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

    中国共产党作为根在社会、志在政权、面向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执政的环境中，中共更是不遗余力地加强青少年价值观的培育，说到底就是培养青少年成为什么样的人，套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即：“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无产阶级”表明了一种政治属性，决定了对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可靠”是一种政治上的要求，决定了对青少年的培育要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在实践中引导青少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肩负着培育可靠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团组织的重要职责，也是党赋予共青团的神圣使命。

    一、建设时期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开展的工作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17年里，中国共青团把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精心筹划，认真实施，不仅促进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对当时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当年的很多教育者在日后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中，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社会风气，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这些都表明，新中国成立17年来，中国共青团按照党的要求对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培育是很有成效的。我们通过梳理共青团开展的有特色的工作，呈现17年间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探索历程。

    （一）爱国主义教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正当中国人民满怀希望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之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并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10月，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

    抗美援朝运动之初，有些青年对其意义了解不够，担心会影响祖国建设和个人前途。同时，新中国刚成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自卑心理，仍然在一部分青年中存在，特别是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有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害怕美国的原子弹，对中国出兵没有信心。针对青年中的这些错误认识，青年团和其他青年团体通过各种时事报告会、讨论会，说明美帝侵略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指出形势的严峻性，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意义。

    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12月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做出了《为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告全体青年团员书》。团中央号召学校和工厂中的青年团员，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加到人民的军事干部学校去，参加中国国防建设运动，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团中央的这一动员得到全国青年团员的广泛响应。

    活动一开始，各地的党团员就积极带头报名参军，党团员报名者占党团员总数的70%以上。以燕京大学为例，有95%的党团员都报了名。在批准的学生中，党团员约占一半以上。党团员不仅带头报名参军，还积极向周围群众做宣传工作，帮助青年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青年团通过思想教育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个人志愿应当服从社会需要”“国家前途决定个人前途”“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千千万万人的母亲，也就是保卫自己的母亲”等爱国意识深植于青少年心中，将爱国精神具体化、行为化。。

    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先后两次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有几十万人报名参加。从时间上看这次活动并不长，但青年团在组织学生参加军干校的过程中，密切配合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在青年中深入人心。很多青年学生提高了觉悟，响应祖国号召，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参加国防建设，巩固国防力量，为保卫祖国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

    （二）劳动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意识的影响，青年学生中还存在着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好逸恶劳，缺乏劳动习惯，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不爱护公共财物，不少高小、初中毕业生不愿参加工农业生产，认为做工人、农民辱没了自己等错误思想。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学校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大多数学生升学的需要。所以，升学和就业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摆在党和政府面前。

    引导学生投入工农业生产劳动及其他生产劳动成为缓解当时社会压力的主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破除旧有的看法，培养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加强劳动观点的教育就变得十分必要了。1954年4月22日，团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要求各级团组织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与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教育，做好具体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妥善解决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农业劳动的问题。自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劳动教育活动。

    当时，团内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管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工作是一种“额外负担”，把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看成是“临时性的任务”。活动之初，一些团干部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宣传教育中存在很多问题。有一些人认为劳动教育只是为了解决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把劳动教育与其他方面的教育割裂开来；有的片面宣传“劳动光荣，升学不光荣”，批判“升学思想”；有的只宣传农业生产重要，不敢讲工业，在引导学生从事农业劳动时，又脱离实际，片面以当拖拉机手、当社长、当劳动模范等来说明从事农业生产有前途；有的向学生提出“服从统一分配”的口号，而事实上国家对未升学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又不能全部包下来“分配”工作。

    针对劳动教育活动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团中央及时做出指示，统一全团的思想。团中央认为，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它是当时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使学生正确认识劳动的伟大意义，认识凡是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光荣的。要在学习和各种活动中逐渐培养起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和立志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优秀劳动者的思想品质。同时应更多地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实践，把讲道理和劳动实践结合起来，从劳动实践中去锻炼和培养刻苦耐劳、艰苦朴素、爱护公共财物的品德，养成坚忍不拔、顽强刚毅的意志。

    团组织积极动员那些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由于学生们有知识，接受新技术快，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据统计1955年参加合作社和互助组的高小毕业生已经达到80%。许多人在合作社和互助组里面担任了各种职务，他们还在学习和推广新技术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小规模的义务劳动包括在校内，绿化校园、制作各种设备、修理桌椅；在校外，团组织主动与一些工厂、工地、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小学校联系，了解他们生产和文化上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

    1954年暑假，青年团北京市委发动全市16所大学、60所中学的学生共18580人次，参加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挖湖工程，开展了大规模的义务劳动，共挖土5542.29立方米，完成全部土方工程1/2以上，为国家创造财富2100多万元。团中央及时总结推广这一活动，认为组织青年参加义务劳动，不仅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而且它可以培养青年集体劳动的习惯和热爱公共事业的精神。它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效的形式之一。义务劳动不仅在学生中有必要提倡，而且在机关、工厂和农村的青年中也可提倡。这种活动“可以作为团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内容之一”。从此，义务劳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并且成为团组织的一项传统活动发扬下来。

    社会主义劳动教育也催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勤工俭学活动。1958年1月27日，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登载。决定指出“勤工俭学不但可以培养学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克服事事依赖国家的思想，而且可以节约国家财政开支，有利于更多的工农子女入学。勤工俭学安排好，不但不会妨碍学习，反而能促进学生勤勉奋发的学习精神，丰富学生实际知识”。随后，勤工俭学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个学校展开。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不仅在社会上荡涤了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思想，形成了正确对待劳动的社会风气和氛围，也使青少年从思想上树立了新的劳动态度和劳动观念。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成为当时广大青年的自觉追求。

    （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旧社会腐朽势力的影响和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民国留下的残渣余孽还大量存在，一部分青少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腐蚀和影响。在一些大、中城市的青少年中，出现了道德败坏的严重现象，偷盗、拐骗、贪污、赌博、腐化、堕落以及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等事件不断发生，其中黄色书刊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这种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4年春天，中共中央提示团中央书记处要注意青年中的纪律和社会风气问题。

    1954年5月份，团中央召开了常委会对中央的指示进行认真研究，要求各地团组织开始注意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工作。随后，团中央在广大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了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活动。为了使这次教育进行得生动、具体，引起广大青年的重视和警觉，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马小彦为什么会腐化堕落的》《在歧路上》两篇文章，以两个青年腐化堕落的事实，揭露了旧的反动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

    同时，《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反对腐化堕落和流氓行为，向一切毒害青少年的现象坚决斗争》《为青年一代的良好道德而积极斗争》《培养青年共产主义的道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等文章和社论，从而拉开了一场以团结教育广大青少年为重点，改造社会风气为目的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教育活动的序幕。《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的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为了把这次的教育活动引向深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于1954年11月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加强对青年的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和社会历史根源，也认真检讨了青年团工作中的重大缺点。报告中说，我们的根本缺点是对青年团是做“人”的工作，是协助党培养年轻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这一个特殊的根本任务，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青年团组织往往不能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去注意青年人的思想和道德问题，往往不善于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去关心青年的特殊要求，有步骤地充实团的独立活动。报告提出要通过此次开展加强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克服这个缺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项措施：

    第一，向全团干部讲清楚：青年团有着在党的领导下培养和教育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这一个特殊的任务，务使各级干部都能在服从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经常注意和研究青年的思想和要求，更有计划地运用正面的教育方法，发扬广大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树立新的道德标准，明确新旧道德作风的界限。放手而实事求是地表扬和宣传青年先进单位、人物和模范事例。同时加强青年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树立守法观念和习惯。

    第二，以积极的态度关心广大青年的学习和文化生活，认真组织青年的学习活动。要组织好青年的业余生活。对青年的思想教育绝不能脱离青年的实际，要团结青年，绝不能凭借抽象的政治，必须有生动活泼多种多样的工作形式。

    第三，要引导各级团委面向广大青年，并着重注意向落后青年做工作。

    第四，在城市、主要是大中城市，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由政府有关部门给那些勾引指使青少年犯罪的流氓头子和某些不法资本家以必要的打击。

    第五，要用更多的新的书刊来代替旧的书刊，要以新内容的曲艺代替旧的曲艺。但对那些毒害青年的色情书刊和落后的娱乐场所，积极协助政府有计划地加以取缔和改造。各地团的组织应积极地创办一些小型的图书馆和发展流动图书箱，并可建议当地新华书店和文化馆增辟些青少年阅览室。鼓励和帮助作家多创作，多为青少年出版一些通俗有趣的书刊。

    报告最后说，要通过这次宣传教育，引起社会上青少年的家长们注意对自己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尤其应注意对自己子女的正确教育。

    中共中央接到这个报告之后，立即（1954年11月）向全国批转了这个报告。中共中央批示：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青年的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是正确的，其所提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供各地研究参考。

    1955年2月16日至26日，青年团中央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中心议题是研究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问题。这次会议明确了加强青年业余文化活动，全面地关心和有步骤地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后，各地团委纷纷制订计划，思想教育活动在全国深入开展起来。多地方报纸发表了社论，各地青年积极参加讨论，团中央的领导也发表讲话和文章。家长和教师们也都欢迎这个活动，纷纷出来配合。一时间，清新之风在社会上吹起，青年们认识到“下流娱乐场所去不得，黄色书刊看不得，流氓坏人交不得”。

    据1955年4月10日《北京日报》报道，当时全国有49个城市正在制订计划；有8个城市已经结束了集中宣传，将这个工作转入经常化。到7月底，这次大规模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的集中教育活动基本告一段落。

    1956年9月16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就“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教育活动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总结报告。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份报告并在批示中肯定了团组织的工作成绩。批示说“所有这些，都为今后经常地、有系统地结合各项实际斗争来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还要求“青年团组织应在巩固和发扬这次道德教育成果的基础上，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和青年群众的联系，从各方面改善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

    这次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在全国135个城市中进行了几个月。时间长，范围广，不仅使青少年明确了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在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关怀、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舆论和氛围。这场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不仅对当时广大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也成了共青团的重点工作。

    （四）毛泽东思想教育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活动就在党内开始了。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号召，要求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整个的思想体系”。1952年9月，随着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团提出了把学习作为中国青年更加突出的任务，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学习理论活动，学习内容从《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读本》《社会科学概论》等基础理论入手，逐渐深入到《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毛泽东著作。

    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动，受到当时青年的欢迎。新中国的青年亲眼看到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了旧社会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荡涤了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并且亲身感受到中国焕然一新的面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人在广大青年的心目中赢得了令人无比崇敬和折服的地位，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成为青年发自内心的一种自主愿望。加之“反右倾’之后，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愈发浓重，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挥一切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1952年共青团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团的系统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上，也开始登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体会。

    1958年6月28日，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号召全国青年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家做出的开展群众性学理论活动的决议。

    在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通过举办毛泽东著作讲座、报告会，运用业余学校、红专学校的政治课，组织青年学习小组，开展读书活动等多种形式，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广泛开展了起来。仅1958年，全国就有约1000万青年参加了学习。到1960年2月，全国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青年已达2000万人。

    面对全国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1960年3月，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批准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工作规划》，对进一步开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规划》要求，“所有的工矿、学校、机关、人民公社的团组织，都要举办毛泽东思想讲座，运用业余学校、红专学校的政治课和业余团校，组织学习小组和开展读书活动等有效形式帮助青年学习，有计划地阅读毛泽东著作。”

    为了推动全国青年学理论的高潮，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共青团中央会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在黑龙江省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各系统的干部，学习毛著的先进单位代表、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共1080人。会上，工农商学兵等各个方面的77个代表进行了典型发言。现场会议结束后，团中央组织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44人的观摩团，历时53天，分两路到25个省市区的87个城市进行了观摩学习和交流经验活动，参加活动和听过观摩团报告的青年达100多万人次。[1]在几年的学习运动中，不仅涌现了大批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也出现了大批的学毛著先进单位。1965年12月，团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李家庄现场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山东省李家庄等先进单位组织青年学“毛著”的经验。1966年4月，团中央在北京举办了“李家庄团支部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展出40天，接待观众7.1万多人次。[2]

    学毛著活动使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一代青年，成效是显著的。九届团中央书记处原书记胡克实在90年代回忆此次活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团中央发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应该肯定。当时，在黑龙江哈尔滨和山东临朐县李蒙庄团支部所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场会，方向都是正确的，而且方法也是基本正确的。在沈阳会议上总结‘三因四自’是符合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这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服务，歪曲破坏原意，实用主义打派仗是根本不同的，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家，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层次地学习，为党的事业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当中涌现了大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劳动模范，他们现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有些成长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以至党中央的负责人，正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3]

    当然，产生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学毛著活动，后来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把青年学理论的活动纳入了当时政治运动的轨道，改变了活动的初衷，其中的教训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

    （五）先进典型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先后推出了黄继光、罗盛教、刘胡兰、向秀丽、王崇伦、郝建秀、徐建春，雷锋等模范人物。通过“树立标兵”“典型引路”的方法，把先进典型的优秀思想和品德普及到广大青少年心中，引领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几代人的学雷锋活动，就是共青团宣传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

    1963年3月，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活动。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和学雷锋的运动结合在一起，成为团的历史上规模大，时间长，参与的人数多，影响深远的一场教育活动。学雷锋活动开展初期，为了了解雷锋，宣传雷锋，各级团组织培养了以报告员为主体的大批宣传骨干，深入到工厂、农村向青年工人、农民报告雷锋的事迹，并印发大量的学习材料，利用报告会、广播会、图片展览、读报、座谈以及板报、墙报、团课、政治课及主题团、队、班会等宣传阵地和宣传手段宣传雷锋，使雷锋形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63年仅湖南全省各级团组织就印发110多万册《雷锋同志事迹》和《雷锋日记》，组织300多万人进行学习参观雷锋生平事迹展览。在偏僻的，人口不多的齐齐哈尔市，团组织编写宣传提纲和介绍雷锋生平事迹的小册子56500本，举办雷锋生平事迹展览馆（室）242个，有20万人参观。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声势，对发动青少年参加到学雷锋活动中来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普遍宣传的基础上，各级团组织引导青年联系自己的实际思想，普遍地开展了以解决人生观、世界观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讨论会。通过讨论解决青少年成长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把运动引向深入细致。

    各级团组织还注意把学习雷锋活动同当时的革命和建设，同青年的本职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青年把学习雷锋所激发出来的积极性，落实到实践中去，真正把雷锋精神变成广大青年的自觉行动。“学雷锋，看行动”成为当时青少年响亮的口号。从青少年特点出发，采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形式，读雷锋日记，讲雷锋故事，学习雷锋事迹，唱学雷锋的歌曲，教育青少年处处以雷锋为榜样，迈好人生的第一步。

    学雷锋活动由共青团发起，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号召下，变成了全民运动。60年代初期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热爱集体，团结互助，尊老爱幼，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艰苦朴素，克勤克俭，努力工作，刻苦钻研，奋发上进的正气得到发扬；贪图享受，损人利己，贪污盗窃等歪风邪气受到抵制。学雷锋活动的开展，对培养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树立社会主义新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建设时期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17年，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17年；对中国共青团来讲，是探索如何开展青年工作的17年。在中共的强力领导下，共青团积极培育青少年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紧扣的党的中心任务，着眼点是不断提高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一）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教育

    “青年团一切工作中必须贯彻教育观点”[4]，这是1953年6月召开的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之后，1954年11月，团中央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加强对青年的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报告，报告中肯定了各地团委抓道德教育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工作中的最大缺点，就是对共青团是做“人”的工作，是协助党培养年轻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这一个根本任务，还缺乏深刻理解。只注意一般地协助党完成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往往不能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去注意青少年的思想和道德问题，往往不善于从党的中心任务去关心广大青少年的特殊要求，有步骤地充实团的独立活动。这个报告，不仅指出了有些团组织工作中存在的根本缺点，而且郑重地重申，青年团的特殊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培养和教育青少年成长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

    1957年2月，当时的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团省委书记会议上，就团的思想工作做重要讲话，又一次强调青年团的任何一件工作自始至终都要贯彻思想动员和思想教育的观点。他认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松思想工作[5]。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也多次提到，团是做人的工作的。团要负责在青年一代中带起一股好风来，要对青年一代的道德风气负责。1961年困难时期，社会风气出现问题，后来国家开始经济调整，邓小平讲，调整包括把风气调整好，“要引导人们向兴旺的道路上走，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志气。在青年里面应该广泛地宣传这些思想。”[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青团的工作，紧抓思想政治工作不放松，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对青年的组织、教育和争取工作。中国共青团正是源于党的这种需要而建立的，也是源于这种需要而发展到今天。共青团从来都是协助党教育青年、引领青年的先进组织，是做“人”的工作的。由于青少年时期可塑性的特点，我们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抓得好，就能消减社会上不良因素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使他们成长为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共青团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毫不放松的抓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永远是共青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思想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团的工作，注意把思想教育和组织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当时强调青年要“参加斗争，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实际就是倡导要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受教育。这一点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青年成长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持续不断实践的过程。实践是青年实现自我与社会统一性不可缺少的中介，也是青年人生选择和发展路径的决定因素。青年只有在自觉能动的实践体验中，才能逐步形成和确定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共青团对青年的学习、教育和一般正规学校的教学是不同的。正规学校通过书本、课堂，共青团的教育是通过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教育青年，加强学习，这是共青团作为学习共产主义学校的特色。从1952年以后，共青团在工交战线上开展了青年突击队活动；为推广新技术、创造新纪录，开展了学习郝建秀、王崇伦等走在时间前面，超额完成计划的青年突击手活动；开展了建青年监督岗活动，通过生产环节的节约和质量的监督，培养青年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在农业方面，开展了造林活动，垦荒运动，青年科学实验小组，扫盲运动等。其他的如：五好青年活动、红旗手活动，争取先进集体的评比竞赛活动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贯彻劳动教育、共产主义品德教育，把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化成青年稳定的思想观念。

    当时的团中央积极倡导开展集体活动、公益活动，以开风气之先。所以，当时很多支部都开展修房、帮助食堂、宿舍搞卫生，修路、清扫场地、节约废品、维持秩序、植树造林等活动，把这些活动看成是培养团员青年品德的好办法。

    共青团的成功经验表明，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培养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讲和做的统一。活动是载体，通过它才能让人把理论的要求入脑入心。工作中提倡进行教育和组织行动结合起来，把讲和做统一起来，这是青年团工作的一个经验。只讲不做，教育效果是不巩固，只做不讲也不能提高青年的觉悟。

    （三）重视典型、宣传推广典型

    把典型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途径，是共青团工作的特色。抓住典型、宣传先进，注意用先进典型说话，这是动员群众、组织运动高潮的最有力的基本方法。事事有典型、层层有榜样，用活的事实去教育青年分辨是非，去鼓舞青年人更好的前进。青年人思想纯洁、热情好学，上进心强，接受新事物快。青少年又喜爱模仿，用革命先辈和英雄、模范的事迹引领青年，对青年有巨大的感染力和示范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青团很重视表扬青年人物，推出了黄继光、罗盛教、王崇伦、廖世刚、徐建春、向秀丽、雷锋，这些先进典型对当时青少年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对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宣传引出人生意义，品德的规范，引申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团中央敢于树立旗帜，树立各行各业的典型。对典型的宣传活动搞得既有声势、有深度、又把典型事迹与党的要求结合起来。为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先进，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上不仅豋他们的工作照还敢在第一版豋他们的人头照，这个举动在当时对青年人影响很大。胡耀邦还给当时的青年先进人物郝建秀、王崇伦、吕根泽等人发去公开贺信，号召全体团员青年向他们学习。团中央召开了全国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经过团的动员和教育把先进典型的优秀思想和品德普及到广大青年群众中。不仅青年积极分子受鼓舞，在全国青年中也掀起了比学刚帮超的热潮。这些都对当时青年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形成营造了气氛和条件。

    实践证明，用表扬鼓励来调动青年的积极性是个好方法。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群众都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善于抓住先进榜样，大吹大擂，造成热潮，通过引导青年学先进，赶先进，鼓舞青年的干劲。

    （四）轰轰烈烈，形成气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青团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注重气势，疾风暴雨运动式居多。当时团的普遍认识是宣传工作一定要轰轰烈烈造成声势，没有集中的造成声势的宣传，就不能对人们头脑中的陈旧的消极的东西造成冲击，也不能给群众树立正确的方向，鼓起前进的力量。团的宣传工作应该在一个时期抓住一个重要矛盾，根据党的指示和统一要求，进行集中宣传，造热潮，使宣传轰轰烈烈，千军万马，声势浩大，震动人心。

    比如学雷锋活动，当时团内各个部门一致协作，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形成人人谈雷锋，行行学雷锋，把学雷锋活动变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次大规模的青年思想运动。学雷锋运动迅速开展，不仅是雷锋高尚的品德感动人，也和共青团的大力推广、普遍号召有关系。团中央为了指导好这个运动，首先是把宣传搞好，大张旗鼓、人人知道，家喻户晓，广印材料，广泛阅读传诵，把青年都发动起来，向雷锋学习。其次是讨论。让青年自己相互摆事实讲道理，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群众思想问题。

    三、建设时期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存在的局限

    回顾新中国成立17年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历程，从总体上讲，育人成效还是十分显著的。广大青少年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铸造了“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7]。正如执政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会不可避免出现失误一样，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实践也存在一些局限。

    比如，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没有形成一个以科学、合理的、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机制。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从1957年开始，青少年思想教育明显受到一系列“左”的思想影响，例如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夸大主观精神作用，单纯以政治思想为主，片面强调思想教育与政治运动结合。有时把事情的困难隐瞒起来，无中生有地夸大好的一面。讲国内形势总是“东风浩荡，红旗飘扬”“东风吹，战鼓擂，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有时粗暴地责备个别青年“不积极”“落后”，甚至用政治大帽子来吓唬人。

    又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社会环境和党政工作的影响，共青团工作系统和组织结构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色彩，工作运行依托单位制，自上而下，层层传递。所以，在青少年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培育方面，采用的方式大多以正面灌输为主，习惯于“我打你通”，满足于搞运动，掀高潮；轰轰烈烈、疾风暴雨，一刀切；讲集体利益多，讲青少年个人利益和个性需求少。曾经有一段时间，青年团自己独立的东西少，机械地搬用党的一切工作方式，不善于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一般化。不能更加广泛地联系普通青年，工作往往局限在少数积极分子圈子里。

    再如，受时代局限，一些思想教育活动缺乏应有的思辨性、质疑性。“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都是“革命至上”的革命理想教育，“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青少年的价值观。当时全国流行学雷锋运动，对英雄人物进行片面的“高大全”宣传，强调“服从”的“螺丝钉精神”，对广大青年缺乏独立思考的培养和训练，容易形成“盲从”的思想观念。[8]虽然说这些做法是时代的产物，但对于建设新型国家、现代国家所需求的青年人格来说，却有些背道而驰。

    注释

    [1]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2]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页。

    [3]胡克实：《中国共青团的历史经验》（1992年5月），《胡克实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6年，第112页。

    [4]胡耀邦：《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中国青年报》1953年7月7日第1版。

    [5]张黎群等主编：《胡耀邦传（1915—1976）》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6]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和青年工作》，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05页。

    [8]胡献忠等著：《青年运动与中国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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