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
饱经世事，久历风云之后，章太炎与梁启超无一例外地急流勇退退守书斋，恢复了书生本色，给世人留下一道渐行渐远的青衫背影。
章太炎的华丽转身从第二次出狱开始，三年监禁期满后，他再度来到日本。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说：“夏，余监禁期满，中山自东京遣使来迎，遂赴东京，入同盟会，主民报社。”为了迎接章太炎，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迎接这位因反清而入狱的斗士，到会的留学生两千多人。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当时正下着雨，由于与会者超过了预计的人数，很多人不能进入会场，大家就站在雨中听他演说。
这次演说章太炎提出要办的两件事：“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主张用佛教：“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是，当时通行的佛教他觉得不行，有许多杂质，需要设法改良。他的办法是“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他的良方是弘扬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民族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不仅没有矛盾，反而像是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梁启超强调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民族，而他所强调的只是汉族，但就以文化养成国民精神而言，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还在1902年，他们便通信讨论过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当时，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史学”两篇学术论文，倡言“史学界革命”，主张以西学新说整理中国旧史。即使是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梁启超在写给蒋观云的一封信中，还希望章太炎能对他的新著《国文语原解》给予批评指正，甚至想求他写一篇序言。他说：“东中士夫其粹于此者，惟章太炎，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先生能居间以就正于彼，（若太炎肯为叙，亦学问上一美谈）尤所愿望。政见与学问固绝不相蒙，太炎若有见于是，必能匡我不逮，而无吝也。”
章太炎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对于梁启超停止相互攻击、和平发言的请求却表示“欲为调停”。《新民丛报》撰述徐佛苏向梁启超建议，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呼吁双方停战，并责成他赶快交稿：“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妥，望早成之。”这封题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的读者来信是徐佛苏以“佛公”为笔名撰写的。发表后章太炎主持的《民报》一直不予理睬。梁启超又托徐佛苏找宋教仁帮忙。
宋教仁很重视这件事，他马上去找章太炎商议，转达了徐佛苏的一番话，章太炎说“可以许其调和”。他们又一同来到孙中山的寓所，见到了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他们“皆不以为然”，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载：“接徐应奎（佛苏）来信言，将邀蒋观云同往梁卓如处，劝其不加恶口于《民报》事云。”这说明，大家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但无济于事，《新民丛报》最终于1907年7月停刊。史家认为，《新民丛报》停刊意味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改良派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忽略了当时的具体情形，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梁启超的关注点已经转移。他兴奋地表示，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现在要做的，是研究过渡时代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民法和经济学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还有宪法、行政法、教育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切实地研究。而陷入论战之中的《新民丛报》，已无力承担这个任务，他准备办一份新的刊物，来承载大家的研究成果。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再兼顾《新民丛报》。与其让它变成鸡肋，不如使其寿终正寝。
说到这场论战的胜败，这不是论战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历史发展使然。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最初看到这句话，很容易想起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培育了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梁启超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这就是说，政治腐败是制造革命党的温床。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政治腐败也就没有了革命的理由，革命党也就失去了煽动民众的依据。人民不信任清政府甚至怨恨政府，是因为清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清政府，它本来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到损害。但它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损害人民的权利，剥夺人民的权利，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只能奋起反抗：“故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导之者，则横决而出焉”，这是革命党的宣传很容易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原因。革命党内部无论有什么分歧，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这也是章太炎能和孙中山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为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着想，所谓刷新政治、治理腐败，第一件事就要消除清朝特权。然而清政府偏偏不这样做，他们所做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失望、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革命党一边去。当时清政府做了什么呢？“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排挤异己之具，借新缺位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满籍官吏中之一二人，稍得权力，则援引姻亲，布满朝列，致使新官制改革之结果，满人尽据要津，致社会上有排汉政策之新名词出现——则相排之结果，满亦何能终与汉敌？惟有满族先毙，而满汉同栖之国家，随之而亡耳”。为什么那么多人仇恨政府，仇恨清朝？“则政府有逼之使不得不相仇者耳”。梁启超认定，一两个煽动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唯政府所供给之革命的原料，日冲积于人人之脑际，而煽动家乃得以投机而利用焉”。他把政府与革命党的关系比作不洁之人与虮虱的关系，“天下惟不洁之人，斯生虮虱，亦惟不洁之人，日杀虮虱，方生方杀，方杀方生，早暮扰扰，而虱无尽时，不若沐浴更衣，不授以能发生之余地”。然而，清政府不会听从梁启超的劝告，他们一意孤行，最终将自己拖进坟墓，也让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归于失败。
尽管取得了对于改良派的胜利，后期章太炎与孙中山矛盾加深，根源在于他们的革命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并不被章太炎完全认同。就章太炎而言，他的政治主张其出发点只是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所谓“民族复仇”，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中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复（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他最终选择退守书斋、以讲学为业，“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是退出江湖仍然无法掩饰他对革命党的失望，他一度甚至想去印度出家。由于资金的缺乏他并没有成行，最后选择大隐隐于市，在学术上找到人生最后的田园。
历经沧桑后的自甘寂寞
晚年的章太炎其实已然进入一种宗师境界，那是一代文化大师历经沧桑、叱咤风云过后的自甘寂寞。与他的弟子鲁迅先是相信达尔文进化论、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不同，章太炎始终对进化论持怀疑立场，一如其对各种乌托邦学说不屑一顾一样，这是章太炎这样的宗师对于文明进程保持的本能警惕。文明是进化的，文化却是轮回的。达尔文以科技主义的眼光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致使马克思得出社会形态的递进理论。而这一切在章太炎这里却作出如此回应：社会的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章太炎看出文明进程的双刃性。这与其说是学问的高深，不如说是内在的定力所为。所以章太炎最终走向孤寂，归于沉静。
与章太炎相似，从早先叱咤风云、晚年却又归于沉寂的，乃章太炎论战对手梁启超，这对宿敌实际上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双璧。从表面上看两人处处对立：在学术上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有别，在政治上是革命和保皇的相峙，在思想上各持自由或激进的立场针锋相对。但在骨子里，他们彼此却相辅相成：同样都是两个不同政治集团的发言人，同样都是声名赫赫的报刊政论家、中国报业传媒的开创者和自由言论的一代宗师。他们在几乎相同的学术领域里成就斐然，又在联省自治的理念上殊途同归。人们提起章太炎不得不提及梁启超；人们说到梁启超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章太炎。章梁并称，似比康梁共名，更加意味深长。被世人动辄相提并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其实无论就个人气质还是精神境界而言，两者差距都相当大，悬殊明显。章太炎虽然目光高远，却始终不能跳出历史看历史，纠结于反清与革命。相反，梁启超如炬目光则穿透历史风烟，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正道。虽然与章太炎一样晚年沉迷于传统国学，章太炎则是就国学而国学，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用国学搞革命”。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的历史。”他认为，只要晓得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他把国学研究和讲演视作文化战场。国有与立，赖于国学的支撑，这是他讲学的最大动力。在他的通信中，频繁出现“国学”一词：1907年致刘师培函：“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1908年有《与人论国学书》之作，1912年与蔡元培同刊寻找刘师培启事，称：“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可以说，“国学”这一概念章太炎不仅使用得早，而且使用得最多，终其一生都为此而抛尽心力。章氏本人也以“独欲任持国学”自命，他的学问大厦的两根支柱，一是小学，就是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二是经学，两者都是太炎先生所钟情的国学范畴。
而梁启超却不是这样，他认为随着王朝专制的循环而存活的孔孟话语，自然会随着王朝专制的走向终结而式微。孔孟之道或宋明理学，它们的产生由它们的环境与原因，它们在几千年里曾主宰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像一条源远流长、汹涌澎湃的河流，它浩浩荡荡流淌到今天终于干枯了。因为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已有了全新的改变，它被淘汰了。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它走向式微合乎逻辑也合乎情理。当今世界，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源自欧美的全新文明格局如同立夏之后的副热带高压一样，正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扩大的态势，它与东方文明的式微是同步的。梁启超看到了这种东西方文明此消彼长的形势，他通过《清代学术概论》发现，这样的式微并非起自清末明初，而是始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诸子的“经世致用”，比如对先秦诸子学说的阐释，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继承，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启发，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叛逆等等。梁启超尤其看重乾嘉士子戴震之于宋明理学的抨击，称赞“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这与胡适对戴震的盛赞不谋而合：“戴震是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的礼教的第一个人。”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针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一说指出：“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法救矣！”这种对宋儒的批判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先声。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在思想程度上远比戴东原激进，在学术上却没有多少新的突破。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这是继王朝专制结束之后的又一个划时代大转折：中国人第一次在孔儒话语面前站立起来，从而在观念上产生了革命性的巨变。诸如以男女平等代替男尊女卑，以恋爱自由结束包办婚姻，以个性解放摒弃三纲五常。科学的提倡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民主的呼唤致使专制不再理直气壮。虽然还无法一步抵达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境界，但已然成为时代潮流。必须指出的是，新文化诸子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传统，一如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产生孔儒话语的历史语境，还不能分清老子和孔子究竟异于何处。相对于后来的历史进程，新文化诸子又太过于深究人权意识，不懂得民主的前提不是政府的好坏而在于自由的有无。这一点梁启超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强调以法治国，这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他在《论立法权》中开篇即说：“立法、行法、司法，诸权分立，在欧美日本，既成陈言妇孺尽解矣。然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与此等政学原理，尚未有发明之者。”立法宪政，根本上就是为了限制执政者的权力，所以梁启超最后说：“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昔以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固宜。今则政学大明，知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矣。且内外时势浸逼浸剧，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立优胜劣败之世界。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况以立法权畀国民，其实于君主之尊严，非有所损也。英国、日本，是其明证也。君主依国家而尊严，国家依国民之幸福而得幸福。故今日之君主，不特为公益计，当畀国民以立法权，即为私利计，亦当尔尔也。苟不畀之，而民终必有知此权为彼所应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则法王路易第十六之覆辙，可为寒心矣。此欧洲、日本之哲后，所以汲汲焉此之为务也。”
章太炎的“五大天王”
一生专注于学术的章太炎曾经多次开堂讲学，门下弟子甚众，诸如黄侃、汪东、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承仕等，均是章太炎早年所收弟子。这批弟子先后执教于国内知名大学，有些人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有机会将源自于师、又有所发展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群体。通观中国近代学术史，尽管不乏颇具影响力的一代宗师及其弟子群，但大都难以企及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份情谊来自尊重，章太炎并非严师，他与弟子们的关系十分随和，从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鲁迅便形容：“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周作人回顾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另据汪东回忆，章太炎还曾戏封其得意弟子为“五王”，“季刚尝节《老子》语‘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书，是其所自命也，宜为天王。汝为东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余问：‘钱何以独为翼王？’先生笑曰：‘以其尝造反耳。越半载，先生忽言：以朱逖先为西王——’一时诙嘲，思之腹痛。”由此可见，章太炎与其弟子的关系相当融洽，故常有诙谐之雅谈。尤其让人感动的是，章太炎还曾一再向学界推荐其弟子。1908年，他专门致函《国粹学报》说：“前此蕲州黄君名侃，曾以著撰亲致贵处。黄君学问精专，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餍心，故为之介绍。愿贵报馆加以甄采，必能钩深致远，宣扬国光。”1914年，他又在“题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中写道：“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若其精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固难得其比。”显然，章太炎出于对黄侃学识的特别欣赏屡屡为之热心推介。与此相似，他对吴承仕也是夸奖有加：“及吾门得辨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并特意致函章士钊：“吴在司法部充佥事，学问精实，与季刚辈相埒，而中正稳练，则过于季刚，望善视之也。”随后他又为吴承仕谋中央大学教职一事致信蒋维乔：“顷有吴君承仕，字□斋，国文、小学、经训与季刚造诣伯仲——足以补季刚之缺。”
章太炎之所以屡屡思念早期弟子并为之推荐，主要是因为他对这批弟子寄予了学术传承的厚望。他曾说：“季刚年方盛壮，学术能为愚心稠适，又寂泊愿握苦节——”后来他在致龚未生信中写道：“季子、逖先四生，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学否耶？”言词中充满了殷切希望，而弟子们也没有让他失望，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即言：“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分别表彰了对弟子们的各自建树。对此，朱希祖曾表示：“余对先师，终有知己之感也。”黄侃也声明：“一知一识，尽承师赐，一饮一啄，莫非师恩”，“谨当寻绎宝训，勉之毕生，不堕师法，以酬恩造”。
投桃报李，章门弟子也十分关心其师的处境。1908年，章太炎因迟未交纳《民报》案罚金，被判处拘于劳役相抵。宣判当天，鲁迅、许寿裳等人便立即挪借译书的部分稿费，代缴罚金以营救其师。此后，当章太炎因痛骂袁世凯被幽禁钱粮胡同时，章门弟子也经常前往问候，朱希祖一周探望即多达数次，有时甚至一天上午、下午均来探视。黄侃索性搬到章氏寓所与其同住，直至被强行逐出。另据《鲁迅日记》记载，他也曾多次前往探望。在此期间，章门弟子还联名上书教育总长汤化龙以谋救其师，其中说：“若太炎先生者，才学宏博，求之古人，未知何如，今日实罕其匹。文献之存，国有赖焉。”他们还提出《申理章太炎建议案》，其中也写道：“章氏一代英才，而听其摧折，亦非计矣！”
“章门五王”在当时的学界流传甚广，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章门诸子个个是人中精英，并且其中不少人还曾长期在一起共事，自然也不能免俗，争吵、翻脸也时有发生，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是黄侃和钱玄同。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其人性情乖戾，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向。一次在一起聊天，谈起学问，竟因观点不同而相骂，黄侃继而“欲以刀杖相决”。事后，却又像无事一样，而“善遇焉”。他和钱玄同，我国文字学上顶尖的两位大师，又先后同为北大、北师大的文字学教授，恐怕真是一山不容二虎，两人常要闹些矛盾。黄侃死后，《立报》上曾登过一篇《黄侃遗事》，文中说：“黄侃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周作人将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看，钱玄同回信说：披翁（黄侃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得到的。夫拜门之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黄侃曾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有诗戏之曰：“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讲学，黄侃也在北京。有一次，黄、钱二人在章太炎住处的客厅里相遇，与诸客坐候师出，黄忽戏呼钱曰：“二疯！”钱已不悦，黄继曰：“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钱顿时大怒，拍案厉声曰：“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
黄侃与北王吴承仕原也是极好的朋友，黄侃一直居住在吴承仕的一所房子内。吴先生是位忠厚之人，而黄侃竟也与其产生了矛盾。1927年，吴承仕任师范大学文学系主任，黄侃为教授。有学生反映黄侃在课堂上对女生有不尊重之言，吴承仕作为系主任便善意地提醒黄侃注意一下。谁知黄侃竟大怒，辞去教授之职。搬家时，黄侃竟架上梯子，爬到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这真有点小孩子恶作剧了。吴承仕把此事告诉了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回信曰：“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去岁曾以忠信敬笃勉之，彼甚不服。来书所说事状，先已从季刚弟子某君闻其概略，彼亦云吴先生是，而黄先生非也。”
南王钱玄同与吴承仕也闹过矛盾，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的章门弟子集资刻《章氏从书续编》，由钱、吴二位主持其事。太炎先生以为这是一件不太复杂的事。但是，书老是刻不出来，先生有些不开心，去信询问已有责怪的意思了。其实刻板实为不易。老师来信责怪，两位弟子分别写信向老师解释，但信中也分别有些推诿，都告了对方的状。老师着实生气，去信说既然两人互相推诿，就一人办好了。于是就不要钱玄同再问此事，由吴承仕一人主持。后来太炎先生也发现其中诸多误会。书刻好后，尤其是看到钱玄同所手书的《新出三体石经考》确实卖力，大为感动。为了弥补对钱玄同的误会，太炎先生特地在钱玄同的手书后作跋，对钱氏大大地赞扬了一番。
最著名的弟子
章太炎除了“五大天王”之外，还有八大弟子，八大弟子中最出名的就是鲁迅。当年章太炎在日本创办国学讲习会，鲁迅和周作人报名参加。当时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大多数亡命日本，包括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革命家，都在日本传播他们的思想，组织反抗力量。鲁迅一入日本就遇到了一大批流亡的革命家。从此，反封建与搞革命就成为鲁迅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最初对鲁迅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实不是章太炎而是梁启超，这时候的革命派与改良派还没有彻底分裂，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热血沸腾的文字吸引了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通过“本报告白”宣传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来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有，持论务极公平，不贪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清新明白的语言，生动犀利的文笔，着重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极力宣扬变法维新，力倡民族主义，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屈辱卖国的卑劣行径。《新民丛报》横空出世，震动了鲁迅这样年轻学子的心灵。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也在聚集力量，扩大自己的阵地。在异国相对较为自由的政治空间，又有亡命日本的革命家们的思想感染，许多留学生的心灵开始苏醒，他们追随着这些革命先驱者们变革中国的正义活动，思考、苦读、觉醒、行动——在这里，鲁迅感受到一种在祖国黑暗大地上从未感受到的革命气息。革命家鼓动革命，是那样地激动人心，腐败没落的清王朝像那条拖在中国人脑后的小辫子，必段要剪掉，否则，它只能成为中国人的耻辱与笑柄。这一点在邹容的《革命军》有了激烈抨击。读完《革命军》之后，鲁迅决定洗刷这种耻辱，第一个剪掉了辫子，然后带着轻松感和自豪感去找友人许寿裳，让他欣赏一下剪辫后的新风采。许寿裳也是浙江人，比鲁迅晚半年到达日本，他也学鲁迅剪掉辫子。后来同学们统统剪掉了辫子，这让鲁迅十分开心，他特地拍了一张“断发照”，并在照片背面题诗明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后来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回忆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就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当初鲁迅在日本听太炎先生讲学，一起听讲的有八名弟子：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钱玄同、朱宗莱、朱希祖、龚宝铨。“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下去。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每次讲课，“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鲁迅所听讲的时间到他回国，约在1908年7月至1909年春夏之间，不到一年时间。但他被章太炎的革命精神、人格魅力与学识水平等倾倒，从那以后，一生都没有改变过。这种师生间人格上、精神上、文化上的高度契合，对鲁迅的为人、思想、学业等各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高尚人格。鲁迅多篇学术论文传承了章太炎的革命精神与学术思想。章太炎精通医道，而鲁迅也是学过医的，他有过解剖人体的经验，他把这种手术刀的体验移植到思想的治疗之中，把对肉体的解剖移植到对于国民心灵的拯救。他以外科手术的果敢精准，面对的是世事的乱象，挖的却是精神的劣根，一刀下去，直剖核心，字字流血，句句挖心。我们若将鲁迅的《文化偏执论》、《破恶声论》与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建立宗教论》、《四惑论》等著作对照一下，便不难看出，鲁迅的革命思想倾向与章太炎完全如出一辙，这种革命精神与革命思想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选择了以文学为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将。同时，章太炎敢作敢为、狂热激进的个性也同样深刻影响着鲁迅的文学创作。众所周知，章太炎的“狂”是出了名的，而他独特鲜明的个性远不止于“狂”。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作敢为，大有作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此说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章太炎就是一个典型的“狂者”、“狷者”。他曾自称有“神经病”、疯子、狂人。但有时候属于“真狂”、狂热、狂妄、狂狷，有时候属于“佯狂”，就是装疯卖傻。他只关注学问不在意生活，即便生活潦倒他也全不放在心上。晚年居住上海时，离家五十公尺之外即找不到回家的路回，为什么？不认识路。偏偏又记不得自家地址，只能沿途问人，其问法是：“我的家在哪里？”被问到的人无不莫名其妙：“你是谁？谁知道你家在哪里？”他随即又补问一句：“我家在哪里你不知道吗？”被问的人拿他当疯子，摇头而去。有一次他从南京返回上海，家人记错班次没接到他，他只好雇一辆马车，并告诉车夫说：“到我家里。”车夫说：“你家在哪里我哪知道？”可是章太炎就是说不清他的家在哪里，车夫又不想丢了这笔生意，只好拉着他在街上兜圈，兜兜转转了大半天才被家人寻获，他随手给了人家五元大洋作车费，实在太多，被家人发现后赶紧夺下来。他对钱财也完全没有概念，甚至不会用钱，只知一张钞票可用一次而不管票面大小。所以他叫佣人买烟一包就给五元大洋，儿子想买大衣，他也给五元大洋。家里要在苏州盖房子，他也只拨了五元大洋。就是这个连钱币也不认识的“疯子”，却给了鲁迅最深刻的影响。他的敢作敢为孤傲狂狷的个性，同样深刻影响着鲁迅的文学创作。正是在太炎先生的点拔下，鲁迅才从国民性上的积弊，去接受儒家的异端——老庄思想，去欣赏老庄“反”字的事物变化的自然通则，尊敬有反抗精神与性格的作家嵇康、阮籍、李白等人，倾心魏晋文风。因为这些人及这样的文风，都带有老庄的批判精神、反逆性格及对自由的追求，在沉闷的封建长夜，通过太炎传授的庄子学说，鲁迅与有庄子精神的这些前人达成精神上的高度契合。郭沫若这样说过：“太炎先生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无疑是给了鲁迅先生以深厚的影响。”其实鲁迅当年那些震耳欲聋的发轫之作，全是章太炎思想的“开花结果”：比如《药》，就是章太炎“国民性积弊”的文学化。还有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铁屋里的呐喊、旷野上的招魂、废墟中的怒号——其中活动着一个若隐若现的疯子，分明就是他的老师章太炎。这种对革命的天然亲近，为鲁迅在多年以后的文学创作与人生道路埋下了一个伏笔。
后来发生的事件国人几乎众所周知：那是到仙台的第二年，学校增添了细菌学。细菌形状全用幻灯显示，教完一个段落还没到下课时，老师总爱给学生放映一些时事画片。某天，鲁迅看到一个奇异的镜头：一个自己的同胞，夹在日本军人中间，被绑押着赶赴刑场，据说他给俄国人做了侦探，要枪毙示众，而周围的看客也正是一群中国人。看到被斩的惨状，周围的中国人竟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鲁迅脑子嗡的一声像要爆炸，他无法忍受这样的麻木，没有比自己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遭受侮辱更使他忧伤。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它还会有什么希望和未来？如果说外敌的入侵让民众尊严丧失还情由可原的话，那自己同胞的麻木不仁让他心灵受到巨大冲击，他无法忍受这样的麻木不仁，这种奴隶似的呆滞。愤怒、屈辱、悲痛一起如烈焰般在鲁迅心中燃烧起来，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常常独自躺在教室外的草坪上仰望长空。长空中乌云翻滚，像一群狂暴的野马在奔驰。他仿佛从梦中醒来：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加可怕，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健，假如精神麻木、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对于麻木的祖国，紧要的不是用医学医治同胞的身体，而是要设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精神与灵魂才能让沉睡的祖国惊醒起来，以新的姿态展开新的生活。而要医治灵魂，唯有文学艺术才是最好的良药。他断然弃医从文，并在新文化运动后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与毛泽东站在一起。
千年一遇的狂傲弟子
章太炎弟子有“五大天王”与“八大金刚”，另有一位未曾上榜的狂傲弟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怪杰——刘文典。都说章太炎是疯子，但是这位没上榜的弟子狂起来比他的疯子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弟子黄侃曾说刘文典“才高八斗，百年一见；其狂傲，千年一遇”。
刘文典与章太炎相识也在日本，回忆往事时刘文典说：“我从章太炎先生读书，是在前清宣统二三年的时候。那时章先生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门口有一个小牌牌，叫做学林社。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穿着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经过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从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中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说是章太炎的弟子，其实刘文典在章太炎那里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一开始他天天到章太炎那里去请教，风雨无阻。章太炎当时正在讲经学。不久，又开始讲《说文》、《庄子》。当时刘文典是初到日本，才二十岁，年纪实在太轻。章太炎讲的《说文》他还能听懂一点。后来讲《庄子》，他就不大懂。再加上佛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有一天下午刘文典午睡过了头，来到课堂已经迟到了。章先生正在拿佛学印证《庄子》，刘文典听得昏头昏脑的。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说是武昌举行起义。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大家喜欢得跳起来。从那天起，这里的学生虽然天天仍然聚会，却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样革命。后来刘文典因为忙着要回国，坐火车到神户赶一只船，他来不及向章太炎辞行，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这就是刘文典在章太炎那里求学全过程，两人回国后也极少见面。在上海时，章太炎住在著名的哈同花园。刘文典也在上海，因为太忙，只去看过一次。还是因为有事，“是为刘先生的事。那时候，申叔先生正在端方的幕府里，端方被杀后，刘先生的下落不明。我怕刘先生有危险，求章先生打电报给四川都督尹昌衡，章先生不待我说，慨然说道：我早有电报，并且把电稿给我看。我记得电文上有这几句话：‘姚广孝劝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杀方孝孺，杀孝孺则读书种子绝矣。’又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他又约蔡元培先生联名在上海报上登一个广告，劝申叔先生到上海来，后来听说谢无量先生把刘先生接到成都，在存古学堂教书，章先生才放了心。章先生、刘先生之翻脸，平心说来，完全怪刘先生，章先生能这样的不念旧恶，古道热肠，真令人可钦可感。”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幽居，刘文典在北京大学教书，地北天南，师生间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但是随着刘文典在学术界的地位越来越高，章太炎先生对这个没有上榜的弟子越来越器重，这绝不是因为刘文典能承传他的学问，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刘文典自己也坦陈说：“是因为章先生最恨蒋介石，而我在安徽大学的时候，骂蒋一顿，被蒋关过两个星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刘文典却是一个既其貌不扬却又落拓不羁的老头，那副模样让蒋介石没有好感，他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没有好脸色，狠狠地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随后蒋介石到安徽大学视察，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省政府通知刘文典校长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蒋介石来到安徽大学那天，场面冷冷清清。第二天蒋介石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也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长袍马褂才姗姗而来。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蒋介石气得下令将刘文典抓起来，要枪毙他。后来因为梁启超等大家多方说情，蒋介石才决定将他释放。据说恢复自由时，刘文典还死活不肯出监狱：“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善罢甘休。一场风波，就此了结。后来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谈到刘文典被扣押一事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这事传到章太炎那里，他逢人便夸好弟子刘文典。“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在上海和日本兵打起来，章先生冒着炮火到北京来见张学良，劝他出兵，讨伐溥仪。一到北京，章太炎就派人到清华园找刘文典，刘文典一听老师呼唤，连忙进城，在西城的花园饭店拜见老师。章先生摸摸他的头，说：“你真好。”随后就大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真是卖国军阀。张学良去见他的时候，刘文典在楼下龚镇鹏的房里，听见先生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一直留在他的耳朵里。后来章太炎写一副对联，派龚镇鹏送给刘文典：
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祢正平。
上联是告诫刘文典不要吸烟，下联是夸奖他骂蒋介石。得到先生的夸奖让刘文典十分开心，他后来这样夸赞章太炎：“章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天下后世，自有定评，无待我这个小学生多说。章先生的思想，也是个唯物论者。他虽是喜欢讲佛学，但决不迷信佛教，可以说是吸取了佛学里唯物的内核，吐弃了唯心的外壳。例如他作的讲《庄子》的《齐物论释》，是用佛教的法相宗思想来解释《庄子》，而法相宗是佛教最科学、最合逻辑的一派。章先生早生几十年，未闻马克思主义之大道。我们也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但是他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是一颗光辉灿烂的巨星。就是政治史上，他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和袁世凯、蒋介石都斗争到底，这也是值得学习的。”能得到狂人刘文典如此高的评价，章太炎是唯一的例外。在刘文典的字典里，从来不曾有过谦虚这样的词。在他一度供职的西南联大，教授们全不入他的眼，看不起朱自清，小瞧闻一多，大骂沈从文——陈寅恪还算一个例外。他这样说过：“陈寅恪的工资该拿四百元，我应拿四十，朱自清只该拿四元，沈从文四毛也不给。”据说有一次日军空袭，大家都在跑。刘文典在返回去接陈寅恪时碰上了沈从文，劈头就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火种，你跑为什么呀？跟着跑什么？”沈从文没说什么，也真不知说什么，只看着刘文典甩手走开。
在章太炎弟子中间，刘文典绝对是一个学问大家，他因为师从过章太炎而倍感荣耀，而章太炎也因为刘文典这个弟子感到自豪，这一对狂人师生是风起云涌的民国文化圈一对奇葩。
天王之外的“八大金刚”
章太炎身边一向弟子云集，众多弟子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在天王之外另有“八大金刚”之说。“八大金刚”分别是：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沈尹默。平心而论，这些弟子们虽然怄气斗气乃至破口大骂，但是他们一个个是那样率真，似乎还带着孩子般的童真，吵起架来口无遮拦，任着性子乱说一通，甚至吵过之后，找太炎老师评理。老师批评错了再表扬一番，便又满脸灿烂。但因为他们是大师，这便成了动人的文坛掌故和文人轶事。
在章门，弟子相互援引是有传统的。民国初年，章门弟子陆续从日本回国，到1918年，太炎先生已有十位弟子在北大任教，他们是：朱希祖、马幼渔、陈大齐、康宝忠、黄侃、钱玄同、周作人、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另外，还有向来被视为太炎弟子的沈尹默，以及1920年开始在北大兼课的弟子鲁迅。这样，在中国学界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太炎弟子为核心的强大学术阵容，再加上吴承仕、许寿裳等人，他们的力量很快就影响到了全国。章门弟子这种相互援引的传统在后来一直保持下来，老门生对新门生的援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上的传授，二是事业与生活上的关心。章太炎创国学讲习所于苏州招收年轻学子，老门生披挂上阵开设课程，如朱希祖、汪东、黄侃等都曾去开过课，这是学术上的传授。事业与生活上的关心更不在话下，章太炎去世后，有同学马竞荃失所依归，朱希祖特地写信给许寿裳推荐马氏，时许寿裳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信云：
章师设教苏台，从学者七十余人，弟曾每月一次前往助讲。马竞荃同学亦为助讲。竞荃名宗芗，著有《毛诗集解》三十六卷。最近，章师所讲《尚书》二十九篇，上月讲完，新诂甚多，马君完全笔录，其他小学、诸子等，笔记亦多。不幸章师谢世，马君住讲习会中，失所依归，其眷属全在北平。马君恂恂儒雅，笃实可亲，当世不可多观。贵院国文学系大可延聘，斯人胜于时流多矣。
同学徐复原为黄侃弟子，黄侃逝世后，徐复入苏州国学讲习会，为太炎先生弟子。抗战开始后，徐复流离重庆。朱希祖知道后，先与其一道编太炎先生文稿，后又介绍徐复到重庆广益中学任国文教员，以解决吃饭问题。徐复晚年成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高龄九十余，是我国国学界的泰山北斗。
章太炎桃李满天下，作为一代师宗，他确实是天生的大师，能针对每一位弟子的学有所长而因材施教。就“八大金刚”来说，他对每一位弟子的爱各不同，对大弟子朱希祖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此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是许多学者奋斗一辈子也得不到的荣誉。朱希祖作为一个大学者，曾作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对恩师章太炎，他曾说：“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朱希祖既能够继承先生治史精华，又能对西洋史学理论宽容地吸收，既重视历史史实的考据，又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并认识到史学以指挥人事为归宿。朱希祖在学术上成就非凡，但是就功名而言，显然不及另一大弟子周作人。周作人的名声主要来自于其兄鲁迅，但是他对太炎师却满怀虔敬。他曾这样说过：“虽然有些先哲可以做我思想上的导师，但是真正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思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可是，习惯于枯坐书斋的周作人后来对热衷于搞革命的章太炎也是满腹牢骚，他在《谢本师》一文中这样写道：“《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然后话锋一转：“平常与同学旧友谈起，有两三个熟悉先生近状的人对于先生多表示不满，因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我也知道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Economics之谓），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种意见固然不对，但这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然而性情总是天生的，先生既然要出书斋而赴朝市，虽是旧弟子也没有力量止得他住，至于空口非难，既是无用，都也可以不必了。‘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我坐在萧斋里，不及尽见先生所发的函电，但是见到一个，见到两个，总不禁为我们的‘老夫子’（这是我同疑古君私下称他的名字）惜。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
这样的话出现在弟子笔下，应该说是对老师很大的不敬，但是并没有在章太炎众多弟子中引异议，也许是受爱其深才恨之切，也许是周作人的话说出了众多弟子深埋于心的话，在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师生关系中，最值得今人深思的就是这种根值得信任与敬爱的理解与包容。章太炎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优点与缺点一样突出，甚至令敬仰他的人不堪承认。可是如果没有章太炎，章门弟子肯定难以在事业上有所创新、有所成就。关于这一点，章太炎晚年曾引戴震语提出，“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并阐明：“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有鉴于此，他对弟子的创新总是持一种积极鼓励态度，这是他的长处。朱希祖即曾说：“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即使是弟子“背师”，章太炎也十分宽容，如钱玄同虽“谈经多主今文，颇与先师相违，而先师不以为牾也”。甚至连曾经“谢本师”的周作人，他也既往不咎，不仅在1932年北游时一共赴宴照相，并为其手书条幅，还在1933年修订《弟子录》时将其补入，充分反映了他宽容大度的胸襟。以至于周作人后来也不无歉意地承认当年行为“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鲁迅为其弟辩解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他又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诚恳申明：“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
除学术研究之外，在政治理念与文化思想上，章门弟子也对章太炎多持异议。尤其是当章太炎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还参与复古投壶的闹剧，引起了章门弟子的普遍不满。钱玄同即曾致信胡适指出：“‘敝老师’的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鲁迅也批评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周作人的态度更是激烈，他先是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针对章太炎上海讲学表示：“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无论是从文学、小学、经学等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还是从政治理念与文化思想来看，章门弟子都没有完全墨守成规，而是独立思考，敢于突破师说的樊篱，从而形成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师生关系，形成了薪火相传的传承关系，而且在心灵上也达成了相互的理解和沟通，从而共同构筑起了近代中国学术界最具魅力的新型师生关系。
康有为的私塾弟子
梁启超与自称为“康有为的私塾弟子”谭嗣同可谓志同道合，当年谭嗣同慕名沿江而下直抵上海投奔康有为。偏偏康有为不在，梁启超接待了他，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后来谭嗣同因变法失败慷慨就义，梁启超提笔为他而作《谭嗣同传》，开篇即提到这件事：“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谭嗣同更加发奋提倡西方的新学，起始在浏阳开设了一个学会，征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琢磨学问品性，这实际上是湖南全省新学的起点。当时，康有为先生正在北京与上海倡设强学会，天下的有志之士，都奔走响应。谭嗣同于是从湖南沿江而下，到上海，再游历北京，打算拜谒康先生，可是先生正好回广东，所以没有见到。我正在北京强学会任编辑工作，始与他相见，告诉他康有为讲学的宗旨，治理国家的思想，他听了很受感动，十分欢喜，自称是康有为的私塾弟子，从此学识更加长进。”
梁启超与谭嗣的友谊其实在湖南就已经开始，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三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在湖南全境悄无声息地推行新政，并且卓有成效。谭嗣同与陈三立两人加上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蔡锷等，为湖南新政推广立下汗马功劳。就在此时梁启超被陈三立邀请到湖南，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成为湖南宣传鼓吹新政的一员大将。这一时期梁启超与谭嗣同交游甚多，这份友谊一直保持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鸦片战争以来最激烈的改革主张，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不但振聋发聩更是史无前例。在这之前，曾国藩、李鸿章也好，左宗棠、张之洞也罢，所有的洋务变革不过是在物质层面上进行。但是经过三四十年的层层推进，到了康有为这一辈，他认为仅仅物质与经济的洋务行动不足以真正改变中国的颓势，要想从根子上改变中国，必须从政治制度入手。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在当时的中国，君主立宪的主张无异于晴天霹雳，这是顺应西风东进的时代潮流。“戊戌变法”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就如同李泽厚预测的：“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戊戌变法”延续的是洋务运动，是对洋务运动在政治体制上的深化，这是一个潮流，“戊戌六君子”是六个弄潮儿：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这场运动像晚清与民国所有改革一样，最终以失败告终——把所有的希冀都搭在光绪皇上身上，他们没想到宫中实权多年来一直掌握在慈禧手里。最后光绪皇上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于帝都菜市口。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但他却坚辞不受，掷地有声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他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
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这样写道：“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说：“我这个晚上就住在日本使馆，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我相见，劝我去日本，并且携带了他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信一箱，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办法谋取将来的事，没有牺牲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贤明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预料，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我和您分别充当他们。’于是互相拥抱一下就分别。初七、八、九三天，谭嗣同又和侠士们商议救护皇上，事情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
梁启超用大段文字谈谭嗣同临别前对自己的嘱托，貌似形象逼真的描述，对突出谭嗣同的勇士形象并无帮助，仅暗含一个信息：梁氏去国，逃到昔日倭寇之邦，并非本意，是被谭嗣同劝去的，是万不得已，梁氏还因为背负了谭嗣同托遗稿的重担！梁启超好像在替自己开脱，但他对谭嗣同则佩服得五体投地：“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德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二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就是说：“谭嗣同天资超人，在学问方面无不探究，以日日求新作为求学的宗旨，所以能做到无所拘束，善于舍弃自己的短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他的学问每天都有进步。每隔十天不见面，他的议论学识一定会有所增长。他少年时曾做过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也喜欢谈论中国古代的兵法。三十岁以后，就都放弃了，专心探究西方天文、自然科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学问，都很有心得。又细心研究宗教，他和我最初相见的时候，十分推崇基督教兼爱的教义，却不知有佛教，不知有孔子——”谭嗣同是不知道佛教与孔子，他是一个全新的新人，与梁启超如出一辙。所以他和梁启超成为“戊戌变法”中的两位先驱。梁启超是变法的主要发起者和倡导人，并在变法失败后坚持自己的维新式君主立宪制观点。谭嗣同则是变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组织者，在变法失败后作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义，点燃了日后正制变革的火种。毋庸置疑，他们都为变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结局却是截然不同。在西太后决定兵变之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变法领导人都已从光绪的衣带密诏和民众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泄。光绪密劝“三日之内出逃”，康有为、梁启超风行雷厉，迅速逃往日本，准备往后死灰复燃。谭嗣同在他们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于是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死亡的降临，他要用他的鲜血来唤醒麻木的民众。
谭嗣同就这样悲壮地死去，而梁启超却继续主持变法。和谭嗣同比较起来，世人都说梁启超贪生怕死。和梁启超比起来，也有人说谭嗣同木讷不化。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变法需要谭嗣同这样舍己为公、用自己的鲜血来换取民心的无所畏惧的勇士；也需要有梁启超这样的人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如果没有谭嗣同，变法行动必将像他所说的那样因为无流血者，国之所以不昌也。变法失败时，就需要这样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的死来唤起人们对变法的宣传与鼓动。没有谭嗣同的英勇就义，那么梁启超就是上天入地，也无力阻止变法早早地草草地收场。但是从梁启超的内心来说，被世人解读为“贪生怕死”，这是他难以忍受的，所以才有了那些为自己开脱的文字。但是文字再有说服力，与行动相比总是苍白无力。谭嗣同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梁启超就是此“行者”，虽说他最后没有力挽狂澜再次发动变法，但是，谭嗣同的眼光是相当有远见的，梁启超作为民国宪政第一人留下的那些学术文字，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现代文明的大智慧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可多得，就如晚清与民国时代梁启超的不可多得。
史无前例的证婚人
一九二六年秋天，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在北平的北海公园，徐志摩与陆小曼在经历了漫长的倾城之恋之后，终于举行了婚礼。婚礼的排场不算很大，前来道贺的宾客全是北平文化界名流，介绍人是他的好友胡适，证婚人是导师梁启超。事先梁启超对徐志摩说：“既然是你父亲的旨意，而我又是你的导师，你这桩婚姻我来作证。但是我得自由发挥，你愿意吗？”徐志摩点头：“当然愿意。”
徐志摩根本不会想到，梁启超在众目睽睽之下着一身藏青色长衫上了主持台，清了清嗓子又四下里看看，然后说：“我来是为了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与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的性格过失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娱娱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做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不高兴可以离，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说到这里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下面早已掌声一片。徐志摩与陆小曼闹了个大红脸，徐志摩站起来说：“请为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梁启超口气缓和了一点：“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人这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两人的祝贺，我的话完了。最后我还想说一句，我平生演讲无数次，可能，只有这一次最特别。”
证婚的第二天晚上，梁启超回家写了一篇文章《致孩子们》：“孩子们，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做的事情，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王赓别称）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是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徐志摩事后也说：“我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不下数百次，唯有这一次最刻骨铭心。”
徐志摩这样说自然是肺腑之言，但是再刻骨铭心也架不住陆小曼的风情万种，他无法拒绝在他眼里美轮美奂的绝世女子陆小曼。而婚礼上毫不客气指责新娘与新郎的不道德行为，这肯定史无前例的证婚人。甚至这样做梁启超仍然还嫌不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把徐志摩当成一个始乱终弃的坏榜样，这样的事只有严师梁启超才可能做得出。潜意识里他可能也在为自己的儿子梁思成报一箭之仇，当年林徽因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梁思成送林徽因去伦敦留学。就是在伦敦她与徐志摩一见钟情，有一场华丽的倾城之恋，徐志摩送给林徽因一首诗《偶然》，表示他的炽热情感：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徐志摩与林徽因最终没有走到一起，梁思成对林徽因一往情深。几经辗转之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去了美国，徐志摩大病一场。此时的梁启超对曾经的爱徒徐志摩爱恨交织，写信给徐志摩，重申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又怕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爱弟子如慈父，只有梁启超这样的老师才可能做得出，当年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为子寻师寻到大师梁启超头上，他确实没有看错人。梁启超的为人师表不但体现在学识上，也体现在为人上。请梁启超为师是徐申如此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当时徐志摩在北大，并未上课，只是随便选修了几样，等待着出洋留学。在上海，徐申如与儿媳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谈到北大学者梁启超，徐申如眼睛亮了：“志摩要是能像你这样拜梁启超做导师，那就太好了。”看到徐申如殷切的目光，张君劢说：“如果志摩有这个心，此事交给我好了。”徐申如说：“那太好了。”他当即拿出一千块大洋交给张君劢：“你回北京就带志摩去拜梁大师，这一千块大洋就是见面礼。”张君劢也是大家子弟，出手阔绰，但是徐伯父这一千块实在太厚重了，他回家对妹妹张幼仪说：“徐家真是舍得。”
徐申如一向“大手大脚”，但是却从来不曾出错牌。这一千块大洋的付出让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徐家后来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他改写了徐家地方乡绅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国诗歌史——这当然来自于徐志摩的天赋才情，当然也与梁启超殷殷指教分不开的。在乡绅徐申如的谋划中，可能不想仅仅满足于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对一赐教，他更想让儿子攀上梁启超这棵参天大树。人脉有时候比学识更加重要，这一点实业家徐申如应该最有体会。徐志摩与梁启超见过面之后，随即离开北京大学南下，很快赴美留学。在家乡，他给梁启超老师写了一封信“上梁师任公函”：
夏间趋拜榘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后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途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抃乍会至于流涕。具念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
这封信写得文绉绉的，不像一封完整的信函，但其极简短的文字，仍把徐志摩对梁启超的崇敬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毕竟梁启超不是一般的先生，他的接纳让徐志摩受宠若惊。由于徐志摩两个月后就要赴美留学，梁启超特意写信给他，并赠他《饮冰室读书记》两千余言以壮其行。徐志摩有两篇杂记，是陈从周所辑，据说写于美国或英伦游学时期，可见梁启超及其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一：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壮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笔亦天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己者矣。
其二：二十九日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
透过这些只言片语，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是如何被梁启超那富有魔力的文字所打动。事实上，徐志摩认识梁启超可能更早。他至少有两个途径接近梁启超：一个是张君劢，他的妻兄；一个是蒋百里，他称作“福叔”。蒋百里乳名“福”，是他姑丈蒋谨旃的族弟。徐志摩到北京大学读书，就住在锡拉胡同蒋百里家，而蒋、张二人都对梁启超执弟子礼。这时候徐志摩青春年少才华初露，虽然他的样子显得很顽皮，但是，他的学养在同辈青年中却是出类拔萃，他得到梁启超的喜爱也就理所当然。
但是真正理解徐志摩的却是他的好友胡适，徐志摩死后，胡适有一篇《追悼志摩》是为他辩护的。作为贴心知己，徐志摩对别人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胡适说。胡适也自认为是最懂徐志摩，他说：“他（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在胡适看来，徐志摩一生最受诟病的离婚和再婚，正是“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而这正是梁启超感叹的“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胡适比梁启超小十八岁，他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扛大旗者，石破天惊地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划时代的文字仿佛一枚重磅炸弹，让一潭死水的中国顿时狂飙突起。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一时万众瞩目，成为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这时候陈独秀趁热打铁，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高高举起“文学革命论”大旗。而仿佛为他们的文学主张作注脚，鲁迅在翌年发表了不朽的巨著《狂人日记》，一把大火冲天而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熊熊燃烧起来，历史在这里翻开全新的一页，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历史选择了胡适、陈独秀乃至鲁迅，也是命中注定的选择。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于它的理所当然和独一无二。胡适、陈独秀、鲁迅之所以能火力集中地在中国文坛扔出集束炸弹，是因为前辈大家——包括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的种种著述启人心智。胡适十二岁来到上海，在梅溪学堂读书时，就读了大量的“新书”，其中有很多就是梁启超的著述。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着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各派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和民族主义，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胡适每期必读。梁启超“新文体”魔力给他强烈的震撼，他后来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一个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胡适的话说，前者“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而后者，“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胡适后来提出的“文学革命”正是借鉴了梁启超的思想，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异军突起，其实在背后是有着漫长的思想铺垫——梁启超说过：“世上没有突然发生的事。”从根子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的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西风劲吹之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东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也清楚地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梁启超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落后就没有生存的理由，当然风靡一时的《天演论》佐证了这一点。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创办新式教育、新型企业，试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改变中国人长期被动的落后挨打的局面。经过近百年的漫长积累，洋务运动几兴几衰进展缓慢。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仅仅从实业层面改变成效低微，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及体制与文化——民国以后的思潮涌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水到渠成。用胡适的话说，“全都是被逼上梁山”。
辛亥革命以后，已经四十岁的梁启超回到了祖国，依然热衷于政治。直到1918年10月，他公开表示放弃自己的政治活动，致力于教育事业，从事研究和著述。这时的胡适已从美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大学当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组织和倡导新文化运动，从此在社会上享有盛名。1919年11月20日，胡适给梁启超写了平生第一封信，直到第二年的3月21日，胡适才“初见梁任公”。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们之间的往来比较多。交往的话题有对当时发生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而更多的则是对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的交流和争论。争论和批评最多、影响最大的，就是梁启超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公开批评。
那是1922年3月，北大请梁启超到学校讲演，题目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讲演态度诚恳，一开始充分肯定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的“立脚点很能站得住”。他说：“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同时，他对此书有三点的“总批评”：一是从“知识论”方面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异常缜密”，但有“偏宕狭隘”的毛病。二是从“时代的蜕变”来梳理学术系统为本书“一大特色”，但有“疏略和错误”之处。三是以“实验主义”来统领全书，但难免有“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
胡适第一天没有与会，第二天他参加了演讲会。这一天，梁启超具体谈这本书对诸子的评价问题。他认为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他还总说了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伪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肤浅或谬误。”尽管本书作者胡适也在场，但类似这样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批评随处可见。胡适最后也讲了话，他感谢梁启超的批评，说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有各种观点不嫌多，著述哲学史也不容易；他还列举梁启超对哲学史的几点贡献，肯定他说的“观点不同”的话是不错的。胡适说：“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上考虑的功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这种在公众场合的直面学术批评，给在场的听众以“如醉如痴”般的兴趣。
胡适要做圣人的大度此时已初露端倪，在这方面，大他十八岁的梁启超甚至不及后学。1921年年初，梁启超将他十余年来研究《墨子》的成果写成了《墨经校释》一书，并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此书作一篇序文。胡适见了梁启超的书，“心里又惭愧，又欢喜”，惭愧的是，“我曾发愿，要做一部《墨辩新诂》，不料六七年来，这书还没有写定”。欢喜的是，现在有了“梁先生这部校释”，而且，梁先生“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胡适的墨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独树一帜，在近现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但他能后来居上，不能不认为梁启超有启蒙之功。胡适在《墨经校释序》中写道：“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在这里，他把自己对于墨子学说的兴趣以及最初的研究动力，全部归结为梁启超的示范、引领和启发。胡适很认真也很不客气地写了一篇序文，对梁启超所采用的校勘学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本来应该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此时梁启超的做法却显得过于小气。原本是他让人家“正其讹谬”的，人家一当真，直言了几句，是他没有想到的，不免就有点耿耿于怀。书印出来以后，他把自序放在卷首，却把胡适的序文放在了书后，这已经不够礼貌了。而更觉不妥的是，他将《复胡适之书》作为附录缀于《读墨经余记》之后，却不刊用胡适的答书。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让胡适很不高兴，他多次和朋友提起此事，认为梁启超心胸狭窄，这样做事“未免太可笑了”。
1925年9月，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从此就住在清华园。第二年他身体不好，开始患便血症，后查出有肾病便动手术割去一肾。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协和医院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巧合的是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服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始终不肯痛快地承认此事。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要在此事上造假？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对欧洲文化的热爱在他们这里是相通的。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明白无误地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梁启超逝世后，胡适送了一副挽联，概括了先生的一生：
文字奇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两股道上跑的车
由风云人物回归书生本色，章太炎与梁启超的殊途同归昭示着民国人文的包容与传统文化的强大。在这两位民国大师身上，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的文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怀，一条传统知识分子必定要走的一条路，延伸在章太炎与梁启超脚下，也延伸在古往今来众多中国知识分子脚下。稍稍不同的是，中国历史像一辆老牛拖的破车，吱吱呀呀蠕动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它缓缓行走到晚清与民国时代，终于化身为一辆汽车，急驰在宽敞、平坦的水泥公路上。这剧烈的反差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当然也动摇了中国数千年一成不变的极权统治根基。中国在这里出现两条路，一条就是章太炎鼓吹的革命之路。这条路在中国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到李闯王，从朱元璋到洪秀全，他们走的就是这一条暴力之路，虽然改朝换代，但是代代循环代代重复，就是靠着这股野蛮之气：以暴力推翻旧政建立新朝，以暴力来维护新朝，最后又被新的暴力推翻。到了晚清，这股力量仍然没有衰退，由太平天国、捻军到义和团。另一条路就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主张变革，竭力推进洋务，力争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国家。这两股势力互相渗透互相交融，革命派总是异军突起，打断洋务派们的改革之路。在这里，武力手中的枪杆子总是要比书生们的笔杆子厉害得多，因为它可以马上结束你的身家性命。与枪杆子的野蛮和残暴相比，笔杆子要文明得多，但是在一个拳头最狠的野蛮时代，笔杆子力量当然无法与枪杆子相比。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分歧就在这里：一个师从孙中山，一个师从康有为，历史之道在这里衍化为人生之路，人生的选择也就是意味着历史的选择，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奇妙的事。章太炎一生的革命经历、传奇色彩可以远溯汉末党锢英豪。他被孙中山引领走上革命之路，实则性格使然命运使然。梁启超同样也是如此，只是他把握了人类文明的大方向，而成为中国百年宪政启蒙第一人。对中国历史来说，他所从事的一切是全新的转折。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远大的目标，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可以实现。他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民国的报刊繁荣、言论自由正是由于梁启超等大师的努力，这也应了胡适的话：“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胡适这一番话真是说得太好了，章太炎和梁启超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都在他们的弟子或学生身上开花结果，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和梁启超的弟子胡适后来都秉承先生的衣钵，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虽然他们身上有太多的相同：一样的出生于文化丰厚之地，一样的来自于文脉世家，一样的青春年少便出门求学，最终又一样的漂洋过海留学深造。甚至一样的被同样守寡的母亲以同样的“母病速归”的谎言诓骗回家，娶了一个同样的没有文化的小脚太太。这太多的相同背后，又有着太多的不同：一个求学金陵，一个求学上海。在金陵的学校，鲁迅过的是比绍兴还要保守、传统的封闭生活。而在上海求学的胡适，则被开放、摩登的殖民文化所陶醉，如鱼得水如沐春风，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打进入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一天不读报纸。”成山成堆的报纸杂志，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开阔了胡适的心胸，拓展了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文化大潮。更重要的是一个留学美国一个留学日本，一个在日本相逢革命家章太炎，一个留学归来在北大与百年中国宪政第一人梁启超相遇，两种不同的人生就此分开。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与胡适有过短暂的合作，很快便分道扬镳，一个进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最终和毛泽东站在一起。一个成立新月派，与国民党亲近，最终回归那个被李敖称之为“睾丸”的孤岛。鲁迅与胡适所走过的路，就是中国近代一左一右的两条路，只有这两条路可供选择。鲁迅与胡适的区别就是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区别，也就是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区别。他们的隔阂，当然也是章太炎与梁启超的隔阂，孙中山与康有为的隔阂，然后一路延伸到大陆与台湾的隔阂，最后衍化成海峡两岸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
一种思想或者一种话语的生命力，与其说在于历史的需要，不如说在于生命的底蕴。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角度眺望章太炎与梁启超，我不再纠结他们的左与右，是与非，我只是惊讶于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就如同星汉灿烂的银河横天。记得李敖说得好：“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蚀。”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人，从文化角度来说，人更不可孤立。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受着文化的制约，个人永远寄身在时代之内，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他就是时代的一部分。孙中山是这样，康有为也是如此。章太炎是这样，梁启超也是如此。胡适是这样，鲁迅也是如此。古今中外的文化大家艺术大师无一能幸免——大师只是那个时代某个领域最突出的代表，一片森林中，不会只有它这一棵高高耸立的参天大树，芬芳满园的花圃里，不会只有它这一朵娇艳鲜花。林木葱茏，才会显得生机一片，群芳争艳，才会让人赏心悦目，杰出人才的孕育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在诗歌鼎盛时代，李白的出现像彩虹横天，但是他在那个时代出现一点也不偶然，在李白的周围，有无数诗歌星座在闪闪发光：杜甫、王维、岑参、杜牧、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龄、陈子昂、刘禹锡——是他们组合成浪漫而瑰丽的盛唐气象，就像凡·高身旁有莫奈、塞尚、高更一样；就像贝多芬身旁有海顿、马勒、莫扎特、舒伯特、布鲁克纳、约翰·施特劳斯一样；就像莎士比亚身旁有福特、马洛、本·琼生、韦伯斯瑞一样，巨人从来不会单个地孤立地出现，大师只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是森林中最高大的一棵，是花园里最鲜艳的一朵，而不会只是其中唯一的一棵、一朵。大师其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他的出现预示着一个群体的崛起，一个时代的崛起。如同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崛起意味着民国文化人的群体式崛起，环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个庞大的大师群体，都是已经载入史册的名字：邵洵美、蒋梦麟、辜鸿铭、陈寅恪、徐志摩、陈独秀、蔡元培、章士钊、沈从文、梁漱溟、王国维、傅斯年、胡适、鲁迅、钱穆——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罗列。我们感谢章太炎与梁启超，感谢民国那个包容的时代，它包容了众多异端与异数，又包容下多少理念不同的政治团体、文学派别。这样文化人群雄并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似乎只有先秦诸子百家那里看到过。
李敖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他说得没错，但是在我看来，人物就是露出时代海面的“孤岛”，所有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就是浮出海面的“珊瑚群岛”。而章太炎或梁启超就如同珠穆朗玛峰或乔格里峰一样，组成一片奇峰耸立、绵延不绝的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民国大师如同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正是这条条山脉座座奇峰，组成了让人仰望也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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