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陈亮 徐峻蔚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思潮空间异常活跃，各大思潮之间有分歧、排斥、斗争；又有关联、渗透、吸收。如此，共青团工作进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主流价值引领工作需要更多“技术”。社会变迁反映到青年的精神领域，对青年的思想尤其有深刻与深远的影响。当代青年在各种思潮进退起伏中有怎样的回应与追随，共青团组织在其中有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本章要讨论的内容。本章试着梳理具有广泛性、流行性、代表性的青年思潮，包括：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及折射出的青年共同心理，其中最为一般青年追逐的是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本身就由存在主义和东方哲学作为去哲学基础的）。以青年思潮为线索，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共青团的发展道路，鉴青年思潮的起伏，思共青团在引领工作中的思想创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各种青年思潮沟通、对话，在价值观问题上更有效地发挥共青团的引领作用，这些都有待共青团进一步探索。

    一、说潮：青年思潮的内在逻辑与外部边界

    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立场、经验、诉求、利益和感受是不同的，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集中反映于此起彼伏的各种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青年思潮反映的是其利益诉求和观念倾向。社会思潮作为某种带有趋向性的思想体系，是社会心理演化基础上的思想进路。思潮的本质特征包含“时代的变革”“社会历史走向的诉求”。也就是说，“思潮的产生，必定是为了回答和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如社会的出路，国家民族的前途，兴邦救国的方略等等。”[1]青年作为社会生活中积极、敏感的群体，对社会思潮扮演着接受者、传播者、践行者的角色。青年思潮是社会变革时代，由一定思想理论引领、反映社会心理演化和历史走向，且在青年群体中影响较大的思想观念或倾向。

    青年思潮形成和发展的条件，除了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基础以及它们的矛盾运动，内部主要来自青年的群体利益诉求和思想感情，来自这一群体大多数人的共鸣与趋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和变革，孕育了青年的社会意识，一定的思想家提出引领社会走向的主张和理论，通过青年知识分子的激辩、发酵、传播，用观念理论影响青年，并在青年中引起共鸣，在青年群体中遂成群体意识，得以以思潮的形式流转。青年思潮的内在逻辑由青年心理形态、青年社会意识、青年成长状况构成。

    社会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构成了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精神反映；是精神现象的总和，包含人的认识要素、观念形态。社会意识由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思想体系三个层次组成。作为第二层次的社会思潮，其传播路线有三级：第一级是社会思潮的核心层，也是社会思潮的直接源头。这由学界、政界等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他们是思想库。第二级是知识分子群体。一些思想理论经过他们的消化、吸收，得以进一步发酵、扩撒，通过多种形式（尤其是学术形态和文艺形态）将抽象的理论世俗化、普及化，将“学派”演化为“思潮”。在高校，这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专家、学者的权威性和理论魅力对活跃的大学生的思想引领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期间，共青团何为？第三级是普通大众。这一层级是社会的大多数，也是社会思潮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历史上大多数的群众运动若没有他们的追随，就不可能发生。[2]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指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3]无论什么社会思潮——经济的、艺术的，最终都会反映到政治选择中来，显现出政治思想的内核。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六四风波”，概莫如是。这是社会思潮与国家命运的关系。

    社会思潮与青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症候，它既为青年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提供了契机，又为社会的历史走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青年思潮具有社会性和青年性，是二者的统一。青年思潮和青年“热点”的联系和区别在于：思潮与“热点”都与青年关注的问题有关，是时代的反映；思潮呈现的是观念和理论，热点突出的是现实矛盾和对思想、舆论的反应。

    在此，粗略地勾勒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思潮发生、流转的历史轨迹：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辞世后，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政治方向急剧转变，“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社会变革随之而来。这对中国社会乃至人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次巨大心理挫折，迷惘是那一时期年轻一代的思想基调。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此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国门打开，世界一下子如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改革除了给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带来深刻变化，也对人们的思想领域、精神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变迁深刻地导致了社会心理的变化。中国人平素是“拿来主义”，但任何“拿来”的东西一落到中国的大地，便会被“化”而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思潮。“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中国思想界随之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移情’现象，当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完美理想破灭之后，人们需要另一个完美理想填充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世界。当然，这个新的‘理想国’就是‘西方’。西方意识形态及文化附着在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的经济流、物质流之上汹涌进入华夏大地。”[4]面对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词、新概念，青年有兴奋也遭遇迷惘，“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心理，反映在青年身上，存在着既珍惜光阴又怀疑一切，既要求社会变革又害怕被社会遗弃的一些心理特征，中国改革开放的路怎么走，走向何处的问题上，在思想界有过争鸣，一部分优秀青年也参与了思考。我们说思想就是来源于对问题的思考。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面对社会存在各种问题和自己人生阶段的各种矛盾促使他们学会追问，去寻求答案，在提问、学习、寻找的过程中筛选社会思潮并最终形成他们确信的、愿意追随的代表青年立场、反映青年心理和利益的青年思潮。

    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此起彼伏，中国人普遍开始追求人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80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社会亟需“启蒙”，以完成五四以来未完成的“启蒙”。他们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启发民众，强调自我意识、独立意识以及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此同时，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使人道主义重新被发现。

    “六四风波”后，自由主义被“打断”。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大众文化兴起，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苏联解体、中东巨变，国际环境变化，90年代后期，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潮回升，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崛起，挑战自由主义，批判全球化，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验、政治秩序，以及文艺界在1993—1995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这些在寻找价值重建时所代表的不同观念的冲突，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争鸣，已可见后现代的端倪。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开展《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显示反美情绪强烈，对中国现状持基本肯定态度。90年代后半期，批判资产阶级、反思西化潮流、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关注“弱势群体”的新左派掀起。新左派其理论上的深入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而90年代的“毛泽东热”、2000年话剧《切·格瓦拉》的成功，则都有新左派思潮的因子。新左派大都是有着西方留学背景的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知识分子。20世纪末，著名的合肥“家乐福”事件和网上民族主义中的“愤青”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对80后、90后影响颇大。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继续发展。2003年，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在“抗非典”中发扬，由团中央宣传部、学校部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起《2003：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调查面对全国20所高校的青年师生进行。新世纪的头15年，可以明显看到榜样学习让渡给了偶像崇拜，青年的诉求更加务实或者说世俗，有工作可做、有人可爱是人生快乐的基本条件，宗教信仰吸引了一部分青年，他们把参与宗教活动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和抱团取暖的“家”。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进一步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收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制。”[5]不同的青年，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价值存在诸多分歧，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一些社会思潮不满足于取得话语权，而是积极介入现实，试图影响现实。在互联网时代，思潮的传播更加多样化、立体化、平民化，承认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有普遍模式、共同价值、终极标准，也承认每个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此乃我们探讨思潮的前提，给出既切合实际又不失理想的发展路径的基础。应当相信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更是中国青年的。在青年的奋斗中规避“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建设良性竞争的社会环境，提供创新的制度机制，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二、弄潮：多元激荡的路径选择与话语转向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上反映出来的社会思潮往往与西方社会思想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追溯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在学习、研究、借鉴西方的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多元化得到了包容，各种思潮的斗争也更为尖锐复杂。这一时期的拨乱反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都在矛盾与困境中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

    1978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重申实践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重新确立并恢复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为接下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着手全面恢复共青团工作。1978年7月，停办12年的中央团校恢复。9月11日，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复刊号发表了《天安门诗抄》，首次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同年10月、11月，《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相继复刊。

    1978年10月16日至26日，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大发扬而斗争”是谓当时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的倡议得到了各界的响应，青年“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蓬勃开展，使青少年的精神面貌为之改观。

    1978年12月，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清理了思想上“左”的错误，开启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进程。期间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围绕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展开的社会思潮，形成了这一时期反思和探索的理论成果。[6]而青年一代在“文革”中深受创伤，青年问题在1980年以“人生观的讨论”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一）从“伤痕文学”到“潘晓来信”以及存在主义的幽灵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反映“文革”对青年戕害的文学作品诞生。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小说塑造的班长谢惠敏是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又是在“四人帮”“左”倾教育下的精神受害者，她的精神创痕比起小流氓宋宝更加令人警醒，小说揭露了“文革”对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发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充满强烈的批判性。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的短篇小说《伤痕》由大学生卢新华创作，反映“文革”中的知青生活和青年思想的内伤。“伤痕文学”由此得名。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其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有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张贤亮的《灵与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伤痕文学的精神实质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虽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伤痕文学其局限十分明显，但它却是摆脱“文革”假大空模式的文学先声。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肯定，人道主义的张扬得到了青年的追捧。

    那时的文学对青年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学作为宣泄情感、反映生活的方式是青年的首选。通过文学艺术，对“文革”的反思在继续。

    “文革”的政治斗争中，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优秀青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更多的青年经受了生活的磨练，他们不再盲从，不再迷信，敢于独立思考。但不可否认青年在人生道路有彷徨有苦闷，十年动乱，理想破灭，国家的前途、共产主义的目标都变得虚无缥缈起来，生活的漩涡中他们声言“看透了”“看穿了”，人生没有了意义。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信中诉说了一个普通青年的人生境遇和内心迷茫，并发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天问。信反映了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在原有价值观被打碎之后的真空，以及对人生的重新思考的觉醒。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编辑部收到了6万多封就此问题的讨论信件，人生的大讨论也从《中国青年》蔓延到全国。对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利己与利他的关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青年自己的见仁见智和喜忧参半的讨论，提出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见解。“潘晓讨论”虽说并不深入，结论也过于简单仓促，问题并未得到圆满解决，也未必谈得上真正的思想启蒙，却无疑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大潮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显现了社会变迁中中国青年精神史的逻辑演绎。[7]对此，1980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人生观的讨论值得重视》，指出：“长时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通病，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敢讲真话，说教多，启发少，批评多，引导少，空洞的大道理多，实事求是的分析少。”“潘晓讨论”被称之为一代青年的思想“初恋”。28年后的2008年，当《中国青年》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回望当年毅然决定要发表这封信时说道：“产生巨大反响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轻人从小受的是全红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就像关在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窗外是一簇人为摆放的鲜花，只有袭人的花香和恋花的蜂蝶，但当他们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也不只有鲜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复杂，有阳光也有阴暗，有鲜花也有毒草。因此，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说明这代青年开始清醒、开始独立、开始前进。他们大有希望。”[8]

    “潘晓讨论”涉及到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成了80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热”中青年的必读书目之一。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对接了存在主义思潮在青年中流行。

    存在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潮，之所以在“文革”之后的青年中流行，恰巧与存在主义当初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了某种暗合。存在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现代文明的到来，欧洲进入了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问题是在人们打破宗教至高无上、无所不包的框架后，拥有了自由的权利、进步的科技，却同时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人似乎是人类社会中的“局外人”，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存在主义试图用理论来化解人的异化感觉。存在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认为人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并无意义，人却可以自由地为自己做出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源于克尔凯郭尔的神秘主义、尼采的唯意志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思想，经由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和将存在主义发扬光大的萨特，成为全球性的一种社会思潮。萨特一本薄薄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经典作品的译介而在中国青年中风靡。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存在先于本质”，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然后才说明人的自身。存在，首先是“自我”的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否则一切皆无所谓存在。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穷人如此，富人亦如此。三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即“自由选择”。在事物面前，人如果不能按其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便失去了“自我”，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存在主义指出，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的，但也是可交流，互相不能脱离。人是被动地来到世界上的，“被扔”的感觉时时与客观事物和社会相对立，并威胁着“自我”。在存在主义哲学中被人误读最深的是萨特在他的剧本《禁闭》中有一句存在主义的名言：“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地狱”并不是说人与人是永远难以沟通的关系，而是说把“我”这个自由的主体变成了僵化的客体是他人的目光，而且他人的目光还迫使“我”多少按他们的看法来判定自己，以修改自己对自己的意识。而“我”对别人也是如此。这一时期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到异化问题的讨论在青年大学生中展开。

    （二）从自由主义想象到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迷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面对一个生机勃发的社会，80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社会亟需“启蒙”，以完成五四以来未完成的“启蒙”。他们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启发民众，强调自我意识、独立意识以及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此同时，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使人道主义重新被发现。他们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启发中国民众，特别呼唤知识阶层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电视政论片《河殇》在1988年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可谓影响极大，宣布象征中国传统的“黄色文明”的死亡，新生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蓝色文明”。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中国被赋予了“真理性和正义感”，青年大学生更是接受者。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提倡人的权利意识，提倡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专制主义。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表现在青年文化上，青年喜欢听流行歌曲，穿喇叭裤，男青年留长发，女青年烫卷发，把港台明星视为新偶像。在经历十年“文革”的思想禁锢后，青年将目光移向国外，重新审视西方，也重新发现了世界。“自由主义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9]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到反对主张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利用我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以改革之名攻讦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抓住青年崇拜西方社会的心理，蒙蔽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致在1989年春夏之交爆发“六四风波”。

    “六四风波”之后，文学艺术作品“躲避崇高”，思想界“告别革命”。《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代》是1993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上的一个大标题。编者按中用5首流行歌曲来概括当代青年的心态：第一首是崔健的《一无所有》，第二首是《心中的太阳》，第三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第四首是《跟着感觉走》，第五首《半梦半醒之间》。从这些青年喜爱的影视作品歌曲中，可以看出青年怀揣梦想而又无力、困惑的状况。《一无所有》是1986年为纪念“国际和平年”而举行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中崔健迈出摇滚乐的第一步，同时也吼出了中国的摇滚乐时代。有意味的是到了2014年，崔健因《一无所有》的歌词未通过审查而退出央视春晚[10]。《心中的太阳》唱的是一长串的“我不知道”，想大胆往前走，怎么走？在半梦半醒之间跟着感觉走。世纪末情绪在弥漫。

    当历史不是一面镜子，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有可能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各种假历史之名的“戏说”就是如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1]

    （三）从新自由主义的导向到民族主义的高调

    和80年代的自由主义启蒙不同，新自由主义是属于经济的思潮。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核心内容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自“华盛顿共识”[12]出台之后，新自由主义势如破竹，国际垄断资本迅速开辟全球空间，原苏联等东欧国家公有制经济基础被摧毁。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制度被各类经济模式的国家所接受，国际垄断资本运作有了可靠的制度性保障。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更是为人关注，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作为现代经济命脉的金融，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将世界经济体系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中。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中国要发展，中国不会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必须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及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保有高度警惕。

    世纪之交和新世纪的一大特色，是中国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许多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开始认真思考：全球化是否能带来“全人类的利益”？20世纪形成的国际格局所带来的后殖民主义倾向，是否“地球村主义”“世界主义”的迷雾？或者说是西方利益的思想工具？这些都应从我们本民族的利益、本国的安全为逻辑起点加以梳理、思考、应对。在中国人如何避免自我淘汰的忧思中，促使中国青年爆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并以此对一统天下的自由主义提出挑战，且努力消解自由主义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在80年代人们很难想象十年后曾有“共识”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剧烈分化，最终呈现出多元化走向。作为回应全球化压力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就是其中之一。

    一直以来，怎样看待美国，怎样看待日本，很大程度反映的是怎样看待这个民族意识的“试金石”。《中国青年看世界》在1995年5月至8月由《中国青年报》等单位针对中国青少年进行的政治观、国际观进行的一次调查，调查试图通过中国普通青年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出来。调查结果中最明显的一个指标是青年的反美情绪，此数据与80年代以来青年的出国潮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方面也十分关注这次调查，甚至将其作为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论据。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房宁教授所指出：“这次调查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觉察到，中国政治风向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透过青年人国际观、美国观的变化，人们清楚地看到：90年代的青年已经改变了80年代的否定性倾向，转而对中国现状持有基本肯定的态度，对国家和社会出现了较高的认同，对中华传统文化、风俗和中华民族的特性、历史也持有基本的肯定态度；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的信心增强，对国际关系持有现实主义的认知。一句话，中国青年心中久违的民族意识在复苏。”[13]随后1996年至1999年的三年里，《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畅销，不啻成了中国新一代青年民族意识的觉醒的表征。由《中国可以说不》开始，民族主义议题大规模地进入了公共话语领域。

    总括起来，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诉求是主张适度开放、抵制西方话语霸权；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建立亚洲经济圈；发展中国的战略产业，建构民族新文化。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当“愤青”的过激民族主义行为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时，中国政府就要理性地对待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尽量对其负面作用给以控制。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分化，出现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反思、批判所谓“现代化”“现代性”问题的“新左派”思潮。“新左派”以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者自居，所谓“弱势群体”，指市场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改革的深化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中国的弱势群体人口比例也在上升，这是令人担忧的一个状况。

    “新左派”呼吁公众的监督权，要求对改革进行监督，对财富分配进行监督，对社会公平进行监督。青年大学生在关注弱势群体，积极投入志愿者服务的同时，持续强烈地反对腐败，并对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前景寄予较高的期望。

    （四）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到普世价值的宣扬

    后现代主义反权威、反中心、反“元解释”，十分符合青年“反叛者”的角色。后现代主义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新，是人类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积极姿态。后现代主义将个人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知识、生活及文化上置于优先地位，对给定的文本、表征、符号给出多元的解释可能。自然，由于后现代主义反对“罗格斯”，主张“无中心”的多元价值取向，使得以往的价值评判标准模糊化、消解化，变成“怎么都行”。后现代主义令人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诸如社会理想、国家前途、传统道德、人生意义这些现代主义观念，而是倡导思想的彻底解放，主张人对自我有更深刻的了解。有人在当代青年的后现代风格中看到消极颓废、悲观失望的情绪，青年的苦闷、孤独、找不到出路表现为玩世不恭和放荡不羁并非能被成人社会完全接受。但青年却在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带动整个社会风尚，后现代的青年文化被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大众文化中，同时又与大众文化拉开距离，再创生新的文化形式。

    精英文化的终极，现代理想主义的式微，解构、拼贴、仿拟、戏说、重复、错位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构成了后现代驳杂的景观。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的冲击可谓是全方位的，国学热的之乎者也、成功学的市场逻辑、心灵鸡汤的抒情、娱乐至上的碎片、财富梦的追逐，在后现代的大旗下色彩纷呈。

    后现代主义迎面扑来，这从8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文学艺术作品中已初露端倪——星星美展，八五新潮，后现代诗歌创作，王朔小说等，到了90年代已是风靡全国，当代艺术被接受。后现代主义结束了20世纪的政治神话，同时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在21世纪将“圭臬已死”的宣言覆盖人们的视野。如果我们把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称为“现代”，那么，“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原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14]利奥塔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隔开；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之中。”[15]但是，我们不能将后现代主义简单化，简单化的结果看起来让人便于了解或理解后现代为何物，实际却是将其庸俗化了。如果没有看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解放——将高雅文化从象牙塔的特权中解放出来，植入更广阔的世界，使其走向多元，而非与现代主义绝对的二元对立，它挑战、反抗、否定的是事理性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特权和霸权——也就意味着抹杀和葬送了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应当看到，后现代的历史性出场，使“隐性的焦虑时代”变成了“显性的焦虑时代”[16]，后现代带来的多重立场，似乎一切都依赖于你我的定义。然而，后现代并非表面上的“万事无所谓”，它在意的是各种可能性的探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宗教于其中也静悄悄地变化着，它的神秘面纱正向年轻一代揭开。一个“后宗教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信仰更加多元，宗教更加宽容，当寺观教堂成了青年学习与社交的文化场所，传统宗教的神圣与庄严也就让渡给了世俗与亲和。因此，它是宗教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和推进，打破“神圣”与“世俗”的疆界，其叙述话语和风格都良好地适应了资本自由市场。后宗教时代并非宗教的自我否定或宗教的自我消亡，而是于新的历史条件中做出新的宗教伦理的回应。简言之，“后宗教时代”亦即宗教的世俗化时代。

    娱乐、反叛、迷惘、求索是青春的主要特征。对信仰的找寻和遴选是当代中国青年的生活方式之一，而这份选择的功利性、世俗性、随意性、游戏性、时尚性正构成了后宗教时代的景观。这里言及的“信仰”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人与神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更是人与自我的关系。神学哲学家蒂利希说：“在大众化的宗教用语里，很难找到一个词像“信仰”那样，更容易引起误会、曲解和疑问了。”[17]任何信念一旦被信仰化就有可能变为一种泛宗教，或者说就具有了宗教特性，而信仰正是“宗教的核心”。也就是说，宗教首先是人类的精神行为，信仰是人类精神行为的核心。蒂利希在《文化神学》中指出：“当代心灵对宗教的不合理的、强制性的肯定和否定”，都将“威胁着我们的精神自由”[18]哲学史上的信仰主义认为，信仰先于、高于知识，科学交给人们知识，但并不能给予人们的归属感，唯信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正在走出绝对的二元对立，调和不是不可能的。

    走出意识形态视角下的“普世价值”，还原普世价值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是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它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最低尺度，或者说是人类道德的共同底线。公平、正义、自由是普世价值观的三个基本要件，三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作为既有整体性又有相对性的一组概念，“公平”乃竞争社会机会均衡、基本人权对等；“正义”按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的解释，应指所有社会价值的平等的分配以及除非对其中的价值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自由”一则指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意志，二则指每个人的自由是在他人自由前提下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将预示人类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2015年，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在互联网上不期而至。

    2015年9月7日《学习时报》全文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习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9月1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让共产主义理想照亮漫漫前行路》一文，“面对复杂严峻的世界形势，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多元多变的思想潮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点亮理想之灯、拨正信仰指针。[19]

    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研究后，揭示的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方向。共产主义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的精神境界都有极大提高；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共产主义已走过100多年的探索之路，它早已不单纯是一份理想、一种学说，而成为深刻影响。从最初作为学说的传播到后来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的运动的兴起，其发展其高潮有低谷，共产主义是人类大同的实现，是共同富裕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5年9月12日，破土网整理《人民日报》对习近平在县委书记研修班上讲话的报道，题为《习近平做出重大理论表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文章一经发出很快就受到了大量关注，单篇文章点击量将近23万，引来6000多条转发和100多条评论，因评论太多，新浪不得不关闭了此条微博的评论功能。在众多的评论中，企业家任志强的评论尤为引人注目，并引发了网络上的波澜。

    2015年9月21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布题为“信仰”的微博，指出：“对于我们共青团人来说，共产主义既是最高理想，也是实现过程”，并发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向明在《中国青年报》推出《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伟大旗帜》：“一些人肆意地攻击和歪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系列论述，说什么这是向‘左’转”、是要再刮‘共产风’‘向后退’‘说空话’”，等等。这些说法，如果不是恶意的诋毁，就只能是浅薄幼稚的无知了。”“事实上，‘共产党’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它向世人公开地宣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20]

    任志强在2015年9月21日的新浪微博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转发并评论道“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此评论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在长微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说：“我们被欺骗了十几年。‘文革’让我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再革命。而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23日，共青团中央发@共青团景临写的长微博“与任志强先生榷”并置顶，文中写道：“作为整个共青团组织的一员，有必要认真严肃、平心静气地对任志强先生进行回应”，同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共青团员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指接过奋斗的班，而不是坐享其成的班。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共产主义就一定能实现”。

    9月23日任志强的回应是一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长微博，他写道：“不要以为对党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批评就是反党。”认为“共产主义在有中国共产党的那天就不是只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天生就是个国际的主义！能不能实现也绝不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同天《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

    9月24日法治宣传网有文《请问任志强信仰共产主义骗了你什么》，《光明日报》有文《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的永恒课题》。此后，《我们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追寻与守护人类理想的中国逻辑》，破土网一直在跟进，到11月还有系列文章在讨论。

    毋庸讳言，共青团在回应各种思潮的挑战时，时常让青年感到“无力”和“缺位”，不能及时跟进。究其原因，有“稳妥”的思维惯性，有“武器”的空洞，更有与青年关系的若即若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青年是新时期共青团思想引领的工作重点。以青年为主体的青年观来看青年，就会发觉青年问题都是社会问题。为什么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为什么现代化的交往手段越来越便捷，人际关系却越来越虚拟和冷漠？为什么会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寒门子弟的苦读并不意味着人生的上升，阶层固化和高学历犯罪构成了怎样的精神沦陷？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各种思潮的纷呈，如何提高青年的辨别能力，保持政治的敏锐性，共青团扮演的是守灯者，更是擦亮星星的人。

    三、领潮：共青团的先进性实践与理性反思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鲜明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是党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文化自觉而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共青团做好青年的引领工作义不容辞，团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思想越是多样化，越需要在青年思想教育中唱响主旋律。共青团要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青年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教育引导青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2015年10月9日在《积极稳妥地深化共青团改革——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一文中指出：“坚持虚功实做、难事长做，积极稳妥有序地深化共青团改革，推动共青团事业乘势而上、大步前进，始终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21]共青团的先进性实践表现在重视对青年思潮和热点问题的研究，重视教育引导青年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严格按照党的要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青年思想中得到内化，在青年实际行动上得到张扬，以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青年，探索共青团体制改革，创新共青团工作，带领青年积极投身社会经济建设。而理性反思是共青团工作开创新局面的起点，要卓有成效地进行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必根据青年的特点在物质层面和思想层面结合上寻找突破口。

    经验启示之一：告别传统的“运动式”治理，建设现代的“行动式”机制。

    “运动”和“行动”在这里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去理解的。简单地说，运动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规模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一般用于向群众公开宣扬某种思想、见解、主义的群众活动）；行动是为达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运动和行动都是一种发动和动员，只是运动相对在规模上更大，统一性更强；而行动具有更多的层次性、个性化，规模也相对要小。

    以往我们习惯用“运动式”治理来求得快速和高效，“运动式”治理要求绝对服从行政命令来推动，面上轰轰烈烈，遍地开花，实际上容易造成青年的逆反心理，快速和高效有时更像是一场“政治秀”。现代的管理模式应该更人性化、个性化。共青团从适应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入手，动员模式、话语系统有了一些改变，更多的是启动“行动式”机制。为改善社会风气，共青团联合相关单位先后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培养“四有新人”的活动。团十三大以来，以“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等富有青年特色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手拉手”等活动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中被予以了充分的肯定。21世纪的共青团工作更是呈现出多维度的开放性特点，“保护母亲河行动”“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全国企业青年职工创新创效活动”“服务农村青年增收成才行动”“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等，实现活动项目化，项目品牌化，品牌产品化。

    青年团是“行动的群众组织”，共青团工作从运动到行动，工作的可视性、操作性得以增强，价值引领有了可靠的抓手。另外，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成为了解青年思想动态的重要途径，共青团应用新媒体也就成了新形势下引导青年的必然选择。2011年，武汉共青团全面启动纪念“建团90周年”系列微电影活动，通过联合专业力量和市场力量，依托微电影做好引导青年的工作；为贯彻落实团中央《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2011年7月，云南团省委主办了“千网联动学党史”活动，用真实的成长故事感召青少年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新媒体与嘉宾访谈、与网友互动的形式传播党史知识；2012年2月，团中央印发的《关于在全团广泛运用微博开展工作的实施意见》是共青团应对新媒体、寻找新途径引导青年比较及时的一次；2012年8月广东省中山团市委开通了“中山青年”的官方微信，在微信中建设共青团阵地，这是全团首个、全国第二个实名认证的党政机关官方微信。[22]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共青团自身机制和能力建设的加强，共青团工作载体、工作方式的扩展，在教育引导青年的机遇和挑战中必渐入佳境。对青年的价值引领是个长期的、需要深入人心的工作。因为价值追求必经人的内化方可形成真正的社会共识和人的力量。上海大学陈新汉教授在《怎样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确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必须体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变化的新特点：一要体现人文精神的本质，二要赢得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认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要真正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内化为国民信仰。但是，怎样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确信，还要强调可信因素。”[23]当代青年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信仰焦虑亟需共青团对信仰问题的确信、可信之回应。

    经验启示之二：注重青年群体的阶层特点和利益诉求，关怀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与成长通道。

    当代社会思想语境与精神文化发生深刻变化，青年群体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青年对政治、对意识形态到底感不感兴趣，是要“主义”还是不要“主义”，不同阶层的青年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共青团的重要职能是引导青年、教育青年，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分类引导青年。要根据青年群体的阶层特点，对不同青年群体职业背景的差异性、社会阅历的相异性、思想意识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将思想领引做到实处，从党政关心、社会关注、青年关切的问题出发服务青年。共青团组织要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针对青年在社会观察中看到的现象与所接受的正面教育存在的一些反差，运用各类青年群体习惯的语言和逻辑，把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与青年沟通碰撞，解答青年思想困惑，正确引导青年模糊认识，把党团组织的“大道理”转化为青年易于接受的“小道理”。并按照贴近青年特点、体现时代特色的要求，从形式、手段、途径、载体等方面大力改进创新引导工作，探索将思想引导内容有效传递到青年中去的现实路径[24]。同时，对青年的价值引领一定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现实需求，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就是使青年团成为青年利益的社会代表；要抓住“痛点”，突出关注青年利益。

    价值引领既不能不讲利益，又不能仅为利益。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需要特别关注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与成长通道。的确，“在大城市生活久了，不少人看待问题总是带着‘办公室思维’。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味地鼓励青年创业，但是忽略了还有很多技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更需要就业。还有一些地方，在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时考虑如何服务，却忽略了我国平均每天就有5000个家庭离婚，很多单身母亲一个人艰难地带孩子。很多人热衷于分析国际经济形势，但却想不到，为了一年两三千元的低保补助，低保户们会想尽办法与核查的乡镇干部套近乎。”[25]为此，共青团应该少做锦上添花之事，多做雪中送炭之事。比如，进城务工青年在当代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关爱他们的子女，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共青团关注的一个焦点。共青团发动全社会来关心、爱护农民工子女围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等实行结对帮扶。一个文明的、良性运行的社会是让普通的、底层的青年都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的社会，青年需要为有希望的生活奋斗，更需要能够获得奋斗的途径，将希望最终成为美好的现实。

    对青年价值引领需要突出群体特有的选择和风格，特别研究青年或青少年的话语模式。话语是一种有特定目的和结果的社会实践形式，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有同频语言，才能进入他们语境，掌握话语特点，消除沟通交流时的语言障碍，真正了解理解青少年发展状况，更大程度掌握青少年群体政治状态与行为规律。要把价值观念转化为青少年话语模式，被其内化或共享，切实增强青少年思想价值观念教育与引领效果。

    经验启示之三：联盟“第三种力量”，实现伙伴式互动与引导式成长。

    新世纪以来，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行运作、自我治理且具备一定规模、拥有组织章程和组织框架的青年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参与其中，组织类型也在日益扩展，于公共事务、社会治理和青年文化中的作用不断增强。随着社会发展，中国的经济成分日趋多元，社会分层越来越显著，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新型社会组织应运而生。青年在社会变迁、文化碰撞、网络开放的今天，对社会公益的践行，对个性化生活方式的追求，对群体利益的维护与责任，青年自组织飞速发展。也就是说，青年自组织的形成缘于外部的开放和内部的凝聚。青年之间某种共同利益、共同信念和观点，共同志趣爱好，以及相似的生活经历、社会背景等，都可能形成他们自发组合走在一起的某种桥梁和纽带。

    21世纪初，我国主要有四种功能类型的青年自组织。一是沟通关怀功能的社区青年自组织：现代化使农村城镇化迅速发展，人口集中，社区兴起。以志趣爱好相投的青少年为集合在一些社区内部建立各种青年自组织。通过活动的开展实现彼此之间的关怀，消除陌生环境中个体的孤独感、无助感和空虚感。二是利益联合的职业青年自组织：职业青年是工业化、商业化社会进程中主体，职业相同或背景相似的青年，为维护权益、保障利益建立自组织。三是愉悦共享功能的休闲青年自组织：仅以志趣爱好相同而建立的自组织，开展适合自己的休闲活动。四是自主服务功能的公益青年自组织：怀有社会责任感、公益心的青年，通过各种公益事业、志愿服务等活动建立起来的各类自组织。组织成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是他们用爱心行动起来的动力。此类自组织有良好的社会反响，最易得到民众和政府的认可。青年自组织既有地面的平台，也有网络的平台。网络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的兴起满足了人们平等交流、获取信息的需要，在沟通与交流中获得归属感。网络青年自组织一方面促使更多的实体性青年自组织借助网络实现组织功能，另一方面提供了更加自由、便捷、虚拟的选择。

    共青团应紧扣青年自组织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服务大局、服务青年、服务青年自组织发展的有机结合中发挥作用，体现共青团的先进性。在组织架构上，建立服务青年自组织的专门机构，为他们提供服务平台；在服务的项目上，全程跟进，帮助他们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训人员，培育有特色的组织文化，同时创造机会加强青年自组织之间的横向交流，发挥共青团的桥梁、纽带作用。以活动为载体，注重时代特征，运用新媒体，及时了解、掌握青年发展状况及思想动态，有效地发挥共青团价值引领的作用。

    共青团应与青年自组织合作互补，提升共青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青年自组织的产生对共青团组织是个有益的补充。其在沟通与关怀、共享与联合、寻找归属与自主服务等方面同共青团发挥自身优势，联系、服务、凝聚青年的目标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开放，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拓宽，社会管理的更加科学化、人性化，青年自组织必将成为在社会事务中除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共青团应以更加开放、主动的姿态去联盟这种力量，建立合作互补的运作机制。延长手臂，形成链条，扩大影响，关注线上线下的联系与覆盖，增强服务引导的枢纽作用。共同践行社会责任、探寻生活方式，以主流价值观去影响和引领全体青年。共青团作为执政党青年组织，研究、探索党的意识形态在青年中的传播路径也是其价值的体现。

    经验启示之四：形成组织力量、市场力量、专业力量合力，加速共青团工作的网络转型。

    价值引领需要共青团适时更新互联网思维理念，加速传统工作方式的现代转换，利用、管理好互联网这一个“最大变量”，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特别是舆论引导能力。

    2015年共青团的一大品牌工程是“青年之声”。“青年之声”是面向全国青年的大型社交互动平台，于2015年4月28日正式开通上线。该平台的宗旨是“反应青年呼声，回应青年诉求，维护青年权益，服务青年成长”。青年可以点名邀请进驻平台的全国近4000位专家作跨地域、跨层级的专业解答。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其中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8.4%，且20—29岁年龄段网民占比最大，达到31.4%。“青年之声”平台的运行机制为“三微一体”，即以PC端与移动端相结合，微博为运行平台、微信为配合平台、微邦为通信平台。其基于青年需求建设的十大服务体系分别为青年成长、健康、创业、志愿、心理、国学、就业、维权、婚恋以及爱心传递服务。[26]2015年10月22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团“青年之声”建设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发挥好“青年之声”在全团四维格局中的牵动效应，通过平台建设促进团的工作理念、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工作方法等方面改革创新。[27]

    同年11月5日，“青年之声”创业服务联盟工作推进会暨《创业导师秀》首映式在京举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在首映式上讲话时强调，“依托‘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打造创业服务联盟导师团、推出《创业导师秀》栏目，目的是应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借助创业导师的创业经验和感悟，为青年创业提供实践辅导，帮助青年提升创业能力，实现创业梦想。”[28]至此，“青年之声”自开通以来，平台阅读量达7.39亿次，问题留言总计17.99万条。[29]

    互联网成为青年思潮传播最重要的渠道。要积极改变以至超越传统舆论格局，掌握新媒体青年受众的知识结构、兴趣所在和话语方式，寻求应对之策，有效占领新兴媒体这一舆论阵地。处理好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关系，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回应热点话题，吸纳民间舆论场意见建议，促进两个舆论场良性互动，引导广大青年自觉传播主流价值观，共同传递社会正能量。更新工作方式方法，发挥共青团对青年思潮的领引作用，协调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及时对青年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引导。

    总结以上经验启示还应当看到，教育的失误，思想工作的失效，青年工作的失落乃是目前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和考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在鼓与呼中反思——

    首先，深化社会改革，加强综合治理。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积极发展。要改变过于追逐实利的社会风气，清除、惩治政治腐败，让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与社会现实的改善保持在同一的基础上，让青年所受的教育不至于被社会现实碾碎，让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有向上流的通道，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国梦”。同时，要保持青年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力求政策执行的流畅性、有效性。团干部可以是“流水的兵”，青年政策却应该是“铁打的营盘”。以开放的青年观来关心青年，以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的管理理念来保护青年的合法权益，相信唯有坚持，才有改变。

    其次，激发团组织的工作活力和行动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社会现实的力量。团干部要把团的工作看成“亮灯工程”——点亮青年心中的灯，而不只限于照亮自己的路。要走得近青年，携手起青年。如果情人节的一支玫瑰花、圣诞节的一声“哈利路亚”就把我们的青年都吸引过去了，共青团对自身的活动行动是不是值得反思？我们组织的青年活动真是青年的活动吗？还是团干部内循环、自循环的活动？五四是青年节，还是团干部节？共青团需要改进的是活动的系统性、延续性，有时为搞活动而搞活动，过于“应接不暇”就有太“赶”、太“花哨”的嫌疑。群众性是共青团的根本特点，是共青团的天然属性，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要以青年为中心，让青年当主角，而不能让青年当配角、当观众。一旦脱离群众性，就会走向官僚化、空壳化，丧失前进发展的动力。[3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威力，不仅在于其话语体系及其传播方式，更在于它是否具备影响、干预社会现实的力量。要在理解透、传播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活动行动载体，强化项目化、产品化，努力用它来引领社会生活，以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为主要阵地，不断缩小现实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距离，形成有利于弘扬青年社会主流价值的生活情境和社会氛围，真正形成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再次，创新工作模式，要培养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一支有效、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不难发现当前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个尴尬境地是，青少年在中小学阶段接受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基本公民素质、行为习惯缺陷的巨大反差；以及当前堪忧的对“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的补课、无奈与彷徨。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作为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少先队、共青团组织，需要加强研究适合少年儿童循序渐进成长发展特点的少先队、共青团教育的有效内容和方式。此外，在社会思潮竞相登场的不同阶段，几乎每一种观点都有其信奉者，高校是社会思潮集散地，也是引领青年思潮重要阵地。青年学生与思潮关系是研究青年成长的一个基点和窗口。要加强研究，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动态分析，掌握社会思潮发展态势，重视社会思潮演变趋势的监控；运用主题阅读、小组辩论等方式，加强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在比较鉴别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创新，在青年思潮引领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辅导员教师联动机制建设，吸引青年教师参与相关主题的讨论和理论研究，培养青年教师及一部分骨干学生成为真学、真信、真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把高校党、团组织建设成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观引领青年思潮影响的学习型组织。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身的不足和优于上一代人的思维或行为特点，而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露教育痕迹的教育。发现青年，研究青年，辩证地看待青年。不简单粗暴地指责青年，不随意给青年贴标签。及时了解、掌握青年发展状况及思想动态，共青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要有到位意识，只有不缺位、不滞后，才能谈领引，才能形成思潮引领独特自转能力，并给“八九点钟的太阳”走向正午的时间。

    注释

    [1]陈立思：《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2]参见林泰主编：《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3]胡锦涛：《迈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在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

    [4]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2006年9月出版，第267页。

    [5]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6]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应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错误思潮。《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7]陈亮：《社会变迁与中国青年的精神史演进》，《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11期。

    [8]《1980年引发全国关注的“潘晓讨论”》，《北京日报》2008年12月11日。

    [9]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页。

    [10]《〈一无所有〉未通过审查 崔健退出马年央视春晚》，《华商晨报》（西安）2014年1月18日。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页。

    [12]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1989年提出的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指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参见百度百科）

    [13]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2006年9月出版，第273页。

    [14]［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15]［法］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赵一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羊皮纸”是指原先书写的文字可以刮去而重复多次，但每次都会留下依稀可见字迹——原注。

    [16]［美］罗洛·梅：《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立绪文化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4页。

    [17]参见[美]蒂利希：《信仰的动力》（Dynamics of Faith, Happer ＆ Row, Publishers,1957），“序”。转引自张志刚：《宗教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18]何光沪选编：《蒂里希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9页。

    [19]凤凰网资讯[2015-09-11], 

    [20]《中国青年报》2015年9月21日第1版。

    [21]《人民日报》2015年10月9日第7版。

    [22]参见杨守建主编：《新媒体与共青团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184、199页。

    [23]潘维、玛雅主编：《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22页。

    [24]“陆昊同志在分类引导青年试点阶段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9年11月25日），中国共青团网[2010-02-02], 

    [25]章正：《社会底层青年的困窘需要更多关注和破解》，《中国青年报》2015年11月23日第3版。

    [26]中国新闻网[2015-09-01], 

    [27]秦宜智：《把“青年之声”打造成经得起时代、实践和青年检验的品牌》中国青年网[2015-10-26], 

    [28]中国青年网[2011-11-07], 

    [29]中国青年网[2011-11-07], 

    [30]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积极稳妥地深化共青团改革——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9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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