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暑假时节，离开学还有十来天时，武大军训还未结束。
这是湖北省党部军训部为武大安排的暑假活动。上学期末刚宣布此事时，昭舫和大多数同学都十分兴奋。那年头国难深重，多数青年，包括各种政治立场的甚至“老糊”，都多少胸藏卫国之志，毕竟我民族的尊严意识是由几千历史传承的。民二七级的学生和本年新生提前一个多月就兴冲冲地来校参加军训。这次军训的规格可不简单，由康泽[34]亲任军训总队长。
珞珈山空气凉爽清新，是避开武汉“火炉”夏天的一块难得宝地，加上当年又像四年前一样大雨不断，武昌郊区都被水淹，公共汽车也停了，昭舫就干脆留在学校过暑假，等盼军训。不料军训开始后，天仍不作美，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影响了户外操练和拉练计划。于是，军训便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室内政训，整日里学习三民主义、党义等课程。这让学生们大倒胃口，却又无可奈何。
有国家高级官员坐镇，武大的校风焕然变得大合官员们的胃口，平日里在学校感到孤独的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们，成了颐指气使的主角，他们昂首挺胸进入学生宿舍，严肃地匡正学生的思想言论行为、毫无顾忌地调查他们所阅刊物及所发表的言论、平时交友类型。唯一让他们遗憾的是学生们都很谨慎，怕闯到点子，能被抓上台面做文章的事少了点，只能在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发表一通高论。不过这也足够让领导们宽慰，这无疑是军训带来的“新气象”。
这天上完训导课，昭舫就听好几个同学告诉他，说他父亲来过学校，已由昭瑛送走了。原来小弟昭诚今年从汉口市一小毕业后，考进了珞珈山南山坡毗邻武大的东湖中学。广诚送小儿子来报到，也好亲眼看看这个贵族气十足的学校，凭什么学费高达82块光洋，差不多都比武汉大学的学费高一倍了。
终于脱离了父亲的阴影，终于能自己独立生活，终于能与百事满足他、百事能办到的哥哥、还有千依百顺呵护他的二姐比邻在这仙山之中，昭诚觉得解放了、自由了、兴奋得要飞了！
昭舫听说父亲已走了好一阵，便不再去追，决定回宿舍让自己被政训教官弄得昏天黑地的脑子休息一下。好在这变味的军训终于要结束了，这一个月真把他烦透了。
康泽曾几次亲来学校训导，号召学生学习德意志精神，参加“动力社”。那年武汉大学统共才六百多学生，“复兴社”却深有根基。原来还在建校时，就有一批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转入武大，为学校‘动力社’提供了一批种子和骨干。这下经康大人亲自动员，便又有好多学生加入，其中文学院的最多。昭舫的挚友李豫章却一脸不齿地扭头就走。也有人动员过昭舫。昭舫也推说对政治、组织向来没有兴趣，不惯纪律约束，直言拒绝了。
“动力社”一下发展了很多人，省党部的周远涤处长听说后大为不悦，“CC”向来与“蓝衣社”明争暗斗，在武大也一样。武大训导处负责校监督风的刘风教官，系周处长一手提携。周处长自然不会忘记用上这层关系，恰好他妹妹周艾琳考上了武大法学院（照理说周艾琳应该参加入学军训、学习看护。她却怕晒黑了皮肤，搞了张病假条把军训躲掉了），他于是也借“学前军训”来校演讲。
周远涤不愧是CC精英，他风度出众，魅力十足，语言诙谐，旁征博引，演讲中充满爱国激情，在学生中的影响一点也不逊于那位康大人。
在昭舫请假回乡奔爷爷丧事期间发生过一件事，有个同学程某闲谈中一不小心对红军发表“八一宣言”的事没掩盖住好奇，竟被说成是共产党抓走了，从此便再无音信。不久又被证实是“动力社”毛竞飞告的黑状。这引起了学生们对“老法”的极大反感。
周远涤知道了这件事，趁机巧妙地团结学生。他形象和谐可亲，把“爱中国”和“爱领袖”统一得十分巧妙，讲述政府从德国引进先进武器和一系列用心良苦的强国措施，然后不失时机灌输“融政于党”的重要性，对不少青年影响深刻。于是，他在文学院和工学院的土木系都顺利发展了一批‘珞珈爱国学生俱乐部’[35]成员。
昭舫不关心这些，他拿定主意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课余的最大喜好是音乐。这是从中学时就养成的，他那优秀的母校不乏将他带入这人类最高雅殿堂的导师。以后他认识了离家很近的云樵路口[36]市一小学的一位海外归来的音乐老师连峰云。这是他系统学习音乐知识、乐器和唱歌的启蒙教师。连老师有一台从南洋带回的、白林纳式的78转留声机和上百张带回国的欧州唱片。昭舫便有机会在他那里欣赏到了大量经典名曲，音乐水平明显提高。他暗自决定将来也要像连老师一样、买大量唱片在家里，每天欣赏。昭舫本就天生一副不错的好嗓子，被连老师发现，耐心地辅导他学会了正确的发声和换气。
大学课程比中学相对松些，昭舫更是将兴趣倾注在音乐上。除了独自在后山引吭高歌，抚弄乐器外，甚至看起了理论书籍。还在刚进校时，他在图书室看青主著《音乐通论》看得入迷，被文学院的同届学生李毓章看到，忍不住与他交谈起来。昭舫惊喜身边冒出了一个知音，音乐理论比自己水平更高，立即与他一见如故。他们一生的友谊从此开始。以后两人常在一起谈论心得、一起唱歌和舞弄乐器。毓章平日里给人印象是性情孤傲清高，不喜交友，却唯独对昭舫无保留地敞开着友谊的胸怀。同学一年，两人已互成知己。
昭舫喜欢自己动手、验证所学知识。他很早就想买一部相机，而当时相机是很稀有很贵重的，父亲自然不愿让他用大把钱去买这些“不能吃不能喝”的洋玩意（事实上广诚的钱从来没有多到够用过）。于是，这个热爱科学看似荒诞的青年便精心自制了一个小孔成像照相机。他试着在学校照了几张，有两张居然还很成功。他受了鼓舞，便又用木头做了一个三脚架。两只脚是用木制滑尺改的，可以调节长短。
离开学前两天，光线很好，昭舫便想试拍一张大些的远景。他在校前操场边的树丛后选了一块僻静的地方，调稳了，对好光，对成象满意后，装上胶片，开始细心地最后调节那些土制的快门机关。
“这样能行吗？”一个声音问。昭舫回过头看了一下，是个拿着硬纸夹的、穿制服的新生。
本来他希望最好没有人来打扰，但是这个小青年看上去太年轻、太阳光、太纯真了，好像只是个中学生，以至于昭舫觉得不应该不理睬他，便微笑着作了一个手势，叫他别干扰，然后表演似地按下了“快门”。
“你什么时候冲洗？我能去看吗？”那青年问，见昭舫没有回答，连忙自我介绍：“您好，我叫潘乃斌[37]，江苏南汇人，经济系民二八级新生。”
昭舫忙作了自我介绍。乃斌又说：“原来您是机械学院的，难怪这么棒。能照相太好了。我也太喜欢这学校的美景了。我画了几张写生，您看。”
他说着打开他手上的书画夹，里面是几张铅笔写生画。昭舫不像他的三姐昭琳那样懂得绘画，但当他一看到那些作品，还是立即被这青年的才华所折服了。他不由自主地问道：“你画得这么好，怎么不去学美术？”乃斌坦诚地笑道：“我是很喜欢画画，可家父说，琴棋书画，是读书人的基本修养，但终非正业，所以我就只把它当业余爱好了。”
他们第二次见面就在当日晚上。晚自习后、熄灯前有一小时给学生们自由盥洗、收拾。昭舫却在后山林中找了块僻静地方吹箫，独自一人陶醉在音乐的意境中，几乎忘记了周围。等他吹完一曲，听到有人在几米远处鼓掌。
原来又是乃斌。他怕打扰了昭舫，没有走近。这时才走过来，说：“我听到很好听的箫声，就闻声潜来，没想到又是学兄。昭舫兄，你吹的是《梅花三弄》吗？”昭舫答：“是，看来你也很喜欢音乐啊？”乃斌笑道：“是的。不过我不会吹箫。你吹得真好。我这么不拘礼节，你可别像桓伊[38]那样，吹完扭头就走啊！看来我要向你学的东西太多了。”昭舫说：“你太谦虚了，我吹得不好。况且曲终音也散。不像你的画，可以把感动的那一刻永远留存下来。”
以后，他俩加上李毓章三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很多时间里，要想找谁，随便找哪个都可以找到另一个。不仅是音乐，在对是非好恶、时局见闻上，几个人也非常一致。他们从音乐谈到文学，谈到鲁迅，谈藏于心中深处的抱负，抱怨死水一潭的学校。昭舫的真诚、乃斌的坦挚、毓章的激情交汇一起，渐渐地、他们的话题开始更多地谈论苦难深重的中国，谈华北的局势，谈学校不希望学生去关心的一切话题。
开学那天，省党部周远涤处长又来武大训话。昭舫早就认出，省党部的这位先生，就是几个月前日本浪人在“祁万顺”闹事那晚、在“通成”楼梯上居高临下问话的那位官员。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听完报告回斎舍时，竟迎头碰上了那位美丽的女生——周处长的妹妹。
昭舫有些惊喜。当时他们就互相大方地打起了招呼，并且都不讳言记得曾在“通成”见过对方。
周艾琳是新生，1932年曾被选中为来汉慰问水灾的“国联调查团”团长莱顿献花，当时莱顿惊讶地说：“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东方姑娘。”她从此被报纸捧为武汉第一美人。她读书聪明，又倚仗她哥哥的特殊地位，不停要求学校让她跳级，竟都成功了，进武大时还不满十七岁。比潘乃斌还小的年纪。
也许是周艾琳在学校太招人眼，她和昭舫“一见如故”的事，很快就传到了昭瑛的耳朵里。出于当姐姐的责任和她女生所特有的敏感，昭瑛立即加倍注意这个女孩，并想着如何找个机会问昭舫一下。
2 沉闷的校园
晚饭前后直到晚自习前，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时间，李毓章和潘乃斌喜欢来昭舫房里互相交换新收集到的歌单。每代青年都有属于自己年代的热门歌曲，而他们正巧遇上上海抗日救亡歌咏号角在中国率先吹响，新音乐作品正如同井喷式地涌现的时期，那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歌曲创作最活跃的年代。
昭萍的工作有结识音乐界人士与新作品的特殊条件。她知道弟弟爱唱歌，便不时将优秀新歌歌单不断地给昭舫寄来，如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大师的、年轻的新作曲家聂耳等人的作品。这让昭舫在武汉得天独厚。这些歌曲洋溢着时代气息、唱出了国人忧国忧民、渴望击退侵略者的心声。昭舫、毓章、乃斌三人兴奋不已，而三个人的嗓音都很嘹亮，于是吸引了更多同学汇集到昭舫的房间。这里头不光有工学院的人，文科的学生也不少，有的参加唱歌，有的将昭舫的乐器拿来摆弄。人多的时候，房间里聚了十几人，成了个小沙龙。
穆啸谷是历史系民二六级的学生，比昭瑛高一级，一直有心接近昭瑛。他为人胆小却心大。出身与开封县远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家庭。说是地主，家里生活却极端简朴，他的父亲和祖父吝啬地积攒每一个钱，但全是为了进一步买田置地，对穆家出的这个脱颖而出的大学生经济上丝毫不予放宽，仅保证他基本生活而已。穆啸谷明白除了靠自己外别无他法，便暗藏仕途之志，为此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动力社。但是蓝衣社监管武大的负责人郑扩儒见他平庸，也只把他拿来凑个人数，从未准备大用。他早心仪昭瑛，几次主动攀谈接近，不过总是因胆小而场面十分尴尬。
李毓章也是开封人，虽说比穆啸谷低一届，却因才华横溢、潇洒倜傥，在中文系引人注目，加之与昭舫情同手足，便与昭瑛也熟悉起来，渐渐彼此萌生爱慕。穆啸谷虽说看上去略显愚钝，但观察这些的敏感力却超常。于是他也设法使自己热爱起唱歌来，每晚加入到昭舫的沙龙中。
尽管是课余休息时间，却常常会从其他宿舍传来抗议的怒吼声。有些人，像中文系民二七级的包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特别反感这些能在音乐中得到快乐的人。昭舫脾气好，他想这些同学可能占着道理吧，谁叫自己妨碍了别人呢？酷爱音乐的毓章便使尽力气奔走，终于得到了学校同意，在下午课后到晚自习这段时间，可以让同学们到学生俱乐部活动。
学生俱乐部也是学校的临时礼堂。昭舫等人到那里活动了几次，觉得很满足。所来同学也迅速增多，以昭瑛为首的女生也参加了进来后，来的同学范围便更扩大了，已不光限于音乐爱好者。对于时局看法接近、气味相投的同学也纷来聚集。渐渐地，学子们胸中长久的积郁都借此地释放，一些为官方主流不太喜欢的歌曲，像萧友梅[39]的《国耻》，田汉、聂耳的最新话剧《回春之曲》中的《告别南洋》、《梅娘曲》等，被他们在这里互相传唱，改变着珞珈山黄昏前的空气。珞珈山变得有生气起来。
于是学校有人开始注意了。穆啸谷最先被刘教官找去问话，问题从唱歌人的名单到歌曲的作者，每一个问题似乎都要探讨是否与共产党沾边。穆晓谷没想到唱个歌竟如同失了节，后悔不已。不过在问到带头人时，他还舍不得就把昭舫供出得罪昭瑛，却将自己同乡的李毓章抛给训导处，心想会不会倒霉就看他造化了。
“那我怎么听说，这是机械系的一个叫曾昭舫的学生带的头，先是在他宿舍。”刘教官没那么好糊弄。
“那是不假，但是曾昭舫，学校哪个不晓得，他爸爸是开餐馆的，他就是个公子哥，喜欢热闹，贪玩。您看他从来不兴参加那些什么时局议论，也不写文章。”
“唱歌时李毓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天在俱乐部，毓章唱《国耻》时，他激动得热泪横流。还特别改了歌词。”
“《国耻》是什么歌？”
“好像是萧友梅写的，里面有几句‘同胞呀！我们要夺回济南，雪尽国耻！铲除我国贼！’，被他特别改了歌词唱，唱的‘同胞呀！我们要夺回东北！’”
“不要你唱了！‘国贼’？好大胆子！骂谁？萧友梅是哪个系的？”
“不是哪个系的，是上海的作曲家。”
“上海的？那更该查一查了，看是不是共产党？”刘教官警惕性极高，单刀直入。
“不会呀，他的妹夫就是政府的教育部长、我们武大的老校长王世杰啊！”
“喔，喔，喔！那就不查那个萧、萧、萧什么的了，你去把李毓章喊来。”
“我去喊？那他不会认为是我告他的状吗？”穆啸谷这方面心还挺细。
“那……你继续给我观察好了，要站稳立场、主动汇报！”
事后刘教官兢兢业业地做了调查。果然俱乐部是李毓章交涉的，是王星拱院长亲自同意的，王校长一向还特别器重这位文科状元，不过他在校刊的文章还未发现有什么出格。
刘教官向教务长裴济宗汇报后，得到指示，俱乐部还让他们用来唱，不要简单收回。但是更不能放任自流，得要讲点方略。
昭舫他们浑然不觉地在俱乐部享受了两周的自发歌唱游戏，忽然接到学校通知，为组织“双十节”活动，让他们暂停使用学生俱乐部。昭舫等人便顺从地遵守了安排。
昭舫交还了俱乐部钥匙走回宿舍，遇到了周艾林站在路边，很远就朝着他笑。
美的笑容真有特别的感染力，昭舫也觉得心情愉快起来。艾琳向他走近问：“歌唱家，我们要排个剧，想请你来加入怎么样？喔，还有，配曲也交给你！”
昭舫心上一热，但立即想起了她那位在省党部的哥哥，顿时又凉了下来，一股保持距离的决心控制了他。便虚与周旋道：“嗬嗬！那岂不是选错了？我什么剧都没演过，还有，我还不知周小姐要排什么戏？”
“本校凌叔华老师的独幕剧啊！《她们的他》，看过剧本吗？”
“随便翻过，不怎么样，不喜欢，他们都说不如她的小说好看。周小姐，我真的没兴趣，至于说音乐，这个剧用得上什么音乐吗？”
“你啊，音乐家，文学音乐一加一可远远大于二，懂吗？”
“把我弄进去，加法要变减法了。”
“你真是个怪人，滕培英想要演王文津，我见了这人就讨厌。”
“那是你的事呀！”
“你就一点不愿关心一下这事么？”周艾琳毫无忌惮地说，她习惯了每个认识她的男生都主动关心她。
“对不起，这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想这个问题。”昭舫诚实地说。
“你的智力发展恐怕有弱项。”周艾琳调皮地咯咯笑着，看着表情不自然的、想走又不想走的昭舫。
“你说得很对，不止一项。”昭舫笑笑说。
“问个你一定想过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爱国学生俱乐部’？”
“我不参加任何组织。”昭舫几乎想都没想就回答出。
“你连它是什么组织都不想了解一下吗？你难道不愿意成为民国的精英？”
“精英？哪里敢想过。谢谢你关心，但请理解我，我为人散漫，是什么组织都不想参加的。”
他有些怕自己会抵挡不住周艾琳的进攻，说完就走了。只听艾琳在后面追着喊：“你跑什么啊？我又不逼你，怪人！”
这事很快又传到昭瑛的耳中。昭瑛于是很小心地向昭舫询问。
昭舫还以为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们的谈话呢，没想这么快就传到姐姐哪里了，便坦白地说：“二姐，那个周艾琳的哥哥，就是那天省党部来作报告的周远涤。你说她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么？”
“嗯，不过来学校都成了同学，也可以说是一样的。”
“她先是要我参加他们演剧，我说不想演。她又要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
昭瑛一愣，随后不紧不慢地问：“什么组织？什么活动？”
“爱国学生俱乐部。”
“哦！我们系参加的不少，是受省党部领导的吧？我听说好像是属CC管。你怎么回答她的？”
“我说我为人散漫，什么组织都不会加入。你说，她一个十七岁不到的女生，我们又不熟，见到我两句话就往拉我参加什么组织？”
昭瑛点头说：“可能和他哥哥有关吧！我看她本人很天真的，说不定想要活动时能常和你在一起吧。她可是真漂亮啊！全汉口找不到第二个哩！你说呢？”
昭舫低下了头，说：“漂亮是不假，可是……，姐姐，我总记得大姐讲过一件事，让我知道CC是什么。他们的人跑到复旦大学去抓大姐，幸亏李校长出面，才把她保了下来。好险啦！我一听CC，就会想到特务、抓人、拷问、受刑。可她……小小年纪管什么政治、精英，太让人倒胃口了。”
昭瑛也不知昭舫这样看周艾琳是否合适，便说：“可能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不要错看了人家哦！小姑娘，跟着家长老师学，也许未必像你说得那样复杂。有些人，错过了你会后悔的。”
昭舫说：“姐，你放心，我心里不糊涂，我会学大姐、知秋哥那样做人、交朋友的。”
不料当晚昭舫听到穆啸谷说出一个消息后吃惊不小。他说凌老师对自己剧本来就不一定想非演不可的，是刘教官知道周艾琳想演剧出风头，就让她以拍剧为名占据俱乐部，好制止他们“聚众”大唱“出格”的歌曲。他还特别提醒昭舫小心“那个校花”。
昭舫不知道穆啸谷的用意，只感觉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学校害怕学生谈国事、谈救亡，当然也不会支持他们唱这些歌，居然想出这种办法驱赶他们。但昭舫却又太善良，头脑过于单纯了，不知校园还会有“阴谋”二字。却自己退一步想，学生俱乐部是一块大学生们都有权使用的地方，所以，周艾琳他们拿去排排剧，也是很合理的。
他又从没有背后说长道短的习惯。于是，这个秘密没有被传开，他的朋友们也都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好像再自然不过了。
但这天他发现周艾琳在他经常去练声的后山等着他。
周艾琳很远就笑着说：“早哇，歌唱家，来练嗓子啦？”昭舫微笑着回答了。周艾琳开门见山地说：“曾昭舫，你是不是为了俱乐部的事很不开心？”昭舫收敛了笑容，“高不高兴又有什么用，俱乐部也有你们一份，学校又更愿意支持你们。”
周艾琳开地心笑了，“听你这么说，倒好像是我在捣你的鬼似的。我那天要你一起排剧，就是为了消除误会。你不喜欢，我们以后就不说这些不相干的事了，好不好？”
昭舫仔细打量了下艾琳，她真美得无可挑剔。她到底是真诚和过于天真、还是老成不露呢？他想起穆啸谷的话，一股反感从心里升起来，故意说：“我想演鲁迅的剧本，你们让吗？”
他把“你们”两个字说得很重，昭舫生硬地说完，掉头就走，听到艾琳在身后高声埋怨：“这可是你在扯不相干的事了！嗨，你听不出好话坏话吗？你是怪人、还是莫名其妙！”
不远树丛中走出夹着画夹、高亢地边唱着音阶的潘乃斌。乃斌倒是不经意碰上、并看清楚了。他神秘地笑着，等昭舫走到近前，就说：“校花小姐来找你了，是不是约好的啊？怎么就走？还早呐！”昭舫搂上他的肩，勉强地笑着说：“你还不知道，我和我姐姐当年一样，读书时期坚决不交女友。”乃斌开心地笑个不止，“非也，汝姐乃不交男友是也！”昭舫忍不住也笑了一下，但立即止住，说：“她那天找我，要我参加他们剧组。”乃斌还是笑：“那……有什么不好呢？”
昭舫摇了下头，说：“这个学校好多事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一两句说不清楚，以后你也多留心吧！”
昭舫自己都无法解释，他当时心里为什么好像还有过短暂的心痛。周艾琳是来收买自己的吗？是不是想太多了？不过，从此她在他心中竟出现了防范心理，以至很难再增加对她的好感了。
3 为了歌唱
虽说俱乐部被排演小剧占用，学生们唱歌的劲头却并没减弱。音乐的魔力就在此处，一旦沾上就会爱上，爱上就不愿放弃。青年人聚集的珞珈山变得活跃多了，现在不光昭舫宿舍，斎舍的很多房间、甚至女生宿舍里，休息时间里都会传出阵阵歌声。
学校开始注意到，学生唱歌的事已不再是小事，教务长裴济宗正召开有关人员在研究对策，正好中文系的包华不停对生活辅导员反映昭舫他们影响别的学生学习和休息，裴济宗便将此事提到了校董会。
包华其实别无用心，他个性强，反映问题仅出于心胸忌怨，却没想到正好挠到党国捍卫者们的担心之处。他反感昭舫唱歌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最初他也去昭舫房里凑过热闹，有次穆啸谷笑他嗓子又大、五音又不全。包华觉得这话太伤人了，正想找句话刺回去，却好昭舫出于做和事佬，也随便说了句声音小容易控制些。包华竟一下愣住，过了一会就走了。他的离去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休息时间大家玩、出出进进谁去注意呢？但他其实是感到自尊心受了很大伤害才离开的，并从此认为昭舫为人很虚伪，对人的热情都是表面的，骨子里是瞧不起他这样的穷学生的。
因王兴拱校长当时不在学校，校董会便也有很多人没有参加，但裴济宗说这属于内务管理，会议有效。
与会者听了生活辅导员的汇报，但却丝毫没有去关注“影响学生学习和休息”，讨论一开始焦点就集中到“唱歌会不会被共产党利用”的主题。当即有兼任训导长的辛亥元老、电机教授赵师梅反对说，在大学、学生唱唱歌算什么大事呢？赵教授分管学生思想虽说是名义上的，可他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居然毫无分量，竟立即在深谋远虑的裴济宗、刘教官们的斥责声中淹没。
其实裴教长也清楚知道，别说武大，就是整个武汉，当时共产党组织都已被完全被摧毁，想找个共产党还真难。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相信这个可怕的党的无形的影响力无时、无处不在，甚至比有形的“党国”还要有力。虽说唱歌不宜硬压，但若不加以控制，共产党很可能会借“国防音乐”的名义乘机而入，武大这片党国净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裴济宗向大家进一步指出，据反映，校园内合法的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班会……这些旧瓶正逐渐装上新酒。在他的记录本上，李厚生等的湖南同乡会、郭佩珊等的华北同乡会……经常在讨论时局，还私自办小报杂志；而叶君健、谢文耀的世界语学会，石秀夫的读书会，李均平[40]的基督教会联谊会，虽说明显内容不同于招牌，但多少有点顾忌。而唯独曾昭舫、李毓章的教唱声势最响，他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不能不加以关注。他提请大家重视半年来这些不妙的苗头，他说的这每一项都可能被用来煽动聚众闹事，而现在，来势汹汹的就是这阵唱歌风了。
文学院陈教授提议，年青人，谁不希望张扬、释放青春活力呢？不如因势利导，将那些喜欢讨论时局、很可能触犯禁区的学生们兴趣都转移到唱歌上来，就让他们在歌咏中释放学习压力，而校方应该引导歌咏活动，使之在“正确的”轨道运行。
与会者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达成共识，让文学院三年级学生滕培英出面组织一个“歌咏俱乐部”，由学校指定歌曲，安排一批可信任的骨干，也号召一般同学报名。由滕培英分别找曾昭舫和李毓章谈话，承诺请他们来教歌。
滕培英早就是CC俱乐部的成员，当然懂得该怎么做、选什么人和选什么歌。根据刘教官的布置，滕培英以惊人的效率在学校壁报栏贴出了“武大爱国歌咏俱乐部”的章程和报名通知。但是他找昭舫等二人谈话时，却立即被婉拒。两人的回答几乎一致，我们只是业余爱好，不想参加“官方的”组织。
滕培英解释说，不是官方，爱国歌咏俱乐部就是业余的、自发的，已经得到学校允许，我们选的歌也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流行抒情歌曲。
毓章一本正经道，“哦，原来是业余自发的，于是你就‘自发’当上‘俱乐部筹备会主任’了！”
滕培英被呛得说不出话，怪自己没按捺住落款签名的欲望，竟被这个低年级秀才奚落。学校里总是这样，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同学都喜欢以大哥自居、居高临下的。我不当、还轮得到你么？我滕培英从不说软话求人，不来算了，扭头就走。
告示贴了几天，除了事先选定的人员外，几乎没人去报名，滕培英很有点恼怒。
当时新歌基本从上海传来，但传到武汉不仅滞后很久，还很多传抄错误。昭舫是不屑唱不准确的歌谱的，更不会继续传播。而他一旦得到好歌的正确歌单，总喜欢和毓章把歌翻成简谱抄在大纸上，贴在壁报栏给大家共享。这天他收到了昭萍寄来的悼念聂耳新逝的文集。昭舫一下翻到后面的附录，便看到了《毕业歌》。他唱了一遍，觉得原来看到的传抄谱有明显错误，而这首歌太能唱出自己这一代学子的心声了，处在危难中的祖国太需要这样的歌了。他立即想与同学们共享，便毫不犹豫地抄了一份，贴到图书馆前的壁报栏。
下午课后，昭舫正参加完一场课余的足球赛，看见毓章从文学院那边气吁吁地跑过来，带着满脸的怒气，还不到跟前就说：“昭舫，你知道吗？我们刚贴出的《毕业歌》，不知又被哪些人撕了。”
昭舫顿时气得无言。两天前他们将任光为王人美主演的影片《渔光曲》谱写的主题歌《渔光曲》抄出，很受同学欢迎。那纸还是手头十分拮据的毓章满腔热情地专门下山去买的，却很快就被不知什么人撕了。
潘乃斌愤愤地说：“这个学校的校风也太不像话了，李厚生他们那次抄出的一则对倭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时事评论，也是不到第二天就被人撕了。”
昭舫不禁露出很少的冲动，说：“其实我差不多都猜得到是谁干的！乃斌，我这人不喜欢过问政治，但是面对国土沦丧，只要是中国人，就忍不下这口气！就算按政府规定，不许公开提‘抗日’二字，不说‘救亡’一词，《渔光曲》、《毕业歌》也都没犯忌啊！都是些好歌啊！我唱起这些歌时，觉得整个感情都会被自然融进去，人都要沸腾起来。”
毓章不平地说：“自从俱乐部被他们‘珞珈剧组’占去了后，昭舫想找学校另借个地方，找到裴教务长，他听后鼻子里哼出冷笑说：‘我这里只有文学院、工学院，没有办音乐学院！’你说是不是气死人。”
他们的周围已经围了一群同学，包括一些穿着球衣的双方队员，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本学期插班来的同班同学郭佩珊说：“一个为人师表的长者，怎么用这种讽刺的口吻对学生说话呢？谁不知道，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乃至中央大学，都有让学生们教唱歌曲的地方呀！是不是你们不参加他们的俱乐部惹怒了谁了呢？”
一个同学说：“滕培英不是原来负责‘爱国学生俱乐部’报名登记的吗？现在改了两个字，成‘爱国歌咏俱乐部’了。”
大家哄然一笑，继续议论着。
“他们演剧组唱的歌就好啊，《毛毛雨》，日本人都被淋跑了。”
“我们唱的歌老三、老法不喜欢，怎么办？”
乃斌大声说：“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让他们知道，我们自己想唱哪些歌，不想唱哪些歌。这个时候的中国，该唱什么还需要人说吗？我们再别退让了！以为他们会开恩让我们想唱就唱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该斗争！鲁迅就说过，我们想要开扇窗子，就要声称掀屋顶，他们才会折中调和，同意你开一个窗。”
毓章竟忍不住笑了，接道：“但总在设法找机会把它堵起来。”大家想到鲁迅的幽默而深刻的语句，也都忍俊不住、转而笑了起来。
站在旁边一直没吭气的守门员李厚生插进来说：“昭舫，我看乃斌说得对，我们不能继续单干了，我想，干脆组织起来斗一下，拿出点集体力量来。我们也可以排剧嘛！我们不演他们那些三角感情、争风吃醋的剧，我们可以演我们的剧。我们也要把我们想唱的歌唱得更响。俱乐部他们占了，楼下的食堂不还空着吗？毓章，我建议你再去抄一份《毕业歌》，乃斌，你去把歌刻成蜡纸，印出来！我和包华现在就去分头串联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晚饭后都到饭厅去，让昭舫大张旗鼓地教唱。看谁敢把我们怎样？”大家听完，都齐声说好。
昭舫赶着去买了纸，石秀夫带人裁纸和油印。包华赶紧喊人去了。
昭舫有些担心同学们有顾虑，来人会不多，刚到晚餐停止时间就赶去饭堂。却看见里边至少已有了三四十个人，饭桌已被他们挪到墙边，地上也已打扫干净，同班的李厚生、石秀夫、卫邦国、郭佩珊等同学都先到了，文学院的包华等人也在其中（李厚生比昭舫有能耐，包华特别听他的）。潘乃斌和李毓章赶忙去台前挂起了新抄的《毕业歌》。
昭舫见状，大受鼓舞，热血直涌上来。昭瑛看见昭舫激动的样子，便悄悄拉了他一下，示意他控制情绪。昭舫稳定了下自己，大步走上讲台，他本有很多话想说，但只说出了一句：“同学们，今天我们教唱聂耳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毕业歌》。我先给大家唱一遍。”
食堂里响起了学子们热情激昂的歌声：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战死在疆场……”
从这些久受压抑的学子心里发出的歌声，摇撼着珞珈沉闷的黄昏。楼上滕培英领导的俱乐部的人，发现楼下不寻常的动静，赶忙跑下楼来看。
滕培英一到场就忍不住大声说：“曾昭舫什么意思？是不是要踢我们俱乐部的场子、唱对台戏啊？”
周艾琳却没有他那么冲动，反倒低低地跟着哼了两句，小声说：“听，曾昭舫的嗓子放开了就是浑厚，真好听。”
滕培英生气了：“教唱歌应该先参加我们俱乐部啊！歌曲要审查啊！田汉的作品是禁唱的，知不知道？‘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发表过《铲除电影赤化宣言》，警告电影公司不得使用田汉、夏衍、茅盾等人的作品。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原则？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岂不是白干了？”
周艾琳平日被捧惯了，哪里能容得滕培英这样的人当众指责。她不耐烦地把滕培英那一直停在自己衣袖上的手打开，说：“我们又不是电影公司！你小声点喊，我要听他唱。”
滕培英顿时气急，脸色都青了，他对周艾琳一向够忍耐和巴结的了，哪知她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他是那种心胸狭窄、大事小事都不能输的人，又是个一口气来了就不顾后果的人，现训导处那么器重他委他重任，怎么能还没开始就一败涂地呢？他嚷道：“我要去告诉刘教官，不能就这么算了。周艾琳，我发现你是一个没有立场、没有原则的人。”
滕培英的叫嚷被淹没在歌声中。周艾琳鄙夷地斜视了他一眼，“你不是说你的目的是要同学们唱起来、活跃起来吗？为什么不参加进去呢？别人唱得好好的，你怎么气成这样？”。
滕培英被呛得找不出话说，又不敢得罪周艾琳，憋住气独自向人堆中走去，见来唱歌的竟然在百人以上，不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前进学生”、“活跃分子”[41]公然聚在一起，简直太放肆了！然而自己要去驱散这么多人，显然要引起众怒。
他在后边徘徊，犹豫着如何扭转局势、该不该去报告，不想潘乃斌悄悄走到了他面前，故意高叫了一声：“欢迎滕培英同学到场支持！”滕培英生怕自己因此被列入“激进学生名单”，连忙回身就走。又遇正唱得兴起的包华在身后摊开双手拦住他，一边高唱：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滕培英不耐烦地推开包华，却一眼看到人群外站着的王星拱校长、赵师梅训导主任，范寿康、查谦等几个教授竟也在后面远一些的地方，王校长嘴巴还在喃喃地动。他气馁了，懂得这次教唱活动实际已受到了校方的默许，便孤独而无奈地退了出去。
当晚，校领导之一的裴济宗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将曾昭舫的名字重重打了一个圈。他感到民二七级“活跃学生”不可小视，工学院尤其值得注意，武大的校风很可能面临大的转变，曾昭舫敢公然擅自组织教唱有共党嫌疑的田汉的赤化歌曲，背后究竟有谁？
那晚滕培英和周艾琳在刘教官面前也争执得红了脸。滕培英认为，以前没有给曾昭舫以足够的注意是个错误，今天这个人终于跳了出来，他的胆大绝非一时冲动！而他居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证明他是隐藏着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的人。他还说包华是个两面派，他认为应迅速组织CC在学校中的力量，给予坚决回击。
周艾琳则首先讥讽滕培英是怀着狭隘的嫉妒心在看问题，她说武汉大学不可能有那么多共产党，因为“前进学生”没有一次像样的、有组织的活动。曾昭舫一天就知道打球、唱歌，一看就是个小开，一点不像是共产党。她说得很肯定，因为她从哥哥带回家的书报文件中看到的共产党都是土匪式的粗鲁，但却又是很穷很清教徒的。
还有几个前来的学生也参加进来争执，最后吵得连刘教官都烦了，说：“可以先重点注意曾昭舫的表现，搞清他经常和谁在一起。”
学生们初次的抗争取赢得了胜利，让昭舫和毓章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和音乐的鼓动力，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但他们毕竟年轻，想得太简单，以为这仅是一次为争取歌唱权利的较量，赢得很痛快。李厚生、潘乃斌等便趁势争取王星拱校长支持，几次前去要求让他们的教歌合法化。王校长是一个尊重蔡元培办学精神的人，他把他们的要求传达给了学校高层和校董事会。
在经过了推诿、拖延、争辩和妥协的几个月后（直到下一学期开学），学校才终于作出了同意课余时间俱乐部开放、每周五让学生自己组织教唱活动的决定。不过下达的规定条文十分繁琐：每次教唱的歌曲必须要三天前交“训导处”审查，同时立下了很多“不许借场发表过激言论，散布激越情绪、散发无关文字”等等规矩。这些都是后话了。
滕培英准备大展身手的那个“歌咏俱乐部”从此便销声匿迹，完全被大家忘掉了。
4 大潮将至
无论如何，裴济宗还是很有洞察力的，他对省党部汇报时说：“别看就是唱唱歌，武大的校风恐怕从此改变，不会那么好管了。”希望得到官方的进一步支持。
恰逢当时湖北高层的空气中有另外一种怪异，以至无论是周远涤、还是郑扩儒都分不出精力来注意武大。旧的省主席张群时已离任，而新主席、因剿共和控制四川屡立奇功、在蒋主席面前最得宠的杨永泰，却是湖北诸旧臣不喜欢的政学系的。久被冷落的“湖北王”何成浚有心趁此人尚未到任之时夺回人心，授意周远涤对学生放松点，即使闹点事也无所谓，顺便给杨永泰一点颜色看看。周远涤本是陈立夫的人，当然懂得该怎么做，于是回答裴济宗：“教务长太过劳心，你年青时希望事事都有人管着你吗？”裴济宗又将曾昭舫的情况说给他听，周远涤不着边际地回道：“原来他还会唱歌？教务长可去他家喝过瓦罐鸡汤？还有豆皮，都挺不错的。”弄得裴济宗受气又不敢直言。末了他还是忍不住说道：“这些青年人一放开，就会像野马一样，收不回来的。”周远涤冷笑道：“训好‘头马’、总比把马圈起来要好吧！硬压倒是简单，但那是无能的表现。”
裴济宗很不服气，又不敢当面反驳，心想你们当官的说得好听，那你教我怎么办？也许你说得有几分道理，头马就是曾昭舫，但他是不是像周艾琳说的，仅仅只是个小开呢？
现在到处可隐约听到从宿舍里、从山林中飘来青年人的歌声，校园多了生气。昭舫的房间更多地聚集着各系的同学，找他借抄《梅娘曲》、《告别南阳》、《铁蹄下的歌女》等歌单。那天教唱《毕业歌》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一种胜利的感觉，更多人又被音乐的魔力所感染、所俘获，成了新的爱好者。
唱《毕业歌》后两天，1935年12月10日，是个星期二。
珞珈山比武汉市区更早迎来了冬意。清晨，户外很有些寒冷。武汉大学的校园和四周的山林里，遍地的落叶已经开始化入泥土。薄雾从东湖湖面升起，缓缓弥漫在整个珞珈山区。茂密的林木渐被薄雾所侵润，将它的墨绿也沁向空中。林中传出一阵阵鸟语，飘进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校舍。
不过今天一早，学校的空气中还荡漾着一股说不出的奇异气氛。郭佩珊手拿着一张报纸，急跑到人气旺盛的李厚生宿舍，嚷道：“你们看，北平出大事了！今早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报栏没有报纸贴出来，原来有人又在封锁新闻了。我这拿的是赵师梅教授私人订的报纸。”
郭佩珊是河北人，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因带头学生救亡运动被校方开除，后又南下考上了武大工学院插班，和昭舫、李厚生、石秀夫、汤钦正、卫邦国均是同班。事实上，他是一个暂时失去了组织关系的、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
李厚生最急不可待地接过报纸看着，报上的报道极简单，只说以清华大学为首的约六千多北平大中学生，因反对“华北自治”，在国民政府要求华北当局妥协、同意于十二月九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当天、举行了示威游行，与军警发生了冲突。
大家都马上敏感到这不像是一般的示威抗议，六千多人，显然是有组织的！厚生双手激动得有些发颤，说：“佩珊，北平的学生再也忍受不了华北的一步步沦丧了，他们喊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国人大规模的反侵略、反卖国斗争的序幕。但是以前我们武大一直缺乏组织，所以没有力量。我觉得，这次我们一定要行动了！”
郭佩珊点着头说：“我看当务之急是弄到更详细的消息，最好去别的学校了解一下他们的动向。”
石秀夫说：“我们几个都是外地考来的，别的学校熟人不多，路都不认得，去了找谁呢？”
厚生道：“这不难。包华是武昌文华毕业的，李均平是武昌博文中学毕业的。他们武昌这边熟，又会骑脚踏车，不如就叫李均平把曾昭舫他们的脚踏车借上，带了包华，去博文和文华。昙华林那边学校多，消息肯定灵些。”大家立即表示赞同。
李均平是武昌基督教团的一个头头，为人宽厚，在武昌教徒中颇有影响。包华家则是积玉桥土生土长的小商贩，性格有些怪异，言语也尖刻，但同学们一般未与他计较。
两个人迅速下了山，直到晚自习时才回，后面还跟来一部自行车，是一个四肢粗短的男生载着一个短发的女生。昭舫刚好偶然看到，一眼就认出那男生是父亲又讨厌又离不得的那个烟商董鑫贵的儿子。
他们去了厚生房里，李均平介绍说：“这两位是华大和文华的同学。山下的同学们已经行动起来了，省高的何功伟[42]正在组织，今天他不巧到汉口那边中学串联去了，说是要组织武汉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同学。”
厚生有些激动：“何功伟！我早就听说过他了，省高的高材生。他曾经在民国二十年拿出自己的伙食钱，翻印《田中奏折》，在司门口散发演讲，痛哭失声怒斥倭寇狼子野心，过路行人无不为之感动。一片赤子报国之心，省内外都传遍了。”
包华接着介绍说：“这位是华大的董谦文同学，这位是我们武昌文华的才女。”说到这里，厚生注意到那女孩飞快给了包华一个眼色。包华接着说：“你们可能读过她的文章，署名是楚箫。”
厚生吃惊道：“你是楚箫？我还以为楚箫是一个力能举鼎、久经沙场的壮士呢，原来竟是巾帼！你的文章真是精彩有力啊！”
楚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现有的消息和了解的情况比报纸要稍多一些。”她拿出几张传单：“这是我今天写的，就剩这几张了。”她把传单散发给厚生他们，“政府步步屈膝，打算逼宋哲元与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本进一步妥协投降，任其用‘华北自治’的名义分割我中国。华北形势已万分危急。九号那天清晨，清华大学的同学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步行到西直门外，与燕京大学汇合，向何应钦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结果遇到的是紧闭着的城门。城门外、城楼上都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和士兵，游行的同学被关在了城门外。”她说着态度激动起来：“他们在高梁桥时，就曾被迫与警察部队发生过冲突。他们含着热泪呼喊着：‘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城里也有辅仁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的几千学生，在王府井遭到驻军和警察的镇压，被用水龙冲、大刀砍，用木棍殴击！被捕同学有十多人。”
董谦文接过去说道：“北平同学向华北当局提出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等六项要求。但眼下还不知道详细内容。”
厚生与佩珊等人听后，决定马上刻印楚箫的报道文章，张贴散发，让消息在同学中传播。
郭佩珊提醒说：“厚生，我们没有统一的学生组织，还是只有依靠熟人相互串联了。”厚生道：“对啊，当务之急当然要赶快成立组织！我看还是从我们工学院发起要容易些，这边没有听说谁是老法和CC。”郭佩珊说：“理学院也还可以，不过人少点，刘锡尧[43]他们物理系一个班才七个人。”厚生说：“就这样，先行动起来，召集爱国学生开个会，商量一下。与城里的学校配合行动。”
由于他们都不清楚其他学校的行动计划，董谦文等也急着回去听取下一步的安排，厚生便叫李均平先送他们回去，顺便跟去打听山下的消息。
工学院只有机械、土木两个系，人心最齐，行动最快。传单迅速地在校园内传开来。
学校当局马上知道了，十分紧张，立即派人四处收缴查问。星期四（12月12日），也就是四十多个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的会议在“华中大学”召开的那天，裴济宗却以训导处的名义、召集武大十六斋的斋代表及女生代表训了话，强调学校纪律和点名集合制度，不许随便外出等。刘教官站在一边，反倒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判断正确，果然是曾昭舫所在的工学院，这些人要跳了！
训导处决定要压住学生的情绪。在学校的进步学生还没能真正行动的时候，滕培英等人却更加趾高气扬。“动力社”的毛竞飞公然带了几个人在各斋乱串，把校园内张贴的报纸和传单都撕了个干净。
但是这招似乎不灵了，几乎是不论平日持哪种观点的学生都在极力了解北平的事，包括为数不少的老法、老三和老糊，毕竟华北是我们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贪得无厌，无比卑劣，遇到这样的事，谁也不能忍，谁也不怕了！
次日，李均平又从山下得到了一张传单。当时文学院门口自发聚集着多达百多人的学生、教师和工友。潘乃斌从李均平手上接过一口气读完，举着传单对人群大声说道：“这是清华大学救国会散发的《告全国民众书》，它喊出了爱国学生的共同呼声。”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了：“你们听哪：‘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个女生一把将传单接过去，高声念了起来。此时这里的师生有的在抄写信上的内容，有的在高声谈论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情绪普遍十分激昂。
工学院实际已经罢课，只是还没谁来宣布。来上课的教师走到教室，很配合地将讲义交给学生，托他们散发，然后就离开了。李厚生便让卫邦国、潘乃斌、郭佩珊等去先分别发动他们的湖南、江浙、河北同乡，把别的学院能喊到的人都喊到饭堂，商量用什么行动支援北平学生。
下午，学校的大部分同学几乎都聚集到了饭堂，在听几个同学念了有关报道和清华大学的《告全国民众书》、以及北平十五所大中学校的《严正声明》后，全场情绪空前激动，有的同学当众就放声大哭起来。李毓章站在板凳上仰天长啸，大声说：“华北放不下书桌了，武汉还放得稳吗？同学们，我们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不能眼睁睁让东洋小鬼子霸占了去啊！”包华跳上桌子喊道：“学习北平学生，不怕水龙皮鞭，罢课！罢课！坚决罢课！”
在一阵慷慨激昂的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以作出罢课决定，并同山下的各校学生取得联系。
李厚生回到宿舍，奋笔疾书，以“工学院民二七级全体学生”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致全校教授先生书”，以争取教师们的支持。
他正交给石秀夫去刻蜡纸油印，华大的董谦文他们来了。厚生连忙迎接。董谦文气都还没喘定，就说：“星期四那天，山下有四十多个学校参加，由何功伟组织，通过了武汉学生《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决议成立‘武汉学联’，委托我们‘华大学生自治会’发函，催各校尽快成立学生会。但我们华中大学只是个教会办的学校，艺专、高师也都是些专科，只有你们武大是国立大学。所以他们叫我带信说，希望武大能推出代表来，领导武汉的学生运动。”
李厚生叹道：“说来惭愧，我们武大连‘学生会’都还没有呢！”
郭佩珊刚被叫来，便接口说道：“厚生，现在校内形势极好，我建议马上召开斋代表会，推举学生会候选人。”李厚生说：“好，说干就干。我们马上就分头去串联一下。”
周六上午，以李厚生为首的二年级学生一反低调的常态，站出来大声疾呼各斋舍推出代表、成立临时学生会。鉴于华北局势已激起国人公愤，连一向拥戴政府观点的学生也无法接受，这一主张没有遇到反对。学生紧急大会顺利在饭堂召开，当下便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临时学生会，并选出了一个九人的“临时代表团”。石秀夫、李均平都被选上，还有政治系高年级的徐圣节等几个“动力社”的成员也被选上了。九人团又推选徐圣节和李均平两人代表武大，参加武汉学联的领导。裴济宗一直站在一边静静观看，见选出的两个代表，徐圣节是“动力社”的，此人文笔在全国大学都小有名气；李均平又是基督教徒，还有控制的余地，便稍稍松了口气。
昭舫刚回房间，李厚生跟了进来，到他身边小声问道：“昭舫，周末回家吗？”昭舫点了下头，厚生道：“我们几个人想到汉口办点事，你给我们找个地方。”昭舫兴奋地说：“还是在‘大智旅馆’三楼临街的那个大房间，那个房专门留给你用，还是不要房钱，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你同不同意？”厚生把昭舫肩一搂道：“这次我们要在那里开个会，我有些怕给你添麻烦。”昭舫说：“你还要和我说这些么？我也要支持北平同学，我和二姐会去帮你看着的。”厚生说：“也不要你那样，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就知道，你是知我心的朋友。”
5 “大智旅馆”的密会
广诚的子女们一般每周回家一次，多半是星期六下午回，星期天傍晚走。尽管他们回来后都各顾自己快乐，但还是给家里带来了生机和欢笑。这也是广诚和静娴最开心、笑容最多的一天。不过儿女大了，仿佛只关心外面的世界，就连寒假也只有大年前后几天在家过，其余时间都一个个回了学校。
广诚不放心昭舫到底有没有好好读书，曾悄悄到学校去私探过一次。正好看到昭舫在拼命朗读背诵一本英语书，而昭瑛在帮昭舫叠衣服。这正好是他最乐于看到的景象，让他大大放了心，儿子姑娘都孝顺，断不会瞎糟蹋他的钱。
这是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两三点钟，是汉口街市一天中最冷清的时候。整个城市都仿佛在小酣。偶尔传来几声街上驶过汽车的喇叭声和黄包车的脚铃声，还有穿越在巷子和背街的小贩们的、有些刺人心痛的悠长的叫卖声，但这些很快都被城市疲倦而懒怠的空气所吸收，让人感到一种很独特的寂静。
昭瑛和昭舫吃过早饭后就不在屋里了，昨天他们就带了同学要来店里吃住。他们来同学，广诚是一定要帮昭舫把面子给足的。曾家的大公子，无论他怎么耍大方，他都不会去干涉。
“通成饮食店”的中午营业高峰已过，下午的营业要到四点半钟才会开始。除了为下午做准备的、打下手的人，大多数厨师和店员都抓紧时间，在三楼的单身职工房间打个盹。广诚像平日里一样照例要到前面店里去转一圈。见田贵义在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摆了张躺椅，正躺靠着、享受着温暖的阳光睡着了，身上不知被谁盖了件夹袍。广诚便对坐在板凳上守店、看着《三侠五义》的章狗子说：“田爷醒了叫他先出去走走，这季节不能外面睡的，在太阳底下好像睡得很暖和，待醒后进屋就最容易受凉了。”
广诚回转到公新里另一侧的“大智旅馆”，赵丙文的儿子赵凯鸣在掌柜，见广诚走过来，站起来大声招呼道：“叔叔来了。”
广诚点了下头，心想我又不聋，这么大声干什么。他顺着楼梯上二楼去，一眼就看到昭瑛坐在二楼过道里看书。他觉得有些异样，心里不快。凯鸣在汉口中学[44]勉强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读书。自从丙文嫂有过期望儿女亲事的暗示后，广诚就一直极力避免昭瑛昭琳和他接近，以婉转拒绝，免得为这事得罪多年来亲如兄弟的朋友。小伙子身材倒是魁梧，人也诚实，却学识平平，怎能配上他广诚的女儿呢？可昭瑛没事跑到这里干什么？莫非……他简直不愿往下想。
“爸爸！”昭瑛大声喊了一声。广诚不快地“嗯”了一声，“你跑到这里干什么？”他对他们都大声招呼他感到疑惑，边问边顺楼梯上三楼去。
广诚每天要来这边二楼的账房坐坐，享受点成就感。但今天是他感到了异样，便快步向三楼上走去，却遇到匆匆下楼的昭舫。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广诚略带怒意地问。
昭舫笑了一下：“爸爸，我也刚过来，我有同学在这里休息啊！”
广诚不再多问，径直上了三楼，看到原先昭萍夫妻住过的一间门开了，里面足有一二十个青年男女，一齐站起来礼貌地“曾伯伯”、“曾叔叔”喊着，广诚微笑着应付了一下，便转身下了楼。他已经悟出他们是在这里开什么会，难怪刚才喊自己都扯着大喉咙，那是报信呢！
昭舫跟在父亲后面。广诚穿过公新里的过街楼，到了“通成”的二楼雅座，见没有人，这才不满意地对昭舫说道：“你们是在防我么？”昭舫微笑着说：“不是，要是防爸爸，我们何必来这里呢？”广诚说：“你们扯着嗓子喊我，给上面的人报信，莫以为我不懂。”昭舫说：“报信倒是报信，只是告诉说来的是爸爸，叫他们别怕，没有关系的。”
广诚瞪着昭舫道：“你莫以为这样做很好玩，那些宪兵警察才不会听你那么多道理！你从小到大，抓人、杀人还见得少吗？”昭舫说：“他们是我同学，在我这里休息一下，哪会扯来警察。”广诚见外面偶有人走动，便避开敏感词汇，皱着眉头说：“你自己去看看账，你常带人来，白吃白住了多少？我不要本钱吧？”昭舫说：“那房间空着还不是空着，让我同学休息一下不好吗？那以后我叫他们吃饭照样付账就是。”
广诚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我也不是那么小气，是要你懂事啊！昭舫，莫看爸爸一身武功，一辈子都是小心让人的。我们做小本生意的，说好听点是和气谦让，说难听点是世故圆滑。只求不得罪人，不惹祸，不犯法。不这样，只怕几天就会关门！爸爸看你是太年轻了。昭舫，见人要谦让，交友要谨慎，莫得罪政府，不沾火星，懂不懂？”
昭舫知道父亲的好心，而自己多少也继承了些父亲的性格，便说：“我知道的。他们这不是看得起我们，借个地方商量正事么？信不过的地方他们还不会去哩！”
广诚忽然想起当年共产党的林育南夸奖过自己的话，那时自己曾感到受之有愧的。他相信昭舫、昭瑛都是懂得是非的，可难道他们也要学他大姐一样吗？那可太叫他担心了。他忧心忡忡，却也无计可施，便说：“你去吧，我想坐一下，你们要学机灵点，别叫人逮住把柄了。”昭舫忙说：“是。”
昭舫回到那边三楼，见房里人已经走了一大半，厚生迎了出来，“令尊走了？没怪你吧？”昭舫笑着说：“哪里会，我爸爸只是要我们小心些。”李厚生点头道：“真难为你父亲了。来，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6 才女楚箫
厚生说着，抱住昭舫的肩走进房间，他先向他们介绍了昭舫，然后一一介绍说：“这位是汉口市立中学[45]的密家藩；这两位女生，这位是市一女中的万国瑞[46]，这位是武昌文华的——你可能读过她的文章，笔名是楚箫，刚出去的那位……这潘乃斌和郭佩珊、李均平就不用我介绍了吧。”昭舫一一点头招呼。李厚生又回过头对着密家藩：“家藩，你崇拜的艾思奇，和他大姐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昭舫，这楚箫可是我们武汉学生中和罗先珂[47]齐名的才女，写起文章来，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我刚才还在说，希望她明年考到武汉大学，和李毓章比比文采呢！”
昭舫不知道，这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为成立“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借他家秘密举行的一次准备会议，对他是相当信任的。
厚生道：“我们也要走了，但是万国瑞和楚箫小姐还要在这里写点东西，怕要晚些走。”昭舫说：“我明白。我陪着他们。我这就去拿纸砚。”
快到六点，楚箫和万国瑞才修改完、定了稿。昭舫喊店员送来些点心，让她们一起随便吃点。两人推辞了一下后，从命了。万国瑞吃着说：“莲子羹好香，以前就听说‘通成’的莲子汤好，没有尝过，没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口福。”楚箫笑道：“这是对他们那么早走的惩罚，谁叫他们留下我一个人过江。”万国瑞问：“曾昭舫他们不是也要回武大去吗？你姐姐走了吗？”昭舫说：“她和我弟弟先走了，不过我可以和楚箫小姐同路。”楚箫说：“好的，不过请以后呼我时，把后面的‘小姐’二字去掉。”她“咯咯”地笑着：“否则我就喊你‘曾少爷’了。”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万国瑞离去后，昭舫回家向母亲告辞，推了自行车出来，问楚箫道：“你敢坐后面、让我带你吗？”楚箫笑着反问：“你是怕我坐不稳，还是提示我男女授受不亲？”昭舫笑道：“兼而有之吧！”楚箫又笑，说：“今天晚了，急着赶回学校，只好‘兼而不顾’了。”
昭舫带着楚箫骑车走了。静娴正和以前一样不声不响地来到公新里口目送儿子，看见了坐在车后面的楚箫，不由得心里一动，好漂亮的女孩，是谁家的呢？
昭舫骑着车，走原英租界。这边路面好，骑车比较平稳。
快到江边时，有辆黑色的轿车从远处对开过来。楚箫忽然说：“停一下，我要下来。”昭舫照办了，见楚箫小跑到街边背着街站了一会，等车过去了，才又回来，说：“就这么步行走一段吧！”
昭舫诧异，问：“是怕被车闯到，还是怕被车上的人看见？”
楚箫淡淡一笑，“还是回答你‘兼而有之’吧！”
上了轮渡，昭舫停好了车，陪楚箫趴在船边的铁栏上，看着即将被夜幕笼罩的大江。楚箫一言不发，似有所思。昭舫道：“刚才还谈笑风生的，这会又一言不发了，真是文人的性格。”
楚箫车过脸，微笑着说：“‘文人’不敢当，‘性格’倒让你说着了，我妈也说我情绪变化无常。”
昭舫道：“但是你的文章可有鼓动力了，我原来还一直以为楚箫是报界久经战场的男士呢！像早些时的那篇时事评论《看天羽声明——日本欲取其他列强而代之》，将日本的野心和东西方列强们的真正嘴脸写得多深刻呀！”
楚箫又笑了，说：“原来你的内心还是轻视女生的呀！有力量的文章就一定要男士写么？不过那篇是我妈帮我改过的。我原来写得很激愤，却没有点中要害！”
“原来你有个了不起的母亲，愿闻大名。”
楚箫将被江风吹乱的头发理了一下，微笑着说：“我母亲姓萧，原是国文教师，现在没有教书了，就在家里呆着。”
“你父亲呢？一定也很了不起。”
楚箫背对着昭舫，“不想说他。”昭舫道：“失言了，对不起。”楚箫回身笑道：“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昭舫问：“可以问你真名实姓吗？”楚箫说：“要不了几天你自会知道。晚些知道，免得过早失望。”昭舫附和着一笑，便不再问。
楚箫见自己说话任性，几句话都让昭舫尴尬，自觉不大礼貌，便一转话题说：“其实我要真像他们说的那么有文采就好了。我哪里喜欢去谈这些时局政治呢？这是时代逼的。将来把日本强盗赶出东北了，再不用我这样的中学小女生来代替那些大政治家们为国操心了，我一定要学写小说，表现千万芸芸众生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小说。”昭舫誇道：“那可好极了，我们好多同学，文采飞扬，像李厚生、潘乃斌、李毓章，哎呀，可以说出一大排，眼下都只有去谈论什么外交、时局，抒发满胸忧国忧民的抱负。”楚箫说：“可不是，当今的武汉，还是麻木冷漠，死水一潭。个个学校都争先高喊着拥护政府的口号，胸怀天下的爱国学子则生活在压抑之中。我听说你们学校最近还有因思想激进被逼得离校的。你站在哪一边呢？”昭舫说：“站在你们一边。”楚箫笑了：“我看你是的。你是非分明，我们大家都很信任你，也信任你们一家。”
昭舫一直将楚箫送到武昌胭脂坪，才一个人轻快奔珞珈山骑去。
7 “一二·九”风暴
1935年12月17日，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救亡的呼声中成立。跟着传来北平学生在12月16日再次为阻止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进行抗争和受到镇压的消息。“学救会”决定20日（周五）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子，反抗当局镇压学生抗日爱国行动的暴行。
武大几乎所有同学，不分左右，都要求学校同意罢课参加游行示威。裴校董电话请示了周远涤后表态同意。
武大学生们有史第一次有组织地行动起来。同学们捐出了一些旧床单，由曾昭瑛等女生赶着做横幅、做袖章。石秀夫负责带人油印传单，李毓章等人书写标语，分发张贴。乃斌、昭舫组织教唱抗日歌曲。
李厚生的房间里聚满了人。去串联老师的郭佩珊带回了参加游行的老师名单，李厚生的“致全校教授先生书”已经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很多老师都表态支持他们。
李均平却担心地说：“我愁一件事。我们学校都集中在武昌，明天万一政府封江，停止轮渡，不让我们过江怎么办？汉口是女中多，连专科学校都没有一所。只怕万国瑞、密家藩几个还照护不过，动不起来。”
厚生一听便觉得有理，立即叫石秀夫组织了二十来人，两人一组，连夜先渡江过去，到汉口各校去联络，支援他们。这里头有李毓章、曾昭瑛、潘乃斌等。
李厚生和郭佩珊等十几人忙了大半夜，预备好了传单标语，还拟了一张口号抄发下去。决定不公开提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口号，也不喊“保卫苏联”等激进口号。
第二天（12月20日）凌晨，厚生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学先过江，去支援石秀夫他们。然而不出所料，厚生等人赶到江边时，发现轮渡竟完全停开了。他们骂着“无耻”，当机立断雇木船过了江。
学生们哪里会懂官场的奥妙。湖北的警、政有中一帮要人“揣摸圣意”，看到即将新到任的杨永泰及其“政学系”在政府内势头正足，而从他在蒋主席身边对华北局势的处理看，是明显的亲日派，那么在他来前应尽量将抗日怒潮压制降温，便祭出此“封江”之策。他们并不了解，湖北地头上的实力派何成浚，以及CC系的周远涤、蓝衣社的郑扩儒等，却是想借学生闹出点动静给杨永泰难堪的。
珞珈山上还完全不知道封江的事。清晨，大部分学生都自发来集合了，其中还有几位教师。活动是不折不扣自愿参加的，但连持右翼观点和“死读书”的学生也都来了不少。其中也有是随大流的，权将游行当成一次远足，免得被舆论谴责成不爱国。
武大“九人团”主席徐圣节为队伍宣布了行走路径和纪律。学生会又发干粮，直到八点半才出发。徐圣节硬着头皮走在队伍前面，自己却觉一头雾水。想到历次学生运动被镇压的情景，不能不担心万一局面一乱，子弹不长眼睛，搞不好自己会不明不白地跟着吃“哑巴亏”，还要被说成带头反对政府。更何况这次游行，除了得到裴教长明示“领导权不能丢”、注意曾昭舫等几人的表现外，并没有得到“动力社”的具体指示。他真不知道自己这个“学联领袖”怎样当才好。
倒是滕培英受了刘教官的真传，懂得要控制口号，让学生把愤怒指向二十九军和军警，而决不可指向“领袖”。他特地安排了几个“老三”分在队伍的各段，高呼：“打到镇压学生的军阀！”“打到汉奸国贼宋哲元！”然后喊出：“拥护蒋委员长戡乱救国！”
郭佩珊毕竟具备政治经验，一下就听出有人在借口号鱼目混珠。游行的矛头应该对准姑息日寇、镇压学生的罪魁祸首蒋介石政府呀，何应钦不就在北平么？哪应由小小宋哲元担责？更不能喊出鼓励“戡乱”打内战的口号！于是他走到昭舫旁边说：“我果然猜到了，他们就想把仇恨的矛头引向那些奉命行事的小军警，舍卒保帅。昭舫，你先来领着大家唱一首歌，把他们的口号打断，然后看我的。”
昭舫心领神会，立即出列起音，领着歌咏队带头唱起了《毕业歌》，这首歌最能体现学生们现在的心境，于是整个队伍都响应唱了起来，口号声自然消停下来。
郭佩珊等歌一停，立即出列，振臂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一切卖国贼！”“打倒汉奸殷汝耕”等等。他嗓门大，又是北方口音，相当突出。李均平心领神会，便叫包华等也出列领呼：“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收复东北失地。”滕培英等的口号声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佩珊眼看声讨方向已被成功控制，又对昭舫说：“过一会，每喊一阵口号后，你就领大家唱歌。”
滕培英瞅住口号声的间歇，赶忙出列领呼口号，却不料昭舫盯着他的，马上领着大家唱起了他最近教唱的新歌《救亡进行曲》，这首歌在这个场合特别能激励大家。等歌唱完，郭佩珊又领呼了一阵口号，接着队伍又唱起了《开路先锋》、《马赛曲》等。
徐圣节虽然从口号中听出了名堂，但是没能想出什么对策。何况滕培英他们“老三”不会理睬他的话，武大“老法”们又净是些只敢暗地里活动的“阴锥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曾昭舫和郭佩珊等人控制着游行的主题。他自我安慰地想，这些事学校没给我交代过，就由他们去算了。
唱了一阵歌，又是包华领着喊口号。徐圣节则机械地跟着举手，心不在焉地跟着喊了一句“反对卖国外交”。喊完了他才猛然惊醒，吓得出了一身大汗。回头看见周艾琳正幸灾乐祸地看着自己笑，更是惶恐不安。他想再不能装作不知了，等下有机会，比方说上了船，就提出来把口号统一一下。
队伍一路前行，走到了省府大门[48]前不远，放慢了速度。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中学生。只见华大的董谦文小跑过来，神色紧张地告诉他们，轮渡被当局停了。已有大批学生挤在汉阳门，过不了江。现在，大半个武昌城街上都是学生。
徐圣节这下才猜到了政府的真正态度，显然并不支持他们过江游行示威，如果明智，现在应把队伍撤回校去。他便通知队伍停下来休息，要各系、各斋舍的代表都过来商量。
滕培英不明徐圣节的意图，只慌着要在口号战中先来个输赢，便一把扯过包华，递给他一张口号单，要他不要再乱喊口号。包华就着塞回到滕培英怀里，讥讽地说：“留着你，回去喊给发给你的人听吧！”滕培英火了，两个输不得的人就在大街上吵了起来，周围围了一群学生。武大不少学生又都参加进了围绕口号的辩论。
徐圣节被挤在一边，完全发挥不了“领导作用”。董谦文看见武大这个场面，便催促徐圣节说：“徐主席，政府态度不明，你是不是应该出面交涉啊？”
徐圣节瞪了董谦文一眼，大声对滕培英那边喊：“口号是要统一，先过来商量吧！大家听见了，政府封了江，去不成汉口了，我们都游行了十几里了，是不是已经表明了我们武大学生的态度，达到支持北平同学的目的了呢？”
郭佩珊马上听出了徐圣节的用意，立即放高了声音说：“同学们，我们的目的是和汉口的同学汇合，显示我们武汉学子对华北局势的态度，李厚生他们几十个人正在汉口，和那边的中学生一起等我们接应呢！所以我们不能退却，一定要渡江！我们推举几个代表，去要求建设厅开放轮渡好不好？”
学生们齐声响应：“好！”
徐圣节看出现在提出返回显然不是时候，想起上峰给他的“抓住领导权”的指示，不能再让郭佩珊控制了队伍的情绪。连忙走到前面大声说：“那好！郭佩珊，你带同学们留下来。包华、曾昭舫，还有你、你、你，先跟我去江边了解下情况，再决定去不去建设厅交涉。”
他一眼看到了“中华大学”的旗帜，马上联想起这是所CC系控制的私立大学。他细品着，这其中是否藏着某些政治信号呢？自己究竟有多少“越轨”的风险呢？这个学校的队伍集聚在最显眼的长街[49]，是亮明武汉学生反抗日本侵略的一致决心么？
隔着“华大”的队伍，前面云集着的是中学生的游行大队，可以看到一条条醒目的横幅和旗帜在队伍中，上面庄严地大书着“武昌实验”、“文华”、“博文”、“省高”、“省一中”[50]等校名，在冬日的寒风中猎猎作响。
昭舫跟着徐圣节、董谦文，刚走了没多远，就看见前面已有军警在跑步过来和省府这边的警卫会合。从路两边向队伍的侧面压迫，气氛骤然紧张。
学生们见来了军警，反倒一下都兴奋起来。一时间口号声大作，一些中学生已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激动地与军警针锋相对。
只见一个留短发、穿大襟大袖浅蓝色短袍的女生，手上拿着个硬纸板做的话筒，奋力挤到前面人墙附近，站到了一个高凳子上。在寒风中，红围巾和她的头发一起飘着，显得英姿飒爽。昭舫不由得心头一热，差点喊出声来：“楚箫！”
楚箫举起话筒，对着与学生们紧张对峙的武装警察和路边围观的人群大声说：“警察大哥们，我们学生不是暴民，我们是为了声援北平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要求让我们过江游行示威。我们谁不愿意安稳地坐在课堂呢？可是日本帝国主义无耻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又想要占我们的华北，占我们的古都北平，还梦想以后占我们武汉。北平学生只是要求政府不要投降，要抗击日本侵略，却被镇压，被打伤、抓进监狱。我们能不示威抗议吗？警察大哥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谁没有父母妻子？你们愿意让日本鬼子来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妈？愿意让日本强盗来武汉杀害我们的家人吗？快站到我们学生一边来，加入到要求抗日的队伍中来，把枪口去对准日本侵略者！”
楚箫的演说显然在军警中产生了效果，军警们仿佛“不敌”学生，在缓缓后退着让学生前进。昭舫佩服地说：“这女生，真了不起！”
正在这时，中学生里有人高喊道：“冲上船去啊，逼他们开船！”
人群顿时沸腾，前进速度迅速加快，军警还未完成的围网被轻易冲开。原本休息待命的武大学生队伍也激动起来，整体向前运动，最前头的机械系同学已经运动到了昭舫等人的位置。郭佩珊在人群中高喊了一声：“武大的同学们，冲上船去啊！”
这有如一声号令，紧接着李均平等同学都高喊着快步跟了上来。昭舫扯了一下徐圣节的衣服：“徐主席，快下命令冲啊！”
徐圣节见事情发展成这样，自己身为组织这次示威的三镇学生的“最高领导”，以后跳到东湖也洗不清了，脑子里一下掠过了自己与当年黎元洪角色“有一比”的感觉，便对昭舫说他要上厕所。一个人溜进了后街。不过他只求脱身，并不愿出卖大家，径自找小路偷偷跑回学校去了。
昭舫等了一会，不见徐圣节回，再一看，董谦文也不见了，让自己奉命跟随的两个“领导”居然都不见了。他猜想可能开了小差，连忙插进队伍去找李均平讲。郭佩珊在一边听见了昭舫的话，气得大声说：“这些胆小鬼，临阵脱逃！”
队伍有些盲目地冲到了轮渡码头。冲在最前面的学生们看到江上根本没有渡轮，无法控制冲动，气得动手砸起了轮渡的门栏和票房。后面一群群学生继续涌上江滩。
冬季的江水退得很厉害，江滩露出很大一片，不少学生站在河沙堆积成的斜坡上。一些学生直接冲上了趸船。
郭佩珊看到局面很乱，汉阳门的江坡很陡，学生们如果继续涌上趸船可能会出危险。他想到封江的命令是建设厅下的，便站在码头振臂向下面喊道：“同学们，去建设厅啊，把汉奸厅长揪出来！”
武大学生立即响应，高喊着调转了方向。江坡上的人便也跟了上来，汇在一起向建设厅方向冲去。昭舫也跑在队伍中，一心只想把那个混蛋厅长拖出来逼他开船。脑中同时想象着多年前“五·四”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的场面，感到自己融进了历史、全身就像燃着火一样。
上万学生的洪流中高响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惩治汉奸”等口号，也偶尔夹杂着“打倒政学系”、“反对卖国贼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的呼声。队伍团团地包围住了建设厅，才得知厅长竟吓得越后墙逃跑了。学生们兴奋无比，大呼痛快，欢声如雷。
长街上，到处是学生在作慷慨激昂的演说，或走进围观人群去细心讲解抗日救国的主张，还有的继续高呼口号。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冷静了些，因为事实很清楚，现在虽说解了些恨，队伍还是过不了江。
郭佩珊和李均平又把已有些累的武大学生带回到省府大门口，不料这里的官员也都已跑光。学生们怒气未消，却又拿不出主意，只好干站着。
总指挥徐圣节已临阵脱逃，郭佩珊决定挺身而出来控制局面了。他想了一下，先让昭舫站在路边的一个砖墩上，指挥学生们唱起了《毕业歌》和《救亡进行曲》。武大学生的歌声感染了其余的学校，势头正在下降的人气又鼓动了起来，各个学校的队伍也都先后响起了歌声。
大家终于累了。街对面有个茶馆开着门。有些学生便去要水喝，有人干脆坐在桌边休息。这时已过了下午四点，大家也都饿了，自带的干粮也几下就吃光了。
郭佩珊看到局面僵持，便叫包华等人去找何功伟，他才是他目中的真正的学生领袖。他又把李均平等在场的学生会领导叫到一起，商量怎么办。结果多数人都认为，今天还算痛快，建设厅长也被吓跑了，再留下已经没有意义。就算开了江也晚了，过去了也游行不成。早上出发时很多人都以为示威游行一定很热，穿的衣服都很单薄，谁知今天这么阴冷，风又大，若在这里过夜，很容易感冒。不如先回珞珈山，“保存实力”。
郭佩珊觉得这样很不好，武大是武汉唯一的国立大学，别的学校学生都在看着，中学生都还在坚持，我们怎能先撤呢？但反方说，不是撤，是休息，明天再来嘛。讨论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仍没有结果。这时一部分同学却已在自行往回走。周艾琳等一帮人影子都没有了，还没走的也大多认为今天已经不可能有进展，应回去休息。
包华等人一个个回来了，但谁都没能找到何功伟。佩珊明白武大又是一支政治倾向十分复杂而涣散的队伍，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很是无奈。只好默许每个人自行选择。但他声明自己要留下来。李均平则坚决地把“武汉大学”的旗帜也留了下来。
8 热血高歌傲寒冬
武大自动留下的人，包括郭佩珊、李均平、曾昭舫、包华等不到二十个人。佩珊关切地问昭舫：“你不回去休息吗？今天你最累了。”昭舫说：“我不要紧，刚才中学生们听了我们武大唱的救亡歌曲，很羡慕我们，好几个学校找过我、要我们教唱呢！”
郭佩珊赞许地点了下头，他比昭舫大几岁，但他说自己和曾昭舫是“物理学的知己”，两人曾多次一起，夏夜在户外躺在席子上观察星座、谈论天文谈得几乎彻夜不眠。
包华叫留下的几个人先原地等一会，他去附近找一个中学的老同学，借个地方休息一下，也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这时两个中学生给昭舫送来了笔墨纸砚，要求昭舫写下刚才武大学生唱的几首歌。昭舫到茶馆内借了张桌子，铺开大纸，不假思索，一口气默下了《毕业歌》和《救亡进行曲》。佩珊拍了下昭舫的肩膀，正要称赞，忽听有同学喊：“郭佩珊，何功伟来了！”
其实这时还不到六点钟。郭佩珊看见几个中学生正与省高的何功伟一起走了过来，何功伟边走边慷慨激昂地说：“渡江到汉口示威是目的，在武昌示威也是有意义的斗争啊！你们武大学生怎么能回去呢？我们中学生已经作了决定，彻夜坚守，坚决不撤！”
武大留下的同学都认为他说得对，有些为自己撤走的同学惭愧，可有什么办法呢，大学生远比中学生复杂和自行其是。郭佩珊与他们议论了几句，便与他们一起去黄鹤楼下街口，商量下一步行动去了。昭舫和包华等人仍留在省府门外。
忽听李均平喊：“李厚生他们回了。”果然，李厚生与部分去支援汉口游行的同学正朝这边走来。
昭舫听到了昭瑛的声音，一下就看见了人群中的二姐，忙迎过去问：“你在汉口游行顺利吗？”昭瑛看上去格外地兴奋，说：“是啊，比这边痛快多了！我们到汉口就分散到了各个学校。我去的市一女中，万国瑞那个学校。其实她们组织得比我们武大棒得多哩！亏我们还自以为是，担心中学生不行！今天早晨，那附近的圣保罗、汉光和好几个学校都到一女中集合。我们一起出发，朝高头走。先与石秀夫他们汉口的游行大队汇合，后来又跟李厚生他们在江汉路会师。我老远最先看见他们高高打着我缝的‘国立武汉大学’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两面大横幅。那字是李毓章写的，真有气势！我们一路高呼口号，好不快哉！围观的市民大为震惊。昭舫，我真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在大街上止不住泪水就涌出来了。多年的郁积之气，我的心声，我今天都喷发出来了！我们沿着中山路一直游到孙中山‘铜人像’，还在那里开了大会。好不痛快也！哎，你们呢？这边怎么这么乱？你可要小心啊！”
昭舫问：“我们家有人看见了你吗？”
昭瑛说：“没有吧！我昨晚上没有回家，在一女中睡的。今天游过我们家时，我看见胡师傅和里面的都在忙，我们被看游行的人一遮，肯定看不到我。对了，你看见昭琳、昭诚吗？”昭舫说：“昭诚他们‘东湖中学’好像没有参加，他们学校那个校长王本纲很凶的，听说是CC的铁杆。昭琳的学校应该参加了的，我看见有抬大幅宣传画的队伍，应该就是他们。”昭瑛道：“告诉我在哪个方向，我去找。”昭舫说：“天晚了，他们说不定都回去了，你别走，等下他们可能还要我教唱，我今天唱久了，口号又喊得太多，嗓子有点不济。你等下帮帮我，两个人换着教。”昭瑛说：“行！李毓章这家伙，真是个‘犟’门之子，非要和潘乃斌他们赶回去写什么檄文。他能在这里教唱多好。”昭舫从姐姐说话的口气里仿佛发现了一丝秘密，但他没有作声。
自下午冲进建设厅后，就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没有斗争经验的学生们情绪由高潮渐变为失望，到晚饭前，队伍的秩序混乱起来，住在附近的中学生被家长零零星星喊回家去不少，有的学校甚至队伍和旗帜都拉走了。一个老婆婆拉着昭舫问“文华”的队伍在哪里，昭舫心里也挂着这个学校，却答不上来。那婆婆边走边嚷着：“伢们哪，那些兵端的枪是杀人的啊！莫图快活闹出事来了哇！”挪着小脚走了。
李厚生看了现状，觉得这些婆婆妈妈真能扰乱军心，担心这次示威会虎头蛇尾。想马上回校动员些同学来支援。
昭舫忽然听到个清脆的声音在喊“曾昭舫”，一看果然是楚箫。他竟感觉到莫名的兴奋，迎上一步说：“你好啊！你今天下午的演说太精彩了。”
楚箫故意把眉头一皱，一本正经地瞪着大眼，放低声说：“小声点，恐怕警察局还在找那个人呢！”她见昭舫当了真的样子，得意地咯咯笑了，恢复了与她那个年龄相称的调皮小女生的形象。
昭舫注意到她讲话前很喜欢短暂一笑，然后才开口，她每笑时，脸颊上浅浅的酒窝就会出现。他不知怎样把写出那些力能拔山的文章的楚箫、把刚才站在军警面前言夹风雷的楚箫、和眼前这个咯咯笑着的小妹妹一般活泼顽皮的楚箫糅合成一个人。只听她又笑着说：“我听说你在到处教唱《毕业歌》和《救亡进行曲》，我们也想请您，我们‘文华’有一支的队伍就在‘斗级营’那边，要等多久才能请到你呢？”
昭舫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你们‘文华’的管乐队全市第一。夏汉兴[51]的小号那么有名气，我哪里敢去班门弄斧。”楚箫笑道：“我们没和他们一起，我是被派去带初中生的。”昭舫见她说得诚恳，便实话说：“我要在这里等我们学校的同学，这边还有省一中的也在等我教唱，不能离开。你们同学真不错，别的学校的都走了不少呢！要能过来，就一起教。要不然……就让我姐去，行不？”楚箫说：“行啊，我听你说了那么多，还真以为还要竹篮打水呢！那说好了，就昭瑛姐和我们去！”
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严肃地说：“人是走了不少。何功伟他们最棒！省高的队伍一直在原地举旗坚持，在他的奔走劝说下，好多学校正在组织动员人回来。我那边也曾走了一些，现在又在回来了。我们一起把歌曲唱响些，就会鼓舞更多的人坚持下去。”
她又变回了那个楚箫。
昭瑛随着她去了。昭舫回头又教了一阵歌后，天已全黑。包华来了，把昭舫等几个人叫到附近他那个同学家里吃东西。昭舫想到昭瑛。包华说：“放心吧！你说她和楚箫在一起，那肯定吃不了亏的。”昭舫这才感到好累，饭后几个人坐在一起休息时，他竟伏在饭桌上睡着了。
就在昭舫他们休息的时候，湖北省教育厅的督学、省立各校校长都已纷纷奉令赶来，在学生代表中做开了“工作”，动员学生回家。何功伟听说上面企图瓦解学生队伍后，立即联络各校代表紧急聚会，布置学联骨干们组织警戒，孤立校长们，防止队伍被分化。口号是：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各校显然在迅速响应学生领袖们的决定，而教育官员们的出现反而激励了他们的意志。青年们竟把他们当成了具体的抗争对象，一下又来了劲，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了。气氛再度高涨，口号声重新响起，到处高吼着要“卖国贼的代言人滚蛋”。官员们只好尴尬地站在一边，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好放下身段去找学联领导商量。
人气又在重新聚合，刚才回家吃完饭的学生们纷纷归队，还喊来更多的伙伴，人又变多起来，武昌的主要街道再次被示威的队伍充满，到处感觉到青年们彻夜露宿街头的决心。
十来点钟，学联代表沿街高声传达着与官员们的最新达成协议：明日一早，将由学联派出以何功伟为首的代表团，与教育厅长程其保谈判。学生们听说后，兴奋地鼓起了掌。
昭舫被包华叫醒时，大概有十一点了，李厚生已回了武大一趟，带来了石秀夫、潘乃斌、李毓章等白天从汉口回来的全部和其他一些同学，有好几十人，决心同武昌中学生一起行动，做出个大学生的样子来。
潘乃斌带来了几个江浙同乡同学，李毓章也带了几个河南籍的同学，他们平日里很少下山，便叫昭舫带路，去武昌的主要街道走走看看。当时武昌长街正在扩建，蛇山已被腰斩，正在建筑蛇山桥，长街南北贯通了，从司门口到都府堤更加方便。
这时已过了午夜，只见道路两边、屋檐下面，都坐满了一片一片坚持斗争的学生们，他们手上还拿着小旗，神色庄重。到处情绪高昂，歌声起伏。乃斌感动地说：“如此壮观的场面，何时曾见？真叫人看了热血为之沸腾！只可惜没有照相机。真想为这场面作一幅巨画，留给后世。”
走到汉阳门江边，隆冬时节的江风阵阵袭来，他们都感到有些冷了。但是路边的中学生们似乎一点都不在乎疲倦和饥寒，那些稚嫩的脸上都充满着庄严的神情。何功伟和中学生领袖们也都在他们中。远近救亡歌声此起彼伏。
这天，武昌总共有将近万名学生坚持在街头的寒风中！
他们可知，他们今天的行动将被书写进中华民族的历史，占据极其光荣的一页？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救亡斗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昭舫在司门口附近看见了昭瑛，连忙走过了去，说：“姐，我吃了东西，还睡了一下，你累坏了吧？饿了吧？”
楚箫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了出来，故意冷笑着说：“我实在无法再冷静听你说下去，我会把你姐弄过来如此折磨虐待么？”昭舫不好意思地笑了。毓章上前滑稽地拱手作揖道：“曾小姐辛苦，毓章来迟，自知死罪也！”昭瑛说：“你别说俏皮话，下半夜让你一个人负责教唱。”
何功伟笑着走来，问昭舫等人能不能将大学生们分散到各个中学去教唱抗日歌曲。昭舫和朋友们立即表示同意。于是昭瑛、昭舫和毓章、乃斌等被分到各个学校去教歌。
周围的商家和居民们被学生们感动了。他们自发地为学生们打开了门灯，有的专门点了马灯、汽灯挂出来。许多人还给学生送姜汤和开水。整条长街一夜灯火通明，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到凌晨三点钟，还不断有学生们的家长、商家和市民送来热茶，送来吃的。天刚一亮，“曹祥泰”等店家就抬出来大筐的糕点，沿途慰劳露宿的学生。到七八点钟时，一群群素不相识的工人从大堤口和积玉桥方向陆续赶来[52]，送来干粮和开水。
学生们得到了市民的支持，士气更加振奋了。
每当中国历史关键时刻，古老的武昌城就会当然地展现出它英雄城市的气概！
此时已再听不到有人劝学生们让步，更没有人劝他们离开，在这种时候，平日散淡的武汉人总是变得最齐心、最坚强的。
武昌的学生们是用震撼江滩的《毕业歌》来迎接新的一天的。严寒已被他们完全战胜和驱散。武昌历史上又一骄傲的章节就这样写成。
9 救亡序幕曲
武汉大学的大队伍一早就再次集结，下山和郭佩珊等同学汇合后，又开到了省政府门前。今天武昌街上又新参加进来大批中学生。头天没有参加彻夜示威的一些学校，甚至包括一些小学的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进来。省府前平湖门王街、西街、百寿巷、广仁堂至阅马场[53]，已经被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
昭舫和毓章轮流站在一张桌子上，指挥数以千计的同学唱歌。这恐怕是武昌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数最多、最响亮、最持久的学生大合唱，激昂的《救亡进行曲》[54]歌声山摇地动：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
大家起来武装
打倒汉奸走狗
枪口朝外向！
要收复失地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昭舫也是第一次指挥这么多人唱歌。他把全部激情用到了指挥中，寒风中，他竟连内衣都汗湿了。
省政府内，何功伟等人和教育厅长程其保等官员的谈判一直僵持着。
到了下午，守候在外面的学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越来越失去耐心。昨天一直不见了的董谦文不知从哪里又冒了出来，跳上桌子，打断了昭舫的指挥。他挥着他粗短的手臂大声说：“这么磨下去，现在又到了下午了。同学们，这怎么行？”等得焦躁的学生们的情绪一经鼓动，便瞬时激动起来。董谦文见自己有这么大号召力，来了劲，又大声说：“我们在外面傻等、傻唱，只怕他们早把我们的代表扣了？”不少学生立即接受了这个说法，有人喊道：“冲进去，把陈其保抓出来！”一时间“打倒汉奸”、“释放学生代表”的口号声大作。
愤怒用不了多久就上升为行动。成百的学生开始一齐冲击省府的大门，砸碎了挂在省府大门旁的牌子。守门的卫兵阻挡了一阵，终于退让进门里，费尽全力关上了大门。包华和董谦文便带着学生们拆散了设在门前的岗亭，学生们开始喊起“一、二、三”，用亭柱猛撞大门。
幸好官员们在关键时刻总算作出了让步，省代主席卢铸开门出来了，宣布：“轮渡明天恢复。武昌学生分两天过江到汉口游行。”
与此同时，何功伟等代表带着胜利的笑容从省政府里走了出来。何功伟向欢呼的同学们报告：“同学们，我们胜利了！明天上午10点钟过江、去汉口示威游行。”
学生们立即欢呼了起来，激动得互相拥抱。这是他们用坚韧不拔的斗争换来的胜利！昭舫只觉得自己热泪都要涌出来，他看到不少学生也都擦着眼睛。毓章挤上前，跳上了桌子，起了一个音，指挥大家唱起了《马赛曲》。
歌声载着胜利的激情传遍了武昌的街巷。那一天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二天，武昌有大概两千多种学生过江到汉口游行。
当高歌着的武大学生们见到远远的汉口的中学生队伍正由密家藩带领高呼着抗日口号游过来汇合时，大家顿时齐声欢呼起来，互相拥抱，昭舫和同学们再次激动得热泪盈眶。
但是当局的妙手还是让缺乏经验的年青学生们始料不及。示威出现了滑稽的一幕，警察局长蔡孟坚[55]带了一帮警官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紧跟后面的则是昭舫他们武大的队伍，再后面是其他学校。起先他们并没有觉察，李厚生最先猜透了蔡局长们参加“爱国行动”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控制游行队伍，防止学生们冲击日租界。大家听他说后十分愤怒。郭佩珊建议将队伍头尾掉换，甩掉这群家伙。但他们发现队尾也跟着教育厅的官员，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连周艾琳都不知道，当局这一“支持爱国行动”的筹划就是由她哥哥和蔡梦坚商量后提出的。
昭舫看到令他欣慰的一幕，“通成”和“祁万顺”都在中山路上摆出了临时摊点，免费供应学生糖茶和馒头点心。父亲的身影在那里闪了一下，走近时，虽说只看见田爷和淘气及店员们在寒风中忙活，但他已经很满足了。那天在争取渡江时，当看到“曹祥泰”的义举时，他就很想知道如果发生在汉口父亲会怎么做。
二十三日，武昌过江的学生更多，游行的规模更大，汉口代市长吴国桢，教育厅长程其保等也走在队伍的前头，继续“参加”游行。
不过，仍然有一群中学生自行离开了政府官员压阵的大队，这其中就有童瑨的公子童伯韬，他们面对着日本人紧急架设的铁丝网，朝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愤怒地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直冲进了日租界。租界的日本侨民吓得连门都不敢出。
愤怒的民族是不好惹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12·9”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爆发，抗日救国的热潮化为巨大的洪波，冲向了全国各地，成功地唤起了民众，拉开了抗日战争总动员的序幕。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材[56]也已在运动中初现头角。
10 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回武汉
官员们的脑袋里确实想不出什么妙计来对付学生。为阻止学潮的发展，他们最后祭出来的还是“提前放假”这个看家法宝。
昭舫得到父亲应允，趁寒假和昭瑛同去上海去看了大姐和姐夫。
姐弟们的话题中一大半是“12·9”运动。昭舫要求姐姐帮他认识著名的歌咏活动家刘良模。昭萍感觉到弟弟的思想状态已与她回家看到的大不相同，十分高兴，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介绍昭舫认识了刘良模等一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
当时上海流传这么一句话：“天下无人不识刘”，说明刘良模名声之大。昭舫与他一见如故。在听昭舫介绍了武汉大学的歌咏活动后，刘良模送给了他一本新近自己编辑出版的《青年歌集》。昭舫很羡慕，觉得武汉也应该有能唱出时代精神的歌集，于是说出想由自己来完成的设想，并诚恳地向对刘良模请教。刘良模非常热情地给他传授自己编辑和出版歌集的经验，包括发行的步骤和方法，还特别写信把他介绍给在武汉的朋友、“生活书店”的经理顾一凡。
临走前，刘良模安排他在上海青年会作了一次《义勇军进行曲》教唱。
这是聂耳先生为电影《风雨儿女》谱写的插曲，由田汉先生作词。它抒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时代真情，张扬着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使它注定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歌曲。
昭舫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武汉，并通过认识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单传抄开来，从此此曲在武汉开始传播。这是他此行的一大收获。他已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更多地报效国家。
11 寻找组织
潘乃斌寒假回崇明探亲是与昭舫姐弟同行的，因此认识了昭萍。昭瑛姐弟回汉后，乃斌曾又专门到上海找过昭萍，希望她能帮他找到“组织”，他说他断定上海左翼作家中一定有不少共产党，而共产党是中国唯一能承担民族解放重任的力量。昭萍听后很为难，眼前这个青年无疑是热衷进步的、可信任的，但无疑又是莽撞幼稚的。她只好虚渺地回答说，自己也不知道哪个是什么党，如果有了合适的人一定马上介绍给他。
她完全能理解乃斌。事实上，她与知秋也曾多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他们根据杨老师临走时的指示，潜伏下来，继续做“合法”的工作，分别公开担任着“国难教育社[57]”、“普及教育服务团”的沪中区委书记和组织干事，进行“合法”的抗日宣传活动。这两个民间团体的领导人分别是李公朴、陶行知、任崇高等社会的知名民主人士。工作虽说是充实的，但却总是深感失去组织的孤独和焦虑。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人联系她呢？莫非自己做错了什么、组织不想要她了吗？
杨老师走前负责任地切断了她和所有人的联系。昭萍接触组织秘密不多，但承担危险却不少。因为做共青团外围宣传工作，几乎是公开的偏左政治面目。而当时，即使介入很浅的进步青年也时有被捕的。组织撤离意味着也失去了组织的保护，她担心特务，只得又搬进了租界，承受倍高的房租，还随时要担心被变节者认出和出卖。除开特别需要的场合，她外出很少穿旗袍，却暗藏着金钱镖。
数月前的一天，在“《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上课前，她忽然收到一张不知何来的纸条，按上面的暗号，昭萍知道是“老家”终于来人，心里一阵兴奋，便按纸条上说的到了华龙路[58]上的“锦江茶室”。
她到指定的左侧靠窗的“火车间”坐下，在桌上摆好接头暗号，要了一杯茶，若无其事地看着报纸。先后有两个油头粉面的“白相客”前来搭讪，被她用严厉的眼神赶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个侍应生送来一小碟瓜子。昭萍注意到碟子下多了张纸条，她不动声色地收了起来。纸条上写了第二次接头的时间，地点改在了法国公园[59]。
一个比杨韵珊老师要年轻、表情严肃的女人在等着她，按杨老师走时留下的暗语和昭萍接上了头。那位女士公开的身份是天津“新记”《大公报》的记者，名叫左秧岷。
昭萍几乎眼泪都要夺眶而出。左秧岷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同志已告诉我了，这段时间，你工作得非常好。”
昭萍虔诚地说：“左老师，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我后悔杨老师走前没来得及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
左老师与她到树荫下的长椅上坐下，说“今天我还不能和你谈这个问题，但你必须准备还经受很多考验。从今日起，我和你建立单线联系，我会设法找你，你没事不要找我。”她的国语中有明显的湖北口音。
“那……我的任务呢？”
“我会设法通知你的。”
“我可以告诉叶知秋么？”
“不行，等我的消息吧！”其实左秧岷本可联系知秋，是她刻意进一步考验昭萍，同时她对知秋的国籍和经历也还心存疑点。
左秧岷向她传达了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即取消国统区内的共青团组织，而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仍进行秘密活动。
虽说再没有了共青团员的身份，但昭萍总算又联系上了组织，心情还是很久不能平静。
后来她在左秧岷的布置下完成了几次任务。一次，昭萍又对她提出入党的要求。
左秧岷凝视着她问：“你想过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吗？”
“我从大革命的武汉走过来，又经历了淞沪抗战，眼前国家的形势和无数事实更加让我懂得，只有共产党才是最彻底、最无私的革命者，只有她，才能让我们的民族获得彻底解放。”
“你想过没有，参加共产党自己要做些什么？”
“我会做组织交给我的一切任务，也不怕危险和牺牲。”
“加入共产党要遵守很严格的纪律，不允许以个人意志为借口不服从党的决议。你可以理解为不允许有个人意志！”她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观察昭萍的表情，“要无条件服从。无条件！你做得到吗？”
“我……”昭萍一下还想不清这句话的含义，不知如何回答。
“你说你的父母出身穷人，但他们现在已经是有产阶级了，他们有产业有土地。共产党要完全消灭剥削阶级，当然不是指消灭这些人的肉体。你必须和他们彻底划清界线，你能做到吗？”
“他们……他们是……”昭萍脑子一下没法转过来，他们那么辛苦创业，怎么就成了消灭对象？
“你不是出身真正的无产阶级家庭。无产家庭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就没有你这些顾忌和思想斗争。这就是阶级区别。所以这是你面临的最关键的考验。”
“要我和他们断绝关系吗？”昭萍抱着豁出去的心理，试探地问。
“断绝关系只是形式，世界观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则由你自己选。”左秧岷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以后昭萍又把潘乃斌的要求反映给了左秧岷。左秧岷当时也没有答复，她说要请示上级。左秧岷虽不满意昭萍介绍的又是一个“剥削阶级子弟”，但她想武大其他人就不一定的。而且她很想能有机会回一次他的老家湖北黄冈。鉴于当时京津的紧张局势，《大公报》正筹备向南发展，得到公差去武汉还是有机会的。她大致知道武汉几乎没有地下党活动，武汉大学更不消说，说不定她有幸为党做出一项重大贡献。
她得到上级同意后，在潘乃斌上船返汉前赶着与他见了一面，并确定了几种联系方法。乃斌兴奋不已，回汉口后，立即订了一份《大公报》。
12 春风拂柳
开学之后，昭舫通过老师、同学和朋友把《义勇军进行曲》歌单传抄给了很多人，他又和李毓章组织了多次教唱。
在清明前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武汉学联组织了好几百学生，到离武昌八九十里的葛店镇宣传抗日救国。
四月初，尚处在田园状态的武昌城外被一片青翠得醉人的嫩绿色所覆盖，空气中弥漫着嫩草和泥土的芳香。昭舫和昭瑛、毓章、乃斌等天不亮就乘搭公路客车出发。过了街道口后，汽车就在高低不平的简陋公路上行驶，穿过桂子山、虎泉山、南望山、官山[60]、喻家山……九峰山等连绵山林野地与山脚辟出的不规则的大小庄稼地和湖塘，一路兴致极高，不到十点，到达了葛店镇。
葛店，人称“小汉口”。它南濒梁子后湖、鸭儿湖，可通金牛、保安等地，步行到武昌只要半天时间。所以，从明、清时起，就成为了山区连接武昌的贸易中转地，引来了商贾在此云集。
昭舫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镇。由于后面的班车还未到，他就和同学到镇上浏览街市。
葛店带有古朴民风的繁华，大大超出了他的预估。从上街到下街，青石板铺的较宽的街面超过两里长。街道两边，茶馆、酒店、米行、鱼行、圆木作坊、药店、杂货店、当铺等一家紧挨一家，家家几乎都是高大的青瓦房，门面虽只有三四米宽，却很有特色。格子门窄而高，大立柱粗而圆，显出独有的气派。
最后一批中学生的队伍几乎十一点才到达。前后共来了大几百学生。
大批镇民和附近乡民闻讯聚来，学联主席陈述元以及李厚生、万国瑞等学联干部施展出出色的组织才能，将宣传活动造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动员大会。学生代表们一个个登台讲话，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会场气氛热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各个学校都拿出了事先准备的抗日救亡节目进行了演出。昭舫指挥武大同学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把集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演出结束后，学生们分散活动，不少人到野外、散坐在田坎路边，一边欣赏春天的景色，一边吃着带来的干粮。郊野新发的柳树枝叶一片嫩绿，有如丽人美发般随风飘动，让他们心旷神怡。
昭舫心情舒畅，独自一人信步穿出小镇走在田边。这时一个小男生跑到了他跟前，问：“您是武汉大学教歌的曾昭舫吗？”昭舫答道：“是，你有事找我吗？”小男生以问代答：“还有《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单吗？”昭舫微笑着说：“你运气好，就一张，是无意间发漏了剩下来的。”便从口袋中掏出来递给了他。小男生说：“谢谢您，我也把我们无意间发漏剩下的传单给您。”说着递给他一张传单，就蹦跳着跑了。
昭舫走到一棵大树下，将绿色的油印传单打开，见上面印的都是些口号，他一眼看到在“反对华北自治”、“反对一切汉奸、卖国贼”后面写着“反蒋抗日”、“保卫苏联”等，感到这些口号激进得太出格了，便马上想把传单叠起来。却没提防从他身后伸出来一只手，一把抢去了传单。昭舫吃了一惊，回头一看，竟是周艾琳在朝他吃吃地笑。
昭舫很久都没和她接近过，对她的印象已渐被对CC、对周远涤的反感代替。他环顾周围附近没有人，就伸手去抢。周艾琳一把将传单藏到身后，故意阴阳怪气地笑道：“这可是个坏物证！曾少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让我逮到了呢？”昭舫抢不到，有些慌了，便摊开手拦住她，低声说：“请你还给我！你明知道，这是别人给我的。”
周艾琳看昭舫不像以往躲着自己，反而这样凑过来缠着，离自己这样近，心里竟掠过一种陌生的感觉。又见他已没有底气，却嘴还硬着，很是得意，便成心逗他，笑着说：“不是你的，那你急什么？”昭舫说：“我本来拿它没有用，你既然说是个坏物证，就撕了吧！”艾琳太喜欢他这样的表情了，她不躲不退，却歪了脑袋笑道：“那……来求我！让我心软！我就照你说的做。”昭舫气恼了，说：“你以为是逮住了我的把柄，想讹诈我吗？”艾琳忍不住咯咯笑出了声，顶道：“就讹你，怎么样？”昭舫无计可施，没好气地说：“落到你手上了，我认倒霉。你把我交上去、领赏吧！”
周艾琳没了笑容，两条新月一样的眉毛高高竖起，“我？把你交上去？领赏？我会吗？你就是这么看我吗？曾昭舫，你太把人看扁了！”
她忍住性子，换了个口气说：“我知道，你以为我哥哥代表省党部，是学生会的敌人，我也就是你的敌人。其实我哥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支持抗日的，去年游行他就是站在我们学生一边的！你哪会知道，新任的杨省长上台最先就拿他打的下马威，说省党部‘有人’在学生中散布他是亲日派，想借学生打倒他。我哥哥这些时每天回家都垂头丧气的，一副倒霉像。”昭舫虽不懂政府上层那些复杂的刀光剑影，却多少听过一点，见说得有些真，便没有立即顶她。
艾琳见他在听，便声音低了些继续说：“今天会场上有不少生人和便衣，你看不出来吗？那些毛孩子不晓得深浅喊的这些口号，你以为不会惹麻烦吗？特别是你，大少爷，你几个月前在学校就被人列为特别注意对象了！”
昭舫听得有点胆战心惊，周艾琳很满意自己说话的效果，便继续说：“放心，这事只有我们俩知道，不过呢……我希望你以后多听些我的话。”昭舫又转而气恼，“你想要挟我吗？”
这句让周艾琳觉得有些受不了，小姐脾气冒了出来，她带着几分愠怒反问：“要挟？我要挟你干什么？这辈子从来没人像你这么对我说过话，我已经够让着你的了！你这个人连好话坏话都听不出么？我明明是在告诉你多小心点，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
昭舫听不出她究竟打着什么主意，很想结束和他的谈话，又不愿意让传单被她握着，更不愿用屈服换回。却忽见一人从不远的矮墙后飞快闪出，一把抢过周艾琳背在身后的手上的传单，跑到一边，几下就撕了个粉碎，向上一扬，借风撒向了田里。
周艾琳没想到遭到这种袭击，回头一看，气得肺都要炸了，她大声叫了出来：“童楚妮！你干什么？”
昭舫看到竟是好久不见的楚箫，“童楚妮”这个名字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到嘴边的“楚……”便没有喊出来。童楚妮将手背到身后，调皮地迈着舞台上的方步，环顾着四周说：“艾琳，好久不见，你看，这春天多美啊！”
周艾琳本只想逗逗昭舫，借此建立好感，被童楚妮这么一闹，自己岂不成了别有用心的人了。她收小了声音道：“童楚妮，你在干什么？你敢把我收到的……东西……抢去撕了！”楚妮学着戏中的秀才，左右晃着脑袋，乜斜着眼，用平剧[61]的青衣腔说道：“什么什么？春天温暖的太阳也能把你晒昏么？曾昭舫，你听见了她在说什么？什么咚呛咚呛死了死了？”
这时，潘乃斌和李毓章、昭瑛也闻声聚了过来。乃斌一来就说：“哎呀，我们的校花小姐也来了，我们欢迎她唱个歌好不好？”周艾琳见这么大一群人，让她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气得把脚一剁说：“你以为就你在抗日么？你个小嫩猴子，少打闹台！”说完独自赌气跑了。几个人一阵哄笑。
队伍就要返程。学生们一群群地站在路边等车，有些已经走了。昭舫看见童楚妮站着没动，便向她走去，他很想感谢她解围，又不知从何说起，半天没开腔。
来了辆车，一些学生围着在往上挤。他们俩却都心照不宣、视而不见地站在一边，故意没上车。
昭瑛他们都挤上车走了。昭舫还听见了从扬起的尘雾中传来姐姐在车上喊他的声音。
等车走远后，他走到楚妮身边说道：“你的青衣腔说得真有味道，学的尚小云的？”楚妮瞪了他一眼：“今天来的便衣很多，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昭舫问：“你原来认得周艾琳？”楚妮说：“她高中也是武昌文华的，比我高一年级。”
楚妮看着一边的菜地，淡淡地问：“怎么不接着问我你想问的话？”
昭舫说：“有什么想问的？我只想谢谢你今天帮我解了围，对了，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真名了。”楚妮将背对着昭舫，说：“但可惜不是我亲口告诉你的，还有呢？你不想知道我父亲是谁吗？”昭舫想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嘴里却说出：“我记得你说过不想谈你父亲的。”
又过来了一辆车，楚妮和他一起上了车。这车没有那么挤。昭舫还找到一个座位。他坚持要让给楚妮坐下，自己站在她身边。两个人相视笑了一笑，却再不说话。
汽车摇着、颠着、哼着、爬着，慢慢地超过了路边那些三五个一群的徒步回家的学生。
下午的道路已经变得很干燥，扬灰从后车窗缝里钻进来。后排的人头发和眉毛都沾满了尘土。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忽然从后排站了起来，踉跄地走到楚妮面前，小声对楚妮说了些什么。楚妮不搭理，眼睛看着窗外，那人又追问了一句什么，楚妮回过头严厉地低声说：“走远些！”那人愣了一下，不知进退，楚妮又斥道：“你没听到么？走开！”昭舫见状也憋足了气，却看见那家伙忍气吞声地回到后排去了。楚妮接着对司机喊道：“请停一下，我要下车。”司机回答：“小姐，这才刚过石门峰两公里，还远着呢！”楚妮固执地说：“请您停一下，我要下车。”司机便把车停了。楚妮扯了下昭舫的衣角。昭舫如闻军令，忙跟着她一起下了车。
眼看汽车开走了。昭舫经过刚才的事，心里纳闷，便问：“那是个什么人？你为什么要下车？”楚妮低着头说：“本来就是来远足的，想走走路。”说完低头径自走去，不再说话。
约莫走了半里路，路两边的山脚有了农户，袅袅炊烟在屋后升起，飘散在空中。有个老太婆在一棵树下卖盐茶鸡蛋，茴香气逗得人发馋。昭舫走近楚妮想问她吃不吃，却看见她明亮的双眼中竟含着泪水。
昭舫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有更多的不明白。他关切地问：“你有什么不快活的事？我能为你分担些么？”楚妮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不抖动，低声说：“我鞋带松了，休息一下好吗？”昭舫连说好，又跑过去买了几个茶蛋，等了楚妮过来，一起坐在摊前的矮凳上剥了吃。
两人一声不响地吃完。楚妮有气无力地说：“走吧，太阳都没劲了，恐怕走到你们学校都要天黑了。武大到汉阳门的公共汽车不到七点就收班的。”昭舫说：“我可以拿脚踏车送你。”见楚妮不说话，又连忙说：“你还可以住我姐那里。”
楚妮似乎没有注意她说些什么，自顾自说：“那人我不认识，他说我父亲今天托他找我，他看了我半天才断定是我，说卓刀泉有车接我。”昭舫越发听不明白，只好不开腔。楚妮又用近乎愤怒的口气说：“我讨厌我处处受人监视！我讨厌我特殊的家庭！”然后却又自我解脱地说：“哎，不去想那些了！”
她看到昭舫迷惑的样子，便转过话题道：“曾昭舫，你别光顾了反感周艾琳，其实她似乎并无恶意，反倒是她说的话你还真该句句当真话听。今天我也感觉来的便衣不少，而且恐怕来自多方。要知道，杨永泰是个臭名昭著的亲日派，不仅学生不喜欢他，连胡汉民、何成浚都十分讨厌他，甚至蓝衣社、CC派都在和他暗斗，湖北当局上层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么复杂混乱。”
昭舫觉得眼前又是那个写时事评论的楚箫了，钦佩地说：“咳，我哪有你知道那么多。”楚妮不去顾他的反应，接着说：“杨永泰来后，一直在严密监视学生的活动，看来要对学生运动逐渐采取强压政策。你没看我那篇《去兮来兮又若何》吗？”昭舫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没有。”楚妮说：“今天在葛店宣传时，你拿到的油印传单，口号太激烈，完全可能会给他镇压学生的借口。”
昭舫不由得从心里敬佩楚妮，楚妮说着话，情绪又活跃了些。她突转话题说：“其实呢，你迟早会知道的，我爸爸是童瑨。”
她停了一下，观察昭舫的反应，然后继续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还是你爸爸的换帖兄弟呢！他知道今天有便衣，托了人保护我，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不受我的牵连，免得他今后在场面上说不起硬话。我父亲这人行事老谋深算，是个武汉无人不知的舵把子。”
昭舫有些尴尬，不自然地说：“这……我可从来没听人说童老爷……不，你爸爸有什么不好。其实……其实……他是商会……”楚妮见他窘迫的样子，“噗嗤”地笑了出来：“曾昭舫，你可不大会说谎。我帮你说吧：童瑨是武汉呼风唤雨的帮会头子，在商会一言九鼎，是小百姓不敢惹、最好躲远些的那种老爷。”昭舫皱着眉头：“这么说你爸爸？他也是个辛亥革命元老。”楚妮说：“要怎么说？元老太多了，他是我爹也不假，可我并不敬重他。”昭舫见她的笑谈中带着一种苦楚，便不去接她的话。
楚妮把有些被风吹乱的头发用手往后一撂，说：“我在童家排行第四，你也是老四？‘老四’大概都很厉害吧？这个印象也许是‘雍正爷’给造成的。”她调侃地笑着，“嗨，我上面除了一个和你同年的哥哥，还有两个姐姐汉妮、襄妮，是大妈和二妈生的。大概是‘送子观音’看我起了‘楚’妮，再送女孩我爹也许就想不出好名字了，童家就再不生女孩了。我后面两个都是弟弟。二妈贡献最大，一女二男，可他生完最后一个弟弟就死了。昭舫，你听得烦吗？”
昭舫说：“不，可我听你的话，你爸爸其实是很关爱你的呀！”
楚妮道：“他十分爱我不假。我也曾十分崇拜他。他冷静而周到、也强烈反对日本侵略。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但他城府很深，这是我学不到的。我在他那里看过很多禁书，也知道了一些上层内幕。直到我进了高中。”
昭舫说：“我们走快点，等到了与东湖相连的水域，我们可以叫条小船，一直坐回武大。”
楚妮抬起头仔细看着昭舫，昭舫的英俊强壮有些让她心跳。她在心里嘲笑了一下自己的外强中干后，掩盖住自己的情绪，用常有的微笑说：“会有那么好的事？那我们不要走大路了。我还在担心我爸的车找过来哩！曾昭舫，我想休息五分钟。我的脚打了泡，好疼，恨不得要你背我了。”昭舫说：“你真是个喜怒无常的小妹妹！”楚妮嘟着嘴说：“我讨厌哥哥妹妹这些词，叫人肉麻。”昭舫以为自己说错了话，慌忙住了口，脸色都变了。
昭舫和她并排坐在路边一块倒下的石碑上，楚妮说：“我心里有外人不知的苦恼的一面。我妈是汉中人，十六、七岁就嫁给我父亲，到武昌读省一女中，一学期没读完，就休学生了我。民国九年，转到新办的武汉中学。这是她一生最受教益的两年，得到校长[62]的言传身教。毕业后又就读于武昌银元局街的第一师范[63]。以后到文华教过几年书，直到北伐那年学校停课，就从此回家了。后来我长大，也进了文华。我读高一报到时，她陪我去的，遇到她一个汉中同乡。那人原是汉中警察局的，他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她的脸再次沉了下来：“原来我妈是我爸设计霸占的！那时，我妈原来青梅竹马、比她大三岁的男友和我外公被卷进了一桩冤案。我外公家境不富裕。童瑨当时恰在汉中。他看上了我母亲，便装得很热心地打抱不平，上下打点，对我妈也百般照料。最后外公一人被放出，那青年却不明不白死在了狱中。外公和母亲都把童瑨当成了救命恩人。不久，我妈便成了他的三姨太，跟到了武昌。”
“直到十六年后的那天，遇到的那人才把他知道的实情告诉了我母亲。原来当年一死一放都是童瑨一手安排的。他那双黑手至今在汉中的势力都大着呢！我不想多说了。反正，从此，他在我们心目中形象一落千丈，我妈和我从此再没有给过我爸好脸色。他也回武昌这边少了。”
昭舫大概完全明白了，难怪楚妮不愿提起自己姓童。楚箫——也就是现在的楚妮——在渡船上和他的对话还清晰地回荡在他的耳边：
“你父亲呢？一定也很了不起。”
“不想说他。”
“可以问你的真名实姓吗？”
“晚些知道，免得过早失望。”
他暗问自己，为什么会把和楚箫的每一句对话都记得那么清楚呢？我是在希望她永远是楚箫，而不是童楚妮么？
楚妮的家事竟那么复杂！童瑨难道是个虚伪的恶霸？以往童瑨在昭舫心目中一直是有能力、讲义气的。他庆幸父亲没有处在这个人对立的一方。他看到了这充满欲望和权势横行的世界给楚妮心灵带来的伤害，不由得认为自己应该给身边这个女孩多一些关爱。
他看到楚妮的鼻尖上都渗出了汗珠，因为走了这么多路，她的皮肤显得白润，又透着一点红晕。他的心忽然猛跳起来。
他努力地控制住了自己，问楚妮道：“嫌不嫌热？要不要把脚上的泡挑掉？”
楚妮瞪了他一眼，用略带嗔怪的口气说：“曾昭舫呀，你像个贾宝玉一样，细心得不是地方！难怪那么多女孩都……”说到这里，她突然脸一红。昭舫还从没见过泼辣的楚妮红过脸，觉得自己一定刚才又大大说错了话。
他正在发呆，楚妮却一挺身站了起来，嚷着说：“走啰！”说完往前蹦跳着跑了几步。
昭舫禁不住喊道：“刚才还在说脚疼，怎么才又蹦起来了？”楚妮站在前面咯咯地笑着，笑得他有些觉得楚妮情绪变化之快太让人不可捉摸。
两个人说笑着又赶了一阵路。在瑜家湖边，果然叫到了一条自我陶醉地高唱着渔歌的渔船。两人小心地上了小船。摇着双桨的老人叫他们坐好，用浆将船一撑离开了湖岸，又接着高亢地唱起了渔歌。
老船工的渔歌有些忧伤，让人的情绪也不由得受到感染。楚妮小声问昭舫：“你听得懂么，他唱得好刺人心疼。”昭舫说：“这位老伯是天才的民间歌手，他唱的调子像是沔阳鱼鼓，故事有些像‘汉川善书’的《打芦花》。”楚妮问：“《打芦花》讲的是什么呢？”昭舫说：“哎呀，湖北人就喜欢唱些苦戏！好像生活当中自己的苦还不够，还要帮别人撒点眼泪才舒服。那唱词说的是狠心的后娘帮小伢做棉衣，铺些芦花来充棉花。小伢冻得哭，爸爸气得用棍子打，结果棉衣被打破了，才知道衣服里铺的尽是芦花。爸爸忍不住抱着儿子的头哭了。这是教人恨那妇人心太毒了。”楚妮说：“是很惨，可怎么光说女人毒呢？那讨后妻的男人拿棍子打儿子心就不毒？”昭舫笑了，赞同说：“你说得一点都不错，尽管有点偏袒女权的嫌疑。”楚妮也笑了，道：“你真是个随和的人。”
她努力压下自己涌起的一阵激动，转了个话题，说：“原来你对民间音乐也知道不少。不过，我最羡慕的还是你们曾家的好嗓子。你呢，歌比你姐还唱得好。李毓章的声音虽好，可太‘洋’。还是你唱歌最好听。在一女中、懿训、女师，你的崇拜者可多呢！”昭舫脱口问：“在你们文华呢？”楚妮狡猾地答道：“还没听说。你还觉不够吗？”昭舫自知失言，连忙把眼睛转向别处。
岸边的柳树翠绿的嫩叶低垂到水面，依依送着小船摇出了湖汊，驶进东湖宽阔的湖面。湖水清澈见底，水中的水草密密地向上伸头指向湖面，好像有话要对船上的人诉说似的。已经接近夕阳时的波光艳丽而神秘。几乎漫到天边的湖水在天际被墨绿色的湖岸阻断。在慢悠悠的小船上，两个青年完全陶醉在了这和平而美丽的景色中。
13 清明回乡
葛店之行后，武汉天气突变，连日阴雨笼罩，很有些阴冷。不过武汉人清明前后祭祖、上坟的习俗是雷打不动的。曾广诚提前一天就和蒲静娴一起叫上子女，并且带上隆重预备的祭品和烧往阴界的“包裹”回乡。因田贵义也要返乡扫墓，“通成”的事就暂时交给杜季卿代管。
在乡下的曾广智提前几天午前就站在村口，等候着弟弟广诚一家的归来。尽管“通成”先回乡的伙计已经告诉了他广诚回乡的准确日期，他还是要固执地走上几里地，到西龙王山口站上大半个“时辰”。广智坚守着古老的计时传统，虽说广诚在父亲去世前就给了钱，叫他给家里买口钟（据说钟只能由自己买，不能由别人送，否则谐音“送终”，是犯忌讳的），他还是觉得既然天上有那么大个日头，要那“不能吃不能穿”的玩意有什么用，硬是把钱省下了。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从松林嘴过来的人一拨又一拨地从山下上来，但没有见到兄弟一家人的踪影。等到差不多“申”时，他终于放弃，慢慢下山。不过他并无失望和遗憾，在顺路欣赏一阵自己田地里绿油油的庄稼后，才回到家。
老婆照例会责备他几句，他充耳不闻。他这个人，自己任何观点都很难被其他人改变的。就说从汉口撤回乡里这件事吧，他觉得自己是识时务、急流勇退的。一个人的命运自有天数，九真山那么多湾子，上天的灵气只会给广诚一个人，别的人是无法得到那份保佑的。不信你看，除了广诚，那么多进城的人，哪个不是“撞了一头的包”回乡种地？广瑞不听他的还差点把命都丢了。除了淘气他们那些靠着广诚的人，哪个有广诚的本事？城里人太狡猾了！他记忆中茶园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孬角”。和他们在一起，随时得防着，一不小心就会吃他们的亏。
他耕耘着自己的十几亩田地，在这一带也算个富农了。而他有信心，今后土地还要增加，足以保障他的下代也丰衣足食，他感到很知足。
清明的前一天，他把兄弟一家盼回来了。
广诚一家进村时，好几十户乡亲都闻讯赶来迎接。与现代社会宛若两个天地的山乡里，传信全靠嘴和腿，但却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当广诚他们回到老屋时，门前的场地上就已经站了大几十人。等广诚和静娴刚进屋一坐下，他当年救助收养的义女塘草他娘就忙不迭地带着塘草上前来叩头。广诚慌忙把她扶起来，却见堂屋门口台阶外一排跪下来二十几个老少，大概都是曾受过他救助的。广诚和静娴慌忙跨出门把他们一一扶起来，静娴还不住地说：“现在是民国，不能兴这些‘封建’，起来吧、起来吧！”
乡下人怀着朴实而虔诚的感恩心理，送来了鸡蛋、糍粑、干豆丝等各种自家拿得出的最好的东西，把堂屋都堆了半边。广诚一一谢过乡亲，乡里乡亲家长里短一直唠到天黑。
次日一早，广诚带了全家去上坟、添土、烧纸。曾纪奎和卢氏的坟在老家的后山，也就是乡民称的东龙王山，离家仅一里多地。湾里的乡亲们感激老爷子一家的厚德，平日里就把坟冢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并种上了几排柏树。柏树已经成活，过不了几年就会是一片好林。广诚点上香烛，先带全家跪下叩头，又烧着了纸钱。静娴跟着奉上了她亲手叠的几大篮金元宝、银元宝焚烧，然后又是跪拜。昭舫等也顺从地一次次跟着跪下叩头。
上坟后，广诚带昭舫昭诚去祠堂，一一看望湾里的长者和长辈，并回拜曾来拜访过他、而家中又有“广”字辈以上的人的家。
静娴则带着昭瑛和昭琳到前边山洼里乱坟岗地，专门烧了些纸钱，散给那些饿鬼和幽鬼孤魂，免得它们变成恶鬼作乱。这是他们吴淞江一带的习俗，湖北这边断没有的！湖北人把野鬼们的祭祀放在中元节（阴历七月十五）去进行。可见无论阳间和阴间都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在义田湾，广诚家无论怎么行事都会被乡民们肯定和理解的。
广诚带着儿子先到祠堂，照管祠堂的曾纪云老人见他到来，一本正经地拿了祠堂照管的田产的收支账目来给他过目。账本清晰明了，上面一一记载了广诚的善缘善果。广诚见他在乡里的施舍有这么多的记载和口碑，回想起受到的那种尊敬，感到十分受用。便又当场拿出百元钱捐给祠堂做善事。这对生活在闭塞贫穷山区的老家人简直是一笔巨款。曾纪云老人当场就大加赞扬，又迫不及待地逢人便歌颂。昭诚虽然很不习惯乡民的过于老派的感恩方式，但也为自己父亲因善良慷慨受到尊爱而感到自豪。
广诚带着两个儿子，一直到傍晚才完成该行的礼数。幸而乡下还恪守“寒食”的习俗，每家最热情的款待无非是头天煮好的盐茶鸡蛋，省去了吃饭的麻烦。
到天擦黑，广智、广诚兄弟俩才坐到了一起，谈起自家的事。家乡的事在广诚心里已经显得有些距离了。他们谈到广瑞的儿子不争气，把他老子在城里的几个血汗钱拿来在村里摆谱。一直谈到广瑞也吃完饭、和老婆冯氏过来陪坐时，才把这个话题停下来。
曾纪奎留下的四合院就在广智家朝后山走十多丈的坎坡上，有七八间房。塘草他娘仅住了一间。广智的小儿子和媳妇带着幺孙子暂住着两间，他近来已经在靠宅基的边上起新屋，不久就会另立门户。昭琳在乡下养病时、以及广诚一家每次回乡时住的几间房平日里都空着，被塘草他娘收拾得干干净净。
昭诚格外喜欢乡下的宽敞和自由。只要回乡，他就成了孩子们的中心。塘草比昭诚小六七岁。跟着“见多识广”的昭诚，听他讲汉口的新奇事，简直让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也极大满足了昭诚的虚荣心。他这次给塘草讲了《武松打虎》的故事。讲到高潮处，他手舞足蹈，比划着看戏学来的一些动作。周围则站满了一帮小乡亲，一个个简直认为昭诚就是武松。
昭诚感动塘草对他的敬意，正好冯妈来找他和哥哥都去大伯广智家的堂屋，参加男人们的消夜。他一去就跑到父亲面前，大声建议让塘草去读书。广诚心里略有些怪昭诚说话不知分寸和不择场合，但马上又觉得这是可以并且值得的。塘草他娘已经在真诚地求他让塘草姓曾，自己不等于多一个孙子么？在永安堡上小学花不了几个钱，也可更让乡亲们看到他广诚的慈祥和功德。他便笑着拍了拍昭诚的头答应了。
广智微笑着说：“昭诚真像你，好大气，将来一定了不起的。”
广瑞却对广诚的几个子女的脾性更知底细，有意转了个话题，问他堂弟：“昭萍没信么？”
他心中确实是特别挂着昭萍的，并认定昭萍是女中豪杰。那年自己生命危急时，连广诚的分寸都乱了，全家只有昭萍临难不惊。那时节汉口那么兵荒马乱，她竟跑去法租界请来医生救回自己一条命，这不是大智大勇么！打从知道秋平出生的消息以后，他一直忙着经营跑马场茶园，好久都没听过昭萍的消息了。
他开口说话是很稀有的。广诚连忙回答，叹着气说：“不顺哪！他老板又得罪了当官的，三成生意被逼得关了两成哪！”
广诚讲的，是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当年2月初下令通缉李公朴先生，还查封了他办的“量才图书馆”和“量才补习学校”。昭舫听了父亲别具特色的语言表达，差点忍不住要笑，忙用点心塞住自己的嘴。
第二天便是清明，广诚带昭舫和昭诚去参加了曾姓宗族祠堂的庙祭。
仪式完成后，“寒食”便正式结束了。接下来还应有宗族的聚餐。广诚推说汉口生意不能耽搁久了，翌日一早，一家人便启程回汉。
14 “抗日饭店”
回乡几天牧歌式的日子、暖意的乡情，让昭舫几乎淡忘了汉口正临的寒潮。
昭舫返校上课几天后回家刚一会，葵花就来对他说，楼下有人找。昭舫不敢耽误，连忙下楼，见堂屋内坐着汉口市立中学的密家藩和省高的何功伟。昭舫认识这些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直接交谈不多。见突然来访，知道定有原因，连忙把他们带上楼到自己的房间。现在不管他在不在汉口，学联的领导们都经常出入大智旅馆的，把这里选作聚会联络的地方。
何功伟坐定，便开门见山地对昭舫说：“我想在你这里找个地方住几天。不知你方不方便？”
昭舫笑道：“旅馆嘛，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住的，你们来更不消说了。”
何功伟摇头道：“我怕这次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你们武汉大学是国立，不受湖北省管辖，可能还不知道山下发生的事。‘武汉学联’已被杨永泰强制解散了。”昭舫不听也看得出功伟肯定遇到困难甚至危险，很诧异政府竟这么冷酷地对待一腔爱国热血的学生们。
密家藩插言道：“他们有人想抓何功伟，他想在这里避几天，很快就会离开，但怕会牵连给你家。”
昭舫摇头道：“不怕不怕，退一万步说，警察一般也不怀疑旅馆和旅客有什么特殊关系。但我这么说，绝不是不管你，我虽然不喜欢参与政治，但在抗日救亡方面会坚决与你站在一边，我会尽力保护你们，我觉得中国首先要靠你这样的人。”
何功伟感激地说：“李厚生对我弟弟说过，需要时可以找你帮助，你是最可信任的朋友。”
昭舫谦虚了两句，说：“三楼最角上临街那间是我们专用的，对外面街上一目了然。毓章、乃斌他们下山常住那里，笔墨纸砚都有，可以吗？”功伟微笑着说：“那么奢华？”
昭舫又说：“我会叫赵凯鸣给你送饭，他是我可信的朋友，你还可以叫他做些别的事。对了，大智旅馆有四个出口，除了前后门外，还可以直接从大楼梯下到二楼，从公新里的过街楼过去，从餐馆出门。最后，你那间房可以直接从三楼最边上的小楼梯下楼，出东山里方向的小后门——你来窗子我指给你看——就是那个，这是条消防‘太平通道’，我会给你一把钥匙。”
密家藩笑了：“四通八达，你想得真周到啊！”
何功伟说：“我确实怕连累你，有些事可能比你想得要严重。记不记得那天你们去葛店时，跟着的便衣就不少，他们借会场上得到的传单做文章，说学联有共产党在暗中操纵，成了‘反对本党主义’的工具。学联被强制解散后，又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轮渡上都布置了密探。幸好我得到了消息，就坐木船来了汉口。”
“‘他们’是谁？”昭舫对当局的做法很愤怒，忍不住问，“抗日要抓，由那些签卖国协定的来决定抓哪个？”
“我甚至怀疑那天有些过激口号都是有人故意设的阴谋。”密家藩说，“我们学联的口号是统一的，那些传单根本不是我们的人散发的！现在他们拿这做文章，摆出抓人的架势。华大的陈述元，就是学联的主席，已经被开除学籍了，借口是他‘外出三宿违反校规’。”
昭舫担心地问：“华大，董谦文没事吧？”
功伟摇着头：“他怎么会有事？他和你是不一样的，稍微有点风声就看不到他的人了，见了学联的人，还故意躲着走。”
昭舫明白了形势确实严峻。他于是建议何功伟不去旅社，就住他家，但何功伟坚决不同意，说他在那边好随时离去。还感慨地说：“令尊真是令人敬佩。那两天游行他带人在街上慰劳学生，我们同学都很感动。”
何功伟仅住了两天便离去了，安全离开了武汉，他在大智旅馆的行踪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不过一切都瞒不过广诚的眼睛。他虽然不知道何功伟的身份，但昭舫的重视与神秘告诉他，昭舫正在与危险的事情越走越近。他知道学生们无非是想抗日，神神秘秘是为了避开政府那些讨厌的当官的。那些人，呸！他这辈子早看透了，他们说得再好听都骗不了他，骨子里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保住官位、钱财、地盘，就是为了这才下狠手灭共党的！昭舫他们不懂，东洋人也好、西洋人也好，对那些家伙来说，都比不上不听话的学生可怕。
他的社会经验没错，几天以后，“万方旅社”和“大智旅馆”连续被军警上门检查，检查的规模由开始的查登记册、询问情况到派人由茶房带着查看房间住客，然后升级到军警封锁大门排查，“万方”甚至两次被搜查房间。
1936年夏初，省长杨永泰根据他在江西剿共的经验，在武汉力排众议、开始贯彻保甲制度，以彻底不让共产党在汉落脚。汉口警方越来越加强了码头旅店的盘查。饱受武汉各界诟病的“保安团”也七拼八凑建立起来，一时间，武汉每个角落又充满了紧张气氛。
有个星期天、上午十点多钟，广诚正坐在“通成”大堂的柜台边养神，只见顾警长略带匆忙地径直走到柜台前。老顾是在吉庆街时就结交的老朋友、铁杆顾客，也是通常供给广诚“内情”的警局内线。这天他的“透风”太要紧了：据可靠消息，共产党有要人潜进了汉口，上级正命他们配合便衣突袭搜捕各旅社饭馆，一切可疑的人、有聚会、集会嫌疑的人，哪怕是学生也都要抓。
广诚闻讯大吃一惊，他知道昭舫去书铺街去了，他的一群同学七八个就在“大智旅馆”三楼，不消说也猜得到又在聚会。他往外一看，街上的警察便衣果然突然间就多了起来。
顾警长旋即离去。广诚便不紧不慢地上楼，一拐弯后，却马上三步并作两步穿过过街楼直奔旅社三楼，径自推开了那间房门，对着一脸惊愕的同学们说了情况。
李厚生一边感谢，一边教大家收拾东西离开，不要连累曾家。
广诚却非常果断地说：“现在不能走，街上已经有了很多生人，好像是便衣。”
潘乃斌说：“我们分开走，去店里买东西吃。”
广诚焦急地伴着双手，“现在去店里吃东西不行，这正是餐馆中饭前的歇业时间、你看哪有人进馆子啊？这时候你们一群学生去很扎眼的！”他诚恳地说：“我想好了，你们不如随我先到后面我家楼上去吧！”
大家没了主意，一个学生说：“那怎么好呢？我看分开走吧，没有邪得连看到走路的都抓的！”他们并不全是武大的人。
广诚急了，忙说：“现在不好出去的，街上已经到处是便衣了。你们听我一回话好不好？我把你们就当成我家昭舫一样的！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
厚生当机立断地说：“就听曾叔叔的！快！”
于是大家便一起跟着广诚动身。郭佩珊还是疑惑，问厚生：“昭舫不在，万一警察要去他们家怎么办？”广诚却听见了，边走边答道：“我的家里是不会查的。”
出后门、穿过巷道，从六号的后门厨房进曾家，上了楼。正好静娴打完坐出来，见满脸惊惶的广诚后面跟的全是昭舫的朋友，立刻猜到了怎么回事。问都没问，就打开她的小“佛堂”的房门，说：“怕有人跟上楼来，里边去坐吧。”
同学们都愣住了，对于一个长年吃斋念佛的老人家，她的佛堂是何等神圣的净土禁地啊！他们都曾听昭舫姐弟说过，这间房平日里连他们都不敢擅入。他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个满怀敬意地看着昭舫的母亲，放轻脚步走了进去。
佛堂很小，靠墙是长条形的红木供桌，上有高出的供台，供奉着观音，供台下面是还冒着檀香烟的香炉与烛台，再下面是排成一排的供品，有点心、福柚、佛手、香莲和其他果品，盛在一个个精致的小碟内。供桌前的地上，是两个叩头用的蒲苇，再靠窗口，是两个打坐的棕垫。这一群青年人进去后，房间顿时就几乎没有了空间。
“蹲下，不要碰了这些！”李厚生刚严肃地说完。昭舫母亲却已经递进来两条矮凳，对拘束的学生们说：“凳子不够，这些上面都可以坐。”她指了指那些蒲团，“不要凑到窗上看，外面什么事都别出声！”说完就出去了。
学生们互相望了望，轻轻地找地方坐下或蹲了下来，但谁都没坐到那些神圣的蒲垫上，也没有人碰到供桌。
从挂着窗帘的窗户，是可以将天井和整个楼下的情景尽收眼底的。他们正在默默无语，就听到赶到楼下的广诚在招呼警官们的声音，并大声喊葵花上茶上烟了。
今天果然不同往常，派出所长侯树坤由顾警长陪着，带着一帮警察进了公新里六号，声称要到楼上“给太太请安”。却好静娴迎了下去，连说不敢当。侯树坤便与他们互相寒暄，并说明是奉上边命令，因北平有共党代表南下，正在全市搜捕，旅馆的登记和所有房间都要检查。说完叫上广诚一起去了大智旅馆。
学生们在里面呆了大半个小时。他们今天到这里，其实是来听潘乃斌的最新消息的，据他说收到上海的来信，说“组织”将会派人来武汉大学，先住大智旅馆。这帮人很是激动，于是组织了这次小会。
昭舫中午回来时，见父亲正招待同学们在家里吃饭，十分高兴。听父亲介绍完情况后，昭舫这才着实吃了一惊，这位侯树坤局长在大革命时从共党那边“反正”过来，对共产党地下工作的活动方式十分熟悉，在汉口可是抓人出了名的！他意识到父亲的热情有“逐客令”的意味，转而很不安。不料听到父亲接着说的一席话叫他大为宽心：
“你们今天用的三楼房间、以后就专门留给你们，有什么事直接去，我会给凯鸣打招呼。遇到今天这样的事，就到我家来，喝茶也好，把留声机打开听歌也好，看书也好，像个做客的样子就行。不是我多嘴，伢们哪！你们爸爸妈妈把你带这么大不容易。我说过，你们是昭舫的同学，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会让你们受屈。可那些警察向来都是杀良冒功，我怕你们吃亏呀！”
厚生回答道：“您驾对我们太好了，还把我们引到佛堂去，我们很是不安。我不是第一次来您这里了，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您驾知道我们不会干坏事的。”
广诚笑道：“我哪会连这都看不出？你们不就是为了抗日吗？我也恨日本鬼子的。只不过为你们担心，你们年青，今后行事千万莫冲动，莫跟政府叫板，莫要让警察抓到把柄。你们听得进我说的话吗？”
“叔叔您说得太好了，我们都会记住您的话的。您对我们的帮助我们都记在心里的。您知道我们怎么说吗？说这里是我们的‘抗日饭店’。有您和阿姨这样深明大义的长辈，你这里才成了我们最安全的地方。但我们向您保证，我们绝不会连累您一家，给您和您的生意带来麻烦。”
广诚笑道：“说远了，也过奖了，再莫给人说‘抗日饭店’。旅馆人杂，连日本人都来卧过底。你们做的事我也拥护的，我也恨东洋人哪！”
广诚说的专用房间靠着旅社消防通道的“太平门”，平时没有人走，走通道出进其他客人都看不到。
从此，大智旅馆在这群热血青年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提升。他们进城活动，或有什么秘密接头，经常利用这里。并经常把这里当作联络地点通知来自北平等地的学联代表、救国团成员等。广诚一家和赵凯鸣等都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力所能及地掩护他们。
自此，“大智旅馆”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抗日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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