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愚：“故人冰清我如玉”
宋光宗即位时，已经是过了不惑之年。光宗皇帝自幼便体弱多病，经常称病不上朝，也不亲理朝政，南宋政权的各种军情政务一概不予过问。
此外，尤其令群臣十分忧虑的是光宗皇帝迟迟不立储君，这样的国之大事一直悬而未决。光宗皇帝做事十分不明事理、不懂人情，再加上李皇后擅权跋扈，专横无理，光宗皇帝与太上皇孝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至于南宋祖制规定每月拜见太上皇的定制都不顾，数月之间都不去探望孝宗。光宗的不孝行为严重地动摇了南宋的统治基础。不仅朝野上下议论颇多，就连市民百姓也是对光宗千夫所指，使得他早已民心尽失。因此，为了南宋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以留正为首的群臣百官多次劝谏和敦请光宗前往探望孝宗，还有大臣愤愤不平地说光宗不顾天理人情，可是光宗还是不予理睬。孝宗由于父子之间的关系冷淡，逐渐忧郁成疾，不久病情加重，已是弥留之际的孝宗渴望再见儿子一面。可是，光宗却推说自己久病初愈，不宜拜见太上皇，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去世，不孝的光宗也没有去探望父亲。如此一位帝王，如何能叫天下百姓臣服。
孝宗死后，时任宰辅的赵汝愚立即把孝宗驾崩的讣告上奏光宗，请光宗尽快换上孝服为孝宗治丧。当着朝野上下的面，光宗再也不好推脱不能主丧了，勉强答应群臣亲自为孝宗办理丧事。可是留正、赵汝愚等却一直等不到光宗出来。光宗回到寝宫后便马上改变了注意。
这时赵汝愚、留正等大臣开始策划逼迫光宗让位，由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即位。当然向光宗进行暗示的事自然成了留正的任务。留正觐见光宗提议由太子管理国事，可是没有想到光宗竟然下诏给留正说希望退位，留正虽然很有才干，但是面对反复无常的光宗，心里不知所措，害怕陷入是非之中，借故年老体衰，辞官一走了之。这使得人们议论纷纷，一时间各种猜测谣言充斥了大街小巷。朝中的变故使得远在北边重镇的宋军将领怀疑秘不发丧，定有内乱，均在军事上开始了准备，南宋王朝大有山河变色的危险。面对此种情况，枢密使赵汝愚以宗室的身份担负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赵汝愚当然十分清楚，如果政变成功，必须先从安抚军队入手，他命工部尚书赵彦逾前去做御林军统帅郭杲的工作。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赵彦逾带回了郭杲的答复，郭杲同意站在朝中士大夫们一边，这样赵汝愚就可以放心地展开行动了。赵汝愚在安顿好军方将领之后，听从侍从意见，派外戚韩侂胄前去说服吴太皇太后促成政变成功，逼迫光宗让贤。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曾孙，母亲是太皇太后的妹妹，他的条件对说服吴太皇太后非常有利。事情进行没有费什么周折。赵汝愚等人又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后，就命人悄悄通知嘉王越扩，要他第二天务必参加早朝。
次日，在赵汝愚的率领下，文武百官都来到宫内，向坐在帘后的太皇太后跪拜。赵汝愚象征性地向吴太皇太后禀报当前国家大事，然后陈述让光宗让位的决定，并且以光宗已经同意等为理由，呈请太皇太后决断。吴太皇太后自然早已知晓，就传下诏令，支持光宗退位，让他的儿子嘉王继承大统。这样有了太皇太后的认同，一切事情便顺理成章地进行了。赵汝愚思虑周全，他又提出在嘉王赵扩即位后要总揽朝政，如若光宗和儿子发生争执，还望太皇太后出面调停。太皇太后吴氏一概答应。绍熙五年（1194年），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被群臣拥立登基，是为宋宁宗。
嘉王赵扩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直到太皇太后颁布诏令后才明白所谓的商讨军国大事原来是自己的登基大典。嘉王赵扩胆小怕事，顿时方寸大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群臣如何劝说也不肯即位。赵汝愚对赵扩的懦弱表现颇为恼火，只好命人不由分说地将黄袍披在了嘉王赵扩的身上，随即扶上了龙椅。赵扩还未醒悟的时候，赵汝愚已经率领着朝野上下的文武百官三叩九拜地行起了大礼，赵扩的登基大典就这样草草举行了。
直到这时，昏庸无道的光宗还被蒙在鼓里，宁宗继位后前往光宗的寝宫拜见，光宗才如梦初醒，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南宋中后期，只有赵汝愚这一个人还可以称得上是神智清明的名臣。这一评价还算中肯，因为赵汝愚在这场政变当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助宁代光”的举措是为了南宋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英才辈出，“诸葛”再世
毕再遇，兖州人，据《宋史》记载，他“姿貌雄杰，早以拳力闻”，“武艺绝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马射一石五斗”，曾经受到孝宗召见，被赐以战袍、金钱。然而，在他早年的时候，议和派主事，武将难以得到重用，再加上毕再遇性情刚烈，在官场上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到开禧北伐的时候他已经年近六十了，仍然是一个小 小的武节郎。
开禧二年四月，宋军北伐，郭倪派遣毕再遇与陈孝庆攻取泗州，金人听说以后，关闭了泗州榷场，并堵塞城门，作好了战斗准备。毕再遇请求选取敢死之士为前锋，郭倪给了他87个人。当时，宋军已经定下了进攻日期，毕再遇出敌不意，先期一天到达了泗州城下，泗州有东西两城，跨汴河两岸。他施展疑兵之计，把旗帜和舟楫陈列在西城下，自己却率主力急趋东城南角，身先士卒登上城墙，杀敌数百，金兵溃败，东城被攻克。这时候西城仍在坚守，毕再遇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对城上大喊“大宋毕将军在此，尔等中原遗民也，可速降”。于是西城也投降了。事后论功行赏，郭倪想授予再遇刺史的职位，毕再遇说，河南有八十一个州，现在刚刚打下两城就能当刺史，以后怎么奖赏别人呢？他推辞了，没有接受。
此战之后，毕再遇奉命取徐州，他率兵到达灵璧的时候，听说宋军已经在宿州败绩，这个时候刚好收到郭倪的书信，命令他撤退，毕再遇说：
“郭、李军溃，贼必追蹑，吾当自御之”，独自率军担当起殿后的任务，金人五千余骑兵分两道追击宋军，毕再遇令敢死之士二十人守住灵璧北门，自己领兵直冲敌阵。金人看见他的旗帜，惊呼：“毕将军来也”，不战而逃。毕再遇手挥双刀，渡水追击，杀得金军丢盔弃甲，保护了主力的安全撤退。在这次撤退的过程中，毕再遇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智慧，由于寡不敌众，他设法弄来很多羊，把这些羊倒悬起来，让羊的前蹄着落在鼓面上，羊不停地挣扎着，羊蹄一上一下，鼓被敲得咚咚响，在一片击鼓声中，毕再遇悄悄地将全部军队撤离了。金人听到不停的鼓声，以为宋兵还在，不敢轻易进犯。等他们知道中计了，金人也只能望“羊”兴叹！
宋宁宗开禧二年年底，金人大举南下，毕再遇率部驻守六合，金兵前来围攻。毕再遇令将士偃旗息鼓，置强弩手于城上，置伏兵于南边。金兵 气势汹汹地逼近城下，守城宋军万箭齐发，金兵难以前进。此时，伏兵突然出击，金人不知虚实，引兵而退。宋军追杀，金兵大败。金将完颜图拉、泥庞古等自马鞍山、成家桥等地增兵六合，攻势日盛一日。城中守军的箭支已用完，军心开始动摇。毕再遇不慌不忙，命士卒高举青盖在城上来回移动。金兵以为是宋主将在此，乱箭齐射。宋军很快获得箭支二十余万。毕再遇又令将士在城门上作乐以示闲暇，同时又不断地派小股部队不断地出城骚扰金军，金军昼夜得不到休息，于是不得不撤军。
毕再遇料敌如神，用兵非常讲究谋略，人称诸葛再世。他认为金人强悍，骑兵尤其勇猛，如果正面交战，宋兵往往会吃很大亏。所以他用兵主张抓住敌人的重大弱点，设法钳制敌人，寻找良好的战机。一次又与金兵遭遇，他命令部队不得与敌正面交锋，而采取游击流动战术。敌人前进，他就令队伍后撤，等敌人刚刚安顿下来，他又下令出击，等金兵全力反击时，他又率队伍跑得无影无踪。就这样，退退进进，打打停停，把金兵搞得疲惫不堪。金兵想打又打不着，想摆又摆不脱。到夜晚，金军人困马乏，正准备回营休息。毕再遇准备了许多用香料煮好的黑豆，偷偷地撒在阵地上。然后，又突然袭击金军。金军无奈，只得尽力反击。毕再遇的部队与金军打了一会儿，又全部败退了。金军气愤至极，全力追赶。谁知，金军战马一天来，东跑西追，又饿又渴，闻到地上有香喷喷的豆子，用嘴一探，知道是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食。战马一口口只顾抢着吃，任你用鞭抽打，也不肯前进一步，金军调不动战马，在黑夜中，一时没了主意，显得十分混乱。毕再遇这时调集全部队伍，从四面包围过来，杀得金军人仰马翻，横尸遍野。
毕再遇在抗金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得到了朝野的普遍认可，短短二三年中，自武节郎连迁二十三阶为左骁卫上将军，统领整个两淮战场的军队，成为南宋的着名军事将领，与岳飞、宗泽、韩世忠并称为抗金名将。
名家回眸
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南宋一朝虽然军力孱弱，但是名将辈出，如毕再遇、宗泽、岳飞、韩世忠等，像这样的名将，如果遇上赏识他们的明君，其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或不可限量。
理学：儒家思想的顶峰
“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的主张，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可有其他意念。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他要求的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丧失人性。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
古代人对妇女的贞节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人不独讲贞节，还讲贞操。贞节说的是已婚妇女的事，贞操则扩展到未婚女子身上，即所谓童贞问题。在公开场合，要求妇女戴盖头，以障面部。女子要脚穿尖小莲鞋，朱熹还别出心裁，在鞋底下 装上木头，使之行走有声，便于人家监视其活动。
理学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因庆历新政之后有熙宁变法的汲汲于“财利”，故激起道学家对王霸、理欲、义利的严辩；因庆历新政的夭折和熙宁变法的转向，故使道学家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才是治世的“大根本”，只有君心正，然后才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
如果说在政治上为了纠正前面朝代政治中的弊病，宋朝在实现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过程中成就斐然，但未免矫枉过正，在文化上，儒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高度的同时，也不免走向了狭隘。
理学在刚开始没有发生大的作用，但当朱熹在政府取得权力后，才正式结出果实。这就不得不细说下朱熹。朱熹的父亲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朱熹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多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对佛学也有浓厚兴趣。朱熹早年出入佛、道之门，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颐、程颢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它规划了朱熹的理学系统。淳熙三年，朱熹与当时着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 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致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理学”区别于“心学”，成为一大宗派。
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儒家经典《五经》进行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系统、完整的天理论。他将儒家学派若干辅助性的书籍，孔丘言论集《论语》，跟孟轲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四书五经”，后来渐渐代替五经，对后世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同时也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宋代尽管有朱熹这样影响广泛的杰出学者，但是，那些理学的严厉原则和高超理想，在宋代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作为规矩、常识和习俗，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大范围地出现过，直到南宋末甚至元代，才渐渐在汉族士人中开始被接纳。
一种思想如果在对人的约束脱离了人性，那它就必然造成虚伪，在理学创立之始，也是卫道士和假道学数量剧增之时。朱熹在把儒家文化推向一个新高度的同时，也逐渐使儒家文化成为教条并使其变得虚伪。
这些经学理学在宋王朝是显规则，是教化别人的，它不上宫闱、不上大夫。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另一套潜规则，按照这种潜规则做事才能成事，一边道貌岸然地满嘴仁义道德，一边肆无忌惮地男盗女娼。所谓道德教化成了虚伪的本源和罪恶的渊薮，奸臣得以卫道士的面目大行其道，极端的 趋利性和自私性大涨。
儒家文化到宋代以理学的形式实现了一次总结，而中国整个的文化也在整个宋代实现了一次总结。宋朝的书画是中国书画艺术的巅峰。史学的成就，更是其他朝代难以企及。“中国史学，奠盛于宋。”在科学上，沈括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秦九韶《数书九章》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三项始于宋，成于宋。两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上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思想界最为隆盛的局面。随手拈来，巨星耀眼。有顾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颢、朱熹的程朱理学，王安石的新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陆九渊的心学以及陈亮和叶适的事功学派。所以，陈寅恪老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就理学来讲，“存天理，灭人欲”与人性相悖的理论基础注定了儒学在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也走向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它的内在矛盾终于导致了明朝“大礼议”的论争。明世宗朱厚熜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后，统治阶级内部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始丽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佑杬的尊号。
“大礼议”的论争，实际是天理与人情、天理与人心之间的论争。在这次“大礼议”的论争中，充分暴露了程朱道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
名家回眸
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的对立，等同于“公”与“私”的对立，他说：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 非底乃人欲之私。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是事，便公；公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公私关系实质上是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当时的理学家与反理学诸家都讨论公私关系，说明当时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自觉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朱熹等理学家在处理公私关系时，要求个体服从群体，表明它们对于群体利益的强调。然而任何过分的强调都会导致片面性，正如过分强调个体利益会瓦解群体利益一样，过分强调群体利益也会瓦解个体利益，甚至导致个体意识的湮没。朱熹将现实社会中公与私的矛盾归结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这一理论本身尽管不乏合理之处，但随着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它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了，不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发展的阻力，而且成了个体意识成长的重要精神障碍。
总之，朱熹对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的学说作了总结和改造，从他们的体系中吸吮了大量的思想养料，又用佛教与道教的思辨哲学充实自己的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北宋刚建立，宰相范质就把五代各朝的实录简编成《建隆五代通录》
65卷。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又下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史。经过一年多时间，修成《五代史》150卷。唐朝的历史，五代后晋时已编成《唐书》（后世称《旧唐书》）。宋仁宗对《唐书》的文笔不满意，又下令重修，由宋祁和欧阳修负责，修成 《新唐书》225卷。《新唐书》不仅删了《旧唐书》的许多繁文，还增补了许多新的资料。该书志的部分所新创的《兵志》、《选举志》、《仪卫志》等条目，为宋以后的历代正史所沿袭。除了朝廷组织编修外，私人编纂前朝史书的也不少。宋真宗时，路振采集五代时吴、南唐等九个割据政权的君臣事迹，撰成《九国志》12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利用奉命修《新唐书》之便，重新修订五代史，撰成《新五代史》74卷，这是我国唐代以后唯一由私人编纂的正史。北宋末年的马令和南宋时的陆游，则分别编纂了《南唐书》30卷、《南唐书》15卷。这些官修、私撰的唐、五代断代史的出现，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种不同体裁的通史的编纂，在宋代更是获得辉煌的成果。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宋代通史中的不朽之作。这部书从宋英宗时就开始编写了。宋英宗专门在秘阁中设书局，让司马光主持编写从战国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熙宁变法期间，司马光因反对变法，辞官居于洛阳继续编书，书局也随他迁到洛阳。他在精通史学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的协助下，搜集了历朝正史、实录，以及大量杂史、传记、小说、地志、文集的材料，由刘恕等三人分段编写出“丛目”和“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执笔删削定稿，并一一考核史实，前后用了19年时间，把战国至五代1360余年的史事，按《左传》的体例，编成一部294卷的编年体历史巨着。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目的在于为宋朝统治提供借鉴。宋神宗甚为欣赏，赐名《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着的文字虽长，但优美通畅，全书像一气呵成，其中的唐、五代部分，记载了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史实，史料价值极为珍贵，确实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着， 在宋元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推崇，成了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资治通鉴》刊行后，南宋初的袁枢把《通鉴》中分散在各卷的同一历史事件的资料辑录在一起，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以记事为中心的史书新体裁。这种史书虽然没有多大史料价值，但它为人们了解一个历史事件提供了方便，为明清许多史家所仿效。
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及宋元之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是另一类型的通史巨着。《通志》的精华，是记述从上古至唐代典章制度沿革的二十略。《文献通考》分田赋、国用、户口、职官等二十四考，记述了从远古到南宋后期各种制度的沿革，对宋朝制度的渊源和变化，记载尤其详细，是研究宋朝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通志》、《文献通考》同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被后人并称为“三通”，都被视为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
重视当代史的记述，出现不少当代史名着，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朝政府对修撰当代史也很重视，有一套完整的修史机构和制度。由朝廷编修的本朝史，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等六种。起居注记录了皇帝每日处理的大小政事及各种活动。时政记记录的是皇帝和宰相、枢密使所商议的军国大事，有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日历是编年体的原始史实汇编，材料来源除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有内外官司收到的圣旨指挥。日历经过加工整理，就编成比较简练的实录。
国史是在实录的基础上修成的，它同实录的区别主要是：实录为编年体，每个皇帝死后都编成一朝实录；国史为纪传体，是几个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宋朝修成的国史，有仁宗时编修的《三朝国史》（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神宗时编修的《两朝国史》（包括仁宗、英宗两朝），孝宗时编修的《四朝国史》（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理宗时编修的《中兴四朝国史》（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等四部。会要是另一种体裁的当代史。它把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编在一起，当时是为了处理政事的方便而编的政书，在后代就成了珍贵的史籍。现存《宋会要辑稿》，就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当时官修各种会要的残本，内容极其丰富。宋朝政府编修的当代史虽然大部分已经散佚，但它为元朝修撰《宋史》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地方志的编撰，在宋代也蔚然成风。宋太宗时，乐史撰成《太平寰宇记》200卷。该书引用的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等资料约200种，不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史的资料，而且比唐代的《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增加了人物、艺文等条目，使历史地理志书的体例发生重大变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太平寰宇记》所开创的新体例，为以后的地方志所仿效。从此，地方志成了包括州县沿革、地理、风俗、物产、人物、艺文等多方面内容的重要史籍。不过，宋代地方志的编纂方向，北宋和南宋时期还有重要的变化。北宋时期继《太平寰宇记》之后，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及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等书，都是记载整个封建王朝统治区各郡县的地理和历史。南宋时期出现的《三山志》、《吴郡志》、《四明志》等许多地方志，则都着重记述一郡一县的地理历史及风物人情。这种专门记述一州一县情况的地方志的编纂，是明清时期地方志普遍出现的先河。
除了各种体裁、各种类型史书的卓有成果的编纂外，宋代史学还在几个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是金石学成了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在宋代以前，古代的金石文 物只是士大夫手中玩赏的古董。宋代的学者开始把金石学的研究和古代文献的考订结合起来。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是这时期金石学研究的重要着作。《集古录》收集了历代古器物和石刻的铭文拓本400多种，先着目录，再把内容研究的成果写成跋尾，是我国现存最早金石学研究的专着。《金石录》是赵明诚在其妻子李清照的帮助下编成的，全书收集历代碑刻铭文拓本共2000种，也同《集古录》一样，先着目录，再写跋尾。北宋后期吕大临编的《考古图》及宋朝政府编着的《宣和博古图》，是着录和考释商周铜器铭文的专着。这两部书都有器物的分类、名称、形制、铭文，并附有铭文考释和考证说明，还注明收录文物的出土地点和收藏处所。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是专门考释与历史有关的汉魏篆隶碑文的着作。这些金石学方面的着作，使古代文物从古玩变成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从而使历史学扩大到金石学领域。
第二个方面是史学批评的开展。吴缜先后撰《新唐书纠谬》20卷、《五代史纂误》5卷，是这时期史学批评的代表作。《新唐书纠谬》列举了《新唐书》的错误400多处，大都言之有据，批评中肯。《五代史纂误》指出了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的失误200多处。欧阳修是当时的文豪，他编撰的史籍有人敢于提出批评，并用了“纠谬”这样尖锐的题目。而这样尖锐的批评在当时还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是史学繁荣的一个景象。
其三是对历史问题研究和评论风气比较活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
中的许多“臣光曰”，就是他结合历史事件发表的评论。欧阳修的《正统论》、《本论》、《朋党论》等一系列史论，都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从历史事实中引出一定的结论，实际上是一些史与论结合的历史学论文。
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是研究历代各种制度的专着，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作者自己的见解。朱熹的门人所编的《朱子语类》，也记录了朱熹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评论。上述所列举的史学评论和论文，虽然许多观点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史观和政治立场，有的还是作者在政治斗争中的武器。但这种结合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研究历史和评论历史事件的风气，却使宋代的历史学显示出一定的战斗性和生气。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宋朝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宋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史学出现义理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史学趋势的盛行，促使两宋史家对史学的内涵、性质与功能等问题重新加以思考，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史学范畴。如何评价宋代义理史学的利弊得失，不仅对于正确认识宋代史学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全面估量传统史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与他的表妹唐婉本为恩爱夫妻，感情甚笃。但因陆母不喜欢唐婉，终被迫休离。后二人各自婚娶。十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独游沈园与唐婉邂逅。唐婉以酒肴款待，陆游感伤万分，惆怅不已，随即在园壁上题下这首《钗头凤·红酥手》，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眷恋相思之情和无尽的追悔悲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在情感上，陆游对唐婉一片痴心，然而两个人的爱情却并不顺利，陆游只能把情感全部投之于国家，饱含对国家的赤诚之情。早在陆游年少时代，他便有报效国家的决心，从他一句“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便可看出其雄心壮志。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北宋都城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俘，这就是两宋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靖康之难。陆游的父亲被迫率全家逃难，尚在襁褓中的陆游便有了九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儿时万死避胡兵”的痛苦经历，长辈们回忆南渡，“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这些都给陆游幼小的心灵埋下爱国主义的种子，陆游很早就养成了忧国忧民、渴望国家重建的品格。为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他特别注意学习兵书。20岁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亲临战场、杀敌报国。然而直到四十多岁时，他才有机会在军中做一名军官，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
不到一年的军中生活，在陆游的生活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身着戎装，来往于前线各地，抗敌将士的艰苦生活和爱国热情，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诗歌境界，豪迈而悲壮也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基调。
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在宋朝，并不是一件幸事。钱钟书先生曾说宋诗：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有了这榜样，宋人就卖了乖，会在技巧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但陆游是一个例外。
梁启超曾经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至民族危难之际，陆游的爱国诗篇更成为激励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力量。另外。陆游之所以能够在宋诗中取得如此成就，这与他独特的经历和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比如他在《关山月》中写道：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陆游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被后人世代吟诵，正因这诗中强烈的爱国之情。
清代出现了许多学习或研究陆游的诗人、学者，他们往往把陆游和杜甫相提并论。陆游的诗也具有诗史的一面。姚鼐在评价陆游时说：放翁激发忠愤，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裁制既富，变境亦多（《今体诗钞序目》）。陆游诗有的深刻地反映了被占领地区人民生活的困苦，有的反映南宋当时的社会状况。当然，他的诗最多的还是体现在对收复中原的期盼。
陆游在诗作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和超凡脱俗的才情，更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关。陆游生活的时代在文化上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陆游自身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的一个庶人妾氏曾经写下两句诗：“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诗作韵味浓厚，叫陆游赞叹不已。一个普通的女子，已有诗家的才 情，可见宋朝的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陆游是一个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他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词和散文也有很高的成就。他一生写有三万多首诗作，反映了整个南宋的社会状况，几乎可以作为南宋的史诗而存在。然而，陆游的仕宦生涯远没有他的诗那样如意，他经历了大多数一腔热血的南宋人共有的悲哀。在仕宦生涯中，他因多次受到政敌的攻击被罢官免职，即使从曾担任过的职务来看，也大多是闲职。有心报国，可现实却让他“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唯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在梦中驰骋沙场，报效国家。
嘉定二年十二月，报国无门空余恨的八十六岁的老诗人临终前吟出一首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虽然统治者依然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
的日子里逍遥，但陆游直到临死也没有忘记国恨家仇，还梦想着有一天国家能够统一。怀着不能亲眼看到国家统一的深深遗憾，老诗人满腔忧恨地离开了人世。逝者长已矣，令人难过的是，若干年后他的子孙在九泉之下相逢陆翁时，又怎样告诉陆翁南宋被灭的消息呢？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宋诗虽不如唐诗，但宋诗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有自己的特点，还出现了苏轼、陆游等重要诗人。特别是陆游的爱国诗，对华夏的精神文明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至今还哺育着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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