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宇

    回顾共青团9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林林总总的思想引领方法中，“口号”作为一种简单朴素、实用高效的宣传形式始终在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发挥着凝聚、号召、激励、动员等重要的作用，成为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口号也因其自身的特性而仍然拥有发展空间。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学、传播学的维度，对共青团思想引领口号的嬗变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并从中获得对当下思想引领工作的一些启示。

    一、口号的涵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演进

    口号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同“口占”，指随口吟作诗句，又同“口令”，指口头的暗号。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口号”的解释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的句子。”[1]《辞海》中的解释更为详尽：“为达到一定目的、实现某项任务而提出的，有鼓动作用的、简练明确的语句，以供口头呼喊。”[2]在日常语境中，口号常与标语连用，构成“标语口号”这一固定搭配的短语。在一些研究中，也往往把标语视为口号，但口号与标语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标语是“用简练文字写的（张贴在公共场所）宣传性口号。”标语与口号同样具有简洁凝练的特点、宣传鼓动的目的，但标语一般是静态存在于纸面、墙壁，遣词造句偏重书面化、标准化；而口号则是动态存在于口头、喉咙，表现形式更加口语化、大众化。因此可以认为，口号具有比标语更为灵活和广泛的使用领域，尤其有利于对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进行社会动员。本研究对象限定为狭义的、严格意义的口号，对标语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口号或可追溯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伐无道，诛暴秦。”此后，在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中，如“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口号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组织民众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利器。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口号则出现在五四运动这一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开端，“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回荡在天安门前、东交民巷进而传遍大江南北，口号和青年学生一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正是由于口号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中国共青团自诞生之日起便十分重视研究运用口号。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会场之上，“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直至五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5月10日，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就三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而闭会。”[3]可以认为，“社会革命万岁”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就是中国共青团最早的口号。与此同时，团的一大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4]，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此后，中国共青团高度重视口号的作用，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传及煽动决议案”“教育宣传工作决议案”等文件中，都有专门针对口号的篇章。而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非基督教运动、五卅运动、反“围剿”、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等一系列斗争中，共青团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对象，直接制定相应的口号大纲，并要求各级宣传部门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灵活运用。团中央通过这些文件，从理论层面上阐述口号的性质、作用，并从操作层面上对在实际斗争中如何制定、使用、根据形势转换口号和实现口号的目标提出了对策。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思想引领口号的变革

    1949年之后，随着战局的变迁和政局的演进，中国共产党革旧鼎新的蓝图日益清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成为必然，这也使得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组织运作模式从革命年代以对抗、斗争为主转变为建设年代以合作、建设为主，以适应新时代新环境的需求。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团提出“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最可爱的人”等口号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公布。在决议中，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就是首先要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的积极分子，再经过这种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去团结和教育广大的青年群众，和中国人民一道，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并在这种实践的奋斗中不断地教育中国的青年。”同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我党和人民民主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前者作为青年团的最终奋斗目标，而后者则是具体的工作目标。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1928年共青团五大召开后，时隔21年再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经过1936年团的改造后，青年团重建的第一次大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4月17日通过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中，直接采用了党中央建团决议中关于团的任务与基本任务的表述。而作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毛泽东和朱德等领袖为大会的题词更容易为广大青年所理解和记忆。毛泽东的题词将青年团的任务指向了学习与生产两个方向：“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而朱德的题词则更为具体和细化，也更加具有紧迫性：“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已日益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可见，在党中央、团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高层领导的意图中，此时青年团的主要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团结和组织青年（建团）进行学习和生产（建设）上来。当时的一些口号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点：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提出“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口号[5]；在老解放区山东胶南，团代会提出了“学习不落后，团员在前头”的口号[6]；在尚处于蒋军控制下的广州，华南青年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解放华南，建设新中国”的口号[7]。

    新中国成立后，正当中国青年怀着美好憧憬，准备为恢复国民经济，重建家园贡献青春的时刻，一场战争猝不及防地来到了身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最为紧迫和重要的工作任务，“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最可爱的人”，成为青年最有力的行动口号。在此大背景下，共青团的工作重心由团结、学习、生产转移到爱国主义教育和参军参干运动上来。

    面对在青年中广泛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状况，团中央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了规模空前的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宣传活动，各地学生组织了时事报告、座谈会、讨论会，结合亲身体验展开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活动。北师大的青年学生在党、团和学生会的帮助下，理清了学习和运动的矛盾，主动喊出了“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援助朝鲜人民就是保卫自己！”的口号，同时提出“把自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帮助群众来解决”“在向群众宣传中来教育自己”等口号。[8]仅北京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有3万多名大中学生到全市各区、工厂及郊区80%的农村进行了时事宣传。

    1950年12月2日，青年团中央发出《为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告全体青年团员书》，立刻得到了各地青年的热烈响应，有学生坦言：“过去工作中你们（指团员）多是拉夫，但这次做到了思想领导，使我们自觉自愿来参加工作。”[9]上海组织了10万学生参加了以动员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为中心口号的一二九示威游行，全国参与到参军参干活动的青年超过120万人，报名人数在25万以上，而其中半数以上都是党团员[10]。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青年团提出“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要和经常工作结合”，越来越多的团员青年以积极参加爱国劳动竞赛和爱国丰产运动的形式，自觉地在本职工作岗位上以实际行动来保家卫国。青年工人高呼“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的口号，积极投入“爱国主义生产竞赛”[11]。淮南新庄子矿团员青年提出“煤矿当战场，工具当刀枪”的口号，举行对美、日帝国主义的控诉，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九天中接连出现五个生产新纪录。[12]辽宁安东青年工人在工厂转移搬迁工作中提出口号：“拆机器不损坏一个零部件，不丢失一个螺丝钉。搬迁不影响支前生产，一切为了前线。”[13]陕西长安农民团员青年组织起变工队、互助组并开展生产竞赛，提出“多产棉油，支援前线，打败美国侵略兵”的口号[14]。山西共青团在学生团员中提出了“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而团结同学，学好功课”的口号[15]。西南区提出学生工作总的口号为：“加强反美爱国运动，支援农村土地改革，为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而奋斗。”[16]

    在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下，青年团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青年参与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社会运动。通过运动的教育和锤炼，青年团在青年中的影响逐渐扩大，威信日益提高，“争取立功入团”成为许多青年积极参加运动的口号。[17]但是，由于此类运动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且运动的主导者并非完全是青年，共青团同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一样，在运动中通常扮演协助和追随的角色，因此往往不能提出带有青年团特点的思想引领口号，而只能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来自党和政府的各种口号。如陕西省委宣传部制《关于土地改革的标语口号》，针对青年的口号仅有一条，且同发动妇女的口号基本一致，只是将妇女替换为青年：“农民青年（妇女）们！动员起来，参加土地改革，积极生产！”[18]而在像“识字扫盲”这类主要以青年为目标的运动中，则往往能够因地制宜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口号，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团委就农村青年识字扫盲提出“做啥学啥，锄杆当笔，地皮当纸，边学边做”的口号并要求成立邻居组，地头组等，进行有组织的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

    （二）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期间，青年团提出“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向科学进军”等口号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此时的新中国，在内部，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在外部，抗美援朝胜局基本确定。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渐成形。

    在这种背景下，1953年6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青年团在祖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的誓师大会，时住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作了题为《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确定了青年团在新的历史时代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忘我地劳动，为建设祖国而奋发地学习……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奋斗。”[20]毛泽东接见大会主席团时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重要讲话，提出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的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青年团带领广大青年投身恢复国民经济的战场，围绕青年团自身组织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青年思想教育等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团的独立活动，同时也在活动中产生、归纳了一系列的思想引领口号。在1957年青年团三大上的报告中，胡耀邦总结二大以来的青年工作时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21]

    1954年4月，青年团中央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发挥团的组织作用及干部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背靠党委，面向青年”的青年工作口号。他指出，团要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来充实团的基本工作，要改变以往各级团委的工作“面向党委，背向青年”的错误做法，既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又要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独立活动。此后，这一口号便成为指导青年团工作的一个主要原则和基本经验。

    1954年5月，胡耀邦在纪念五四运动3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青年的历史任务。“我们青年为这个伟大的事业所鼓舞，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这是一个神圣的口号，它表达了青年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代表了青年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22]1956年9月24日，胡耀邦在中共八大上代表青年团发言：“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不怕困难，向困难进军”已经成为广大青年的行动口号。[23]被反复宣传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为流行的思想引导口号。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代青年从祖国工业化大局出发，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响应号召参加国家工业建设。江西省各厂矿、企业中的青年职工，在“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把青春献给祖国”等口号鼓舞下，积极参加劳动竞赛，涌现出无数青年模范和青年先进生产者。[24]“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等口号，也鼓舞了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踊跃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成为支援国家重点建设运动的主力军。

    1954年1月，在北京展览馆的建设工地上诞生了第一支青年突击队，在团中央“重点试建，逐步推广”的方针指导下，各地先后建立和发展了青年突击队。武汉大桥工程局汉阳工程段青年突击队在长江大桥建设工地提出了“不怕风雨、不怕泥泞、不分昼夜、修好涵洞”的口号。[25]黑龙江双鸭山矿区青年突击队提出口号：“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在哪里。哪里有困难，突击队就干在哪里。”[26]在众多青年突击队典型之中，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最为重视口号的作用，他们在各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的口号：“搞好质量是首要，为国节约用旧料；工种之间团结好，尊师苦学要做到；配料尺寸必要准，提前工期最要紧；安全千万莫大意，处处地方要小心”“身为钢筋工，各行都学通；学成多面手，永远不窝工。”在被团中央树立为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之后，“学百发、赶百发”随即成为更多青年突击队的行动口号。[27]截至1955年9月底，全国工矿企业、建筑等行业建立青年突击队1597个，参加人数31518人。

    与此同时，农村青年突击队也蓬勃发展起来。福建沙县动员团员青年为改良土壤10万亩而斗争，提出了“改良土壤如战斗，青年团员打先锋”的口号。[28]河南陈留县青年突击队的口号是：“青年男女总动员，突击浇麦齐上前，千人千双手，万人万条担，到处挖土井，遍地打下泉，不怕天寒地冻，克服千难万难，比一比谁是英雄谁是好汉，看看谁当优秀社员！”山区岗地的青年也并不落后，他们的行动口号是：“令河水上山，要岗地丰产！”[29]广东中山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提出“保证质量，不争工分”的口号，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甚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30]

    “农业战线是我们青年可以为祖国大显身手的战场。”如何充分发挥农业战线上亿万青年的力量？胡耀邦指出：“我们要组织青年为农业多做贡献，就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口号和要求来。”[31]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如火如荼，许多地方提出了“做一个好社员”的口号，得到了广大青年社员的热烈响应，胡耀邦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应该把这个口号变成全国农村青年的口号。[32]1955年7月，在北京市第三届团代会上，胡耀邦亲临会议，并做报告，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把千年沉睡的大地建设成繁荣昌盛的乐园。[33]北京青年率先响应号召，举起了“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在他们的带动下，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告别家乡，投身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从这时起一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终结，“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影响广泛而深远，甚至在60年代由音乐家朱践耳谱曲，改编为歌曲广为传唱。[34]

    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在12年内绿化祖国的号召，1956年3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召开，胡耀邦在会上作题为《青年们！把绿化祖国的任务担当起来》的报告，向全国青少年传递了毛主席“绿化祖国”的号召。各地青年将植树造林和建设家乡、建设未来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内蒙古青年提出了“三年绿化黄河岸，荒滩变为红柳滩”的口号。[35]上海崇明少先队员提出“为崇明披上绿衣，为人民增加幸福”的口号，收集树种，每人种树2—5棵。[36]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青年团也提出了诸如“要给沙漠披上绿衣”“要让黄河变成清水”等比较激进的口号。[37]

    1955年9月，胡耀邦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报告中指出：“向文化进军，向科学进军是落在我们这一代青年身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一步步前进，顽强努力，来拿下一座座文化和科学的堡垒。”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广大团员青年随即在共青团的带领下投身这一活动之中，“向科学进军”成为知识青年、在校学生乃至在职青年的行动口号。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左”的思想影响，对“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1957年1月15日，中央高层领导召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章泽等人讨论团三大报告稿时提出意见：青年团在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口号应是：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所谓带头作用，模范作用，首先应该表现在这方面。[38]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发出社论——《我们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很快被对“先专后红”和“只专不红”的批判浪潮淹没，活动草草收场，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设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解放初期，文盲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极高，农村人口中的文盲高达80%以上，而在农村青年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占到了70%。如此庞大的文盲队伍，对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个不利因素。由此，党和人民政府全力推进了以农村为重点的扫盲运动，青年团协助党和政府，在扫盲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55年12月，团中央作出了《关于在七年内扫除全国农村青年文盲的决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的高潮。革命老区山东莘县作为扫盲典型，在其工作经验中介绍，为了激发鼓励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共青团提出了许多生动有力的口号：如“苦学苦练，争取作个文武双状元”“合作社好是好，没有文化不好搞”“把自己的文化教给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只要有决心，万事不难人，苦学又苦练，二年能当文化人”“学习别放松，一气学成功，学写又学算，办社不作难”“你包教，我保学，同心协力来合作”“冬闲变冬忙，田间变课堂”等等。[39]通过这些简单易懂、合辙押韵的口号，带动了大量青年识字脱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约3000万人，其中青年即占2000余万人。

    （三）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时期，共青团提出“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到哪里去”“学雷锋，看行动”等口号

    由于错误的高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的形势，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在全国全面展开。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全民大炼钢铁和农作物产量指标浮夸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随之而来便是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损失。虽然党中央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方针，但“左”的影响仍然存在，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持续整整十年的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

    1958年1月，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代表团中央做《共青团一九五八年的任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1958年团的工作最首要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国团员和青年，鼓起革命劲头……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生产跃进的新形势下，我国青年的战斗口号是：政治加技术，干劲加钻劲，做到多快好省，促使生产跃进。”[40]应该说，这个口号还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没有片面追求速度，而是对各方面的因素都有所考虑和照顾，有代表反映：“今年的建设新高潮是有充分的思想基础，有响亮的口号，有明确的目标，有先进的计划，也有具体的措施。”[41]

    这在各地共青团在各条战线的生产实践中也得到了认证。在农村中，共青团主要抓了6个项目：兴修水利、增积肥料、改良土壤、植树造林、消灭四害、扫除文盲。在工业领域，抓住反对浪费、节约材料，突破定额、创造新纪录，学习先进经验，掌握多种技术，遵守劳动纪律，爱护机器设备等几个重要环节，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需要，组织青年职工开展生产活动。

    围绕这些工作，各地共青团根据自身特点提出了许多生动鲜活、富有感染力和凝聚力的口号。在青年突击队中，最普遍的口号就是：“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到哪里去。”[42]充分体现了青年人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而这正是口号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源所在。胡耀邦在团的三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指出：“英雄气概永远都是需要的。我们不能放松，不能丢掉这个口号。”但是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其中的一些口号难免带有浓重的“跃进”色彩。例如有些地方团委在兴修水利工作中提出“把高山打出水来”“把地球打透”“地硬硬不过决心”等口号；[43]有的农业低产县团委提出：“是山也要搬，是海也要填，地处黄河北，产量过江南，决心搞个千斤县。”[44]有的青年突击队在煤炭生产中提出“不要设备不要钱，打开地壳要煤炭”“苦战十昼夜，保叫自动化”等明显违背生产经营客观规律的口号。[45]还有的科研院校的青年突击队提出“让癌肿低头，高血压让路”的口号，十几个人苦战3天查完15万份外科病例，研究癌肿产生的原因和规律[46]，完全失去了科学研究应有的严谨性。

    1958年6月2日至8月13日，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历时73天，这是青年团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决议公布后，各地团组织纷纷作出决议和决定，号召团员青年大力开展学毛著活动。全国各地青年踊跃参加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中来，成立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下决心，挤时间，一天一小时，一年读四卷”等响亮的口号[47]。据统计，仅1958年全国就有约1000万青年参加了学习。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存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的误解。为此，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批复对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提法时指出：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在提正式的完整的口号的时候，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48]。从中央的层面对一个口号进行指导修正，体现了高层对于青年思想引领工作的高度重视。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49]。这段话很快在全社会流传开来，并随着“学雷锋”活动的开展成为团员青年最为熟悉的口号。1962年8月15日，解放军某部运输班班长雷锋因公殉职，他牺牲后，共青团抚顺市委和辽宁省委很快就在抚顺市和辽宁省青少年中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1963年2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3月4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就学习雷锋向全国青年发表题为《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号召》的广播讲话。3月5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学雷锋的热潮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并持续开展下去。“向雷锋同志学习”成为整整影响几代人的思想引领口号，雷锋精神成为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雷锋日记》中众多的名言警句，包括这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成为青年们在完成国家生产建设任务和个人本质工作中的行动口号，“学雷锋，看行动”更成了广大青年的响亮口号[50]。

    1964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是我国青年一次巨大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教育运动。与此同时，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也在青年中逐步形成起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成为广大青年的共同愿望和实际行动。[51]“学雷锋”和“学毛著”相互促进提升，成为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1966年4月，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决议》强调：共青团的全部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教育和组织青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52]。“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为共青团全部工作的中心，成为指导一切工作的口号。会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共青团的工作陷入瘫痪，“一无纲，二无章，三无团中央”成为共青团状况的真实写照。

    “文革”中，近乎替代共青团的“红卫兵”组织更加善于制造和传播口号，但是由于其指导思想是“突出政治”“阶级斗争”“兴无灭资”，其语言充斥暴力、恐吓与攻击，其内容不是“打倒”就是“横扫”，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表态，是在高呼“万岁”，然而其荒诞之处在于，甚至前一天还在被欢呼万岁的对象第二天就要被打倒。尽管这些口号数量巨大，但其本质上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口号，故在此不作探讨。

    （四）改革开放初期，共青团提出“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争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存在。但是，停摆10年之久的共青团却在乍暖还寒中慢慢恢复生机。1978年5月，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近乎同一时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并引起强烈的反响，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了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10月，团十大召开。韩英作题为《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提出并阐述了共青团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四项任务，即：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英勇突击队；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大发扬而斗争[53]。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左”的思想的束缚，使共青团焕发了勃勃生机。1979年2月，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这是共青团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切实把共青团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会议指出，为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共青团组织一定要以四化为中心把全团工作活跃起来。要切实组织青年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把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推向高潮。[54]次日，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决定》，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81年8月，团十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议》。将全团工作任务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口号，四项基本工作”，即以四化为中心活跃团的工作；以“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争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为口号；以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带领青年为四化贡献青春，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提高团员质量、增强团的战斗力为四项基本工作。[55]

    “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争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团中央层面制定的官方口号。在这两个主导口号之下，共青团根据战线与活动，还提出了许多口号：如在团的自身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以四化为中心把团的工作活跃起来”的口号，从根本方向上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56]；在引导青少年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做四有新人”等口号，领一时风气之先；在带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进程中，提出了“为重点建设献青春”的口号，团的威信提高、影响扩大了，“哪里有困难，就找共青团”的口号在各参建单位叫响；[57]号召团员青年开展典型学习，提出了“学雷锋，树新风，争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58]“学习张海迪，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学习张海迪，努力为人民作贡献”[59]等口号。当然，在80年代，青少年们学习的对象还有很多，如张华、“一山两湖”英雄团体、赖宁、赵春娥、老山英雄等，相应的对这些典型人物进行学习的口号也有很多。由于这种口号往往只对某一事物概括地表态，一般不涉及具体内容，只表决心。[60]因此其实际能够发挥的效果很难界定。

    与此同时，在团员青年的生产、学习过程之中，也自发产生了一些口号，这些口号由于其摸准了青年脉搏，踏中了时代节拍，在实践中焕发了夺目的光彩，在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记。

    “文革”刚刚结束，思想上的混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中得以厘清。1979年5月，在大学生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大讨论。经过讨论，学生们明确了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要把自己的前途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联系起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77级2班团支部响亮地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的口号。1980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刊文介绍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团中央召开的首都部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团干部和青年座谈会，赞扬这个口号体现了时代对青年的要求，表达了全国亿万青年立志献身四化的共同心愿，提出在青年中大力提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种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在向“四化”进军中争当突击手。[61]这句口号随即传遍大江南北激励一代青年投身伟大的改革开放征程。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一代青年的响亮口号和自觉行动。[62]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奋起直追，扳回三局，终以3比2获胜，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北京大学学生在庆祝胜利的游行中响亮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即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为题连夜采写通讯，发表在22日的《人民日报》上。由此，这句口号迅速流传全国，也融入了更深更广的内涵。4月5日，《中国青年报》为纪念四五运动五周年发表社论，同样借用这句标语为题目，5月4日，《人民日报》再次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且引用了五四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的名言：“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自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这一引言十分明确地肯定了青年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彰显了青年的时代感悟力和使命感给主流社会带来的震撼和启示。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教授评价说：“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表达学生爱国热情的口号。但是，只有这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至今仍在每一个北大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涌动。因为它最贴切地表达了莘莘学子以及炎黄子孙的心声，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向前发展势头的喜悦。”尤其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更加需要一种精神和一声振奋人心的呐喊，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决心重新执掌自己命运的结果，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历史主题和新时期青年心中那份实现报国夙愿的爱国情结。[63]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些来自于青年的口号，伴随着中国青年的激扬青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永远载入了史册。

    （五）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共青团提出“青年志愿者行动”等口号

    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风波平息之后，共青团在青年中广泛、深入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努力培育青年“四有”新人重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80年代后期，共青团在思想引领方面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也未能再提出新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引领口号。邓小平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6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中国进入到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全新的时代，青年思想引领工作面临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路径与方法。

    90年代初，在思想领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一些“左”的口号和做法有所抬头。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对9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任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标。1993年5月，团十三大工作报告指出，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和青年工作的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共青团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三项：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青年、带领青年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积极为青年健康成长服务。报告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共青团思想建设的原则与任务，即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青年。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伟大旗帜。必须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整个青年思想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指导作用，坚持不懈地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团，教育青年。[65]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8年6月，团十四大召开，周强代表团中央作题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团结带领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过去五年团的工作，“坚持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团、教育青年放在工作的首位，努力构筑青年一代的精神支柱。”[66]这标志着共青团思想引领的指导思想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内核扩容、拓展，邓小平理论正式成为思想引领的指导思想，与之相应的思想引领口号也随之加以拓展和扩充。

    1993年12月，共青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共青团陆续推出了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服务万村行动”三项重点工作，简称“两大工程，一大行动”。其中，“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重点关注青年的思想引导问题。“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宗旨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青年，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突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弘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艰苦创业精神，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确立正确的青年文化导向，提高青年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蕴藏在青年中的精神力量不断转化为促进改革和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从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等三个方面展开。[67]其中，“青年志愿者”活动因其切合社会和青年的时代需要，获得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特色鲜明、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青年参与面最广、参与程度最高、具有极高社会知名度的群众性公益活动。

    1993年12月，团中央和全国铁道团委组织两万余名铁路青年志愿者在京广沿线率先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拉开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帷幕。随后共青团陆续组织各种形式的志愿者行动，中国志愿者行动蓬勃兴起。1994年12月，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1997年底，江泽民为“中国青年志愿者”亲笔题名。青年志愿者被新闻媒体和社会民众称为“新时代的雷锋传人”。2001年9月，青年志愿者行动作为新时期一项重要的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被正式写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热心献社会，真情暖人心”这一志愿者活动富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主题口号传遍神州大地，在广大青年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68]

    （六）在全面建设小康过程中，共青团提出“我与祖国共奋进”“青春建功新农村”等口号

    2002年和2007年，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先后召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部署了改革和发展的各项战略任务。新世纪的中国由此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共青团思想引领的指导思想再次扩容、拓展，加入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容。2003年7月，团十五大召开，周强作题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确定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抓住机遇，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艰苦创业，奋发进取，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主题。大会通过决议，一致同意在团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2008年6月，团十六大召开，陆昊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一致同意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写入团章。大会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6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全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予以科学的概括，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共十七大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纳入到更富有时代感、更有操作性的新视域，强调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明确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和群众化，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论断。

    2006年6月，胡锦涛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发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号召：“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动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荣八耻”层次清晰、内容丰富、语句工整、朗朗上口，以简洁优美的语言凝练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价标准。共青团在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教育引导青年自觉落实“八荣八耻”的活动中，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相继开展了“我与祖国共奋进”、“手拉手”、创建青年文明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红领巾心向党”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青年在道德教育与实践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引导他们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新型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新时期青年思想引领最为响亮的口号。

    （七）在为奋力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共青团提出“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等口号

    2012年中共十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首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明确表述：“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3年，共青团十七大报告提出：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用中国梦打牢广大青少年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用中国梦激发广大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大力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加强党史、近现代史和国情形势教育，引导青少年形成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随即在全团范围内展开，“中国梦”迅速成为共青团思想引领的主导口号，而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成为思想引领的具体内容。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主题活动。

    三、共青团提炼思想引领口号的反思与启示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共青团思想引领口号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共青团的思想引领始终追随着党的战略和政策，始终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所展开。这由团的政治属性所决定，也是团存在、发展的意义所在。

    通过纵向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共青团思想引领口号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均衡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1957年）和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共青团思想引领口号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思想引领口号发展曲线上的两个顶峰，而这也恰恰与共青团在国家经济、社会中发挥的职能作用密切相关，这两个历史时期，正是共青团的辉煌年代。

    1992年后，共青团在国家政治结构的角色没有变、发挥的作用也没有变，改变的是时代，是共青团所面对的所领导对象——青年。广大青年的自由度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对自身利益更加关注，受网络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有效实施青年动员，需要有新的思路。[70]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思想引领口号中较强的政治倾向、政治意味必须逐渐淡化，在研究制定思想引领口号时，必须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坚持“以青年为本”，深入了解青年的思想诉求，尊重青年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要以平等的姿态启发青年的自觉，防止“填鸭式”的硬塞强喂，更不能采取命令主义式的强制；要重视思想引领的内化，把党和团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内化为青年的信念和行动；更要懂得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规律，采取分层级引导循序渐进。[71]一句话，思想引领口号要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

    反思60多年的思想引领实践中，我们确实在一段时期内制造了太多空洞泛滥、令人生厌的口号，但这并非口号自身的罪过，而在于口号的制定者，没有考虑口号内容和现实要求的脱节，没有掌握口号自身的规律与艺术。要提高标语口号的动员宣传效果，就要加大创新力度，创作出新颖独特标语口号来。“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感兴趣、民众己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72]

    共青团组织青年、引导青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仍然需要口号的凝聚与动员，我们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对口号加以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84页。

    [2]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普及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5页。

    [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1集，内部资料1957年，第126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5]《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页。

    [6]共青团胶南县委编：《共青团胶南县志（1938—1988）》，内部资料，第8页。

    [7]张江明、林木声主编：《广东青年运动史（1919—1949）》，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8]丁浩川：《抗美援朝运动在北京师大》，《人民教育》1950年第2期。

    [9]中央团校青年工作教研室等编：《共青团工作学习参考资料》第1册，内部资料，第110页。

    [10]参见李艳等编著：《共青团重大活动回顾（1949—196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11]冯文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的广播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向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9页。

    [12]《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要和经常工作结合》（社论），中国青年报1951年5月4日。

    [13]刘仲文：《抗美援朝时期的安东青年团》，《鸭绿江畔的丰碑：辽宁抗美援朝纪实》辽宁文史资料总第29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14]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共青团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页。

    [15]编委会编：《山西资料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8页。

    [16]西南团史编写委员会编：《青年团西南工委大事记（1950—1954）》，内部资料，第26、40页。

    [17]刘仲文：《抗美援朝时期的安东青年团》，《鸭绿江畔的丰碑：辽宁抗美援朝纪实》辽宁文史资料总第29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18]《关于土地改革的标语口号》，《陕西政报》1950年第6期。

    [19]呼盟团委史志编辑办公室编：《呼盟共青团工作大事记（1945—1987）》，内部资料，第5—6页。

    [20]本社编：《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第39页。

    [21]本社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

    [22]《胡耀邦在“五四”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新闻稿》1954年第1437期。

    [23]胡耀邦：《引导我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1956年9月24日），《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24]《江西省在工业、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大批青年先进人物》，新华通讯社编印：《新华社新闻稿》1955第1738期。

    [25]本社编：《做一个青年积极分子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介绍》，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8页。

    [26]政协双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双鸭山文史资料》第7辑，内部资料1992年，第128页。

    [27]本社编：《“多面手”的旗帜：张百发青年突击队》，建筑工程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6页。

    [28]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编：《福建农业合作化运动》第1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0页。

    [29]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编：《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河南农村》，河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8页。

    [30]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8页。

    [31]严如平：《耀邦同志教我读书》，《百年潮》2000年第8期。

    [32]胡耀邦：《中国青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人民日报》1955年9月21日。

    [33]黑龙江青运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黑龙江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青年志愿垦荒队》，内部资料1989年编印，第453页。

    [3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编：《大学生歌曲选》第2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第13页。

    [35]《内蒙古青年在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鼓舞下将掀起造林热潮》，《新华社新闻稿》1956第2103期。

    [36]金大陆主编：《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

    [37]《青年们，努力绿化祖国》，《人民日报》1956年3月2日。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39]孙秀泉：《莘县是怎样开展扫盲运动的》，本社编：《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突击力量 农村共青团组织的工作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419页。

    [40]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

    [41]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446页。

    [42]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

    [43]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页。

    [44]本社编：《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页。

    [45]吉林大学历史系四年组编著：《蛟河煤矿八十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5—96页。

    [46]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辑：《高举红旗做又红又专的劳动者》，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47]本刊编辑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中国青年》1960年第2期。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1页。

    [50]《论学习雷锋》，辽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页。

    [5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人民日报》1964年3月17日。

    [52]《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中国青年》1966年第10期。

    [5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3页。

    [54]《共青团中央召开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讨论团的工作重点》，《人民日报》1979年2月27日。

    [55]《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议》，《中国青年报》1981年8月15日。

    [56]《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程进军——王兆国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5日。

    [57]团中央研究室编：《中国青年工作年鉴（1985）》，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页。

    [58]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五讲四美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59]《像张海迪那样对待人生》（社论），《解放军报》1983年5月12日。

    [60]穆宪：《浅论共青团的口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61]《“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民日报》1980年3月20日；《我们是怎样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的》，《人民日报》1980年4月17日。（也可参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传遍全中国的一句口号》，武晓峰主编：《清华故事 百年校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63]参见池建编：《体育大国的崛起 新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体育大事》，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81—85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65]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青团重要文献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66]《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团结带领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周强在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青年报》1998年6月29日第1版。

    [67]《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青团重要文献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68]《青年志愿者：播种爱心和文明》，《瞭望》1994年第18期。

    [69]王彦田：《发展要有新思路 改革要有新突破 开放要有新局面 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0日。

    [70]胡献忠：《九十年青年动员结构的变迁与启示——基于中国共青团的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5期。

    [71]参见黄志坚：《新时期共青团思想引领的路径与方法》，《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12期。

    [72]cross Mary: A century of American icons_100 products and slogans from the 20th century consumer culture, Greenwood Press,2002, p68，转引自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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