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森

    教育引导青年是共青团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其政治属性的重要体现。“共青团在现实社会中的职能，从根本上取决于它的政治属性”[1]。选树典型人物是共青团实现其教育引导青年职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高度重视选树青年典型人物，努力以典型人物的事迹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促进青年按照党政和社会的要求与期待健康成长。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形成了典型人物的长廊，积累了选树典型人物的经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有待规避的问题。梳理60多年历史，纵览典型人物长廊，有助于共青团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教育引导青年的职能。

    一、典型人物选树的涵义和意义

    不论从词源的角度还是社会需求的角度，典型人物都具有特殊的涵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共青团选树典型人物，既是工作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

    （一）典型人物的基本涵义

    典型概念古已有之。《说文解字》载：“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为型，引申之为典型”。《辞海》将“典型”解释为“典范，范例”，亦指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亦称“典型人物”“典型形象”或“典型性格”。作家、艺术家用典型化方法创造出来的既具有个性生动性，又蕴含着社会、人生的普遍性内容的艺术形象。典型的产生与发展，受到特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美学思想，及其对现实生活熟悉和理解的程度，和所掌握的艺术方法、艺术技巧等。典型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产生深刻的社会认识作用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2]

    典型人物这一概念之出现则较为晚近。1888年4月，恩格斯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了这一概念。从此，它成为文学创作乃至于整个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概念。它主要指那些既具有鲜明个性特点，又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普遍性、规律性和本质方面的人物形象，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典型人物不仅是文艺创作领域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社会管理领域的重要关注点。文艺创作领域高度重视典型人物的塑造，社会管理领域则十分关注典型人物的选树。典型人物是一种堪当模范和楷模的人物。选树典型人物是社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选树典型人物以教育引导民众，可谓古已有之。中国自古以来的历代王朝，都会从民间选树一些堪当楷模和典范的人物，以褒奖清官、旌表贞烈、尊崇孝悌，引导民众向这些堪当楷模和典范的人物学习，对民众进行“忠、孝、节、义”的教化。

    所以如此，这与典型人物的基本特点紧密相关。

    （二）典型人物的主要特点

    具体性。典型人物首先是生活在某种具体现实环境中的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具体个体。他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寸长尺短；他在某一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也像其他人那样，关注和忧虑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他具有某种特殊的理念，也具有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思想、理念和价值。典型人物的思想和价值具有长期一贯的内在逻辑。其思想和价值往往以其具体、长期、有时是偶发的行为为载体表现出来。人们通过观其行，可以十分直观地把握到其具有长期一贯的内在逻辑的思想和价值。

    普遍性。典型人物虽是个体，但其思想与行为却常常能够被广大的社会群体，乃至于全民所普遍认同，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被视为社会某种普遍认识、理念和价值的体现。

    真实性。典型人物不是按照某种宣传、教育的意图模具生长起来的，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而是在社会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具体的人物。其来历、事迹等等均有案可稽、真实可信；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价值追求等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容易被人们理解、接受和信服，也容易使人们感到亲切，油然而生一种学习、效仿的冲动和内驱力。

    正义性。典型人物一般都在某些方面具有突出优点、突出表现、突出成绩、突出贡献，体现了当时社会正义、社会主流道德、社会主流价值的要求，甚至体现了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因而受到了人们特别的关注，引起了人们效仿的兴趣。

    典型人物具有具体性、普遍性、真实性、正义性等特点，是社会所崇尚的某种思想、理念和价值的具体载体和生动体现者。典型人物当然不是完人，他们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缺点，但其优点能为大众所认可，堪当楷模、模范之角色，其缺点和不足又能为大众所理解和谅解。质言之，典型人物应该过得硬、叫得响、经得起考验，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同，使群众感到可亲可敬、可比可学。同时，典型人物往往恰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契合了党政教育引导大众的需求。这就使得典型人物事实上往往十分有限，是一种十分珍贵、稀缺的思想教育引导资源。

    青年典型人物是典型人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和事迹集中体现了不同时代青年的风貌，深刻反映了党政和社会对青年一代的期望与要求。他们成长的过程，形象地展示了青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成长成才的基本规律、基本特点和基本途径。学习和效仿他们，能使广大青年受到更多启迪和助益。

    （三）典型人物的主要类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和共青团选树的青年典型人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战斗英雄，主要包括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烈士等。如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

    2.建设先锋，主要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下乡知青、革新能手等。如郝建秀、赵梦桃、李瑞环、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

    3.道德楷模，主要包括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所崇尚的新道德、新风尚的先进分子。如雷锋、张华、“一山两湖”英雄集体、徐洪刚、“最美”系列人物等。

    4.政治道具，主要包括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被选树为某种政治理念和教条载体、象征、符号的人物。如张铁生、黄帅等。

    （四）典型人物的意义

    典型人物为教育引导提供了生动的载体。党政在推进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往往要向全体社会成员传递某种思想、理念和价值，希望广大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学习和仿效，以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凝聚力量、协力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典型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恰恰体现了党政意欲弘扬的某种思想、理念和价值，充当了某种思想、理念和价值的具体、鲜活的载体，对大众具有较大的亲和力、感染力，体现出了十分突出的教育功能。

    典型人物使人民大众学习仿效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典范。人民大众在其生存发展中，需要从榜样与楷模那里得到更多的借鉴和指引。典型人物及其事迹，往往包含着许多精彩的叙事、具象化的思想和精神。这比抽象的概念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是典型人物走近人们，进而走进人心的前提。若无这种吸引力和感染力，再好的典型人物和思想、精神等等，也不能对人们起到应有的教育和引导作用。典型人物使人民大众学习、借鉴和效仿具有了具体、直观的楷模和标杆。典型人物的成功经验值得人民大众借鉴，而典型人物的失败教训则提醒人民大众尽力避免。

    （五）选树的涵义

    第一，选树意味着选择和确定，即按照某种思想、理念和价值，在人民群众中遴选那些言行体现了某种价值理念和标准的对象，使之成为这种思想、理念和价值的具体载体。

    选择和确定青年典型人物，应该兼顾团组织的要求和青年的实际这两个方面。团组织的要求，体现了党政和社会对青年的期待；贴近青年的实际，则有助于吸引青年关注、引发青年认同，最终直接关系到选树典型人物的实际成效。

    选择和确定青年典型人物通常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自上而下，指由上级团组织确定典型人物，再向基层进行推广；自下而上，指由广大青年层层推选，经过组织严格审核，最终确定典型人物。前者往往有较大的权威性，后者则更加贴近广大青年，更接地气，更容易为青年所认同和接受。这两种方式在选择和确定青年典型人物的过程中应该有机结合，灵活运用。在社会思想和价值高度统一的情况下，更多自上而下的确定和推广；而在社会思想和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则应更多自下而上的推选和确定。

    第二，选树意味着提炼和优化。典型人物如同富矿，往往既携带、包含着许多为党政和社会偏好与喜爱的因素，却也多少混杂着一些杂质。这就需要党政和社会对典型人物及其事迹进行提炼和优化。这就需要投入较大的思想和创意资源，在坚守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对典型人物及其事迹进行取舍、提炼和优化，以揭示典型人物种种“散文化”行为背后统一的、长期一贯的思想脉络和内在的逻辑。所以，每一个典型人物的选树都需要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成本的投入，是一个十分慎重、复杂的过程。

    第三，选树意味着宣传和教育。宣传不是无限拔高典型人物，而是努力传播典型人物真实生动的个性、善良感人的品德，以及其某种日常，甚至偶发行为背后的精神实质（本质）。比如，宣传雷锋精神，其核心就在于通过讲述“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等生动故事，向人们展示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雷锋对党和新社会的感恩、热爱之情，以及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

    需要指出的是，宣传和教育不应该只是单声道的灌输，更应该是团组织和广大青年之间的双向互动。通过双向互动，广大青年进一步熟悉和了解典型人物，并逐步接受直至信服典型人物。没有这种双向互动，宣传教育难免就是一种自说自话，难以得到广大青年的认知、认同、信服。选树典型人物也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四）选树意味着培养和树立。典型人物并非已经十全十美，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培养进一步走向成熟，从而真正在人民群众面前树立起来的模范和楷模。持续不断的培养和树立使选树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培养的途径很多，可以是委以重任，担任党政职务、做两会委员等，但更重要的则是根据典型人物自身的特点，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务，给予更多进修、锻炼的机会，使之“百尺竿头，更进一尺”。

    二、共青团选树典型人物的历史扫描

    “重视典型、宣传推广典型、把典型事迹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途径，作为共青团的工作特色”[3]，一直受到共青团的重视。众所周知，先进榜样的模范作用是巨大的教育力量。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共青团工作的实际，本课题将共青团选树典型人物的历史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夕，青年团努力选树战斗英雄、建设先锋、道德楷模三类典型人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形势和强敌环饲的复杂国际环境，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经济建设等重大历史任务。1949—1966年的17年间，中国历经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1）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1949—1957年）。这一阶段中，1949—1952年，全国人民努力推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此同时，抗美援朝震惊世界。1953—1957年，完成三大改造，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1957年反“右”倾斗争扩大化；（2）1958—1962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出台。其间，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内“左”倾错误不断，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3）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4）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生气，到1965年，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前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均有较大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主要表现为：虽然经济基础一穷二白、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任务繁重，但在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激励下，人民群众没有怨言、牢骚，思想高度统一，行动高度一致，凝聚力很强，士气高昂；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我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政治运动十分频繁，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较大的干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党政在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城市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五七年反右、“四清”、人民公社。其间还开展了批判《武训传》《海瑞罢官》等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政治运动。

    经历了新中国从战争的血与火中诞生的历史性过程，置身于弥漫于全社会的喜悦之中，绝大多数青少年对新中国、共产党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之情。他们热烈拥护党和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口号，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各项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亟需得到正确的教育、引导。同时，小部分青少年携带着一些来自旧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对新生的国家和社会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理解。“在一些大、中城市的青年中，还存在着纪律松弛、道德败坏、偷窃、贪污、赌博以及严重地破坏公共秩序等不良现象，某些现象还是很严重的”[4]；对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工作、重要方针政策，许多青少年由于阅历浅，学习不够，还难以达到党所期待的认识水平。比如，对抗美援朝，有些青年担心会影响祖国建设和个人前途[5]；对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还存在着认识不足等问题。他们面临着使自己的思想符合社会发展、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任务。

    青年团认识到，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势在必行。而选树典型人物，并充分发挥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是加强教育引导的重要途径。胡克实指出：“自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共青团停止活动，这17年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树立先进典型、学习先进典型、推广先进典型这样一个工作方法，是毛主席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和群众性自我教育的好方法。经过团的动员和教育把先进典型的优秀思想和品德普及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把思想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形成有极大能量的青年运动，这是一个基本经验”。“我们树立的典型，要真正做到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

    1.战斗英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青少年对战斗英雄有着天然的热爱乃至崇拜之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结合抗美援朝宣传，因势利导，以革命战争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斗英雄的事迹，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党和团组织先后推出了许多志愿军战士英雄人物及其事迹。如，志愿军某部连长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和敌人同归于尽；上甘岭战役中，21岁的青年战士邱少云为了大局，忍受烈火烧身的剧痛，直到壮烈牺牲；青年团员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罗盛教在冰河中勇救朝鲜女孩，等等。在此期间，随着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发表，“最可爱的人”成了对志愿军指战员的尊称、爱称。志愿军整体上成为战斗英雄的代名词。

    战斗英雄引起了无数青少年的追捧和崇拜，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广大青年学习英雄、模仿英雄，也涌现出了很多英勇的青年典型人物。如，广州市何济公制药厂青年女工向秀丽为了抢救国家财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海军战士安业民在严重烧伤的情况下，坚持战斗40多分钟，英勇牺牲。欧阳海舍身救列车；龙梅和玉荣顶风冒雪保护公社的羊群；张英男为抢救两名落水少年而牺牲；林成战台风而献身；“钢铁战士”麦贤得重伤不下火线；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刘英俊拦惊马救儿童壮烈牺牲。

    2.建设先锋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厉行节约、植树造林、垦荒、扫盲、科学实验、培育良种、高产试验田等劳动生产、向科学进军活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辛勤劳动。在此过程中，各地涌现了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其中的一些青年被团组织在一定范围内选树为典型人物。

    （1）建设模范

    1953年起，“一五”计划启动执行。广大青年响应党政号召，争先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去鞍山炼钢铁，到克拉玛依打油井，参加重大工程建设，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远方，拓荒开垦。1955年8月9日，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杨华等5人，联合申请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市挑选了60人组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省市纷纷随之成立了青年志愿垦荒队。

    在参与祖国建设的过程中，广大青年奋力争先，涌现出了不少先进模范集体和个人。青岛国棉六厂郝建秀的“郝建秀工作法”，被誉为“一个人改变整个纺织业”。1951年，该工作法在全国推广，整个纺织企业的产量大幅提高；西北国棉一厂细纱工赵梦桃忘我劳动，创造了连续7个月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记录；1954年1月北京苏联展览馆建设工地建立起全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1954年6月，团中央推广了青年突击队的经验；1954年，全国宣传了徐建春、吕根泽、吕宣宝、郭统绪、李思凤等把知识同劳动相结合的事例；1955年9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这次大会，对全国各界青年的震动大、教育深。广大青年迫切要求了解、学习青年积极分子的先进思想和经验。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报》每天都会发表大会的消息和介绍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发行量由45万份，猛增到168万份。[7]

    这17年间，青年中也涌现出了很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人物。1958年，17岁的邢燕子初中毕业，放弃留在天津市区工作的机会，回村务农，参加祖国建设，成为“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她曾先后5次受到毛泽东接见、13次受到周恩来接见。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的选择，与当时党中央的号召不谋而合。1959—1960年，邢燕子的事迹经各大报纸、电台纷纷报道，在全国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2）革新能手

    针对全国人口中文盲多，文化科技水平低的现实状况，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技进军”号召。广大青年积极响应，纷纷学文化、学技术，大搞技术革新，涌现出了不少模范人物。在开展扫盲工作中，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青年文化教员祁建华，经过反复试验，发明了“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即利用注音符号作辅助识字工具的方法。按照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可以使一般成年文盲，在150个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间内，初步会认会讲1500至2000个汉字。沈阳机器三厂青年团员赵国有发明了“车铣结合”的操作方法，创造了新纪录。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小组创造了将劳动热情与钻研技术相结合、技术公开、团结互助等先进经验。王崇伦“万能工具胎”提高功效2—6倍。唐山钢厂蔡连成创造“转炉先进操作法”，一年可增产3.8亿元。北京市第6工程公司张百发领导的青年突击队，从1956年1—5月，节约钢筋近16吨。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鞍钢耐火材料厂女工程师、团支部副书记张慧芳和个人一起，经过几十次试制，造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镁铬砖。上海润华染料厂青年技术员奚翔云试制成功活性染料。重庆建设机械厂青年铣工廖世刚完成80多件技术革新项目。北京建筑公司青年木工李瑞环创造了“木工简易计算法”，并运用在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中。他还写出了10多万字的理论书籍，被称为“青年鲁班”。青年战士高玉宝1951年4月，完成了2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成为自学成才的典型人物，在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些青年都被团组织选树为广为人知的典型人物。

    3.道德楷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1954年）加强对青年的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其中，运用典型，联系实际，划清界限，积极引导是青年道德教育中积累的宝贵经验[8]。青年团响应党和国家号召，选树了不少青年典型人物，努力在青少年中营造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

    土改期间，党的好女儿丁佑君自愿离开城市，到边远的西昌农村工作。1950年9月18日，她被国民党残匪逮捕杀害。1952年，朱德为丁佑君塑像题词：“中国青年应该学习她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高度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9]。

    雷锋无疑是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远的典型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先进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个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楷模和象征。1961年4月19日，雷锋在世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就刊载了文章《苦孩子——好战士》，宣传介绍他的事迹。1962年雷锋牺牲后，辽宁团省委就在全省青少年中开展了向雷锋学习的活动。1963年2月15日，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领导为雷锋题词。雷锋精神鼓舞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价值高度一致。人们高度信服党政、青年团，对党政、青年团提出的思想、理念，推出的方针政策深信不疑，坚决拥护。青年团选树典型人物类型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后无来者。

    （二）“文革”十年中，社会上涌现出“反潮流”典型、知青典型

    在“文革”十年中，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占据主导地位，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红卫兵造反、大串联、林彪叛逃、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不断；“四人帮”等集团干扰、破坏；社会上无政府主义、蔑视权威的风气肆虐，打砸抢横行，种种越轨、违法、犯罪现象多发、高发；国民经济被严重破坏，到了崩溃的边远；人们的精神世界、价值系统混乱不堪；社会动荡不宁……党和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经历了一场灾难、浩劫。政治运动频繁，政治压力沉重，生活条件匮乏，未来方向迷失，这些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青少年生存发展的基本社会环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十年间，共青团组织受到冲击和严重摧残，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团中央机关的“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对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实施“夺权”，使共青团的最高领导机构被彻底“砸烂”，共青团的各级组织被破坏，大批团干部被迫害，大批青年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受到株连。而“红卫兵”组织则风光无限，甚至准备以“红卫兵代替共青团”。在此情况下，在选树典型人物方面，共青团组织总体上有心无力、无暇顾及。而一些所谓的青少年典型人物，往往并非由共青团所选树，而是由四人帮及其控制下的极左政治集团为满足其政治所需要选择的政治道具。

    长年的政治灌输和思想教育，使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少年，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种政治理念、各项方针政策深信不疑、积极拥护，其政治热情、革命责任感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参与度都很高。以青少年为主体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文革”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造反、“革命”的力量，在中国社会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粗蛮的印记，也对此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风气、人民的心态等等，造成了极其深远、深刻的影响。著名青运史研究专家郑洸先生对当时青少年的基本特征作了精当的归纳：盲目的政治热情。当时的青少年秉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但他们又涉世不深，无论是对世事，还是对自己，都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很容易在各种蛊惑和教唆下，盲目参与各种政治运动，给社会、他人和自己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普遍缺乏民主与法制观念。生长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青少年自然缺乏系统必要的民主与法治教育和观念。他们往往以“大民主”和“造反”为凭依，无所顾忌地冲击、摧毁一切他们认为是反动的人和事；他们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盲目的政治热情相适应，青少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政治的迷雾中，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们往往只是积极地按照政治宣传的要求，“无情镇压一切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声讨一切他们认为的‘反革命言行’。”[10]

    此外，进入70年代后，青少年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大中学校毕业生分配和安置工作的进行，大批学生陆续离开了学校，分别进入工矿企业就业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红卫兵运动很快衰落、瓦解。很多青少年面对林彪事件、日常生活的困窘、看不清个人和国家的前途等现实，陷入了思考和迷茫。梁小斌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许多青少年内心的迷茫。

    除了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等60年代已经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外，这个时期并没有选树和增加多少新的典型人物，却出现了不少作为政治道具的典型人物。

    1.“反潮流”典型

    白卷英雄张铁生。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青、生产队长张铁山在文化考查中交“白卷”时写的一封信。张铁生的信被“四人帮”利用，成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载体。张铁生后来顺利上了大学，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受到江青、王洪文的接见。

    “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黄帅。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因为写日记，她和班主任发生了冲突。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

    自杀成“小将”的张玉勤。1973年，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初中学生张玉勤因英语成绩差，在试卷上写了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 B 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受到老师的批评后自杀。“四人帮”利用了这一惨剧，专发“中发［1974］5号文件”，将此事定义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中共河南省委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

    2.知青典型

    “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许多工矿企业无法招收新职工，大量中学毕业生难以在城镇得到就业机会，只能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寻找工作机会。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的行政手段”。在高压下，“1968年夏到年底，全国约有200余万城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1969年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人数达260万人”[11]。当时的政治宣传强调，是不是坚持“四个面向”，“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这对城镇的知识青年及其家庭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此政治压力下，城镇知识青年唯有上山下乡才能体现自身的先进性和革命性。

    除了邢燕子、侯隽这样的老知青样板以外，有关方面还树立了董加耕、朱克家、柴春泽、王冬梅等上山下乡的典型人物。被选树为时代的典型人物，使这些知识青年身不由己地被纳入一个新的人生轨迹之中。比如朱克家被选树为典型人物后，骑虎难下：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一辈子待在农村，现在却被选树为典型，就只能接着干了，想走也走不了了；同时，也使千百万知识青年在人生选择之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其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深远的影响。

    （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共青团着重推出成功人士、道德楷模、建设先锋三类典型人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结束。两年之后，共青团组织系统开始恢复。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8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再次提速，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社会价值观念逐步从注重集体向关注个体转变，由崇尚理想向重视利益转变，从强调节俭向尊重享受转变[12]。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为青年学习、就业、成才、生活、实现理想抱负提供了新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少年大多诞生于“文革”后期，社会风气尚未得到根本的好转，其成长环境中依然留存着不少“文革”后遗症和种种消极因素。这使他们中的不少人看到了一些社会阴暗面，对现实多持批判态度，而对种种正面宣传则多持怀疑态度，产生了不少困惑和迷茫。种种困惑和迷茫在潘晓“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等发问和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露。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令人炫目的成就，青年接受的信息更加丰富，视野和胸怀更加开阔，一些新观念、新认识逐步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他们逐步以更加多元的价值取向和态度，面对变化中的世界；以更加积极的行为和方式，投身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世纪之交，他们经历了80年代初理想和激情高涨，到80年代末理性与现实之间形成冲突，再到90年代渐趋现实和务实这样的心路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多样的社会现象和生活方式，多元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使中国青年不再像以往那样，遵从某一种统一的意志和理念学习、生活、发展。他们更加注重按照自己的理性分析、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对待各种人和事。在此情况下，全民性的典型人物难以像以往那样能够吸引全体青年的关注、学习和追捧。随着时间的推移，共青团对典型人物的选树，面临着众声喧哗、众口难调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的题词中提出：“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982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中把邓小平的题词延伸为“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强健体魄的新一代。这不仅是学校和共青团的责任，而且要靠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1985年，全国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在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此后，“四有”新人成为青少年共同的追求。培养造就“四有”新人成为共青团选树青年典型人物的重要背景和标准。

    1.成功人士

    攻坚克难的陈景润。陈景润攻克了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使经历了“文革”动荡的国人深受感染，成为青少年们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很多青少年都把当科学家作为人生的目标。

    “三连冠”的女排姑娘。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在1984年的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实现了“三连冠”的梦想，对全民，特别是青少年具有十分重要的精神鼓舞和思想启示意义。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等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女排精神”，为民族腾飞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首位奥运冠军许海峰。1984年7月，27岁的许海峰在美国洛彬矶第23届奥运会射击赛场夺得冠军，成为中国奥运史上的首位冠军。当年，共青团中央授予其“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2.道德楷模

    “文革”结束不久，拨乱反正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主题。经历了十年“文革”造成的信仰危机，人们对雷锋、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的精神“是不是已经过时”提出了疑问。为此，1980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81年2月，团中央等8家单位发出“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1月，提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努力荡涤“文革”遗毒，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雷锋依然是为青少年学习效仿的典型人物。共青团因势利导，继续以多种形式大力推进学习雷锋活动。1982年5月2日，团中央授予曹振贤等11人为“学雷锋树新风模范青年”光荣称号。1983—1984年，团中央组织青少年开展了“三优一学”（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和学习雷锋与先进人物）竞赛活动。[13]

    1982年10月，《中国青年报》发表第四军医大学三年级学生张华为抢救一位老人而牺牲的事迹，并组织开展了“人生价值”的讨论，引导青年正确认识人生的价值。

    1983年3月7日，团中央授予身残志坚的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光荣称号，并作出向她学习的决定。

    1983年5月1日，第四军医大学学员王强、李博、赵建华、王连刚、徐军、石俊、杨海涛、应可满、武若君、胡湖、雷伟等在华山奋力抢救10余名负伤游人；1983年12月9日，太原大营盘小学学生在迎泽公园遇险，当地干部群众40人积极抢险；1984年2月15日，石家庄市民在沉绿湖抢救身险冰窟的小学生。1984年，团中央组织全国青少年开展向“一山两湖”英雄集体学习的活动，在80年代青少年中宣传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思想和价值。

    “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辛福强曾为400多户困难家庭免费镶玻璃，受到成千上万人的尊敬。1985年，他因病逝世。同年，团中央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决定，在全国青年个体劳动者中开展向辛福强同志学习的活动。

    1993年8月17日，解放军战士徐洪刚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壮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团中央1994年2月1日命名徐洪刚为“见义勇为青年英雄”，并授予他“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

    1998年8月22日，年仅20岁、参军20个月，党龄只有8天的解放军战士李向群参加抗洪抢险，累死在荆江大堤上。1999年4月，团中央等联合发出通知指出，李向群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先进青年，是继雷锋之后涌现出的又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大典型，集中代表了新时期青年的本质和主流。

    这些典型人物的突出表现，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3.建设先锋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共青团通过系列评选活动推进、模范人物表彰等途径选树典型人物，促进广大青年投身经济建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锐意进取、爱岗敬业、脚踏实地、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1979年9月，团中央召开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大会，命名表彰了10个新长征突击队红旗单位，150个新长征突击手（队）标兵和1万名（个）新长征突击手（队）。“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这是对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活动和‘红旗手’活动传统的延续和发扬光大”。1983年8月1日，团中央发布《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意见》，进一步推进“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中国首位奥运冠军许海峰、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等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评选“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活动。针对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参与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现实状况，1984年8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团中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评选“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活动。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1990年，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创意策划，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等十家主要新闻单位共同主办“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旨在举荐青年人才，宣传杰出青年，树立时代楷模。多年来，陈章良、姚明、李登海、徐洪刚、柏耀平、吕岩松、袁家军、杨利伟、洪战辉、邓中翰、李春燕、董月霞、赵海清、向南林等成为杰出青年的优秀代表。

    青年岗位能手评选和表彰活动。1994年初，共青团中央联合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开展了青年岗位能手评选和表彰活动。青年岗位能手是指年龄在35岁以下，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敬业爱岗，熟练掌握本岗位各项业务技能和理论知识，能够优质并超额完成本岗位各项年度考核指标，创造了较好经济效益的企业青年职工。团中央号召全国广大青年职工以受到表彰的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学习先进。李素丽、任长霞等优秀青年获此殊荣。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青年的最高荣誉，原则上每年“五四”青年节授予，有特殊贡献者，可以随时授予。1997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首次颁授。多年来，秦文贵、陈永川、杨元庆、谭铁牛、卢柯、李金城、张锦、耿瑞先、邓中翰、丁晓兵、李斌、方红霄、袁家军、李兹喜、徐本禹、邰丽华、宋志永、等获得此项殊荣。李向群、黄东华、王伟、黄勇、王庆平、武文斌等名同志被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典型人物。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报效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理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锐意进取、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畏艰难、不折不挠的坚韧品格，爱岗敬业、脚踏实地的实干作风。是全国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同时，不定期颁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主要授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事迹突出、社会影响广泛、典型示范作用强、以青年为主要成员的先进集体。

    各省市团组织也纷纷通过评选和表彰等途径，选树各行各业青年中的典型人物。比如，1994年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启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共青团更多组织开展多种类型和层次的先进评选和表彰活动，以发动基层团组织和广大青年参与典型人物的选树。这种做法既对以往那种自上而下选树典型人物做法进行了有效的调整和丰富，也使评选过程客观上体现出对青年进行教育和引导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在青年中流行，成为青年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与此相关，青少年中出现了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追星”现象。青少年所追的“星”主要是演艺明星。罗大佑和崔健在青少年眼中成为叛逆的象征，周星驰和王朔身上寄载了他们调侃权威、嘲弄正统的意念，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小虎队等则成为他们念念不忘的偶像。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追星”现象是青少年追寻人生楷模的结果，体现了他们对契合自己价值、理念的典型人物的渴求。毋庸讳言，面对青少年中的“追星”现象，团组织多年来总体上处于失语状态，在呼应青少年对明星的关注，从中选树典型人物方面，没有更多作为。

    （四）进入21世纪以来，共青团努力选树受青少年欢迎的典型人物

    世纪之交，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使中国社会处于急遽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历着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经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体系、行为方式的整体和全面的结构性转型……中国社会转型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可谓史无前例。在此过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困难不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等矛盾和问题也十分突出。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必然反映在人们的思想和价值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辟地指出：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也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青少年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

    处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特殊历史时期的青少年，大多数人在空前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生存、成长，远离了饥馁，也日渐远离了“汗滴禾下土”的辛劳。以所谓80后为主体的新世纪青年曾被贴上种种负面的标签，被称为缺失主体意识、缺失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精神萎靡的“垮掉的一代”。但2008年一系列突发事件、大灾大难发生后，以80后为主体的青年更以一副几乎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对他们又不吝赞美：有爱心，敢担当，能作为，思维活跃，思想解放，个性张扬，追求自由，善于运用高科技手段……等等[14]。总体上看，生活方式的改变，信息技术的普及，社会思想文化的日益多元，深刻影响了新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世界——其思维方式从宏观、抽象转向微观、具体；其人生目标从崇高、理想转向现实、世俗；其价值取向从单一、社会本位转向多元整合、努力融合个人与社会；其对外在事物的把握和态度，从更多服从转向更多理性、更多宽容、更多参与。其思想状况呈现出理性务实、开放宽容、多元流变的特点[15]。

    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形态，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等等越来越多元化。这样的时代背景，成为新世纪共青团选树青年典型人物的基本环境。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雷锋已经成为每年的惯例。团组织每年3月5日前后，都要结合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和政治需要，发动青少年开展学雷锋活动。与此同时，对雷锋的宣传和研究也在延续。2013年，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开展50周年纪念之年。2012年，国内推出雷锋主题图书300余种。2013年前2个月，国内出版界就出版了《雷锋画传》《雷锋全集》等雷锋题材作品近70种，不少图书发行量都在20万册以上。许多学雷锋出版物不仅努力消除贴在雷锋身上的符号化的标签，使雷锋回归一个普通年轻人、普通士兵，从而深入挖掘雷锋精神的内涵和时代特征，还着力表现当代社会“雷锋传人”的事迹。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共青团组织并未选树出雷锋、张海迪那样以“为公为民、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受到全民崇信和追随的青年典型人物。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明显的先进典型效应弱化现象，突出表现在青少年对先进典型的认同度下降，先进典型的时效性变差、持续影响力弱化等多个方面”[1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少年当中普遍存在的偶像崇拜现象特别引人注目。2003年，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不同地区2710名大中学生就偶像崇拜问题进行调查，发现目前青少年当中普遍存在偶像崇拜现象。2005年，共青团广州市委等部门对广州市15—22岁青少年进行的一项“你心目中的偶像”调查，发现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企业家和总裁占29.1%，政界领导人占23.2%，明星占13.8%，而过去的榜样人物雷锋只占6.4%。

    针对这种情况，进入新世纪以来，共青团进行了新的探索，采用了一些选树青年典型人物的新形式，选树出了不少体现时代特点、贴近青年生活实际、受到青年欢迎的典型人物。

    1.评选表彰各类先进人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青团在青年中开展了“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青年岗位能手评选和表彰活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和表彰活动等。进入新世纪后，团组织在完善和推进这些评选表彰活动的基础上，以蓬勃开展的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者行动、保护母亲河行动、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等为抓手和载体，对这些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团员、青年岗位能手、青年创业奖、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优秀青年志愿者、优秀少先队员和辅导员、大学生自强之星、“最美青工”等的先进个人和群体进行评选、表彰，以广泛挖掘、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精神闪光点，发掘和选树典型人物，树立鲜明导向，引导青少年学习先进、争当先进。

    2.发动青年参与选树典型人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团组织就注重发动基层青年评选各种先进，努力发挥青年的主体性，发动和引导青年参与选树青年心目中的典型人物。在“杰出青年”、青年岗位能手等评选活动中，基层青年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共青团组织逐级选拔、择优推荐、严格审核，以选树青年典型人物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拥护。广大青年参与热情因此高涨。

    比如，2014年，共青团组织重点面向县级及以下基层团组织，开展“身边好青年”推选活动，发动青少年寻找、推选一大批身边向上向善的“好青年”，宣传、分享他们的青春故事和精神力量。广泛开展“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团走基层、杰出青年进校园等活动，经常性组织青年典型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机关开展宣讲，以面对面交流、故事分享的方式，带动形成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体效应[17]。

    3.贴近青少年生活实际，发掘和选树典型人物

    对于青少年来说，贴近他们生活实际的典型人物更可亲、更可学，更具有典范和教育意义。因此，发动广大青年发现自己生活中的优秀青年，并把他们推荐给更多的年轻人，既有利于充分挖掘青年中蕴藏丰富的典型人物资源，也有利于使青年通过推荐和评选活动，受到更有效的自我教育。进入新世纪以来，团组织越来越注重贴近青年的现实生活，贴近他们的生活认知和价值关怀，选树典型人物。比如，2015年“优秀青年”的名单就很贴近青年的生活实际，很接地气，非常有“青年味儿”。在“向上向善好青年”和“文明守法好网民”代表中，既有用柔弱双肩担起家庭重担、全力支持丈夫安心在唐古拉服役的80后好军嫂丁赟；有在父亲为营救落水女孩牺牲后，毅然接过父亲17万元债务，靠自己8年省吃俭用辛苦度日还清所有债务的“诚实守信好青年”杨林；有在汶川大地震后主动献血，在人民大会堂前自拍留影并写下“我爱你，中国”，被粉丝们誉为“无论何时都保留一颗爱国心”的赫哲族青年艺人韩庚；还有在微博上具有超高人气，带动粉丝参与公益事业，形象阳光健康的16岁重庆男孩王俊凯；也有风靡网络、让网友看到“泪奔”不断“催更”的爱国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作者，被网友们称为“麻蛇”的傣族85后青年林超；有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2014年发起互联网著名爱国话题传播活动“我和国旗合个影”的青年学者雷希颖[18]。

    4.回应青少年对偶像的追捧

    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青少年追捧娱乐明星、新财富英雄、知识英雄、企业家等，视之为自己的偶像和楷模[19]。进入新世纪以来，团组织对此没有视而不见，而是通过中国共青团旗下的媒体和机构等多种途径积极回应。2001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推出一份“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物”的百人名单（单行本2001年4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列举了100名各个行业中的领先并处于上升状态的人物，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在这份名单中，有人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字，如作家阿来、余华，体操运动员李宁，电影导演姜文、张元，北大副校长陈章良，WPS创始人求伯君，新浪总裁王志东，“阳光卫视”“掌门人”杨澜，经济学家张维迎，小提琴国际大师吕思清等。不那么声名显赫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占到了半壁江山。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体现了这份名单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青年》认为，他们的这项工作，是在以一家媒体的选择和判断，表达对中国未来的判断和希望。2008年10月27日，团中央下属的网络影视中心联合《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社、中青网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评选活动，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对近年来网友们自发追捧和热议的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孕妇彭伟平、最美警卫战士高铁成、最美农民工王俊旺等优秀青年，团组织通过多种媒体予以了积极宣传和表彰，有效回应了青少年的心声，拉近了团组织和青少年的思想与情感距离。

    三、共青团选树典型人物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选树青年典型人物已经成为共青团作为教育引导青年的一个重要抓手和载体，一项传统做法和工作特色。经过60多年持续的探索，共青团在选树青年典型人物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一）共青团选树典型人物的经验

    第一，坚持选树典型人物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除了十年“文革”期间组织瘫痪以外，共青团始终坚持选树典型人物，充分发挥典型人物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构建了青年典型人物的长廊和英雄谱，形成了共青团履行教育引导青少年这一重大职能的传统做法和传统特色。一定意义上讲，共青团选树典型人物的历史，就是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的历程的生动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共青团组织始终坚持以“为公为民、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和标准选树典型人物，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青少年的基本要求。由此选树出来的青年典型人物，也基本体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青少年的整体风貌和主流精神品质。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青少年所以能够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团组织持之以恒地通过选树典型人物教育引导青少年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坚持深入青少年选树典型人物。无论是黄继光等战斗英雄、赵梦桃等建设先锋，还是雷锋、张海迪等典型人物，他们原先都是普通青年中的一员。共青团组织深入基层，深入青少年实际，努力从一些原本普通的青少年身上，发现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闪光点，从中选树典型人物。这样一种“从群众中来”的选树方式，值得继承和借鉴。

    第三，坚持发挥组织优势，强化选树效果。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团组织始终注重充分发挥组织体系的优势和作用，在统一部署下，运用不同形式，加强对典型人物的集中宣传，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教育、引导声势，使典型人物及其事迹迅速走近千万青少年，甚至进了教材和课堂，从而进入了青少年学习、工作、生活的各个角落，最终融入他们的思想世界之中。

    同时，共青团还发挥组织优势和作用，把青年典型人物等为青少年喜爱的先进分子，吸收进共青团及其领导下的青联、学联等相关的机构和组织之中，使之成为十分重要的教育引导资源，在教育引导青少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共青团选树典型人物的教训

    青年典型人物是时代的产物，青年典型人物的选树工作自然也会深深打上时代的印记。共青团60多年选树典型人物的历史过程中，也有不少教训值得记取。“大一统”思维、“高大全”宣传、“功利化”态度、“行政化”运作是60多年来选树青年典型人物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值得记取的教训。其中，“行政化”运作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典型人物的选树需要行政权力的助推，但当行政权力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典型人物的选树之时，则难免会出现“功利化”态度、“大一统”思维、“高大全”宣传等种种弊端。在这些弊端的缠绕下，典型先进效应必然会弱化，教育引导的功能自然难以有效实现。

    第一，“大一统”思维的影响。“大一统”思维是选树青年典型人物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大一统”思维集中表现在选树价值的一元化及其统一、全面的推广上。多年来，特别是在新世纪以前，团组织往往更多以团组织意欲推广的价值为统一标准，选树青年典型人物。而青少年自身的思想、理念和价值状况却往往被忽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中，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价值高度一致，青少年们高度信服党政、共青团，对党政、共青团提出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深信不疑。在此背景下，选树价值的一元化及其统一全面推广还能在选树青年典型人物的过程中较为顺畅地运行。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自我意识觉醒，主体性愈益张扬。很多青少年的心目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已经成为一种主旋律。这种主旋律渗透于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这就使他们对别人，包括组织所推介的榜样和典型往往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学习谁、效仿谁、追捧谁，他们更愿意自己说了算。同时，青少年日益分化为不同的群体。不同群体的青少年间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差异较大。由此，在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按照一元化价值标准选树出来的青年典型人物依然在主流文化圈被反复宣扬与强调，但其荣耀和功能作用已难以与黄金时期相提并论[20]。选树典型人物的大一统思维方式难以为继。

    共青团组织发布《关于在全团开展分类引导青年工作的实施意见》（中青发［2010］17号），提出了对青少年进行分类教育引导的基本原则。选树青年典型人物是教育引导的重要方面。事实上，分类指导同样应该体现选树青年典型人物的过程中。这就要求必须打破“大一统”的选树思维方式。

    第二，“高大全”式固化宣传。所谓“高大全”是指一些被选树出来的典型人物身上，往往只有党和政府期待的优点，而既没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也没有一般青年身上存在着的种种特点，更没有寻常人都可能会有的缺点。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任意拔高，被包装成一些政治概念、道德理念的符号和载体，而其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的鲜活性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消解和隐匿。由此，他们往往以不食人间烟火的面目出现在青少年面前，甚至成为一种泥胎偶像。青少年在最初的感动后，往往感到这些典型人物可望而不可即，可敬不可学，久而久之，便对他们敬而远之，难以心悦诚服地接受。所谓先进典型效应弱化的现象由此形成。毋庸讳言，“高大全”是在选树青年典型人物方面，长期受到诟病的一个突出问题。

    “高大全”与图解化典型人物直接相关。选树典型人物过程中，往往只关注典型人物的宣传教育功能，把典型人物视为某种思想、理念和价值的符号、标志和载体，难免使典型人物被抽象成、揉捏为蜡像、泥偶塑像，而失去鲜活的血肉。

    典型人物本质上不仅仅是一种宣传教育的工具和玩偶，更应该是青少年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一种朋辈。这种朋辈堪当青少年的楷模，能够给予青少年很多具体有益的借鉴。青少年更喜爱有血有肉、亲切可爱的朋辈，而不喜欢“高大全”的泥偶。由此，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雷锋是否拥有手表、皮夹克，是否有女朋友之类的议论，引发了青少年的广泛关注。这不是青少年无聊的反映，而恰恰是青少年质疑“高大全”、渴望典型人物更加有血有肉、更加亲切可爱的心态的真实反映，是对“高大全”式典型人物的一种反动。

    第三，“功利化”态度。毋庸讳言，选树典型人物一般都有较为明确的功利目标，那就是希望和要求人们以典型人物为榜样，按照党政的要求思想、言语和行动。这事实上是选树典型人物的一种常态。应该说，选树典型人物有功利目标，这本身没有什么错，但“功利化”则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所谓“功利化”是指围绕某种眼前的、小（政治）群体的功利目的，往往不顾事实真相，不顾客观规律，不顾人们的价值认同，随心所欲地把某个对象加工和指定为典型人物，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学习和效仿。这一点在“文革”这个怪胎时代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白卷英雄”张铁生等被选树为典型人物，就是出于当时极“左”政治集团的政治功利需要，被钻头觅缝、不惜代价生造出来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在选树典型人物方面，事实上都是围绕其政治功利进行的。无论其出发点，还是其途径和手段，无不浸透了狭隘政治功利的津液。然而，毋庸讳言，“功利化”并非“文革”十年所独有。在60多年选树青年典型人物的过程中，“功利化”之魅影时隐时现，是一个不可忽视、毋庸讳言的现象。前面所说的“大一统”“高大全”等现象其实都与“功利化”直接相关，是“功利化”的直接后果。其最终后果是使很多群众心底里不相信典型、不愿意学典型，只是迫于政治高压，被动、形式化地学习典型。各种学习典型人物的活动最终流于形式。这也是造成“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里走”现象的根本原因。

    第四，“行政化”运作。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许多青年被选树为典型人物的过程中，行政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所谓“行政化”主要是指在垂直的权力系统中，各项事务的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都按照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向进行。简言之，就是上级安排一切，下级遵照执行。60多年来，在选树典型人物过程中，往往是上级团组织选树典型人物，通过行政公文、会议等程序和途径，逐级下发，号召基层团组织和青少年学习、仿效。在此过程中，领导机关，甚至领导个体的意志常常成为典型人物选树的缘起和重要推动力之源，行政系统则成为领导意志推送的渠道。在一些青年典型人物选树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按名额完成任务，甚至搞‘轮流坐庄’的情况”；“在先进典型效应发挥的途径上，多数是简单的行政上的号召、管理者的要求，忽视深层次的引导和启发”[21]。行政化必然导致更多自上而下、面向全体青少年的单向推介、宣传、灌输和教育，而缺乏团组织、典型人物与青少年之间的有效互动。这也是导致典型人物“效应弱化”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四、共青团选树典型人物的启示

    纵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共青团选树典型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很多令人深思的启示。

    （一）重新认识典型人物选树的本质

    思想教育引导的重点和本质不是简单地从外部进行灌输，更是对青少年的思想世界进行有效的梳理。灌输有个前提，就是把青少年的思想世界视为一只空杯子。但这只是个虚假的前提。事实上，青少年的思想世界并非一只空杯子。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实际上已经逐步形成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许多感受和看法，形成了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思想世界。以“三观”为核心内涵的思想世界是在其生长环境和现实际遇中逐步形成的，有着非常坚实的现实基础。随着现实基础和外来信息输入的变化，以“三观”为主体的思想世界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教育引导本质上就是以外来信息的输入，引发既有“三观”发生相应的变化，乃至于引发思想世界的重新构建。当然，种种外来信息输入能否发生作用，不仅与外来信息输入的多少质量有关，更与外来信息的输入能否对人们既有思想世界的内容和秩序进行梳理有关。皮亚杰说：“在行为的领域内，我们把同化性的格式或结构受到它所同化的元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称之为顺化（即顺应）。”外来信息对人们既有思想世界进行梳理，使之呈现出新的条理和秩序，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世界得以重新构建。因此，教育引导能否取得更大实效，不仅要求人们关注信息输入的内容，更要注重根据教育引导对象既有思想世界的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梳理和构建。

    典型人物及其思想和事迹也是一种外来信息。选树典型人物作为教育引导手段，本质上就是通过典型人物的先进思想和事迹的宣传，使青少年的思想世界在得到新信息注入的同时，得到梳理，从而被重新建构。由此，把握青少年思想和精神世界的现实状况，便成为选树典型人物极为重要的前提。缺少这个前提，既不能向青少年的思想世界有效注入新的内容，更不能使青少年既有的思想世界得到有效的梳理和重构。所谓的典型人物的选树难免是自说自话，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

    （二）落实“分类指导”原则选树青年典型人物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高度同构。由于与国际社会相对隔绝，国内基本上只有主流舆论一种声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本趋同，人们的思想世界因此而基本同构。在此情况下，党政推出一个典型人物很容易得到全民的认同、学习乃至追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各方面交流的不断广泛深入，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现实际遇越来越千差万别，人们的视野也更加开阔，由此摄入的种种知识信息越来越多元化。所有这些，都必将深刻地影响到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构建。在此情况下，选树一个典型人物，要求全民向他学习、看齐的做法难免不符合当下社会发展的现状，与人们思想世界越来越多元化的实际相距甚远。这样的典型人物难以被人们广泛接受，更难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外来信息融入人们多元化的思想世界之中，并发挥梳理人们既有思想世界，使之得以重构的作用。

    因此，在新的时代，选树典型人物，必须以全面准确把握青少年思想世界的实际状况为前提，根据不同青少年群体思想和价值观的实际，选树青少年典型人物，真正做到“分类指导”。要重新界定典型人物的内涵和外延，优化对典型人物的认识，摒弃“高大全”的标准和宣传，从不同普通青少年群体中发掘向上向善的能量，把那些能够用自己的言行向相应群体的青少年朋辈发挥文明守法示范作用、为广大青少年朋辈所熟悉和认同的优秀青少年个体，选树典型人物。

    （三）促进青少年参与选树

    “按照参与式发展理论，青少年个体和群体通过社会参与，既能以自身的特有优势为项目进展和社会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也能从中得到自我能力的有效提升。如果说前者是推进项目的手段，那么后者则是推进项目的目的。这就意味着青少年社会参与乃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22]。

    促进青少年积极参与典型人物的选树，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在选树过程中，采取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听取青少年的意见，有助于选出青少年认可的典型人物。这可以使典型人物更接地气，更容易受到青少年的喜爱乃至追捧，有助于有效消除典型先进效应弱化现象；其次，促进青少年参与选树过程，让青少年与典型人物更多面对面互动，使青少年自身从中直接感受到典型人物的影响和感染，使参与选树的过程同时成为青少年自身受到教育引导的过程、自我得到提升的过程，从而实现教育引导的目的。

    促进青少年参与选树，需要团组织熟悉并正视青少年文化、思想和价值的实际，努力从青少年喜爱、追捧的知名青少年人物身上，发掘其与党政和社会所崇尚的理念、价值相契合的因子，进行适当的整合和转化，推向广大的青少年世界，以实现因势利导的教育效果。这需要团组织真正放低身段，深入实际，戒除教条，正视现实。

    典型人物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对于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青少年来说，典型人物是一种稀缺的学习仿效资源。不同的青少年有着不同的典型人物资源需求；对于肩负着教育引导青少年职能的共青团组织来说，典型人物则是一种稀缺的教育引导资源。因此，共青团组织应该充分尊重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需求、价值多元的现实，坚持促进青少年发展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促进青少年参与的原则，通过与青少年的积极互动，共同选树过得硬、叫得响、惹人爱、多元化的优秀青年典型人物。同时，通过典型人物与青少年的互动，帮助青少年梳理自己的思想世界，促进青少年构建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1]张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职能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2]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普及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2页。

    [3]胡克实：《1949—1966：中国共青团的历史经验》，《中国青年研究》1992年第3期。

    [4]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458页。

    [5]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391—392页。

    [6]胡克实：《1949—1966：中国共青团的历史经验》，《中国青年研究》1992年第3期。

    [7]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467页。

    [8]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

    [9]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新中国60年杰出青年成长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0]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592—594页。

    [11]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598—599页。

    [12]易素贞：《新时期大学生榜样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3]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1922—2008）》，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312页。

    [14]参见刘宏森：《走下“过山车”——关于对“80后”认知问题的一些思考》，《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5]佘双好、李顺彥：《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思想观念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总体趋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发展研究报告——第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8）》，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16]张义祯、邱幼云：《青年榜样的历史变迁》，《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9期。

    [17]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的通知（中青发［2014］8号），中国共青团网［2014-02-27］, 

    [18]《青年典型也要贴近青年》，《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5日第1版。

    [19]温海玲：《时势造偶像：解析青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变迁》，《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8期。

    [20]参见温海玲：《时势造偶像：解析青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变迁》，《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8期。

    [21]陈世海：《先进典型效应弱化的原因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9期。

    [22]刘宏森：《激情与回应——青少年社会参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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