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决策，就是决策主体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根据主客观条件，对未来的行动方案进行设计、选择，并做出决定的过程。领导者决策能力的强弱，不仅标志着他领导水平的高低，也关乎着领导目标能否实现。所以，领导者需要掌握决策的方法与艺术，科学、正确而有效地进行决策。而掌握决策的方法与艺术的关键，是要多谋善断。
所谓多谋，就是要通过调查研究、思考分析，善出主意，出好主意。所谓善断，就是要善于从多谋中选择正确而满意的方案。具体而言，要把握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寻找差距
任何决策都是从发现问题，寻找差距开始的。寻找差距，发现问题是决策的逻辑起点和解决问题的前提。而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寻找差距的一条主要的路径。调查研究是一个“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应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过程。
什么是问题？所谓问题，就是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应该或可能达到的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的差距。如何才能发现问题，找到差距？答案是四个字：“调查研究”。
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勿庸讳言，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不是真空，都有许多问题存在，然而，却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决策。因此，决策者面对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的复杂纷繁的问题，应该善于发现必须需要决策的问题。如何发现必须需要决策的问题？
第一，界定问题。界定问题，就是要查明问题的性质、程度、范围等。确定它是现实问题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全局问题还是局部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还是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等等。
第二，分析问题。分析问题，就是要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是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并分析问题的存在会带来何种后果。
江苏省南通市当年的决策能够让我们形象地感悟决策中如何界定问题和分析问题。
南通市位于黄海南部，长江入海口北岸。总面积8001平方公里，总人口763.72万人，辖4市2县2区。
改革开放初期，南通作为14个开放口岸城市之一，迅速发展，与“苏、锡、常”并称“江苏四小虎”，为江苏“第一方阵”中的一员。
但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南通渐渐掉下阵来。那几年，南通人说，我们是“经济玩不好，现实玩不好，实的玩不好。”“标兵离我们越来越远，追兵离我们越来越近”。
1994年朱镕基任副总理时到南通考察，陪同考察的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是南通人，朱镕基痛心地对陈焕友说：“你要把你的家乡从垃圾堆里解放出来！”这句严厉的批评，让南通人刻骨铭心。
如何把南通从垃圾堆里解放出来？南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他们认识到，南通之所以经济发展低速，政府工作低效，其深层原因是干部群众人心涣散、精神低迷。其中最棘手的，要算市民对党委政府缺乏信任感。
找到了问题之所在，就为决策确立了逻辑起点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因此，寻找重新振作南通人精神状态的突破口，就成为摆在世纪之初南通市委、市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他们回顾南通的历史发现，南通是一座人文资源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中国近代第一城”之美誉。早在张謇时代，南通已成为全国著名的“模范县”。在南通城市规划建设中，张謇先生自觉地将城市文化作为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纺织高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博物院，以及第一所气象台、养老院、戒毒所乃至流浪犬收留所等。美国《亚细亚》杂志曾经刊载过美国人萨雅慈对南通城市规划建设的评论：“此等事业之光彩，诚可与欧美相颉颃，若求诸纯东亚之内地，实可惊异。”
这就说明，南通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滞缓的问题，不在客观条件的原因，而是主观条件的原因。于是，南通市委决定选择思想文化建设作为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南通市委、市政府认为：“解放思想是实现区域跨越发展的法宝。”“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起到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正是这一正确的决策，进入21世纪之后，南通一步一个新台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走在江苏省的前列，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南通跨越赶超和全面协调为特征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被誉为科学发展的“南通现象”。
2009年8月，有中央领导同志到南通调研，盛赞南通的科学发展做得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有媒体在报道南通现状时概括说：南通市初步呈现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的好形势。除了经济发展“满场彩”、生态建设“满眼绿”，精神文明建设更是“满堂红”。
第三，筛选问题。筛选问题，就是把界定、分析的问题加以归类排队，根据轻重缓急，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最后筛选出的问题，就是需要决策的问题。请看党的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在兰考的决策。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同志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当时的兰考，正是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风沙打毁了21.4万亩麦子，秋天的涝灾又淹死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碱死了10万亩青苗，全县的粮食产量仅有5000万斤，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灾民就有193000人。兰考是百废待兴。
焦裕禄到兰考报到的当日，兰考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焦裕禄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干部们做调研。12月9号，三级干部会议结束，焦裕禄就直奔各村落进行调研。在调研中，他听到这样的顺口溜：“每当风沙起，平地堆沙墟；日头正当午，家家灯不息。”他还了解到，兰考风沙、内涝、盐碱严重。历史上，黄河多次在兰考决口，大堤内形成了80多个风口、1600多个沙丘。大风起时，黄沙吞田封路、拔树倒屋、填井堵河、灭村绝户。据《兰考县志》记载，自咸丰5年以来的100多年间，就有63座村庄被黄沙掩埋。而且，兰考地势西高东低，坡洼相连，河系紊乱，遇雨便成一片汪洋。县委会上，焦裕禄同志讲：“沙丘没有林，有地不养人，有林就有粮，无林去逃荒。必须发展林业生产，把治沙治三害放在第一位，放在首位。“经过研究分析，他们筛选出了治风沙、抗内涝、斗盐碱的决策问题。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问题事关兰考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当时改变兰考面貌的关键而重要的问题。
（二）针对问题，明确条件，确定目标
所谓决策目标，就是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预测达到的结果。
无论解决什么问题，在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一定要先搞清楚解决这个问题的目标是什么。只有确立了正确的目标，其行动才有方向，其决策才有评估的标准。
决策目标的确定，不是随心所欲的。一般而言，决策目标的确立，要符合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明确而具体。决策要求有明确而具体的决策目标。如果决策的目标是模糊的，甚至是模棱两可的，则无法以目标为标准来评价决策方案，更无从选择决策方案。
第二，可以实现的。决策目标如果根本无法实现，那么，决策者所制定的目标就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制定了，也是白白耗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第三，有时间限制。决策目标的实现，还要有时间限制。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不会激发人们的动力。
第四，具有适度性。决策目标应该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应该高低适度。太高了实现不了，太低了目标很容易实现，没有挑战性。有人曾经把决策目标的设置比作摘桃子。桃子吊在空中，怎样才能调动人的最大积极性呢？坐在地上举手可得，不行。因为目标太低，缺乏“挑战性”；跳起来摘不到，也不行。因为目标太高，会挫伤人的积极性。只有奋力跳跃方能摘到的高度，才是最合适的。这一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伸手不及，跃而可获”。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目标，就体现了以上四个原则。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发展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这是两个新指标：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7983亿元，约合6.04万亿美元；2010年我国人均GDP是29992元，约合4736美元，那么，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GDP应该是人民币59984元，约合9472美元。这是明确而具体的目标。
有专家研究分析，按照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而且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遥遥无期的，而是2020年，这就提出了具体的时间限制。
另外，这一目标的提出，也体现了适度性。“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确定决策目标，除了要坚持上述四个原则，还要注意层次性问题、量化问题以及约束条件问题，等等。
层次性问题，就是确定目标要有层次结构，建立目标体系。如总目标下有若干个子目标，总分结合，相互衔接，共同形成整体功能。
量化问题，是说决策目标应尽可能数量化，有明确的数量标准，不空泛。
约束条件，是指实现目标的有关限制性规定。如某企业的决策目标是利润增长一倍。那么，决策者在制订这一目标的同时，就应在质量、规格、时间等方面做出限制性规定。只有在质量、规格、时间等方面达到一定要求的条件下实现了增长一倍的利润，才算达到了目标，否则，即使利润增长了一倍，也不能说是达到了目标。
（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拟定方案
决策，仅仅确立了决策目标还不够。确立了目标，并不等于目标就能实现。要实现决策目标，还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和途径。
因此，决策者在决策目标确定了之后，还要集思广益，拟定实现目标的方案。所谓方案，就是实现决策目标的各种措施、办法和途径的总汇。拟定方案，需要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民主原则。所谓民主原则，就是发挥集体的作用，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出主意。决策者一定不要怕群众提建议。事实上，提的建议越多，选择的余地就越大，方法措施就会更可行。也就是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什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从群众中来，就是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科学的领导意见。也就是通过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摸清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有事同群众商量，以形成切合实际的正确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
第二，多样原则。所谓多样原则，是说决策者在拟定方案时，要考虑到多种可能，尽可能详细列举实现目标的措施、办法和途径；而且要制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这是选择有效、正确方案的前提。
国内外决策理论都强调拟定多种可供选择方案的重要性，并把那种只有一种方案而没有选择余地的决策称之为“霍布森选择”。
霍布森是16世纪英国的一位做马匹生意的商人。他面对前来洽谈生意的顾客，总是说：你们买马或者租马都行，我的马匹价格优惠，但有个条件：只能在马圈门口挑选马。
原来，他的马圈虽然大，马匹虽然多，但马圈的出口却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门。健壮的马、个头大的马根本出不去，能出去的只是那些瘦马和小马。
这实际上等于不准挑选。后人称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为“霍布森选择”，并视为决策中的禁忌。
国外许多决策者常用这样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如果你感到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很可能就是走不通的。”
事实证明，备选的决策方案多，可选择的余地就大，而决策成功的机会也就更大。
第三，创新原则。创新，是拟制实现决策目标方案的重要原则。决策者思考方案时，一定要有开阔的思维，并且富有创意。这样，才能找到别具一格的决策方案。
前面我们谈到，焦裕禄把治沙做为改变兰考面貌的决策主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有实现目标的方案。焦裕禄是如何拟定治沙方案的呢？
为了找到治沙的方法，焦裕禄同志逐个地征求风沙勘查队同志的意见。有的说，挖防风沟；有的说，打防风墙；有的说，种树固沙。焦裕禄说，这些办法都很好，就是慢了点。我们看看受灾的群众，再想想我们的责任，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快一点？
这时，有人随口答道，我听一个林业大学的学生讲，国外有一种办法，沥青固沙。每亩地用30公斤沥青，再加上95%的水，兑成乳液，用喷雾器喷到沙丘上来固沙。
焦裕禄听了，哈哈大笑：“这个办法适合国外，不适合咱中国的兰考。我看办法还得到群众中去寻找。
为了到群众中找到治沙的方法，焦裕禄来到了沙害严重的下马台。在下马台，一座长着青草、坟前长着小树的坟墓引起了焦裕禄的注意。原来，这座坟是当地农民魏铎彬母亲的坟。
据魏铎彬介绍，每当春冬，风沙就把他母亲的棺材板刮露出来了，让他很难过。后来，他利用一个早上的时间把地下的淤泥挖了出来，盖在坟上。结果，坟上长了小草，坟前他给栽上了树。
焦裕禄是蹲在地上跟魏铎彬交谈。听了魏铎彬的介绍，他一下子就站了起来。高兴地说，一个人一早上一个坟头，我们十几万人干上几年，一定会让沙丘变成良田。
焦裕禄把魏铎彬的经验带到常委会上进行讨论，一班人认为，这种办法可行，于是，他们就在下马台搞了一个月的试点。试点成功后，这种方法便在全县推广开来。他们还给这个方法取名为“贴膏药（盖淤泥）扎针（种树）”。
焦裕禄的治沙方案获得的故事，形象地诠释了决策方案所要坚持的以上三个原则。
（四）未雨绸缪，科学预测，准备对策
预测，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以便预先准备应对各种可能性的对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法国未来学家H·儒弗尔所言：“没有预测，就没有决策的自由。”
“紊乱学”研究领域有一种“蝴蝶效应”理论：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尔煽动一下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几个星期之后可变成席卷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龙卷风。这种由一个极小起因，经过一定的时间，在其他因素的参与作用下，发展成极为巨大和复杂后果的现象称为“蝴蝶效应”。
决策，也必须注意这种蝴蝶效应。否则，一个极小的起因，会引起巨大和复杂的后果。比如，有一段时间，某地区治理超载，结果引起了当地副食品价格的上涨。最后，不得不对运输副食品车辆的超载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践证明，要实现决策目标，不仅需要有具体的途径和措施，还必须未雨绸缪，完善对策，以解决在达到目标的途径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突发问题。
决策实施过程中，有些问题虽然是潜在的、突发的，但对决策目标的实现会构成致命的伤害，会使决策功亏一篑。因此，在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还必须考虑到实施决策时会出现的问题，以保证决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火烧赤壁的故事。故事中，火烧曹营是决策的目标，连环计、苦肉计、反间计则是具体的途径。
要说这决策目标不错，三条计策的途径也非常好。但是临作战的前几天所刮的西北风却不利于决策目标的实现，因为曹营在江北。所以，目标再具体伟大，途径再巧妙也于事无补，必须运用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
诸葛亮的借东风就是对策问题。后人曾作诗评论说：“七星坛上卧龙登，东风一夜江水腾。不是孔明施妙计，哪有周瑜呈才能。”
可见，即使决策目标正确，途径措施无懈可击，但缺少必要的对策，也往往是功亏一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科学预测不是算命先生。它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深入的调查、缜密的分析判断基础之上的。
预测要能见微知著，见一叶而知秋。预测要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所获得的决策相关信息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
《韩非子·喻老》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楚庄王准备讨伐陈国，便派使者前去侦察陈国的情况。使者侦察后回来报告说：“陈国是不能讨伐的，因为它城墙高，护城河深，积蓄的财物多。”大臣宁国听了他的话，却认为，可以攻打陈国。他向楚庄王分析说：“陈国，是个小国家，而它积蓄的财物却很多。这表明它的赋税重，老百姓一定对国君怨恨不满了。城墙高，护城河深，则民力肯定疲惫不堪了。此时派兵攻打它，一定能够大获全胜。”庄王接受了宁国的建议，遂夺取了陈国。（原文：楚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这里，信息情报相同，但由于见识的高低深浅不同，便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决策意见。可见，收集的信息要准确、全面，但全面、准确的信息还需要正确的分析。只有正确的分析，才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出科学的决策来；否则，偏听偏信，或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决策就会失误。
（五）权衡利弊，果断拍板，做出抉择
决策的目的，总是希望尽量减少投入与损失，获取最大产出和效益。但是，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往往是利与害并存。因此，它需要决策者权衡利弊得失，做出最终抉择。
事实上，“作决策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准则和方法，而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权衡各种影响因素，并以最为智慧的方式做出抉择的能力。”[4]也就是“善断”。
怎样才能善断？毛泽东同志讲：“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
一般说来，“善断”有两个衡量要素：一是断得正确；二是断得及时。两者缺一不可。邓小平同志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
面对着不同的决策方案，怎样才能断得正确？断得及时呢？决策者要断得正确，断得及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审时度势，着眼全局，考虑长远。前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这前一句话说的是全局性，后一句话说的是长远性。目无全局的将军，即使是暂时争得了一城一地，最终也难免陷入失败的境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就是因为不懂得着眼全局、考虑长远的大道理，主张“不丧失一寸土地”，反对一切必要的退却，结果造成了全局的失败。而毛泽东懂得“审时度势，着眼全局、考虑长远”这个大道理，因此，他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就是审时度势，着眼全局的一个典型案例。
审时度势，着眼全局，考虑长远，要求决策者仔细、认真地观察、研究现状，正确地估计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站在全局的高度，以前瞻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
我们强调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重要，并不是对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否定。这里有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的问题。
全局，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局部，指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
全局是由一个个不同层次的局部所组成，全局制约局部，而局部又影响全局。在局部与全局发生冲突时，要果断地舍弃局部，抓住重点，保证全局。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小道理为什么要服从大道理？因为大道理是纲，小道理是目，纲举目才能张。汉朝人桓谭在《新论》中说：“举网以纲，千目皆张；振裘持领，万毛自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打鱼时，抓住网上的大绳，网眼就张开了；整理皮袄时，抓住领口一抖，毛就理顺了。
“大道理”就是鱼网上的“大绳”，皮袄的“衣领”。纲举目才能张开，持领毛才能齐整。决策中，只有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决策的宏观方向。
当然，在局部利益可能导致全局利益失败时，决策者又要高度重视局部利益。
因此，决策既要能体现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要考虑局部利益，又要考虑全局利益；既要考虑近期目标，又要考虑长远规划。
第二，三圈理论，正确把握，全盘考量。正确决策的基本要求是要做到六个字：科学、民主、可行。怎样才能做到这六个字？是否有一把尺子可以衡量？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们推崇的“三圈理论”，就是一把衡量的尺子。
所谓三圈理论，就是决策者在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价值、能力与支持这三个因素的相互统一。为什么这三个因素的相互统一被称为“三圈理论”？因为人们通常用三个圆圈来标示着“价值、能力与支持”。
其一，是价值。考量该决策方案的目标能否体现公共价值，是不是以公共利益作为决策方案的最重要诉求；能否体现“三个符合”，即符合中央精神，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其二，是能力。考量决策方案的实施与执行中的约束条件，即达到决策目标的人、财、物条件是否具备。决策目标再好，如果实施与执行中的约束条件存在问题，也难能达到目标。
其三，是支持。考量决策方案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与意见。也就是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度如何。所谓利益相关者，涉及三部分的人：受益者、受损者和中间人。
为什么要考量这三点？因为对价值圈的质疑能够使决策目标更趋合理；对能力圈的重视能使决策者认清实现决策目标的主客观条件；对支持圈的关注能够让决策者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来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第三，围绕目标，选择方案，做出抉择。在决策中，决策者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两个或更多的方案在“价值”、“能力”、“支持”上都没有问题，那如何取舍？答案是：选择决断方案，首先要从决策目标出发，也就是要看决策的方案与决策目标的贴近度如何。
天津“引滦入津工程”，就是根据这一标准做出的抉择。
1981年5月，中央决定密云水库要确保北京用水，今后不再为天津供水。天津市用水，要靠滦河下游的潘家口水库来解决。
潘家口水库位于河北省的迁西县境内，距离天津市区有几百华里。通过什么路线，把水引到天津？当时有两个方案。
一是南线方案：引水河道由潘家口水库出发，一直向南，经迁安县、滦县，直奔唐山，再由唐山，把水引到天津。
南线工程，于1975年上马，施工已有5个年头。如果再投入一些力量，工程可以较早完成，有利于解决天津缺水之急。并能同时兼顾天津、唐山以及河北省沿水道地区的用水问题。
二是北线方案：引水河道由潘家口水库出发，向西穿过燕山山脉的几座山到遵化县，经黎河，输入于桥水库，然后利用旧有的蓟运水道，再加新开挖的引水渠道，把水引到天津市区。
北线工程比较困难。要勘测、设计，并要打通施工难度极大的引水隧洞。再加上各种配套工程，施工的周期将会很长。
是选“南线方案”，还是选“北线方案”？天津市的决策者面临着选择。
赞成选“南线”的人认为，天津与唐山合用一个水道，可以节省投资。
主张选“北线”的认为，“引滦入津工程”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天津用水。南线方案虽然可以少建一条引水渠道，节省投资，但因为天津处于南线水道的最下游，供水问题得不到确实保障。因此，根据决策目标的要求，“引滦入津”只能选北线方案。
最后，天津市的决策者选择了北线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天津市选择“北线方案”是正确的。
第四，权衡利弊，避免陷阱，果断拍板。权衡利弊的根本原则是“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也就是：“害大取小，利中取大”。利害如何确定？主要看决策目的或决策目标的价值取向。
决策者在拍板决断时，不仅要权衡利弊得失，还要避免决策陷阱。决策有许多陷阱，但从拍板决断的角度看，主要是避免“尽善尽美”的决策陷阱。因为绝对完美的决策追求，容易使领导者在犹豫徘徊中失去发展的优势和机遇。尤其是在危机决策时，更是如此。例如：
在2003年12月23日中石油川东北气矿井喷事故中，川东钻探公司总工程师、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华，就是因为不能“权衡损益风险，决策当机立断”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所以，决策者在决策时，不要去追求尽善尽美的决策。而应该权衡利弊得失，去寻求正确而满意的决策。所谓正确而满意的决策，就是决策者在价值、能力与支持这三个方面寻求某种平衡的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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