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孝宗励精图治、主动出击的复国壮志是值得肯定的，这在南宋更是难能可贵。无奈，由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议和派最终占据上风，这就不是孝宗的错了。孝宗朝涌现出了辛弃疾等大批爱国志士，他们装点了祖国的万里江山。此外，南宋在经济、思想、文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隆兴北伐，孝宗英武之举
屈指算来，南宋共有九个皇帝，分别是高宗赵构、孝宗赵昚、光宗赵惇、宁宗赵扩、理宗赵昀、度宗赵禥、恭帝赵、端宗赵昰和帝昺赵昺。
除掉后面三个小孩子不说，前面六位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高宗独立一段，史称南宋的“中兴”，孝宗到宁宗一段，相对比较安宁，后面归在一起，每况愈下。
高宗赵构当政三十多年，除了留下泥马渡康王的浪漫传说之外，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值得回忆。他冤杀岳飞，向金朝屈膝投降；大修宫舍，穷奢极欲，只图偏安。南宋几个出名的大将在他那里没得到什么好结果。光宗赵惇政治昏聩不说，还是个“妻管严”，皇后李氏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宁宗赵扩无能为力，与金国签订屈辱的“嘉定和议”。理宗、度宗时期，出了个权相贾似道，两个皇帝也奈何不了他。说来说去，也就孝宗值得一提。
孝宗赵昚，字永元。宋太祖七世孙，秀王的儿子。1162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间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心要收复失地，和金国平起平坐。他先后做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恢复岳飞父子名誉，为岳飞平反，三次大规模检阅军队，积极准备抗战，以图重回中原。
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赵昚十分气愤，主 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即位后，孝宗和他老爹走的妥协求和路线完全相反，他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主战派老将张浚奉召入朝，共商恢复大计，并由他主持北伐——孝宗一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北伐。
在张浚的举荐下，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浮出水面，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压倒主和派，占据舆论上风。
北伐之初，南宋军队进展顺利，捷报频传。然而后来张浚手下邵宏渊、李显忠不和，加上轻敌，致使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而这时候北伐仅仅进行了20天。这是一次短命的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决然不同。在短暂的兴奋过后，南宋又陷入了挣扎的泥潭，主和派翻了身，而主战派被打入冷宫。
张浚不久后去世，孝宗的锐气和雄心都受到了打击。短期内北伐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孝宗也只能选择以“隆兴和议”为权宜之计。这还是一个沾染了屈辱性质的结果，但比起整个南宋和金签订的其他和议，低三下四的口气少了许多。
此时，朝廷中鹰派仅存虞允文。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统率金军主力越过淮河，进迫长江。两淮前线宋军溃败，金军如入无人之境。虞允文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被派往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犒师，正值金海陵王大军谋由采石渡江。虞允文见形势危急，毅然把散处沿江无所统辖的军队，迅速组织起来，挫败金军渡江南侵的计划，赢得了采石大捷。此后他的威名大振，孝宗大力培养他。
北伐失败后，虞允文是孝宗一朝仅存的最后几个主张强硬抗金的人物 之一。毛泽东在读《宋史·虞允文传》时评价说：“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孝宗对他寄予厚望，甚至在北伐上有过“拉钩”约定。“如果你出兵，朕未出兵，那是朕负你，如果朕出兵，你未出兵，则是你负朕。”两人合计：虞允文出川陕，孝宗进两淮，双方最后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到四川后，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军队粮饷，括民马，允许养马的免赋税，于是军士大悦，马的数量也增加了。可惜，还没来得及横戈纵马，孝宗等来了虞允文的讣告，唯一的希望就此成空。
虞允文和宋孝宗这对君臣有心振国，却无力回天，前朝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了一次。当把孝宗北伐和王安石变法两件事情用蒙太奇手法剪辑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触及人们敏感的神经：虽然失败的原因各异，但两个事件的主人公死后不到百年时间，两个王朝都走向灭亡。
孝宗的雄心锐志在北伐失败和将星陨落双重打击下逐渐消减。他背后有太上皇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孝宗在位二十七年，高宗只留给了他两年真正痛快当皇帝的时间。在二十五年里，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深表不满。“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是他向孝宗发出的口头警告。“这事”即北伐收复失地的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他要孝宗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名家回眸
王夫之说，孝宗初立，锐志以图兴复，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 迁延失，诚哉其不容缓已。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夙愿，但孝宗励精图治、主动出击的复国壮志，是值得肯定的，这在南宋尤为难能可贵，说他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一点也不过。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辛弃疾，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此自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他是我国南宋时期的着名爱国词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后世流传的共六百多首。被称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辛弃疾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但是一直心向宋朝，他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辛弃疾长大后，因为文才出众，被金朝的济南官府推荐到燕京去参加进士考试。临走的时候，辛赞叮嘱他在到燕京去的路上，注意沿路的地理 形势和金朝内部的政治情况。辛弃疾到了燕京，没有考取进士，但是对祖父叮嘱的事情倒很留心观察。过了三年，他又到燕京去参加考试，对金朝内部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
辛赞没有能盼到南宋恢复中原，就满怀遗憾地去世了，辛弃疾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下，企图将南宋政权一举灭亡。趁金朝后方空虚之际，北方和中原人民纷纷起义。当时济南府有一个叫耿京的农民，他聚集了几十个人首先举行起义，先后攻占了莱芜、泰安两座县城。随之，起义军的声势不断扩大，很快就发展到二十几万人，成为各地起义军中最大的一支队伍。投奔耿京起义军的人中，除了在金朝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多数贫苦农民之外，还有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22岁的辛弃疾。
在耿京的起义队伍里，像辛弃疾那样有文才的人是少有的。耿京对他的前来投奔十分欢迎，派他负责起义军的文书工作，掌管起义军的大印。
辛弃疾告诉耿京，在济南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首领是他熟悉的一个名叫义端的和尚，懂得兵法。耿京听了很高兴，就派辛弃疾去跟义端联络。
不多几天，义端就带着队伍参加了耿京的起义军。
义端参加了起义军后，跟辛弃疾很接近。哪知义端不怀好意，一天晚上，趁辛弃疾不防备，偷走了他保管的起义军大印，逃奔金军。辛弃疾恳请耿京给他三天时间把义端抓回来。得到耿京同意后，就快马加鞭向金营追去，赶了一段路，果然追上了义端。辛弃疾抓住义端，那叛徒吓得哆哆嗦嗦，跪在地上求饶。辛弃疾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当场砍了义端的头，把它拴在马背上，回到耿京营里。
采石大战之后，金兵被迫北撤。金世宗一面跟南宋讲和，一面在北方 使用招抚和镇压两种手段，企图瓦解北方抗金的义军，耿京的义军受到了严重威胁。
胸怀抗金大志、一心恢复中原的辛弃疾在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之后，认为要和朝廷取得联系，南北呼应，这样才可以解义军之危。耿京接受了辛弃疾的意见，就派义军总提领贾瑞做代表，到建康去见宋高宗。由于贾瑞是个不识字的武将，不懂得朝见礼节，要求辛弃疾跟他一起去。
1162年，贾瑞、辛弃疾带着十几个随从人员到了建康。宋高宗听说山东义军派人来归附，十分高兴，当天就在行宫里召见他们。辛弃疾陪同贾瑞上朝，从容不迫地宣读了他代义军起草的奏章，报告北方义军的抗金情况。宋高宗立刻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瑞、辛弃疾也各封了一个官衔，要他们回去向耿京传达。
完成了任务的贾瑞和辛弃疾立即往北方返回，在经过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的时候，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耿京被人杀害。原来，在金朝官府加紧诱降活动以后，义军的将领张安国贪图金人的赏赐，勾结另一部将趁耿京不防备之时闯进营帐将耿京杀害，之后投奔金军，被封为济州（今山东巨野）的州官。于是，一心要除掉叛贼的辛弃疾带了50名勇士奔向济州。
辛弃疾的队伍到了济州官府，闯进大厅把张安国捆绑起来，拉出衙门，缚在马上。辛弃疾又当场对济州的兵士们宣布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愿意抗金的可以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济州的兵士多数原是跟过耿京的，听到辛弃疾一号召，纷纷响应。辛弃疾带着义军，押着叛徒，直奔南方，叛徒张安国被押到建康行营砍头示众。
辛弃疾回到南方后，被派到江阴做官。他好几次提出抗金的主张，但软弱的南宋朝廷均没有采纳。辛弃疾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北伐中原的愿 望。在他42岁那年，竟受朝廷官僚打击被免职，归居上饶。他一生写下了许多满怀爱国热情的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名家回眸
王国维说，辛弃疾不仅是我国宋代着名的词人，其作品大多豪迈奔放，情感丰富，而且他还是南宋时期着名的抗金将领，尽管他在抗金的斗争中并未实现他的夙愿，但他为抗金而一生戎马的事迹与他豪迈奔放、抒发壮志豪情的词作一样毫不逊色，因此称其为文武双全并不过分。我们不禁要问，宋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能文能武的全才，是大宋的文风浸染了武将的心灵还是在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下出现的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把文人“逼”成了武将？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万里波涛扬自信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农业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由于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倍增，以及经济作物的扩大，多种 经营的展开，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封建时代的生产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因而人口的增长和减少，对社会生产具有直接影响。宋代人口就其总趋势看，一直是增长着的。
经过唐末、五代以来的长期战乱，宋太宗赵炅末年（997年），全国户口统计仅有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户。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年），增加到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户，一千九百九十三万零三百二十口。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年），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七户，二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户，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口。宋徽宗赵佶大观四年（1110年），更增加到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户，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宋代户口统计一般只计男丁，户口数字中的口数乃指男丁的人数。按每户实际平均五口计算，宋徽宗时全国人口约为一亿，这是前代所未达到的。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
北宋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消除了南北方交通的障碍，各地农民得以彼此交流培育农作物的经验。宋太宗曾命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路各州官员，劝谕百姓种植粟、麦、黍、豆，由淮北提供种子；江北各州则学习南方，广种水稻。此后，河北、河东、京西、京东等路都逐步推广种稻。淤田办法推行之后，北方种稻面积更为扩大。籽满粒大的天竺绿豆在北宋时引进，西瓜从辽代时自中国西部边疆传至中国北部契丹统治区，南宋初传到江南地区，逐渐为各路所普遍种植。由越南传入的占城 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并且“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种植，从而扩大了稻的栽种面积。南方农民还培育出许多优良稻种，如苏州的师婆粳、箭子稻，洛阳的和尚稻等。这类优良品种，仅籼稻就达几十种之多，糯稻也不下一二十种。
由于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比较普遍地实行精耕细作，提高了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北宋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至三石。
南宋自四川至长江下游，一般都可产米二至三石，还出现了亩产稻谷六七石的高产纪录。
在宋代复种技术也得到了推广。自大江以南，稻米普遍分“早禾”和“晚禾”两种，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不同，但一般并非双季稻。南宋时，由于爱吃面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佃客缴租，在不少场合下，只纳稻，不纳麦，促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得到大面积推广，成为长江流域相当普及的耕作制度，改变了南方种麦较少的状况。实行复种，一般可亩产稻麦三四石。此外，在闽广一带已出现双季稻，然而仅限于膏腴的农田种植，尚不普遍。由于提高亩产量和增加复种指数，宋代耕田的利用率大为提高，这是农业史上的重大变革，宋代以后的粮食生产仍大体沿袭了这个发展方向。
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当时有菜园户、漆户、药户、花户、果农、菜农、蔗农等专业经营者，他们部分或主要地从事商品生产，这对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和川蜀地区，种茶的园户极多，不少州郡以产茶着名。北宋时，仅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每年输送官府茶叶专卖机构的，即达 一千四百四十一万二千斤，而淮南产茶地则由官府自己置场，督课园户采制，其岁入数字还不计在内。南宋的产茶州县又比北宋有所增加。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着名的甘蔗种植区，福、明（今浙江宁波）、广、汉（今四川广汉）、遂（今四川遂宁）五州都有一些“糖霜（冰糖）户”，种植甘蔗，生产各种蔗糖，其中以遂州（南宋升遂宁府）的冰糖最为着名。苏州洞庭山共三千户居民，“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种柑橘一亩，比种稻麦得利多至数倍。广南农民也“多种柑橘以图利”。福建、广南、川蜀还种植荔枝，以福州所产最多，兴化军（今福建莆田）“最为奇特”。而荆湖南、北路的农业生产水平较差。广南东、西路土旷人稀，以粗放经营为主，尚未得到很好开发，然而至北宋后期，缺粮的福建路已必须依赖广南余粮的接济，广南的粮食甚至还由海道远销两浙路。四川、荆湖不少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北宋的淮南路也是比较富庶的地区。南宋时，淮南东、西路，京西南路等地，与金朝、元朝接壤，因长期战乱，大片农田荒芜，耕作粗放，亩产量很低，始终没有恢复到北宋时的生产水平。
尽管宋代各地农业发展很不平衡，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汉唐，则是无疑的。
手工业
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宋时逐渐应用于实际，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着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加多。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年），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宫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县、歙县生产的纸张，放在熏笼上用火焙烤，五十尺为一幅，各幅匀薄如一。这种方法比上墙日晒要进步得多。因此，纸张的产量比以前增加很多。宋代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别。四川的藤纸、浙东的竹纸、江南的楮纸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点。江西清江的藤纸、江东徽州的龙须纸、平江府的春膏纸等都是纸中佳品。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制造成精致的印花笺，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纸还用来制作纸甲、纸被、纸帐、纸衣等。
宋代制瓷业普遍发展，在产量和制造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
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供贵族享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为居民广泛使用。各地瓷窑形成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所产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划花装饰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贡品。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生产带有较细纹片的青釉瓷，“色近雨过天青”，宋徽宗时专为王室烧造。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出产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极尽绚丽灿烂，后世称为“钧瓷”。开封官窑生产的瓷器，土脉细润，有月白、粉青等色，带蟹爪纹片。南方的饶州（今江西鄱阳）景德镇窑，出产各种品类的瓷器，远销各地，号称“饶玉”。该镇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画花、雕花之分。临安府凤凰山、乌龟山下官窑，出产瓷器的釉面呈现出各种美丽的纹片，特别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陕西耀州）窑、磁州（今河北磁县）窑，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窑、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窑以及广南东路、福建路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广南东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销售海外。宋代瓷器产量的增长，使制瓷业在宋代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商业、城市经济和货币流通
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镇市的兴旺发达，纸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的盛况空前，都非常引人注目。
宋时因城市人口的膨胀，在很多州县城门外，形成了新居民区，称做草市。有的草市，例如着名的鄂州南草市，其人口和规模甚至大大超过城区。
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城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开封府仅新、旧城内，八厢居民，即达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唐代长安和洛阳城内的坊只是居民住宅区，黄昏后锁闭坊门，禁止夜行，商业活动只能白天在市里进行。北宋开封和其他大城市的繁盛，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开店，随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库、酒楼、食店。
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中庭两庑可容上万人，商旅交易，都集中在这里。
还出现了迟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到五更，“鬼市”（早市）又开张营业。
各地货物诸如粮食、水产、畜产、蔬果、茶、酒、药材、纺织品、器皿、书籍等，都运到这里销售。日本扇、高丽墨和大食香料、珍珠等，在开封市场上也是热门的货物。宋真宗时，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户也达几万家。宋仁宗时，广州只有子城，城外“蕃、汉数万家”。
唐代城市中同业店铺组织成行。宋代自都城至州县城镇，同业商铺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不断增加。开封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临安有四百一十四行。商行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不得在市上贸易。各行有自己的行话，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他们有权规定本行商品的价格。各行还有作媒介招揽买卖的牙人。
民间工匠的同业组织也称“行”，开封的各行工匠集中在大货行和小货行。如做靴鞋的称“双线行”。行又可称“作”。如木作、碾玉作、漆作等，其中包括作坊及各类工匠。有些行业的工匠寻找工作，必须经行老介绍。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流通量不大。北宋铜钱年铸造额约为唐朝的一二十倍，特别到宋神宗元丰时，年铸造额高达五百零六万贯，依每贯五宋斤计，约折合一万五千余吨。尽管如此，北宋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出现了“钱荒”。
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发行一种交换券，叫做“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官府收夺私家发行纸币之权，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事务。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另储备铁钱三十六万贯，以保证交子随时兑换。交子以两周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交纸墨费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后来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路，官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交子的印造发行。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与海外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额之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
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宋仁宗皇佑时，市舶收入每年为五十三万余贯，宋英宗时增为六十三万余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南宋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金额近一倍以上。
名家回眸
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甚至最后偏安一隅……但它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在经济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朝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是最多的，军事国防和历史上强大的朝代更没法比，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之路会有什么启发呢？
香火缭绕江南乡
各代统治者，都有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的“优良传统”，宋朝自然也不例外，宋代流行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宋真宗所说的佛、道、儒“三教之役”，“皆劝人为善”，“道、释二门，有助世教”，就反映了皇帝对这两种宗教的重视。
宋朝的大多数皇帝都对佛教的发展持赞助的态度。宋太祖不仅下令在成都雕刻印刷《大藏经》，还下令西川转运使沈义伦从成都抄写金银字金刚经，送到都城开封供奉。乾德四年（966年），有僧150人要求去印度求法，宋太祖特地赐钱三万以供这些僧人费用。宋太宗更是一个佛教的鼓吹者。他下令在开封设“译经院”，后又改名“传法院”，并赐额“传法”，让印度僧人天息灾、法天等人主持翻译佛经，又选派50个童子在院中学习梵学梵字。佛经译出后，宋太宗亲自写序附在每部佛经的前面，由印经院刊印，使佛经广为流传。
宋真宗对佛教更加热衷，他不仅经常对佛教寺院进行赏赐，一再特许寺院增加度僧人数，广设度僧的戒坛，为僧人吸收新的成员提供方便，还 亲作《崇释论》，把佛教提到与孔孟之道同等的地位。宋真宗还亲自在便殿阅试各个寺院“主首”的“行业”，从中择优选派僧官。宋仁宗则于至和元年（1054年）下令增加每年的度僧人数，废弃宋太宗以来300僧人岁度一人的规定，恢复宋太祖时100个僧人度一人的旧制。宋神宗不仅批准在广西、荆湖少数民族聚居地增建僧寺，还下诏为他的妃子邢氏修佛寺，赐名“多庆禅院”。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赵煦（宋哲宗）也崇信佛教。元丰七年（1084年），宋神宗患病，赵煦特地手抄佛经二卷，要为其父祈福。
由于皇帝扶植佛教，皇室贵族和文武大臣中有许多人也信奉佛教。
在北宋统治集团的热心扶植下，佛教在宋朝统治区迅速发展。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僧人达到39.7万余人，尼姑达6.1万余人。北宋中期，虽然一再有人呼吁裁减僧尼，以减冗费，但实际上僧尼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僧尼不仅人数迅速增加，政治和经济势力也很大，有的僧人被授予官职，有的交通皇亲国戚和权贵，恃势强占农民土地。寺院成了当时一股重要的兼并势力。到北宋末年，因为宋徽宗听从道士林灵素的建议，曾下令将佛教寺院一律改成道教宫观的名称，改佛号为大觉金仙、仙人、大士，把佛号和僧尼称号也改成道教称号，企图把佛教强行改造成道教。佛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这种改变只是名称的改变，僧尼和寺院的势力并没有真正受到打击。不久，林灵素失宠，北宋也很快灭亡，宋徽宗对佛教的压抑也解除了。
南宋时期，因为政府一直把出卖度僧牒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大量出卖度牒，僧尼的人数也继续增加，在宋高宗绍兴年间，曾流传着“无路不逢僧”的说法。宋高宗虽然标榜不使佛教太盛，其实佛教从南宋初年起就继续兴盛。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南宋官员的估计，认为当时南 宋有僧20万。这时南宋仅剩下半壁江山，而这个僧人数目却相当于北宋天禧五年统计数字的一半，同熙宁年间北宋全境的统计数字几乎相等，可见，南宋的佛教之盛不减于北宋的最盛时期。
宋代流行的佛教宗派，主要是宣传个人只要修身养性，极乐世界就在眼前的禅宗。宣传只要“修善”、“积德”，诚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消罪治病得福，死后就能进入西方“净土”解除人生苦难的净土宗，在宋代也迅速传播。南宋初年，从净土宗中还衍生出一个新的佛教宗派——白莲宗。白莲宗的创始人茅子元被宋高宗赐号“白莲导师”。白莲宗后来发展成很有影响的白莲教。
道教在宋代也得到统治者的扶植。
北宋初年，统治者在优遇佛教僧尼的同时，也给予许多道士优厚的宠遇。宋太祖在征北汉途中，曾特地召见真定府龙兴观道士苏澄隐，希望他到开封新建的建隆观居留，同时赐予茶100斤，绢200匹。宋太祖还亲到龙兴观，向苏澄隐问养生之术。宋太宗同一些道士也有很深的关系，京城建隆观道士王怀隐善医，宋太宗未登皇帝宝座时，就让王怀隐侍候自己。为了促进道教的发展，宋太宗还下令校正道教经典《道藏》3737卷。
到宋真宗时，因为道教所设的神仙符箓骗局对他制造天书符瑞骗局大有作用，宋真宗对道教大为尊崇。他宣称“天书”是赵氏的始祖轩辕黄帝奉玉皇大帝之命授予他的，特地在京城修建了规模十分宏丽的玉涛昭应宫，供奉天书，在各地方州郡，也都相应建造了许多道教宫观。除了经常在京城举行各种大规模的道教“法醮”仪式外，他还不惜耗用国库大批钱财，率领文武大臣亲到亳州（今安徽亳州）进谒道教尊奉老子的“太清官”，把被道教尊为始祖的老子尊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真宗还把秘阁中所藏道教典籍全部发至杭州，由张君房主其事，集中一批道士，把 秘阁的道书同苏州、越州（今绍兴）、台州的旧有《道藏》，加以校定，编成《大宗天宫宝藏》4565卷。因为宋真宗大力扶植，道教的发展出现一个高潮。
宋真宗以后的几个皇帝对道教的尊崇虽然没有像宋真宗那样狂热，道教的政治势力有所下降，影响不如佛教，但是，道教的发展却继续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在北宋中期，在籍的道教的道士和女冠，一直在二万人左右，保持着真宗崇尚道教时期的数额。道教对宋代社会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道藏》中的《太极先天之图》，就在这个时期被周敦颐和邵雍演化为《太极图》和《先天图》，成为宋代理学的一个渊源。
北宋末年，宋徽宗崇尚道教的狂热大大超过了宋真宗。道士刘混康、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人相继得到宋徽宗的宠信，宋徽宗不仅先后在京城兴建玉清和阳宫、迎真宫、上清宝篆宫等道教宫观，还下令各州县都兴建道教宫观。他经常让道士帮他编造神仙降临的鬼话，举行祀天仪式，还专以道士百人执仪仗前导。因为林灵素编出了宋徽宗为天上神霄玉清王降世的鬼话，宋徽宗即把玉清和阳宫改名玉清神霄宫，并让道士们册立他为教主道君皇帝，胡诌自己是奉上帝之命下凡当“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因为宋徽宗通过道教给自己的腐朽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道士也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宠遇。宋徽宗特设道阶26级，道官26等，授予道士，道士都有俸禄，每个道教宫观都给田上百上千顷。每设大斋，都要赏给道士缗钱数万。林灵素等道士气焰显赫，出入朝廷敢与诸王争道，甚至见了皇太子也不回避。在地方州郡，宋徽宗规定知宫观道士与各级地方官以客礼相见。道教宫观俨然是地方上另一官府机构。宋徽宗还规定道士序位在僧之上，给予道士高于僧人的政治地位。后来又听从林灵素的建议，下令把佛教寺院都改成道教宫观，佛号改成道号，僧尼称呼也改为道教的称呼。道教的政治势力在这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林灵素和另一道士张虚白，被开封人称为“道家两府”。仅这两个道士的门徒就差不多有二万人，整个北宋统治区道士的人数就更多了。
北宋的灭亡和迷信道教的宋徽宗被金兵俘虏北去，这对盛极一时的道教无疑是个严重的打击。南宋建立后，改为宫观的寺院全部改了回去，佛教僧人的地位又居于道士之上。在整个南宋时期，道教再没有出现宋真宗或宋徽宗时期那样的兴盛局面。但是，南宋政府对道教仍然是保护的。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统计，当时僧人20万，道士1万，这个比例同北宋中期的僧道人数比例基本一样。南宋政府在出卖僧人度牒时，也出卖道士度牒，使道教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佛、道两种宗教因得到统治者的扶植而发展的同时，被统治诬称为“事魔”，并严加禁止的各种异端宗教，也在民间秘密流行着。
宋代所谓“事魔”，又称“吃菜事魔”，包括摩尼教和金刚禅、二会子等佛教异端派别。南宋时浙右的“道民”，也属于“吃菜事魔”的“魔教”。这些宗教的活动方式都是夜间聚众诵佛焚香，天晓即散，有严密的组织，参加者不茹荤饮酒，有互相帮助的义务。这种异端宗教的教义，主要是使人避害而趋利，背祸而向福。在宋代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秘密宗教使那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得到精神上的寄托，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流行。从北宋末年方腊利用这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后，统治者对“吃莱事魔”严厉取缔，但这种秘密宗教活动在南宋江淮及闽浙地区却继续盛行不衰。
名家回眸
易中天说：和平安定的日子过久了，宗教信仰也越来越兴盛了。
宋代皇帝对宗教尤其是佛道二教的狂热程度，可说是历史上极其罕见，这耗费了大量的钱财物资，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宗教的兴盛，对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瓷器，民族之粹在宋代，闻名于世的五大名窑分别是汝窑、钧窑、官窑、哥窑、定窑。汝窑居五大名窑之首，历史上曾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说法，足以看出汝窑在当时窑口中的地位。汝窑专门负责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其制瓷工艺已经达到了当时中国陶瓷史上的极致。汝窑的烧制时间只有20余年，传世的汝瓷仅60余件，因此在元、明、清各朝代，汝瓷都是深藏宫中的稀罕之物，如今更被认为是稀世珍宝。
透过现存的汝瓷，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汝窑烧制瓷器的技术确实高超。汝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釉采用的是名贵的玛瑙，色泽鲜艳独特，颜色能随光变幻，如雨后的晴空，温润古朴；抚摸釉面，平滑细腻，如同玉器。胎与釉的结合处，能看到微微的红晕，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
在五大名窑中，排名第二位的是钧窑。钧窑以烧制乳浊釉瓷为主，同时也烧制黑瓷和白地黑花瓷，以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变化而闻名。宋徽宗在位时，将钧瓷定为御用珍品，诰封为“神钧宝瓷”，只有皇家才能使用，民间不能收藏。钧窑所制作的器物多为鼎、洗、盆、盘、碗、瓶、尊、人物等。烧制钧瓷的工艺技术极高，用氧化铜、钴等作为着色剂，烧制出铜红、天蓝、月白等釉色的方式，就是钧窑首创的。而在烧制的过程中，70％的产品都会被淘汰，只留下30％左右的上品，因此当时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雅堂无钧瓷，不可自夸富”等说法。
定窑原本是民窑，在北宋中后期才开始烧制宫廷用瓷的。定窑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以烧制的白瓷而着称，且烧制的碗、盘等产品多采用覆烧工艺。口沿上并不上釉，只是镶上金、银、铜的边圈，其他部分则上满釉，俗称“芒口”。芒口为定窑产品的一大特征。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衬瓷工艺上有许多创新和进步。到北宋中后期，由于定窑所产瓷器的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优美，因此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顿时身价大增。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战乱，定窑逐渐衰落和废弃。在金朝统治中国北方的地区后，定窑很快得到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甚至超过北宋时期，受到了金朝统治者的喜爱。但是到了元朝，定窑终于还是逐渐走向了没落。
哥窑的名称据说是源于一对兄弟，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章生一的窑即名哥窑。哥窑瓷的造型多端庄古朴，器身釉色滋润腴厚。明代的《格古要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哥窑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所以哥窑瓷的特征可归纳为：黑胎厚釉，紫口铁足，釉面开大小纹片。由于哥釉瓷细致、精美，以后各代都曾对其进行仿造。特别是到了清代，还出现了一个仿哥釉瓷的高潮。但真正的哥窑瓷器传世者弥足珍贵，如今主要藏于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博物馆，其窑址到如今也没有被发现。
官窑发源于唐朝，宋朝官窑分为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北宋官窑的传世瓷器很少，其形质与工艺和汝窑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生产的器物主要有 碗、瓶、洗等。官窑的胎体略厚，胎骨为深灰色、紫色或黑色，釉色有淡青、粉青、月白等，釉质莹润，且釉面开大裂纹片。官窑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如官瓷都是“紫口铁足”，且瓷器的底部有文钉烧痕。
名家回眸
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宋代陶瓷，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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