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天空是清晨的镜像，将东方黎明时渐次展出的美景朝相反的方向、以相反的次序一一收敛回去。曾昭舫坐在珞珈山脚武汉大学凌波门外的东湖游泳池边，欣赏着天空耀眼的艳丽正一点点地减弱。湖面清澈透明的碧波强烈地反射着夕阳的灿烂，一直铺开到天际边，那神秘的、接近天际的彼岸被树丛盖满，成为一条墨绿色的粗线。
湖西边对岸的磨山正被太阳的余辉洒满。可以看到厚重的积云在更远处像奇峰隆起，缓缓地变幻着让人无穷遐想的轮廓。天空先是渐变得橘红，然后紫色慢慢从下浸润上来。昭舫正在等待着朵朵云山随着天空暗下去渐渐消失的美景，却发现正北面东湖黄鹂湾那边、被称作“老鼠尾”方向的湖面上，一个小黑点正在迅速地向这边游动，那分明是一个水性娴熟的人，正横渡过来。
开学都差不多一个月了，白天还很燥热，但东湖游泳的人已经很少了。潘乃斌在昭舫身后拍着他的肩说：“今天你游得很少。”可昭舫并没有回头，却指着湖中心那个黑点道：“乃斌，你看那个人，游得好快。”
乃斌正要说什么，却忽然被昭舫制止住了。湖中的那个人正如同鲸鳍般，划开水面，朝他们这方向游来。昭舫目不转睛地看了一阵，忽然咬着牙大声说道：“果然是他，这胆大包天的家伙！”
乃斌有些明白了昭舫的所指了，陪他瞪着大眼等着。天色开始在暗下去。当对岸的景色已开始有些模糊暗淡时，那个人终于游到，上岸了。他个子瘦削。从他一上岸就小跑看来，他的体力还十分充沛。
昭舫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昭诚！”
果然是昭诚，他虽只有十三岁，个子却已超过了哥哥的肩膀。昭舫几乎是扑过去、大声吼着：“这大湖中一点救生装置都没有，万一遇到抽筋、万一被水草缠住，怎么办？要知道，水里头出事的个个都是水性好的！”
昭诚对哥哥一向崇拜。从小哥哥就爱护他，从不责备他。他看到很少哥哥发怒，更没见过他怒不可遏的样子，知道今天错了，便垂头站着，不出一声。
昭舫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下来，放缓了口气：“你的确游得很好，以后要再想横渡，就喊上我，要不喊两个水性差不多的陪着，挂根绳子拖个救生圈也好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懂吗？”
昭舫的几句话远胜过说教和训斥，昭诚被感动了：“哥，我以后一定按你说的。”
昭舫问：“你一个人来的？渡了几次了？”
昭诚惭愧地说：“今天就一次。”
“你以前一口气横渡几次？”
“最多也就三次。”昭诚低着头说。
乃斌嚷道：“嗬，真棒！你这瘦小子！”
昭诚抬眼看着乃斌说：“我游泳是我哥瞒着我爸爸教的。”
昭舫摇着头：“你叫我担心哪！昭诚，这不像你在汉水那次，东湖水草多，缠住就糟了，千万别再拿自己生命冒险了。”
昭诚顺从地听着，他在那边茶港口就曾被缠过一次，还差点陷进污泥里，都是好危险的，哥哥说的句句在理，不该拿自己生命冒险的。
他们换好衣服，爬过珞珈山的有些崎岖的北坡。昭诚对哥哥道了声别，就一溜烟地跑回学校去了。从斎舍再向前，山脚下离操场不远，有个半个球场大的池塘，隔着一条从马房山流过来的小河，就是昭诚的“东湖中学”的校舍。
昭诚喜欢武大活跃的气氛，也常跑到哥哥姐姐这里，有时学唱抗日歌曲，有时参加些活动，更多时间是和大学生们一起在操场打球。特别是因为哥哥是武大的体育尖子，昭诚刻意模仿，也学着使劲练习田径、体操、摔跤、拳击等多项运动。
昭舫目送弟弟一直消失在山脚的黑暗中才回去。
他在宿舍拿了功课，来到了校图书馆阅览室，到他的老位置坐下，开始进入另一个境界。他读书很投入，听课认真和用心阅读是他花时不多而成绩优秀的秘诀。
直到下自习，他收了书本起身时，听到一个声音喊“曾昭舫”，才发现身后一张桌子就坐着童楚妮，此刻正用手背掩着嘴对他笑。
开学以来，几次见面，他两人都如同路人，虽有会心之眼神，却从未在一起说过话。昭舫眼前不觉再现了假期中的一幕。
署假中，珞珈山是武汉稀有的清凉福地，昭舫是少数留校学生之一，自从他与李毓章商定了自己编一本抗日歌曲集的计划，就喜欢一个人关在寝室整顿收集的歌曲。最难的是将每首选中的歌谱校正，当时歌单的来源很杂乱，错误很多，多半需大姐从上海寄来可靠的歌谱。
他与毓章按统一的标准格式将歌曲抄在同样大小的白纸上。要求抄完整首歌后、歌单必定成为一个没有缺角的矩形，最后一个小节一定在最末尾角上。如果是二段式歌曲，那主歌与副歌也分别要求是完整的矩形。歌词和歌谱间一定有一行字高的间距，使其读谱唱词都十分清晰。其他所有的符号也按标准简谱的规定。李毓章回乡度假都带了一摞去整理。
一天他出来透气，竟在斎舍前的大路上碰到了童楚妮。楚妮是跟着包华上山来的。昭舫猛地想起，包华是武昌“文华”毕业的，那么和楚妮该早就认识了。他不知怎的便有些不快，机械地问：“这么热，怎么想起到武汉大学来？”
楚妮咧着嘴笑，一脸得意地说：“不告诉你！”却又马上用手把昭舫一拉，说：“走，去看看你的宿舍。”她不顾神情茫然的包华，说：“我去一下。你不说你上山有事吗？你先一个人去办吧！”
包华有些勉强地走了。楚妮边走边对昭舫说：“我来看看不行吗？告诉你吧，我报考了你们学校。”
昭舫心里掠过了一阵短暂的欣喜，却不知该说什么。
楚妮倒是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考取呢！管它的，考不取我就来这里旁听。你们这里的名师可多啦！”她扳着手指：“陈源、凌叔华、苏雪林、王葆心、李剑农、杨端六、刘永济、周鲠生、吴大任，哦呀呀，一个学校有他们中一个就不得了了！我要能考上多好哇！今天特地再来看看校园，以前来都没有留意，仔细一看，确实太棒了！哎，你怎么没有一句话？”
昭舫微笑着说：“哪里插得进去？”
楚妮不好意思地仰面朝天笑了笑，突然转过头压低了声音问：“希望不希望我考上？”
昭舫感到了一种逼迫，尽量使自己自然地笑答：“这我可要好好想想了。”
楚妮“扑哧”一笑：“没一句真话，你呀，今天的反应迟钝得反常！”昭舫被她击中要害，略露出了些窘态。楚妮又咯咯地笑了：“别以为就你们学校行，有空去昙华林看看我们学校，我们的图书馆也是有名的哟！”
这时已经到了昭舫的宿舍门口，昭舫带着僵硬的微笑，以高年级对低年级学生常有的那种俯视般的口气说：“行啊，什么时候？”楚妮却更是矜持，把头一扬，说：“先看你的房间。”
房间空着。楚妮长驱直入，到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说：“好热。怎么这么多歌单？你在忙些什么？”昭舫递给她一把芭蕉扇，把自己和毓章两人的想法说了。楚妮拍手道：“好哇！这么好的主意，我预订一本！”昭舫说：“但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很多歌单多次转抄，错误很多，甚至有多个版本，不知哪个对，得要认真勘正。你看，这是我刚得到的新歌《五月的鲜花》[64]，是手抄的，曲作者都不清楚，并且又和我在一个老师那里听他唱的记谱有不同，那个老师应该不会错的。”楚妮认真地问：“是你说的是市一小学的那个音乐老师吧，是个华侨？”昭舫连连点头，他很高兴楚妮能记住自己以尊敬口气说到过的人。
说着话，包华来了，问楚妮：“太阳不大了，什么时候回去？”昭舫见他连声招呼都不打，用的又是那种自家人般的口气，刚才那种不快的感觉又涌上来了。楚妮却毫不在乎两个人的表情，问包华：“你这么快就办完了事吗？那不用等我了。这么热的天，我也麻烦你半天了。我要和曾昭舫说说话，待会叫他用脚踏车送我。”包华听着她不容商量的安排，明显也有些不快，只好笑着对昭舫说了声再见，大步走了。
楚妮用双眼盯住昭舫，问：“你怎么留他坐一下的话都没有？”昭舫笑道：“你撵人家走，我哪还敢自作主张。”楚妮沉下脸说：“我和她是老同学，有话直说，哪里是你说的‘撵’？你们男生哪，看上去大气，谁知道你们肠子有几多弯！”昭舫反倒笑了，学着她的语气：“你们女生哪，看上去霸道，谁知遇到事情可讲道理呢！”楚妮见昭舫反讽得这么巧妙，忍不住笑出声来。
以后，整个夏天，一种温馨的感觉一直在昭舫心里滋润着，他毫不怀疑童楚妮会考取，那样他几乎每天都可能见到她，可为什么自己会想见到她呢？他坚信这是出于非常纯洁的友谊，自己会坚持严格自律的。
“12·9”运动后，武大的风气果真大变。特别到本学期，万国瑞、童楚妮、朱久思[65]、姚树森、陈尚文、林金铭等一大批经过斗争锻炼的学运骨干考进了武大，休学一年的刘锡尧也回校复课了，一批满怀忧国之情的南下学生也转到武大，左派学生的力量得到空前加强。
李厚生等组织了“读书会”。这些学运骨干在此交流读书心得，畅谈时局和理想。并认真组织经济、科学、军事无线电学等各种研究会，还邀请教授、专家讲授。
万国瑞又以她在汉口市一女中练就的组织能力，和昭舫在武大发起组织了多达六七十人的“歌咏队”，每星期五晚上在理学院的阶梯教室练唱，由昭舫、毓章、昭瑛、乃斌等轮流教唱抗日爱国歌曲。“歌咏队”成员多是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从而保证了一支歌咏骨干队伍，再不会来的人时多时少。很多年轻教师也参加了，对促进校园爱国热情的上升起着明显作用。
但是开学直到现在，昭舫还没和楚妮说过话呢。“复兴社”高层都注意到了这个学校的变化，竟派了些职业特务到武大来。很多同学都发现课后受到盯梢，于是大家又谨慎了，如果没什么事，便尽量少公开来往，免得惹麻烦。
尽管如此，昭舫还是觉得有了楚妮的校园很不相同了。楚妮主动喊他，更让他喜出望外。
楚妮看见昭舫一脸惊愕，才忍住笑说：“看来你读书很是认真，难怪这么贪玩还成绩那么好。”昭舫不好意思地笑道：“来晚了，没注意到你就坐在旁边，对不起。”楚妮便笑着，却不作声，昭舫觉得尴尬，便说：“我送你回宿舍。”楚妮不置可否，径自转过身就轻捷地向外走去。
昭舫跟着走出。武大的女生宿舍位于东湖边上，远离男生宿舍，被学生们称为“蝶宫”的、似飞蝶两翼角张，是幢三层高、雕栏玉砌的宿舍楼。每间住两人，打开房间的窗子能一览广阔的东湖，环境极其优越。
昭舫还距离十多米就很习惯地站住。武大的惯例是，男生是不能进女生宿舍的，女生却可以自由到斎舍串门和喊人。昭舫读了三年书，仅在二年级宣传“新生活运动”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过女生宿舍。以后他从未入此禁地。一位慈眉善目，腰脊微曲的长者“老方”负责守门，却万夫莫敢擅入。
昭舫该自己回斎舍了，但是他的脚却像受着磁力般不动。他找不到理由多留，却又一下想不出话说。坏透了的楚妮故意不开腔，对面站着，恶作剧般看着他的窘态。
他终于想出该说的了：“我说过，你一定可以考取的。”
楚妮微笑着，大胆得多地看着他，这让昭舫有些不知所措。忽然，她眼光中出现了一丝责怪，说：“你光功课好有什么用，还不是被记了大过？‘无视三民主义思想教育、藐视党训师长’是怎么回事？”
昭舫又不好意思地笑了。原先机电系主任赵师梅是训导长时，上训导课学生还是愿意听的。赵教授是辛亥元老，阳夏保卫战时还受过伤，威信高。他鼓励学生继承辛亥传统、爱国，开创、发展革命道路。后来换了裴济宗、训导处刘教官和一个“老法”党义教员，课外也有事无事训导，名曰抓学生思想问题，实为控制干涉学生一举一动。昭舫从心里讨厌这些人，逢他们训话，不是睡觉，就是迟到、溜号、缺课，为此被数次点过名。学校某些人早就认为昭舫教唱歌曲、对激进学生起到了组织鼓动的重要作用，在关注他的言行。本学期开学后，杨永泰省长又亲派了“视学”来武大训话，以“匡正学生的思想言论行为”。昭舫听到句句都是为亲日外交辩解，反倒要学生“多读书、少运动”，越听越反感，便中途开溜，被盯着他的刘教官逮了个正着。周一学校公开示榜，宣布对他记大过。
其实这些人很缺乏眼力，昭舫恰好是个对党和主义均无兴趣、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人，却反被他们视为有明显政治倾向和可疑背景的危险学生，成心找机会整治。
楚妮怪嗔道：“看来你表面很柔顺，内心倒是刚强得很咧！以后遇到这情况，你哪怕不听，做做样子也罢。”她换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鲁迅说：‘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就那样也好啊！听说你上学期也被口头警告过，积累多了可不是好玩的！何苦给他们提供整治你的借口呢？”
昭舫听楚妮句句都是关心，找不出话感谢，就岔开话题问：“星期六回去，还是星期天回去？”
楚妮将头发往后一甩，说：“这星期我有事，不回！”昭舫问：“留校写文章？”楚妮又恢复了她捉摸不透的语气：“别人想对你说的话，自然会说，问什么？”昭舫心又凉了，便打算离开。楚妮却又说：“明天又是星期五吧？我还去跟你学歌。上星期我去学过《梅娘曲》，你姐和李毓章教的，她说这周是你教。”昭舫说：“明天还是李毓章教，我有事要下趟山。你说上周？我也在的，怎么我没看见你？”楚妮沉着脸说：“你周围围了那么多人。你就招呼那个校花就够忙的了，哪会顾及周围还有别的人。”
昭舫回想上周，周艾琳在向他索要什么歌单，的确是说过几句话，然后就一直守在他身旁。他刚想解释，楚妮却转身就一溜烟地走了。昭舫只好悻悻地回自己的宿舍，去翻阅起了李毓章搜集和粘贴的歌曲（遇到两人抄写格式不统一的，他要重新抄过，每天如此，直到熄灯），想把思绪移开。但今天被楚妮热一句冷一句地搞得晕头转向，再也集中不起精神。
2 暗藏杀机的校园
周五的上午只两节课，昭舫记得郭佩珊要办的事，下课后就急急地赶回了家，直接到大智旅馆等着。不一会，郭佩珊按约定到来，见面就问：“他们知道你回家了吗？”
昭舫笑道：“你放心，我骑脚踏车先去东湖中学、看了我弟弟才走的。没有遇到人。”
郭佩珊道：“谨慎点好。厚生特别嘱咐说，不给你家添麻烦。”
按潘乃斌给的消息，上海将有客人来，可是不久《大公报》上又出现了暂缓的信号。但一心寻找共产党的学生们没有放弃。郭佩珊这次是等待来自北平的“客人”[66]。“一·二九后”，武大已经出现了一个半公开的左翼核心，他们想仿效河北“民先[67]”组织一个秘密的救亡组织。不过到旅馆柜台接头还需要昭舫的帮助。
午后，北平客人到来。昭舫按郭佩珊给的接头暗语确认后，将他们带上了楼。彼此认识后，昭舫就告辞先回校去。
他骑车飞快赶到轮渡，正好刚到了艘两层的新船。他上船将脚踏车停好，打算到楼上去找座位坐下。旁边紧挨他的车停放的那人忽然“啊”了一声，仿佛偶然碰到，这在武汉轮渡上是太平常不过的事了。昭舫也认出来了，这是武大一个新来的东北流亡南下旁听生。
“您好像是教歌的曾昭舫，我没认错吧？我叫魏公博，文学院的旁听生，东北来的。”他一口东北腔，热情地伸出了手。
昭舫和他握了手，顺便一眼扫过去看了下他的自行车，英国蓝翎，和他一样的名牌，这车五十八元钢洋，看来公博的经济条件不错。魏公博马上感觉到了，指了下车说：“借的，我的一个同乡是锦江公司的职员。”昭舫莞尔一笑，到这时他还没搭过一句腔。
魏公博和他走到被烟囱隔开的过道边，又说：“我的同乡刚收到从西安寄来一个新歌单，我抄了一份，我正愁怎么去登门请教你呢？我识谱是三脚猫功夫，不过我觉得非常好听。你看看，行不？”
昭舫本只是应酬他，见魏公博快人快语，对他开始有了些好感。他接过歌单，歌名是《松花江上》。
他顺谱读了下去，优美的、如泣如诉的旋律，副歌让人伤心断肠的嘶喊，让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轮渡上，差点就要高声唱起来，而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
“老曾。”魏公博显然注意到了他的激动，提醒式地叫他。
“太好了，魏公博同学！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歌，我太喜欢了！我要给大家教唱。”他双手握住魏公博的手，“你住在几斋？”
“我还住在东北流亡同学集中的那边。你怎么也今天下山？”
“哦，回家有点事。你呢？”他随口说道。
“送几个同乡上火车。汉口的路，只要不进巷子，还是好认。不过我更喜欢武昌，特别是武汉大学。”
昭舫和他便交谈起来，越谈越投契。他们一同起坡，一同骑回珞珈山，一路谈着武汉，也谈了沈阳。
当晚，昭舫在李毓章教唱后，给大家亮出了他赶抄的《松花江上》，然后当场给大家唱了一遍：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昭舫深情唱完，场内竟鸦雀无声。几分钟后，突然爆发出激烈的掌声。同学们都被感动了，几个女生竟当场哭了。应大家要求，昭舫便教唱了两遍，他注意到魏公博也在后排站着认真学唱，更从心里觉得交了个不错的新朋友。
感人肺腑的歌曲抓住了学子们的心，学校晚上是要定时熄灯的，但大家仍舍不得离去，纷纷围住了昭舫索要歌单。
次日一早，在珞珈山林、在东湖之滨，到处都可听到有同学在高唱这首歌曲，一些东北流亡同学唱到最后，每每放声大哭不止。显然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非常强，昭舫也觉得这个早上很不平常。
离上课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时，他夹着书、低头往工学院走去，想去早些占个好座位。忽听到周艾琳在路边喊他：“曾昭舫。”
他停下脚步问：“什么事？”
艾琳双手把书抱在胸前跑过来，小声问：“万国瑞、童楚妮今天都不回去，你留不留下来？”
昭舫警惕地反问道：“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别人回不回去？这关你什么事？”
艾琳道：“我见她们一早把衣服交给洗衣嫂洗，礼拜六哪个不带回家给佣人洗？明明是不打算回家去了啰！哎，别那么看着我！别以为我这是在监视他们。”
昭舫皱着眉头，不信任地说：“你还没有监视别人？别人洗件衣服你都看得出那么多名堂，像个侦探？”
艾琳有些生气的样子，“我不过就对你一个人说说。你说话莫伤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我看成是刘教官的人，是反对学生抗日活动的。你也太把人看扁了！”
昭舫也觉得是不该随意乱猜，这对艾琳无疑是个侮辱，便换了口气说：“谁把你看扁了呀？算我说错了好不好？不过我真不懂你脑子一天到底在想些什么？”
艾琳一脸反感，说：“其实你要那么看我，也不算太错。但跟着刘教官不是我愿意的，是我哥哥一手安排的，是他要他照看和管教我。我和你一样，也恨透了日本人！我只是想与你们一起参加抗日活动，但我讨厌你们有些人另眼看我！”
昭舫不知道她到底想说什么，敷衍地说：“谁另眼看你了？谁说你不支持抗日了？没什么事的话，我要去教室占座位了。”
“还早呢，就你一个人用功？我真有话要告诉你！”
她看了下四周，放低了声音：“你这星期最好不要留校，刘教官已经派了人留校监视了，你是监视的重点。昨天晚饭后，他叫我去过，说星期天共产党可能有人要到学校活动，要我跟着你。他还问，最近有哪些学生常下山，我说没注意，他就告诉我，你十点骑车下山过，下午三点半才回。”
昭舫吃了一惊，他居然被盯梢了！还自以为先去了趟东湖中学、做得很高明哩！我有资格值得这么重视么？把我当共产党？刘教官简直太没有眼力！郭佩珊和北平同学会有危险吗？
只听艾琳又说：“听我说完！上周日刘教官还去我家拜访过我哥哥，我听到哥哥对他说，接到北平消息，共产党的‘民先’要派人南下武汉，要他防止共产党进武大活动，要他弄到南下学生和旁听生的名单。是刘教官对我哥说，盯住了你，肯定就能盯住共产党！他派我，我没有拒绝，因为我觉得派我比派别人好，当然也是给我哥留面子。你放心吧，我不会为他监视你的！”
昭舫听得目瞪口呆，特务们太厉害了，连大学里面都这么凶险！
“你别怪我心多。我看你大大咧咧，为你捏把汗呢！你这个星期最好早点回去，我看这回不会是空穴来风。他们怎么认定学生活动是你在领头呢？这学期给你处分，就是为了整治你给大家看的！”
不过，昭舫此刻的注意力已迅速转到朋友们的安危上了，他并非对郭佩珊等人周日的打算一无所知。他惊奇当局有这么灵通的耳目，心里忽然涌起了一股年轻人常有的英雄主义情节，决定设法去通知楚妮和佩珊，并由自己来把刘教官等人的视线引开。
他装作没事般，笑着对艾琳说：“哪来这多破消息，说得像真的？你干脆今天陪我一起回家，想盯就盯个够！”
艾琳竟喜出望外，早把刘教官给的监视任务丢到脑后了：“那好，你放学要等我。你要骗我一个人跑了，休怪我不客气！”
昭舫本不想和周艾琳纠缠到一起，这已经在校园生出很多风言风语。但话已出口，他硬着头皮说：“那麻烦你快点帮我把我姐叫出来，我好告诉她，叫她去约我弟弟。”
周艾琳心花怒放。她很高兴昭舫今天会有很长时间跟她单独在一起。她才懒得管什么流言咧！不过她毕竟年青单纯，并没细想过将昭舫放在自己心中的什么地位，只是决心不能输给童楚妮和任何其他女生。
她飞快跑进女生宿舍去喊出了昭瑛。
昭舫把姐姐叫到一边，把艾琳刚才的话告诉了昭瑛，昭瑛问：“你是叫我去告诉童楚妮他们？”昭舫点了下头，“她们可能是有什么活动，已经被发现并安排了人监视，告诉她们一定要小心！”
他自己则趁上课时把突发的情况及时告诉了郭佩珊。
郭佩珊吃了一惊，原定的武大“青年救国团”的成立活动就是本星期日在学校进行，怎么会泄露了出去呢？他赶紧与李厚生等碰了头，改变了时间地点，并通知有关同学。
昭舫仍恪守不参加任何组织的初衷，“青年救国团”的多数骨干虽然没把他当外人，但昭舫其实根本不知道武大会有什么会。
下午，周艾琳在和昭舫到校门外那幢石砌的“候车室”等汽车时，童楚妮、万国瑞、包华等家在武汉的同学也和往日一样，说笑着走来等车。艾琳看着楚妮等人都不像有活动的样子，有些诧异，但她现在最顾得上的是得意。她故意和昭舫站得很近、轻声说话，她相信女生们一定都故意装作没在意，但其实都很注意，而且看得很仔细。
3 昭萍的软肋
在上海的曾昭萍正感到空前的压力，而让她觉得最难承受的是其中有些来自自己崇信的组织。
组织又给了加了她新任务，要她除继续原来的工作外，还要参加在“临青小学”为女工们办的文化补习学校代课。她被介绍认识了以“临青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区负责人李群夫[68]同志，并接受他的直接领导。
该小学校长是昭萍熟悉的任崇高。教师多是四川人。学校相当远，在公共租界的杨树浦临青坊，离昭萍住处有十多里。她每周得跑三次，而秋平还未断奶，所以每次必须把路线时间都算计得很周到，跑得十分辛苦。但是如同所有决心投身革命的年轻人一样，她把这认为是在接受组织的考验。
有天临时接到去学校开会的通知，刚好秋平有些烧，昭萍慌忙陪梅娘娘到医院并联系知秋后，火急火燎地赶到学校，但还是迟到了几分钟。会后，左秧岷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她：“曾昭萍同志，你认识错误的性质吗？我们今天宣传对象是日资厂的女工，她们从虹口、闸北赶来，我相信其中好多也有孩子等着她喂奶，你的迟到会失去他们对你的信任，也同时会减少对党的信任。如果在战场上，几分钟可能就是成百上千战士的生命！”
昭萍十分惭愧，当左秧岷问明她迟到的原因后，说：“你这么多后顾之忧，怎么能全身心投入革命、实现你对组织的诺言？你知道我们长征中有多少同志将亲生子女送给穷山村中不认识的老乡吗？她们不是母亲吗？如果叫你现在去根据地打游击，你怎么办，带上孩子吗？”
左秧岷看出昭萍无言以对的窘迫样子，又加上一句：“我可不是在说着玩，你不是多次要表示过可以去和日寇战斗吗？”
这些话让昭萍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她看到了自己的软肋。小心地回答道：“我和知秋商量过，等戒了奶，就把他送到汉口。”
左秧岷冷笑道：“准备把儿子交给资产阶级家庭、在剥削阶级的教育下成长吗？”
昭萍惊呆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参加革命原来这么难？我那贫苦出身的妈妈会把他培养成剥削阶级、培养成革命的敌人吗？
此时她对共产党的崇信已逐渐变化为信仰，尽管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论一知半解，对于共产党人的理想也有些模糊，但她是认真的、坚定的。她设想过将面临危险，而且很可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被捕、严刑拷打、牺牲，她都想过，并且深信自己都能挺过去。但她尽管随时准备牺牲一切，却从未将秋平放入这“一切”里面。这太可怕了！他那么可爱、无辜、弱小，什么都不懂，他当然应该活下去、健康地成长，引接新生的中国。
这次谈话后一个多月，左秧岷突然被英国巡捕抓了。与左秧岷有联络的李群夫暂时转入了地下，同时通过内线去了解她被捕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初步得知是因为在她提包里搜出了一份怀疑是共党的文件，即油印的陶尚行[69]《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左秧岷声辩是电车上别人塞给她的，她都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好像并没暴露。李群夫便偷偷通知昭萍，委托他去找一个在《申报》工作过的闵律师设法营救，让她不致遭引渡。又借此事提醒昭萍汲取教训，小事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
昭萍把这一切都完成的当天，“量才补习学校”一个叫老卓的也遭到了不幸。老卓其实不是组织中人，仅是因为上课时言语激昂、被希图请赏的人报告了当局，家中便突然遭到了便衣的搜查，虽说没搜出什么置他于死地的东西，他两岁多的儿子却被特务从楼梯上推下来摔成重伤，当夜就断了气。
昭萍听说后吓得全身冰凉，恐怖到极点，当晚竟几次从噩梦中惊醒。她再次体会到自己的致命弱点了，她惶恐地问知秋该怎么安排秋平，她绝不能让孩子受到伤害！
她这才对知秋提起左秧岷那天的话，她只说是组织的意见。虽说他们俩都是组织的人，但各自的组织关系是彼此从不公开的。
知秋垂首难言，他的顾虑还多一层，按习俗，秋平是应由男方家抚养的，可是他，一个祖国早已沦亡、亲朋杳无音信的流亡青年，哪里有什么地方来安置秋平？而岳父对他明显冷漠的态度，使他很敏感地认为是嫌他穷，而且能隐约感到他对“高丽人”的偏见和歧视，这一些，早就伤害过了他的自尊心。
“我看还是只有找你父母。”知秋理智而勉强地说，“可他们愿意接受吗？你是不是得先问问？”
“我不想问。他们万一反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带？怎么解释？”
“就说每天工作回家太晚行不？不然我们怎么能全身心工作，又怎么能大无畏？”知秋耐心地说。
“我其实还不见得想他们带。我的父母虽说出身贫苦，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是有产阶级了，是革命对象了！我们要革命，首先就得和他们划清界线！把秋平托给他们，又怎么向组织表明我们划清界线了？再说，就算组织同意，革命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等秋平在他们身边长大，培养成一个小少爷、第三代资本家？那还是我们革命者的后代吗？”
“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昭舫就很进步！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未必要到六亲不认的地步？”
昭萍低下了头，她本来就言不由衷，但的确又很怕秋平会变成资产阶级，至于昭舫，至少在生活方式上不像工人阶级。
“那……哎，梅娘娘愿不愿意带？放到她家里，我们每月给抚养费钱，她家是工人阶级。”
两人商量不出别的办法，只好约定次日一同对梅娘娘说说看。
梅娘娘一早就上楼来抱孩子，秋平咿咿呀呀地不要她，昭萍想到刚才还在算计孩子，心里不由一酸。
“他断奶后就天天这样，不肯听话，不肯吃稀饭，宁愿把空奶瓶抱着瞎闹，我们乡下说这是没断干净。太太和先生天天又早出晚归。”梅娘娘有些抱怨地说完，却不带孩子离开，然后小心地说：“太太，先生……”
昭萍道：“您不是早就习惯叫我昭萍了吗？您有什么事吗？坐下说吧！”
梅娘娘没有坐，却十分尴尬地说道：“昭萍，叶先生，我二女儿下个月就要生了，我在秋平断奶前就说过的，我……女儿女婿两人都要上工。”
知秋和昭萍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显然这是没有任何商讨余地的，梅娘娘还有好几个儿女，再不必要对她提出什么帮忙抚养秋平的事了，此时只能要求她留到“最后一分钟，工钱当满月算……”就谢天谢地了。梅娘娘是李公朴先生主动介绍的，现在要找个可靠的人很难，报上常见保姆拐跑小孩的骇人新闻。更何况找人还必须请示组织。
接下来紧张而重要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时间也就一天又一天地过去。秋平的事就拖着。
老天可怜见！知秋找到了一个阿婆，答应梅娘娘走后临时帮他们照看两个月，这让他们暂时缓过来一口气。
租界那边，闵律师正设法营救左秧岷，左秧岷却在《大公报》的活动下被释放出来了。李群夫得知后，通知她先去内地回避一段时间，等候通知。《大公报》也同意她回湖北老家休息几天。
月底，就是左秧岷离沪后两天，英国巡捕突然又袭击了“临青小学”。从办公室搜出了四大捆“违禁书刊”，其中包括新出版的斯诺《西北印象记》[70]，任崇高竟被被带到了格兰路捕房[71]，关押了一整天后被保释。但不几天，巡捕又到学校抓走了两名教师。
很显然左秧岷事件后巡捕房已盯上了临青小学。李群夫找到昭萍，要她暂时停止联络，作好随时搬家的准备。他认为宁肯小心谨慎有余，也不可掉以轻心，必要时撤出上海。他还有一层担心，因组织上一直要他设法了解左秧岷被捕后的表现，但没有任何消息。
昭萍借这次谈话的机会请示孩子的问题。李群夫回答说，我们的工作注定不得安定，你不如先将他放到父母那里，你怕他受剥削意识影响，可以等他大一点再接回身边嘛。至于你父母，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你的父母是劳动人民出身，曾在白色恐怖下帮助过我们党，所以应该团结、而不是疏远他们。他将一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72]的小册子借给昭萍，他说：“我的意见你可以告诉知秋，我的身份已向他公开，今后你们是彼此公开身份的同志了，你们应该认真学习新时期的革命特点。这本册子读完后有机会就还我，绝不可落于他人之手。”
夫妻两人得到李群夫这样的表态后兴高采烈，一致认为将秋平送回汉口最妥当。昭萍当晚就写好了给家里的信，她斟字酌句，修改了好几次，小心设计着如何打动父亲。第二天一早就寄出了。
她根本不会想到，此时武汉正爆出了惊天大案，小人物莫名地被当局拿来人人过关，信件被全部扣下审查，父亲竟没能及时收到她这封关键的托命信。
4 投入工运
1936年11月2日，杨树浦的日本纱厂工人筹备举行反日大罢工，派了在“临青学校”补习的女工为代表找到任崇高，希望得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帮助。任校长立即表态支持，并叫上昭萍同去谒见史良律师和沈钧儒先生。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包括“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等六十多个救国团体，经商议后，任校长代表救国会安排昭萍作为救国会代表之一、公开出面支援工人运动。
昭萍还没有工运经验，心中没底。李群夫鼓励她说，这对她是一次重要锻炼，党组织会无时不在她身旁。上海工人这多年遭受反动政府打压，运动一直处在低潮。地下党认为，应尽可能将这次“日纱”以经济为目的自发罢工引导到政治轨道，达到反对日本侵略的目的。现在上海工人的反压迫情绪和民族仇恨明显升温，我们应当在罢工中提升工人的觉悟，告诉他们，多罢一天工，东洋人就少赚几十万，就没钱造飞机大炮打中国人。李群夫还告诉她，除纱厂外，还要发动其它日资厂工人响应。
杨树浦是上海缫丝、棉纺工厂的聚集区，也是贫苦劳工聚居区，昭萍开始生平第一次深入到工厂中，帮助工人在纱厂秘密成立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打狗队、宣传处等。在“救国会”的全力支援下，不久，沪西日本纱厂、中国纱厂共26家纱厂四万多人也参加进来。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公开口号。
这次罢工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终于渡过了“4·12清党”后的十年低潮，迎来了复兴。而上海市政府和商界也都怀揣小算盘，希望借工人打击日本的利益。所以一开始，倒有些国人团结一致对外的味道。
昭萍工作得十分投入。她日夜穿行在工人居住区，熟悉了苏州河以北的工人区的复杂紊乱的弄堂小道。她到罢工工人家里分发米票，与他们谈心，启发他们控诉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还帮助工人代表起草在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上的演说稿。
日方是另有打算的，开始他们强硬地拒绝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甚至派海军陆战队登陆，进驻到各厂进行武装威吓。日本人又雇用了流氓、打手强迫工人复工。罢工进入了僵持。
昭萍冒着危险，代表救国会请来有正义感的青帮辜老板出面和涉入的帮会山头打交道，要求他们不要帮助日本人、违背民族大义，成功瓦解了日方阴谋。
她在复杂的斗争中经受锻炼，增长着才干。她忆起了儿时淘气叔叔对她讲的“二·七”大罢工的情节，觉得自己正在继续着林育南等先烈们当年未尽的事业，享受到了崇高的情怀。
当日方终于同意与工人谈判后，李群夫又亲自组织工人代表分析和策划。
知秋与昭萍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了与日方代表的拉锯谈判。经过反复的艰苦交锋，总算达到了第一步目的，日方在经济上做出了让步。但工人们对局部胜利并不满足，罢工还在继续。上海工人的强大力量和显现出的政治远见，“救国会”在其中展示出的社会能量，让当局感到了新的恐慌。
日方拿准了政府的脉，开始将重点放在政府身上。他们通过关系、将利害警示官方的一些要人，挑起他们“防共”的神经，让他们来迫使工人复工。
日本人方向找对了！“党国”对工人的恐惧远大于日本人，而威望高过政府的“救国会”人士早就让他们若有芒刺在背了。于是，一个国人意想不到的惊天阴谋突然进行，而我们中国的政府可耻地成了日方的帮凶！
那些天昭萍日夜不分，累得身子都要散架。罢工还在僵持，任校长叫她趁礼拜天回家休息一下。
昭萍一回家就抱起了秋平，不停地亲着：“小东西，妈妈想死你了！今天妈妈不出去了。”心里在想：“父亲他们早该收到信了，怎么没有一点回音呢？可怜的小秋平。爸爸，能不能够接受秋平，您就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回答吗？”
也就是在她回到家的十多小时后，（11月23日）凌晨，那个令举世震惊的大事件在上海发生了！
当局悍然出动军警，将“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共七位知名社会活动家逮捕（原计划要一同抓捕的陶行知先生因出国参加教学会议而侥幸漏网），并在社会底层大量拘捕工运人士，企图以此迫使工人停止罢工。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鉴于七君子的被捕和当局对爱国活动的过分反常的强硬镇压，上级紧急通知昭萍搬了家。连日频繁的抛头露面，已让昭萍夫妇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但为了完成营救“七君子”的一系列任务，她还得承担新任务，仍不得不置安危于脑后继续四处奔走。
自古有道是祸不单行。就在这骨节眼上，李公朴先生主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也被当局查封。他们的生活来源因此大幅减少。
叫人防不胜防的打击接踵而来。由于他们新居位于南市，照顾秋平的阿婆提出了辞工，理由是离她在杨浦的家太远。
昭萍也不得不要求暂时停止在杨浦的代课，而把秋平带在身边，抱着他挤车和赶路。各个“量才”补习学校还在坚持开课，这是他们的最后经济来源。上课时昭萍只能临时将秋平交给工友帮忙看管。
偏在此时，知秋已有可能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为了他的安全，上级正考虑转移知秋去根据地，那边也十分需要懂日语的人才。要在原来，这正是他们所盼望的，但此时昭萍竟几乎感到绝望。显然，她将更孤立无援。
她终于也和知秋一样，对武汉的冷淡反应完全失望。他们连夜商量着，是家里没有理解他们的难处吗？但有些话显然不能给家里说透的。那么剩下的出路和底线是：把秋平放在一个可以让他活下去的地方。
现在已被逼到了必须豁出去的时刻！夫妻俩咬着牙，在11月25日《申报》上刊登了将秋平让人领养的启事：
现有合法夫妻叶知秋、曾昭萍，愿将孩子交人领养。子性别为男，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生，出生证件齐全。已经断奶，身体健康。有意领养者请于一月内来“量材妇女补习学校”联系，过时如无人领养将送至育婴堂。
这个“一月”的期限，乃是昭萍对上天的最后祈祷和哀求。潘多拉的盒子里真还有那件叫做“希望”的东西吗？
5 秋平回汉
在武汉的曾家完全不知道昭萍如何在近乎绝境中挣扎，因为他们根本没收到昭萍的信。
一月前的10月25日下午，汉口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案！省长杨永泰在江汉关专用码头被刺客暗杀，这位被蒋主席称为“当代卧龙”的特级军师、曾帮他完成削藩、逼迫红军长征和制约蓝衣社、CC，成功控制四川、并在政府的对日方针上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瞬间就死于非命。死讯到京，龙颜大怒，蒋主席责令立即成立秘密侦查厅，尽快破案。
但是办案的侦探和警官们对小人物的命运几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难，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扣押了邮政局的大量信件，进行检查、寻找线索，其中就包括昭萍那封信。
老天有眼，幸好广诚有看《申报》的习惯。当那一日看到昭萍在报纸上登出的启事时，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睛，重新看清楚后，大惊失色，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立即叫和尚快去武大，要昭舫不顾一切马上请假去上海。自己则一口气跑去电报局，发了一封急电给昭萍制止。走出电报局门，又觉得没有说清楚，马上转回去再发了一封。告诉她家里马上很快有人来沪接秋平，曾家的骨肉，万万不可送给别人！
而在珞珈山的昭舫和昭瑛也看到了报上的启事，两人心急火燎地急速下山，途经武昌时就拍了电报给大姐，然后飞快赶回了家。
昭萍将启事登出的第二天，就接到了父亲和昭舫的接连发来的三封急电。那真是一种绝处逢生的特殊感受，她几乎当众就要失声大哭出来，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了。
在知秋按她的吩咐给家里回电时，昭瑛和昭舫已在来沪的船上了。
善良的梅娘娘也很快听说了昭萍登报启示一事。刚好她女儿月子也满了，便特地赶过来帮昭萍临时照顾秋平几天、渡过难关，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去孤儿院受那种罪。知秋和昭萍这口气总算缓了下来。
此时上级也看到了他们的启事，对他们十分同情。了解到特务对知秋的监视跟踪只是偶然的，便改变了对知秋的安排，要他们继续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全力投入营救“七君子”的工作。
昭萍心情放松了。她按任校长的指示，拿着一份五十名“救国会”会员的名单，挨个通知和动员这些社会知名人士随任崇高到苏州，去请求苏州高等法院释放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七君子”。
五十多人都义不容辞地集中了。谁知当局早有准备，这群人一到苏州，便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全抓起来，一股脑地关进了苏州第三监狱。当局的这一棒，打得上海斯文儒雅的社会贤达们晕头转向。现在不仅要营救“七君子”，还要设法营救任崇高等五十多人了。
那几天，也许整个上海最忙的就数昭萍了。孙夫人、廖夫人[73]家的门铃她都不知按过多少次。在又奔走了一天后，她心力交瘁，疲惫地回到家。才踩了两步楼梯，小秋平就知道她回来了，在楼上大声喊着：“妈妈！”
昭萍的心在颤动。她快步冲上楼，抱起了秋平，用全部的爱亲吻着他，“儿子，你要走了，妈妈还不能陪着你。”投入革命后的首次牺牲竟要最无辜的孩子承担，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哽咽着喊道：“多喊几声，妈妈的乖儿子，多喊几声呀！”
秋平不知道妈妈今天为什么这样，他感到很满足，便又喊道：“妈妈！”
昭萍是不愿在人前流泪的人，现在真的很快要和秋平分手了，当这一自己力求的结果真的到来时，她几乎后悔了。这时她才懂得了儿子对母亲意味着什么，分娩时的巨大的阵痛已凝成了无法割舍的母爱。尽管她再不用担心秋平今后会缺少亲人的抚爱，但从此她回到家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声音，晚上将再摸不到他的嫩小的肌肤，也不会有双熟悉的小脚使劲踹她了。她感到了母子离别前的慢性煎熬竟是加倍地折磨人、叫她痛苦和窒息。
11月29日，昭瑛昭舫二人以最快速度赶到了上海，通过“妇女补习学校”找到了昭萍。
小秋平才学会走路一个多月，见大人回来，一跌一撞地、把昭瑛当成了妈妈，扑到了她的怀中。但马上就发现认错了人，回头看到了妈妈，竟委屈地大哭了起来。
大家却忍不住笑了。昭萍抱起了小秋平。知秋说：“梅娘娘很懂得带小孩。秋平被带得从小就不扭着要人抱，哭得也不多，也不太认生的，所以谁都能带得‘家’。”
昭瑛冷冷地接下话说：“对啊，就是送到育婴堂，他也会觉得很幸福的。”
知秋被抢白了一句，心里很不高兴，送秋平去孤儿院似乎是因为我的冷酷？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妹妹再维护姐姐、也不能把怨恨推给我一个人呀！岳父一定把所有怨恨都算到了他的头上，这无疑就是曾家的态度！
昭舫见昭瑛话说重了，连忙插话：“姐夫、姐姐真是太困难了。其实妈妈很喜欢带小孩的。店员的孩子她都喜欢接过来，放在家里一带就是大半天。她老说，家里要有小孩的声音才像个家。姐夫，你们别见外，这次是警察为了查省长杨永泰被刺的案子，把汉口的信都扣了。爸爸那天看到了报纸，慌得立刻叫人上山通知我们到上海接秋平。等船的那两天，他急得不吃不睡。直到我们上船那天，警察才把信给我们，爸爸气得关在屋里大声骂人。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从他口里骂出粗话。姐，其实当时秋平一断奶，你们就该把他送回汉口的。来，秋平，要不要舅舅？”
秋平抱在昭舫的怀中，竟不哭也不闹。
昭舫抱着秋平，昭瑛说：“你不会抱，你看你抱得他那难受的样子，来，二姨这里来！”
昭舫把秋平又递给了昭瑛，道：“爸爸妈妈还说，姐夫、姐姐也该回趟武汉了。”
昭萍叹气道：“哪有工夫啊？恨不得把人劈成两半忙。”
昭舫说：“爸爸还说，要是上海生活太艰难，姐姐、姐夫都可以回武汉，不难找到工作的。就是一时找不到事，姐夫也好给他当帮手。”
知秋不知说什么好。他竟觉得自己现在很尴尬。在他心里，压根就没想过这辈子再去武汉。
因为昭瑛二人是从学校请假来的，不能久留。所以四个人带着秋平到街上吃饭后，知秋就赶去买了后天的船票。
连续打击造成的生活拮据，让昭萍也懂得了柴米之贵。她不让弟妹去找旅馆，叫知秋到朋友家挤两夜。房间太小，最多十来个平米，昭萍让昭瑛和自己睡床上，昭舫睡在地板上，与床垂直，头在外面，将脚伸到床底下。
安置好后，知秋还未离开，昭舫坐在地铺上，腿还不能完全伸进床底下。几个人看到昭舫的样子，忍不住都大笑起来。
第二天，直到下午五点，连出去见刘良模的昭舫都已回来了，昭萍才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回了家。
她刚得知，带队前去苏州高院请求释放“七君子”的任崇高等五十多人终于得到了保释，即将返回上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的保释，反倒是狱中的沈钧儒通过狱外人士的活动、才在第八天争取到的。这次营救“七君子”的努力虽以完败而告终，但这些知名人士的安全返回仍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昭萍总算得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晚上，和弟妹、儿子聚在一起。虽然不能见到武汉全部的亲人，不能见到她最思念的母亲，她也基本满足了。今后，她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投身到她所选择的事业中了。
她把秋平放在膝上，贪婪地享受着儿子的体温和骚动。明天清晨，秋平就要离开她，这一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或许今生是否还能见到都说不准，就算自己能侥幸活到革命胜利，秋平也不会认得她了。秋平，你能体谅妈妈的无奈，你会埋怨妈妈的无情吗？
她深情地看着弟妹们说：“秋平交给你们带回去了，今后我就像鲁迅在《我的种痘》中说的一样，‘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昭瑛昭舫，万一姐姐有什么意外再照顾不到秋平……”
昭瑛昭舫连忙打断她的话：“姐姐，说到哪里去了？别说不吉利的话！”
昭萍淡淡一笑：“姐姐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那些。当今这社会，谁说得准？我的老板不是一个被杀、一个被抓吗？现在这个政府，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暗无天日的独裁专制。”
秋平已在她怀中睡着，她看着昭瑛说：“我知道他不会缺少关爱，但我不希望他娇生惯养，成为人人鄙薄的小公子。我希望他能懂得社会，但不希望他学得事故圆滑。我希望他胸怀壮志，但是不希望他轻易冒险。昭瑛，昭舫，姐姐拜托你们了……”昭瑛听着，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昭舫含着眼泪说：“大姐，你放心好了，不要说得这么生离死别的，叫人心里好难受。你和姐夫最好过阴历年回趟家，看看爹妈。他们年纪一年年大了，以后每年你都要回去一次，好吗，大姐？答应我！”
昭萍把牙一咬，露出一脸轻松的笑容：“是我说多了，昭瑛，你真是有些犯傻！还哭呢！我就照昭舫说的吧！不过今年过年还不行，我还要为营救李公朴先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天知道，李先生和沙千里一起被关在看守所第四号室。他还在狱中成立了临时组织，自己担任事务部主任，坚持着斗争。我真从心里尊敬我这个老板。虽然孙夫人、廖夫人都亲自在呼吁和组织营救他们七个人，但好多事还要年青人去跑腿办的呀！”
昭瑛哽咽着说：“姐，我好像觉得……你一定很危险。”
昭萍坦然地笑道：“现在这个社会，谁都危险。听你们说，昭舫这么单纯的人不都还有人跟踪吗？放心吧，姐姐的大部分活动都在租界。加上我有出版社编辑和教师的身份，其实比你们还自由。你们回去后，千万把这点给爹妈解释清楚，免得他们担心。就说李先生被抓，《读书生活》停办，我和你姐夫收入少了，要去找的新工作，一天在路上要花两三个钟头，照顾不了秋平。请保姆吧，又怕被人拐走。现在上海‘麻胡子’的确太多，还有入宅偷小孩去卖的。给家里写信又没及时得到回音，才生气登了启事。是昭萍不好，任性，不晓得轻重，让父母着急了，叫爸爸妈妈多骂我两句解气吧！告诉爸爸，我们想等秋平再长大些，李先生出来，我们工作稳定了，我就去把他再接回上海、进托儿所，进幼稚园。”
当夜深人静、弟妹都已入睡后，她仍在目不转睛地看着秋平，现在她万分珍惜和他一起的每一秒钟。
那一夜真短啊！
最后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昭萍和知秋送他们到码头，看他们上船去，守着、看轮船离岸、开走、调头。船上昭瑛抱着秋平，帮他挥动着小手“再见”。秋平没有哭。
船上的人渐渐看不分明了，昭萍忽然发疯般、一口气跑出跳板显得太长的十六铺码头，知秋跟在她后面，沿着黄浦江畔的水泥矮墙，跟着那条船猛追着、追着……
轮船掉过头后，越开越快，无情地去远了。昭萍的心此时仿佛已被完全掏空，却再也流不出眼泪了。
伟大的母亲们哪，你们哺育了人类的生命，你们本该受到最大的尊敬和回报，可为什么偏让你承受最大的痛苦和牺牲？
可爱无辜的孩子们啊，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严酷的年代出生，让自己的人生一开始就要经受冷酷无情的离别呢？在视人的生命如同草芥的年代，你们是注定要加倍承受煎熬的啊！
快些结束吧，这撕裂人心亲情的年代！这肆意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的年代！这践踏人的尊严的年代！这让整个民族压抑的年代！
船驶出了黄浦江口，秋平已在舱里睡着。昭瑛淌着泪，侧身靠在二等舱的舱门上，茫然地注视着浩瀚的江水。
昭舫走过来说：“二姐，秋平睡了，今天起得太早，你也去睡一会吧！”
昭瑛头也不回说：“昭舫，你看到没有，大姐瘦了好多。”她哽咽着，“她一定受了不少苦，她是铁了心啊！”她又像自言自语似地：“一个人的母爱之心被绑架，才会登出那样的启事啊！”
昭舫看着昭瑛发红的双眼，劝道：“别去想了，秋平接到了，就好了。二姐，妈会把他照顾得很好的。大姐也可安心她的工作了。”
“大姐是个外硬内软的人。你看她昨天一夜，把他亲了又亲，把他的小脚捏了又捏，眼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昭瑛抽泣着说：“我真可怜大姐。”说着，一下哭出了声来。
昭舫小心地安慰着二姐：“我们回去就给大姐发电报，给秋平照张相寄过去，让她宽心。”
“舫弟，你看出没有？大姐不得已要舍离秋平，并不仅仅是因为李公朴被抓。她给爸妈的信是一个多月前就寄出了的。我觉得大姐的处境一定很危险，可以说是差不多山穷水尽，才登出那样的启事。警察局真不像话，把私信压了那么久，差点误了大事。”
“真要是我们没得到消息，那后果就严重了。我只要想到这就止不住后怕。这世道，多少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命运完全改变了。”昭舫用近乎自言自语的声调说。
“我连想都不敢去想。”昭瑛哭道，“可怜的小秋平。大姐啊，你到底在做什么事，让你这么难啊？”
昭舫劝二姐说：“大姐做的事我们不能晓得、不能问，也不要去猜了，我们回去就按大姐的意思说，姐夫和大姐工作的地方离家里太远，又不在一个方向，实在没法照顾秋平。上海又不断有丢孩子的……写信家里不理，登启事是有些赌气让家里重视。免得妈妈瞎猜、瞎担心。好不好？”
昭瑛止住了哭：“那当然，就这么说。哎，你说，我们要是也和大姐一样顾不了家，妈妈会怎么样？”
昭舫说：“妈妈是个什么事都藏在内心的人，她肯定会被痛苦折磨得倒下的。”
“可是你看我们国家，国土正在一片片沦丧，谁又能守在她的身边一辈子呢？”她回到床边疲倦地坐下，摇着头，“妈太为我们操心了。特别是你，哪一个星期不回来，她都要叫人去学校看。回去晚一点，她都站在巷子口等着的。”
“对你还不是一样。”
昭瑛低声说：“我想有点不同吧！父亲对你和小弟寄予的企望是最大的。”
“大姐也怕我们像她一样，拼命要我们保证照顾好父母。我听出来，她是希望我们留在父母身边。”
昭瑛看着江水，喃喃念到：“留、愁、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四天后，秋平带着当仁不让的神情进了公新里六号。全家上下和“通成”的店员们都在心里发出欢呼，每个人都想亲手抱抱这可爱的小东西。静娴将外孙抱在手上亲着，眼泪却不禁涌了出来。广诚等了好久才得以抱了一下。秋平仔细地盯了外公一阵，就四处寻找，然后突然哭了起来，把双手伸向了昭瑛。广诚把他递给了昭瑛，笑着对静娴说：“长得像他老子，浓眉毛高鼻子。从今天起，我只怕还要看他的脸色行事了。”
6 “一二·九”周年
昭舫一回到学校，就不断听说很多近乎荒唐的消息，当局因完全找不到侦破杨永泰案的方向，却为推脱责任，胡乱抓人顶罪，并借机打击抗日活动。蓝衣社和CC都想趁机扩大势力，派了特警驻校，以加强对这所国立大学的控制。
警方向校方提交了一份黑名单，包括李厚生、郭佩珊、万国瑞、潘乃斌等人。亏得王星拱校长坚决抵制军警行动，才暂时保护了这批同学。此后王校长被迫找李厚生等人去谈话，转达了省公安局的通报，告知如果他们的活动继续过于“越轨”，他将也难再保证他们的安全。
转入地下的“武汉学联”决定，“12·9”周年不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
武大校内外特务明显增多。毛竞飞、滕培英等人的尾巴又翘了起来，开口必称蒋主席的攘外必先安内、汪院长的抗战必亡以及读书救国论等。面对这样的逆流，“学生救国团”觉得绝不能丧失“12·9”后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决定本校单独组织纪念大会。为不暴露救国团，由机械系的卫邦国借“学生会”的名义出面，并担任临时主席。
武大当局赶忙下了禁令，拒绝借礼堂。这让“翅膀已硬”的学生大怒，十二月九日那天，数百人集聚到礼堂前高呼口号。包华上前自行打开了被锁的礼堂门，大家一拥而进。
见学生们激愤冲动，裴济宗连忙通知刘教官不要硬来，不如也派出“自己的”学生参加，利用讲台宣传政府主张。
卫邦国宣布大会开始。他作了“学生会”半年工作总结后，院系代表便一一上台发言，回忆去年武昌的渡江斗争和学校的爱国歌咏活动。大约半小时后，各种政治倾向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来到会场，包括一些观点模糊的、以及支持“现代评论”的、CC的、“动力社”的……还有一些老师和家属。
到自由发言开始后，会场十分踊跃，各种论点纷纷亮相。绝大多数发言的同学都不满当局的软弱、强烈反对某些人的退让和投降举动，要求动员全民族力量一致抗日。礼堂内洋溢着正气和爱国热情。
轮到文学院的滕培英走上台了，他清了两下嗓子，说：“本校同学的爱国热情，确实令人感动。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弱小、且先天不良之中国，当如何去爱？奢谈爱国，何等容易，豪言壮语，有济于事吗？大家想想，现我们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实力，我们的人力、财力，哪一样能赶得上日本呢？鲁莽行动，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中国真要想同日本一战，非先十年生聚而不可为也！纵观国内外之形势，学生认为，苏俄和国内之共匪武装，方为当今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胁前，当分清主次、与日本应维持和平，以实现经济复兴和工业化。如果仅凭一腔热血，鲁莽与日本为敌，则本末倒置，此事业将决难成功！故本人认为，我等学生切不可为国家所不能为、不应为之事。一个学生，爱国不是看他眼前，当看毕业之后。吾等唯有学好知识，才有爱国之本钱，是谓读书方能爱国是也。”
昭舫对身边的潘乃斌说：“这家伙，还是听烂的那一套，狗嘴里从来就吐不出象牙。”潘乃斌说：“你不要急，让他表演够。你哪里能这么系统地了解这些人的论点呢？我倒觉得听听可以节约不少时间。”
滕培英讲完，台下有人使劲地却稀疏地鼓着掌。因病休学了半学期的穆啸谷使劲鼓了两下。他复学后，还是又想讨好学校又很怕事，这下一时忘形拍响了巴掌，发现没有人响应，怕会因此得罪同学特别是昭瑛，连忙藏起了双手躲到后面去了。
此时童楚妮走上了讲台，她把事先预备的提纲往口袋里一塞，一本正经地说：“我听了刚才滕学兄的讲话，感触至深。现将本人心得归纳如下：其一，爱国必亡国。为有爱国之本钱，我等必须静心闭门读书，不问时事。管他日本人打我哪里，我等应一概予以藐视，嗤之以鼻。北平学生自会觉得，自己和以往并没有区别。上海学生在‘一·二八’飞机大炮下，应集体朗读《论语》，倭奴即会自然退兵。推而广之，理工学院同学则应安心坐在教室里研读纯粹理论科学，以发明新武器，危在旦夕的中国正耐心等待着呢！而我文学院学子如熟读诗书，中国自当会立于亚洲之巅也。”
台下学生大声笑了起来，有人使劲鼓起了掌。楚妮略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其二，滕学兄让我终于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是经常在休息的。日人愚钝且宽厚，有如吴王夫差之再世也！所以我们不用发动民族解放斗争，无须同强敌作殊死的肉搏，当卧薪尝胆，忍一切之忍，与日本‘维持和平’（先不管日本愿不愿意吧！），倭寇是肯定会耐心等待十年的。到时候我们摧枯拉朽，连东京都如囊中之物，岂不快哉！”台下顿时笑声一片，有人大声叫好。
滕培英从来都是个输不起的人，听到这里气得跳了起来，在台下高声吼道：“童楚妮！讲点有水平的话，不要出言讥讽！”
楚妮抬起右手一挥，说道：“滕学兄不要激动。其实，我等学子苦读、考上武汉大学，就是为了读书报国、读书救国的，只是滕兄讲的环境我们实没福气享受到，却偏要每日忍受国土沦丧、敌国凌辱的煎熬。我等确无滕兄那样的定力，可以视而不见。我反倒以为，那样将辜负盼我等成才以报效祖国的四万万同胞。我们不是不知道，抗日战争有可能牺牲惨重，甚至玉石俱焚。但更加懂得……”她像一个演说家那样，突然提高了声音：“不抗日则一定亡国！”
掌声热烈地响了起来。楚妮做了下“止住”的手势，将头发向后一甩，高声地说：“各位，请睁开眼看看：今年1月，日兵公然在我北平朝阳门开枪射击我中国守军。当月，日本政府又向在华日军发出《处理华北纲要》，对吞并我江山野心毫不加以掩饰。2月，日本操纵内蒙德王，盗用‘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明目张胆地分裂蚕食我中华，企图搞第二个‘满洲国’。当月，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最富侵华野心的‘鹰派’法西斯势力已完全控制了日本，形成了军事独裁政权……5月，日本拟定《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我东三省被其公然殖民化。6月，日本天皇批准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8月，日伪军进犯我绥远，挑起战事，遭我傅作义将军率部抵抗。9月，日军侵占我丰台，直逼我古都北平。10月，日军参谋部正式下达《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上月，日本驻华北屯军开始明目张胆地以北平为目标，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绥远战事全面爆发，我子弟兵正浴血守土。请问：倭贼有一丝松懈吗？我们还有条件文质彬彬地‘读书救国’，有机会‘十年生聚’吗？”
楚妮的讲话获得了全场风暴般的掌声，昭舫也使劲为她鼓起了掌。包华大声领呼起了口号。全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昭舫带着歌咏队走上了台，他深吸了一口气，低声定调和起音后，礼堂里响起了这一时代的最强音，那是他刚从上海带回的《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军！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
这首歌由音乐界的新星冼星海作曲，塞克写词，是电影《壮志凌云》的插曲。昭舫带着歌咏队连夜赶排，排练时前来学歌的有上百人，连昭诚和“东湖中学”一些初中学生都来了。
李毓章也激动地跳上讲台，对着台下，指挥台下的同学也跟着台上一起合唱这首歌。歌咏队按排练的唱完后，毓章又指挥台上台下唱起了二部轮唱，把纪念大会气氛推向了高潮。
负责“党训”和“校治”的刘教官刚从省党部赶回来，站在礼堂后门附近，这里更有利于让他全盘了解会场的情况。他早上还检查过锁，居然有人敢撬了！
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歌声，让学校的老师和家属闻声赶来，礼堂有史以来还从来没聚集过这么多人。刘教官远远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在台上不断煽起学生们的情绪、领着他们高唱左倾歌曲的曾昭舫、李毓章等人，感到不可容忍而又无可奈何。
他直到学生们散了会才慢慢离开，心潮难平。
他懂得，他的责任就是不让共产党在学校有任何市场。尽管有人一再夸耀，共党组织在武汉早已不存在。但是他却凭经验认为，共产党仍是最可怕的头号敌人，现今武大不但有共产党，而且组织还相当严密，力量还相当强大。他们不是阴魂不散，而是羽翼逐渐丰满，已在用抗日口号组织和煽动学生了。虽说今年“一二·九”周年未出去年那样的乱子，他也不能再让眼前的局面继续下去。
他向又亲来武大视察的康泽作了汇报。康泽很是重视，决定突破“华中最高学府尊严”的禁区，必要时，派武装宪兵驻到珞珈山校区，以展示维护“校纪”的决心。刘教官受到鼓舞，到校董会争取到勒令卫、包二人休学一年。
7 温馨家庭
天气温暖得有些反常，竟让人忘记了冬至已过，除了靠一件棉袍过冬、整个季节不换的市民外，街上不少人还穿着夹衣。
“双十二事变”曾让武汉人吃了一惊，但当和平解决的消息在武汉传开时，整个城市一片欢腾。谁也不希望中国人在这节骨眼上自己家里打个不停，能联合起来对付小日本正是民心所向，何况武汉差点就成了“戡乱”前线行营。广诚高兴得叫店员买了万响鞭炮，挂在“通成”楼顶放响。尽管他猜想得到自己的兴奋也许会让昭舫的那些同学不满，那些青年人巴不得杀了蒋主席，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少有地张扬自己的观点。这天深夜，武汉三镇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自发跑到街头庆祝。
武汉人是极易从高度的亢奋迅速恢复常态的，好像永远不信世界会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一样。哪怕他们刚对内战乌云的散去兴奋过，现在他们则要忙着准备过年了。
湖北人的习惯是冬至过后开始腌制烘鱼腊肉，今年也没有例外。每个家庭都不缺优秀的厨师，冬至更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将花椒和川盐在大锅中炒热，抹在从背脊剖开而未去鳞的大青鱼、鲩鱼和鲤鱼鲜红的断面和膛内，抹在切成三指宽的长条形带皮猪肉上，然后将它们紧紧地塞在木盆或木桶内。这需要好几天，让盐渗透，下一步则是晒上几天，除去多余的水气，以后就又挂回厨房里或其他屋梁上、阴干月余。其中最上等的挂在灶上方，专门用柏枝的烟混上其他香料熏香。这未薰过的，称作腌鱼腌肉，熏香的，才被称做烘鱼腊肉。
等到厨房、柴房的上方特备的横梁都挂满了一条条烘鱼腊肉，广诚也就心满意足。这是武汉人视作家庭丰衣足食的重要表征。尽管他和静娴都吃长斋，但是为了儿女和秋平，他觉得怎么准备都不为过。
严寒终于降临时，学校放寒假了。
假期是学子们最放松最快活的日子，也是广诚夫妇真正感受天伦之乐的时光。家里整日里能听到孩子们的说笑声，让这个生意人更加充满了成就感。在他这个档次的商人中，谁家都没有曾家那么多大学生。多数人家里不过只能拿出一个儿子读书充门面，受高等教育的女孩则太少了。广诚自诩教子有方，谈起子女就充满底气，享受着羡慕和恭维，几乎成了他在商会中的另一广告牌。
过完阴历年，一直要到元宵节过后，旧历年节的欢庆活动才算完全结束，但喜庆的余兴还弥漫在空气中不肯消散。
老天爷大概不想让人们沉浸在温馨中。突然让春寒毫不客气地袭击江城。北风竟胜过冬日的凌厉，呼啸着把户外的人们赶进屋去。
这天一大清早，曾广诚已在中山公园练完早拳，坐上自家的人力车回家。中山路上，凛冽的寒风中，欢蹦着一群群衣着破旧的孩子们，穿着不合身的夹衣，或烂出花絮的破棉衣。还有两个连这都没有，披裹着胡乱用麻线缝了几下的麻袋。但他们却似乎都不在乎严寒。一个个吊着鼻涕，躬身低头在店铺的门口，在烟花爆竹的残骸中，找寻没有炸响过的鞭炮。有时居然还能找到一小挂，他们会小心地拆开，留着慢慢享玩。即使是已经没有引线的未炸的小鞭，他们也不放过，可以将它们从中折断，直接点燃火药。这时会有一股小小的焰火“呼”地一声喷出，让他们享受到短暂的欢欣。
天空竟降下了大雪，广诚从布帘内看到这些孩子，心里十分感慨，想当年，自己曾经比他们还要贫穷哩！而且，似乎连如同他们般、从富人剩弃的残渣中拾到可怜欢乐的记忆都不存在。
车夫大声吆喝着孩子，从他们中间穿过。广诚想到自己的孩子们没有经受过饥寒，自信自己尽到了一个男子汉的责任，颇感满足。
新年去童家给老太太拜年时，童瑨特地告诉他，他已被正式推举为汉口（私营）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了。这意味着他将可最直接和迅速地了解与此有关的商业信息和行情，也可以更有头脸的身份出席商界的社交场所。他的信誉度也将大为提高。当然让他为之欣喜。
但那日回家后，广诚发现静娴很沉闷，像是多了什么心思。他自认为自己是个粗人，不善于体贴家人，可是对于静娴的一举一动，他还是一向都很在心的：“在童家她除了向老太太问安，一句话都没和人说过，也没离开过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叫她不高兴的事呢？”他很纳闷。
车一直拉到家门口才停下，假日里他要中午才会去店里。车夫等他下了车，就把车拖向“通成”后面。那原是一块略高的、有篮球场大小的坡地，也许是多年的建筑垃圾堆起来的吧，上面有若干幢大小不一的、简陋的泥墙平房，住着“通成”的一部分有家属的员工和曾家的佣人。穿过一条乱七八糟的短短小巷，可以直通到后面交易街。而这些平房围成的小空地，就成为“通成”摘菜、劈柴和杀鸡、迟鱼的地方。
广诚才跨进家门，就听到楼上儿女们的说笑声。昭诚一个人声音最响亮。他嗓音还没变，还是清脆的童音。广诚上楼推开堂屋门，屋中间烧着一盆旺旺的炭火，昭瑛姐妹、昭诚和两个女佣人正围着火盆说笑着，但没看见静娴和昭舫。秋平坐在昭琳腿上，见他进来，便使劲地挺直身体，挣扎着想过来。
“过来，爷爷这里来”广诚的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抱住了扑过来的秋平。按静娴的意思，秋平没像通常那样称他们外公、外婆，却喊他“爷爷”，喊静娴“太”（汉口人对“奶奶”的叫法），喊昭瑛二姨，昭琳三姨，喊昭舫“大叔”（男中最大），喊昭诚小叔。
淘气的儿媳葵花打点家里的大小事务，这会见叔叔广诚回来了，便立即吩咐女佣端上几小碟素菜和一壶被温热了的酒，满脸笑容地说：“叔叔回了，婶娘嘱咐给你预备点热酒驱寒。”广诚问：“你婶娘呢？”葵花答：“和大少爷到前面去了。该不是到田爷爷家打牌去了吧？”广诚说：“这么冷的天，又这么早，怕不会。”
他猜想一定又是昭舫来了同学。静娴也是，听几个学生伢叫声“叔叔、伯伯”——武汉人常以男性的称呼去称呼女性长辈——就喜得笑眯了眼，自己生了五个还不够么？这些伢们除李毓章外，过年都没见一个上门行个礼数，光嘴巴甜。而李毓章偏偏是他觉得“别有企图”的，是他最不希望登门来的一个。一年前毓章第一次登门时，他一眼就看到他里面的衬衣的袖口是补过的，明摆家境不会怎么好。尽管后来听说这孩子学富五车，看上去也文质彬彬清秀洒脱，但当广诚发现了他与昭瑛间的眼神特别时，心一下就紧了，怎么我曾广诚的女儿就尽喜欢找穷的？所以每想到李毓章，心中便有些不快。
静娴的确去了“大智旅馆”。昭舫说有同学要来，静娴便猜到，八成又是他那些朋友，为了抗日要躲着开会。她虽说不识字，心里却比识字的人还明白：蒋委员长已经回了南京，说是不杀共产党了，但是只要昭萍的老板（她这样叫李公朴先生）还被关在牢里，只要这街上还有便衣警察动辄抓人，只要这日租界还竖着膏药旗，这政府就不是在说真心话，世道就还充满危险，这些一腔热血的学生娃就难免不会遭殃。昭舫是她的命根子。当年他的降临让她在曾家终于抬起了头，从此不再受冷落和歧视。几年来，她无时不担心昭舫会受到他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同学的牵连，对他的担忧早超过了昭萍。
但是她认定昭舫和昭萍一样，都是一心在为了抗日，是做的为国为民的正事。中国文化千年来的爱国传统，让千万目不识丁的百姓都崇敬着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这些历史忠烈。静娴虽没读过书，却和无数的中国母亲们一样，竟能清楚讲出岳母刺字、教子“精忠报国”的故事。她在爱儿子的同时，也在仰慕着岳母那种爱的崇高境界。
这天，在“大智旅馆”的三楼，的确有过一个短暂的会议，学生领袖们讨论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今后行动策略。
青年们陆续离去后，静娴上楼了。她看到昭舫坐在二楼冰窖般冷的“经理室”里，注视着街上的动静，双腿不停颤动着取暖。见她进来，昭舫站起来喊：“妈妈。”
静娴轻声问道：“都走了？”昭舫说：“走了，没有事的，妈妈，都是我同学。”静娴叹了口气：“我还不知道是你同学？”说完双眼直看着昭舫。
她犹豫了好一阵，终于开口说：“昭舫，妈这么多天一直想问你一句话，童家四小姐是不是你的相好？”
昭舫脑子“轰”的一声，竟一下红了脸，用几乎是抗议的声调嚷着答道：“妈妈你说什么呀？这来的全部都是我的朋友，那女生叫童楚妮，是我同学。什么‘四小姐’？又什么‘相好’？妈妈，你说得简直难听死了。”
静娴盯着昭舫道：“你不想跟妈妈讲实话，我也不逼你回答。你瞒得好紧，妈直到今年过年，和你爸爸去童家拜年，一眼看见那女孩，我还以为眼睛花了。脑壳里‘咣当’一下，我这才全明白了！”
昭舫急着申辩，可母亲不听他的，自顾自说下去：“为婚姻，你的大姐先闹开了个头，你二姐又为逃婚寻死觅活，我和你爸爸哪里还敢管你们？现在你两个姐姐都二十多岁了，还像小伢一样过，心里一点都不急，乡里像她们这大都……哎，我也不敢去插嘴了！偏是你，妈妈最放心不下。我好不容易生了你，才总算在曾家挺直了腰。妈早就看得出，你和四小姐情投意合，也是天生一对。可妈妈不想看到你被这些事撞得头青脸肿。儿子啊，你不想想，他童家是多大的架势？不过是看你爸爸年轻时救过他父母一回的份上，喊一声兄长，显得他讲义气，也算给足我们曾家面子了。他一天来来往往的都是些官府和场面上的大人物，哪里会真把我们放在眼里？依我看，来我家的女伢个个都不错，你挑别个不行吗？昭舫啊，别痴心扎进去了！日后竹篮子打水，后悔都晚了呢！”
昭舫被母亲说得不能言语，像只呆鹅愣着眼站在房里，母亲离去好一阵都没有移动。他怎么也理不清头绪，为什么母亲说起楚妮马上就和“相好”、“婚姻”这些字眼搭上呢？那么，楚妮在自己心中，果真比别的女孩都重么？
他并不想让自己过早坠入爱情，尽管那两个字也让他神往，但同时又让他畏惧。他既害怕遭受拒绝而尴尬，又担心被人议论而羞惭，还有，不能违背自己入大学时立下的戒律，那是对自己的诚信。
不过今天他刚和楚妮约好，周日一起去她的母校，去看文华为迎接开学排演的抗日宣传新剧，这是楚妮主动邀请他的，他的心好不平静，正盼着星期天快些到来呢！
8 幽静昙华林
周日那天十分阴冷，昭舫随楚妮第一次走进了武昌文华中学。学校位于武昌老城垣内的东北角，已经有了三十六年历史。那里是幽静美丽的昙华林，依托着花果山，在南坡一片灌木林丛中，与周围后续建成的文华公书林、文华神学院以及文华大学形成了以它的校门为主体的学校区。
昭舫感觉受到了肃穆庄严的书院气氛感染，禁不住对楚妮叹道：“难怪你在武大都敢公然炫耀文华，真是好校园哪！”
楚妮微笑着说：“我说的不假吧？不过，你的中学‘汉阳晴川’我也去过，也是叫人看了感叹不已，‘宏敞轩豁，势极堂皇’，好个诗书塾院也！”昭舫说：“这倒不假，但是比起这里来，略显得单薄和孤独了些。”楚妮说：“武汉人杰地灵，出了那么多当代杰出人物，这些学校功莫大焉。”昭舫说：“所以说，刚才路过的实验中学门口那牌坊题得好，‘惟楚有材’。”楚妮嗤道：“吹过头了吧？‘惟楚有材’哪里单是指你湖北佬呢？你去朝李厚生他们湖南人说说看！”昭舫不好意思地笑了。
进大门左面就是多玛堂。楚妮带着昭舫大大方方地走进圣诞堂，找了个位置坐下。来看彩排的老师同学还真不少。不断有学生们向楚妮打着招呼。昭舫小声说：“看来你在学校人缘还不错。”
楚妮低声笑道：“我给低年级好几个班当过‘领班’。我们学校是学美国的那套，学校从高年级同学中选人、到低年级‘照堂’当领班。还记得‘一二·九’游行封江那次，你不是看到我和低年级学生在一起吗？”
宣传剧《西北望长安》由文华的阮世忠老师指导，学校的“时代话剧团”演出。讲的是一群东北流亡青年，南下寄读某个学校，一个同学在课堂朗读辛弃疾的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时，不禁勾起了对自己故乡的怀恋，失声痛哭，引起其余同学的共鸣，纷纷站起来抒发收复国土的抱负。剧情比较简单，剧尾唱起了当时刚刚流行开来的《松花江上》，加上武汉首屈一指的“文华”校铜乐队的伴奏，震撼人心，能强烈地唤起观众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悲痛流亡现实的共鸣。
昭舫很感动，也深受启发，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楚妮的手，说：“太好了，我们武大也可以这样的。”
昭舫在“一二·九”时结交了本市诗人张文光[74]后，与他交往渐密，还从他那里拿到了“拓荒剧团”的一些剧本。武大学生们早就十分想自己组织排点独幕剧了，他们选中了张文光写的《阿银姑娘》。其中的序曲《五月的鲜花》歌颂了抗日志士。歌曲十分好听，但是连张文光自己都还不知道作曲者是谁。寒假开学前，“歌咏队”的一些学生将会提前回校，由昭舫导演，自发组织排练。
楚妮看着激动的昭舫，轻轻地地抽出自己的手，小声地说：“我带你到校园走走。”
从多玛堂山向坡下，是一条叫做康明德路的、不宽的林荫道，在密密树阴笼罩下，幽静的环境动人心弦。
楚妮带他从一个侧门出了校园。沿着青石板的街道，边走边慢慢地说：“我在这学校六年，学费比武大都还贵一倍，在武昌都可以买三四栋小瓦房了！这个学校差不多一半都是有钱人的子弟。一直到最近两年，学校都还是平静如死水，既没有武大‘动力社’那样的，也从未听说什么左翼组织。连跟前的华大都比我们活跃些。我进高中后，越来越讨厌‘公民课’，教材是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就试着上课时悄悄写稿，投给校外的报纸和杂志。”昭舫笑着调侃：“于是，武汉就有了楚箫。”楚妮咧嘴笑了，嗔道：“坏，原来你坏得很！”
走完了青石板的街道，开始在复杂曲折的小巷中穿行。穿出一条碎石地面的窄巷后，似乎突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昭舫抬眼四顾，只见周围古色古香的民居错落，互为参差。前面出现了一溜不很连绵的青翠的小山。一排青瓦大院依山而建。园内梧桐高大，枝叶拥抱着院外的麻石幽径。
昭舫见四面无人，问楚妮：“你把我带到哪里来了？进了仙境吗？”楚妮说：“这是花园山，那边就是凤凰山，又叫螃蟹岬。我是特意绕道让你看看昙华林的。来，我们往左边转。”昭舫说：“这一带我没来过，想不到武昌还有这么古色古香的世外之境。”楚妮说：“武昌本来就比你们汉口古得多，是你自己孤陋寡闻。你以前连这一带都没来过么？”昭舫摇头说：“没有没有，真是幽美呀！”
走过瑞典“循道行教区”一大排气势非凡的西式建筑楼后，楚妮对一路啧啧称赞的昭舫说：“那边，老的‘武胜门’方向，就是‘戈甲营’了；这边，连我们刚才走过的一带，都被称作昙华林，住的都是洋人和大人物，像夏斗寅、徐源泉这些‘大人’们。喏，我们走快点！”
昭舫说：“我还嫌走快了呢！”楚妮沉着脸说：“你以后自己来吧，我讨厌这边。”昭舫说：“又来了，怎么回事啊？你这人情绪变化真快！”
楚妮不回答，带他走进了一条麻石铺路的民居小街。道路只有两米来宽，两边都是些有些气派的古旧民房。穿出后，是一条长长的约有一丈来宽的横街。一家家店铺彼此相邻，倒有些像他们去过的葛店的上下街，很有些热闹。
楚妮这下似乎又平和了，问：“想不想吃点东西？这里的小吃可多了，不比你们‘通成’差哩！”
昭舫还在欣赏着老武昌的风貌，说：“我以为我回到上一个朝代了。”楚妮笑道：“可不，那边不远就是前朝的‘贡院’，实验中学，你来时从牌坊前走过了的。哎，跟我来吧！这家的鱼胶糊香得很。”昭舫问：“鱼胶糊是什么做的？”楚妮说：“你吃了好吃再说，管他怎么做的。真是个开馆子的，三句不离本行！”
这个小店门口还挂着汉口多年前就消失尽了的酒望，里面只有三张掉漆的方桌。昭舫新奇地随楚妮坐下。见街对面是家裁缝店，店里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正目不转请地盯着他看。
楚妮要了鱼胶糊和油条，说：“我就在这一带长大的，这是通武圣门的正街，叫得胜桥。这边把街说做‘桥’，是因为地势低洼，积水多，也许以前的街就是一个又一个石板桥连成的吧。这里的人有‘三步两座桥，走桥不见桥’的说法。你可以常听到说什么积玉桥、得胜桥哪，其实都是些街。”昭舫有些着急地问：“地势低，那民国二十年发大水，你家被淹了吗？”楚妮睁着大眼道：“淹了啊！武昌这边死了好多人咧！瞧你急的那个苕样子，我不在这里坐着么？”昭舫被说破心思，不好意思地笑了。
鱼胶糊香喷喷的，很浓的胡椒味。辣味驱光了身上的寒气，两个人吃得都头上冒汗了，好不舒服。楚妮拿出一角五分钱付了。昭舫惊讶地问：“这么便宜？”楚妮瞪着眼说：“好吃吧？便宜吧？再不吹你们‘通成’价廉物美了吧？”昭舫说：“这真是天外有天，让我开了眼界了。”
楚妮说：“天还早，愿意到我家坐坐吗？我想介绍一位阿姨和你认识。”昭舫犹豫地问：“去你家？合适吗？”狡猾的楚妮想让母亲看看昭舫，却故意用讥讽的口气说：“除了‘男女授受不亲’，还有些什么不清楚的礼数外，我倒想不出有什么不合适。”老实忠厚的昭舫脑中飞快地掠过了一下母亲的警告，但仍不由自主地跟着她。
楚妮说：“我家住粮道街。前朝曾在这里设下粮道署，喏，这就是街口。这条街以前声名可大了，满街书香，户户人杰。现在已经衰败了，住着我辈和些过气官员。”昭舫说：“粮道街我倒知道的，你说的过气官员，那老宅被人挖出金子[75]的、民国元老孔庚，不就是说住这里吗？”楚妮笑着点头。
9 人生话题
楚妮家在粮道街北侧的一条短巷内，大门颇为气派。楚妮敲了下门，一个年老的男佣人来开了门，大声通报道：“四小姐回来了。”昭舫看见两侧厢房内都有人垂手站了出来，见这排场，有些后悔跟着来了。楚妮轻声说：“那是保镖和佣人，你只当没看见。记住，上楼见了我妈喊‘叔叔’。”
楚妮上楼就喊：“妈妈，我来同学了。”昭舫听到楚妮母亲的声音：“来同学了，上来坐，上来坐。”
昭舫进门，喊了声“叔叔”。见她母亲萧雨杨坐在方桌边的靠椅上。楚妮一闪便站到了母亲身后，双手一齐放在她的左肩上，很快将自己的位置摆到了主人一方，注视着昭舫。看上去，宛若一张家藏的母女旧照。
楚妮的母亲萧雨杨果如昭舫想象的那样端庄，每一处都透过岁月溢出当年动人的美。萧雨杨仔细从头到脚打量了昭舫一遍，问：“你是楚妮的同学？”昭舫有些紧张地回答：“我是武汉大学机械系的，叫曾昭舫。”萧雨杨“喔”了一声，用右手把楚妮放在她肩上的双手轻轻拂下来，又问：“你们很早就认识？”昭舫立刻觉得，这问话很显然把自己放到了某个特别角色上，他谨慎地回答：“去年‘一二·九’认识的，现在是校友。”萧雨杨似有所悟，扭过头说：“站着干什么，去招呼你的同学吧！”楚妮问：“左阿姨呢？”雨杨答：“一早就出去了。中饭都没有回来吃。你们吃了中饭吗？”楚妮回答“吃过了。”
楚妮带昭舫到书房坐下，她母亲已把自由空间完全留给了他们。楚妮拿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和作文，让昭舫看。
“你从小就透出聪慧。”昭舫看着相簿说。
楚妮笑道：“你尽会捡些好的词汇。”
看过照片，昭舫又翻看了剪贴了楚妮所发表文章订成的整整齐齐的两本集子，不住地称赞，楚妮说：“都是我母亲装订的。”昭舫说：“你母亲在你身上，可是寄托了她全部的希望啊！”
“我当然晓得。”楚妮回答，“我妈妈说，中学是人生志向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她就是在武汉中学那两年，懂得了应怎样生活、怎样认识世界的。只是后来因为我的拖累，她困守在家中。我想，是应该由我来完成她的人生志向。”
他们说着话。这时，那个“左阿姨”回来了。
楚妮过去应酬了下后，又来叫昭舫：“是我母亲读书时很要好的朋友左秧岷阿姨，是天津《大公报》派驻上海的记者。我叫你来，一半就是为了见她。”昭舫脑中闪过“另一半呢”，跟了出去。
左阿姨的笑容看上去有些僵硬，昭舫立即感觉，自己近来似乎曾在武大校园某处见到过她。正想着，左阿姨说话了：“我听楚妮说起过你，你有个姐姐在上海《申报》图书馆么？”昭舫说：“是，但七君子事件前，图书馆都早被查封了。”
左秧岷仔细地打量着昭舫，谈起些学校里的事，看来他对武大近来发生的事都相当了解。她也扯了些上海的事情。末了，她问昭舫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昭舫说还没想好，有时想过出国留学，以后更好地报效国家。左阿姨没有作什么评价。楚妮发现她情绪不高，似乎有些疲倦，谈了一会，就和昭舫告辞出来。
楚妮低头不语。昭舫问：“我说想留学，左阿姨好像听了不高兴？”楚妮反问：“是吗？你真要留学？”昭舫说：“凡是学生，谁不希望深造？我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进MIT[76]深造。不过现在我才三年级，说这还早了点。”楚妮又是沉默。
昭舫说：“不早了，我该走了。”楚妮便带昭舫告辞了母亲和左阿姨，离开了家。
昭舫和楚妮并肩向江边走去，说自己好像在武大见过他。楚妮不置可否地反问：“是吗？”
昭舫又问楚妮为什么要介绍他认识左阿姨。楚妮说：“她呢，是我母亲十分佩服的一个人。我喊她左阿姨，可她说学生们都喊他左大姐。她来我家几天，我已经从和她的交谈中受益匪浅，我对他谈起过你，她说希望见见你。”
昭舫脱口问道：“那你对她谈起过别人吗？”
楚妮不高兴地反诘：“你什么意思啊？我谈起过很多同学，有些已经来过我家了。你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呢？”
昭舫略感难堪，说：“你这人，以后我每句话都想得滴水不漏再问你吧！”
楚妮又笑了，拿眼瞪着他说：“我希望更多同学来接受先辈的教育，不好么？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昭舫越发不好意思。楚妮不想让他太尴尬，便小声地说：“告诉你，她说我可以给她介绍些我认为值得信任的青年。”昭舫听了，又转而高兴起来。
楚妮小心地问：“曾昭舫，现在除了歌咏活动外，你还愿意做些什么呢？”昭舫说：“我不是说想排剧吗？”楚妮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文艺形式之外。”昭舫明白他说的什么，便坦然地说：“只要是抗日救国的事，我都愿意。”楚妮比较满意，又问：“要是很艰苦，很危险呢？”昭舫说：“我是不怕的，我们国家本来就艰苦，充满危险，哪里能处处顾自己？”楚妮点头说：“但是我们个人的力量很渺小的。”昭舫说：“我们是一分子，现在政府不已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了吗？”
楚妮摇着头，问：“你忘了张学良回南京就被扣、忘了王以哲将军本月被刺杀吗？你忘了七君子还被无理关押着吗？你相信蒋委员长会像保证的那样真心抗日吗？”昭舫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假想我为辩论对象？我投降好不好，楚箫小姐？”楚妮可不笑，责怪说：“我说这么正经的事，你还和我开玩笑。”昭舫收敛了笑，说：“要都像蔡廷锴、傅作义就好了。”楚妮说：“可是就算有和他们一样的将军，还都像他们那样带着兵，还不是都要听令于蒋主席。上海抗战、长城抗战不都是因政府妥协叫他们前功尽弃吗？你想过没有？”昭舫摇着头：“我哪能想到那么多，那我不也成了楚箫了？”楚妮有些不满意地说：“我在很认真地问你的话，你故意不答！”
她停了片刻，看了下四周，放低了声音问：“你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谁好呢？”
昭舫连忙也向四周看了看，低声说：“这话你也就是只能问我，可别去问别人了，被特务知道了就危险了。”楚妮说：“你刚才还在说你不怕危险，除了你，我还会问谁呀？”昭舫见楚妮这么信任自己，很是满意，但却又不知道，这么重大的问题，几句话该如何回答。
楚妮竟略带娇嗔地加了一句：“我只想听你一个人说。”昭舫想了一下，说：“其实我也相信共产党，我小时候见到杀了好多共产党，那都是好样的。有个女共党被五花大绑游街，从我们家门口走过。他们用脏布勒着她的嘴，把她嘴里塞满石头。可我看到了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却闪出英雄的光！以后我再不能忘掉那双眼睛的光芒了。可是他们力量太小了，扛不起整个中国。这么大个汉口，除了听到特务和警察们一天到晚在喊抓，我想碰都没有碰到过一个真的共产党。”楚妮瞪了他一眼。昭舫连忙说：“哎，除了你，这些我也不会对别人说的！”
楚妮听了这话，想起刚才在母校时，昭舫曾忘情地抓住自己的手，禁不住心里乱跳。但她想到现在应讨论的是严肃的话题，连忙控制住自己，说：“曾昭舫，我从进入高中，就开始懂得憎恨父亲和他代表的阶级。尽管他对我一直友善，让我知道了一些常人不了解的政局内幕，但是我和他对社会的认识相距越来越远。你看这路上的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你去看看纱厂的工人，去看看我爸爸公司的苦力，他们的血汗被我父亲这样的人榨干。这世界难道该是这样吗？我父亲发现了我的反叛，极力想制止。每当有学生运动的风声，他就会赶回来看管我，或者派保镖暗中跟着我。他甚至想过中止我的学业，让我嫁到翁家，就是武汉人人都知道的那位姓翁的将军——的公子。”
说到这里，心计颇多的女孩停下，眼角偷偷地观看昭舫，但她失望地没有看到反应，“是他漠不关心，还是太善于伪装呢？”她想，琢磨着继续该怎么说。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汉阳门江边，眺望着苍茫浩荡的大江和江对岸与蛇山凄凉对峙的龟山、以及那熟悉的汉水河口。见昭舫沉默了那么久，楚妮开始失落，便说：“船快来了，我也该回去了。”
昭舫发了阵呆，突然问：“后来呢？”
楚妮在心里笑了，昭舫啊，你果然还是个老实砣子，藏不住心思，原来你在等我往下说啊！她故意轻描淡写地：“翁家和我们家很熟悉的。但是这都什么时代了？谁敢包办我？我妈也不会答应！你也许记得，去年我们从葛店坐汽车回来，我在车上骂的那个人，那就是翁家安在警局的！我刚才在昙华林不想陪你逛那一片，也是因为他们就住在那边。”
她突然煞住：“我此生已注定要成为我爸爸和翁将军们的死敌，参加到推翻他们的阵营中，改变这不平等的社会。”她压低声音：“我向往共产党，你呢？”
昭舫紧张地看着她，“真的吗？我可不想加入什么党的。”
楚妮听了有些失望，追问：“你，你，竟然真的没有政治倾向？”
楚妮并不知道，其实，在左秧岷的眼里，她根本不够格加入共产党，充其量只能团结利用。
昭舫有些不知所云：“我，我，也许是我不惯约束，也许是……我从心里反感党同伐异。其实，我看，国民党也有好多人是正人君子，也很爱国。要是都是蔡元培、于右任先生这样的好人，如果我们像美国一样，搞民主政治，那中国就有福了。现在两党要联合起来驱逐倭虏，真是再好不过。我看我们尽爱国之心就可以了，你一个女孩子，也别去管什么党吧？”
楚妮不高兴地说：“这和性别有什么关系？你以为美国有真正的平等自由吗？看美国人牺牲中国迁就日本的态度，就知道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正义感！在自己国内也一定会迎合富人压迫穷人的。我想，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的人生观。”
昭舫一下不敢苟同，便说：“我真佩服你，我虽说比你大几岁，还真没你想得多。这样说吧，我会学我姐、我妈那样，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楚妮不无遗憾地看着昭舫，她在听左阿姨谈到每个话题时，心里往往会同时想着，这个问题昭舫会怎么想呢？但是昭舫今天的回答让她颇感失望，甚至让她隐约感觉到这是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分道扬镳的不祥先兆。是眼前这个青年太单纯，还看不懂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满足于不受纪律约束的浪漫理想与热情之中，还是这个青年被这空气混浊的社会熏陶得太事故，幻想置身于一些原则性的斗争之外呢？昭舫啊，一向听说你上海的大姐很左翼，应该对你影响很大的，你还认不清你选的是一条劳而无功的走不通的道路么？你怎么偏就那么愚顽呢？
10 营救知秋
在楚妮这样的又一批热血青年执着地追寻人生道路时，1937年1月10日，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小阁楼上，重新回沪的杨韵珊与李群夫同志在墙上挂上了一面不大的党旗，昭萍面对这面旗帜，满含着激动的热泪，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她未必完全懂得了共产主义理想。她只模糊地知道，自己从此属于父亲那个“阶级”的掘墓人了。她为之奋斗的新社会将会怎样对待他父亲，她并不敢细想，好在那还很遥远，甚至近于抽象。但她深信，既然自己宣誓接受党的信仰，她就会接受党关于3阶级斗争一切立场。而她内心比较明确的是：以自己的满腔热血跟随共产党在国难中挽救自己民族和国家。
“昭萍此生追求两件事，一是打败日本，二是让我们中国人站起来。”她常这样说。
西安事变后，国共名义上合作了，共产党却仍然只能以地下的方式活动。对昭萍等普通党员和爱国人士而言，处境一点都没改变，危险一点都没减少。
她很希望叶知秋尽快成为党内的同志。但这个无畏青年的入党却要麻烦得多，主要是党内有些人对他的国籍和在东北入党的那段历史仍不放心。
知秋毫无怨言地接受着组织的考验与审查。他活动能力很强，是昭萍在“补习学校”的最主要帮手。他担任着“救国会”下属“国难教育社”（后名“普及教育服务团”）的沪中区委委员。
昭萍受命全面负责领导和组织“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的“学联”和“青救会”等外围组织的工作外，还担负了救国会营救“七君子”的宣传与大量事务工作。
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刚闭幕，国人翘首以望，希望“容共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等政策尽快施行。然而就在清明前夕，江苏高等法院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竟罗织了“十大罪状”，向李公朴等“七君子”提起了“公诉”。这逆潮而动的政治迫害，激起全国又一波“救国无罪”的民主浪潮。
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知秋和另外几位教师带领本校和“山海工学团[77]”百余名学员，以春游的名义到苏州，与东吴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到民间进行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活动。
知秋组织这样的学生活动也不是一次了，临走前，昭萍嘱咐他小心行事，务必运用“救国联合会”倡导的“温和合理”的策略，不让某些人抓到把柄。
几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那天在上课时，昭萍看到和他们一起的有些学员已经回了，一下课。就想去问问情况。只见一同前去的教师钟桃慌慌张张跑到面前说：“出事了！曾老师，叶老师在苏州被警察抓了。”
昭萍大吃一惊，强作镇静道：“别慌，坐下慢慢说，怎么回事？”钟桃说：“本来铁路工会的朋友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一个闷罐车，只差一个钟头，就可以坐车回上海了。这时有人来报告说，有两个还没归来的学生被警察抓了。叶老师就带了阿喜和阿欣两个男生慌忙赶去。原来，那两个学生被警察发现带有共产党的《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传单。叶老师交涉没有效果，反而也被扣下。叶老师带信要我们带学生先回上海。阿喜和阿欣暂时还留在苏州。一共五个人没回，曾老师，你看这怎么办？”
昭萍强作镇静，问明白了想知道的情况。知道直到他们离开时，知秋还被关在天赐庄分局。
她仿佛自己五腹六脏一下全被挖空，眼泪简直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正欲强行涌出。她只剩一个主意：必须去营救知秋！她让其他人都先回家后，立即去找到了杨韵珊，要求批准她去苏州。此时她才懂得，原来自己还很脆弱，而且那么深爱着知秋。她不由自责自己平日太好胜，在知秋面前、通常都是很占强的。
杨韵珊没有责怪她不按约定的突访，想了下说：“我同意你去苏州营救他们。但不仅是因为他是你丈夫，他和那两个学生都是我们安排去的苏州，所以你要作为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去营救他们。你现在就去找‘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的股东钱江月女士，他们夫妇一直都在为营救‘七君子’提供帮助的。利用她丈夫、‘苏淞丝厂’的董事长徐先生在苏州的地位设法营救，事情也许要好办些。去苏州后，要及时向我反映情况。”杨老师则亲自去找帮会中经常帮助他们的辜老板。
昭萍和钱女士很熟，立即去找到了她。钱女士听明情况后，马上写了一封信，要昭萍到苏州找她的先生徐佑铭。
昭萍听到这个名字后几乎呼吸都屏住了，不禁惊叹人生命中所注定的缘分。她将看到她父亲和母亲都说到过的那个人，或许还会看到那个对她来说如同神话一般的庭院！
她穿了一身蓝色中式布衣，带着一个小藤箱，在下午三点就上了开往南京的“蓝钢专列”。这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从德、英进口的列车，途中只停靠苏州等四站，车票比一般车次贵得多。但令她颇感意外的是车厢内竟座无虚席，除外籍人士外，还有不少绅商和年青人。
昭心事重重地将视线投向窗外。暮春时节的江南，平坦的大地上河渠纵横，绿树婆娑，青草连连，片片菜花黄绿相间。美丽的景色将一切粉饰得和平安详，让她更加觉愁绪万千。她不敢确定知秋的被捕是否偶然，但他既然后于学生被抓，说明抓捕并不是特别针对他个人。在组成统一战线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这到底隐藏着什么。
仅两个多小时，昭萍就到了苏州。她先雇了黄包车到东吴大学，按钟桃给的地址，顺利见到了阿喜和阿欣。听他们述说，苏州这地方简直如同隔世，警局还在固执沿袭“安内攘外”政策，关押知秋和那两个学生，好像只是为了凑足“上锋”下达的必须抓获的“共党嫌疑犯”的指标。
“荒谬！腐朽！”昭萍气得骂出了声。她又一口气赶到“苏淞丝厂”，找到了徐佑铭先生。
徐先生比昭萍想象的矮和瘦。他很注意地打量着昭萍。或许她姓中的“曾”字挑起过他久远的一个记忆。眼前这个女士的确相貌有些似曾相识，连她的上海话中仿佛都夹有仿佛熟悉的口音。但是世界太大，不会有那么多巧事的。
徐佑铭停止了自己的遐想，说：“你还没上车时，我太太就给我来了电话，我立刻去找了市党部的闻先生。他答应尽力帮忙，当时就写了一封信。几分钟前，他告诉了我最新了解的情况。您先生并不是天赐庄分局无目的关押，而是延续他们这几个月来的一贯方针，打击‘救国会’和‘七君子’，当然不会放过李公朴和陶行知开办的学校，将他们的春游说成是‘有组织的异党活动’。分局于是把这当成了财路，常常这样，在没有确切证据前，就将他们认为的对象先关后查，敲诈家属。对被抓人却严刑逼供，宁错勿宽。您冷静点！那个局长姓孟，四十来岁，给苏州的李根源当过跟班。李根源是云南人，去年在武汉被人刺杀了的那个杨永泰，就是他的学生。这位孟局长靠主子的势力登上了这个位子后，除了搜刮地皮、想办法捞钱外，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东吴大学的学生恨死了他。他曾两次为了在犯人身上逼取赎金滥用私刑弄死过人。”他看着惊愕的昭萍，“您不要急，这是市党部闻先生给孟局长写的信。您先送去，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至少可叫你先生少受些苦。我会尽一切力量继续帮助您。”
昭萍谢了出来，天色已经很晚。她一口气赶回东吴大学，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了。
东吴大学占着天赐庄一大片土地，校内如同一个大花园，草场和球场绿草如茵，林园楼房和西式建筑彼此错落。昭萍躺在钟桃在这里任教的同学宿舍的床上，心里很乱。
次日，昭萍和阿喜、阿欣到警局去警局见到了孟局长。这个局长个子长得很高，不会低于一米九，黑黑的脸上长满疙瘩。看了昭萍递上的信，他仰坐在椅子上打了个呵欠，说：“这市党部和我们局不是……不是……”他想找一个官样词汇来形容“各是各的船，谁也管不了谁”，却想不出来，便提高了声音说：“我们警局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的治安。近来各种反政府分子在苏州活动频繁，公然为牢里头那七个人撑腰。你先生带着李公朴的学生，名为春游，却被查出携带异党传单，这么大的案情，我不能不查吧？你现在拿着一封信，企图干扰我秉公执法。”说着，他把眼睛睁圆一瞪，说：“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关起来，调查你们的目的和来路。”
昭萍见孟局长虚张声势，懂得不能让他把话题引向“七君子”，而应该把自己表现成来意简单的一个被捕人员家属。她于是尽力让自己表现得冤屈和难过，声音颤抖地说：“局长，我一家老小，还要靠先生教书吃饭。我们都是民国的顺民。局长一句话，就顶了天，求您放了他吧！”孟局长斜着眼看着昭萍，换了声调讥讽地说：“不用在我面前装小妇人了吧！这信上不写着‘曾老师’三个字么？”昭萍垂着眼说：“那还不是为贴补点家用出来教书，上海东西那么贵，开销又大，不出来做，家里就更过不下去了。”孟局长奸笑着说：“那倒是，我也很同情曾老师，不过我为党国办事，得要‘公事公办’才行。”昭萍听出来话中的暗示，故意嚷了起来：“那总要让我先见人吧？还有，那两个学生年轻，上海人身子又嫩，没有害病吧？我来时，那两个学生的家长也吵到学校去了，只是纱厂请不到假，还在请工会帮忙。”
姓孟的听到工会，头有些大。那两个学生原是他有意抓的，为的是把带头的教师引过来。谁知抓人后，上面没像往常那样称赞他，反而有人指责他“不看近日风向乱抓人”，警告他别惹出大麻烦。
昭萍拿出事先封好的几块大洋，轻放在桌上推过去说：“都说局长是青天大老爷，阿拉相信不会错的。”
姓孟的对时局趋势也不是一无所知，不想趟太多浑水。姓闻的得罪不起，面子更不能不给，于是他装出一幅为难的表情，检查了昭萍带的东西，见无非是衣物和吃食，便把她带进了后院。
这警局可能是前朝留下的废弃园林。在后院一间破旧的柴房中，用砖墙和铁栏杆隔成了三间小牢格，光线很暗，从牢房里散发出刺鼻的臭味。知秋和两个男人关在靠门的一间，两个学生被关在另一间，最边上一间还关着两个女人。
两个学生抢先从那一间呼喊着他们，知秋也走到铁栏前。昭萍先安慰了一下那两位学生，记下了他们带给家里的话，才走到知秋这边。她见到知秋脸上有明显被人打过的青肿，禁不住鼻子一酸。她极力克制，眼泪还是不听话地流了出来。知秋从铁栏里伸出手：“不要这样，我又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昭萍忍住了抽泣，说：“你受苦了。”
知秋说：“你不用担心我，我又没犯法。不过是学生手上有他们说的传单，鬼知道是哪里来的！”
姓孟的在一旁吼道：“不许谈案情串供！”
昭萍说：“我给你们带了些东西，先吃了换身衣服吧！不等到你出来，我是不会走的。”说完拿出带来的食物和衣物，再次让警察检查过后先给了两个学生，再过来陪着知秋。
不多一会，孟局长在不耐烦地叫了：“好了好了，明天再来吧，今天我还没有和同事打招呼，当心说我徇私枉法。”催着把昭萍赶了出去。
昭萍沮丧地回到东吴大学。好个帮人入微的徐佑铭先生，已来过并留了信给她。昭萍看完，心急火燎地按徐佑铭先生给的地址找到了市党部的周秘书，得知闻先生被召进京开会了。次日周秘书陪她一起去见了孟局长。孟局长无奈，勉强先放出两个学生，但坚持要知秋写“悔过书”才放。
知秋与昭萍深知，这关系一个人的政治大节，便一口咬定：不在与己无关的东西上签字，不沾不清白的指控。于是事情又陷进了僵局。
僵持了一阵，昭萍怕姓孟的又出什么花招，只好先带回两个学生，连澡都没让他们洗，赶写了一封托梅娘娘交给杨韵珊的信，（自秋平走后，梅娘娘又在补习学校做杂务。）找到在铁路上的关系，让阿喜、阿欣带他俩先回了上海。
第二天，杨老师就派一个叫小况的来了，小况是组织内的同志，在锦江饭店当侍应生。他给她带来了些生活费和消息。上海那边，“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的代理校长李祖坤先生正在亲自为叶知秋的事奔走。帮会的辜老板也已表示愿意出手帮助。根据掌握的情况，警方对知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罪名依据。鉴于目前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的势不可挡局面，共产党的代表潘汉年即将来苏州看望“七君子”，甚至想争取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所有同志和“七君子”一起获释。这使昭萍受到极大的鼓舞。
帮会的人找了孟局长后，他还是装作为难，准许昭萍留下来陪伴知秋，拿定主意要好好敲一笔才罢休。
昭萍于是留在警局牢房外、隔着铁栏陪着知秋。想到自己个性强，对家中的事情又很敷衍，平日里让知秋受的委屈一件件都涌上心头，只想尽量补偿他。知秋很受感动，怜爱地说：“这里太脏太臭，恶心死了。你哪里吃得消，不要天天来了。”昭萍说：“不，你不出去，我就天天来陪你，我决不一个人走。”
由于当局得知中共代表潘汉年要前来苏州探监，害怕群众和学生会闹事，便如临大敌加强警力。姓孟的得到命令，带人到市局参加统一巡逻，维持治安。这一去竟是二十天。
昭萍却一日不息地守在牢房里，衣不解带地一连二十多天，和知秋谈着秋平，谈着父母，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只除了到外面打饭买菜，整日里都寸步不离，夜里就坐在地上、靠在铁栏上过夜。牢里臭气熏天，臭虫蚊子猖獗。昭萍却从无半句埋怨。连警察们都开始敬佩起她来。
这天，姓孟的又来到了牢房。由于上司训斥他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去得罪市党部的官员，他懂得自己不可能再加害知秋，而昭萍的韧劲也让他不得不折服。他便开门见山地昭萍说，你要是想要你男人出去，拿两百元钱来赎。
昭萍此时也心力交瘁，随身现金所剩无几，便一咬牙，将一直藏着的父亲送给自己的那个硕大的纯金戒指交给了这个家伙。知秋终于在被关押二十六天后获得了自由。
叶知秋回沪半个多月后（1937年6月），经曾昭萍和李群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 蓝衣社枪打出头鸟
西安事变后，政府中一些人本来就手忙脚乱，而武大学生们还未开学就表现得很不安分，昭舫等“歌咏队”的同学都提前到校，排练抗日剧目。加之由于王校长的反对，包华与卫邦国强行“休学一年”的处分也已撤销，这让刘教官更觉大伤脑筋。
毛竞飞此时已正式被吸收进了复兴社，十分了解上面的意图。他几次带“动力社”学生去捣乱，找借口占据礼堂，逼使他们中断排演和临时改变地点。
但一切干扰都是徒劳。开学时，《阿银姑娘》还是顺利在俱乐部进行了彩排，彩排场内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师生和家属、工友。不久举行了公演，演出非常成功。自此后，校园内演剧与歌咏活动互相配合，救亡宣传更加有声有色。
随着校园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开学后，不少学生自发地早起进行实战军训，虽说人数不如学校组织时多，但是那精神和气氛确是后者不能相比的。这让有些人十分不安。
倒是正在参加与延安代表谈判的康泽眼光独到，指示校董事会因势利导，重新掌握校园的主导权。于是校方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方案，以国难当头的名义，停课分批军训！趁机将左翼学生占压倒力量的一年级放假，除一年级外，其余各级将在五月开始学生军训。
这样，这学期实际只上了不满三个月课，大批同学就纷纷离校了。
年轻的学生们一时还识破不了其中奥妙。但不少高年级学生确实不想参加校方组织的空架势的军训，也纷纷找借口离开校园。郭佩珊以去上海江南造船厂联系毕业实习为名获准离了校；而刘锡尧则在南京借病不归；左翼学生的实际领导李厚生也突然请假，（直到半年后，昭舫才知道他与万国瑞结伴去了北平），也走得很急。
童楚妮则打算去上海找他母亲的老师钱亦石先生，临走前到男生宿舍去找了昭舫。但却没有说很多话，也不说去上海干什么。昭舫知道她的个性，当然也不问，只是托她看望大姐，并帮忙带去他放在学校的一张秋平的两寸小照片。
楚妮和几个女生下山了，当她的身影消失在山下的一片绿荫之中后，昭舫才忽然感到若有所失。他何尝不知道楚妮那天问他的话的用意。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该劝楚妮不要选择那么沉重的责任呢，还是自己应该义无反顾地和她走上同一条路。
好在李毓章和潘乃斌还留在学校，还不那么孤独，干脆更加投入对音乐的热爱吧！
这两年来，潘乃斌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已经确立了他的人生观，在心中奠定了为理想献身的思想基础。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爱国活动中，以满腔热情写出了《日本马场财政之检讨》、《从入超减少说起》等多篇专业论文和短评，以“罗先珂”为笔名，发表在《外交月刊》和《武大学生》等报刊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罗先珂”，是因为他崇拜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他有时也写诗言志，用的笔名是“先珂”。
乃斌一直等待的左秧岷来汉后，的确曾来过珞珈山，但正好他当天不在学校。而左秧岷出于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快发现武大相当复杂，一个学校，居然国民政府高官和蓝衣社要人频频光顾。加之自己并没得到组织上安排的在汉活动的指示，便独自先回了趟黄冈老家。
由于一年级学生离校，歌咏骨干和积极分子一时少了很多。昭舫担心歌咏活动降温，便与潘乃斌、李毓章商量后，吸收了一些积极参加唱歌的同学加入歌咏队，其中包括周艾琳、魏公博等人。虽然“救国团”中有人对乃斌提出质疑和指责，认为周艾琳与CC关系密切，但乃斌认为，她本人很单纯，一直能坚持参加学唱进步歌曲，还曾给“青年救国团”提供过重要帮助。
周艾琳等人加入“歌咏队”后，很多没能参加进来的同学都跑来找找他们，抱怨说“歌咏队”人吸收得太少了。潘乃斌征求了其他“救国团”负责人意见后，认为可以再放开些，不同政治观点、而又积极投入抗日活动的人都可以吸收。结果歌咏队人数一下增加到百人。昭舫和毓章很兴奋，甚至还打算排练一个毓章编写的诗歌剧，将流行的歌曲组合起来咏唱。
但是形势远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么乐观。蓝衣社武昌站长郑扩儒到武大校园住了一天，马上就注意到了曾昭舫，这个学生拿着指挥棒，人气高、影响大，甚至不惜自己花钱，做的都是共产党想做的事，所以绝不能将他看简单了，任他用教歌的名义来控制武大。他怀疑曾昭舫不是仅思想激进。康泽说过，双十二事变后，共党正在找机会全面渗透并争取合法化，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武大很可能已经有了共党，至少有了它的外围组织在背后操纵。
郑扩儒现在行事特别胆壮。去年西安事变时，“复兴社”中很多高层人物置领袖安危于不顾，联名上书“武力讨伐”。而郑扩儒尾随康泽、坚决反对扩大事态的军事行动，拒绝在上报南京的请愿书上签字。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一大批复兴社实权人因错误表现而失宠。而他却因立场坚定而受到表彰和晋升。
他采取了几项措施，力图抓牢这个复兴社基础深厚的大学。他布置了眼线，又在军训刚开始便打破禁区，派出了一队宪兵进驻了校园。
一股冷气突向校园袭来，但大学生们却并没有把他们十分放在眼里，照旧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学习。
这次军训很艰苦，强度也很大。一到操训，学生们就得忍受军训教官的不堪入耳的辱骂和讥讽，敢怒而不敢言。不过相比别的学校军训而言，武大还算好的，不用吃粗劣的饭食。
学生们不想沾惹特务宪兵，便把所有愤怒都集攒着。表面看上去校园又沉寂多了。刘教官却以为自己扬眉吐气的时机到了，半年来，趾高气昂的学生们见了他就故意放声高唱来刺激他，他早就不耐烦了。何况郑扩儒已明确指示他要毫不犹豫地枪打出头鸟，看谁在干共产党想干的事，管他是不是真的共产党。省党部周远涤处长不也说过要乘机掌控大局，必要时可以杀一儆百、敲山震虎吗？
他向上司汇报的名单中，列在最头上的两个是曾昭舫和潘乃斌。郑长官认同了。他认为，曾昭舫利用教唱有效地扩散“共毒”，掌控了一批中了毒的学生，成为响应共党主张的骨干，而潘乃斌可能水更深。他点拨刘教官，可以选时机激怒下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说不定可以激他们透露出背后共党活动的蛛丝马迹。他说，共党肯定有人潜伏来汉并染指武大了，你看校园内组织有序的一次次集会和行动、激进的地下报刊，都足以说明问题，这可是远远超出了武大范围的大事。
刘教官受到了鼓励，他正迫不及待地要出口气。他忘不了一些大人物们的责备和训斥、讥讽和揶揄。一会要他“慎行”、“顾全大局”，压着他；一会又什么“拿出点成绩”啰、什么“动点脑筋”啰，还有动不动“我们总不能派警察去管学校，不然要你干什么”啰，像训儿子的口气。这碗饭真难吃！其实在他心中，什么军训、党国都只是虚的、次要的，而自己的利益、晋升和面子、才是实在的，高于一切的！
他要做出点成绩，枪打出头鸟不难，公开出面把校园闹得不安宁的头头，不是曾昭舫还能是谁？
他搜罗了一些最近的事，觉得胸有成竹。周六，他派人把曾昭舫叫到了办公楼二楼的训导处。
他带着讥讽的笑容道：“曾昭舫，你真算是学校的明星了。现在军训期间，有派来的教官操练。你出什么风头？在集合前指挥学生唱什么歌？那天你指挥队伍唱歌，张教官站在一边等你，倒像你是教官了。很多同学都向我反映，对你的作为十分反感。”
昭舫连忙解释说：“那天我们等了好久，张教官还没有来，是大家建议唱两首歌，以振军威。他来了我们就停下了呀！”
刘教官沉下面孔，“唰”地站了起来，用食指指着昭舫：“你还在强词夺理，在我面前站都没一点站相，哪像受过军训的？我说几句，你就顶几句。‘大家建议’？当我不晓得，那天谁在建议？都是你那伙的！你唱的什么歌？‘谁愿意做奴隶？随愿意做马牛？’你在针对谁？是政府、还是军训？”
昭舫哭笑不得，“刘教官，这是电影院正在上演的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插曲《热血》。是激励大家，不当亡国奴……”
刘教官忍不住了，用力将桌子一拍，“你少在我这里卖弄学问，我是在代表校董事会对你说话！我警告你，你这是哗众闹事，干扰抗日军训！靠你们唱几句歌就能不当亡国奴？我现在宣布，军训期间，不许你组织教唱歌，不许你借歌咏队来为异党达到政治目的，否则，一切后果要你自己负责！去吧！”
昭舫听得十分气愤，只觉得眼前这个身为教官的人实在无知透顶。他挺着腰回答说：“教唱抗日歌曲，是校方同意的，校领导曾多次光临歌咏队表示支持。您刚才的话如果是学校的决定，请贴出通告让所有人知道。”说完鞠了个躬出门，只听得刘教官在里面咬着牙说：“你有本事就试试看吧！”
昭舫看出自己有可能被拿来开刀了。但是他并没有被吓倒。他天真地以为，歌咏活动与所教歌曲均属合法，只要不让他们抓到小辫子就是。刘教官不过是趁左右派力量对比陡然变化的机会，抖抖自己的威风罢了。他打算把这些和潘乃斌商量一下，乃斌对他说过，今天要到“大智旅馆”住一晚的。
乃斌因不倦的努力，终于通过南下串联的同学找到了一个可能联系上组织的宝贵机会。他下山后，包括整个星期天，都忙得没有人影。昭舫于是没能找到他，也只好把这事情暂时放下。
新的一周，军训安排学生分批出发进行野营拉练。昭瑛她们文学院早一天动身。昭舫于是提前安排了教唱活动，教唱青年作曲家麦新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当时这首歌尚未公开发行，歌单是上海刘良模抄在纸上邮寄给他的。
“向前走，别退后，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中国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失守！……”
一时间，珞珈山上，到处飘荡着这催人斗志的歌声。刘教官却感到再无法忍耐，他的权威受到曾昭舫为首的激进分子的蔑视。
刚好“复兴社”派毛竞飞通知他，潜入武汉的共党分子星期天上午在汉口青年会举行了非法聚会，据侦察，武汉大学有人参加了。接着又得到穆啸谷的小报告，潘乃斌在校歌咏集会上发表反政府言论，还传阅过共产党的传单。
他听到“汉口”、“青年会”这些地点，联想到了曾昭舫和家不在武汉又频频下山的潘乃斌，是不是就是他们两个？拿下曾昭舫的决心终于下了。
昭舫并不知道大难即将临头。他正在整理拉练行李，被刘教官派人来叫到了训导处。
刘教官正一脸怒气地等着他，开门见山地问：“曾昭舫，你星期天在干什么？”
昭舫答道：“在家啊！”
刘教官放大了声音问：“和谁一起？”
昭舫忍住气愤回答：“刘教官，星期天我们学校有好几个老师和学生都到我们家餐馆吃过东西，都和我打过照面，您要不要把他们一个个叫来为我证明呢？”刘教官知道武大的人为了实惠，常有人吃东西前先去找昭舫，看来去开会的不像是他，但他未必一点都不知情。
既然诈不出，他又换了个表情说：“好，我就信你说的。但是，曾昭舫，我找你，还是你教歌的事。领袖曾经说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你昨天教唱的歌曲公然声称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你自己想想是什么性质吧！更严重的是，你利用教歌为掩护，进行变相集会。潘乃斌在你教歌前公开煽动大家，反对江苏高等法院对抗日救国会那七个人的《起诉书》，叫嚣立即释放危害国家的那七个人和全体政治犯。会上宣读的传单，十分像共匪中央4月12日发表的《宣言》内容。潘乃斌是和你走得最近的，他的事我也在调查。而你作为我们注意已久的左派学生领袖之一，如果还想继续读完你的大学，就不要对我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必须悬崖勒马，与政府合作！你必须说明，潘乃斌和你系受何人指使，文件是哪里来的。不许回嘴！现在就给我到里屋去，我限你今天内给我写清楚，为此事写出《悔过书》。那样，我可以让你参加明天的拉练，否则，你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不想再往下说了。”
他越说越气，长久来看够了左派学生的嚣张气焰，他早就无法再忍了！然而，由于他对付昭舫并未得到真正有分量的把柄，所以难免有些色厉内荏。他干吼了一阵后，生怕自己说不过昭舫，便不许昭舫分说，就连忙命他去里屋写《悔过书》。自己则坐在外屋抽着香烟。
吸了一支烟后，他并未消气。但大概也觉得无聊，就把外面门掩上，遛了出去。
“里屋”其实是用几个大书柜在屋内隔出的一隅，堆着刘教官的杂物，有一张不大的办公桌，屋角有一张小床，大概是这位忠于党国的教官在此值班休息用的。
昭舫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压住自己的气愤，冷静分析着形势。现在虽说李厚生他们都离了校，但正气还是应该占上风的。刘教官选在这个时候逞威风，显然错误估计了他们的力量。他决定要极力声辩和斗争，问他爱国有什么错！正一个人想着如何做时，忽然听见有两个人将头伸进外间门说着话。
是穆啸谷的声音：“刘教官偏又不在，哪里去了？等下潘乃斌那些人散了，哪里去抓人？”另一个是毛竞飞的声音：“你猪脑子，不守在那里。”穆啸谷说：“我一个人，那半山庐是教工宿舍，我守在那里，谁来报信呀？”毛竞飞说：“干脆，直接去军警室叫人吧！”两人说着声音远了。
昭舫无意间听得，乃斌显然被穆啸谷这个卑劣的告密者发现了什么！他当然感觉得到乃斌近来神秘行动的严重内涵，必须马上通知乃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怀着焦虑的心情，悄悄跑出到外面看。好的，训导处和走廊都没有人！他把心一横，当机立断地走出了训导处，跑下楼梯，一口气出了楼，抄小路，用他的短跑速度向半山庐奔去。
他已顾不得自己的后果，只想着乃斌可能的危险。一路上揣想着，乃斌常去赵师梅教授的弟弟、制图教员赵学田家，这会多半在那里。
他的行动竟被在对面法学院楼上教室的周艾琳看到，觉得好奇，便也寻迹跟踪过去。
“半山庐”在珞珈山西北部的山腰，是个三单元两层的楼房，由两个阳台连缀成一体。住的大都是单身教工。青砖墨瓦，色调简朴，庭前开阔平坦，屋后树木森森，与苍秀山势混为一体。这三单元楼房共用在中间的门，连着一个伸出的带檐小廊。
昭舫没有进门，却直接绕到了楼背后，在一楼赵老师房间的窗外敲了两下，但没有人回应。他忍不住叫道：“赵老师，我是曾昭舫。”
果然，有动静了。赵老师开了窗。昭舫一眼就看到，里面坐了一屋人，乃斌就在其中，晃眼看见楚妮家见过的左阿姨也在里面。她怎么会在这里呢？
昭舫来不及多解释，喘着气便说：“快散，穆啸谷去叫警察来抓你们了！”
乃斌一听连忙起身布置解散。昭舫又跑到前面门口等到他，说：“你不能回斎舍了，刘教官要追究你昨天散发的文件，说是共产党的。你快和左阿姨下山。我们的小船还是放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那边的，你们划船过湖更好。我来对付他们。”乃斌一边叫昭舫小心，一边带着左秧岷等人从树丛中寻路下了北山。
昭舫想偷偷再回训导处。便从他熟悉的树丛中的小路快步向山上奔去。已不远时，忽然看见毛竞飞和穆啸谷带着一群军警，正顺大路向半山庐方向走去。毛竞飞的手里居然还拿着手枪！
他怕乃斌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便故意放声咳了两下，继续往树丛中钻。军警们听见了声音便停下了。带队的大声喝道：“什么人？”昭舫故意不再作声，诱着他们停下来仔细听。
那些人见没了动静，又起步再往半山庐走，昭舫便连忙又往上钻，弄出声音。那当官的又叫人停了下来，叫道：“什么人，不出来开枪了。”
昭舫心一横，干脆嚷道：“你们凶什么？这山上不能来么？”
毛竞飞听出是他的声音，叫道：“曾昭舫，你在那里干什么，你过来！”
昭舫在树丛中说：“你少吓唬人，你有什么资格叫我过去。”
毛竞飞对警察说：“这家伙是一伙的，别放跑他，去两人抓来。”
昭舫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打算豁了出去。正准备走出树丛现身，忽然间周艾琳从树丛中飞快地穿过，来到自己的跟前，挺身站起来大声嚷道：“你毛竞飞算个什么？我们有我们的事，你滚远些！”
毛竞飞先是一惊，却又马上怀疑不是那么简单，就说：“把她也一起抓了。”
那警官一看，像是男女大学生在树林里幽会，便不耐烦地说：“你在这里发什么号令？哪能见人就抓？你们不要管那两个了。姓穆的，你说的姓潘的共产党集会，到底在哪里？”穆啸谷说：“不是这两个，是潘乃斌，在半山庐。”
他们放弃了昭舫。但是穆啸谷带军警走到了半山庐后，自己也说不清潘乃斌到底是进了哪一家。他当时怕得要死，只看见乃斌和几个生人进了中间的门，就慌着脱身赶去报告了。警察们只好挨家敲门，惹得老师们纷纷怒吼和抗议。警察们受了气，恨不得踢穆啸谷两脚。
毛竞飞倒觉得穆啸谷肯定没看错，他仔细想了一想，认为曾昭舫很是可疑，他很可能是在故意耽误他们的时间，掩护其他人逃遁。想到这里，他决定马上回学校找刘教官，要求先把曾昭舫抓起来审问。
12 挺身而出
周艾琳旁若无人地挽住昭舫的手臂，在校园里大咧咧地走着。昭舫此时只想到应该感谢，其余什么感觉都没有。倒是艾琳先说活：“你这时跑去树林干什么？”昭舫不善扯谎，一下想不出话说。周艾琳却马上猜到原因了，毫不犹豫地说：“要有人问起，你干脆就说跟我约会，这不会委屈了你吧？”昭舫这下清醒了些，连忙抽出手臂说：“周艾琳，我很感谢你多次帮我，但今天我死定了。我是被刘教官责令关在训导处写《悔过书》偷着跑出来的。”艾琳说：“你为什么跑出来呢？”昭舫不肯说，艾琳说：“没想到你到现在还不肯相信我！好，我告诉你，你现在只能说，是为了准时赴约和我见面跑出来的，才能大事化小。”昭舫说：“不！”艾琳气得要爆了：“你当我不晓得，你怕说了会坏了你和童楚妮的好事！我陪你去说，我不揽下来，你马上就得坐牢、灌辣椒水！”
两个人吵着到了行政楼前，刘教官正铁青了脸，叉着手站在楼门口。见他们二人到来，便乜斜着眼对昭舫说：“你有种！我一出门你竟敢就跑了，哪里去了？”艾琳抢着说：“他和我有约会。”刘教官说：“我没问你！”周艾琳大声说：“我不喜欢别人打断我的话，包括刘老师您！”刘教官气得恨不能煽周艾琳一个耳光，再把昭舫一个人拉进屋去整治。但想到自己到这个位置全靠周艾琳在省党部的哥哥，只好暂时忍下这口气，说：“里面来说。”周艾琳却说：“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非要到里面说。我正有很多话非要他给我说清楚哩！刘教官你证明一下，是你叫他在训导处写什么《悔过书》，还是编了谎话骗我躲我？足足让我等了半个钟头。”
刘教官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了。周艾琳随即转过脸对昭舫说：“戳穿了吧！唱唱抗日歌曲，刘教官会要你悔过么？我相信刘教官支持还来不及哩！完全是骗我嘛！”
周艾琳嗓门大。楼门前很快围了一群学生，以为出了桃色新闻。大家都想看个新鲜。刘教官脑子转过来了，周艾琳一向袒护曾昭舫，这回一定是他搬她来压我了！他回头看到楼门口也被人群堵住，有些恼羞成怒，便说：“曾昭舫，你自己说。”
昭舫懂得，毛竞飞等人抓不到乃斌，一定会在学校搜，必须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为乃斌争取时间。便坦然地说：“不全是周艾琳说的那样。我出去有别的事，不是去赴约会的。我想我应该有行动的自由吧？”
刘教官说：“我叫你在我办公室写悔过书，特别说了不许你出来。我一走，你怎么就跑了？”
昭舫反问：“我悔过什么？”
刘教官忍无可忍，“你以教歌为名，变相集会，散布异党言论，还要我一条条帮你说么？”
昭舫不动声色道：“刘教官你说得太吓人了，我只是教唱歌，学校允许的。我散布了什么异党言论了？”
刘教官说：“你还狡辩！我问你，潘乃斌是不是鼓动大家去威胁当局，要释放危害国家的那七个人和全体政治犯？”
昭舫说：“我叫曾昭舫，不叫潘乃斌啊！”下边的同学立即一阵哄笑。
刘教官气得直咬牙，正要发作，昭舫一眼看到，远处毛竞飞和军警正在朝这方向走来，看来没抓到人。但他立即想到，不能让刘教官和毛竞飞串通了情节、来分析他的离开和半山腰看见他的事，便十分坦然地说：“我出去的确是为了串联同学，动员大家在拉练时，参加为营救‘七君子’的签名和请愿活动。”他又加了一句，“当然也要动员周艾林。”
刘教官一听，勃然大怒：“曾昭舫，你想造反么？”
此刻，昭舫什么都已经想好，心也完全平静下来。他用眼一扫，自己的弟弟和几个东湖中学的学生也站在人群中。他决心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昭诚，哥哥在关键时刻是什么样子。便大声回答说：“我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学生应做之事，这如果就是造反，那孙夫人、廖夫人，还有政府中的冯玉祥、于右任、孙科、李烈钧，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和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他们都为营救‘七君子’而请愿，我请问刘教官，这些人是不是个个都是我们的楷模？他们又是不是在造反？”
刘教官怒不可遏：“曾昭舫，你好大胆子，你跟谁在说话？你是在这里发表演说么？你分明是在煽动！看来，共党的传单就是你拿来的，你说的句句，都和共产党说的一样！”
昭舫冷笑道：“请教刘教官，共产党是怎么说的？我真的还不知道。”
学生中发出一阵哄笑，更叫刘教官恼羞成怒，暗中发誓若不整治曾昭舫，再不为人。李毓章站在人群中，不懂平日里温良恭谦的曾昭舫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地出言犀利，心中一边为他大叫“痛快”，一边为他捏了一把汗。
刘教官见学生人多，压了下心里的火。说：“你一个学生，直言不讳地要发动众人营救‘七君子’，那我问你，谁教你这么做的？你的文件是哪里来的？”
昭舫说：“我没有你说的什么文件。但我承认，我一贯认为七君子爱国无罪，应该马上释放！我要求自己做有良心的中国学生，是武汉大学这么教育我们的！我发动同学进行爱国活动又不是第一次了，你不是早就把我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封我做了‘学生领袖’么？”
刘教官此时才发现，原来自己口才那么笨，简直不是曾昭舫的对手。气得只顾咬牙：“曾昭舫，你行啊你！今天我算见识了你的真相了。”
正在这时，毛竞飞带着军警回了。他提着手枪的形象立即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反感。李毓章大喝了一声：“毛竞飞，你是学生，还是特务？”其余同学也大声嚷了起来：“毛竞飞，你贪污了我们多少伙食钱？”“毛竞飞滚出学生宿舍！”群情激奋起来。
毛竞飞挤到刘教官面前耳语了两句，刘教官抬起头大声说：“潘乃斌站出来！”却没有人理会他。等他喊第二声时，李毓章已在人群中悄悄低声地起了一个音，喊了声“预备……起！”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了震耳的歌声：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刘教官见学生们情绪激动，恐众怒难犯，只好忍气带着毛竞飞和警官到了王星拱校长的办公室。
王星拱校长其实一直在注视着楼下发生的一切，算到刘教官会来，便拿起一张报纸，仰坐在藤椅上。
刘教官一进门就大声说：“王校长，学生要反了！”
王星拱冷笑道：“学生反了？那我这个校长是不是该马上逃命啊？”
刘教官被呛，一时说不出话。毛竞飞藏起了手枪，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站在一边。
那警官走上前，说：“黄校长，”王校长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我不姓黄，你口音是孝感吧？‘黄’、‘王’应该分清的。”那警官被呛了一句，窘了一阵，才又说：“王校长，我们接到情报，已经有共产党特派员潜入了武汉，前天在汉口‘青年会’组织了非法聚会。有人发现有你们学校的人参加，听人呼他的姓是潘，据分析是贵校的学生潘乃斌。昨天，他趁歌咏队非法聚会唱歌之际，分发了共党特派员带来的匪中央《宣言》。今天又有人发现，潘乃斌在半山庐非法召集人开会，我们赶到时又被他逃脱。请校长派人把潘乃斌叫来，让我们抓获归案。”
王校长靠在椅上，不慌不忙地地说：“据我所知，潘乃斌是我校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从未听过他参加非法活动一说。你说的两件事，没一件说得肯定。自古有道是，捉贼要脏。现在讲，抓人要有证据。你凭什么说两个‘非法’的会（他把‘非法’两字说得特别响亮）都有潘乃斌？至今你们连一份所谓的传单都没有拿到，就凭分析那就是共党《宣言》，还是‘特派员带来的’，恕我不敢认同。你半山庐抓的人呢？净是些捕风捉影的事嘛！”
警官辩道：“校长不要为难我们。我也是当差。不瞒您说，今天上司电话，明令我是将潘乃斌‘抓获归案’的。求校长支持。”
王校长把报纸往桌上一扔，站了起来，大声道：“那更奇了，从来没有说警察可以直接到我武汉大学抓人的！这样，你们要回命，就先把我抓去吧！”
那警官被王星拱校长的正气逼得退了一步。定住神后，才又上前磨了一阵，见不可能有结果，便一个人失望地退了出去。
刘教官这才开始接着讲述曾昭舫今日的“狂妄表现”。王校长听了一半就打断他的话：“刘教官，西安事件和平解决之后，全国上下充满团结和解之气。曾昭舫的所为，并没有与政府当今团结全国抗击倭寇的方针相违背。如果说他对您不够尊重，我倒可以叫他向您道歉。不过，刘教官也要胸藏海量，体谅年轻人的方刚之气。他们有些受不得委屈呀！”
刘教官不服，说：“王校长，曾昭舫不顾我的劝阻组织教歌，实际上是为反政府的非法集会提供机会。我要求将曾昭舫开除学籍，以正校风。”
王校长说：“教唱抗日歌曲是校董事会同意的，歌曲是经过上报审查的，你怎么能随便制止呢？即使顶撞了刘教官两句，也没有到该开除的地步啊！”
刘教官大声说：“王校长，曾昭舫长期煽动和操纵武大学生运动，他因旷逃党义课，早已记过一次大过、一次小过了，这次足够给他给他记过，岂不是就够开除的。”
王校长冷笑道：“我曾听裴教务长说过，十月初，汉口市政府寄来一封嘉奖信。说曾昭舫在汉口等候轮渡时，看见‘居巷’民居失火，便临危不惧，组织路人救火救人，并奋不顾身冲入失火人家中，用盆将水向上泼，使一场浩劫得以避免。当地居民二十九户联名上书，请求市政府通报嘉奖。我们学校还为此记过他大功一次，以前的‘过’也一下都抵光了的。对了，您不还亲自在早训时对学生宣布过此事、要大家向他学习么？”
刘教官不由恼羞成怒了，几乎是嚷道：“可是现在又是曾昭舫扰乱军训，妄谈国事，出言骄狂。这样一个一贯藐视党国的学生，闹出这么大的事，潘乃斌又是当局通缉抓捕的人，而您却一味护着他们，这是要我们尽不了职责，要我们辞职么？”
王校长眼睛看着窗外，冷冷地说：“我不知道刘教官何以这么激动，我是办教育的人，要我不明不白地开除学生……”
他停顿了一下，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我宁愿：更换一个教官！”
刘教官仿佛被煽了一个耳光，半天说不出话。他强吞下怒火，和毛竞飞退了出去。
王星拱送走了这些人，懂得这事不会就此了结。他坐下来，给武汉大学的前校长、现国民政府教育局长王世杰写了一封信。写完天色已不早，他便走出了办公楼，准备回家。
五月的天黑得较晚，楼外空地上还聚集着很多同学，拿着羽毛球拍的学生也没有打球，所有人都在谈论着什么。见校长出来，顿时没了声音。王星拱走到壁报前一看，顿时怒火直冲脑门。
墙上贴着武汉警备司令部通缉潘乃斌的布告！
他掉转头，又急匆匆地返回了办公室，拨通了省教育厅长家的电话，他激动得不让对方插话，对着电话嚷道：“学校是学术天地。我的学生出了问题由我负责！警察不得擅自进校抓人。何况每项罪名都只是个‘莫须有’，这哪一点符合现在团结抗战的精神？”
他气血攻心，当天就病躺下了。
次日李毓章去看他。他见没旁人，把李毓章叫到床边，塞给他十元钱和一封信，“他们已经调查排除了其他姓潘的同学，锁定潘乃斌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能找到他的。你把钱给他，让他赶快离开武汉。先到北平，按这个地址去找刘文岛教授，避避风头，就在那边听课。眼前武大这个局面不正常，是长不了的。你们要多小心，不要让人跟踪了。”
李毓章走后，王星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已知道教育厅以他生病为借口，叫他休息，正打算让裴济宗等人主持军训时期的学校工作。他更深知，曾昭舫、潘乃斌这些热血青年，正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
13 珞珈受难者
昭舫心里着实痛快。他故意装出激动而狂傲，成功地把刘教官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自己身上，给了乃斌等人脱险的充裕时间。
昭舫和刘教官当众进行交锋的那天，刘教官没能得到王校长的支持，只好灰溜溜地出来，恶狠狠地看了昭舫一眼后离开。当时昭舫仍留在文学楼前的空地上。他知道自己多呆一会，就会多吸引毛竞飞等人一会，乃斌他们的时间就会多一些。
昭诚也不愿离去，他为哥哥的英勇气概所激动。昭舫再三叫他回去赶晚自习，他才和朋友们一起走了。毓章等同学们还在三五一群地发表议论，也不想去吃饭。擦黑时，过来了几个警察，贴出了通缉潘乃斌的布告。当时王校长正好下来，看了布告后怒气冲冲地又上了楼。
昭舫看了布告后，先感到的竟是一丝宽慰，这说明乃斌等人已成功脱险了。而且除了乃斌，特务没有发现其他人。布告是用毛笔抄写的，说明张贴量有限。
同学们则都很义愤，虽然天渐渐黑下去，聚集的人反而多了起来。
昭舫稍微安心了些，但他的思想正被新的不安充满，乃斌下一步怎么办呢？毓章拉了他一把，告诉他食堂已经关门了。他便和毓章一起，到山下校门口的合作社小餐馆去吃饭。
毓章陪昭舫吃完饭，又一起回到宿舍，发现昭舫的房间居然被人搜查过了。他多年来收集的歌单散落了一地，还遗失了很多（所幸毓章那里存有备份）。石秀夫不在宿舍，毛竞飞选了此时机带“复兴社”上山的人来下了手，用的是搜捕潘乃斌和共党的《宣言》的名义。有些同学闻讯后赶来昭舫房间，见状都十分愤怒。昭舫更是忍无可忍，立即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贴出，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次日，他还是随拉练的队伍出发了。
而气急败坏的刘教官在毛竞飞搜查昭舫宿舍后，就拿着搜出的一本斯诺的《西北印象记》，迫不及待地到教育厅和省市党部、还到郑扩儒处告了状。他报告说，曾昭舫有重大通共嫌疑，列出其一贯散布左倾观点、煽动和组织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公开宣传共党言论、扰乱军训、辱骂教官等罪状。然而，他的上司们虽然都懂得此时必须给刘教官有力的支持，以打击左派学生的气焰，防止共产党影响扩大，但却没一个人认为刘教官提供了足以拘捕曾昭舫的充分证据。便都只是答应给校方施加压力。只有郑扩儒明确表态说，可以将像曾昭这样的“害群之马”开除了事。
一心想帮昭舫的周艾琳在当晚就和她哥哥周远涤通了电话，次日又慌忙地下山，到省党部找了他。受不了妹妹纠缠的周远涤终于打听明白了。警察原先要抓的其实只有潘乃斌。有“复兴社”的人在汉口青年会监视到，有两个北方口音的人组织会议，怀疑是共党派来的特派员。并听到与会者中有人称呼“武汉大学的潘同学”，当时并不敢确定就是潘乃斌，因为武大姓潘的有好几个。不过尽管带有推测和怀疑成分，他们还是准备将潘乃斌抓来逼供。但现在事情又有了变化，潘乃斌锁定了，复兴社还打算将曾昭舫也列入和“共党特派员”接过头的重大嫌疑人。而周远涤属CC系，鞭长莫及。心里也巴不得回避这些事，便自称爱莫能助，还警告妹妹离他远点。让周艾琳失望而归。
教育厅直接给学校临时主持工作的领导裴济宗来了电话，传达了康泽的指示：立即开除曾昭舫，以维持“党和领袖在大学的绝对权威，净化校园空气。”
学校在各方压力下，终于草草地“征求”了董事会意见，作出了开除曾昭舫的决定。
《通报》如同做贼般，冷冷清清地贴出。那天学生已出发野营军训，学校里留下的已经不多，所以一时没有什么反响。
倒是在东湖中学的昭诚见哥哥顶撞了刘教官，放心不下，下课后独自悄悄跑到武大，看到了《通报》。
他大吃一惊。知道哥哥是去了磨山一带拉练了。便顾不得回学校请假，一口气下山，雇船过了东湖，又连走带跑地奔向山顶，去找哥哥的营地。
苍翠的磨山在武汉大学西北面，与珞珈山隔湖遥望，山麓一直延伸到湖中。山上林木密布，古树参天。昭诚无心欣赏迷人的景色，一口气到达了山顶。
他茫然地环顾四周，南边的绿树一直连绵铺到远处的南望山。除西南边有少些沼泽农田交错点缀外，三面几乎都是浩渺的湖水。隔湖的稀疏的村落散布在无边的田野中。
终于俯看到了在树丛中的一个营地，他一口气跑了过去。发现原来是文学院的，最先就碰到了李毓章。
拉链队伍尚未接到学校下达的通告，听完昭诚的讲述，大家先是吃惊，接着便怀疑他看错，然后愤怒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
李毓章站上了一处高坡，激动地号召要“集体退学抗议”。接着曾昭瑛、周艾琳等不少同学也纷纷响应。他们马上派出同学，和昭诚一起到另一边工学院的营地，去通知昭舫和石秀夫等人。
几乎是同时，裴济宗也带着学校的正式通报来到了拉练营地。一坐下就立即派人把昭舫叫去了教官的帐篷。
昭诚带来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学生们开始骚动了。文学院那边，毓章已经在发动同学捆背包，准备停止拉练野营，回校抗议。
同一学院的包华听到毓章在发动抗议活动的消息，觉得小题大做了，何况他历来不想将昭舫列入自己阵营。他气喘着赶到毓章处。由于毓章的带动，这一片的情绪最为激昂。
包华把毓章叫到静僻处，说：“毓章，你这一闹，不正中刘教官他们的下怀，把救国团成员暴露出来吗？”毓章没好气地说：“我们本来就是战士，不战斗，隐蔽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包华耐心地说：“你再想想，前天，左大姐一上山就曾嘱咐过要‘稍安勿动’。说我们‘青年学生救国团’眼前的中心任务是团结校领导，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统一战线，不要因个别人和孤立事件影响了全局。你是救国团的成员，应该服从统一指挥，不可由着个人感情而独自行事。”
毓章看了他一眼，反问：“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统一战线？别的我不说，刘教官那些死硬分子是不是在接受你的统一？那些宪兵进校是来让你统一来的吗？就在这两天，学校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不能任校领导代替当局某种势力行非义之举。”包华说：“我已经说过，不要只看到孤立的人和事嘛！”毓章不满地说：“照你的意思，我们岂不是要团结在校领导周围，一起来开除曾昭舫吗？”
包华生气了，“你怎么这么说？曾昭舫的事，要服从大局，不能因小失大，大局打开了，他的事自然也就解决了。再说他的过激行动带有很多个人因素，太出风头，不能代表我‘救国团’的立场。还有，你不能感情用事，应该想想，为什么会有CC分子出来帮他说话？”
毓章也当真生气了：“你说话的口气怎么很像当今政府？曾昭舫不‘过激’，不引火烧身，有些人还能在这里吗？我昨天还有些奇怪，他怎么一反常态跳出来，言辞那么锋利，完全不像是他的个性。后来才想明白，他原来是故意牺牲自己，吸引特务，是为营救别人，当中好像也包括你和你带上山的人。哎，这难道会是与CC串通的吗？”他不由自主地声音越来越高，“包华，那一刻，昭舫在我心里的地位，已经由朋友上升到了榜样！所以，我不相信你代表的就是‘救国团’的态度！”
包华也急了，说：“你这人就是这个毛病，文人性格，受不了战斗纪律的约束！”毓章道：“任何纪律都是为原则服务的！绝不会是出卖和背叛！”
包华受不了了，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说：“你太冲动了！用词已经很不理智。我对你已经够克制的了。我说不过你，但是我告诉你：李毓章，任何时候都有中心任务，你更没有权利用‘救国团’的名义去发动同学，打乱整个部署。”毓章气得不再说话，背上背包扭头就走。
几十名同学（大部分是歌咏队的成员）自发地背着背包，跟在毓章身后，在湖边喊渡船，打算回学校抗议示威。好容易喊来了一艘渡船，毓章等十来个人上了船。艄公不让再上了。其余的同学只好继续在湖边等着。当毓章的船走到湖心时，还没有第二条船来。反倒是裴济宗带着几个随队的老师赶过来了，开始劝阻湖边的其他同学。
毓章等赶到学校，立即联名贴出了抗议和要求学校取消开除昭舫决定的大字报，并扬言“将羞于作为镇压爱国言行的学校的学生，为此抗争到底，直到退学抗议”。签名的有李毓章、曾昭瑛等十一人，其中有南下寄读生魏公博，还有长期被一些同学贴上CC标签的周艾琳。
昭诚和哥哥，以及石秀夫等十余人是坐第二条船离开拉练营地的。回到学校时，天色已晚。石秀夫以他个人和部分同学的名义，去找王校长进行交涉。机械系赵师梅教授等，也联络了哲学教育系教授范寿康等老师，参加到了为昭舫“作保”的行列。王校长当时卧病在床，一边劝毓章、秀夫等冷静从事，避开警方锋芒，一边撑起身子，向他们保证说，只要他还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就会尽全力争取，让曾昭舫、潘乃斌回到学校。
昭舫此时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显得非常冷静。准备坦然接受这个结果，以表示他对黑暗势力的极大藐视。他对昭瑛说，他已经对这一结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拿定了主意不向学校中的黑暗势力屈服，“这样的学校不读也罢！”他“现在连行李包都不打算解开”了。
他认为二姐一直靠自己力量读到大学实在不容易，明年就要带上学士帽，毓章又是天才学子，希望他们都不要受到他的影响，把最后一年读完。他回房间收拾好其余东西，放在自行车上绑好，向赶回来支持他的同学们道了声别，头也不回就下了山。
其实他急于下山，更多是希望通过汉口的朋友，设法马上通知和帮助危险中的潘乃斌。
昭瑛、昭诚和毓章一路送他出了校门。昭瑛看着弟弟消失在绿树丛里，眼泪流了出来。但是她坚定了明日和校方继续斗争的决心。
14 变态校长毒打昭诚
昭诚陪姐姐他们回了学校，又去看了下聚在办公楼前的学生，等他们逐渐散去后，自己便也回“东湖中学”去。这时并未到九点下晚自习的时间，但他却发现学校已经关了大门。
珞珈山曾是昭诚可尽情舒张他无拘无束个性的乐园。他到东湖中学一年多来，已经熟悉了山上的每一处地形和林间的每一条小道。不管王本纲校长管教多么严苛，他和朋友们都还是能找到张扬少年人天性的空间。他也经常和同学到哥哥那里，和大学生一起打球，一起唱歌。他的哥哥让他自豪，使他自然成为朋友们羡慕的对像。
但他哪会知道，他的校长王本纲早就不喜欢自己，甚至很厌恶他。
王本纲才二十九岁，曾留过洋。这个出身恶霸乡绅之家，在专横跋扈中长大的恶少，回国后更加看不惯自己的国人同胞了。他尤其厌恶武汉人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特征，谈论起来便充满鄙夷。这位校长崇拜英国绅士拄着拐杖的形象，认为这体现了高等民族的气质和风度，便模仿着、一天到晚在校园里手上不离一根绅士棍，用棍尖指点着学生呵斥。他发现棍子给他增加的威严后，进而发展到对棍子有了特殊癖好，专门收集了各式棍子好几十种，展览式地摆放在兼作校长室的宿舍外间，其式样和用途涵盖了英式拐棍和警棍。每天换一根拿在手上，在学校昂首逗步。
王本纲心里总在自怨，怎么会投胎到这个倒霉的民族，几乎没有希望将这些土包子改造得像洋人一样。被任命为这一贵族学校校长后，他就下了决心，要在这学校管教出一批能像他一样的人，建一个党国的楷模学校。他的努力也确实有些成效。像去年“一二·九”学潮，武汉连小学生都大批参加了，但东湖中学却是武汉少有的管住了学生的模范学校之一。
王本纲对武大情况了如指掌，尤其仇视曾昭舫这样的学生。他断言昭舫教歌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其目的就是借这项青年们容易喜欢的活动控制武大校园的政治空气。只可惜他无法插手武大的事，只能将反感转移到曾昭舫的弟弟身上。当爱国抗日的歌声也传进了东湖中学的校园后，他开始处处刁难昭诚，并且在心中计划，要找时间管束一下这个“曾昭舫的弟弟”。他曾借早训集合时间严厉训斥过昭诚几次，但还远不能解他的恨。凡对当今政府带有叛逆色彩的学生，凡是有向往自由的天性的学生，甚至凡“中国味”太浓的学生，王本纲都持有病态般的仇恨。而且这仇恨越来越不可抑制地折磨着他自己，经常在梦中用自己收集的一根根拐杖尽情地抽打他们……
这两日武汉大学的“曾昭舫风波”传到他耳中后，他竟一个人在珞珈山下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亲自上山帮助弹压这帮气焰嚣张的左派学生。武大宣布开除曾昭舫，他认为太宽大，这样的学生，应该让宪兵抓去严刑拷问、追其同伙才对！
王本纲查房时，发现昭诚下午下课后就不知去向。后来接到武汉大学的刘教官打来电话，说是曾昭诚跑到磨山通风报信，喊回了一群左派学生在武大闹事。他顿时气急败坏，决定要好好教训这个曾昭诚一顿，便早早就通知传达室关了校门，不让他回校。
昭诚一口气跑回学校，见校门关了，着急起来，就透过校门缝朝里窥望。工友张师傅发现了他。悄悄告诉他，是王校长下令把他关在校外的。昭诚幼稚，不晓得深浅，只想偷着回去算了。便绕到靠山边的后院墙，助跑了两步，一跃，就翻了进去。不声不响回到了宿舍，准备就睡。
突然，王本纲校长推开了寝室门，瞪着就要冒出火焰的双眼站在门外，用手中的拐棍指着他说：“好你个曾昭诚，你真有本事啊！还是进学校来了？起来，跟我来！”
昭诚把刚脱下的衣服又穿上，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了王校长的房间，心想，这下一顿训斥是免不了的了。
王本纲跷着二郎腿，坐在靠背藤椅上，在他身背后，靠墙一溜摆着各种式样的拐棍、绅士文明棍和警棍。
昭诚站在门口，胆怯地：“报告，王校长！”
王本纲咬着牙，用阴冷的声音说：“走进来，关上门。”
昭诚照办了，他在想，校长一定是要和他关起门来谈话了。
王本纲死死盯着昭诚，似乎想从这个十四岁的孩子身上解读出，叛逆和匪性是哪里来的。沉静了半分钟后，他突然跳了起来，高声吼道：“下午哪里去了？怎么进学校的？说，说，说啊——！”
昭诚被吓了一跳，定住神后，怯生生地回答：“我去武大看我哥哥，回来见校门关了，就从后边的矮墙爬进来的。”
王本纲所有对昭舫、对左派学生、对共产党、对中国这个“劣等民族”（他早已认为自己已修炼脱离了这个民族）变态的仇恨，这时突然需要疯狂地迸发出来，集中倾泻到这个身材瘦削的孩子身上。
他猛地站起来，手上拿着那根两头包裹了橘红色橡皮的文明棍，用棍尖指着昭诚：“你胆大包天！你反了啊！你哥哥是共产党，想在学校造反，被开除了。你也想造反，是不是啊？”昭诚见他头上的筋都暴得通红，怒不可遏的样子，心里很害怕，决定不去回答他。
王本纲怒火越烧越旺：“你跑得快啊！跑到磨山搬人到武大闹事，闹得宪兵队都出动了。你好大本事啊！吃了豹子胆啊！谁教你这样的？说，说，说啊——！”
昭诚已经吓得说不出话，而王本纲此时已觉得他抓住了一个小共党，他激动得已将自身置于审讯大堂之上。他越说越激动，突然间，他的兽性冲破了一切他受过教育的约束，他挥手做了一个熟练的动作，让那棍子重重地打到了昭诚屁股上。
昭诚先是吃了一惊，在感到突来的疼痛时，他本能地喊了出来：“你是校长，怎么打人？”
王本纲两眼红的就要冒出火来，挥起棍，又是一棍打了下去，喝道：“叫你来就是教训你的，你还敢回嘴，老子想打就打。”
昭诚挨了第二下，刚才挨过的地方已经火辣辣地痛了起来，他朝一边躲避着，大声抗议道：“民国革命已经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能用棍子打学生？”
王本纲跳到昭诚身后，挥手又打了下去：“这里老子就代表民国，打的就是你这个小共党，这就是王法，你还敢犟嘴，老子打死你！”
昭诚再也无法压制自己的愤怒了，大声喊道：“你是什么校长？开口闭口‘老子’，用棍子打学生！”
王本纲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理智，他干脆破口大骂，且更加恶毒地用棍子抽打昭诚，落点由屁股发展到双腿，继而扩大到背，扩大到肩，扩大到头。
昭诚渐渐支持不住，倒到了地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撑起来喊道：“你今天只要没有把我打死，我会叫我哥哥来收拾你，他一个要对付你这样的十个！”说完，就失去了知觉。
这句话竟被王本纲听进去了，他忽然感到全身发冷：
曾昭舫真来找他算账怎么办？
在昭诚被毒打后的第二天，工友老张偷偷到武大找到了昭瑛。昭瑛闻讯大惊，连忙叫了李毓章和石秀夫到东湖中学，把昭诚背到了武大。三个人轮流照顾着他。
第三天，山下的昭舫也得到了消息，怒发冲冠，立刻带了和尚和牛万贵上了珞珈山。但他显然没有经验，没有找他在报社的朋友同来。
昭舫看了尚在昏迷的弟弟后，越发怒不可遏，拔腿便要去东湖中学找王本纲算账。昭瑛见昭舫那么冲动，连忙撵出来，嘱咐他冷静行事，不要授人以柄，不要惊动警察，更莫连累了父母。又叫毓章和秀夫紧跟着昭舫，不让他造次。昭舫一路想着姐姐的叮嘱，冷静了些，开始思考怎样有分寸地教训这个恶棍校长。他大步走着，后面自发追随的同学竟有二十多个。
王本纲过于赤裸的粗暴行为不胫而走，令众学生家长大为震惊。一时间舆论大哗。几个家长自发找到教育厅，表示严重关注，声言不能接受校方如此对待学生。教育厅原本很欣赏王本纲的铁腕治校手段的，但这次见这蠢货干得实在败事有余，不得不对他加以呵斥。王本纲正有些丧气，忽听说昭舫回珞珈山来了，立即想起了昭诚‘我哥哥一个要对付你这样的十个’的警告。他是亲眼见识过昭舫在操场上的勇武的。然而祸已经闯下，后悔已无济于事。他吓得连摇刘教官和宪兵驻地的电话。但是接线的速度显然太慢，再不逃跑，自己可能要被教训得威风扫地和狼狈不堪，他慌忙屁滚尿流地从小路下山，溜到城里躲避去了。
昭舫来到东湖中学，得知王本纲已经溜了有一阵，让这个恶棍躲过了一劫。他抑制住自己强烈的复仇欲望，把王本纲的一大堆棍子抱到了东湖中学大门口。当着数百学生的面，把那些棍子一根根整齐地摆了一地。一边对学生们说：“看看谁对这些棍子有特殊的爱好吧！这是王本纲校长毒打我弟弟的凶器，我弟弟究竟犯了什么罪，要遭这样的毒打？这还是学校么？这是在代替日本人向爱国学生下手！大家说这个校长还配为人师表么？能不控告这个流氓校长么！”
武大的学生们在东湖中学校内外的墙上，贴了很多抗议随意毒打学生、要求严惩打人凶手的标语。后来警察接报赶来时，昭舫等都已离去。警察们见没有出什么事，也没有油水，随便看了看就走了，连那些标语都懒得“取缔”。李毓章连夜赶写了一篇报道，抄后分发给了教育局及几个报社。
此时，这位王本纲校长在中学生心目中已经是形象全无、威信扫地了。
15 学子的骨气
和尚和牛万贵把昭诚背回了家。此时广诚正好为生意随曾昭泰去了四川。静娴看到昭诚被这样抬回来，遍体鳞伤，还发着烧，大惊失色。她强忍悲痛，叫人去请医生来家为他治伤，更担心广诚回来看到后怒火控制不住，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昭诚被毒打后，直到第四天才醒过来，浑身仍然滚烫。他发现自己躺在家中，母亲和二姐、哥哥以及李毓章都守在自己身边。他无力地喊了一声“妈妈”后，就又昏睡了过去。
他共躺了足足五天，身上的烧才退。
武汉大学的学生被这一连串事件大为震怒，抗议声浪不断。王星拱校长写报告申请辞职。曾昭瑛、李毓章、周艾琳、魏公博等九人愤然退学，以表抗议。一些教师公开发表声明反对随意开除爱国学生。珞珈山群情激愤，学潮一触即发。
学校见强力镇压措施落得适得其反的结果，感受到了到巨大压力。找借口将刘教官派到南京参加一个会，留下即将毕业的毛竞飞在校中“等潘乃斌回校就加以拘捕”。
军训也被迫中断了很多天。不久，教育厅又祭出看家本领，宣布对武汉大学军训进行调整，将部分院系提前放假。
由于当时几位学生领袖都不在学校，没有人出面进行有力组织，也没有将认识上升到特务政治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本质，抗议声浪并没有能持续多久，部分院系一放假，当局担心的事便如其所愿消泯了。
王本纲仍惧怕昭舫或其他学生找他算账，找借口去了南京。鉴于他的暴行影响实在太恶劣，加之众多学生家长和社会知名人士的质询和抗议，教育厅终于被迫将其罢免。
昭舫被开除的第五天，也就是昭诚被毒打的第四天，自动退学的周艾琳匆匆来到公新里六号。
她为昭舫的事和哥哥周远涤暴发了一次冲突。
周艾琳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双亲“九一八事变”那年就都去世了。周远涤比她大十二岁。他们中间还有两姐妹，均已出嫁。周远涤最疼爱的是他的这个小妹。
艾琳从记事起，就听到每一个见到她的人赞扬她的美丽。上中学后，她就不断被选中给明星、给贵宾、直至给蒋主席献花。她逐渐懂得了自己的美丽，相信自己每天都在成功征服那些见过她的男人的心，从而得到虚荣满足。在武大，一开始她并没把昭舫特别放在眼里，但是当看到昭舫逐渐成为众多女孩的偶像，而并没有对她表示足够注意、更未成为她的崇拜者时，她有些不甘心了。特别当发现童楚妮——她的家庭本来就被她瞧不起——和昭舫的友谊可能往不寻常的方向发展后，她稳不住了。她的好胜心本能地被放大。她开始主动进攻，去接近昭舫。而改变自己曾用过的、以挑逗的方式引起他注意的做法，变得很注意迎合昭舫的好恶，并找机会帮助他，让他满意。每次歌咏活动时，她都去得很早，故意当着众人和昭舫亲近，以逼走那些她认为是不自量力的竞争者。
但在和昭舫的接近中，她身上中华女儿原始的朴素爱国情结和正义感不知不觉被唤醒了。她不仅渐渐感到，昭舫和他的朋友们是值得尊敬的热血青年，而且她对社会的看法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和哥哥的争执越来越多。昭舫被迫害，她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保护昭舫。昭舫被开除，使她从内心对这个政府对付学生的特务做法由反感上升到愤怒，进而产生出强烈的抗争的意识，毫无顾忌地以退学来声援昭舫。另一方面，对于她，没有昭舫的大学已经是不值得留念的了。
周远涤深感妹妹受左倾思想影响越来越重，感到十分头疼，萌生了把艾琳送到南京、甚至国外读书的念头。尽管如此，周远涤在警告她不要惹火烧身的同时，出于对妹妹的爱，仍忍不住向她透露，“蓝衣社”中有些人觉得曾昭舫和潘乃斌可能是个突破口，极力想趁二人都离开了学校的机会，将他们秘密逮捕加以审问，搞清共产党派人潜入武汉的情报。借口嘛，可以借昭舫带人到“东湖中学”示威一事做文章。
她从哥哥那里进一步知道，其实，对潘乃斌和由此引出的开除昭舫事件，在教育高层产生了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毕竟，自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趋势已经形成。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历史的主流，思想有了变化，懂得那种镇压爱国人士及其言论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艾琳现在心里只装着昭舫的安危，听完哥哥提供的消息后，才懂得昭舫还没被抓仅仅是为了等着潘乃斌的出现，便不顾一切地从家中溜了出来，她要把这些内幕告诉昭舫，让他赶快离开武汉，躲避风头。
恰好，这时潘乃斌也回到了汉口，来到了曾家。
武汉大学开除昭舫、引起骚动的那几天，潘乃斌正好按计划去了应城等地。回汉后，他直接去了昭舫家，这才知道那天昭舫通知他离开后，珞珈山曾经发生过这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他受到极大震撼，十分感激因此而失去大学学籍的昭舫，以及受此牵连而遭王本纲毒打的、涉世不多的少年昭诚。
他懂得，昭舫不仅是出于个人感情这么作的，越发觉得这一家人品德高尚。而对包华说的左大姐叫“暂时牺牲”昭舫以“顾全大局”的话感到不解、困惑和痛苦。
他坐在昭诚的身边，十分动情地对昭舫说：“都是因为我。”
昭舫说：“你怎么这么说呢？刘教官和王本纲他们只不过是找到个机会、对积极抗日的学生下手罢了。这样的学校，被它开除甚至是一种光荣！”
乃斌点了下头：“其实，我真从内心瞧不起那些老爷们，居然把矛头对准你，真没有眼力！你是个单纯、热情而不太关心党派和主义的人，怀疑十个人是共产党也不该怀疑到你头上，这是群混蛋加笨蛋！昭舫，你不愧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只是，你个人和家人的牺牲有些太大了，我真过意不去。”
昭舫摆着双手制止他往下说。毓章将王校长的信和钱递给乃斌，简单说明了原委后，有些激动地说：“昭舫值得，我甚至有些嫉妒，怎么是昭舫而不是我呢！因为学校的无理决定，连王校长都申请辞职了！乃斌你看，现在在你面前的，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
“我也不是！”楼梯上传来周艾琳的声音，大家吃了一惊。周艾琳像一阵风上楼来，对静娴喊了声“叔叔”，就跨进了昭舫的房间，说：“学校分不清黑白是非，还配教书育人吗？”她也不管自己的出现给大家带来的惊愕，一口气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个完：“其实就连他们对潘乃斌的通缉，当时也都是出于捕风捉影的推论，毫无有力的证据。但是，他们都是没有人性的特务啊！昭舫，他们想把你们抓去严刑逼供，留着你不抓就只为等乃斌回来。你们赶快先离开武汉避几天吧！你哪里会听说过这世界上的黑暗酷刑！我求你们了，要不，和我去趟南京？”
昭舫一边谢着，一边摇头。乃斌说：“周艾琳，我从心里感谢你的多次帮助，还特别钦佩你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
昭舫说：“你说得对，我们俩应该离开武汉避几天。不过去哪里我还要想一想。周艾琳，你带来的消息真是太重要了，我想你还是先回家去，来，我给你写个大智旅馆的电话号码，你暂时不要再来了，当心有人跟踪。”
艾琳立刻感到自己还没有被昭舫完全信任，心里一阵刺痛。但此时她不想违背昭舫的意志。她看了一眼躺在床上还发着烧的昭诚，说了声，“快一点，说不定特务们已经得到消息要动手了！”一个人先离去了。
其实连周远涤也不知道的是，郑扩儒有着不同的想法，他认为曾昭舫在东湖中学并没有做很出格的事，做不出什么文章，再抓住不放可能会引发学潮。而现在抓潘乃斌已没有多少意义，他充其量只是共党的鼓动和利用对象，“特派员”恐怕早就走了，不如放长线钓大鱼，以免打草惊蛇。昭舫和乃斌因此才侥幸逃过一劫。
昭舫原想先到法租界去避几天。但艾琳一走，乃斌立即就提出，希望昭舫和他一起马上动身去北平。乃斌并不打算去北大旁听，但他想去北平找党。他早就想到特务们不会对他和昭舫善罢甘休，艾琳的到来，正好证实了他的担心并非多余。
静娴和昭瑛见昭诚已无大碍，又将担心转到了昭舫身上，便一致赞同他们去北平。
当天晚上，两人就一起登上了火车，离开了武汉。
16 北平之行
火车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驰骋。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麦田青青。勤劳而贫穷的乡民们，正无忧般地享受着最后的和平岁月。他们中大多都不可能知道，不久将会有什么样的灭顶之灾降临到他们身上。
潘乃斌望着窗外，心情很不平静，他希望此行能找到李厚生和万国瑞，因为他知道他们是去北平找党的。而左秧岷的冷漠与高深莫测并没有为他指明方向，反而搞得他不知所措和疑问重重。
乃斌认为曾昭舫的作为绝非出于私人友情，他明显有了一种深明是非的责任感，让他在非常关键的时候，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保护了他和救国团的一些领导成员，包括并不欣赏他的左大姐。
此时坐在对面的昭舫也在沉思中，他对自己的作为没有一点后悔。其实，他的动机并没达到乃斌所评价的高度。他对弟弟因此遭毒打而受伤感到十分心痛，一再强压着自己的复仇欲望。他担忧，虽说母亲完全站在自己一边，但父亲回来或知道后，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会发怒么？他能理解么？家里一下失去了三顶他呕心沥血盼等的“方帽子”，他会受得了这打击么？
看来，他的学生生涯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那与同学知己漫步珞珈，相伴湖岸，议论人生，感慨时局的生活一去不返了。曾经挥动指挥棒带动同学慷慨高歌、“一二·九”寒冬里战斗武昌江畔的让人留恋的一切，也都成为往事了。还有他喜欢的操场，他为武大创造的铁饼和铅球纪录……值得留恋的大学生活啊！
他为楚妮彼时不在武大感到遗憾。她至今还不知他的遭遇，她若在场会怎样呢？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自己曾对她说过，想以后留学深造，看来这都成泡影了。好在楚妮并不在意他是否出洋留学……哎，去吧，这些都去吧！以后走另外的路，过完全不同的生活吧！
他毕竟不是英雄。凡夫俗子的失落感正在越来越多地困扰着他。
他此去北平，除了避难，还想整理一下心绪，亲眼看看自己仰慕的明清古都，看看它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危亡，以回答自己何以对这从未去过的古城如此魂牵梦萦。想到这里，他将双目转向乃斌，发现他也正把注视转向了自己。此时两人不需再交流，也都懂得对方可能想着什么。当年考上大学时的种种幻想和憧憬，已经显得幼稚，而留恋大学生活也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他们应该去寻找新的天地，以无悔自己的青春。
列车行走了将近五十个小时，到达了北平。
古城北平以雄浑磅礴的气势，一下就征服了两个年轻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被无形的力量所震撼，也立即找到了自己和千万中国人“不欲亡国而生，誓愿殉国以死”精神的源脉，那就是伟大的祖国和他几千年的文明！
我们可爱的祖国，为了你的神圣与尊严，任何个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啊！
他们手执王校长的信，拜访了颇具魏晋风度、传说曾“以头撞领袖”的刘文岛教授。刘教授看完信就在案头上迅速写着便笺，边问：“钱够不够？”他把便笺交给乃斌，“拿我条子去找他，住东斋。外出要当心！这里是前方，很复杂，不比你武汉。日本特务在街头暗行胡为，侵略大军对我北平虎视眈眈。好在现二十九军抗日情绪高涨，和‘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相互处得很不错。不过，还是要提防和日本人一个个鼻孔出气的便衣，万不可大意。”
其他都不用说了，北平战争阴云密布的形势，谁还会选择在这里的大学旁听？
他们坐了一阵后，告辞出来，乃斌叹道：“可惜我们面临国难，不然，我真想奔走于北大、清华，听他的课。这位形迹放浪的学者，不愧章太炎先生为他写的那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他一身的傲骨正气，就够我们学一辈子了。”昭舫说：“他声音又细又没有劲，我恐怕不会喜欢听他的课，只会拜读他的书。”乃斌笑着摇头说：“非也！这，你学工的人体会不出来的，就是刘先生那样的语音，才有古韵情调呢！”
他们按刘教授的条子，找到了一个叫梁炎的同学，由他安排住到了北大“红楼”西面的“东斎”学生宿舍。
每天外出时，他们都要路过从东斋通往二院（理学院）的道口，看到悬挂在钢架上的那口大铁钟。北大，这所曾涌现大量深刻地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的高等学府，无时不撩动着他们内心对大学生活留恋的那份隐痛。
当第一次路过北大西门路北的那座图书馆时（昭舫听大姐昭萍几次说到过它），乃斌不无遗憾地对昭舫说，他真希望此生能将有一半、至少有三分之一在这里度过。这里有国家最多的藏书。曾留下清末老举人陈汉章先生被藏书吸引、决定不当教员当学生、以求饱览这里的藏书的逸事。
但是红楼内学术空气再浓厚，也无法给他们带来安静的感觉。整个北平的空气压抑得令人窒息，日寇在城外挑衅的吠叫声，已经完全扰乱了每一个人的神经。
他们到红楼不远的沙滩大街吃饭。这里店铺一个接一个，满街飘香。来这里吃饭的学生很多。两个人到了“海泉居”坐下，要了醤肉和馄饨等候。
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曾昭舫”。昭舫诧异地回过头，店门口竟站着魏公博。两人立即一愣，怎么他会出现在这里呢？
魏公博是南下附读的东北籍学生，给人的感觉是心直口快。他曾给了昭舫《松花江上》的歌单，在他还不是歌咏队的成员时，就经常到场跟着学唱救亡歌曲，感情真挚激昂。但在“西安事变”时，他又明确表示“拥蒋抗日”的立场，与毓章辩论得不可开交。不过当滕培英说“宁肯亡给日本还能活下去，亡给共党就死无葬身之地”时，他却立即翻过身来大骂：“滚开，你去当你的亡国奴，我不与你这样的小人为伍！”让人不解。这次见昭舫被学校开除，他又坚决站在昭舫一边，反对学校开除进步学生，并且以退学表示抗议。他的举动让乃斌至今仍觉有些反常，至少是不寻常。
魏公博来到他们的桌前坐下。昭舫便又叫了一份。魏公博坐稳就率先道：“我先还以为看错了，你们怎么也来了北平？”昭舫还没来得及回答，魏公博又说：“我弟弟就在北大。你们有地方住吗？我就住西斎。”昭舫笑着说：“真巧，我住在东斎。”公博说：“我原想到北大旁听。但现在北平人心惶惶，城外倭寇强兵虎视，哪里还能读书？我弟弟说，北大都要南迁了。说说，来北平有什么打算？”
乃斌未回答，昭舫笑道：“散散心呗，你说，我不学乖点跑出来，怕这回都关在牢里灌辣椒水了。”魏公博说：“刘教官那些人，急于杀良冒功。我原在北平‘东北大学’读过。民国二十四年‘一二·九’，我也参加过游行，也见过共产党的人。你们哪点像？蒋委员长身边，恐怕净是刘教官这样的些奸臣，把爱国学生都说成是共产党，那岂不是说爱国就是共产党？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乱臣贼子把我们东北丢了，这下华北也危在旦夕了。你们喝酒吗？”
昭舫说不喝。几个人说着话、吃完了东西。昭舫站起来和公博分手。公博说：“这样，曾昭舫，你们要没事，就到西斋找我，我陪你逛逛北平城。这里是元、明、清古都，古迹名胜遍地，全国找不到第二个，一块石头都可以说出个历史典故来。可惜，不晓得还能不能保留下来让后人看到。”
昭舫记下了公博的住址，和乃斌出来。乃斌见没人尾跟，对昭舫说：“他来得好快，你不觉得奇怪吗？”
昭舫不以为然地，“他这人很直率，毫不掩饰自己拥蒋抗日。你是不是多虑了？”
乃斌摇着头说：“周艾琳、魏公博都不是‘救国团’的成员，却表现得如此突出果敢，我们到哪里，他们就马上跟来了，这也太巧合了！不是我说你，昭舫，你也太善良了，要多长个心眼哪！”
昭舫说：“我知道的。这样，我来北平没什么目的。明天我主动去找他，让他尽管陪着我，你好去办你的事，好吧？不过你可要多小心，晚上一定回早点，别让我担心。”乃斌说：“你也一样，小心点，要有事，我们就留个条子或者带信给梁炎。”
第二天，昭舫一早就去西斎找魏公博，要求他带他游历北平。也就是这天，梁炎帮乃斌在清华大学联系到了他要找的人。
几天后，昭舫闻讯造访了上海来的“青年会战区服务团”，再次见到了刘良模，也认识了另一位带队人、作曲家吕骥。吕骥比他大六七岁，五年前，曾在武汉参加过创建“左翼戏剧家联盟”。那时昭舫还在读中学。但这两年从刘良模和张文光那里多次听到过这个名字，这会才有幸得以相识。
昭舫兴奋地参加到他们的活动中，到“军官歌咏训练班”中讲课和教唱，还被两次安排到廿九军为战士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和《五月的鲜花》。乃斌有次也和他一起去了，还为他的教唱画了几张速写。
以后，昭舫又跟随吕骥一起去了次绥远，参加“军民联合歌咏大会”。
这样，他到了真实的反侵略前线，闻到了带有血腥味的硝烟。他从刘、吕二人身上，学习着爱国音乐家的无畏和满腔热忱。现在他已经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事了。他决定回武汉编出为大众所需的救亡歌曲集，让抗战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
17 投入全民族的抗敌战争
广诚是在昭舫走后几天回到汉口的。他一进家门，就觉察到了异样的气氛。接着知道的一切，让他如雷轰顶。他让子女戴上“五顶方帽子”的人生目标，顷刻间受到致命打击而湮灭。他很可能在商会由洋洋得意倍受恭维落为奚落讥讽的对象，这实在叫他太难接受。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东湖中学去教训王本纲一顿。被静娴一句“你怕你儿子抓不进去么”浇熄了火。接着他回到卧房里，坐在凳上大声埋怨起了昭舫，自己不好好读书，还把弟弟、姐姐都扯了进去，这下三个人的书都连念不下去了，几百大洋也打了水漂。
静娴听不下去，规劝他道：“这明明是学校不讲是非。你的子女个个都知好知歹的，这样你倒不满意么？要他向那些昏官和特务低头吗？你算是走过大江大河的人了，未必不希望儿子活得顶天立地？”
广诚叹了口气，见到昭诚和昭瑛关着门的房间，便又换了个目标，说：“我指望两个儿子都有昭瑛照顾着。她管不了不说，还没事找事，自己那么艰难求学，就要到手的方帽子她倒不要，再赌气也要想想后果啊！”
静娴更不满意了，但是说出的话并不重：“他们不是像你的脾气吗？我看你的儿女个个都有骨气的，学校的好多学生都跟着昭舫学，好几个跟着退学，还有个大官的妹妹。你也该为他们长志才是啊！再说，天下的好学校多的是。你想他们读书，将来换个学校再读给他武大看看，不就是了。”
广诚向来对静娴极其尊重，听了这些，觉得都在道理，只好不再作声。
但是他的烦恼还是无法消除，总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商界同行的笑料。从此常一个人到前面店里闷坐。听到人家谈起学校和子女的事时，脸上再没有了往日的矜持，而是悄悄离开。而田贵义的劝慰也不能让他释怀，竟一度郁郁寡欢。
昭舫是六月下旬回的家。一周前魏公博告诉了他们武汉大学传来的最新消息，乃斌的通缉已被撤销，昭舫等只要愿意回学校认错，学籍还可恢复。
离开北平时，日军正开始在北平周围一带不断地举行夜间演习，北平人已经日夜生活在战争降临前的恐怖之中，一些大学和文化机构都在紧张地安排南下，就连火车票也紧俏起来。乃斌对昭舫说他要去趟山西。昭舫想，大概乃斌不相信武汉的通缉令已撤销，而又一心要找去共产党吧！他从不去了解乃斌在北平的行动，而自己也没改变不加入党派的初衷。他听说过共产党内一切都要服从组织，不能有个人意志。所以，一方面相信这是个没有私心的、有牺牲精神、能成大事的党，但另一方面又断定自己的个性可能不会适应，便决定自己的人生要和他们保持一个距离。加上他也放心不下武汉的父母，便和乃斌暂时分了手。
乃斌与昭舫分手时有些不舍，同窗两年，那份友谊早情同手足。他嘱咐昭舫回武汉要继续发挥所长，用歌声唤起民众，把《抗战歌曲集》尽快编出来。
昭舫根本不打算去向学校“投降”。从前线回来，他的追求几乎完全变了，他怀着新的计划，一到家就马上写信叫毓章来汉口，并已计划好找出版商、做完最后要做的工作。
此时广诚也终于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而且有了退一步的想法。他十分诚恳而和蔼地向昭舫建议，既然不想读书了，干脆回来帮他打理生意。
他的生意十分顺利，为了扩大营业面积，他已租下了中山路上正对云樵路口的一处两层楼房，开了一个“通成分店[78]”，他想把它交给昭舫。
昭舫一时无言以对，他想了一下，对父亲说，让我先休息下吧，我想出一本书。
广诚一听由忧转喜。在他心目中，能够出书的都是大学者，这又要让商会秦禹洲那样的势力眼哑口无言了，可见儿子这些年的书并没有白读，自己的钱没白花。他怕多问了显得自己没有文化，便一口答应了，还嘱咐他不得半途而废。
昭舫有些意外，一直担心的和父亲间的一场唇枪舌剑的冲突，这么轻松就烟消云散了，他从来就没有心思去做生意。父亲爽快的支持，让他受到鼓舞。
如果晓得了昭舫的真实打算，广诚不责怪他不务正业才怪：唱歌能当饭吃么？何况他就是为唱歌被开除的，还不接受教训？幸好这个生意人太爱儿子，只希望他有点事做，好快点振作起来。
这个抗战初期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歌曲集，多少得益于广诚对儿子的溺爱而顺利诞生。
昭舫占用了“大智旅馆”三楼的那间房，和毓章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们把新收集的线谱歌曲译成简谱，然后将所有歌曲都亲手重抄。他们很注重格式，原则每一行的小节线都要求对齐，而对少数小节宽度进行调整，让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小节正好落在边上，看上去整个歌曲形成方方正正美观整齐的一块。每一段的歌词与曲谱间必空一行，使视唱起来十分清晰。基础好的人视唱时，可以不用单独唱谱而直接唱出歌词。他们严格移植来线谱中的音乐符号，例如对圆滑线、延长、换气、强、弱、节奏快慢等。将当时国内流行曲谱中的五花八门的符号错误进行更改和统一[79]，作出了典范。
七月初的汉口，宛若一个蒸笼中的城市。几年来习惯了珞珈山宜人环境的曾家姐弟和李毓章，比其他人更倍感酷热难当。昭舫和毓章为了躲避旅店的嘈杂，又把编辑搬到了公新里六号昭舫的卧室。母亲和两个姐姐、弟弟都在帮他们做些辅助工作，插不上手时，就在一边换着为他们打扇子。直到夜深，昭舫和毓章才在“大智旅馆”门口的人行道上，摆上竹躺椅或竹床，度过难熬的大半夜，临近天亮凉快一些时再回到“大智旅馆”睡觉。
这天，后半夜才刚有了一丝凉意，昭舫和毓章回房间后，就在竹床上睡着了，一直到早晨九、十点钟还在熟睡。忽然间，他清晰地听到了报童“号外”的叫喊声。
什么大事？专门出了“号外”？昭舫猛然惊醒，从窗口一眼看到了街上报童手中的七月八日的早号外：《倭賊悍然对我卢沟桥守军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
一直悬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灾难到底一倾而降了！
从那天起，武汉人仿佛忘掉了炎热。整个城市都被愤怒充满。一批批市民来到市政府请愿，武大的学生也派了代表下山，要求汉口市长吴国桢和市政当局收回日租界。“打倒日本，收复日租界”的口号声响遍三镇。
武汉人现在确信战争降临了，对日本人的仇恨猛烈喷发出来。市面上，日货已悄然绝迹。日本人完全不敢走出租界。而驻汉的日军也宣布租界内戒严，一边大肆收购粮食、棉絮、沙石、废铜烂铁等作军需物资。组织日侨民众构筑工事。日本驻华海军也摆出准备登陆作战的姿态。
武汉市市长吴国桢强硬地通知日租界当局：不得妄动，武汉政府将马上收回租界！并限期日本侨民全部撤离，由汉口市警察局对其财产进行处理。消息传遍全市，万众拍手称快。
但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着一付汉奸心肺的黄浚，竟从南京私自向日方泄露了中国准备封江的消息。日人大惊，火速决定溜之大吉。到7月底，日清轮船公司、日商泰安纱厂以及公大、松本、福田各厂及三井、三菱洋行等均停工停业。8月7日，日本驻华海军陆战队司令谷本马太郎下令，提前拆毁租界内军事设施，破坏一切公共设施，打烂了租界内所有路灯，于凌晨3时撤退。
曾在中国人面前十分傲慢的日侨们，垂头丧气地走上轮船。一些人甚至流着眼泪，不愿离去。他们在中国恣意张扬着占有欲、享受充裕物产的生活结束了。他们都知道日本国内的境况，那将是物资匮乏和吃咸鱼的生活。
轮船最顶层，羽田征太正戴着一副墨镜，嘴角挂着一丝鄙夷的笑意，俯视着这场景，像是对身边的同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不了一个月，我们的皇军就会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支那人，我会重新回到汉口！三个月内，大日本无往不胜的军旗将一直插到昆仑山顶！”
在日侨撤离的队伍中，唯独没见宗方武彦，因为他在武汉从来就没有以日本人身份出现过。
次日，汉口市警察局长陈希曾带警员进驻日租界。当天就在新小路[80]查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吗啡制造工场，又在以“雪世馆”为伪装的屋内，抄获了一个伪钞的印刷所，有大量印好来不及销毁的假钞。侵略者的卑劣用心和无耻行径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日租界被武汉人民收回了！大街小巷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此时，汉口各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新安装的广播喇叭中，正反复播着蒋介石委员长的庐山讲话：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
……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全面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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