并成为风气，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也就是这个腔调，很难改变。它的优点在于较为规范，缺点是单调，而且与老百姓的口语距离太大，所以听起来或看起来不如老百姓的语言丰富生动。看电视、电影都常常产生“老百姓哪能这样说话”之感。实际上，还有一种接近普通百姓口语的白话文，这就是受“五四”欧化散文熏染较少的作家的文章，齐如山先生的文章就属于这类。其他如老舍先生的早、中期作品，掌故作家徐凌霄的白话小说《古城返照记》，到台湾去的掌故作家唐鲁孙（光绪皇帝的珍妃是其祖姑）的《故园情》、《天下味》等都是用北京口语写作的。它的优点是作为北京人读来感到十分亲切、生动、自然，毫无做作气；缺点是外地人较难理解。
齐先生的文章尤其自然，读他的文章好像这位老人与你对面促膝娓娓而谈，多么复杂和陌生的问题在他的笔下都显得十分简单明白。
他的文章很以句摘，从全体上来说，就是读起来很舒服，令人忘倦。如他在《中国的科名》中介绍到贪赃时，就用十分简洁的语言介绍了贪赃而又不触犯法律的“拿陋规”。“什么叫做‘陋规’呢，说起来也是贪赃，也是不应该要的，但历任的官员都要，且是无人不要，而民间虽不愿出，但为时已久，成了一种习惯，大家也都默认，以为是应出之钱了，这种不名曰贪赃，而名曰拿陋规。”
正如此文开头所说，“齐如山”这个题目，可说的问题很多，这里所介绍的一点，意在说明作为近代历史的见证人，研究清末民初史的学者读一读齐如山的著作是会受到许多启发的。
哲人其萎
四月二十二日，我在从河南安阳返京的路上得知李慎之先生逝世。从李先生发病到入院，消息一直未断，对这个结局也有所预料，但总是希望出现奇迹，希望造物主再给这位热爱生活的老人一些时间，完成他想做而没有做完的事。然而，天丧斯文，哲人其萎。噩耗传来，突然？愕然？莫能名状。一时大脑空空，混茫一片。旅行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灰蒙蒙的大地从车窗外掠过，我竭力搜索几年来与李先生的交往在脑中留下的踪迹。晚上九点多我才到家，一进门，妻也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说某刊来组织悼念文章，如果能于今晚写完寄出最好。“哪能写得出呢？”我从身体到精神感到分外疲倦。
近十年来李慎之先生是中国思想界领军的人物，他的思想、为人以及在知识分子史上的地位，会有专家做出分析与评判，非我所能胜任，这里仅把我个人与李先生一些交往和零零碎碎的小事写下来作为对先生的悼念。
第一次听到“李慎之”三个字是二十年前。我的一个难友曹天予想进社科院的美国研究所，他说，所长李慎之答应了，手续未办好，但李退休了，继任所长不欢迎曹天予去，天予希望我帮帮他的忙。我记住了“李慎之”这个名字，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开明的领导。当时的社科院各所有不少这样的领导。八十年代中期，当我们搬入社科院新建好的大楼时，他的长女李伊白女士调到我所任职的《文学遗产》编辑部，这时李先生已经是社科院的副院长了。
李先生在社科院负责“国际片”，而且他属于院的顶层领导，与我们一般工作人员等第悬殊，无缘相识；“六四风波”以后李先生因为敢言而被解职，赢得了所里院中许多同仁的尊敬，我也是如此。我们看惯了官场的夤缘攀附，骫骳阿媚，骨鲠之士自然是个异数，所以才能警动世人。我也感到几十年的改造也没有把李先生造就成为官僚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我想他肯定是个性情中人，没有应付官场的假面。
1993年许逸民兄主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编辑工作，常刊登李先生的文章，他向我介绍和推荐说：“你们院长李慎之可真是个思想家、哲人。”读了他的关于“全球化”的文章十分钦佩，感到他是一位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学者。
1997年为新华出版社编辑了一套学术随笔集名为《学人文库》。该丛书出版后，出版单位想通过有名的学者点评宣传一下，于是组织的任务便落在我身上。这套书中有两本涉及国际问题，我便想起了了李慎之先生。我便拿了一套书交给李伊白，请她代转。不久李先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国际问题有什么意见。他说：“我倒对你的《燕谈集》（《学人文库》中的一本）中谈及的‘游民问题’特别有兴趣。”我向他介绍游民研究的过程和宗旨，受到他的肯定。他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关于游民的著作。我说，我正做着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是有关游民文化的。李先生说：“你完成以后拿给我看一看，我给你写篇序。”当时已经基本完稿，我便打印了一份给李先生送去。
这份近四十万字的初稿，写得很粗糙，李先生看了有两个月。对这个稿子提了许多意见，大到观点材料，小至文字标点。他还建议书中应对朱元璋这个典型的游民进行分析，于是我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朱元璋一章（近五万字），就这位游民奋斗的成功者的经历考察古代游民领导的或以游民为中坚的群众暴力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此书完成后李先生赐序，对我所作的那点工作谬加夸奖，称为“发现另一个中国”，为拙著光宠，受之有愧。这篇序言写得很精彩，首发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后有多家杂志转载。有的朋友慕先生之名，向我索书时，都要提到这篇序。我往往这样回答：李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你们读了李先生的文章再读我的书是会失望的。可是“游民”“游民文化”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却借着李先生的鸿文远播海内外，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与思考。拙著出版至今已有四年，尚时有相识或不相识的学者来电或来信与我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对研究工作者的最大的报偿。拙著能够为社会所关注，是不能不感激先生的。现在我正进行着游民文化问题的第二期研究，一些想法也与先生讨论过，但全书尚未成文，先生遽尔仙去，问道无由，言念及此，痛莫大焉！
李先生对我这个后辈学者平等的态度使我与他接近起来，但如果没有急事和朋友相托我也很少去李先生家和给他打电话，只是常托李伊白向他致意问候。我想老先生年近八旬，自前几年中风痊愈后，不良于行；每天要读书、研究问题、写文章，而且常常有客拜访，我不忍多打扰他。然而老先生也常有读书、写作意兴阑珊的时候，需要找人聊一聊，便常给我打电话，使我成为他闲聊的伴侣。
我也常帮他找寻和翻检一些资料，所以电话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李先生在电话那一端用极洪亮的嗓音说：“王——学——泰——我——问——你……”这仿佛是临济宗义玄禅师的当头棒喝或文革当中的提讯，不了解的人会吓一跳的。然而我恬不以为怪，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了，不要说已经成为了“自由身”的现在，即使当右派、被专政时也没有改掉。有一次沈昌文先生对我说，六十年代“反修”论战时，沈负责编印出版一些“反修”参考资料，找了一些懂外语的右派翻译外国的评论，分俄文英文两大类。李慎之先生属于英文类的。这些人本来都在沈的领导下，要听沈公的调遣的，而他老先生颐指气使，常常凌驾于沈公之上。沈对我说到此时，摇摇头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沈公贵为“经理”，且长我十余岁，尚且如此，何况我辈。
初见李先生，听他讲话，确实是气势夺人，不知者或生望风披靡之感；有时也表现为拙于应付人情世故，使一些人不理解。其实李先生为人却很随和，没有架子，不论职位高低、年龄长幼、学问大小一律平等对待，毫无高官、师长、学者的架子。在院医务室、电梯上我都见过有些熟人与他开玩笑。有位20出头的小伙子，知道我认识先生，想与先生通话，问我李先生的电话。我问先生可不可以，李先生说，我这里又不是保密机关，想来电话就来呗。后来我还给他引见过一些人，也都待如常人。我感到先生真是世法平等，无分别心。有一次我对他说，学界有人把您和上海的王元化先生视为当今学界思想解放的领袖，有“南王北李”之说。他连忙制止我说：我怎么能和王元化先生相比，他才是饱学之士，有那么多著作，我只是写点小文章、敲敲边鼓而已。其实他不仅熟悉现代西方一些流行的学说和理论，对于传统典籍也很精熟。有一次聊天，我说，《齐物论》有言，“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他马上说，不对，这话出自《孟子》，我一查果然。我劝他出个集子，他不赞成，认为自己首肯的文章也不够一个集子。我的文章都交给《读书》的吴彬了，等我死了由她来编。
我有一些典籍的电子数据库，他有时急需一些词语、命题的出处，便向我查索。即使我一时回答不出，也会说我给您查一查。当然这只是电话的开端，此后便是海阔天空，想到哪儿就聊到哪儿，从一些思想史上的问题，到日常生活、笑话，无所不谈。有次他问我：“你这个写过《饮食文化史》的人，告诉我一下，如何炒麻豆腐？”我说，您别学这个，这是“老北京”吃的菜，像豆汁一样，做好了，您也吃不了。又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猜毛主席接电话，如何自称。我说自称“润之”吧。他说，不对，我听胡乔木说，有一次他给毛主席打电话，毛主席接了后说：“我是毛主席。”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与有的台湾学者通话，他们常自称我是李教授、刘教授，与内地官员通话也听过我是张县长、赵书记之类的。这样闲谈也就是给老人开开心，一个电话有时持续四五十分钟。
从他让我查的和找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出他那一段在思考什么。如九十年代末他曾让我查“天人合一”的出处。实际上，这种意识产生较早（大约是战国期间），但作为一个词出现在南宋末嘉泰年间，一个小官向皇帝上书时用到这个概念，但类似的想法在庄子和董仲舒的作品中是多次出现的。与此同时我还帮他复制了民初的《东方杂志》上所刊载的杜亚泉评论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文章，如谈“一战”“五四”等等。最后一次帮他查材料是在今年三月下旬，他来电问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办杂志用黄帝纪年和杂志封面题写“发大汉之天声”是在黄帝哪一年。
我记得鲁迅曾说过此事，于是查电子版的《鲁迅全集》，不到十分钟便查到两处，他非常高兴，在电话中大笑对我说：“你的电脑就那么灵？”我说：“只要有能索引的电子数据库，谁的电脑也一样。”他让我给他复制的最后一个文章是毛泽东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3月初他给我打电话说，1926年《向导》和1926年的《中国青年》所载的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么与你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的引文不一样。我说我是引自1926年的《中国农民》。我又从图书馆借了《中国农民》，发现《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是两文。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引的是前者，但长期以来我以为前者是后者的初稿呢。
写到这里，妻正收拾家中卫生以防“非典”，找出一段形似干树枝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去年秋天女儿与我一起去南京时买的，当地叫“支支嘎”的东西，干树枝上有一粒粒绿豆大小的东西可以吃，可是一不留神有可能扎了嘴。我这个年龄十九、心态也就在十二三的女儿到了南京看什么都新鲜，她买了许多枝这种“支支嘎”，碰到认识的、不管大人小孩一人一支。大人拿到了一笑，放在一边。那时李先生也在南京，拿到这个干树枝不仅很认真地和我女儿讨论怎么吃，而且真的一粒粒地摘着吃，还连连说真好吃，还自言自语地说： “我这个南方人怎么就没有吃过呢？”想起这些，先生的音容神态，犹在目前，转瞬之间，怎么就人天永隔了呢！
王学泰于2003年5月2日
雨横风狂三月暮
——怀念李慎之先生
又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五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正值全国“非典”肆虐之时，神州大地一片阒寂之际，惊闻李慎之先生因患肺炎住院。当时我正在外地，一时难于返京。后来又传先生患的乃是一般性肺炎，大家稍稍放心；后来在回京的途上，得知先生最后以肾衰逝世。这几日，沉云低垂，阴霾满天，细雨飘忽，宛如穷秋。由于防疫隔离，同悲者不能一聚，以寄哀思。幸而现代有了互联网，先生的故旧新知、敬重者、崇拜者，纷纷借网络一摅情愫；秋风先生的网站上还专为李慎之先生设置了灵堂，供网友凭吊哀悼，数日间便汇集了一百多篇文字。这些文字的作者如丁东先生所说：“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各界”。这样局面是近几十年来大陆所仅见。虽然不能说是“死后哀荣”，但也反映了知识界对于先生近些年来工作和人格的认同、钦佩和爱戴。
先生生于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战乱之中，少年时便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影响。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参与进步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协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7年一直在新华社国际部担任领导工作，在多起国际会议中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79年初右派问题获改正，恢复党籍，2月随同邓小平访美。后历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院长。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被免去人大常委和社科院副院长，赋闲在家，专力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有了船坚炮利、有了声光化电就是现代化了？这些人们不是都很清楚了。粉碎“四人帮”后，所制定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针都局限在物质层面。李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说：
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十年前的乡下人对城里人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人之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
要做“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实现民主自由是其必要条件。这是自清末严复以来进步的知识界矻矻以求的；当年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也是以建立民主制度、弘扬自由平等为号召的。李先生明确地说“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大声疾呼，演讲著文，寄希望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全球化，并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一治一乱”的怪圈。他还说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有了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人，不愁没有现代国家。正像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李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自中学起，他就受康德一句话的影响——“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这种想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什么在中国个人没有地位？没有“独立、自由、自尊”？为什么难于造就成现代人？关键有两条，一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控制，一是长期专制文化的熏染。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都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张光直先生说专制主义是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但唯有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特别长久，扎根特别深厚，弥漫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李慎之先生对中国专制主义特点与支持力量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改革的艰难。因此，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弯路，虽然痛心疾首，但想一想我们沉重的历史包袱，稍能释然。他说，文革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推到极端，正好成了我们前进的“反面资源”。
李先生总结中国专制主义历史有七个特点，其一，资格老，历史悠久；其二，教政结合的式专制统治，皇帝不仅实行政治统治，还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说统治者还承担着老师的职能；其三，“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从而使得专制统治带有几分人情味。皇帝不仅统治者，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驯良的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其四，“大一统”观念，皇帝把自己视为天下的“共主”，这样很难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其五，建立了完善的专制集权的官僚制度；其六，思想统制和自秦始皇开始就实行了燔百家书“以愚黔首”的政策，此后这种统治越来越精致化，儒家也越来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舆论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专政”为其顶峰；其七，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专制文化的熏染，使人们处在蒙昧状态，个性不成熟，好搞极端，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横逆当前，缩头缩脑，一副顺民模样；危险消失，张牙舞爪，满腔暴民心态。龙应台先生讲到台湾现状时曾说，民主制度建立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别强调启蒙的必要。他曾讲，如有来生，他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把法治意识、公民意识普及于世，造就现代化的的人。在讲到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文明相处时，李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
我想，对于大国国民来说，从容中道也才是大国风范。
慎之先生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当年参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张自由主义旗帜、热情推动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为此他选择了牺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虽然不必夸张为这是把“肋骨拆下来，当做火把点燃”，但为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确拒绝了许多为世俗所艳羡的东西，甚至连个人的一些爱好也放弃了。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读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娱》，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卫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写得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欢这类著作的。不料，他很严肃地说“我不感兴趣”。当时觉得很没趣。
过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还有时间读这类消闲作品吗？”从语气中我感受到他的紧迫感。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说，“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 ，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从这些句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风烛残年，独抱孤怀的老人对国家民族的钟情。真是像一位“法广”记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题目所写“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杜鹃哀鸣，苌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给后人留下具体感受罢！
王学泰于2008年4月20日
国家、民族进步的“反面资源”
李慎之先生多次谈到“文革”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是社会进步的“反面资源”。他说，我们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又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人们的心头，不妨说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现在读来，仍是如同醍醐灌顶。
当代的蒙昧是指长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未能接受现代文明，脑子尚停留在前现代。这是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中国有两三千年这样的历史，造成了亿万个性不成熟的人们很少独立思考。他们易于被统治者玩弄股掌之上。像文革这样大哄大嗡的“群众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蒙昧者不知道自己一些行为的目的，正像哈维尔所说，蔬菜店老板在自己店的橱窗要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一样。文革中许多政策触动了人性之恶，蒙昧者被无名的嗔恨所支配，喊打喊杀，“格杀勿论”“砸烂狗头”“火烧、油炸”一类标语触目惊心。
实际上，由于蒙昧者是对自己处境不满，往往被“恨”所笼罩，而且并非因为有“爱”而恨，那些口头的“爱”不过是恨的标牌而已；文革中除了圣物以外，一切都可以成为嗔恨的对象，举着“砸烂旧世界”旗帜，扫荡一切文明，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浩劫。在恨的冲动的驱使下，不仅昨日的师长、朋友，今日就能拉来揪斗，甚至一家子里面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可以反目成仇。在“红八月”期间，我亲眼见过老父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劳改”，儿女就是挥动皮带监督他们劳动的红卫兵。从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把×××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话来看，人们要积攒多少怨恨，才能发出如此决绝的不共戴天之声！？人可能因爱而有恨，但恨不能作为办事情的出发点，要造就和谐社会应该从爱出发，这样才不至于导致社会的撕裂。
蒙昧者的眼光极其狭隘，色彩分辨率极低，五色斑斓的世界，只视作黑白两色。纷纭复杂的世界被分割为“好”“坏”两极，凡附我者就是好，反之则坏。在其看待人群上，把芸芸众生分为敌我两极，整日念兹在兹，成为不可一解的情结。凡事先分“敌我”，缺少应有的是非观念，而且稍有异义，就以敌人视之。如何把所谓的敌我分开，最简单的就是给对方扣上一顶侮辱性的帽子。文革最初还说是整“三家村”“四家店”的“黑帮”，只要是被批斗，马上荣膺一顶“黑帮分子”的帽子。后来帽子越来越多，如：地、富、反、坏、右、敌、宪（当过宪兵）、伪（日本时期做过事）、警、特、僧、道、巫、尼、娼共十五大类。这还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还有新揪出的：特务、叛徒、走资派，更扩展为工贼、内奸、臭老九等以及五花八门的政治帽子，还配以各种侮辱性的标志。
如戴高帽、剃阴阳头，较长久的是胸前挂上牌子。由于揪出的“敌人”太多，单位“牛棚”（牛鬼蛇神居所）住不下，个别的允许回家。但得挂着牌子回家，第二天上班时，把牌子夹在自行车座子上，到单位门口，拿出牌子，挂在脖子上，弯腰躬身进单位。此情此景，尚历历在目。扣政治帽子的目的有二，一是分门别类，让“革命群众”分清敌我；其二就是侮辱，让“革命群众”看看，这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使他们有所畏惧。这种乱扣帽子极大的摧毁了人们的自尊心和人格。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当时乡绅最怕农会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因为一游街，颜面扫地，从此不能做人。文革被扣过帽子，游过街的，数以千万计，给多少人心灵上造成过伤害？粉碎“四人帮”后，常贵田说的一个相声就叫《帽子工厂》，反映了恢复正常的人们对于这种做法的憎恶。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大多对扣政治帽子行为很反感。
蒙昧者处理问题则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先是语言暴力，人类创造的一切具有威慑力的词汇，倾巢而出，再加上侮辱性的污秽语言，充斥在人们的口头，甚至报刊。例如被一位学者举证的当时在多家报刊刊登的《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一文，其中就充满了暴力语言和污言秽语，“这简直是放屁”“砸烂它的狗头”“大反扑的狂吠声中”“混蛋们你们听着”……这像一个文明人所为吗？人们所处的是个文明环境吗？！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孔子也用的是这一套，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暴力语言之后，就是暴力行动，一言不合，便要开打，北京是中央所在还好，武斗只是大刀长矛，而外地，例如四川不仅机枪、手榴弹，连坦克车都出动了。1979年，我去成都出差，武斗的炮弹皮还有嵌在街道两旁树皮上的，青羊宫的墙壁上还有弹洞。时过境迁，文革流行的许多词汇消失了，但“打砸抢”留下来了，这个词的全称是：打砸抢抄抓。现在写到这个词我都能闻到它的血腥味。
那时政策上也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说什么“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这句话生动说明“文斗”也是一种“鞭刑”，不过它更深刻，不满足于只抽打皮肉的“武斗”，还要更进一步地拷打平民百姓的灵魂。为什么这一批人就有权力抽打另一批人？当时的解释，被拷打的都是在“灵魂”上不够好的人，或者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一群被自认为身世清白、思想够好的庸众就担任行刑者，或说思想上的杀手。其目的是迫使人们的想“归一统”。至于结果如何，后来的发展人们都看到了，这里不赘述。其实，许多处在上层的人士、甚至包括“触及灵魂”的发明者都懂得，改变人的灵魂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应认识到思想多元的必然，互相宽容，不要弄一部分人去改造和批斗另一部分人，这样不仅使得被整的人蒙冤，更荼毒了整人者的灵魂，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上面所说，在青年人看来也许是陈谷子烂芝麻了，然而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谈到这些还都有切肤之痛。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最初的日子里，虽然经济还有困难，社会还有乱象，而且三十年遗留的问题成堆，可是社会是团结的，人心是蓬勃向上的，因为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对于类似文革的过激的、暴力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所警惕。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了，由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革的滞后，人们对于文革的基本特征——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极端主义淡忘了。前几年听说，有的领导人在人代会小组会谈起文革时期内斗的残酷，感慨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这几年因为与媒体打交道多，认识的青年人不少，对此深有同感。因此我们要把文革思潮的特点，它的残暴丑陋要经常讲，使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此有所警觉。这些日子里，社会上和网络上的表现，有哪些故态复萌？有哪些是旧技重演？这是值得举国深思的，特别是经过文革的老年人。
三十多年前常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古人云：“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一次文革，已经举国难支，几十年攒下的家当（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几乎扫地以尽；还要预约再搞！？然而这“七八年”之说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一个估计，因为社会矛盾的存在，人们内储的因压抑而形成的能量如果没有正当的、及时的出口，到一定时间就会激化，就可能演化为无序的、暴力的、期盼上下易位的“群众运动”。当时这被视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即所谓“大民主”。它仍然是“周期率”的反映，当政者希望通过有控制的“小乱”，释放能量，以避免失控的“大乱”。然而，大小之间，如何划线？“控制”和“失控”之间如何操纵自如，都在未定之天。我以为避免社会动乱最佳途径还是建设法制社会，进行公民教育，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但应该从当下做起。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
——敬悼王元化先生
昨天晚上，从外面讲课归来，刚休息一会儿，《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话说：“您知道吗？王元化先生于昨晚逝世了。”我大吃一惊，上个月铁骨嶙峋的贾植芳教授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元化先生又遽归道山，思想界、学术界连失两位领袖，震惊之余，令人生“日月风云顿觉闲”之感！
睡觉前，静思默想，辛稼轩送陈亮的《贺新郎》总回旋在我的脑际：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王先生一生的道德文章、学术成就，可叙述评介处、可圈点赞叹处极多，这些自有他的亲朋好友及门弟子一一论列，我不敢谬托知己，妄加评论。这里仅就90年代先生在思想界的地位及其所作的贡献做一评述，作为对先驱者的悼念。
80年代，元化先生一度曾为党务官员，然而，先生的本质和气质还是带有传统色彩的文人作家，或者说是兼具文采风流和办事能力的知识分子、是陈同甫一流的人物。大陆知识界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批判“四人帮”和极左思潮之后，思想解放和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王先生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本着这个信念，他亲自主编《新启蒙》，目的在于推动文化改造和社会进步。到了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危机，有人批评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空疏”“浮躁”，对于社会现实投入过多的关注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是丧失了学术独立……总之是要改弦更张。在高校和研究单位，人们纷纷表示要走回书斋做专业知识分子。这些现象被李泽厚先生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他说“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国维、陈寅格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六期）。
书斋是回去了，然而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却也没有出现多少，许多学者只是呀呀学语式地稗贩欧美出现的各种“新理论”，枯燥、烦琐、无味、无趣，缺少原创性。学术界、知识界的不景气，真给人以七零八落之感。
李泽厚的说法有对的一面，也有说得不准确的一面，因为这个时期还有几位老人——如王元化先生、李慎之先生、何家栋先生等人在支撑着局面，坚持着八十年代的启蒙和反思，在思想界努力耕耘。他们如同老树挟霜，梅花垂露，点缀着那个独特岁月。至今思之，还令我们这些晚辈后学后辈汗颜。
王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都是90年代问世的：如《传统与反传统》（1990）《文心雕龙讲疏》（1992）《清园夜读》（1993）《思辨随笔》（1994）《清园论学集》（1994）《读黑格尔》（1997）《清园近思录》（1998）《谈文短简》（1998）等，虽然每本书的影响不同，但王元化这个名字不是作为学者，更不是作为官员被学人们记住的，而是作为思想的领军人物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同。
此时，也就是得知先生过世消息的时刻，手头仅有《清园夜读》《思辨随笔》以及和李辉的对话等，这里仅就这些做一些点评，看看先生是不是也与许多学术界人士一样“学术凸现”而“思想淡出”了。
丁东等人的“人文对话录”《思想操练》中，智效民、丁东等都认为王先生反思比较彻底。这不仅体现在理性认识上，而且也表现在感情的梳理上。六十五岁以上知识界人士大都知道张中晓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年轻的一员，被主持这个案件的人视为是“胡风集团”中最反动的分子。他被逮捕了，后因为旧病复发，咳血不止，保外就医。 “三年困难”时期，没工作、没收入的张中晓实在支持不下去，向王先生写信求援。先生也处于危难之中，没有回应，后又来了一信，“再一次向我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见《序·无梦楼随笔》）。这一次，先生把信交给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张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多活了两三年。元化先生在为序中重提此事，检讨了自己的懦弱和因此事而导致的“剧烈的心灵交战”。这篇序文真挚坦率，特别具有震撼力，但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才会理解。这是他坚持反思的出发点。
王先生说他与张中晓有许多共同“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自觉的反思上。这种反思是痛苦的。它是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实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也就是说王先生的反思来自他的经历和对经历深刻的认识。
反思的焦点是启蒙，在这个问题上王先生推重顾准，尊重他在极其艰苦条件下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然而王先生反对把思想定于一尊或一元上，主张排除先入为主的定见、定念。他说，五四以来，人们反传统中往往运用了与传统思维相同的模式。这就是双方在讨论问题之先，都各自具有的“意图伦理”。王先生举例，1919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的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用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它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这种政治信念又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说简单点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
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思想领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问题。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1902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
我的科学信仰以及接下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你所说的偏识。……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发行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王元化先生所说的启蒙已经不是把一些既定观念灌输社会和大众了，而是要激活人们意志自由和独立思考，这是人们成为自由人的前提。这种思考是比“五四”大大推进了一步的。
王元化先生的思考深入而广泛，余香剩馥，惠及后人之处很多。我读先生书也有如入宝山之感。我对游民文化的研究也曾受益于先生的思考，这里仅以一瓣心香向先生表达我的敬意和哀悼。
平生风义兼师友
用李商隐的名句悼念刚刚故去的牧惠先生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此句多用于追悼年龄相近而又为悼者衷心佩服的朋友的；而牧惠先生长我十五六岁，从他的经历来看，更应是我的前辈。但自十号那天得悉牧惠先生逝世的消息以后，“平生风义兼师友”就不断出现在我的脑际，这里贸然用此句为题，主要还是追念先辈的仪型，突出他堪为师表的一面，读者不要以辞害义。
虽然八十年代就读过牧惠先生的杂文，也十分喜欢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华表的沧桑》《海瑞墓前的沉思》《吃肉未必不骂娘》之类，但我们相识很晚，那是在1997年。我为学苑出版社编一套随笔丛书，其中有他的一本。从此来往不断，每年总要见上几次面，直到这个月的五号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吃饭，饭后同时告辞。只要我们都在北京，每周都有电话往来，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我还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问个事，是他夫人接的。当时她还不知道先生仙去的消息，只说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到温泉度假。因此当王春瑜先生十号告诉我牧惠先生去世时，真是使我震惊，甚至不敢相信。
牧惠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义感，在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斗争中，这位老人往往是身先青壮年，站在斗争的前列。我在为他的《小报告以外》写的书评中说，他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批评家。这是他一生的选择，过去他曾用武器批判旧世界，后来是用笔揭露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打抱不平，为弱势群体说话，为天下伸张正义。他以饱满的热情说他人所不能说、不敢说，敢于触及敏感问题。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战士的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他那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但这些都是其来有自的。
牧惠出生于广西一个小镇贫寒之家，好不容易考上了连吃饭都是公费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但因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不久即参加革命、出城打游击，成为解放军中的大学生。五十年代他在广东历任区、县、地区、省的干部，六十年代初，从地方调到中央，就职于《红旗》杂志文艺组；文革中进过牛棚、挨过斗，但这一切都没有白过，促进了他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他思想得到飞跃，以写杂文来表达。当然，这也受到一些“左视眼”的嫉视，攻击批判，如影随形。连广州老友漫画家廖冰兄也为他担心，写诗说“京城爬格莫嚣张，休碰《中流》八九枪”，以嘲戏的方式控诉了牧惠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可是在牧惠本人来说，他处之泰然，不为流俗所动，依然故我，直言无隐，勤勤恳恳，代民众立言。
牧惠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应缺席》（就我个人所见而言），发表在第三期的《随笔》上。此文是谈人们所关注的“三农问题”的。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忘记打游击时供养和掩护他们的父老乡亲。他深情地说：“我对农村、农民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我始终把眼睛盯着农村，阅读有关报道。开放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不像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人们的知情权多少受到尊重了。读到这些，我高兴过，也忧虑过，愤怒过。” 他为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索取太多，许多农民、特别是老区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感到痛苦。他说：“‘文革’刚结束，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区去探望契娘。我怎么也没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我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他们。”牧惠先生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正是这种感情在支持着他、鼓舞着他。因此他说，不仅作家要关心农民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这大约是他最后的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们听到。
牧惠先生对于他所追求的正义锲而不舍，不屈不挠，争取一切机会诉诸舆论与社会。这一点我是有所体会的。例如五十年代初的广东“土改”中反对所谓“地方主义”问题，我就听牧惠说过多次。他写过几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听说在广东有所影响。去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牧惠一本自传性的著作，名叫《耍水·耍枪·耍笔》。这本书中也谈到他所经历的广东“土改”。
牧惠先生远去了，他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四十多部著作），有待我们总结与学习。但更重要的还是先生的为人，不久人们会感受到老成人凋谢给社会带来的空寂。
杂文作家的历史视角
牧惠先生去世已经三个月了，他的音容笑貌还宛然在目，近日又收到牧惠先生生前亲自编辑的最后一部著作——《盛世网闻——牧惠历史随笔集》（以下简称《盛世网闻》），——不禁顿增人琴之感。
牧惠先生是广东人，1946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因不满现实，追求真理，参加了进步组织，受到当局的迫害。广州不能呆了，他回到老家新会打游击，成为名副其实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解放后，牧惠先在广东省内担任地方干部，直到1961年才调到《红旗》杂志文艺组任编辑，开始了京城生活。牧惠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我们相识的七八年中，经常听说“回广东”了，一次我对他说，“看来您一年去广东的次数，比我去王府井都多”，他笑着默认了。牧惠惦记着乡亲苦乐，特别注重总结广东近五六十年历史经验，揭示极“左”思潮给当地人民的伤害，以期广东的发展顺利一些。
牧惠先生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写过小说，在小说理论上也有建树。但自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他还是以杂文名世的。
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开创的杂文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它与社会现实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其他文体如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曲艺都可以不管现实生活如何写成“纯娱乐性”（现在充斥荧屏、银屏的大多属于这类）的，而且也能吸引许多人欣赏。唯有杂文不行，没有“纯娱乐性”的杂文，即使有人违反这个定理，写“纯娱乐”的杂文，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杂文是专司社会批评的，杂文家都应该是社会批评家。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文家仿佛是中国古代朝廷里的“言官”，如御史之类。御史的职责是专门说批评话的，对皇帝来说应多是逆耳之言（所以封建社会的言官是个高风险的职业，皇帝大多昏庸，一生气则言者头颅不保）。如果有御史上言说皇帝不爱护身体，太为国操劳，饮食太粗劣等等，这类看似批评实为谀颂的奏章，那是要受到同僚的鄙视和耻笑的，是被视为“妾妇之道”的。说这些让皇帝开心顺气的话是太监、宫妾的职责，大臣和言官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体面。因此御史虽被称为“乌鸦”，但受到人们尊敬。牧惠先生也被人骂过“乌鸦”，骂牧惠先生的不知是出于尊敬、还是厌恶？不过这也说明牧惠是位尽职尽责的社会批评家。
社会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就事论事，也可以从制度层面或文化层面做深入的开掘。牧惠先生更多是从历史角度考察社会问题，这个角度对于有厚重传统的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在考察社会时都注意到历史视角。鲁迅谈到当代的许多怪现象时，就常常俏皮地说这是“古已有之”的。
《盛世网闻》是偏重谈历史的，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全书涉及的时代很长，上自春秋，下及近代，其核心谈的就是专制制度和与其相适应的独断文化所造成的积弊。现在有些人提出对历史传统的全面认同问题（当然话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他们是从否定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入手的）。这些人把儒学与历史传统说得天花乱坠，但他们往往回避产生传统与儒学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极权统治。什么叫专制极权？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老百姓的地位，没有人的地位。在极权制度下，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而且是以天下之大，以奉天子一人。这一点是稍懂得点历史的人们就抹杀不了的。
《盛世网闻》中大量的文章揭示了专制极权的荒谬和非人性化。历数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朝代政治的良窳完全取决于皇帝一人的素质，而且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是这样，到了明清则走到极端。像唐太宗这样能够以社稷为重、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肯于虚心纳谏的“圣主”，是两三千年才出一个的；而大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保傅之手的皇帝，不辨黍菽，有的连马和鹿都分不清，能知道多少宫外的事情？不用说他们的生活原则就是“作威作福”，就是他们全心全意治天下，天下能在他们手中治理吗？明代除了洪武、永乐、宣德等二三皇帝外，几乎个个不合格，而且不作为。不少皇帝几年、甚至几十年不上朝，朝臣都不知道皇帝的长相。
例如正德皇帝是个流氓皇帝，整天在出宫胡闹，自己封自己为“总兵官威武大将军”；嘉靖皇帝躲入深宫炼丹求仙，把国事交付严嵩，他是个可以与和珅相比的特大贪官；天启皇帝年龄不大，手很巧，擅长木工，漆工，他做出的砚床、梳妆匣、宫殿模型，饰以五彩，虽能工巧匠不能过（如果他做的器物传至今日，肯定是国宝）。不幸他做了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皇帝，把国事都交付给太监魏忠贤等，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清代皇帝与明代相比倒是个个合格，康雍乾甚至可以得“优”。然而他们头脑僵化，把统治重点放在提防汉人上，而在世界大变革面前则应对无策，误国之罪，不能推卸。在这种情况下，大臣遇事是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国家的兴衰、民间的苦乐丝毫不系于怀，消极者自保名位，积极者则竭力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政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就是必然的规律。中国古代动乱基本上是二百年一个周期，牧惠先生揭示了这是权力过度集中的恶果。近代，积数千年之传统之糟粕，国弱民穷，专制极权的制度是不能辞其咎的。
专制极权的文化本质是反智的，因为民智的开发，意味着统治难度的加大。另外，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需要的是经验和亲情。不用说老庄韩非力主愚民（《史记》把老庄与申韩列入一传是很恰当的），就是强调“知”的儒家，所说的“知”也是指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识，以及理性和逻辑等。
由此不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盛世网闻》的开篇就是《开发君智》。传统认为当了皇帝就是“天纵之圣”，怎么能“开发”呢？“君智开发不了，官智也开发不了”，所以君主的“独断”也必是荒谬的。
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时，反智倾向尤为严重。牧惠用“无才便是德”（再加上“无学”）概括这元、清两代官员。元代多是文盲当官，清代占官员一半的满员大多是不读书的。文字狱是最残酷的反智活动，清代乾隆可以说是以搞文字狱闻名。《盛世网闻》中有许多篇是谈清代文字狱的。统治者搞文字狱的目的无非这两点：一是揭发和惩治异类；二是借此以立威。乾隆间文字狱登峰造极，“立威”的目的是达到了，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文字狱渐少，经过嘉庆直到活跃在道光时期的诗人龚自珍仍然心有余悸地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见文字狱给文人带来的恐怖。
可是第一个目的却没有达到。我们翻一翻故宫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便可得知这些大案要案，绝大多数是冤案，尤以乾隆时期的案子为甚。其案主如鲁迅所说：“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就是立即杀头，或是‘监斩候’，也仍然活不出。”（见《且介亭杂文·隔膜》）真正的“异类”几乎没有，还有不少是“歌德派”的人物。“民愚”，皇帝也不聪明。皇帝查查以为明，用放大镜搜寻“异类”，杀鸡儆猴；而臣下也有“吃文字狱饭”，敷衍塞责，互相欺蒙，但给老百姓的祸害是估量的。在反智主义带来的是一片混沌中，清朝走向末路。
迟到的悼念
——悼柏杨先生
今天《新京报》（5月14日）畅销书排行榜“非小说”类榜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被排为第一名。这提醒我应该为4月29日因病在台北去世的柏杨先生写点什么了。柏杨一生著述等身，出版过100多部作品，有杂文、随笔、小说、诗集、历史研究专著等。《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很畅销，大陆也有翻印。《中国人史纲》在台湾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80年代还在大陆引起过轩然大波，许多熟识的朋友卷入这场争论，有功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从“公”的角度说。
从个人角度说，我很喜欢柏杨幽默诙谐的杂文，读他的文章给我愉快和滋养；柏杨的一些名言隽语，写作中也有时引用，以增加文章的趣味。他的《中国人史纲》我也读过，觉得能在缺少材料的狱中，写这么一本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著作不容易。后来还在此书的出版座谈会上说这是一部关注个体价值的历史，史书中独树一帜；但不同意书中提到古代君王诸侯，一律称姓名，不用通行尊号、谥号、庙号，觉得这不太妥当，给阅读带来麻烦，而且有的称呼从学术角度来看还有问题。过了不久，正赶上新年，柏杨先生从遥远的台北寄来一份贺年卡。卡上贺语直率而诙谐：“您对我的表扬、赞美，说得真好，我百分之百地接受；您对我的批评，我可不接受，我为了平视他们。”那天他夫人张香华女士也在场，可能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他，所以才有此一番率真的表示。这一小段话也体现了柏杨风格，我笑了半天，陡然产生拜访他和与他聊一聊的愿望。谁想他老人家遽归道山……
关注柏杨始于80年代中叶，在我供职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港台图书室中有两套25本柏杨杂文集，还有一二十种有关柏杨生平和研究专著。我本来就爱读杂文，尤其爱读鲁迅一类的知识丰富、风格隽永、用词委曲、读后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柏杨的杂文比较白，开口“柏杨先生”，闭口“我老人家”，动不动就说“读者老爷”，“罚我一块钱”等，作为大陆读者还真不习惯，不过读柏杨文章省力省心，通俗流畅，如水之就下。柏杨的文章举重若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同小孩玩的泥巴，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他的早期杂文中有一本《女人集》，全书近十万字，写女人从头到脚，娓娓说来，而不涉秽亵，还常常有令人喷饭处，但又可登大雅之堂，真是奇妙。文章写到这个地步可算炉火纯青了。这个题材若让一般人，极易流于庸俗。
柏杨写杂文最初就是“著书都为稻粱谋”，可是写着写着，思想就变了。报纸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社会和政治黑暗，俯拾皆是，而报纸新闻栏目受新闻检查的控制，往往不敢登。柏杨耳闻目睹，就用杂文反映出来，这类作品越写越多，他的笔锋也敢扫到蒋介石的头上。例如他的1965年杂文集——《立正集》的序中引用了《左传》中说的人可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外，柏杨自称发明了第四个不朽——“立正”。他用刻薄的话描绘了奴才在“主子”面前“足跟努力并拢，锵然有声”的情景，这连大陆人都知道肯定是讽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于是台湾当局借《大力水手》案把他抓了起来。
美国幽默漫画《大力水手》在报上连载，柏杨任翻译，其中有个故事写主人公波派和他的儿子流落到一个小岛上，父子俩竞选总统，父亲对选民发表演说，波派说：“Fellows……”柏杨把这个可译为“伙计们”的词，译为蒋介石演讲的口头禅“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下闯了大祸，先是以“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被调查局检调，经过各种刑讯逼供、诱供骗供之后，一度想判他死刑，但最终缺少过硬的材料，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民权利八年。
判刑对柏杨思想是个促进，他从自身的体验上感受到司法制度的黑暗、专制统治的严酷和非人性，认识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制度上的传统，更有深厚的专制文化——他形象地称为酱缸文化——作为背景。这使他成长为人权斗士。无论在狱中，还是出狱后，都自觉地与黑暗的专制主义统治作斗争，全力挖掘专制统治的制度和文化的渊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些回馈给青年一代。
柏杨虽然有数千万字的著作，但集中起来看，他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中国人如何正视自己文化传统中的问题，改造文化，刷新自我；一是作为一个人如何活得有尊严，活得仰不愧天，俯不愧地。
前者是从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严复就关心的并被鲁迅发挥到极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造国民性。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集中谈了这个问题，并把它通俗化了，又加进了当代的思考，说得人人皆懂，极具震撼力，因而也就极具争议。其实柏杨一开始写杂文就常常涉及到中国文化的黑暗面。他说中国文化是个酱缸文化（鲁迅称之为“黑色染缸”），其中“缺少人权观念”“窝里斗”“脏、乱、吵”“心胸窄、讲假话、不自尊、不认错”等。不仅有损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会给我们带来苦难。应该说柏杨所指摘的还都是一些表层现象，没有鲁迅深入。但他们一样都是带着悲天悯人的襟怀，希望中国人有个根本的改变，从酱缸中解脱出来，通向幸福之路。
柏杨和鲁迅所讲的文化问题，实际上都是皇权专制制度的产物。人们长期生活在极端专制统治下和宗法网络中造成了个性不成熟。既是个体存在，又是社会动物，人是亦“群”亦“己”，“群”“己”之间应该有个恰当的平衡。皇权专制抹杀个体存在，使得人们失去自我；宗法网络对其成员又保护又控制，人们性格萎缩，个性更得不到发展。在这种制度下，一般民众很难发育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成人”，到处尽是长不大的童，他们把面子视为尊严，把“窝里斗”视为乐趣，在下位受压愤然，到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许比原来婆婆还恶，“气人有，笑人无”……柏杨讲了一个故事说，某位朋友是支持蒋政府的，有一次到他家来玩，临走时说“你整天骂政府，反政府，日子过得这么好，而我们这些拥护政府的作家，生活却过得这么困难”。这段话活画出这个“朋友”的灵魂：一是忌妒他人的胜过自己；二是认为作家都是政府养的，他“拥护政府”就应该取得最大的利益；三是用心险恶，要借 “政府”之手削平差距。这是正常人所应有的心态？
柏杨说：“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灾难，看尽了太多的荒谬和丑陋，但也遇到了太多美好的事情，和太多美好的友情。”（《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改变世界》）如果说前者促使他思考中国文化黑暗面的话，那么他遇到的“太多的美好”则使他铭感终身，并把它们广为传扬，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得有尊严”。九年监狱生活使柏杨遭受了许多苦难，但也使他感受了人情的美好的一面。柏杨的冤狱发生不久，消息就传到海外，得到许多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关注与援救。在岛内，柏杨还有一批忠实的读者，这些相识的，不相识的汇聚成为一股帮助和援救柏杨的队伍。特别是美籍华人孙观汉，他是位原子物理学家，在新竹清华大学帮助建设原子反应堆，当知道柏杨冤狱后，九年如一日为之奔走。柏杨深情地谈到孙观汉：
历史上只有一个左拉可以与他相比，但是我觉得他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十年如一日，为我付出眼泪、时间、金钱和尊严。
孙观汉像个老天真，为别人的苦难而洒泪，弄得柏杨不敢当着他的面谈在狱里所受的苦。然而柏杨懂得这么的温情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正义、真理、公道、人权”（《观汉先生归去来》）。孙观汉所表现出的道德勇气也正是其人格尊严的体现。柏杨去世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总的来说，命运待柏杨不薄。难怪他敢说“我死不悔改地相信：社会有正义，人心有公道”。柏杨把他生前在大陆出的最后一本杂文命名《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是有深意的。
柏杨大多杂文写得锋利、具有穿透性，然而他在狱中写了一首小诗——《邻室有女》，低回婉转，我很欣赏。1991年柏杨在狱中写的诗获得了国际桂冠诗人奖，狱中诗最精彩的就是这一首，抄来共大家欣赏，看一看柏杨深情的一面：
调查局监狱，位于台北三张犁，各房间密密相连，却互相隔离，不通音讯。稍后颇闻女子语声。有感。
忆君初来时，屋角正斜阳。忽听莺声啭，蓦地起彷徨。翌日尚闻语，云购广柑尝。
之后便寂然，唯有门锁响。初响是提讯，细步过走廊。再响是归来，泣声动心房。
君似患喉疾，咳嗽日夜扬。日嗽还可忍，夜嗽最凄凉。暗室幽魂静，一嗽一断肠。
我本不识君，今后亦不望。唯曾睹君背，亦曾系君裳。同病应相怜，人海两渺茫。
我来因弄笔，君来缘何殃？君或未曾嫁？眼泪遗爹娘。君或已成婚，儿女哭母床。
今日君黑发，来日恐变苍。欲寄祝福意，咫尺似高墙。君应多保重，第一是安康。
愿君出狱日，依然旧容光。
一个病弱的、深夜咳嗽不断的小女子被圈禁铁网高墙之中，她的感情又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呢……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眼前摆放的是三大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装帧朴素大方，令人赏心悦目。大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八十年代出版的《散宜生诗》到学林出版社的《聂绀弩诗全编》、到“全编”的“增补本”，再到这“旧体诗全编”，从短短一小册到多达百万字巨编，聂绀弩先生的旧体诗在三十年里出版了七八次之多。这对写作旧体诗的今人来说是个异数。除了鲁迅先生之外，似乎再无第二位。然而这不令我感到意外，七十年代末读传抄的聂绀弩诗给我震撼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感到旧体诗还可以这样写，这是一种新境界的旧体诗，被许多热爱旧体诗的读者追捧是必然的。后来《散宜生诗》出版，作者却因此集被誉为是“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倒让我大跌眼镜。
聂绀弩诗有许多佳句既令人一读难忘，又值得反复咀嚼：“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奇文一篇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好梦千场犹恨少，相思一寸也该灰”……可是读聂诗有两个困难，一是作者对自己的旧诗最初不甚珍爱，没有有意识地编辑保留，遂作遂弃；再加上政治环境恶劣，因文字致罪者比比皆是，亲朋好友都劝其焚毁丢弃，《散宜生诗》失载太多，须要辑佚；另一难点是聂诗用典多，特别是用今典多，这其中还包括诗中所涉及的今人，这些都是没有现成的工具书可查的。因此，作为喜爱聂诗的读者应该特别感谢侯井天先生倾二十年之心力完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对我说：“侯井天先生真是一位义士，是位有古人之风的山东义士。”我赞成这个说法。什么是义士？就是认准了合乎“义”的事情，不计功利得失、不计臧否毁誉、一往直前地去干。北京广渠门内袁崇焕墓守墓人佘家，为衔冤负屈而死的民族英雄守墓380年，历经十七代。这一代守墓人佘幼芝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就是义士。侯先生与聂绀弩非亲非故，只是在五十年前的1959年1月25日夜晚借住《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时，与聂绀弩先生有过一面之雅，也仅仅是彼此通了姓名，此后再无交谊。
1986年，聂先生去世之后三个月，侯先生读了他的遗著《散宜生诗》，突然感到自己“在心灵上和他熟识起来，想更深地了解他，并且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见侯的《注聂心路》）。“发愿”是个佛教词汇，比发誓更重一些，侯先生这样说正是表明他要生死以之的决心。侯先生退休后家居济南，为了收集和注解聂诗，这位年届古稀的老翁奔走于京济之间。他访问聂先生的亲朋好友，也打探与聂先生有过各种关系的人物，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内查外调，如同侦探破案对于聂绀弩其人、其诗做了全面的考察。因为聂翁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旧体诗，绀弩的一生、特别是自五十年代以来的遭遇及其思想情感的变迁有的极其丰富的内涵，能够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思考，这些不是能用自古以来直而遭谮，忠而获咎陈腐老套能解释通的。侯先生的努力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聂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版《散宜生诗注》只收录聂诗262首，而到了这个“全编”增加一倍以上——640首。发掘出许多超过《北荒草》（诗词界一般认为聂集中以北大荒诗写得最好）的佳作。他为聂诗重新编年、考证其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在“寻人”和“查事”上侯先生用力犹勤，打电话，写信，亲自跑上门调查，向有关单位求证，向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找线索，向邻居街坊打听，有时还请一些老朋友协助调查，总之他调动了一切能够用的手段。这样一些本来已经被历史的飓风扫荡得无影无踪往事前尘因为偶与聂翁发生了点关系，就会被侯先生千方百计追踪到，并细细考察一番。许多人，许多事我们以为过去了，不值一提了，不值得回忆了，可是当侯先生把他们翻腾出来，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惊呆了。时间洪流冲走的不仅仅是泥沙，还有许许多多闪光的东西。“全编”《后记·注聂心路》简述注者“编集”“寻人”和“查事”的过程，其中所展现的世相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真如社会风情史。使我们看到许多聂诗以外的东西（例如1957年反右后，都有什么人被送到北大荒劳改，以及文革中监狱情景等）。这可能也非侯先生原意，然而，寻求的过程常常大于寻求的目的。
聂老交际广泛（这是上一代知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朋友也是各种各样，不拘一格。因此，聂诗中所涉及人物也极复杂，上起国家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以至“五类分子”，监牢罪犯都有。有位名叫包于轨的，聂有两诗涉及他。一是《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一是《挽包于轨》。读者从诗题中就会感受到他与聂老的关系是不寻常的，为此，他创造了一个词汇以表达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同铐”。这两位七十老翁被人家用一副手铐铐着，从北京解送山西。
“上有天知公道否，下无人溺死灰耶？相倚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他们控诉天道懵懵，担心小人的恃权侮辱，又用搞笑互相安慰。这个被社会、被世人看做的“残渣余孽”的包于轨，在聂老的心目中却是能够谈得来的共同患难者。那时社会上都不能倾心相谈，方成先生有幅《谈心》的漫画，画的是两个戴口罩者互相谈心，他们互相防备，只能说些“形势大好”“全面专政”一类套话，这就是那时的世态。不意囹圄之中却能与不说人话（世间所说的“形势大好”“全面专政”一类）、爱说“鬼话”（牛鬼蛇神话）的邂逅相逢，因此，在《挽包于轨》中有“人生七十号间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凭这些描写，我们就会想知道包于轨是什么人，到底是怎样一个老者？
侯先生查此人，从1987年5月，询问绀弩夫人，到1989年10月，包于轨之子包玫给他复信，详述其父生平，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发了数十封信，涉及到北京文史馆、鞍钢、安徽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后来从北京文化人康殷先生处得知包于轨是位书法家，曾教过李苦禅之子李燕和范曾。侯又给范和李燕写信，范未复，李燕复信说，包于轨有外孙女包华在京，有子在石家庄。最后通过包华知道了包玫的具体地址，与包玫联系上，这才得知包于轨为绍兴人，民国间毕业于天津水产学校，在鞍钢当过管理师，曾被工艺美术学院聘为书法教师。“文革”前，他在王府井举办过个人的书法展览，有较深的书法、诗词造诣，尤长于对联。经过如此多的曲折，对包于轨才有个初步了解。古往今来，有才有识而被淹没者，不知凡几，包于轨有幸被写入聂诗之中，更庆幸有侯先生的努力追寻，使读聂诗者知道聂翁还有这样一位患难知己。昔日苏东坡读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曾感慨地说：“昔者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乃託于诗以不朽，可使览者一笑。”读聂诗而知包于轨事，足以使读者一哭。
聂翁的作品经常使用诙谐的口吻，经常写到“笑”，与包于轨“同铐”，两个老头，步伐不协调，跌来撞去，也是“掣肘偕行一笑‘哈’”，然而，读到这里很难笑得起来。聂诗中的许多“笑”都属于这类。
聂诗的价值在哪里呢？难道就因为《北荒草》中的一些作品反映了聂老积极思想改造的成果，并被打了100分就有价值吗？记得五十年代初，知识界许多人认为旧体诗已经寿终正寝，从而把他排除出文学作品之外，文学杂志也没有发表旧体诗的地方。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和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只有毛主席的旧体诗是诗，这也只是个特例。因此旧体诗在文学领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诗歌史研究中从古代到近代不要说一流大家的作品，就是三四流的诗人也有人关注，而现当代诗歌史的研究几乎是没有人关心的。
七十年代末聂诗出现了，震撼了文坛，噢，原来旧诗还有如此强表现力！还能抒发那样深沉复杂细腻的感情，还能有声有色地、生动地描绘各种文学形象。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没有想象到的。例如《周婆来探后回京》：
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短短56个字，其内容之丰富，恐怕是千字散文也难以做到的。聂翁划右派到北大荒劳改之后，又因不慎将居住的茅草房点燃，被公安局当做纵火犯抓了起了。这件事闹到北京，当时文艺界领导、也是绀弩的老相识夏衍对周总理说：“绀弩这人，不听话，胡说些话，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绝对不可能的。”远在千里之外的绀弩，烧了一间价值不到三十元的草房，这等细事竟然上达到总理那里，老伴周颖经过了多少艰难的周旋，可以想见。周肯定在北京已经知道绀弩会被释放的结局，所以才在北大荒最冷时候，千里跋涉，去看望老头。
周颖也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冬日之阳，冰冷如水，而水割肌肤，锋利如刀，在一片凄凉惨淡之中，老妻又肩挑行李离去了，真如孟姜女一样……这是一幕多么辛酸的场景，然而聂翁好像没心没肺一样，还在开玩笑。你看，我这精明到家、号称九头鸟的湖北佬，一到北大荒的土地上，居然成了什么也不会的三脚猫了。这一联写得好，既搞笑，又痛楚，但它不单是想逗老妻一乐，也是一种解释，向她说明我为什么如此不幸。“此后定难窗再铁”，这已经近于发誓了，保证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不会“二进宫”了（参照后来所发生之事，也是“一语成谶”，不过是“反谶”）。她走了，带走的不是安慰，更非欢乐，甚至也不是希望，而是“冰雪”，难怪“老了十年为探牢”。一首规则严格律体诗，聂翁不仅写得中规中矩，而且把诗人的感激和内心痛楚、歉疚、心疼而又无奈复杂的感情用表面诙谐的诗句表达得淋漓尽致，就是用约束少的新诗也未必能传达得如此细腻。
我们从聂诗中能够读出许多东西，不仅那些名言隽语使我们齿颊留香，而且使我们看到建国前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心灵史，这些是需要专文来谈的。
高楼风雨感斯文
——追念陈乐民先生
我是从《南方周末》2009年1月11日何方先生的《送别陈乐民》一文中得知乐民先生去世的，虽然早知道陈先生多年来患有尿毒症，每周要做两次痛苦的血液透析，才得以支撑，但最近两三年来，几乎月月在《万象》上都有他一篇谈启蒙和法国启蒙思想史的文章，每篇数千字，都是自出杼机之作。大学者写小文章，可以说是篇篇精彩。谁能想到这些都是年过古稀、身患重病、随时可能弃世而去的老人写的呢？去年11月初，在中关村参加一个教育会，碰到资中筠先生。我说：“陈老身体还不错，每月在《万象》有一篇，我几乎每篇都读。”资先生说：“他高兴写作思考，做这些事，他快乐。”我听了也很高兴，古有美文可以愈头风之说，现今则是思考可以养身心。过去听到尿毒症有多可怕，富贵如袁世凯，仅仅数十天，便一命呜呼。而陈先生肾衰之后能坚持十多年，而且不废读书工作，真是医学奇迹，除了医学的进步外，我想就是患者的精神力量。
陈先生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做学问特别细致，写文章也又注重文采。八十年代，常在《读书》杂志上读他的文章，像评宗璞《南渡记》的《细哉文心》；评潘光旦自印旧体诗集的《茶烟香袅逗高歌》；评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坐视世界如恒沙》以及《罗章龙与康德》等，都是纵论中西文化的，不仅可见先生的学养深厚，也很有文采，读来使人忘倦。知道陈先生虽然很早，但认识却很晚，大约也是隔行如隔山吧。第一次见面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饭局上。参加的人大多是前辈学者，如李慎之、李洪林、孙长江、吴江等，我等小辈（还有葛剑雄等）是敬陪末座，陈先生就坐在李慎之先生旁边。北京的饭局主要是闲聊，李慎之先生高谈阔论，能插上嘴的就是葛剑雄，陈先生在一旁静静地听，浅浅地笑，和蔼可亲，除了李先生问他几个有关法国和英国的问题，陈先生细心作答外，很少说话。
然而不是应该有陈先生出现的会或饭局上都能见到他的，但资先生常去。有一次，曾问资先生：“陈先生怎么没有来啊？”她总是这样回答：“他耳朵不好，听人说话很吃力，还不如在家里看书。”陈先生专业性的研究，像我这样外行无由得睹，当然即使“睹”了也不一定明白大义。我读的多是先生的学术随笔，读之不仅增加知识、开拓眼界，而且如食橄榄覃覃有余味焉。
陈先生的著作中最使我受益和感动的是自2006年以来，在《万象》连续发表的《启蒙精神·市民社会》对话三篇以及后两年的一二十篇《启蒙札记》。
启蒙本是近百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是冲破中世纪黑暗的火把，在世界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我国自五四以来，启蒙作为一种思潮几涨几落。粉碎“四人帮”之后再度高涨。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的犬儒化，知识界某些人打起反“精英”的大旗，挟民粹以自重，“启蒙”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被他们反复讥嘲。这些人或认为知识分子“没资格启蒙”，或认为“‘启蒙’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启蒙知识分子’隔靴搔痒的‘宏大叙事’”。似乎没有亮光，人们照样走出黑暗。这股风气在青年一代人中也有影响，他们涉世未深，却已经玩世不恭了。
正像徐贲在一篇谈“犬儒主义”的文章中所感慨地说“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什么都不相信了”。这些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启蒙的必要。当知识界纷纷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而自豪的时候，还有一批老知识分子本着自己的理想，本着学术良知，坚持五四传统、坚持启蒙工作。这部分人也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带有领军色彩的人物，他们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如已经去世的李慎之、王元化……还有一些人在启蒙思想的园地默默开垦，传播启蒙知识，辨析对启蒙思想家误读，如前两年去世的何家栋和刚刚离去的陈乐民先生。《启蒙札记》就是他最后的努力。
陈先生自述他研究西方文明时说：“我在思考西方文明时，无法不联想到中国。这两种文明的进程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明的发展似乎是循环式的，一直在绕圈子，一直没有绕出来；不像西方，每个世纪都有新面孔。一直到十九世纪中西方相遇，中国一直没有绕出这个圈子。”（《万象》2006年8月）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不进步”在他内心引起的焦虑。这种心态是上个世纪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人的典型心态。无论从事何种研究的，都不免想到我们“贵国”。其实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那个社会虽然不能说绝对“不进步”，但的确是走三步退两步的，因为它不仅缺少这方面的能力，更少动力，也就是说没有“进步”的需求，而且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是千方百计抑制这种需求的。
以此为背景的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正像一年四季一样，周而复始，不能走出循环；而欧洲自中世纪末、在工商文明的推动下日新月异，因为不进步就要被竞争出局。中国自一百年前确定了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不是因为哪个统治者突然福至心灵，想到要“进步”了，而是在外部推动下搞起来的。洋人的船坚炮利使颟顸的中国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不“现代化”就要挨打，当时追逐的“现代化”就是十八世纪以来欧美的工商社会化。然而由于中国在农业文明中徘徊得太久，制度和文化，互相掣肘，积重难返，直至今日，大楼有了，高速路有了，电脑有了……物质层面远异于二十世纪初了，但思想层面、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李莲英、小德张、大师兄的面孔仍然在若隐若现。是不是又有“绕圈子”的感觉？
“现代化”（当今的现代化的指标要比一百年前高了许多）在徘徊，启蒙就更加蹒跚。陈先生在《启蒙在苏格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摆脱愚昧、黑暗和迷信都需要有个‘启蒙’时期。这是历史规律。”（《万象》2008年7月）虽然“历史规律”之说，近些年也颇受质疑，但一事有因有果，大约还是事实。“启蒙”和“现代化”应该就是因果关系，头脑局限在小农圈子里，如何接受现代知识？没有现代知识如何现代化？启蒙不仅要有知识，更应该有思想。陈先生从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的《谈掌玺大臣培根》一文中论及历史人物说起，伏尔泰认为英国的牛顿是十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远远超过“凯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牛顿就是一位知识思想兼具的学者，是把人们引出黑暗和愚昧伟大先行者。“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万象》2008年8月）这是伏尔泰的想法，我想也代表了陈先生的意见。
《启蒙札记》比较深入地介绍了法英两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最多，其次是卢梭、狄德罗，也谈英国，谈休谟、洛克。我们这代读者一提到启蒙，人们想得比较多的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出过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集中出现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出现过攻陷象征中世纪黑暗的巴士底狱（据说当时狱中并无犯人）法国大革命。因此谈到法国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总有一种挟风带雨之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带有浪漫气质，当时又处于内外矛盾极其尖锐时期，因此谈到社会变革和进步、谈到思想启蒙自然非法国而莫属，后来又加上苏俄。而悄悄进步的英国太没有英雄气了，然而“英雄”都是以“万骨枯”为铺垫的，社会进展到今天，我觉得平平淡淡的进步更有意义，那怕它慢一点，但扎实一点。
一百多年前，国人就看到和领略了英国的强大，后来一些访问过英国官员和文人也感到英国社会建制的文明。恩格斯在1844年就说：“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因此，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法国人是夸不了口的，德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在国人眼中“法会盛于巴力门”，英国好像自古如此，是胎里带来的。陈先生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史多以法国为例，但谈及社会史时，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只有英国有“社会史”。
这说明英国的自生社会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它的思想上的变革（包括启蒙）、制度上的变迁就不显得突兀，就自然而然。经历的血腥相对较少，民众付出较少，受惠较多。陈先生也指出英国先有“大宪章”开启了对君权的限制（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在中国则是闻所未闻），继而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国教和议会，几经波折又有“光荣革命”，自由贸易和人权观念得以先于欧洲大陆成为苏格兰、英格兰共同的民族信念。再拥有法治的传统，英国1688年之后社会细胞逐渐活跃起来，官方发布了如《权利法案》、《兵变法》、《宗教宽容法》、议会《三年法》、《叛国法》、王位《继承法》等，其要点及目的都是限制君王、统治者权力的无限性，使得社会的进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英国社会逐步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
第二，人自由和人权观念（包括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所谓“民主”，最重要的就在于言论、出版自由。
第三，法治，是rule of law，而不是人用法来审判。
陈先生说：“这三点经验，从英国开始，很快传到北美西欧，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它的‘普世价值’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看看世界大势便可明了，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英国启蒙的近代意义》《万象》2008年12月）制度与文化相辅相成。
英国社会的自生、自然的发展时期，文化、思想也在起着推动作用。贡献最大的有“五大贤”，培根、牛顿、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他们不断地批判神权、君权，强调人的权利。洛克写作了《政府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君权神授”，批判“神权、父权、君权”的虚妄；下篇则自然而然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他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陈先生赞叹说：“说得何等透彻、全面而又精练。它其实就是启蒙思想的核心，把人和人的权利放在一切政治权力之上，而且成为尔后西方政治文明所不能绕过的根本点。”包括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乃至现在联合国一切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基本思想皆出于此。其实，人类社会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归根结底就是如何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说复杂也复杂，都是一些聪明人把它弄复杂了，好浑水摸鱼。
英国的思想启蒙走的是渐进的道路，如果从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运动算起，到十八世纪完成则有四五百年的光景，细水长流，水到渠成。这期间或有小的倒退或停顿，但总的说来是不断前进。最后达到“虚君”立宪的目的，在国体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政体是在不断地进步。而政体（政府的形成及其组织形式）才是人民参政程度和享受权利的真正指标。因为君主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国体变不变与民众关系不大。那些立宪制的君主政体，国王只是告朔之饩羊，无非是比民选元首多点支出罢了。在社会或国家发生危机时它还能起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对待社会进步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比较聪明的。
在社会动荡、利益纷争之时，他们懂得用妥协的方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不是锱铢必较，甚至搞成王败寇；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的说来都比较克制，懂得要想维护长远的利益不得不放弃某些眼前的追求；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世世代代都不离开英伦三岛，统治者比较早地允许（后来发展成为支持——遂成为殖民主义）国民离开家园、离开英伦三岛寻求新的幸福。因此他们完成从中世纪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过渡中，没有流太多的血，没有大规模地破坏祖先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与世界其他民族（比如法国）比较起来真是幸运。有人说英国革命不彻底，举例就是保留了皇室。然而什么叫彻底呢？“皇室”存在不就是个形式吗？彻底不彻底关键要看“人和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我们把英国与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相比较，难道英国的人权比法国弱吗？
陈先生特别指出：“英国的特殊贡献被它的‘先到一步’的政治文明给盖住了。”（《启蒙在苏格兰》《万象》2008年7月）欧洲十八世纪所遇到的许多根本问题（比如宗教冲突、民族自决等），它早已先期解决了。法德两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其实都受到“先走一步”英国的影响。在《跟伏尔泰去英国》（《万象》2007年3月）中陈先生批评了“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儒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如何如何的影响”。后来又在《闲说“伏尔泰与中国”》（2007年9月）再次辨析这个问题，指出伏尔泰获得有关中国的资料大多是从传教士那里得来的二手货，对中国的理解很肤浅，给伏尔泰影响最大是英国。
在当法国专制统治还特别严酷、宗教冲突和迫害还很激烈的时期，他曾外出游历，在英格兰居住三年，所见所闻，与法国大不相同，使他惊喜，他把这些写入《哲学通信》之中。伏尔泰在议会里看到英国议员如何讨论国家大事，因为有了强势议员的监督，英国是欧洲唯一的能制约君王权力的国家。伏尔泰断言：“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权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跟伏尔泰去英国》）给伏尔泰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知识界辉煌的成就。他崇拜其中的杰出分子，如培根、洛克、牛顿等。伏尔泰赞颂他们带给人类知识和才能，他们是用真理说服人的人，而不是用暴力压服人的人。英国也给了这些人极高的荣誉。西敏寺大教堂中的纪念碑大多不是为政治人物和权贵设立的，而是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从这组通信中可以看到伏尔泰内心深处所服膺的东西。
“启蒙”这组文章写在陈老生命烛光即将燃尽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为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写下的思想遗嘱。就在去世前3个月发表的《敬畏思想家》中说：“我马上就八十岁了。老天留给我的时间越短，就愈感到‘思想’和‘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分量。因而也就为在一生中有多长的时光等于‘无效劳动’而遗憾。‘经验’总是可贵的，但也很可能是‘混日子’的‘经验’。”老先生一生勤于思考，手不释卷，可是故园近世饶风雨，谁也不能完全超脱这个大环境，谁敢说自己没有“无效劳动”？恐怕干“反效劳动”也不少。幸而近三十年来知识界中还有一些经过深入反思，从而摆脱外力干扰的杰出人士，在各个领域中辛勤开垦。乐民先生是其中因不张扬、被人知道不多的一位，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特楬橥于此，以为对先贤的感恩和纪念。
落红不是无情物
——读陈乐民先生最后两本书
陈乐民先生去世快两年了。陈先生去世后，家属为他出版了两本新书。一是《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一是《给没有收信人的信》。这两本集子虽然多是作者生前零碎文字的辑存，但却鲜明表现出同时存在于陈先生身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前一个集子的文字（包括其中的书画）反映了作者所浸润传统文化色彩的浓重；后一个集子的文字多表现对欧美文化的思考和感悟。如果说前者多感性，多是审美的话，后者则多理性，多是哲学的、社会学的。两者并行而不悖。
陈先生幼时生长在北京，受过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自幼爱好书画，曾在“四友画社”拜师学国画，每年四友画社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的画展，都会有他的作品出现，如大幅的山水中堂以及册页等。那时陈先生才十多岁，已经受到很深的传统艺术的熏陶与浸染了。中国的书画诗词最能移人性情，陈先生本业是治“西学”的，但他一生中对于传统的钟情和至老不变的传统文人的审美习惯（例如他听京剧偏爱“含蓄内敛”文人气足的余叔岩，而不喜欢雅俗共赏的麒麟童和马连良）都与他自幼学习书画的经历分不开的。《一脉文心》中收录了陈先生不少书画作品，大多创作于晚年，都有着很强烈的“文人书法”（“文人字”先生定义为文化人的字是性情中的字，率性为之，“天然去雕饰”）和文人画的倾向，可见传统文化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已经成为陈乐民先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
可是这远远不是他的全部，在《给没有收信人的信》中还有另一个陈乐民。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的是个十分理性、勇于思考和强调怀疑与批判的智者。他在《感情与理性的矛盾》中夫子自道：“我实在非常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的情感。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个传统文化想要通向现代化，那是此路不通的。”人们常说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爱好。陈先生只把自己的爱好局限在个人业余生活上，当他在治学时、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则没有被个人爱好所左右。
陈先生也承认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笔巨大的“历史财富”，陶冶过无数文化人，可以说有许许多多说不尽的美点，七十岁以上的知识人哪个不是它熏陶出来的？偏爱它是极自然的。但关注社会进步的人士思考的是，它能不能引导出社会变革来，或用句“新儒家”的话头来说就是，这个“内圣”能不能开出“新外王”来？一些人认为“能”！（当然具体说辞有异）而陈先生坚决认为“不能”。他的理由是“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或者从它的文明发展来看，我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自我循环的过程”。的确，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到1840年英帝国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演变中多的是无尽无休的战争动乱，少的是制度变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文化背景两大因素——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没有发生变化。
战争动荡不仅没有催化社会，反而成为原有社会自我修复的机制。先朝腐朽了、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实在生存不下去了，于是人们揭竿而起，把皇帝赶下龙庭，新的“真龙天子”坐龙庭了，重建破碎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开始了一个与旧王朝没有根本区别的新王朝。陈先生总结这种现象时也说“生产力没有重大突破，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从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来看也没有突破，只是“儒家”“法家”“阴阳家”“佛家”“道家”那种思想多点、少点的的问题。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陈先生与李慎之先生一样，称之为“文化传统”以区别具体形态的如文学艺术之类的“传统文化”）是只为“为政治服务，不为其他服务”的“史官文化”，而这种“政治”“简而言之就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臣民主义’”（《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史官文化只为这种政治服务，如何能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呢？
而西方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大不相同。其发展轨迹特别明显。“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到近代；从社会发展来看，可以看出此一个阶段否定前一个阶段，每一次否定都把社会往前推进一步，生产力往前推进一步，人的思想认识提高一步”。五件重大的社会或文化事件带有标志性。包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革命，实证科学。这几件事带动了西欧社会的大发展，除了荷兰、英国、法国的政治革命之外，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商业革命，然后有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这些“革命”交织在一起，就把西方社会推进到了近代。
与这种发展轨迹相适应的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怀疑性”和“批判性”。与中国文化中只关注人如适应现存环境和如何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不同，西方文化更关心研究人的环境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它的变迁发展；即使在神学时代，除了上帝不能怀疑外，其他一切都能怀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就是对现存学说与秩序无条件地信奉，打压怀疑精神。动不动就会给思想活跃的学者扣上“非圣无法”的帽子。相对较为开放的明代（与清代相比），李贽只是倾心于王阳明的心学，对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有些不同意见，愤世嫉俗，特别讨厌假道学，这就被诬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对他横加迫害，把七十六岁的老翁抓入狱中，最后死在狱中。这就是“异端”的下场。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本来活泼、具有自我调适能力的儒学（从孔子到荀子这二三百中多活跃，儒分八派，各有贡献）变为僵化的、枯燥的思想枷锁。这一“独尊”，就是两千年，除了“等因奉此”而外都是“异端”，都要大张挞伐，这怎么不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陈先生在《历史的遗产》一文中说“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康德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就是要把一切事物、一切问题都摆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批判。他讲的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实际上概括了西方和欧洲思想的根本内核。当然，有好的思想，有坏的思想；有正面的思想，有负面的思想；有理性的思想，有非理性的思想，但其核心是‘批判性’，是以各种不同的、甚至相悖的视角对现实的批判”。所谓“理性”不是一个人、一个学派和政府的，而是全社会的理性，这样才能接近真正的理性，而不沦入独断论的陷阱。带有批判锋芒的各种思想在数百年中纵横驰骋，它们的合力促成上述的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最终改善了人类的处境。
欧美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与张扬，这一点也是传统文化中所稀缺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把它作为最重要的项目来引进。陈先生说“‘五四’时期提出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就是‘民主与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它们在十九世纪浮出水面，“其定义和论证也日渐羽翼丰满，概括地说可以叫做‘自由主义’。它越出了早期纯经验阶段，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制度”。
这种思想体系比较好地处理了自由与人，自由与法律，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等问题及其关系。其根本在于“它充分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个人权利、利益、意愿”，“使得个人的意志、创造力、积极性得到充分地发挥”。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体现在精神层面就是自由，表现在制度建设上就是民主。陈先生说：“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民主变革的精神已经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散开了。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处在何种阶段，国家关系何等对立，种族、宗教冲突何等毫无理性地激烈而又狂热，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我们纵览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尽管有曲折，但自由与民主越来越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陈先生远去了，读他最后两本书总让我想起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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