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舫正以最大热情编撰抗日救亡歌曲集，他看到了自己工作的现实意义。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暴行让炎黄子孙空前团结，为支持前线将士浴血抗战，需要用抗战救国的歌声唤起民众，让它响遍武汉大街小巷，传向大江南北。
广诚发现，他一度担忧的“颜面扫地”完全多余，如今眼见竟让自己不得不去猜想什么才是天意：昭舫被武大开除的消息在社会上流传开后，不但没听说有人鄙视嘲笑，反而让他成为了汉口青年和学生们的偶像！每天都有三五结群的青年主动上门，赞扬他的骨气、与之交谈、向他学歌。商会同仁见面时，也时有人凑上来恭维他教子有方。
其中有个叫王杰臣[81]的，比昭舫大几岁，是金城银行的电工，几乎每天必来。同来的还有不少职员和工人。
在公新里六号昭舫的房间里，桌上、床上都铺满了两人几年来收集的爱国歌曲和音乐出版物。既有剪贴的单张歌单，也有成册的。像上海国立音专编辑出版的《乐艺》、《音乐杂志》和《新夜报》的副刊《音乐周刊》，作曲家黄自的《爱国合唱歌曲集》，麦新和孟波合编的《大众歌声》第一集，刘雪庵编辑的《流亡三部曲》，周巍峙编的《中国呼声集》，以及《国防音乐特辑》，由江西省音乐教育委员会出版的《苏联音乐专号》和《救亡歌曲特辑》等。
昭瑛成了实际上的组织者和后勤负责，昭琳、昭诚也在帮忙做力所能及的琐事，他们工作得很辛苦、很默契。
他们唯一有分歧而争论不休的是，歌集叫什么名字呢？好名字好像都被用完了。
这天，他们，包括一群常来找昭舫的朋友，又争论起来。毓章说：“我说过多少次了，关键的是内容，不是名字。叫《珞珈山歌声》、《爱国歌声》、《大众歌声》都可以，你又都说不好。”
昭瑛道：“你说的本来就都不好，《珞珈山歌声》范围太小。《爱国歌声》太狼，当局要查禁的。人家不唱就不爱国了？你应该要让连警察、士兵都可以大大方方、没有忌讳拿着唱才是。”
昭舫接下来说：“其实《大众歌声》的名字不错，不分官兵民等都适用，但是别人已经用了。”
在场的一个叫薛培悠的朋友小心地问：“《江城歌声》呢？”
毓章大声说：“不好不好，和她刚才对《珞珈山歌声》的评价一样，你这名字像专为武汉人预备的歌集。”昭舫也摇头。所有的人都参加进来争来争去，想了一大堆名字，却都得不到大多数人满意。
几个人争累了，昭舫泄气地说：“看来，我们几个江郎才尽，只怕还要向社会征集才行，这才要叫人笑掉大牙。”
昭瑛忽然睁大了眼睛说：“要面对所有人，不分官兵百姓，我看不如就叫：大、家、唱。”
她才说完，大家一起欢呼起来：“妙啊！就叫《大家唱》！”
又是一个新的早晨。最后编辑工作已终于完成。昭舫和毓章忍痛暂时放弃了一些可能会被当局某些人刁难的歌曲，把所编入曲目分成六类。分别为“一般歌曲”、“工农歌曲”、“军人歌曲”、“妇女歌曲”、“儿童歌曲”和“纪念歌曲”，还有普及音乐知识的“附录”。
在经过当局审查删改后，《大家唱》第一集[82]中，将《中华民国国歌》放在最前，列出了当时最流行、歌单转抄量最大的救亡歌曲，如麦新、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前发[83]的《打回老家去》、崔巍、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光未然、闫述诗的《五月的鲜花》，陈瑜、聂耳的《毕业歌》，陶行知配词的《锄头歌》等，还有在军队中影响巨大的《救国军歌》（塞克词、冼星海曲），《只怕不抵抗》（麦新词、星海曲）等。著名的《松花江上》在该书中用了两个名字，因为当时很多流浪同胞都将其称为《流亡曲》，但是当时因他们不知道作者[84]未注出。最新的歌曲有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妇女节歌》，还收入了毓章配词的《“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歌》，乃斌和毓章用满江红调配词的《国庆歌》。
昭舫说：“我能做的都完成了，光未然早就答应我，他要为《大家唱》第一集写序。我已将目录寄给他了。”光未然是张文光的笔名，他因为受到特务的威胁，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昭舫拿起扇子，为自己和毓章扇着：“现在还差个封面，毓章，你是书法家，封面上《大家唱》三个字，还是你来写吧！”
毓章说：“不行，我哪是什么书法家？我那字只能应付标语哪、对联哪。上封面最好用美术字，还要有点画。要不，叫昭琳画封面？”
一向很少说话的昭琳急得在一旁连连摇手：“不行，我不敢。”
正说着，听楼下有人喊昭舫，原来潘乃斌从山西回了。
昭瑛拍手道：“妙啊，他回得正是时候！”
昭舫快步迎下楼去，与乃斌互相拉着双手，激动得简直不想分开。他接乃斌上了楼，说：“黑了，瘦了。我看，你就住我这里吧，毓章也住这里哩！”
乃斌用眼角扫了昭瑛一眼，故意说：“那当然好极了，但我可不比他啊！”昭瑛说：“还是那个调皮劲，小猴子！”昭舫说：“我叫葵花去端点早点来。”昭瑛说：“你们说话吧，我去叫。”
不一会，葵花去端了肉丝面和小包子来。乃斌边吃边扇着扇子，直言不讳自己去了山西，见到了共产党的军队。他仿佛没在意曾家两姐妹有些惶恐的神情，说：“我带回了共产党中央向全国发出的抗战通电，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二姐，三姐，在北方，我看到的军人，都根本不想弄清你是什么党，日本鬼子都打到屋里来了，自家兄弟还分什么党呢？现在要做的就是，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团结起来，抗日！”
昭瑛说：“你说得都对，可武汉毕竟不是华北啊，顽固分子多得很呢！你这话在街上怕还没说完就会被抓了。”
昭琳在一旁小声插话道：“昭舫，你总说潘乃斌画得最好，叫他帮忙画封面吧！”昭瑛说：“他才从火车上熬夜下来，也该等他洗个澡，休息下再说吧！”
乃斌听了，忙问是什么事。昭舫说了。乃斌眉头一皱一舒，说：“昭舫，你记得你在二十九军教唱时，我画了几张速写吗？你把书包的那个画夹拿出来，看能不能用？”
昭舫忙照他说的将画夹拿出来摊在桌上，里面有几十张他此行的写生和速写，有军人、风景、北方女孩……大家马上一致选中了昭舫指挥廿九军军人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一张。
乃斌兴致十足地问昭琳：“三姐，有小号排笔吗？”昭琳似有些慌乱，红着脸说：“都留在艺专了，家里只有铅笔、砚盘、大字笔，什么颜料都没有，只有红、蓝靛水[85]。要不，我去买。”乃斌想了一下，说：“不用了，就要砚盘、靛水。来，昭舫，给我一盒洋火。”
昭舫、昭琳照做了。乃斌取出几根“洋火”，在桌子上剁齐了，做成了一支“笔”。
他在砚中蘸了墨，在一张白纸上，就用火柴棍做成的“笔”将那张速写临了下来，做成了一幅版画风格的封面画。再用棍蘸了蓝墨水在上方画了点五线谱。等到干透后，又另做了一只“笔”，在五线谱上方写下“大家唱”三个字。在大家一片赞叹声中，乃斌放下了火柴，他的表情宣告，封面完成了。
所有在场的人立刻欢呼起来。昭琳兴奋得脸都红了，说：“真行啊，比我们‘美专’的都行！”
这就是以后千万人看到的、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歌集《大家唱》的封面。
昭舫为他打着扇子说：“你大概有很多事要办，怎么样，在我这里住下吧？”
乃斌睁大调皮的眼睛看着昭瑛，昭瑛抿住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说到这里，敏感的昭瑛飞快看了一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乃斌的妹妹。乃斌现在可不是刚进大学时单瘦的小青年了，两年来，他已长得魁梧强壮。不过昭琳却完全没有觉察到姐姐的眼神。
静娴早把一切看在眼里，这些日子她特别留意毓章，知道昭瑛心里就只有他。天气那么热，毓章整日里在楼上大汗淋漓地伏案苦干。静娴每天上下午都要在她的小佛堂打坐数小时，常常出来以后，发现他居然还坐着在写，一动也没动过，不由暗暗称奇。她从这些青年们的言行中，感觉到昭舫一定是在做比他父亲的生意重要得多的大事。听昭瑛说要留下乃斌，她立即出面安排，要广诚将楼下经理室的外间会客室腾出来，让乃斌、毓章就在这间房住下。
但乃斌只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就出门了，他还要完成带来的使命。
乃斌此行已经坚决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他将在汉口接上关系后，等学校临近开学前返回珞珈山。他会公开站出来，打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当仁不让地组织学校的各项抗日爱国活动，以抗战的名义，与投降派势力作坚决斗争。
昭舫则要把精力用于《大家唱》的出版了。他早就在书铺街金城文具店老板姚铿的帮助下，认识了上海“教育书店”的总经理贺礼逊，贺老板对出版事务轻车熟路，很快，所有《大家唱》第一集的出版手续均已经迅速完成。其他准备工作也都有条不紊地展开。
歌本将在“武汉印书馆”排版印刷，版面为32开。据贺老板说，最多大约一个半月，即可完成“三校一读”，拿出校样。王杰臣亦有朋友在“武印”，对于印刷武汉版的抗日歌曲集热情也非常高。一切都让昭舫和毓章受到鼓舞。他们便不间断地开始了第二集的编辑。
经常登门的朋友尽管看他们每天累得几乎要散架，却还是忍不住催促他们：“昭舫，毓章，你们的歌集要赶紧出版，现在迫切地需要用歌声鼓动民众啊！”
“我们把歌本印出来，在汉口这边组织一个群众歌咏队，以此为骨干，像上海刘良模和吕骥做的那样，到工厂、码头，到所有地方演出、教唱，让抗日的歌声响遍武汉的每一个大街小巷。”昭舫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他激动地对朋友们说出了他的下一步打算。
八月上旬，武汉可怕的酷热还在展示他最后的威力，但是夜间开始呈现出了凉意。昭舫和毓章每天忙得连乘凉都顾不上。
这天在楼下毓章和乃斌住的房间内，昭舫刚和毓章两人刚胡乱吃了晚饭，忽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是从地球上消失了吗？”
昭舫如同听到了一声雷响，整个胸腔都震动了：在房间的门口，站着微笑着的童楚妮，她背着一个满满的大帆布书包。
2 楚妮回汉
楚妮的头发已经蓄长，不再是中学生的那种短发，这让她显得成熟了很多，而她青春的魅力正光芒般地透射出来。
昭舫忍不住要喊出来，却一句话都说不出，他曾经历过那么大的磨难，多么希望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她能与自己在一起啊！他让不间断的工作占据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多少是出于躲避失落和寂寞，但始终排不尽心灵最深处的那份孤独，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她？楚妮，你到哪里去了呢？
她冲着毓章微笑着点了点头，把书包往昭舫身后的床上一放。昭舫这才缓过神来问道：“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楚妮笑着说：“我都回了半个多月了，又被通知回校参加军训。我们一年级的回校后，已经把那帮老法的气焰打下去了。毛竞飞的‘生活伙食管理员’也被撤职，现在学校正气又恢复了。抗日派扬眉吐气，军训再也不能成为刘教官们趁机打压学生的工具了。”
昭舫感到欣慰，那已渐渐远去的校园仅一瞬间就又回到了他心里，他情不自禁地说：“太好了，当时你们要是都还在学校，他们哪能那么猖狂？”
楚妮说：“朱久思、陈尚文、林金铭都叫我问你好，他们要发动学生联名上书，要求学校主动恢复你们的学籍。你呢？怎么不回学校去看看？”昭舫没有正面回答，却说：“潘乃斌也回了，和毓章就住这里，你见过他们吗？”
毓章装作很沮丧的样子摇着头走来，叹气说：“你这么问还有意思吗？我刚才算彻悟了‘陌同路人’这四个字，童小姐说了那么半天，有那么一丁点问到我的意思吗？”
楚妮冲他做了个鬼脸，斥道：“去去去！”又不好意思地顶道：“你哪里会缺了人问？”但是这句话才出口，她就觉悟到，显然把自己和昭舫比喻成了昭瑛和毓章的关系，不禁脸“刷”的一下变得通红。
静娴正在楼上凉台乘凉，听到一楼传来女孩的说笑声，立即飞快地下了楼。楚妮一下见到昭舫的母亲出现，竟顿感“无地自容”，脸更红得像煮熟的虾子。一边喊了声“伯伯”，一边去拿起自己背来的背包，掩饰自己的窘态说：“我到上海时，您家的曾昭萍大姐去了苏州。后来我直到走前一星期才见到她。她的老板李公朴先生已经放出来。临走，我又去看过她。她给秋平和伯伯、伯母带了些东西，都在这个包里。今天我才有空送来。”
静娴一边叫昭瑛将包拿上楼去腾了，一边仔细地端详着楚妮。楚妮被看得羞涩，把头低了下去。这次静娴算看清楚了楚妮，心中暗忖，难怪昭舫会看上她，她要不是那么大户的人家的女儿该多好！不过现在女孩也是太大方了，还没过门就去找他大姐。
她生怕自己呆久了，惹得“四小姐”不自在，正好秋平在楼上大声喊着“太”，便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
四个青年简略地谈论了几个月来的经历和发生的事情。楚妮轻描淡写地谈了她的上海之行：她带着母亲的一封信，去暨南大学找到了钱亦石先生，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文化界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当她发现父亲派的保镖影随着自己，无法摆脱。便又带着钱先生的一封信，径自到了北平，但并没有找到她要找的人，于是再次返回上海（也是为了让保镖们好交差）才回汉。
其实，楚妮此去上海，除了想寻找真理外，一部分也是为了逃避越来越大的婚姻压力。而翁将军所代表的阶级，正是她立志推翻的死敌。
尽管楚妮对统一战线是拥护的，她虔诚地接受从任何渠道传播过来的共产党主张，但是她太盲信左央岷的话，认为军阀、买办、地主、富农和黄色工会，最终都只能消灭的。其实左秧岷并不十分信任她，把自己弄得很神秘，从未向这个虔诚的少女透露寻找组织的任何途径。
昭舫送她出来，两人并肩来到江边，站在江堤上，享受着偶尔掠过的沁人心脾的江风和久别重逢的愉悦。
她说从昭萍那里得知，数月前，叶知秋带学生以春游名义到苏州宣传抗日，竟被警察抓捕入狱，昭萍大姐为了解救他、亲赴苏州四处活动，又直接到知秋的关押处陪护，在肮脏的环境中，衣不解带，守在铁栏杆外陪伴了他二十多天，最后用她父亲给他的金戒指贿赂警察，才得以救出知秋。她初到上海没能见到昭萍，就是这个原因。
昭舫听到这件事，脸都紧张得发白了，他懂得与姐姐姐夫经历的危险相比，自己的遭遇简直不算什么。
“你姐对你姐夫那种感情才叫做生死之情，我听她说起都十分感动。”
昭舫不懂这姑娘说这话时的多重含义，楚妮多么希望革命者的生死感情能在他和昭舫身上发生。这精明透顶的女孩懂得，昭萍肯向她说这些事，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妹妹。她说出这些，也想让昭舫知道这层意义。但昭舫好像还只是沉在惊恐中，远不如她希望的那么聪明。
她又说，昭舫离去后，珞珈山上的歌咏活动并没有停止，但是少了他和毓章，让所有人心中不无遗憾。她问昭舫下一步准备干些什么。
“我和乃斌、毓章都商量过。我们要把武大的歌咏活动在汉口民众中展开，使它比在学校更加广泛、更加有声势，唤起更多的民众。我们要自己成立一个歌咏队。我们附近的市一小学，经常自动聚集不少的工人哪、店员和学生哪，找连老师学唱抗日歌曲。我和毓章有时也去教他们。不过在一个院子的市党部派人干涉过，说吵了他们办公。我们还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楚妮一边点头，一边不放心地叮嘱道：“社会可不比学校，人员更复杂，你更要多小心，莫忘记吃过的亏哟！”
昭舫又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了他的北平之行。他很珍惜这次相会，虽然他并不知道，楚妮犹豫了多久、鼓了多大勇气、才决定一个人专程来看他的。
其实楚妮比昭舫知道得更多，她开始责问自己不是太听信左阿姨了。因为觉得她曾把昭舫没分清国共本质，憧憬美国社会的思想如实告诉了她，使左阿姨增加了对昭舫的偏见，当时就说：“看他那一身料子，拿到上海租界都算一流的！”而她的偏见无疑又影响了一些同学，让他们自以为在维护统一战线，把昭舫的勇敢牺牲贬低为个人行为，眼睁睁看着他被迫害，实际上改变了这个热血青年的一生。这些事让没有经历过复杂斗争的楚妮想不通，甚至很痛苦。但是她懂得，无论是出于某种原则，还是对昭舫个人，这些都是不宜对昭舫说的。
她今天格外地温顺，像一个容易盲目崇拜的小女孩一样，贪婪地倾听着他说话，仔细观察他的每一个神态。这些对她仿佛是准备脱离尘世之前的短暂享受。因为她已看到，等待他们这一代的不会有幸福的二人世界，只会有磨难和牺牲。
3 广诚不放弃
武汉人真实感受到战争临近，是从上海“八·一三”事变开始的。
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前线不断传来好消息，中国军队几乎把日本侵略军赶进了黄浦江。武汉人欣喜若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实力还很弱，天真地以为接下来该是捷报频传、乘胜收复失地了。
昭瑛给父母念完刚收到的大姐报平安的电报。静娴焦急地问道：“就这几个字，也没说到底回不回？你们发去的电报给他们说清楚没有？要他们快回来呀！”广诚点头说：“昭舫，再去发一封电报，别省字了。就说，就算租界没事，两个人也先回武汉，等过几个月把小日本打败了，再说以后的事。”
昭舫马上又向电报局跑去。他没把姐夫苏州被捕过的事告诉家里，而在心里牵挂着大姐，想象她在上海经历的危险。他看到消息说，8月23日，在南京路浙江路口的“先施公司”被日军炮弹击中，死伤了几百人。他知道，这离大姐现在住的地方直线距离还不到八百米。这些他不敢告诉母亲。但是他相信，熟悉上海街道的父亲是也会想到的。
8月20日，武汉也第一次发出日机空袭警报。接下来，武汉防空司令部开始组织抢挖防空洞。但是武昌、汉阳都还好说，汉口本来就是填湖湮沼而成，中山路就是最高的地方了，哪里去找山挖洞？防空司令部组织火车运来一些土，堆成丘再挖洞，上智中学[86]就堆了一个。还有多处如“青年会”附近的“汉光中学”那样，挖几条防空壕。这些防空设施又简陋又狭小，广诚觉得“像哄伢的”，哪能真对付得了飞机。
广诚被叫去开了一个会，明确告知由“保安公益会[87]”负责贯彻落实街巷防空事宜；武汉实行灯火管制；凡玻璃窗都要贴上窗纸，以防炸弹震碎玻璃飞出伤人；踊跃购买航空奖券；大智路一片的人，遇到警报就去原先的英租界，还可躲避到“电报局”和“盐业银行”等处的地下室；等等。
他最近“官”运亨通，除当上了汉口总商会委员外，还被选成大智路街保安公益会主任。虽说被选上是为了要他多出些钱（因为“有关部门”发下的消防费用是很可怜的），广诚还是在很认真地履行职责。大智路家家户户的火灾隐患，他都细查过。他让每十几户、或每巷子推选出一个“公益代表”。又自己贴钱，购置灭火沙袋，为每位代表买报警铜锣。组织居民每日轮流值班。
广诚回忆起几年前上海吴淞江北的景象，对空袭的灾难性破坏是印象很深的，当然对汉口新挖的那些“鬼都哄不到”的防空洞深表怀疑。
广诚开完会，便立刻又到“公益会”。
公益会有幢两层楼房，在铁路附近大智路的韩家巷口，差不多有一间半教室大。他让和尚去喊来他所辖地段的公益代表们，宣布防空、防火、防敌的精神。
完成了自己分内的事，广诚便回店里。
生意还是很不错。特别广诚宣布为来店的军人免费送绿豆汤、伤兵免费加送一份自点的小吃，实施后，深得社会好评，也推动了生意。不少店家也在效仿。
广诚要人把大智旅馆的赵凯鸣、通成的主要店员、厨师都叫到公新里内、通成的厨房后门口，传达了防空会议的要点。这些不习惯开会的店员们边听边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他问老人家田贵义，是不是“回乡住上一年半载，等把日本人打败再回来”。田贵义苦笑着谢绝，说：“我都六十多了，不消躲得了。倒是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说遇到警报拉电熄灯，万一有个把歹人趁火打劫么办？我们要预备些蜡烛，遮着点一根、亮透不出去，就够了，送完客就熄。”
钟长子说：“要是小吃，客人会几口就吃完走了。要点的菜上了一半，怎么办呢？”广诚苦笑着说：“那就归我背时。客人要退钱就退，要没给钱又吃了一些的，还不是归我赔哪！”淘气朝钟长子耸着鼻子说：“你这是着的冤枉急。晚上会有几多警报咧？到哪步再说那步的话算了！”
广诚传达完，便回家吃饭。在大门口便听到三女儿昭琳在和借住一楼的潘乃斌说话。他不喜欢女儿和“外人”说话的，便没有跨进天井，在门外听壁脚。
他听见乃斌在问：“三姐，你说什么？”昭琳似乎犹豫了一下，说：“我今天路过扬子街，看见‘北平艺专’在那里挂牌招生。”乃斌说：“好啊！你接着说。”昭琳说：“我那年考上美专后，害了眼病，曾经是休学了几年的。我们学校原先说好了同意我保留学籍的。我病好后又去读了两年，哪晓得他们最近又改口，不承认我的学籍了，说我要想在‘武美’毕业，还要从头补考入学手续。我们学校的校董们，都是原来吴佩孚手下的幕僚，军阀作风，好霸道的。我想……”乃斌接口道：“三姐想不如干脆报考‘北平艺专’？”听昭琳反问道：“你说，我行吗？”乃斌说：“当然行啊！其实你的画功非常扎实，我在楼上看过你的习作画本，真不愧是科班！有几张静物，质感真是逼真。真像是有高人指点过的。”昭琳脸又红了，说：“不，不！我哪比得上你，你的写生画很出色。”乃斌说：“我那只能算是爱好。三姐，认真说来，你的功夫比我深得多，只是你们学院派的人，做事拘泥，没有我们胆大。”
广诚不耐烦再听下去了，便咳了声嗽，进了天井。昭琳见父亲来，便向乃斌道了声谢，上楼去了。广诚应过站在账房门口的乃斌，也径自上了楼。
他心绪很乱，觉得应该认真考虑自己家那一大堆失学的子女了。今天才知道，原来他一直以为的、唯一还在读书的昭琳，竟是读的“假的”！白读了几年，还是要重新考学校，那钱岂不是白花了？但他知道，不能去干涉昭琳读书的事，弄不好，这唯一的一个“读书的”也不肯读了。这种烦心事他得独自担着。
见他上楼，静娴和秋平、葵花便都聚到了堂屋。
快吃晚饭了，居然除昭琳外、其他一个儿女都不在家。他在堂屋坐下后，阴沉着脸问葵花：“又都没有回？”葵花回答：“三小姐回了。”广诚不高兴地说：“我又不是瞎子！一个个吃饭都不落屋，这个家都不像个家了。”
他敷衍着连喊着“爷爷”的秋平，把脸车向静娴说：“我忙一辈子图的么事？还不是为了他们读书成才！哪晓得，个个都不把读书当个事。别人家的儿子也在抗日，没有听说要抗日就不读书了的！我差不多是要跪下求他们了，给我戴五顶方帽子回来，都当成了耳边风。就昭萍一个还顺我的心，哎，她是从小我就天天调教出来的，到底不同哟！”他对静娴唠叨。
静娴见他不开心，解劝说：“你又要发你那拽脾气了。”
广诚道：“不是我说，伢们还是要学校管着的，不读书就得找事做。那个李毓章和潘乃斌，住在楼下，说是帮昭舫出书，出了这些时，我也没有看见半本书。”他压低了声音，以避开前面房里的昭琳。“我不是小气的人，虽说不吃我的饭，可我的账房也不能老这么占着！这都不说了。我们家有两个没有出阁的丫头，这屋里两个男学生，一住这多天，以后外面不晓得会怎么说，还嫁不嫁得出去？特别是昭瑛，不晓得轻重，成天跟他们混在一起。学校带来叫他们几个复学的信，她带头喊要学校向他们认错才回去，把话都说绝。学校向学生认错？从古到今有过这样的事么？”
静娴这才说话了：“你那天在店门口，对来募捐的人说，有国才有家。你儿子、姑娘都是为了抗日，才忙得不归家的。昭瑛说的我都听到的，只要学校不认开除昭舫的错，他们就都不理那个学校。学校还想逼昭舫认错呢！昭瑛说，昭舫抗日，哪来的错，瞧不起他那个不懂是非的‘武汉大学’！我看你的伢，个个有骨气。说起楼下两个伢，田爷说了，都是忠义双全的才子，放到前朝，是考状元的料子。再说，从古到今，借房子住的读书人多的是，连戏文里都是那么说的。”
广诚听静娴说得这么在理，叹了口气说：“我哪里不晓得咧！现在昭瑛在屋里说话都比我管用，他们都听她的！就是不肯顺了我的心。哎！晓得我前辈子做了么事欠他们的啰！来，吃饭吃饭！葵花，摆菜，不等那几个野鬼了！我吃了饭还有事。”说完，拿了当天的晚报看。
广诚早明白昭瑛看上了毓章。他知道，毓章家境远比不上自己这边，又觉得毓章太“书呆子”，昭瑛跟了他，将来一定会受苦。想到这些，他凭空里又添了不少烦恼。
他仍梦想子女出人头地，决定要逼他们读书。
他于是选了一天，召集了所有子女，甚至也叫来了毓章、乃斌，开扩大会，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你们抗日，我都赞成，但‘日’总有一天是要‘抗’完的，你们‘抗’完了，风头过了，就还是都给我去读书。以前读的能不能算数，要不要重读，还要花多少钱，我都认！要给我读完！像你们大姐那样，每人给我带顶方帽子回来！我这么说，你们总依我吧？你们一天都会讲富国强兵的大道理咧！总是要读书、有本事才能报国吧！你们今天，个个都要在我这里说句话，我抠着眼睛，也要等你们读完书，要不，你们就是催我和你妈的命！”
昭瑛带头表态，接受父亲的观点，等“风头过了”还去读书，但坚持不向武大输那口气！
广诚觉得昭瑛说到这里也算可以了，她多年求学的志气是他打心里佩服的，女孩将来是别人家的人，有关婚姻的大事这里谈不适合，这还不是他主要的心病。倒是昭舫七尺男儿，他的长子，怎么能就这么“混”下去呢？
昭舫接着对广诚承诺说，等过一年后再谈复学的事，但武大这个态度，反过来逼他低头，他不读都不会干。就是要读，也不读武大！
广诚心里赞许昭舫的骨气，而且他说的也都在理，便默许了。
昭诚整天里就跟着他所崇拜的哥哥，这下也说了，他是不愿意再回“东湖中学”的，说只要不去那个学校，也愿意继续读书。
广诚又对着毓章和乃斌说：“你们二位，都是我看得起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看我这样说他们，不为过吧？我也不要他们画押，就要你们二位做个旁证，该可以吧？”乃斌说：“伯伯说得好，其实我们心里都想读书。我在这里作证，他们都是答应了您的要求的。”毓章也跟着表了态。
广诚有句话说不出口，你们两个，也该读书啊，我其实是把你们当成儿子看的啊！
广诚并不了解毓章和乃斌的心志。他们其实是并不愿长期借居在这儿的，反倒是昭舫拼命挽留着他们。乃斌有自己的任务，不久就会离开。毓章其实极想继续读书，他在学校时，就非常有兴趣研究《尚书》，还发表过研究朱熹《小学》的一些论文，但是，他忧国忧民的天性打乱了自己的学习计划。现在他和昭舫是形影相随。虽说两人性格大相径庭，但毫不妨碍他们休戚与共。毓章决计不牵累自己在开封的父母，要自食其力。所以《大家唱》第一集脱稿后，他已经在到处寻找就业机会了。
但是汉口这地方，那种势利的习俗几十年并没多少改变，没有个有分量的人的举荐，工作是很难找到的。更何况为了躲避战火，北方南下和上海西上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意味着需要找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毓章又天生傲骨，不愿求人。
后来是细心的昭舫请了自己中学的老师出面帮忙，毓章才终于在法租界霞飞街[88]私立法汉小学当上了国文代课教师，月薪仅20元法币（如果胜任，正式聘用后可增至30元[89]）。尽管是大材小用，但这是当时社会通病，还得庆幸暂时解决了个人衣食之忧。
为了让昭诚有个学校“管”，广诚不惜亲自奔走，终于让昭诚到“私立法汉中学”插班。“法汉中学”和“法汉小学”在同一所院子内，受法国驻汉领事馆一部分资助，校长是法籍天主教圣母会的修士。
4 “业余歌咏队”成立
中国军队在上海的英勇战斗大大增强了武汉人的必胜信念，到处都能感受到同仇敌忾的决心和意志，武汉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
昭舫他们在市一小学的音乐教室教唱，但是和与学校同院子的市党部常有人跑来，以一副和颜悦色的笑脸，请他们小声点，说是吵了对门的办公。
这里也不比学校。首先是来人杂，不可否认多数常来的倒是为了参加抗日歌咏活动，但其他不少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走，图新鲜、凑热闹的不少，甚至有专门为找女生来的。其次是活动没个准确时间，让很多人乘兴而来，扫兴而去。而附近的人很多都是听到歌声再聚拢来。有的人拿了歌单就走，而且不见得就是用来唱歌。稀稀拉拉，组织不起活动。还把人累得不行。
昭舫和毓章于是找王杰臣商量，为了保证救亡歌咏活动的有序开展，应该学武汉大学那样，建立一支骨干队伍，也就是歌咏队。
其实当时武汉地下党已全面恢复了工作，正打算成立一支实际上是党领导的、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的群众歌咏队伍，在听取了王杰臣汇报后，立即表示支持，又委派了汪云、薛培莜等参加进来，指示他们以曾昭舫、李毓章等爱国青年为骨干，建立一个核心，以掌握歌咏队的活动方向。至于组成人员，只要不是汉奸，愿意参加救亡歌咏活动、遵守纪律的，就可以加入。
因在市一小活动有诸多不便，他们便到处物色新地点。一些积极分子也在四处设法。找过青年会、扶轮小学[90]……但不是须与别的团体共用、时间上不能随己方变，就是远了点。这时昭舫想到了“大智街公益会”，便跑去找父亲商量。
开始，广诚对昭舫的要求可不那么满意。唱歌把几个人的学籍都唱得没有了，还没唱够？还要唱到汉口来？这里可不像学校、差不多的事还有老师校长包着（就这样都还“犯了事”），汉口的警察、宪兵可是在中国狠出了名的！
但是他又觉得，不支持昭舫，无论是道理上、还是面子上都说不过去。退一步想，如果自己不借，那他们肯定还是会去找别的地方，还不如在自己眼皮底下，万一他有什么出轨，可以提醒和制止他。
于是，活动中心就选到了公益会。
1937年9月8日，在汉口大智路韩家巷保安三十二分会楼上，武汉第一个自发的、公开以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为宗旨的民间群众歌咏组织“汉口业余歌咏队”成立。
“业余歌咏队”这个名字又是昭瑛提出来的。
歌咏队成员主要是小学教员，店员、工人和中学生。推选了九人理事会，王杰臣担任队长，其他负责人有曾昭舫、薛培莜、李毓章、徐迟、汪云、沈力、小豆芽（小窦）等。
昭舫当然不知道，歌咏队实际上是受着地下党领导的。理事会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队员中也不少是党内同志。但是他知道，王杰臣很多“让我回去再想想”后的主意都是有来头的。他一贯认为，只要是正确的事，就不需去探听什么党不党的，而是非曲直在他心中十分分明。他更知道潘乃斌就是共产党。他早已坚信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最坚决的党。他愿意参加他们的活动，做他们的朋友。所以派到歌咏队的地下党员们，也从没把他当成外人，而把他当成可信赖的战友。
理事会被选出后，薛培莜宣读了预先起草的章程，规定参加歌咏队的人必须积极参加活动，不许宣传党派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严格自律，每周活动三次。并计划排演十来个节目后，就到学校、工厂和街头宣传并参加劳军表演。
当天，曾广诚正在大智路检查防火状况，听到大智路公益会的歌声响亮，还夹杂着掌声和欢呼声，至少有百人以上合唱的《大刀进行曲》传了过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这歌还挺鼓劲。广诚想。
到傍晚，是吃饭的时候到了，他正守在“通成”大堂，看见从大智路那边走过来大群兴奋的人群，不少人还边走边继续唱着。路过店门口时，很多人都说笑着、涌进店里来买东西吃，却少有人进隔壁“祁万顺”。广诚见一下来这么多客人，很是高兴。他好奇地问：“那边么事？是新戏幺锣？”一个客人笑着答道：“连您驾都不晓得？成立业余歌咏队喏！您驾的大少爷是指挥。”
广诚纳闷：“这家伙又到外面出什么苕风头？莫让政府不高兴唻，晓得又要为他花几多冤枉钱？”
他站在店门口等昭舫，终于看见他被至少十几个少男少女簇拥着走来，昭诚紧贴着哥哥。到店门口，昭舫喊了声“爸爸。”广诚看到昭舫受这么多人追捧，觉得脸上很有光。便大声招呼同来的人都进店吃东西。
昭舫还没反应过来，身后却响起齐声欢呼，接着青年们争先恐后地涌进了餐馆。
广诚指着昭舫手上拿的一张纸说：“让我看看。”昭舫连忙双手递给了他，是一份“业余歌咏队”理事会的分工名单。他见昭舫、昭瑛和住他家的李毓章、潘乃斌都是歌咏队的教师。不知道这是值得庆贺还是应该担心。
5 地痞打砸歌咏队
业余歌咏队成立后马上展开了活动，在汉口街头和青年会演唱和教唱。昭舫工作得很累，常常回得很晚。广诚虽说看在眼里，但在他心目中，没有“吃官饷”的职务多“大”都不能算“官”，搞不好还是祸，当今天下，说变就变的。
不久，一件事加重了他对昭舫参加活动的担心。警察局的顾警长来给他“透风”：上峰说，有共产党的人潜进了汉口，正命他们配合便衣搜捕各旅社饭馆。
广诚闻讯大吃一惊：“那‘国共合作’说来说去，仍然还是个假的？”
他慌忙通知正在公新里六号一楼和同学开会的潘乃斌等回避到楼上。他们在佛堂躲过风头后，他心有余悸，便问乃斌（他似乎还从未和他两人单独说过话）：“你说，国共合作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怎么这会还会跑出搜共产党的事？”
乃斌自信地回答：“伯伯，天意民心，统一战线大势已定，您驾相信，这种事会越来越少的。”
广诚紧张地看着昭舫在外面“跳”，暂时放缓了要昭舫帮他做生意的打算。虽说昭舫有时也照他的意思到“通成分店”走走，参两句言，甚至就在那边楼上住。但他清楚，昭舫的心思不在这里，只是在敷衍他。他打着小算盘，就只当分店没有开，拿那边的利润给昭舫去“爱国”。
以后，武汉三镇的街道上新装的有线广播喇叭中，经常插播“业余歌咏队”的合唱，总听到播音员说：“由曾昭舫老师教唱”、“由曾昭舫先生指挥”。广播电台不是政府的么？他紧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些。
不多久，昭舫竟渐渐成为了汉口明星般的人物。在街上和码头演出时，居然看到警察都来帮忙维持秩序。昭舫每次回家时，还被些着了迷的男女小青年前呼后拥着。
“也许国共合作还是有几分真的，但也不能太当真，要多个心眼才是。”他在心里评判着。
一天，在江汉关的街头演唱结束后，一群高唱《大刀进行曲》的青年在江汉路日资的“精锜眼药店”高呼口号，后被警察驱散。这件事使潜伏在“万国医院”的钟楚民（宗方武彦）感到难以容忍，那是他父亲曾一度继承经营过的、其间谍活动为甲午海战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乐善堂”的产业。
甲午年的丰功伟绩啊！“大日本”从此骑在了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头上，怎么能让这些支那人亵渎他心中的圣地呢？宗方忍无可忍了。
但他没忘记潜伏担负的更重要的任务，这逼使他忍耐，他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叫熊道昌去雇个见钱就做事的中国人帮他“修理”下歌咏队的气焰。
中秋节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六。歌咏队一般上午没有活动，昭舫和王杰臣都在公益会二楼，小豆芽在抄写歌单。忽然间，怒冲冲闯进来了几个穿保安团服装的人。其中一个满脸是油的胖子，看派头大概是个官，仰着脸，大声问道：“哪个是头啊？”昭舫一眼就认出，这原是大智门一带的混混雷胖子，不知何时混了一身制服，穿在身上显得特别别扭。正要上前，王杰臣把他拉了一把，自己上前问：“什么事？”
一年前杨永泰在当湖北省主席的时候，为了建立剿共体系，在武汉推行保甲制度，组织了“保安团”。但因他很看重的武汉市长吴国祯公开抵制，对此事名拖暗抗，结果没成气候。不过“保安团”还是稀稀拉拉建了一些，人员混杂，活动范围基本限于铁路外。而因政府各部门都消极推诿，保安团的经费来源始终不足。这群“队伍”便在市郊乡里为非作歹，成为公害。但是这不妨碍雷胖子趁机由一个专靠勒索和收取“保护费”而生存的地痞，得到了一份官方发给的抓拿吃骗“执照”。大智路虽然属市区内，但韩家巷靠近铁路口。雷胖子便以巡视铁路两侧为名偶尔在这边抖抖威风。
雷胖子学着一副“官方”的口气说：“根据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精神，本市的民众抗敌团体必须统统解散，民众各种抗敌组织一律要按职业身份，不许自行非法组织。你们这个‘团’，农、工、商、学、妇、文，哪边都不靠，所以本人今天特亲自率部前来查封。”
王杰臣扫了一眼他后面带的长短不齐的那几个人，说道：“请长官借查处我们的公文一看。”
雷胖子把眼睛睁得铜钱一般大：“你是哪级管事的？要看公文，老子就是公文。”
王杰臣还没来得及答话，雷胖子就是狠狠的一掌推过来，把他推得重重地撞在墙上。昭舫大怒，冲上前道：“你怎么还说着就动手？”
雷胖子在这一带混过多年，当然认得昭舫。他是领教过广诚在汉口的能量的，不想得罪太深，便说：“小老板不要趟这淌浑水。本队接群众举报，你们在这里唱歌扰民。名为抗敌，实为有伤男女风化、淫乱乌合之众，为共匪暗中宣扬共产共妻主张。我现给小老板留点面子，勒令你们这个团三天内解散。”
他把手一挥，不顾昭舫抗议力争。几个爪牙就冲上前，把他们三人架到了门外，把小豆芽新抄的歌单撕了个粉碎，把桌椅掀的掀、砸的砸，室内顿时被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关门、贴上封条。
正在这时，有人喊道：“曾会长来了。”原来“通成”离这里不远，当雷胖子一行气势冲冲地闯进时，就有与广诚要好的街坊自发跑去报了信。
广诚在楼梯上就看到了门上已经贴的封条。雷胖子在楼梯口先招呼了一声：“曾老板。”广诚心想怎么他也穿上制服了，就停在了楼梯上，仰着脸笑道：“雷队长当了官，也不来我店里坐坐了，这一两年都不登门，怕是我得罪队长了？”雷胖子即刻换了一副笑脸，说：“哪里哪里，实在是革命工作太忙。曾老板有什么指教？”
广诚晓得雷胖子哪里干得了正经事，有可能是敲诈。但还是陪着笑脸道：“不敢。这个公益会，我是会长，是我的儿子在这里教抗日歌，年轻人难免做错事，我怕他冒犯了队长，所以赶过来看看。”
雷胖子晓得知进退留分寸，不然哪混得到今天？便挤出笑脸道：“既是曾会长管的地盘，那好说了。不过，曾老板，我这也是奉差行事，令郎可不能不遵守政府法治哦！”说完，把他查封的理由又说了一遍。
广诚却更是心虚，便大声责问昭舫：“你又惹了么祸？我跟你说了，事事要听政府的，雷队长那么多工作，还要亲自为你费心。你、你……”他找不出出恰当的措辞。盘算着这话说轻了过不了坎，说重了自己给自己套个罪名，但愿雷胖子接话，他宁肯破点财，让这事情变小。
冷不防身后传来一句东北口音：“全民抗战，是委员长的号召，不去宣传抗击日本人，反而打击民众热情，请问长官，这是哪里的命令？”
雷胖子对广诚之所以胆怯三分，还是怕他背后的那些江湖关系，得罪了在汉口难混。这下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东北腔来搭白，胆量一下又上来了，厉声问：“你是哪里的，妨碍老子执行公务？”
昭舫一下认了出来，这是自己离开北平后就没有再见的同学魏公博。
魏公博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也不回答他的话，一派有来头的样子，大步走上楼，说道：“这位开口称‘老子’的长官，我今天没带照相机，不然你可以在全国大大出名了，你这样执法，日本人会奖赏你多少？”
雷胖子一听，身子竟矮下去了几寸。这个人不知什么来头，有照相机？那玩意平头百姓谁有？怎么开口就说日……难道他……他心里发虚，打消了刚冒出的将此人“带走修理”的念头。便干咳了两声，一脸严肃地说：“本人刚才宣布的，均代表政府和党国。我现还有公务在身，没时间与你们多说。三天之后，我会来看结果。”说完带了手下匆匆走了。
广诚看他们草草收兵离去，也不知魏公博是什么来头。他皱着眉头对昭舫说道：“你们做了什么事，拿给保安团抓到把柄了？这是些地头蛇！你莫跟我把祸事惹大了，该退就退一步吧！”
王杰臣没插话，心里在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听说武昌那边也成立了宣传抗日的民间组织，有国民党元老孔庚公开支持张罗，说话硬气。看来必须报告组织，能否在这边也找个有分量的靠山，以减少干扰。
只听魏公博又说话了：“曾叔叔，您老不用怕，曾昭舫一点错都没有。全民动员，支援前线，是政府和中央的号召。”
广诚见外人多，便不说话，打算离开。正在这时，听到楼下有人喊：“曾会长，侯队长来了！”
广诚顿觉手脚冰凉，怎么把正规警察搞来了？这位侯树坤局长在汉口可是抓人出了名的！该不是粘上政治了，天晓得会怎样收场哟！他瞪了昭舫一眼，连忙迎下楼去。
哪知侯树坤竟和颜悦色地站在堂屋中，迎着他说道：“曾老板这么忙的生意，还热心抗日宣传活动，不简单，不简单哪！”广诚听得个丈二和尚，以为是讥讽，便提心吊胆地问：“侯队长，是我那伢做了错事么？他是年轻不懂……”侯树坤打断他、非常和蔼地说：“这话从哪里说起啊？我是先来看看的。上峰今天视察，就要来这边，特别关心我区对抗日宣传有突出贡献的‘汉口业余歌咏队’。曾老板，您知道，我们分局是一贯坚决支持令郎等杰出市民的爱国行动的，是不是？上级要问起来，还望曾老板美言。”
广诚听得云里一半、雾里一半，不晓得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该点头、还是摇头。正在这时，一群着中山装、穿皮鞋的官员从大智路那边大步走过来，径直就进了门。中间被簇拥的一个相当年轻，身材不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身着淡黄色的哔叽西装。一个微胖的官员凑上去说道：“吴市长，这就是‘业余歌咏队’的活动地点，他们在楼上活动，唱抗日歌曲，影响很大哦！”
广诚吃了一惊，认出了这位是留美回国后廿九岁就当上市长的政治明星吴国祯，只听吴市长用建始口音大声说：“走，上去看看！”说完，一群人就顺着楼梯上去了。
广诚顿觉手足无措。急中生智，他把在后面的侯树坤拉了一把，十分简要地把雷胖子干的事说了个大概。
侯树坤听罢大惊，连忙大步跨上楼去。正好看到吴市长开始了大发雷霆：“我今天出来亲眼看到的是这样，我看不到的还不晓得什么样！这里离我市党部这么近，居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什么保甲长、保安团？我看是些地痞流氓！一定要给我查出来，看究竟是谁，敢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抗日活动？”
他回头看到了侯树坤，愤怒地指着他说：“真不像话！我正想组织市政机关和警察来学习他们的经验，你自己先好好参观一下吧，门上封条是我扯的，里头摊子都被掀了！侯局长，是你分管这一片治安吧？保护民众的爱国活动，是你份内的事。限你三天给我把保安团那几个查出来，停职，狠狠处分！反对党国抗战方针的人，要坚决开除、法办！”侯树坤连忙回答：“保安团不是分局直接管，他们完全是非法越权作案。本人下去，一定会严查。”
吴市长发了一通脾气后，看来不打算追究侯树坤。他又对杰臣、昭舫等人说了一番民族大义的话。他说军政人员良莠不齐，很多人思想陈旧，跟不上时代，你们爱国青年，不要怕有人反对，要团结在蒋委员长领导的政府周围等等。他又吩咐随行的部门领导要帮助他们，方又往四民街[91]方向去了。
一个小时不到，广诚亲历了几次大起大落。到此时惊魂方定。他的经验告诉他，大概一场祸事已经过了。便自言自语地说：“大官好见，小鬼难搪。只求菩萨保佑了。”
昭舫拥抱着魏公博，道：“你出场得好气派，跟吴市长差不多。你这一向在哪里？”公博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北平，到汉口刚一个月。亏了同乡帮忙，在市政府的‘来汉人员统计处’，当了个临时抄写员，每个月二十块钱，我一个人吃饭够了。刚上了一周班。”昭舫问：“你上班的地方离这里有多远？”公博说：“不远。就在扬子街。喔，周艾琳也刚从上海回来，今天我去武昌有事，在长街碰到她。她也说要来参加你的‘业余歌咏队’。哎，我也喜欢和你一起，跟你干。你若是肯要，算上我一个。”昭舫回答说：“行，我欢迎你，但是得我们理事会集体同意。不过，遇到外出演出，你怎么上班呢？”公博说：“我那边考勤不严，当走过场，我的差事小学生都能对付，只要按时做完交差就可以了。我是需要有地方混饭吃，才谋的这份差事。”昭舫问：“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也许我能帮点忙。”公博说：“没有，我和我兄弟在逃进关时还带有点钱，不挣钱也能活一年两载。”
昭舫向王杰臣和小豆芽介绍他。王杰臣说：“我听昭舫说过你，我也从你的话中能感到，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很坚决，这很不简单。我们欢迎多些大学生加入，这对提高我们歌咏队的文化水平很有好处。”
要是潘乃斌也在，会怎样想呢？
6 走向街头
九月中旬末，《大家唱》第一集在汉口交通路“生活书店”和广州市教育路“教育书店”同时发行，面向全国发售，每本售价一角二分，武汉本地特价一角。
最先，昭舫和毓章都担心，歌本会不会受读者欢迎。但是他们的担心马上被证明为是多余的，首次发行的3000册，几天就销售一空。“生活书店”的电话响个不停，求购的信件和登门要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店主顾一凡招架不住，连给昭舫打了两个电话。自上海抗战打响后，邹韬奋先生决定扩大书店在武汉的规模，在交通路口开了个新门面。
昭舫急匆匆赶去时，顾一凡正忙得不可开交，同时面对周围的五六个人回答着十种以上的问题。他将昭舫拉到店里内屋，说：“昭舫，你的书畅销啊！现在一本书印两千册就算畅销了。你应该加快再版。眼下除各埠生活书店在经售外，本市的‘华中图书公司’和‘广州共和书局’也都来电话要求经售，我们已表示同意了。还打算扩大到各埠的‘上海杂志公司’经售。”
昭舫说：“再版5000册已经在安排了。但是印刷厂那边还有些问题，薛培莜已经赶去了。今天我又给上海贺老板拍了电报，《大家唱》第二册的初稿目录也已经寄给了他，他很快就要来汉口。”
顾一凡笑眯眯地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把你和李毓章留下的那两百本先借给我？你看外面这么多人，大多数也是来要你的歌本的，我这里一本都没有怎么行？”
昭舫苦笑道：“我们哪里还有那么多给你的？我们交了一百本给‘业余合唱团’。但是现在报名学唱并且要书的人很多，根本不够。我们都只能先发老队员。加上些朋友和同学一拿，我家里剩的、一共还不到二十本。”
正说着，电话铃又响了，顾一凡苦笑起来：“看，怕又是要《大家唱》的。”
只见薛培莜急急忙忙跑进店里就说：“昭舫，顾老板，好消息。我刚从‘武汉印书馆’过来，他们说，先再版5000册，几天就可以出来。只是还差些纸。”顾一凡说：“纸好办，我来解决，账等贺老板来了一起算。”他对昭舫一笑：“贺老板搞出版真有一套。”
昭舫却脸露不满，问薛培悠：“他们把冼星海印成了洗星海，我专门排成方形格式的歌单也自作主张重新排了板。我说过几回了，他们还不肯改？”薛培莜苦笑道：“不好改了，当初也是为了省纸，歌谱没大错，将就些吧！”
昭舫只好原谅这些美中不足，又问：“杰成没和你在一起？”薛培莜说：“汉口市党部派人来，表示要对‘业余合唱团’支持。杰成在陪同。哦，昭舫，你说怪不怪？市‘警察军乐团’来人了，要求和我们联合组织宣传，还要我们去宪兵队，教唱抗日歌曲，哦，还说想要买一百本《大家唱》！”
昭舫说：“买书找书店呀！市党部来人支持，警察上门联合，宪兵要我们教歌，我怎么听得像神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顾一凡在一旁笑着，说：“这有什么怪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是人心所向，上海抗战烈士里就有很多是宪兵。”薛培莜说：“是啊，眼下是大敌当前，不同以往了。”
果然，仅过了两天，昭舫就和毓章受邀去武昌警察总部，对“警察合唱队”进行了首次教唱，教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救国军歌》。以后又到宪兵队教唱这两首歌，均受到热情欢迎。
回来的轮渡上，昭舫笑着对毓章说：“这世道怕是在变好了。就几个月前，我要是被‘请’进宪兵队，恐怕不会像今天这样请我吃饭。”毓章“扑哧”地笑了：“但是会请你喝辣椒水。”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业余歌咏队”的影响越来越大，报纸和广播也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多次报道。三镇的越来越多的青年找上门来要求参加。在一些歌咏骨干的组织下，更多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也在武汉成立。但是教歌的人太少，昭舫与毓章不得不奔波于多个歌咏队教唱，最多时一天跑八个歌咏队。
从学校到工厂，从街道到轮渡，武昌、汉阳、以前的日租界……到处响遍抗日救国的歌声。
广诚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听着客人们谈论着他的儿子，心情开始放松，脸上也觉得有光了。昭舫总是对他说：“我比大姐差得远。”广诚这下有些相信他的儿女们做得对了，而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儿女，所以最终我们一定是会打赢“小日本”的。
中山路对门，“盐业银行”大门口是高出几步台阶的、桃花石铺就的平台，几个粗大的柱子，更显出威严的气派。有一个“红头阿三”大胡子拿着警棍守门。
下午四点钟，广诚看见一群十几岁的女学生，不下三十人，都穿着清一色的白衣、蓝裙校服，连鞋袜的颜色、式样都一致，列着队，从中山路底下方向过来，径直走向“盐业银行”。那群小女生上了台阶，一个女孩用无可抗拒的神气，将手对着“红头洋人”一挥，把他排挤进银行内。女孩们则马上站上门阶，整齐地排成了三排。一个苗条的小女生用清脆的国语宣布：“汉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抗日宣传现在开始。”
广诚和田爷忙跑到“大智旅馆”三楼最边上对着银行的那间，挤趴在窗上看着街对面。人群正在很快围成一个厚实的半圆圈。
学生们先是演唱了一些救亡歌曲。每唱完一首歌，就有人领呼抗日口号。末了，还演出了一个小街头剧，大意是，几个女学生为一个老太太读他儿子从上海前线写回的信，信中控诉日寇的罪行，表示了不惜为国捐躯的决心。
广诚和田爷自始至终看完了学生们的演出，虽说隔了条马路，还是可以大致听清学生们的说白的。广诚被学生们的演出感动了，他轻轻地对田爷说（以为声音大了会打扰对门的演出）：“昭萍在信里说的士兵弟兄，也和那个学生念的信一样。”
在激情演出的高潮中，几个女生都拿出个大大的纸箱，开始为前线募捐。广诚很激动，他相信昭舫也会这样在街上募捐的。他想，要是碰上看演出的人都舍不得捐钱，那该是多对不住这些孩子。想到这里，他对田爷说了声“您老慢慢看。”就一个人大步下了楼，走过对街，挤进人群，对那个小女生喊道：“小姐，这里！”说完把钞票递了过去。那小女生接下钱，睁大一双聪慧的眼睛，说：“谢谢，先生请报个姓名。”广诚摇了摇手，扭头就走。
他才挤出捐款的人群，又一个女生正好迎面撞上了他。他还没看清，那女生却连忙鞠了个躬，说：“曾叔叔好！”广诚吃了一惊，没想到这里会有人认出自己，竟一下脸都红了。才又听得那女生说道：“曾叔叔，我是六儿。”广诚定过神来，认出是戴承喜的六女儿桂香，连忙回应了。这时演出已经结束，围观的人也很快散去。
广诚回到公新里口，又听到后面传来一阵欢呼。他停住脚步回头看，原来是昭舫他们的“业余歌咏队”也正好回来，一些青年们正着魔般地企图涌向昭舫。对街那群女学生刚刚解散，一部分也忙赶来混在人群中，跟在昭舫等的后面高呼着“曾昭舫”。那个小女生也在扯着嗓子喊着，想往这边来，却被戴六儿硬拉着走了。
广诚见人流拥来，赶快让到“大智旅馆”大门一边观望，昭舫避开人群快步地进巷子去了。几个“业余歌唱队”的男女队员默契地迅速封住了公新里口，把人群堵在巷子口外面。只听到拥聚的人群中有女孩在高声喊着问：“曾先生，请问您是哪一天生日？”却都无法跟着进巷子去。
广诚见昭舫这样受到追逐，觉得这些小青年很可笑，知道他是哪一天生日又怎么样？还不如来问我，我不告诉他，他会晓得自己那天生的？遂一个人进了旅社。田爷这会也来大堂看热闹。见他进来，便说：“大少爷成了名人，店里的生意都跟着沾光，这几天都翻了番。年轻人到‘祁万顺’吃东西，一问大少爷不是他家的，就一起跑到‘通成’来了。自从大少爷去了分店那边，那边生意翻了一倍还多。”
广诚乐在心里，嘴上却说：“这为抗日演戏还可以，就怕他上了瘾，把学戏子当成正业了。”
在当时，餐饮业的地位本来就不高，而戏子、理发等的地位还更低。田爷正色反驳道：“你想到哪里去了？当年都督刘艺舟来汉，亲自登台，在对门‘汉大舞台’演《吴禄贞被刺》，这事还是你讲的。”广诚听到把他的儿子与都督相比，乐滋滋的，嘴上却说：“他哪有那出息？不过图个好玩，瞎闹吧！”田贵义严肃地说：“那不是，大少爷是一腔爱国热情。说起他，满条街哪个不竖大拇指，不说你教子有方？”广诚笑得眼眯成了一条线，说：“你老太誇他了。”
不管儿子是否走红，广诚还是冷静地保存着生意人的清醒头脑。对战局下的市场行情、统一街的黑市金价起落了如指掌。对如何经营、储存粮食，怎样做到既出手大方支援抗战、又不影响生意都很有分寸。
“好多老板其实太抠了，捐那么点，根本没有诚心支援抗日。”广诚对田贵义说。这个诚实的生意人心里很有数。
7 戴家有女初长成
次日，戴承喜和赵丙文一起来找广诚。广诚把他们接到经理室坐下。
寒暄了两句后，戴老板板着脸说：“你叫丙文带信说，想把‘万方旅馆’隔成住家的房子卖了？”广诚说：“我是这么想的，眼下打仗，生意风险大了。有家姓朱的价钱出的很可以，您老看合不合适？”戴承喜说：“你莫看上个月生意不好，汉口热天热死人，客当然不多，好多都到江边睡露天了。眼下已经凉快了。这仗打久了，难民一多，旅馆生意肯定还会好。你放着钱不赚？真要照你说的，还要掏钱出来改房子，合不合适哟？”
广诚不紧不慢地说：“前些时‘估子行[92]’不是说，地租又要我们加两成吗？八年前，这房子是我们‘买天不买地’买的，地租每年照付。合同说的是五年一加租，他倒等不及了，还说民国二十二年就想加的。那年到处铺子都在关门，我们没退租，就算他的运气了。那时他敢说半个‘加’字么？今年我算了一下，照着租钱，再把把税一完，再……本来房子里面的石灰也垮得白一块黑一块的，没得个看相，还得要补。平台上的房间又间间漏雨，也要修。算下来，倒不如卖了划得来。法租界那边，生意才是我们的大头。”
他另有心思未加透露。童瑨曾私下劝告他，房地产可以脱手就脱手，飞机一炸，血本无归。仗再打下去，与上海的航运会断，要不了多久，汉口就又像民国十七年那样，做不成生意的，弄不好还要逃难。
戴承喜哪里想得到得这远，只觉得好笑，都说广诚会赚钱，怎么这回笨到家了？他说：“法租界那边的‘万国’，赚钱倒是大头。可兰陵路这边，住满了也是一百大几十铺位哟！上月说在徐家棚接下那栈房做分店，你也说不好，现在怎样？这边现成的栈房又想不办了，尽跟我搓反索子！你到底怎么想的？”
广诚见他动气，陪着笑说：“武昌那边，我后来不是也同意您老租下了么？不过，我是看在那边只先租一年，租金只有汉口这边的三成半，又什么都现成，还靠着火车站，明摆不会吃亏才点头的。人家要不是家里出了事，哪里肯那便宜让给我们？兰陵路这边老栈房就不能比了，维修只怕还要花不少钱。”
戴承喜说：“住店的喊几句漏了、房子旧了，哪里听得完？嫌不好，别处去住嘛！看找不找得到这么便宜的。修什么？不修！”
丙文心里也不理解广诚的意图，便说：“我看，‘万方’的老栈房请人光把瓦拣一拣漏，里头石灰粉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广诚见丙文也赞成戴承喜的主张，只得附和，同意了照戴承喜说的办。
这次戴承喜对眼下的行情估计确实没错，来汉的客人正一天天多了起来。这让他充满胜利的成就感。他不服气广诚，暗地里处处都在和他较劲比拼。不过他也私下算过，住“万方”的客人多是一天就走，价钱又低，确实利润不能与“万国”比。若真照广诚说的修一下，怕还要蚀本。
今天他从广诚那边回到家，正好三女婿杜季卿与三儿（桃香）回来看望他，在堂屋里和六儿在又说又笑。只听得女婿正说：“六妹说的事，三哥从来都记在心上的。”三儿在旁边插嘴：“这全亏了二小姐心好，你说的话她记在心的。”
戴承喜见满屋的热烈气氛，便插嘴道：“什么好事，不告诉爸爸也快活一下？”杜季卿站起来喊了声“爸爸”，说：“六妹要的歌本，翘得不得了。我帮她找到一本。”戴承喜问：“么东西翘得不得了，这下还有用钱买不到的么？”杜季卿说：“是那边大少爷编的《大家唱》。”
戴承喜登时沉下脸，当年他放下身段为六儿提亲，广诚不给他面子，这件事他气得刻骨铭心。回来向大太太陈氏发泄，被六儿听到了，竟冲进房里大发雷霆怪他多事：“谁稀罕你老人家多这个嘴，你舍得这个脸，我可不愿意陪着你丢！他算什么？我还看不上他呢！”他被女儿骂得无地自容，竟然半天不敢应声，却把羞恼怒全都记在了广诚身上。只是后来受了郭梓璜的气，才把这口气先放到了一边。这下又听到在谈昭舫，气得脱口就对六儿道：“你怎么还稀罕他曾昭舫的东西？”
六儿没想到被父亲这么抢白一句，顿时脸色大变，冲他老子劈头就顶回去：“我都报名参加他的歌咏队了！一个歌本，伤了你哪根筋了？”杜季卿知道六儿素来泼辣好强，心眼也多，但没想到她会这么“冲”他老子，连忙把话岔开。
戴桂香确实报名了，报的就是正在扩大招人的“业余歌咏队”。
她不吃饭，拿了歌本就跑去了大智路公益会。来的人已经很多，大多是像她这样还没被正式编队的新人。她看到比自己低两级的小女生章祯青也在，便很高兴地招呼她，去坐到一起。
章祯青长得高而瘦，可看上去却还是个小女孩模样，带着一脸认真的表情。见六儿拿着《大家唱》，羡慕地问：“你的歌本哪里来的？老队员才有的。”六儿也不过大她两岁，却故意摆出很矜持的神情说：“以后你也会有的。”祯青说：“听说今天教唱《青年进行曲》，这本上没有。”六儿听了，觉得有些扫兴，便说：“今天怎么还没开始？以往这时都教唱了。”祯青听六儿一开口就是“以往”，越发对她另眼相看。
正说着，室内一下安静了下来，王杰臣站到了前面，大声说：“有几件事给朋友们通报一下。第一件，理事会决定，吸收一批新朋友参加歌咏队，并将歌咏队改名为‘业余歌咏团’，扩大为两个队，每队四十个人。”
底下一阵议论哄乱。王杰臣接着说：“老队员和新队员混合，暂时一起排练，以后把新队员带熟了，再分开演出。名单正在抄，抄完了就公布。现在‘基督教青年会’已经同意借礼堂给我们。哪位还能介绍大一点的地方，我们将十分感谢。第二件事，要和大家商量，因为人数增多，经费有了问题。曾昭舫先生和李毓章先生，已经将他们出《大家唱》的全部版税捐给了歌咏团，还捐献了一百本歌本。理事会决定，今后的歌本一律收费发放，外出的车船伙食，仍由大家捐款筹集。此外，正式队员每人每月交一角钱作公用开支。”台下有人喊道：“主席，还有没有《大家唱》？”王杰臣答：“正在赶印。”下面一阵掌声。
当晚是李毓章为大家教唱。结束后，戴六儿看了名单，自己分在一队，队长是曾昭舫。
8 结识冼星海
10月3日是礼拜天。这季节，汉口多半应是秋高气爽，这两天却突然寒潮袭击，冷风吹来，竟是一片寒意。昭舫觉得多日积蓄的疲倦一起冒了出来，早上眼睛都睁不开，越睡越想睡，一觉就睡到了九点钟，听葵花在楼下喊，说有人找。
昭舫连忙起来洗漱下楼。来的是“歌咏团”的小豆芽，正和毓章说着话，见昭舫下楼，立即激动地说：“曾老师，上海的‘救亡演剧二队’来了，就在横街上的‘精武体育会’。”接着又喜形于色地说：“我看到冼星海了。”
冼星海当时已是国内最著名的爱国作曲家。昭舫顿时大为兴奋，他看着毓章说：“走，我们去见他！”毓章一边赶紧换上外出的长袍，一边说：“他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我们就这么去见他？会不会……”小豆芽马上接过去说：“没有关系，我看到，他在那里和普通人一样，什么派头也没有。”
“精武体育会”与“通成”距离也就两百米，是民间习武和文化活动的场所，一直是王兴汉经管，听说是借给抗日团体，王兴汉早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会馆的门牌是瑞祥路一号，是幢三层楼房，两边分别临瑞祥路和吉庆街，一眼看去、像是个三角形。尽管天气阴冷，仍然来了很多人围观。上海人本来就比武汉洋气，这些文化人穿着、气质就更不一样了。不少已在银幕上出名了的当红电影明星像金山、王莹等，就在会馆的门内外谈笑着。武汉市民哪里会错过这样的热闹和机会，闻风来到这里，把三条街塞了一大半。昭舫等来到后，只好远远站在人群后面。
“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电影股”派来接待“二队”的曹干事忽然看到了昭舫，马上隔着人群对他喊道：“正在说你呢，曾昭舫，进来进来！”
昭舫和毓章于是穿过人群进去。演剧二队的洪深队长连忙过来和他们握手。曹干事边为他们介绍边说：“为了支援抗战，‘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把上海的演艺界人士组织成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洪深教授，‘八·一三’后他毅然辞去复旦大学教职，组建救亡演剧第二队，亲任队长，副队长是这位金山先生。队员是：冼星海、贺路、王莹、黄冶、张季纯、田方、田烈、邹雷、金子坚、白露、欧阳红缨、熊塞声……一共十八个人。”他停了一下，指着站在门边的一个花季女孩：“还有个编外队员，洪教授的女儿，洪铃。曾昭舫，冼星海先生刚才还问起你们二位呢！”
冼星海已走近前来，边握手边笑着对昭舫、毓章说：“我一到汉口，就不断有人对我说起你们两个，看来你们的救亡歌咏活动搞得很不错啊！”昭舫和毓章连忙说：“差得远，比上海差得远，你们来了就好了。”
昭舫问：“上海仗打得那么激烈，一路一定很不容易，走得很辛苦吧？”洪深笑着说：“八月廿号从徐家汇出发的，搭的一只木头小粪船，船上足足挤了五六十号人。头上还有飞机炸。高射炮打得天上一朵一朵白烟。头天饿着肚子到青浦，歇一晚。第二天又是饿到昆山，吃了饭又上船，在船上露宿一夜，廿二号清早才到苏州，廿三号改坐火车到南京，拜谒了中山陵。”
洪深教授说的是当前唯一一条可以逃离上海的水路。上海的主航道黄浦江已是炮火连天，除英美少数接送侨民的船只外，黄浦江下游的航运已经完全中断。沿黄浦江岸的商铺本都是些有气派的房子，现已全部——包括“同济大学”——都被日本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陆路方面，通往南京的铁路一天几次挨炸，连支线上停的客车都常成为空袭的目标。上海南火车站已在轰炸中从此消失。
昭舫看着这些宁死不愿当亡国奴的文化明星们，想着该用什么话来表明对他们艰难撤离的敬佩。
却听金山笑着说：“粪船上坐久了，连王莹这些小姐都不嫌臭了，倒省去了两天的化妆品，还总跟我说肚子饿了。”队员们都放声笑了。昭舫见他们如此乐观，很是感动。洪深说：“在南京住了十天，学习军事常识、救护防毒等。上月初到徐州，中旬到开封，下旬到郑州，一路宣传、流动演剧，昨天到的汉口。”
他停顿了片刻，说：“曾先生，我们有事想和您商量，我们现临时住在‘东方大旅馆’，想搬到这附近来，听说‘大智旅馆’不错，是您家开的，不知道还有没有空房间。”
昭舫笑着说：“有！有！当然有啊！几天前，我们‘业余歌咏团’的王杰臣就对我说过你们要来，我让‘大智旅馆’专门腾空了一些房，等着你们的。至少可以安排二十多人。就盼着你们来呢！你们才十四个人，足够了。”
洪深抢着想说什么，昭舫微笑着用手势制止他，接着说：“不收你们的房钱。”
他坚持阻止住了洪深插话，继续说：“我看过有关你们的报道，知道你们从上海出发就规定了，演戏不卖票，队员生活自筹，每人每天只发一毛钱，一个月才发三元钱。但是，你们每个人都保持着这么旺盛的情绪，为了国家不辞辛劳，千里而来。要晓得，你们都是大明星啊！我们都在以你们为榜样，所以，怎么会收你们的钱呢？一分钱都不能要！坚决不能要！”洪深最后才插上嘴：“那，三个人一间，可以吗？我代表二队谢谢你了。”
昭舫把贺路、金山、王莹等队员接到“大智旅馆”。好看热闹的汉口人聚了一大堆在街头，争着打听和指点：这个是《夜半歌声》的“宋丹平”（金山），那个是“赛金花”（王莹）……有好事的还夸夸其谈王莹击败蓝苹[93]，出演话剧《赛金花》曾轰动一时的逸事。
下午，昭舫去公益会，组织大家排练为参加市政府组织的、庆祝民国廿六年“双十节”演出的新节目，见队员们正兴奋地围着小豆芽说话。薛培莜见昭舫来了，立刻迎上来说：“昭舫，我们大家都在说，想见见冼星海，但不好都跑去打扰他们，你能不能约他和大家见一面啊？”其余人也都向他围了过来。昭舫看着大家，点头说：“我今天就去对他说。我想是可以的。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下午教唱结束后，已经过了五点，昭舫和毓章便没有回家，直接去了“精武会”。恰好星海刚搬来一些东西，正在收拾房间。见昭舫来了，好像老友一样非常高兴，请他们就坐在床沿上。
星海抽着斗烟，说：“你们的‘业余歌咏团’在武汉的影响很大啊！随便哪个一说，都要提到你们。你们还有个小乐队伴奏，是不是？”昭舫笑道：“凑得起一把扬琴、一支笛子、几把二胡。不过多数都是清唱。”星海说：“听说你会的很多？二胡、箫、埙、口琴，哪里学的？”昭舫不好意思地笑道：“市一小学离我家很近，有个教音乐的连老师，是个华侨。他教我唱歌，还教我乐器、指挥，我算胡乱学了点。”
笑谈了几句后，星海便详细地问了一些武汉歌咏活动的问题。昭舫和毓章像对待老师一样，恭敬地回答。说到教唱时，昭舫说：“汉口现在想学唱救亡歌曲的人多得很。武昌、汉口成立了很多歌咏队，只是能够教唱歌的人不多。按说，我们队员多半是小学教员，店员、中学生和认识一些字的工人。选的还都是耳音、唱音都比较准的。但是大多数还不能识谱，要人教，教过以后，错误还是很多。”
星海问：“其他歌咏队也都自己有人教歌？”
昭舫答：“我看比我们还困难。动不动就跑过来请我们两个。”
星海问：“你们经常去那些地方呢？”昭舫回答：“像经常请我们两人教唱的歌咏队，就有‘群声歌咏队’、‘青年歌咏队’等，最多的时候一天跑过八个队，每周还有几天要到电台广播教唱，我们还不止一次去过‘壮丁人员训练班’、‘警察军乐队’、还有‘青年会’和一些学校。”
星海兴奋起来，“看来，武汉的群众歌咏活动的土壤相当好，你们说的教歌的人不够，这个我都料到了，我经过的地方，都差不多也是这样。不过郑州比较冷清，远远赶不上你们这里。”
他站了起来，胸有成竹地说：“我觉得，不能光靠我们几个人，应该要让学唱歌的人学会后、再去教别人唱，这样才能快速推广和扩大歌咏运动。”他真诚地看着他们二人，“我想请你们二位拿出一些时间，和我一起在武昌和汉口组织一批歌咏干部，教授他们识谱、教唱、指挥。让更多的人参加到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怎么样？”
毓章赞同地说道：“太好了！我们也正想试着这样做，同时，我们自己也需要学习。我们教唱时，总是把容易唱错的部分反复强调。比方说，像《义勇军进行曲》的‘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不’字；还有些弱拍起头的哪，像《大刀进行曲》的第一句的‘大’字，都是重点纠错的地方。我们发现了唱得好的人，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准备以后就派他们出去教唱。”
星海很高兴，说：“你说得非常好。我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武汉人。”毓章笑着说：“我的家乡您刚去过了：开封。”星海笑道：“哦！汴京！那是个很美而古老的都市啊！我在你们开封还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名叫马可，他也是对我说，那里最缺少的也是教歌的人。其实那边的歌咏活动很不错的。凡是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骨干。”
他想了一下，就在身上的衣袋里搜，说：“马可也在作曲呢，很不错的！”他从衣袋里找出一张手抄的歌单，“二位请看，这是他写的《游击战歌》。我觉得很好，你们可以拿去，编进你们的《大家唱》。”他有些动情地说：“开封的歌咏队的学生真是诚挚可爱。我们离开开封时，他们到车站来为我们送行，站着唱了一个多钟头的歌！当时，不瞒你们说，我被他们感动得流泪了，感动于他们的真情，感动于民众歌声的伟大！”
昭舫说：“冼老师。”冼星海连忙摇双手制止：“不要这么喊，这么一叫我们就被生分了。我们应该是朋友，你们就叫我星海，老冼，都行。我们二队，所有人都是直呼其名，都不兴人为地叫出区分来。像洪深，你们也再不要喊他‘洪教授’了。好了，昭舫，我以后就这么称呼你，昭舫，你接着说吧！”
昭舫说：“我们‘业余歌唱团’的人托我转达，他们都想见见你，想请你去教歌。”星海说：“好啊，我也想见见大家，但今天我东西还没完全搬过来，明天……有个欢迎茶话会……好，就明天吧！”
9 生意人的爱国心
上海的战事越打越艰难了。昭萍来信说，她和知秋带了妇女学校的学生帮忙照顾伤兵。伤员们哭着。他们说，哭不是因为疼，是因为离开了前线。这些穿着草鞋、拿着最老式的“汉阳造”和大刀的战士，以血肉之躯与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拼命。伤员们说，罗店打得好惨，被他们称为“血肉磨坊”。在宝山县城，守军姚子青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二十岁都不到的贵州小伙子，双腿都没了，昏迷中还在喊杀鬼子。
上海那边和汉口真是两个世界呀！广诚读完信，心里一阵阵发紧，他多次叫昭舫在信中嘱咐昭萍，千万不要到前线附近去，但是这样的叮嘱，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能有什么作用。他发呆地看着那些边吃东西、边看着报纸的客人，不知道现在自己此刻究竟该做些什么。
他忽然想到，自己派田贵义和和尚到清芬街，加紧把铜板、纸钞换成银元，又亲自通过曾昭泰换金条；进而想到最近颜秉兰的一趟来回，正是靠战事造成的物资紧张，赚的钱几乎比往日翻番，自己也得到不菲的分红；再想想浴血前线的士兵，不禁有些惭愧。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时，这个年过半百的生意人竟欣喜若狂，跑到大堂高声宣布：“在座的不用给钱了，我请了！”楼上楼下客人齐声叫起好来。广诚还不尽兴，让牛万贵去抱来两坛“通成白酒”，给能喝酒的客人全部斟上一满杯！自己则兴奋地和向自己敬酒的客人们一起干杯，心里还在想，说是守孝三年不沾酒，可遇到打小日本大胜仗的喜事，父亲大人在天之灵不会怪我的。看到满街的喜庆情景，他激动地叫人将国旗挂到顶楼、又买了大挂的鞭炮在楼顶上燃放。
他逐渐理清楚了好多问题，懂得最重要的事是打败日本鬼子。青年时代的亲身经历、在他的脑中留下了太深的记忆。他太明白帝国主义们是些什么东西了！太懂得亡国奴会是怎样的境地了！他一想到自己的亲人，身上就强烈地涌出要保护他们的责任感，想到祖宗生活过和留给后人的那些河山，决不能让卑劣的倭贼来蹂躏和亵渎。
无数古代忠烈的事迹在帮他克服内心一些矛盾。最让他常用来扪心自问的楷模，竟是那位两千多年前挺身舍财救下郑国的那位牛贩子弦高。一次，他在听说书人讲这故事时大为震动，从此铭记于心了。以前他相信有钱后要多行善事，因为上天在时时检验着人的良心，富贵不仁必遭阴司报应。现在他则更坚信，对先人牌位和祖坟必须舍命保护，否则会天打雷劈，万劫不复！他甘愿接受了这种信仰和道德观，认为现在是自己积德累功的机会。甚至遗憾自己没有更大的能力来支持保国保家的战争。
尽管有了如此觉悟，做起来却还是免不了思想斗争。当昭舫来告诉他准备把“二队”免费接到“大智旅馆”时，他便立刻感觉到内心掠过一阵隐痛，自然又想起了“崽卖爷田心不疼”那句话。一时间，他心里大道理和小算盘在进行剧烈搏斗。他冷冷地问道“又管吃又管住？你打算招待多少人？”昭舫说：“总有二十几个吧。”
广诚不由得叹了口气，还是把牢骚先发了出来痛快些：“我要是指望你帮我赚钱，那算是活见鬼！你倒是用起钱来本事第一，饿了就晓得跑回来！”
秋平看到外公愠怒的表情，想起外公平日的唠叨，便在一旁学着他的口气大声呵斥道：“吃饭都不晓得回，一天到黑，又野到哪里去了？”把所有人、连同广诚在内都逗得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秋平觉得很奇怪，你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有什么好笑的？静娴把她抱起来，拍着他的屁股：“小乖乖，不许这样对大叔说话的。”
广诚当然还是满足了昭舫的全部要求，却没想到，这事却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声誉又很实惠地变成了客源。一时间，全汉口都在传颂他是爱国商人，他在商会中面子也大增光彩，连平时爱摆架子的香烟批发商董鑫贵都来和他攀谈，主动介绍香烟的行情。
旅社一下来了那么多电影明星，引来了无数武汉人观看。为了见上演员们一面，有些人就邀了亲朋在“通成”跟前转悠，通成的生意于是至少又上升了两成。广诚则心里又有感悟，一个人做好事，上天是从来是不会亏待他的。
但也不是什么事都让他高兴，有天昭舫和毓章昭瑛一同去码头接人，说是昭萍特别来信交待的、她一个叫高士其[94]的同事，嘱咐要“很过细、很过细地照顾好他”。
广诚当时没放心上，这些时昭萍的什么朋友没接待过啊，还有几对日本夫妇呢！说起那几个，当时广诚觉得不放心，特地记下了那几个“鬼子”的名字：鹿地亘[95]、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免得万一政府盘问起来好交待，没想到政府还派人来接走了哩！后来听说那是些中国人的好朋友！日本人中也有中国人的好朋友？天哪，怎么挑出来的？是她女儿淘到的吗？
这次高士其的事，一开始他也都按昭萍交待的，由昭瑛去一手安排，在大智旅馆二楼专门备了个单间，房内放置了藤靠椅、能在床上使用的小书桌和台灯，房角还挂了一块布帘，后面放一个马桶。广诚看了后皱了皱眉头，不知怎么领会。
没想到三个人去了好几个钟头后，才簇拥着辆黄包车回了，昭舫毓章从车上架下来一个连路都不能走的人。广诚特地跟去房间看了一看，这位昭萍交待又交待的大作家原来不光是行动半瘫痪，连吃饭说话都难，从上海炮火中出来，经过长途旅途的颠簸，已经差不多要倒了，然后昏睡了两天。广诚在意的倒不是请医生花了钱，而是后来昭瑛居然就亲自照顾起他来，最不能容忍的是，听葵花说，昭英还坐在床边上、亲手喂他吃东西。
这可是广诚不愿看到的。叫你没出阁的妹妹去照顾一个男人，昭萍你太不懂事了！
他不好发作，打算拿昭舫发难。可昭舫“一天野得不落屋”，他忍不住、便对静娴说了，她当妈的听了肯定更不高兴，不如她的去说。没想静娴没听他说完就反驳道：“你不看了上海的电影吗？那些女学生不都在照顾我们的伤兵吗？高士其是昭萍的同事，是大科学家，大作家。昭瑛说，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还是不要管年轻人的事吧！”
其实她自己已私下里嘱咐葵花和另一个男佣，帮助昭瑛，为高士其做饭、洗衣服、做清洁，料理下生活，“不该二小姐做的事不要让她做。”
民族危亡时的武汉人变得空前深明大义，将流亡到汉的作家们视作民族的贵人。“通成”和“大智”的员工，个个都希望有机会为高士其服务。在为他做“小灶”、请医生、跑腿这些事情上，格外主动、尽心。牛万贵媳妇还专门为高士其做虾球、藕元送来。员工们心中自有默契。认为二小姐人品高尚，令人尊敬，但是不要让“外人”知道这些。
广诚的作为让他在商界名声迅速传播。这天戴承喜在商会看到，童瑨拉着广诚到商界的巨头们圈子里寒暄。又听到省党部的官员在商会讲话时都称赞广诚。他有些想不明，广诚图这虚名有什么用呢？
回家后，他对杜仲卿说：“他这人赚了点钱，现在贪起名来了。十几号人不收房钱，一天就是七八元，还对我们说，股东的红利一分不少，他负责贴，亏的他一个人担。”杜季卿回道：“听赵凯鸣说，‘大智’去年空的房间还多一些，今年住了明星，房间反而翘了，只会比去年多赚。”
戴承喜听了不服，说：“今年哪里会少房客？我这边也都差不多住满了。那些明星，你收个八折也就够意思了，一文不要，不管怎么，一个月也少收了两百多元吧？两百元你懂吗，要养一个旅馆了！听说，在店里吃东西，也随便他们给不给钱，这不是钱又跑了！”杜季卿说：“那不会，有明星吃饭，生意还有不好的？从早到晚，没有几个空座。无论从哪里来汉口的，个个都晓得有个‘通成’。”
戴承喜于是有所领悟：“看来你快把你老板的一手学到了，明里不收大明星们的钱，爱国的名声有了。暗里那些明星帮他一扬名，多的都赚回来了。”
六儿简直听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完全在亵渎曾老板的爱国心，只会算小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忍不住抢白道：“你老人家总是鸡肠小肚的！别人爱国，到你嘴里变成了赚名赚利。你怎么不在‘万国’‘万方’也免费招待几个明星咧？”戴承喜这次受不了了，吼道：“你怕老子不会抽你么？轮到你插嘴了？你跟着曾昭舫再跑两天，怕连爹都不认了。”六儿气得不理会他，拿了歌本就跑了出去。
10 冼星海到歌咏团
戴六儿一口气跑到大智路公益会，见已经到了十几号人。她在前排找了位子个才刚坐下，就看到王杰臣来招呼大家安静，说昭舫刚才回来通知，冼星海先生今天在基督教青年会和大家见面，请大家现在过去。只听到大家都叫起好来，纷纷起身下楼。
基督教青年会在夷玛路[96]和中山路的交叉道口，处在法租界和原俄租界的分界线上，建筑气派华丽。平日里，这些市民哪里敢在这门口多待一会。这下不仅要进去唱歌，还要在这里见到大音乐家冼星海，让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
六儿出于热心和勤劳的习性，主动帮小豆芽收拾了桌凳，才尾随大家走出公益会。看见章祯青骑了辆女式脚踏车，从法租界那边过来。
祯青见这么多人在往外走，便下了车想问怎么回事。恰好昭舫和一堆人站在外面街沿上说着话。六儿把周围一切都看得明白，很不情愿那么多女孩子都围在昭舫身边，故意大声喊道：“舫哥。”
昭舫抬头，见是戴家六儿，便大声说：“六妹，快过青年会去，我去接冼星海先生和大家见面。这边地方小了。”昭舫说着走了。六儿却用眼角的余光，把祯青和边上的几个女孩的惊愕表情尽收眼底。她得意地把祯青的手一拉，说：“祯青，我们走。”
心计极多的六儿，看到章祯青顺从地跟着自己，暗暗满意自己已经彻底击溃了身边的这群潜在的小对手，消灭了她们可能存在的痴心妄想。就这两句称呼：“舫哥”，“六妹”，由你们去猜去想吧！
青年会礼拜堂坐了一两百人。当昭舫走到台上向大家宣布冼星海先生到来时，台下的掌声热烈地响成一片。
冼星海和大家见了面，他简单讲了下上海和一路的见闻后，就热情地鼓励起武汉的救亡歌咏运动来。他的性情好像很容易激动，说着说着就很动感情了：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严峻的年代。我们正在进行着血染山河的抗敌战争。救亡歌咏运动是抗战的文化阵线的一部分，是全民抗战力量的一道铁的支流。我们的歌声，就是为了唤起一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斗争热情，唤起人们对帝国主义作无情的清算！”
他的讲话让在场的人热血沸腾。在大家的期盼的眼光中，他开始教唱了。
他先指挥队员们温习了以前学过的《拉犁歌》和《青年进行曲》，然后为大家教唱《抗敌歌》。唱着唱着，他忽然要大家“站起来唱，要用内心的热情去唱歌！”
他的魅力让所有的人感动、尊敬。歌声也变得格外高亢。
在大家正唱得意犹未尽时，几乎所有人都清楚看到了，台后面，广播电台的老杨好像在和昭舫争论着什么。不一会，似乎争论已经结束，老杨走到星海跟前耳语了两句。星海有些抱歉地垂下双手，对大家说：“十分抱歉，电台事先约好了我要去播音，今天算是和大家初次认识，今后我会经常和大家一起唱歌的。”他的“再见”两字还没说出，就再次被掌声淹没了。
星海走后，昭舫便接着教完了刚才的歌。薛培莜宣布，省党部的周远涤先生要给大家讲几句话。于是所有准备起身的人，又都坐下来聆听了他“精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共御外侮”的教诲。
祯青扯了扯六儿，把手上的一本崭新的再版《大家唱》第一集递过来，略有些羞怯地问道：“你能不能帮我请曾老师签个名字？”
六儿这些时在她面前装足了派头，但她知道自己和昭舫仅就是认识而已，便故作深沉地说：“你真是个小孩，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都还从来没要他签过字呢！”说得祯青很不好意思，连忙把手缩了回去。
散场后，六儿和祯青随众走出青年会，在门口的台阶上，六儿忽然觉得自己像被电击了一下。她看到一个美丽得耀眼的女青年，穿着时髦而考究的呢风衣，正和昭舫站在路边一部小汽车旁，十分热烈地有说有笑，两人再“般配”不过，看上去，昭舫还相当高兴。
跟着，周远涤先生来到了车前，女青年好像在邀请昭舫上车，但昭舫摇着手谢绝了。
她稍稍松了口气，突然伤心地悟到，这个世界原来很大，自己完全不需要有那么多心计，她戴桂香真的很平常，不过是被自己鄙为“痴心妄想”的女孩们中普通的一个罢了。
一个伟大的女英雄原来曾经也是平凡琐碎的。
11 双十节
双十节那天，广诚和静娴拿了昭舫给的票，带着秋平到《大舞台》，参加武汉市党部组织的“伟大国庆纪念”会。听说共产党新来武汉的一些要人也会出席，其他到场的都是军政界名流、社会贤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就凭自己能和这些人坐在一起，就让广诚觉得脸上十分有光。
这就好，再不要分什么党，再不要抓啊、杀啊。他想起了自己店里墙上贴的一条标语：“都是中国人，一起打日本。”
他到得早了一些，座位的前几排和楼上的包厢都还空着，好座位也还空着很多，看来最有身份的要人们还没有到来。他买了根棒棒糖，哄着秋平不闹。坐稳后，看到昭舫和几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在台前激烈地说着话，那个省党部的周书记长从后面走过去，对昭舫说了些什么。昭舫马上跳上台去，走到幕布后去了，不一会，又匆匆走了出来，从边上的“太平门”出去。
看来儿子是参加会议组织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感到高兴，车过脸想对静娴说话。却见她的眼睛紧盯着门口，便也顺着她眼光望去，正好看到一个很时髦、很漂亮的女孩、拽着昭舫的手走了进来，两个人在前排边上的空座并排坐下了，说着话。
他想这女孩可能是上海来的。这些时明星见多了，他也不认为奇怪了。谁知静娴在旁递了一句过来：“这是他同学，姓周，是省党部那个大官的妹妹。”广诚奇怪地问：“你怎么晓得的？”静娴道：“来过我们家的。这个姑娘也是为了替昭舫打抱不平，自己退了学。”
广诚一听，觉得这情分很不简单。正想继续问，却见毓章和昭瑛两人扶着高士其进了场，他的好心情瞬间去了一大半，沉下了脸喃道：“怎么还跑到戏场来露脸啊？也不怕遭人背后说，真不懂事！”静娴却似没听懂，说：“毓章这伢，有肚量！”广诚见说不到一块，便唠叨说：“昭萍这事就是做得不好，搞这么个吃喝拉撒要人服伺的人来。她自己倒是成了家的哦！也不为妹妹想想。”静娴不以为然道：“跟你说过不消管得闲事，现在年轻人都大方。你看那周小姐，和我们昭舫也挨得太近了。”广诚的注意力马上又回到了这边。静娴又说：“这丫头。可惜我们昭舫看上的不是她。她倒也不怕别人看了会怎么说。”
广诚听了，顿觉惋惜，便问静娴：“不是他的‘那个’？那么亲热？”静娴说：“昭舫的‘那个’也是他们学校的，长得也好，就只怕我们攀不上。”广诚见说，心里不服，问：“那家里是做什么的？总不会比周书记长官还大？”静娴叹了口气，说：“要说，你还不如不晓得，不告诉你又不好，怕哪天让你出洋相。”广诚性急了：“到底是哪家？你说嘛！”静娴这才说：“是童老爷家的四小姐。”广诚一惊非同小可，思绪大乱，难怪童瑨总会突然问起昭舫，昭舫啊昭舫，你这个家伙，怎么尽给我出难题呢？
当省市大员终于在掌声中进场、周书记长和吴市长代表省市讲话后，演出开始了。广诚这才从乱成一团麻的浮想中解脱出来。
静娴仅只对昭舫的节目有兴趣。昭舫出场有好几次，先是他指挥“业余合唱团”和“女子合唱团”同台唱歌，昭诚和毓章也站在中间唱，那个姓周的女孩也在里头，好像连几个上海的明星也站在里头。以后昭舫还参加了演小话剧。不过她不知道“话剧”这词，这还是洪深先生几年前提出的新名词，她只管那叫“文明戏”。后来又一群一群的人唱了好多歌。那个到家里去过的、叫冼星海的上台指挥了，昭舫这下站到里头唱了。这个节目的掌声最长、最热烈。
昭舫还指挥宪兵警察们唱了两首歌。广诚似乎很激动，对静娴说了几句话。但她没听清说的什么，只忙着招呼瞌睡来了的秋平。才又去接着看，见昭舫又在和那帮上海明星们一起唱歌、演文明戏。所有节目都在唱着要抗日、要杀鬼子。
他们看完演出，坐上自家的黄包车回到店里时，看到杜季卿站在店门外候着，见他回来，远远就迎上来说：“叔，市党部派人来定了两百多人的消夜，说是要招待演员。我都张罗好了，就等您驾看看行不行。”广诚听到，又是一喜，连说：“好好好，季卿做事越来越行了！”往后这些会议还多，承办他们的酒席、消夜，这不是摆着的商机吗？
昭舫对安排在“通成”消夜略有些尴尬。这次他是作为客人坐在这里的。小吃上来前，每人面前先摆了一杯绿茶。周艾琳坐在他身边，调皮地问他感受如何。昭舫反问：“该不是你的建议吧？”艾琳笑道：“是又怎么样？”接着又说：“这么伟大的活动，能轮到我辈插嘴吗？”
二队的演员们卸完妆来了。星海隔着几张桌子，用手势和他们打着招呼。
毓章说：“昭舫，我很欣赏二队的方式，他们用卡车演出，活动范围大，准备的时间又少。不用搭台搞布景，也不像我们又是化装、又是卸妆、动不动花着脸就在街上走的。”昭舫说：“是啊，我跟着他们跑了几次，他们在卡车上搭上简单的‘流动舞台’，放着扩音喇叭，打着铜锣，开到一个较宽敞的地方，布景一竖。等观众围上来，洪先生就讲演。大家合唱两首歌曲之后，星海就站在车上，对街上的人群教歌。他们怕大家不好意思唱，就把我们跟着一起去的队员分散到下面去带头学唱。然后他们就演上几个节目，对观众说声谢谢，请借条道。卡车又开往别处继续宣传。穿过几条街，找个人多的地方，就停下车来又演。演出效果比在剧场里还好得多。”
薛培莜说：“是省党部借给他们的一部‘道奇’。他们人员多精干哪，个个会演、会唱、会写。我也跟着跑过一天，有些观众看表演看得上瘾，跟着卡车跑，你换个地方演，他又跟到那里看。”
魏公博说话了：“昭舫，其实你要想学他们，找个车，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王杰臣说：“行不通吧！我们是业余歌咏团，没有经费来源，租车不现实，省党部也绝不会像对二队那样对我们。”
这时小吃面点和莲子羹都端了上来。周艾琳嚷道：“魏公博想说的办法我都不赞成，那就是送上门去归顺汉口市党部，让他们派个‘训导员’到队里来，领导和进行党化训导！”周艾琳心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昭舫，懂得那么一来，昭舫当然不会听任指挥，歌咏团将垮台不说，说不定昭舫又会因此得祸。
魏公博不满意地说：“我哪是这个意思？什么‘归顺’？现在什么都是小事，唯独抗日救亡是大事。没想到我们唯一参加过官方CC‘俱乐部’的周小姐、倒有这么强的反官方意识。”艾琳哪里容得有人嘲笑她，立即柳眉倒竖，回敬道：“拿包子把你那张嘴塞住！你算哪一方？”
昭舫不愿意大家不和，心里同意着周艾琳的分析，便说：“公博，我们这是个民间自发组合的业余团体，我不希望在这里又要听到谈什么党。我无党无派。”
王杰臣也说：“莫急莫急，心平气和！我们不演剧，东西不多，就还是两条腿、踩三轮车、背包包算了吧！我还不是好多回演完后红脸黑眉毛的在街上走，也没见多少人看稀奇。”毓章劝道：“公博你别生气，我听说滕培英毕业后进了汉口市党部，还当了个宣传助理。要正好派他来，恐怕你魏公博第一难受。我记得你们俩吵过一架？”
王杰臣问怎么回事，武汉大学的几位却对此事都印象极其深刻。
那是双十二事件学校里学生辩论，魏公博、滕培英本都是反对张学良的做法的，与李毓章、曾昭瑛等激烈地辩论。当时魏公博呕心沥血地呼吁道：“同学们，我们应该相信领袖。因为中国若没有蒋委员长，必将分裂，必将大乱，给倭贼创造他做梦都想的机会。现日本野心昭然，委员长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之周旋，集中力量，先平内乱。本来，朱毛在陕北只剩万余残部，完全可以一战而内安，全力对外的。而张、杨却在此时劫持蒋公，使国家顿失领导中心，坐以待危。你们身为学子，还在欢呼雀跃，是非不分，简直幼稚之极！真叫人怀疑谁在趁机渔利。”滕培英挺身向前，像是为了支持他，嚷道：“李毓章，你该很懂历史吧？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要说亡国，以我中华几千年文化的感召、融合能力，清军入关后满人不是让我们同化，反而使中国的疆土更加辽阔么？我想，中国即使亡给日本，也不过就像元、清那样。要不了多少年，充其量让中国的满、蒙、回、藏少数民族中再多出一个‘大和族’来，能有什么损失呢？而亡给共产党，则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魏公博突然沉下脸、把他一推，喝道：“你给我滚开！你想亡国，给我滚到日本人那里去！我不与你这样的小人结盟为伍！”滕培英下不了台，在同学们的起哄中红了脸，与魏公博大吵了一场。
这会歌咏队的点心和莲子汤都端了上来。毓章连忙说：“我们歌咏团自成立起，有意保持独立性，我看，我们还是离那些半人半鬼的家伙远点吧！”
魏公博还想要解释，常与他走得最近的薛培莜把他的肩膀拍了两下，示意叫他吃东西。
此时在公新里六号，广诚却想着另一码子事，他儿子的“亲事”将怎么“提”。怎么办呢？童瑨不会因此翻脸么？他想到自己与当初回绝戴承喜时老戴的尴尬与恼怒，现在莫要轮到自己了。童瑨和自己的交情可是自己在汉口立足的重要支撑啊！
童瑨也对楚妮和昭舫的关系“不一般”早有耳闻。共产党的董必武先生到武汉后，在武昌“蜀珍酒楼”宴请答谢武汉老友。童瑨是他的同乡，萧雨杨是他的学生，皆应邀赴席，把楚妮也带去了。童瑨有机会和萧雨杨、楚妮和和气气团圆了一次。席后回到粮道街住所，便有意向女儿问起了曾昭舫。楚妮猜到了他的用意，便反客为主，问他对歌咏运动有什么看法。
童瑨非常和蔼地说：“军歌鼓舞士气，抗日歌曲唤起民众，当然是不错的，不过战争一事，总归要靠真刀真枪说话。曾昭舫离开学校后，你们还有来往吗？”楚妮不得不佩服父亲很会抓住主题，不受干扰。便回答：“有过两次，我到汉口不多。”童瑨叹了口气，说：“你是不肯跟爸爸多说几句话的，楚妮，爸爸爱你，处处将就你，推掉了翁家的婚事后，我与军界的这个老朋友就只剩下翻脸了。哎，这些事不提了，现在你们两个人到底怎么想的？”
楚妮的脸“唰”地红到了耳根，她定了定神，说：“我们只是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现在都只想着怎样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你想问些什么我都猜得到，那是没有的事。”
童瑨哪里会看不透女儿的内心，又问：“他是‘蓝衣社’上了黑名单的共党嫌疑，你晓不晓得？”楚妮说：“共党嫌疑又怎么样？我们刚才不还在和共产党的副主席吃饭吗？”
童瑨叹道：“你们太年轻了！楚妮，爸爸走过的桥，多过你走过的路。我看现在的国共合作，还比不上民国十六年来得亲密。那年汪院长和共产党翻脸前两个钟头，还在和那边的部长们有说有笑。政治这事，台面上说的都是好听的，台底下做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套。现在上海打得那么惨烈，中国人只好先搁置前嫌，站到一起御敌再说。一旦两家利益有了冲突，那么多年的血海深仇，岂是一笔能勾销的？说翻脸就会翻脸！先倒霉的就是实力小的。到那时，对大局无关的小嫌疑、小党员，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第一拨对象。”
楚妮年轻，心中一团热情似火，哪里听得进父亲这些，便略带讥讽地问：“你很怕吗？”童瑨很郑重地回答：“对，爸爸很怕！民国二十七年，武汉杀的共产党中，就有好多是我看得起的好汉，可又怎么样呢？楚妮，政治这玩艺，太假！太黑！太毒！我要真想玩，辛亥革命时就玩喏！那时我像你一样勇敢，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现在，我已经有了很多不容被伤害的牵挂了，比方说你。你现在还无法懂得，一个当爸爸的会想些什么。”
楚妮不想和他辩论，但是她作为善于总结论点的时事评论撰稿人，不得不承认父亲对政治的认识很透彻，当然，是站在他的立场上的。童瑨此时也不是非要谈出个结果，更不打算把心里的门第观点在这里对女儿摊开。他懂得，在提倡婚姻自主的无敌潮流中，对年青人提那些观点是腐朽而愚蠢的、适得其反的，眼下只有先放一放，静观其变。重点应放在影响楚妮的政治观点。
他站了起来，说：“蒋主席一直主张以先安内后攘外，轻装抗日，结果这条路没有走通。因为中国人心里最耽心的不是内患，是亡国！好在现在国共算是又联合了。但是，楚妮，你要把握分寸，要懂得，唯有蒋主席和国民党政府的参加和领导，中国才会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我希望你们写文章也好，救亡活动也好，都只能以拥护领袖的姿态，不要忘记了这点。”他突然声音变得很小，用几乎是自言自语的口气喃喃地说：“下棋要多看几步，我多看了几步了？”
楚妮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也不去顶撞他，她懂得他们两人谁想说服谁都是徒劳的。
12 并肩情谊
一周来，天气雨蒙蒙的，阴冷阴冷。
昭瑛去看高士其。他“二队”的老朋友多，经常来看他，这一向精神也好起来。但今天看到他，却似乎神色与往常很不相同，总像有什么话要说。直到昭瑛要离开，他才突然说：“昭瑛，我……要走了。”昭瑛有些诧异，“去哪里？你身体才刚有点起色。”士其说：“去我……心中……日出的地……方，延……延安。”
昭瑛明白，像他这样充满理想的人，是不可能安心住在病房的。她不无耽心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士其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你是……我此行遇……见的……最好心的人，你是……是天……天使，真……真正……的天使。”
昭瑛听着，眼睛也湿润了。士其接着说：“我很……很想问……问你，你……你……愿意和……和我……一起去……延安吗？”
昭瑛几乎要哭出来了。她站了起来，说：“你别说了，我……我还要照顾父母，我以前已经有过太多的承诺，对父母，对大姐，对家人，对朋友，这一下是很难说清、也很难改变的，我祝你一路平安吧！”
她完全不去看高士其此时的面部表情，就站起来离开了。
几天后，昭瑛与李毓章一起送走了高士其。有人陪送他坐火车取道西安去延安。
回到家里，昭瑛忽感到若有所失，心里空荡荡的。毓章走到她身边，关切地说：“你已经尽到责任了，你不可能永远照顾他的。”
昭瑛眼泪终于淌了出来，哽咽道：“你真是个好人，毓章！人都是有感情的，我心里的确是很放不下他，他完全没有能力自理啊！”说完，伏到了毓章胸前“呜呜”地哭出声来。
毓章动感情地抚着她的肩，说：“昭瑛，魏公博说过，你属于‘天使型’的人。忘了这些，振作起来吧！你看星海来了后，呕心沥血地为武汉培养歌咏骨干，整日里不得休息。武汉太需要歌咏干部了！为组织‘保卫大上海扩大宣传周’活动，四个妇女团体共组织了二十多个宣传队、好几百妇女参加。你应该参加进去。你最好帮助汪云，一起把我们团的新分队‘三八女子歌咏队’筹建起来。”
这些时，除了教歌，毓章与昭舫整日里都和冼星海在一起，还参加二队的演出，帮助星海在武昌和汉口组织歌咏干部培训，由星海亲自教授指挥。每天都深夜才回家。
第三天，天下着雨，二队早上不出外活动。冼星海好不容易有了点空，便想写点东西，因精武馆嘈杂，就一个人到“大智旅馆”金山住的房间里。哪晓得几个北方流亡来的正拉着京胡在唱《打渔杀家》，整个旅馆都是他们的声音，哪里还有灵感。却好昭舫碰见，就把他邀请到公新里六号自己的房间。
星海坐在整洁的写字桌边[97]，笑着说：“这里好安静！昭舫，流亡中还有这样的写作环境，对我可以说是太奢侈了。”昭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妈把小外甥抱出去玩了，至少要中午才回。哎，你说话怎么好像伤风了？”
星海笑着说：“可不，武汉的天气真名不虚传，变化太快。其实我每到个地方，就听他们说的，拼命喝水，好适应当地水土，谁知还是受凉了。”
昭舫说：“你就在这里写东西吧，当在自己家一样。我要出去一趟。你若是想离开，也不用等我回来。要有什么事，可以喊葵花。”他吩咐葵花去端碗热姜汤，自己便出去了。
昭舫到外忙了一上午回来，听到秋平在楼上的笑声。上楼后，见秋平正在和星海嬉闹。昭舫喝道：“秋平，别吵伯伯，伯伯有事。”
星海抱着秋平，说：“没有吵我。我写的顺利极了。你来看看，我甚至想写心中久久涌动着的交响乐曲了，不过名字还没想好，就暂且叫《中国兵》吧！我要歌颂士兵们的抗战精神，歌颂献出自己儿子的伟大父母们。昭舫，我觉得，写作本身就是根据爱的立场，偏重爱民族的伟大任务。”
昭舫看着乐谱，说：“《祖国的孩子们》。这最下面一张好像是老歌《流民三千万》？”星海说：“对，这是我去年春天在上海为话剧《流民三千万》写的主题歌，怕当局禁止，先用的名字是《血力进行曲》，我还用了个‘先力’的笔名。我今天改了一下，还是陈凝秋先生的词。”昭舫说：“陈凝秋，塞克？你的‘救国军歌’也是他的词。”星海笑道：“多了，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我和他的合作真不少呢！”
昭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大家唱》第一集，递给星海，说：“这本送给你，这是我和毓章编的，这已经是第二次再版的了。”
星海很高兴地接下浏览了一下目录，说：“我看到好多歌咏队都拿着这歌本，可见影响相当大。嗨，你们选了我这么多歌？”
昭舫说：“都是目前流行的歌曲，当然你的歌多一些。”又将已编排好、即将付印的《大家唱》第二集样本给他看，笑着说：“第一集我请光未然写了序，这是第二集。我们想请你在百忙中代写一篇序，只是时间有点紧。版都已排好，要你辛苦一下了。”
星海忙满口答应，十分感慨地说：“救亡歌曲能印成单行本，并且一集二集地出版，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翻开目录一看，第一首歌曲便是他的《青年进行曲》，竟笑了起来，“哈哈，就是这首歌，‘联华制片厂’给了我两百元，就是我现在的生活费。”
昭舫接话说：“金山告诉我，你最近的手头很拮据，因为你把以前开音乐会收入的几百元钱统统捐给了伤兵。”星海说：“有这事。不过我还可以。你们家给前线和抗战活动的捐赠不多得多吗？但是，若与那些把生命都献给了民族的人比，我们则是太渺小、太不足挂齿了。”
昭舫觉得他真是个谈得来的朋友，情不自禁地说：“你要觉得这里合适，以后要写什么，就可以到这里来。我不在时，你就自己上来。不用讲客气。我的朋友从不和我讲客气。潘乃斌和李毓章住在楼下住好几个月了。乃斌最近不在武汉。他是个全才，等他回来，我就给你介绍。哦，你还在咳嗽，要不要去看医生，吃点药？”星海笑着说：“不用，我喝了你家的姜汤，已经好了。”
星海约昭舫参加下午二队到唐家巷的演出，又说：“昨天武汉连续出了些令人费解的事。‘华大’的一个歌咏集会被不明身份的人强行冲散。杨朔他们编辑的《文艺半月刊》也遭查禁了。”昭舫说：“是聂绀弩、陈荒煤他们办的，是不是？”星海说：“具体我不太清楚，我想，国共合作，终归会有人不高兴，要捣乱的。我们有时不得不避让，像今晚原定‘华大’的教歌就不去了，改成去‘武昌女青年会’。”
下午他们在唐家巷演出后，星海很耽心约好六点半在女青年会的教唱迟到，连饭都顾不上吃，就与昭舫去赶轮渡过江。在码头，一个人买了一个烧饼上船，凑合着充饥。
两个人气喘吁吁地上岸，又一口气向“女青年会”赶去。不料发现门竟还关着。
昭舫看到几个中学生也在附近等候转悠着。他还未开口问，其中一个就抢着问：“你是不是武大的曾昭舫？我见过你的。请问那位是不是冼星海先生？”昭舫微笑着点了点头，问：“你们是哪个队？组织者呢？怎么还没开门？”那青年说：“我们是董谦文负责的‘华大附中歌咏队’。已经有人去喊他去了。”
星海明显不高兴起来，对昭舫说：“这人怎么这样不守时？”昭舫也没有办法，想起“一二·九”时的亲见和其他人对董谦文的评价，只有干着急。
这时一个小青年拿了串钥匙，喘着气跑来了，“董队长还在吃饭，叫我们先唱，照顾好冼先生。冼先生，您吃了饭吗？”星海听说，好不反感，但是没有表露，而是很克制地说：“我不吃饭，请开门吧！你们看，约定的时间都过了十五分钟了。”
那学生开了门，里面昏黑昏黑，电灯却打不亮。点了根火柴一看，才发现灯泡都被卸光了。这次轮到脾气好的昭舫发火了。他厉声说：“武汉好多地方请冼先生都轮不到，他一天跑几个地方，你们怎么这么无所谓！”
昭舫发了火，一直很不满的星海反而更克制了，因为他看到学生们渴切的表情，懂得这些错不是他们的责任，救亡歌咏中所见到的人是形形色色的，董谦文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便和蔼地说：“没有电灯算了，我这有钱，你们派人去买几根蜡烛来吧！”一个学生连忙说：“我有钱，我去买。”
蜡烛买来点亮后，昭舫看到房子很旧，但是烛光下，感觉格外安静。一大群早就在周围附近等候的学生都涌了进来。学生们把抄好的《祖国的孩子们》和《流民三千万》歌单挂出来。星海要过毛笔，把上午他刚改过的几处迅速修改了。昭舫听见下面正在点名：“黄庚祖、文云、张掌珠[98]……”
星海开始教唱，好像忘记了所有的不快，仿佛面对的不是二十多个学生，而是一支专业的合唱队伍，极认真地以他那充满魅力的姿势指挥和调动着学生们的情绪。
星海显然格外投入，教了一阵，还觉不太满意，大声道：“有些进步，但气势还不行。我们不能为唱歌而唱歌，歌声是我们的武器啊！我们要把自己当成战士，想想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东北人民收复失地的报仇志愿，要用心去唱，用自己的脑子去唱！大家知道，我们二队的洪深先生，他离开上海时是写下了遗书的，他是以何等的为国牺牲的决心在投身抗战文艺啊！我们应该学习他，唱救亡歌曲时，希望你们努力抒发出自己的情感。用脑子去唱！”
学生们听到这句从未听过的说法，很受启发，便努力将感情激发并投入，一遍比一遍唱得好。星海和昭舫也很满意了。不过直到教歌结束，董谦文也没有出现。
回家的路上，昭舫回味着星海刚才的讲话，说：“我们这里，确是有很多人仅仅是出于爱好、甚至图好玩唱歌的。不少人认为，唱歌也无非造造声势，鼓动士气。那里能都像你这样，把救亡歌咏当成抗战的一支军旅。”
星海说：“是啊，昭舫，今天开始我是很不满，是这些满腔热情而来的小青年让我冷静的。如果我们的组织者都像那位姓董的先生，那么散漫，把唱救亡歌曲当成饭余的娱乐，没有战斗的精神，那才将是救亡歌咏的一个大危机。”
昭舫转了话题问：“你饿坏了吧？”
星海笑了：“可不，和你在一起这么饿肚子，说出去谁也不会信的！”
昭舫也忍不住笑了：“那让我来为我们武汉人的散漫道歉吧！我知道，你最喜欢喝‘通成’的莲子汤。”
13 三栖明星马莉
接下来两周，星海和二队去了黄石为伤兵们演出。业余歌咏团则继续在汉活动。这天，昭舫和李毓章、魏公博回晚了，就在‘通成’二楼找了张桌子，要了点小吃宵夜。见两男一女三个上海口音的人坐在相邻一张桌上。吃着莲子汤和几样点心。
那位女人颇有姿色，穿着打扮都十分时髦，只听她边吃边说道：“这莲子汤还不错，学得还蛮像的，阿拉在上海也喜欢吃。”
那个穿西装的男人马上接口：“听说老板也是上海人，此地人，怎么学，也做不到这么好的。”
这边昭舫三个听着他们自恋式的优越感，心里觉得好笑，但谁也没作声。
那女人又说：“吾整天听说‘大武汉’、‘大武汉’，原来这么小的，比上海闸北都比不上。我都后悔听了光未然的话，跑来汉口，一个月的津贴，比不上我在上海出场一次。”
西装又连忙响应：“马莉小姐这是在为抗日牺牲，他们应该晓得的。”
马莉不理睬他的奉承，继续说道：“听说洪深他们来此地出足了风头，王莹到处当主角，大点的活动她还出来朗诵。‘朗诵’懂吧？她和柯仲平今年纪念鲁迅周年兴出来的名堂。汉口人哪里见过大世面的？崇拜得不得了。报纸上都把他们捧上天了。”西装说：“这下你来了，恐怕她的风头要大减了。”马莉把鼻子一哼：“我才不像她，饥不择食，出场费少了我才不理呢。哎，毕特！这是啥嘎么事？蛮好吃的。”
西装（毕特）答道：“是叫豆皮吧？我随便点的，马莉小姐喜欢吃就好。”
一直没开口的穿中山装的那个，长得老成，脸却过分偏长。这时才开口：“出来吃点土特产，尝点新鲜也不错。”毕特笑道：“老贝到什么地方都是好，见什么人也是好，好脾气。”老贝笑着说：“我这人没有本事，脾气再不好点怎么行？”
毕特松了下自己的领带，说：“我听人说，这个店里的老板也是冼星海的崇拜者，听说被捧为‘武汉第一少’，唱歌还蛮有名的。”女人用鼻子“哼”了一下，说：“武汉就这么大地方，见过几个唱歌的？我看只要会唱两句，就能出名的。”
毕特说：“冼星海又懂得什么音乐！前年夏天他刚来上海，拿着巴黎音乐院杜卡斯的推荐信，到上海工部局乐队，乐队指挥是意大利人，本来理都不想理他，看他老师的面子，让他指挥排练贝多芬的《田园》，结果被那外国长笛手弄得下不了台。后来他一举起指挥棒，乐队的人就统统放下了乐器。”
老贝插话了：“你说得好像你在场似的。吃东西吧！毕特，豆皮冷了不好吃的。”
马莉被毕特捧了半天，这下也想回敬两句好听的：“毕特，你也是怀才不遇。”老贝说：“现在抗日救亡，用人之际，毕特可以大展身手了。”停一会，马莉又说了：“现在是草莽英雄时代，毕特，你也该放下你那‘音专派’的架子，多上街教点歌啊！”
毕特说：“算了吧，听到那些五音不全的‘左嗓子’吼，干脆把我杀了。”
马莉说：“看你说的，哪有那么难受的？刘雪庵那么大名气，不也在街上教唱演出吗？周小燕，好像也是武汉人，还在马路上唱她的‘长城谣’，阿拉在上海，还不是看刘雪庵的面子，也去给伤兵唱过。”
毕特想到又该捧马莉了，说：“雪庵的《何日君再来》红遍租界，单靠周璇的唱片哪行？马莉小姐功劳不小。像你这样能唱、能跳、能演的三栖明星，哪里去找？”
昭舫等人听得烦，吃完后就离开下楼。在楼梯上竟碰见了光未然（张文光）。昭舫好不高兴地和他拉着手互道长短，光未然说他来找他们的几个队员，就想要昭舫去认识一下，昭舫笑道：“不用了，无意间听见那几位的谈话，都长了我们的见识了。我猜那就是你的队员吧？”光未然笑道：“是啊，只要愿意抗日，我们都欢迎，以后说不定还要和你一起共事呢。有点小脾气，你们就别计较吧！”
14 重上珞珈山
冬季最先到来的北风竟让人感到舒畅。昭舫近来的精力也空前旺盛。十二月中旬，星海到黄石、大冶为伤兵慰问演出刚回到武汉，就受到潘乃斌从珞珈山带来的“武大歌咏队”邀请。昭舫便与毓章、周艾琳等几个武大老同学陪着星海一起上了珞珈山。
在武大留校学生热烈欢迎冼星海的同时，童楚妮和在校的老朋友郭佩珊、朱久思、陈尚文、姚树森、林金铭等人真挚而热情地迎接着昭舫，给了他伤痛未愈的心灵极大的慰藉。
楚妮指着石秀夫身后的一个女生，对他说：“这位南下同学的大名想必你已久闻，她就是北平‘一二·九’时的著名笔杆子韦君宜，这是她妹妹韦君文。”昭舫马上想起她那振聋发聩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呼声，赶忙上前和她握手，感慨地说：“珞珈灵秀萃诸方，这下更是名不虚传了。”
周艾琳故意寸步不离昭舫，特别留意昭舫和楚妮对视时的眼神。楚妮看在眼里不加理会。昭舫和同学们小聚了一回后，他让潘乃斌陪着去拜访了几位老师。
他们在工学院门口碰上了制图老师赵学田。赵老师拉着昭舫的双手详细问他的近况。昭舫回忆起当初自己跑到他家通风报信的一幕，恍若隔世。乃斌说：“赵老师正和郭霖老师一起，指导我们自制手榴弹和防毒面具哩！”
九月底，中共派陶铸同志上珞珈山，建立了武大党支部。从11月初起，共产党已开始在武汉筹建“青年救国团”，准备以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为主要成员，并将首先在武大公开成立分团。而现在的武大“游击战术研究班”实际是共产党通过刚成立的合法的统战组织“抗战教育研究会”办的。郭佩珊、潘乃斌都是那个研究会的成员。游击班的学员大部分是武大学生，主要学习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为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武装预备军事人才。
乃斌陪着昭舫一一拜访恩师和朋友。昭舫笑道：“没想到你这个‘通缉分子’在学校这样逍遥自在啊！”
“还行，”乃斌笑答，“刘教官闯见我时，都还皮笑肉不笑地和我招呼。这群家伙可能后悔，当初没能逮住潘乃斌。但这群笨蛋，可以自慰发现了你这个‘共产党’，哈哈！”他和昭舫笑了一阵，“毛竞飞毕业后已经离开了学校，据说成了职业特务。穆啸谷毕业后不知去向。岁月沧桑啊！但是蓬勃的抗日热情的后面依然很复杂。汪精卫也来学校给我们训练班讲过一通话，空话连篇，‘牺牲、牺牲’地干喊，我直到听完，都没听出他究竟要表达的是‘战’还是要‘降’，抗战究竟对不对，以及该如何抗战。当同学们质问他‘经过改编了的职业匪徒切不可在游击战中加以使用’是指谁时，他避而不答，却强调德国大使陶德曼愿意为中日调停，不能放弃和平‘最后的宝贵机会’。”
他们站在图书馆北边的平台阑干边，俯视他们曾记录下他们大学时光和友谊的后山。珞珈山的初冬又被金灿灿的秋叶遍地铺满，秀丽的东湖依旧波光闪烁，但是很多东西已经一去不返了。
乃斌指着苍郁的后山笑着说：“康泽也来看过我们的游击训练。我们还在后山演习游击战，有些女生居然穿着高跟鞋，把鞋都跑丢了。”昭舫听着，心里百感交集，对校园生活的依恋和久郁心中的那份委屈，还是不时会折磨他。
乃斌转过身，对昭舫说：“李厚生在你走前离开学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对我来说，学校的生活也将永远过去了，昭舫，我不会在武汉呆多久了，我准备去前线。”
他注意到昭舫的眼神中有些惊讶，继续说：“太原和上海相继失守，告诉我们战争将会是多么艰苦！中国只能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莫去指望那些自私的列强们会帮你，他们只顾保护自己的利益，作些假惺惺的谴责。英美给我们运送的物资，还远不如运往日本的多！”
“我在前线看到，人的生命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和我住一起的一位的记者，一天早上随队伍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的士兵，用血肉之躯和日本人的飞机坦克硬拼，太吃亏了。”
昭舫不由问：“那么危险，你还要去前线？在后方，你会不会更有价值？”
乃斌摇头说：“个人虽然渺小，但是却真正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终会打败他们！我随八路军一起，亲临了几次突袭战斗，那是没有明显阵线的战场，从地图上看，已经是在敌人的后方了。我们的军队在老百姓帮助下，猛打一阵就走，不可一世的鬼子，被打得尸横遍野，真痛快啊！他们的机械兵完全用不上劲，疲于奔命，等赶到时，只能收尸。我懂得了，这才是我们战胜强敌的战法：游击战！”
乃斌又恢复了他惯用的谈笑风生的语气：“其实前线的生活的确很苦，说真的，我很不习惯，我回汉口后的第一夜不敢直接到你家，因为我身上有虱子了！”
他忽然打住了话，笑道：“我该退出了，有人在等你呢！”
昭舫一回头，看见了楚妮，“她来找我了！”他有些激动地迎了过去。
潘乃斌一闪就消失了。楚妮的第一句话是：“周艾琳呢？跟得那么紧？”昭舫答道：“她就那么好强，你又不是不知道。”楚妮噘了下嘴，说：“倒真像有人要和她争似的。我听说，你们明天就要下山？”昭舫说：“是的，山下的活动也很紧张。你在游击训练班？”楚妮点了点头。昭舫又问：“你也要去山西打游击？”楚妮反问：“要是那样，你说好不好？”
看到昭舫复杂的表情，楚妮小心地转了话题，说：“这些时，学校的左派学生可谓如鱼得水，意气风发。董必武、沈钧儒先生都来训练班作过演讲。给我们讲述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的策略。陈独秀先生也来学校演讲过，他是王星拱校长‘五·四’运动时的朋友。”
她看着山下，用深情的语气说：“其实我非常想你能回学校，我很留恋那段同学的时光。我甚至希望学校开除的是我而不是你。你那么爱读书，而且读得那么好，你在晚自习时专注的样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学校是你的天地，那操场、那游泳池、那歌咏会、那运动会、球赛……你给武大的同学留下多少记忆啊！昭舫，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和你一起读书。有你的武大和没有你的武大真是不一样的。”
她发觉昭舫的情绪也在开始激越，而自己内心很多话正在强烈地试图涌出，便沉寂了一分钟，努力地控制住了自己，转了个话题说：“你听说过吗？去年，文学院的苏雪林老师，毅然将自己的嫁奁、稿费、薪酬一起兑换成五十两三钱黄金，悉数捐献给了国家劳军。”
昭舫感慨地说：“我当然看到过这消息。有家周报还为她的义举出了号外。真是惊天动地！绝无仅有！苏老师真了不起，让全体国人感奋。因为她，一时汇往前线的捐款大增。看来我们那时是太错怪她了。”
楚妮用脚踢着路上的小石子，说：“是，我们是偏激了。我向来很崇拜她的文采。但是，也难怪我们，谁叫她那么骂鲁迅的？既不可理喻，又忍无可忍。包华就在讲堂上发难，打断她的讲课，公开质问她。好多人写信申斥她。”她低下了头：“这里头就有我。”
昭舫说：“我们学校对鲁迅历来就是两派，彼此泾渭分明，而且‘反鲁’在校董们中是占上风的。”楚妮接着他的话说：“可我们一直把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都看成是投降派，以为只有我们才是爱国的。这也是不对的。”
昭舫见楚妮能这么认真剖析自己，很是佩服。楚妮说：“不谈别人了。你还记不记得，我曾说过，我有幸认识了共产党中央的代表董必武伯伯，他是我母亲当年‘武汉中学’的校长。他最近又和我有过一次谈话。”她心里稍稍平静了些，“昭舫，”她不知不觉地在称呼时，把他的姓去掉了，“我们的人生只能有一次，我对你说过我此生想要走什么道路，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它的入口了。”
昭舫没有说话，等着她往下说。楚妮说：“我很高兴你在和冼星海、洪深等人一起战斗，我想我们的道路肯定是一致的，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
昭舫说：“这还有疑问么？从我们认识起，我们就一直站在同一边，为着同一个目的共同战斗的。”
楚妮摇了下头，说：“你没有听清我想要说的。我们同在向日本帝国主义战斗，这是全民族的统一阵线，很多支队伍并肩站在一起。但是我希望站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最终会不会要我，但是我会争取，一辈子争取，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呢？”
昭舫懂得，这个问题他是不能回避的，但是他已经想过很久了，甚至和毓章讨论过。但他没有问过乃斌，也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去问这个最好的朋友。他于是说：“我会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因为我看到，他们自始至终抗日最坚决，从未虚伪地欺骗和镇压民众，我赞成鲁迅先生对他们的评价。”
他看到楚妮露出的满意表情，又接着说：“但是我这个人有些散漫，不想受政党纪律的约束。我听说，加入了共产党，是不能有个人意志的。这点我怕我办不到。”他迟疑了一下，想到楚妮是他最信任的人，对她应该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再说，我自尊心很强，我不会去要求某个组织接收我。我已经不止一次承受过难堪。我还没有来得及要求加入时，就已经有人在主动对我排斥了。”
在北平时，魏公博曾告诉他，当李毓章发动大家向学校抗议时，包华、卫邦国等人居然把他的行动称为出风头，还莫须有地说他和CC分子的关系复杂。他相信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有那么几个自封为左派的人，与他们相处时，莫不能经常觉察到冷漠与隔阂。
他把这些事大略地讲了一遍，说：“我活得光明正大，坦白无私地帮助我所认为应该帮助的人，因为他们是爱国青年。我们全家都支持我的做法，并且主动为此承担着风险。如果这样还必须再特地恳求别人了解我、相信我，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要我整天为了得到这些人的认同、去浪费时间，我办不到，也不想办！何况，现在我们国难当头，要做的事太多。我能做多少就会做多少，不需要这些人来赞许。”
楚妮叹了口气。昭舫是诚实的，他一直就是这样的。那么自己怎么看待呢？这也许就是“考验”，不要强迫昭舫接受这考验吧？那样太没有意义了。她困惑地回想起，左阿姨曾暗示，她这样的家庭背景很难被共产党接受。又说过昭舫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革命者，当然就不会是彻底的爱国者，充其量就是个同路人。左阿姨甚至对她说，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很复杂，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很少，曾昭萍都算不上。
但董伯伯对自己说的话里却充满着鼓励，没有一句使人感到压抑、使人自惭于与生俱来的缺陷，反而让她懂得，无论出身于何种家庭，像她自己、昭舫，还有很多旧营垒中的子女，都可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成为民族解放的战士。董伯伯鼓励自己对信仰追求下去、奋斗下去，把自己信任的朋友团结上，永不动摇地投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
他们不都是共产党吗？给人的感觉好像很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昭舫熟悉楚妮的性格，见她有好一阵都不说话，开始耽心，自己自尊心的强烈表露会不会让她反感。同时，他心里再次涌起一种要比以往更真实的离别预感。他不敢直接问她，便婉转地说：“你在写给我的信中说，董伯伯想介绍你去新华日报社，怎么又说要去打游击？”楚妮说：“我也不知道将来我会去哪里，但是，我不想留在后方，每天身后悄悄跟着没法摆脱的保镖，继续当黑老大的千金。”昭舫说：“天地良心，我看到，再没有像你这样赤诚地想投身革命的女孩了。”楚妮叹了口气：“可惜，这仅是你的看法。”
昭舫听到，她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心想，大概她也有她的委屈吧，楚妮啊，你吃得了那份苦吗？你受得了那份约束吗？
楚妮中断了这个艰难的话题，转过脸看着昭舫说：“我和郭佩珊去找过王校长。我们说，你那么爱学习，比谁都应该继续去读书！王校长回答说，武汉大学董事会很固执，认为向一个学生认错很荒唐，开不得先例。王校长势单力孤，但是只要你愿意，他想找机会介绍你去别的学校。昭舫，答应我，要真有那个机会，你别傲慢地拒绝。”
昭舫见她那么真诚，十分感动。听楚妮又问：“你回答呀，汉阳贱三爷！学以报国呀，你想不想？”昭舫回答：“我当然想，我会珍惜。”楚妮高兴了，抿着嘴说：“你这么说，我放心了。”
乃斌过来喊他们去参加聚会，他们的谈话被迫中断了。
傍晚，等“东湖中学”一些同学也聚上山来后，冼星海在学生礼堂为大家教唱。
星海拿着指挥棒，对大家深深地鞠躬。同学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星海说：“同学们，我今天很感动，这么一个优美的高等学府中有这么多立志报国的优秀学子，我会把我的感受融于今后的创作中。”
“我今天准备为大家教唱的是《茫茫的西北利亚》。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下这首歌曲。”
“这是我为我的朋友田汉先生话剧《复活》谱写的一首插曲，这个话剧是他根据托尔斯泰的同名原著改编的，在剧中，由波兰青年柯亭斯基和囚徒们唱出。我在创作时，脑中实际上涌出的却是我们的东北同胞。记得当年我们初演时，租界的巡捕不许演员们在台上唱这样的歌词。但今年在南京演出时，台下的观众曾被感动得站起来大声呐喊。”
他比大家更显激动，最先进入状态，他的投入和激情很快感染了大家，把大家都调动了起来。那满含被压迫的感伤和急于待发的郁闷更加深入到学子们的心中，提炼着他们的情操。
他们当晚要在武大过夜。星海和毓章住一个房间。
星海似乎很激动，说很想写点东西。毓章便让他一个人留下，自己则来到乃斌和昭舫的房中。石秀夫等一大群同学也在这里。大家心情都很不平静，谈论着一年来发生的事，一直谈到很晚。
夜深了，同学们纷纷离去，但他们三个都还没有什么睡意。
乃斌说：“昭舫，我受你的影响，更加喜欢唱歌，业余歌咏团成立后，我只参加过几次活动。我在山西时，心中常涌动着创作游击队歌词的欲望，现在越来越想了。”他显然很动感情，“我亲眼看到我们沦陷区的同胞在战斗，他们出发了。在寂静的夜晚，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踩在刚收割过的麦地里，嘁嚓，嘁嚓……”
容易激动的毓章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共鸣，他挥动指挥的手势，为他伴吟道：“嘁嚓，嘁嚓！”
“这是是我们游击队的弟兄。”他站了起来，低声吟道：“三个五个，一群两群。”
毓章激动地一跃站起，说：“在平原，在山林。”
乃斌接着朗诵般地：“好！‘在平原上，在高山顶，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化整为零，’……不好，不好押韵。”
毓章似乎比他还激动，说：“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不怕鬼子兵！”
乃斌说：“好极了！‘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不怕日本兵，’不，‘不怕日寇的机械兵’。昭舫，笔墨侍候！我想写了，我要写！”
昭舫帮他拿来一张纸，把自己的钢笔递给他。乃斌挥笔疾书，毓章也参加进去。当他俩还沉浸在激情之中时，冼星海推开门进来了，说：“毓章，我一口气谱好了两首歌，你回来休息吧，顺便帮我唱唱。”
这是一个冬日晴朗的夜晚，明亮的星空注视着珞珈校园。这一夜，在“老斋舍”内，诞生了乃斌写的、以先珂为笔名的《游击军歌》歌词，也诞生了冼星海的两首歌曲：《战时催眠曲》和《做棉衣》[99]。
15 复兴社少尉魏公博
昭舫去珞珈山的那天傍晚，魏公博坐黄包车来到花楼街，下车前后观察后，迅速拐进了侧边一条僻静小巷的一家民居。
堂屋里，一个中年人独自坐靠在太师椅上，身后还站着两个人。魏公博摘下礼帽，上前恭敬地说：“站长。”
郑扩儒冷峻的双眼盯着魏公博，没有半句寒暄便直接说：“先说你给我这第一份报告，其中内容，我差不多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为什么把你，我得力的少尉先生，放到个小小的业余歌咏团？不要忘了，为什么要你从武大退学出来，就是为了这个曾昭舫！他是直接受共党领导、还是共党利用他？你一点结论都没有。是不是觉得他很够朋友，监视他没有必要啊？他家的鸡汤是不是很香啊？”
魏公博答道：“站长，公博从不敢徇私，视党国利益高于一切。但凭属下观察，曾昭舫思想虽说略左，却是被一心抗日救国之热血驱动，也从未见他回避属下之愧怯。您看，这是您要的他家的常客的名单。”
他恭恭敬敬地递上一份名单。郑扩儒仔细看着：“嗯……冼星海、盛加伦、光未然、唐纳、孙师毅、王云阶、田汉、沙梅、林路、金山、贺路、刘雪庵……都是有些名气的哇！下面……哦，都是些武大的！”
魏公博说：“站长，他家本来就是开的餐馆旅店，曾昭舫又好客，我认为刘雪庵、唐纳这些人不可能是共产党。”郑扩儒笑了：“你对他真有些感情了。谁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了？相反，说真的，像刘雪庵《何日君再来》我就喜欢。”他收敛了笑容，“但是你的同学潘乃斌是什么身份哪？他现在在武大比当年哪一个都跳得高啊！冼星海、田汉常去‘通成’，郭沫若也去过不止一次，是不是就是吃点东西啊？还有，那个王杰臣，就是个电工吗？他到底是曾昭舫的帮手、还是实际上的上级？他后面的人是谁？接受谁的指示？上海那帮人在武汉空前活跃，连领袖都很重视。他们表面也在听从政府的安排，但背后有没谁在利用我们的宽容、暗中达到什么目的呢？发展这么多歌咏组织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公博说：“站长，群众歌咏组织很多是自发的，纯是为了开展救亡活动，不像是有计划的发展。他们不可能是敌人。”
郑扩儒斥道：“胡闹！你那自作聪明的毛病又来了。抗日就说‘抗日’，什么‘救亡’？哪里学的？真是近朱者赤！这不是我们用的词汇！你简直要被赤化了！”
他站起身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党国最可怕的潜在敌人，正是我们眼前这个最热情的战友。现在大敌当前，我们不得不与共产党暂时搁置前嫌，一致对外，甚至不惜给了他们起死回生的机会。这是蒋委员长为了民族大义的伟大退让！但是国共各有各的算盘，两党的组织和秘密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会互相公开。我们当然不能容许他们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最近，我们就成功地阻止了共党在工厂和苦力中发展工会的企图。”
魏公博恭敬地说：“公博已精读关于上次国共合作的内部学习材料，熟知了他们的那一套。公博认为，抗日宣传可以，想从中渔利当然就要毫不留情打击！”郑扩儒略微满意，说：“对，注意曾昭舫很可能发现暗藏的共党分子。”
他不露声色地注视着公博，其实他早就在队里另外安排了个叫费耀祖的（就是昭舫曾对公博说过的对女生贼眉鼠眼的那个），单线汇报，并命决不许擅自行动。而这一切，均是瞒着魏公博的。
魏公博说：“站长，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小组负责暗中监督宣传领域，以社会上发现的美化沦陷区的小报和攻击救亡……不，攻击抗日歌咏活动的传单进行了侦查，我在第二份报告里向您汇报了，我那个朝鲜朋友向我证实了小鞑鞑提供的情报，的确存在有组织的日特地下活动。”
郑扩儒点燃了一支雪茄烟，说：“我对你那个包打听小鞑鞑说的不太相信，这人生活不检点，和日本妓女打得火热，你不要让他知道你的身份，防止这种人为了钱会出卖你。据我所知，日本人走后，‘汉口和善公会’根本就销声匿迹了，而且这个‘和善公会’与‘同善社’也不是一回事。‘同善社’来源于四川，都有几十年了，原来王占元、萧耀南还是湖北的名誉善长。现今何成浚也都是‘同善社’的，无非是做气功、吃斋、打坐的民间教派，里面好多都是老头老太太，哪里会搞印刷发传单？你不要扯到一起了。”
魏公博不服地说道：“小鞑鞑说有个叫黄九的要雷胖子砸‘业余歌咏团’，这情报就完全可靠。”
郑扩儒鼻子哼了一下，“这算屁大个事，地痞流氓一群。听我说，你还是把曾昭舫、潘乃斌的事有始有终，不要跟我扯这些野棉花了！”
魏公博委屈地要求道：“公博鲁钝。属下再次恳求组长，让我离开歌咏队，去和日特真刀真枪战斗。最近不少共党分子公开了身份，‘业余歌咏团’的表现却仍一如既往，并无异常。属下敢担保绝没有危害国家的行为。建议撤销这无价值的监视。”
郑扩儒听得火了，斥道：“荒唐！这些连我都不敢担保、无权决定，轮到你发表意见么？为什么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一到武汉，就都往他那儿跑？他的旅馆餐馆会不会是个接头地点？有什么人在合法外衣下干非法的事？你连这点敏感都没有么？告诉你，你绝不可有丝毫松懈，要你找出伪装得很本分的异党分子！还有，要提防共党借‘一二·九’两周年蛊惑群众闹事，听到没有？”公博慌忙答“是”。
面训完了，魏公博闷闷不乐地走了出来，把双手插在学生式制服的口袋里，慢慢地逗进了后花楼的一家茶楼，在二楼临窗的一个座位要了茶，打算整理下纷乱的头脑。
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几年以前，当他从关外流落到北平借读旁听时，就被郑扩儒吸收进了“复兴社”，以后他被送去进行了专门培训，正式被吸收进了特务处。再次回京后，他参加过京津几次轰动一时的针对日特和汉奸的行动，很得郑扩儒的赏识，晋升少尉。他对国家领袖的认同感很强，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蒋委员长，却从不热心党派，对蓝衣社崇尚的法西斯精神也不完全认同。因他主见太多，又擅自参加了“一二·九”游行，极大影响了上级对他的信任，所以至今未能得到提升。在武大附读时，他受命不公开自己的身份接近曾昭舫，还给他安排了几个下属。但他从心里瞧不起刘教官、毛竞飞等人，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同志。
街对面，“福泰来布业”的招牌特别显眼，比相邻的店铺要气派得多。公博正在品茶，无意间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从布店里间走出，肥墩的身材，毫无姿态的步子，却带着博士帽和墨镜，他刻意不让人认出的打扮在花楼街竟特别招人注目。
公博的注意力被职业敏感唤醒，那人在街对面取下帽子对布店晃了晃，那一瞬间，公博认出了曾经打砸歌咏团、据说已被开除出保安团的雷胖子，他又在干什么？但他一晃进了死角。
又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也从布店走出，借着黄昏的光线，看得出那人化了妆，戴了墨镜，粘了胡子，但是妆化得太粗糙、太可笑了，几乎是不打自招。而且从此人的“一字鸦片肩”下凸出的胛骨看，明显已有了年纪，却选择一身时髦的黑制服。
魏公博一下冒出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迅速决定监视他们，他判断那个老头更重要！他记准了布店，结账下了楼，去跟在那老头后面。
那老头上了辆黄包车。公博马上也叫了一辆，吊着一段距离跟在他后面。黄包车驶上了中山路，往“底下”方向拉去，过阜昌街，插到湖南街，过界限路，走三教街，进法租界，往西贡街，在汉景街[100]一个小巷口，那老头下了车。他四边望了望，进去了。公博也下了车，自己跟进去，却再也见不到老头的踪迹。
这边的路他很生疏，继续跟踪会得不偿失，他只好放弃了。虽然没有结果，但终归出现了可疑对象，他打算安排手下监视这两个地方。
16 糖慌背后
几天后的半夜，汉口繁华的前花楼突发大火，当日天气干燥，又刮着不大不小的西风，火借风势直烧向居民区与后花楼，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被完全扑灭。多达十余名无辜老小葬身火海，百余家民居烧成断垣残壁，招商局后面用于出租囤货的几个大仓库也付之一炬。
最先魏公博对这次大火并没特别注意，以为这只是一起失控而变得严重的火灾，只可怜那么多生命被夺去了。数日后，他按惯例去花楼街见上司，竟发现整条街上弥漫着某种不安的气氛。
在“谢源记海货”门口，他看见了在那里焦燥等盼什么的曾广诚和田贵义，便礼貌地上前喊了声“曾叔叔、田爷爷”，解释说自己住处和上班地方均离此地不远。
他发现广诚仿佛心急火燎地想找人倾述什么，只好站住了耐心地听。田贵义见广诚焦急得语意混乱，便上来为公博仔细讲释。原来，那场大火把汉口几个主要的囤糖仓库烧了，食糖供应一下就出现了短缺。不要说以甜食为主的店家和所有用糖大户都慌了，还已波及到像“通成”和“祁万顺”这些离不开用糖的餐馆。
武汉食糖多半都由花楼街的海味店经销，乍听似乎有点风马牛，但这就是汉口多年的“规矩”。经营规模大的有浙江、咸宁、湖北三帮，次点的是闽粤商户。“通成”一向从浙江帮购进闽粤产的蔗糖。“祁万顺”用的是潮帮海味号的，也就是“太古”运进的香港南洋砂糖。
公博慢慢听出了奥妙，开始关注起来。原来，汉口糖市除了花楼街供给国产原糖，多年来最大份额竟是来自日本三菱、东昌十几家洋行供应的台湾蔗糖。而自从七七事变后，很多餐饮和食品店都出于仇日心理，拒买日本公司的糖，日本洋行在食糖市场所占份额大幅下降。
广诚以前很少为餐馆进糖的事操心，“通成”需求本来算不上很大，而田管家早年曾将蜜饯作坊办的红红火火，对食糖市场行情都精熟于心。如果只是“通成”自家用，仅靠谢三金的面子，有一个“谢宁记”就足够，进糖的事也不消放心上的。但此时他这个当了两三年都没什么大事的“汉口甜食业公会主席”却被会员们推到了浪尖。原来，那场火过后不久，“东昌洋行”便仿佛等着似的，频繁派人挨户登门“雪中送炭”，表示有大量白糖可送货上门。而好多家会员因已面临断货关门的压力，便悄悄要求广诚修改“不用东洋糖”的“公会章程”条款。广诚这才觉得事情不简单，猛然又鼓起了当年不卖洋烟的那股骨气，高声誓言绝不向东洋鬼子低头。暂时稳住了会员后，匆忙带了田贵义到花楼街了解行情，还想找老朋友谢三金，求定对策。
商场就是这样诡道，平日里看来无所谓的东西，说紧张就紧张起来，偏偏武汉人又喜欢跟风变疯，各家餐饮、食品厂乃至工厂、学校、机关的食堂，竟都像约好似地抢购和囤集起糖来、一时糖价看着就涨了，“糖慌”没准就要在武汉变成“糖荒”。
广诚并不了解公博的身份，怒气冲上来也慌不择人，他插道：“我看，这场火跟小日本没有点瓜葛才怪呐！我当年在吉庆街开店时，就领教过‘英美公司’的手段，派人把‘南洋’的烟通通买去，有意弄湿、等霉了再投放市场，砸我们中国人的牌子。魏先生，我在汉口几十年，凡是遇到最毒、最不要脸的事，你就莫忘了想到洋人！拿到今天，就一定要先往日本人身上去想！”
魏公博听着，忽然把曾叔的愤慨与这些日子进展甚微的盯梢串联了起来：布店、老头、火灾、糖慌……莫非这里头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时正好见谢三金坐着黄包车赶来，魏公博便告别了广诚，跑到联络点找郑扩儒汇报。
公博内心本来有些惭愧，觉得自己拿不出什么成果汇报，更不要说在歌咏队发现什么异党活动了。于是讲述得战战兢兢，尽量简要，解释说自己也在动脑筋，派人监视了“福泰来”和汉景街上的“凤仙茶馆”，目前还没有什么新进展等等，然后等着挨训斥。哪知郑扩儒听完却兴奋了，连续地问他以上跟踪的细节、监视的具体人，又特别问及火灾、糖慌与他的看法、曾广诚与田贵义说话的详情等等。然后提示说武汉布匹和其它生活商品也因火灾受到不小损失。
让公博大感意外的是，郑扩儒不仅当面赞赏了他的敏感，还立即给他加派了人手配合，并安排专人去调集原武汉日资买办及雇员的资料，又令公博写一个书面报告。
再说谢三金依靠自己的门路给广诚筹集了几包红白糖，解决了他“甜食业公会”的燃眉之急后，便回家向谢家老太爷进行了秉报。
谢华龙已年近古稀，出于他的经验，听说后立即说这次大火来得蹊跷，多半是日特故意制造短缺混乱，顺便让日本公司从中牟利。他认为这是飞来商机，便马上叫来管事的大儿子布置行动，电告在广州的分号大量购进粤糖，准备投放武汉市场。
自从沪宁被战火笼罩，谢家的商行与上海的水运业务已经停了。谢华龙布置迅速包车皮从广东进糖后，又命谢三金带人专门跑一趟。谢华龙说，他谢家只是在商言商，借用这局面，良心上说得过去，还能帮百姓做好事。这位老太爷心里明白，此事弄好了，既有爱国美名，又可赚上一大笔。
谢家商业脉络庞大，三金到广州时，货物都已被当地人办好。接下是提货装车皮。一切似乎相当顺利，按时发车。谢三金毫不怠慢，亲自跟车。他是个场面上拿得出做派、场面下什么苦都吃得来的人，为谢家办事向来不二话。拿了一床草席，就在货箱门口麻袋边靠着休息。
列车顺利行驶、停靠。第三日凌晨，已过了咸宁，武昌翘首待望。
忽然接到紧急停车信号，列车便停在一处路堤上了。隐约地远处似有些枪声。大约一小时后，从前面方向走来几个穿铁路制服的人，背着工具挎包，前面的一个似乎还与火车司机认识，互相打着招呼。
车上的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几个车厢都有人探出头打听。那人告知说，前面十多公里外发现有日特企图爆破铁路，已被我粉碎并击毙三人。车头上的两个警卫便放了心，然后由着那几人挨车皮查看。
谢三金也闻声下了车，站在路堤边上，迎着那几个“制服”注意听着。忽然间他发现，那个走在前面的铁路工作人员表情僵硬惶恐，仿佛受着后面几个“制服”的挟持。他凭经验感觉不对头，慌忙中失声叫道：“站住！来人哪！这几个‘铁路’是假的！”
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假制服从挎包中掏出家伙就掷向列车，谢三金只听到剧烈的爆炸声和枪声，仿佛全身都受到了从未受过的重击，被强大的力量和灼热的气浪卷到坡下，晕了过去。
装糖的车皮已经起火，此时从另外的车厢突然冲出了两个人，手上的二十响如同小机关枪一样对着那群假制服扫去。一小队军人也突然出现，也不知这些人是何时埋伏在车厢中的，瞬间将那几个日特打倒在路堤下。
战斗很快结束，过了一阵，火也被扑灭了。货物受到了一些损失，但并没大伤筋骨。很快有部队和铁路人员也来到了，经过几小时后，列车再次向武昌开去。
谢三金则被一辆吉普车以最快速度送到了武昌。他左半身血肉模糊，还有大面积烧伤，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了大手术，半个左手掌被截掉，左腿也打上了厚厚的石膏，总算捡回了性命。没想到往日汉口商场无人不知的能人谢三爷最后在这样的新闻中上了报纸。
广诚从报上读知后大惊，与同样一脸惊恐的田贵义一起打听到了三金的医院后，马上过江看望。
这时三金刚好已清醒。广诚看到三金伤痛很重，觉得是自己把他搅进这个事的，想起这位老友多年来在关键时刻几次帮自己大忙，现在伤成这样，感到十分内疚。三金听他说话的意思后，挣扎着恨不得起誓，忍着疼痛解释说，这笔生意是谢家想做，他撞上了，只能怪小日本心思太毒，怎么大哥要往自己身上揽？此时他老婆朱氏来打断了他，说谢老太爷说了，要保三金全家一辈子，政府也付了医药费用，市商会还送了锦旗、叫曾大哥安心等等。
原来汉景街的“凤仙茶馆”已被魏公博派出的人密切监视，打听到这个茶楼的唐七、孙狗子与他们正在寻找的买办熊道昌交情很不一般，而这两人与谢家等大户也很熟。侦察人员还注意到有个“日清公司”以前的职员黄九也常来此喝茶，必找二人。而偷听他们交谈，经常出现“谢三爷”，从中看出了蛛丝马迹。
魏公博从广诚那里知道谢三金为了筹糖要专门去广州。汇报后，郑扩儒又布了阵，在广州发车前派人在汉突然暗中绑架唐七（孙狗子没抓到），审问得知果然黄九出过重金要他们落实谢三金的行程。便果断与军方配合，使日特派去破坏粤汉铁路的虚、实两行动组几乎全军覆没。
粤糖抵汉投放市场后一周，童颜两家联手的“嘉瑞公司”也从四川组织了一批内江食糖运到了汉口，政府又强行控制了日资公司居奇的囤糖，糖情供应迅速好转。日特欲在武汉制造糖荒扰乱市场，不惜杀人、放火、炸铁路、袭列车，尽显卑劣本色，却最终阴谋彻底破产。
宗方相当气馁，虽说这些失败并不代表他的全部计划。他只能说服自己耐心慢慢再来。
郑扩儒发现，过去小看了公博。有些可惜将他放在歌咏团，但却并不准备马上改变。他又布置了专人进一步查找日特在汉的地下窝点。魏公博也通过这次经验增长了信心，这个一心报国的青年也有了更多的打算。
17 南京沦陷
魏公博坐在“通成”的二楼，要了酒菜，一个人闷闷地喝着“通成白酒”，等候接头人的到来。
中山路马路对面的电信局大门口，一支宣传队伍正在街头演出，传来了女子凄美动人的歌声：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
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这是刘雪庵的《长城谣》，歌声刺得他心里发痛。他想起了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他的乡愁中，混杂着血与泪，充斥着无限的悲愤和复仇欲望。他觉得，只有他，才听得懂这首歌。
隔着两桌，歌曲的作者刘雪庵和几个音乐界人士也正在吃东西。魏公博早认识了他们，流亡的上海文化人占住着“大智旅馆”十多个房间，他们都是曾家的常客。那几张桌子也几乎成了他们专用。
他一个手下上楼来了，装作不认识地坐到他一桌看报，吃了一碗面就离开，将报纸留在了桌上。魏公博当然知道，这上面用药水写着他等待的指令。
忽然间，一个穿长棉袍的文人拿着一份报纸冲上了楼，操着带哭的下江口音喊道：“同胞们，你们看，南京失陷后好惨哪！我们的首都，正被那些无耻的强盗恣意蹂躏啊！”
几张桌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凑过去、争抢报纸看，这是一则从《纽约时报》上转摘的报道，内容比较简单，但仍能看到那繁华古都突然变成人间地狱后的惨状。
这群衣冠楚楚的人们读着报纸，竟不约而同地当众失声痛哭起来。“通成”饮食店楼上楼下，史无前例地哭声沸腾，骂声、抗议声充斥了整个餐馆。
“通成”的大门外，瞬间聚集了里外三层、数以百计的人，一个青年学生从店内拖了张桌子到街沿上，站在上面舞着一张报纸，痛哭着大声疾呼：“同胞们，日本人是最卑鄙、最残忍的强盗！是畜牲！他们屠杀我们放下了武器的战士，在我们的首都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他们对中国人用刺刀刺，用大刀砍，后来嫌这样太慢，便把中国人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见了中国女人，不管是年幼还是年老，就强奸，奸后还用刺刀戳死，有的怀孕妇女被强奸后，又剖腹把胎儿挑出来……”
马路上哭声一片，愤怒的吼声不断。武汉人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感受到了难以言状的民族耻辱，涌动着无法抑制的复仇欲望。
差不多一个月后，当有侥幸活着从南京逃出的人们流亡到汉，武汉人才了解了更多的详情。原来那天他们知道的才仅仅只是一些皮毛，真正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和它造成的灾难，竟是那样的罄竹难书、闻所未闻！
正是毫无人性的日本侵略者，让习惯淡忘往事的武汉人从此学会了对仇恨的记忆！
18 《游击军歌》
首都失陷后，散淡的武汉人变得严肃了，民族的危亡让这个城市突然变得成熟。武汉人不再浅薄地排外，而是热情地接待不同方言和口音的同胞。他们变得空前的有教养，空前的团结，认真地以历史的使命感、把自己的城市变成为中华民族的又一座堡垒。
随着国民政府部门以及主要的党政军首脑要员们均移驻武汉，武汉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样，历史让这个城市在时隔十年之后、在二十世纪的不到三十年当中、第三次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中心，成为了抗战初期事实上的战时首都。
“大智旅馆”已经爆满。连“通成”的楼顶平台也搭盖了简易的芦席房，低价收留房客。而“通成”的流水席，也几乎只有每天后半夜到凌晨的三四个小时停业。广诚在店门口贴出告示，凡是伤兵可享用一荤一素的免费客饭，凡军人一律九折。其他一些店家也都有优惠军人的行动。
和尚从天刚亮忙起，忙了四五个小时，客人渐少了。要到11点左右，“胡豆丝”会来接他的班。他把锅贴底的大柴禾抽出，让余火温着还没卖完的锅贴小包子，半闭上了眼睛，默唱着从昭诚哪里学来的几句《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来，一份小包。”和尚听见声音，睁眼接过菜牌，用荷叶包了包子递去，却发现是潘乃斌。
他立即露出满脸的笑容，“潘少爷，怎么自己到前面来买？大少爷在家里啊！”乃斌笑了笑，回答：“谢谢你告诉我说他在家，那太好了，我这就去找他。”
他边吃边走，到公新里六号，打开一楼的房间。见毓章不在，他放好自己的东西，到楼梯口喊了声昭舫。听到回应后，就大步上了楼。
堂屋里有昭舫、昭瑛、毓章，正围坐在那张桃木桌子周围谈着前线。见他来，暂时停下了。昭琳闻声也从自己房间走了出来，靠在门上，不声不响地打量着他。
昭舫问：“说你又去山西了？”乃斌答道：“你听谁说的？”昭瑛说：“没有谁说。我和毓章昨天回了学校，他们说你走了。是我猜你去山西了，还怪你连招呼都没有一个。你昨天怎么不过来？”乃斌说：“是要去，但还没走呢，刚从珞珈山下来。昨天太晚了，就在武昌过的夜。”
毓章叹气道：“乃斌，我不懂，既然现在已经摆开了在武汉与日寇决战的架势，全国的知名人士都聚集到了这里，你为什么非要走呢？”
乃斌摇头道：“决战？这么打行么？我总难忘第二次去山西的见闻，我们国军在战场占据着有利地形，还是打得那么艰苦。鬼子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还没冲锋，我们人就死伤了一半，不停往下抬人。几天时间，我们部队退了几回。我不知道鬼子到底被打死了多少，但是知道我们在败、败，没见有士兵怕死，可还是败、败、败、撤、撤、撤。”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他茫然的眼光中，显然正在重现他沉重的经历。
“我后来也亲眼见到过八路军对敌寇的游击突袭，我对你们都讲过的，这下轮到日本鬼子找不着方向挨打了！真痛快啊！就该这么揍他们！就该这么消灭鬼子！这才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我对你们都讲过的、都讲过……”他仿佛沉浸到了他所见到过的意境中。
“那当然痛快，可是那些小胜又能对整个战局起多大作用呢？”昭舫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仍想劝说他留下来。
“蒋委员长不也说集小胜为大胜么？”乃斌歪着头说。
楼下响起葵花的声音：“冼先生来了！”
冼星海风尘仆仆地上了楼，他们在谈的话题便停了下来。乃斌和星海多日不见，互相问候着。
星海道：“我记得你那天说过，一下山就会找我呀？”
乃斌笑道：“我就是要找你呀，星海！那天在你离开珞珈山时，我给了你一份我写的歌词，毓章还帮我改过的，《游击军歌》，不知道能不能谱曲。这是我第一次……”
他还没说完，星海“呀”了一声，说：“哎呀呀，我记得的，就是这几天忙昏了头，又被些事吵昏了头。对不起、对不起。”
他有些慌忙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发皱的纸，双手在桌上摊平，聚精会神地盯着、默读着。
潘乃斌小声而急迫地：“我之所以写这首歌词，是因为我亲自参加过……”他深情地再次讲述着他在前线的见闻。
星海认真地听着，乃斌停止了叙述后，他的眼神也半天没离开他，仿佛要从他的脸上读出更多游击战争的情景。看他那神态，他正在酝酿感情、进入意境，打算马上作曲了。
星海又低下头、低声缓慢地读着歌词，边掏出了钢笔，解开笔套。过了一会，他开始用左手指在桃木桌上点着节奏。眼睛却仍然不离歌词，一边自言自语似地说：“很好的歌词啊！”
他还在喃喃地反复念着歌词：“……”
整个房里变得鸦雀无声，大家将目光一起集中到他身上。
须臾，他突然双眼如电。显然，乐曲正在从他心中涌出。也许，此时他的心里正涌动着千军万马！这是不屈的中华儿女。他们是军人（其中有伤兵）、农民、学生、女人、老人……是眼睛喷出复仇怒火的、穿着各色杂乱衣服、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游击军……他们拿着各种武器，步枪、大刀、长矛、锄头……
只见他的笔尖快速地在纸面舞动起来。他手上的笔此刻已变成了一把大刀，他正挥舞着、在一群游击战士中间，猛冲上前。
昭舫等人围在他身边，已被从他胸腔中辐射出的艺术魔力所吸引。他们明白，此刻，在作曲家的心里正在对日寇进行一场战斗，而伟大的艺术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星海突然放下了钢笔，坐直身子，双眼还凝视着只有他才看得到的场景。只见他舒了口气，缓缓地掏出了一支烟。仅仅才五分钟，曲谱已在他手上一气呵成了。
“这么快啊！”昭瑛拍手叫了一声。
所有的人都在啧啧称赞。昭舫则拿过歌单，和毓章一起唱起来：
“嘁嚓，嘁嚓，嘁嚓，嘁嚓，
三个五个，一群两群
在平原上，在高山岭
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
激动的曾家姐弟，都被融入了歌曲营造的战斗气氛中，公新里六号楼上传出响亮的歌声：
“……化整为零、化零为整
不怕敌人的机械兵
夺他的粮草大家用
抢他的军火要他的命
我们老百姓，三个五个一大群
干上一两年，把强盗们都肃清……”
歌曲由弱转强，最后如千军万马，势不可挡，激起人满腔的杀敌激情
“我们老百姓，三个五个一大群
干上一两年，把强盗们都肃清！”
昭舫欢呼起来：“太棒了！让我拿到歌咏队去教唱，我担保几天就会流行开来！”
乃斌感动了，他紧抱着星海的双肩说：“你是天才！我想表达的，你加倍地表达出来了！我今天晚上就要走。我要把它带到前线去，教我们的战士们唱，教我们的游击队员们唱。”
乃斌将《游击军歌》的作词者署名为“先珂、毓章”（后来毓章把自己名字划去了）。尽管他在诗坛上名不见经传，正式歌词也仅此一首。但此歌以其词、曲的魅力，很快传偏了大江南北，传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鼓舞着千万人的斗志，成为中华歌坛的一篇传世之作。
19 潘乃斌投笔从戎
昭舫、乃斌等人反复视唱了几遍。星海听着，又略略修改了两处，就定稿了。
乃斌满意地收起了歌单，和昭瑛一起到昭琳房间。三个人各分抄写了一份，乃斌收起原稿。昭瑛将一份复件拿去业余歌咏团刻印和抄写。
房里只留下了乃斌和昭琳。昭琳声音不大地问：“你要出去多久？”
“说不准，也许这次……我不会很快回来了。”
昭琳没有说话，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猜到乃斌终究会这样的。
乃斌何尝不知昭琳的心，又何尝不曾被某种心绪所折磨。但是他懂得，现在对于他，随时都可能与死神相遇，是没有资格去爱一个女孩子的。那样会耽误人家。特别像昭琳，在他心里，她是那么美丽和纯洁。
尽管昭琳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要抓紧这难得的相处时间，把早就在等机会告诉乃斌的好消息说了出来：“北平艺专，我考上了，考得了第一名。”说完后竟有些不好意思，在等待他的反应。
乃斌巴握住自己的情绪，微笑着说：“我就知道三姐的基本功很扎实，一定考得上的。”
昭琳得到了些慰藉，终于有个知己可以分享自己的成功了。但接下来却又是令人尴尬的沉默。昭琳想了一下，找了个话题说：“我听说，‘北平艺专’讲究的写实，画风比较拘谨。”
乃斌也觉很不自然，他诚恳地、竭力让自己迎合昭琳，说：“这要看老师和学生自己了，都公认你们‘武美’出来的功夫都是蛮深的。‘武美’名人也不少，我知道你们有个国文老师郭安仁，屠格涅夫的《罗亭》就是他翻译的，笔名是丽尼。‘北平艺专’更不消说，考试你们的常书鸿老师也很棒的。”
昭琳有些高兴了，说：“嗯，你也知道？”
她真希望乃斌还多说一些，多问一些。这些日子，她很需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首先她想到“北平艺专”总归是会离开武汉的，那么不就得离开父母吗？他们不又少个人照顾？爸爸哪里会晓得，美术本来就是要学一辈子的，学制都长，‘杭州艺专’就是六年！但现在她并不想说这些，而是……她鼓起最大的勇气，对还站着等她说话的乃斌问：“你想过学美术没有？”问完这句话，她很后悔，人家不是要去打仗吗？她觉得脸又在发烧，甚至想躲起来。
乃斌想，昭琳真是单纯，脑中装的还是读书、学画、文凭。但怎么能伤害她的自尊心呢？只是，他此刻哪里有勇气面对眼前的这个姑娘。便回答说：“我想等等，充其量两三年吧！打败了日本鬼子，我还想回‘武汉大学’学经济。美术永远是我的一个爱好。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的。”
昭琳睁大了眼，带着天真的神情问：“两三年，要是西方还这样自私，日本能那快打败么？”她想起了刚才唱的乃斌的歌词“干上一两年……”似乎相信，就会是这样的。
当时“速胜论”在激进青年中广为流行，乃斌哪里懂持久战的艰巨，他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十分自信地回答：“国共合作，力量会很大的，小鬼子只有死路一条！”
昭琳崇拜地点着头。乃斌马上觉得自己回答得不好，这不是带有某种暗示么？他连忙补充说：“三姐，乃斌这次去，会把个人一切都抛于脑后。中国前线需要文化人，当然也包括文化人的牺牲。如果我活着，最多一年，我就会给你们写信。如果你们收不到我的信了，就帮我继续和日本鬼子战斗。”
乃斌不等她回答就告辞出来，留下满脸惊愕的昭琳。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得够残忍的了。他没有勇气多看昭琳一眼。现在首要的是设法让昭琳尽快忘掉他，免得让她为自己赔上她的青春。而今天他就将离开武汉，再不说这些话，就太晚了。
昭琳还茫然地、坐在自己的写字桌旁。这个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的女孩还不十分懂得，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就这样，没有开始，却已结束。然而自己何必偏要将那些想法都告诉乃斌，那么希望他也去学美术呢？乃斌有自己的志向，他显然准备一去不返了！他真是毫不在乎就走了吗？她真的还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也许，这一切，自己要过好多年才会懂得。
20 小队员章祯青
汉口最高的建筑，除开水塔，恐怕就是六层楼的大华饭店。它和南洋大楼、新市场构成中山路上最气派的建筑群。武汉市广播电台就在大华饭店的对门。每天下午，电台都安排救亡歌曲广播教唱。星期六这天，原本请星海教唱。他因有些感冒，又不肯去医院，直到到了电台后，才发现实在不行，只好让昭舫临时顶替他。
这天再次教唱乃斌作词的《游击军歌》。这首歌在公新里六号诞生后，已经很快在全国、包括抗日前线和敌人的后方流传开来。中山大道上和汉口装有喇叭的地方，都自发地聚集着人群，跟着广播里学唱。
在电台教唱完后，昭舫对星海说：“你还是得去看看病。”星海摇头：“不要紧的，我不想去医院，我到你这个汉口，就一直有点……”昭舫见说服不了他，便说：“那……你看，对门有个‘大华药房’，我们去买点药好不好？”星海同意了。
“大华药房”就在大华饭店一楼。两人过了马路，掀开药店门口挂的挡风棉帘，一前一后进了药店。柜台后站着一个精明都写上了脸的掌柜。昭舫道：“这位先生受了凉，又咳嗽，还有点头疼，请问有什么药好治？”
那掌柜把二人迅速打量了一遍，相信他心里也同样迅速地作了计算，答：“风寒、头疼、咳嗽，都有药治，先生要买那种？有没有方子？”昭舫说：“我们不懂，还请先生指教。”掌柜说：“要说对症的药，我这里有多种，要病好得快，有德国的进口药，只是贵点。英国的要实惠些。上海出的最是便宜。”
昭舫正不知怎样回答，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如风一般掀开棉帘闯了进来，扶住门框陡然转了个身停下。脚上居然还踏着一双四轮溜冰鞋。昭舫还没反应过来，那女孩就高兴地叫喊起来：“曾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还有冼先生？哦，我知道了，你们是在电台教唱。是吗？嗨，你们来买药吗？”
昭舫看这说话像连珠炮的小女生，好像在哪见过。女孩笑了：“我是您歌咏团的章祯青啊！你们是要买药么？先坐下吧！这是我家开的药房。沈叔叔，麻烦你叫人倒点开水。”星海和昭舫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说：“你家的药房啊？”都坐下了。
这是一张摆在柜台对面的小桌，可能是问诊、开方用的。昭舫把星海的病情说完。祯青已经站着脱下了溜冰鞋，说：“沈叔叔，这是我的老师，您驾看用什么药？”沈掌柜说：“我正要告诉这两位先生最适用的药哩。‘救济水[101]’！”昭舫惊讶地问：“救济水？不是治中暑发沙的吗？”沈掌柜说：“中暑和风寒其实都是同一个病，一冷一热罢了。您驾是小姐的老师，我不会骗您。”祯青说：“曾老师，这药很灵，不会错的。”星海点头说：“那就‘救济水’吧！”
掌柜的即刻恭敬地双手拿出一瓶，这瓶子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瓶上的标签上是一个人的半身像，瘦瘦的。星海拿着药，嗅了一下，皱着眉头。祯青在一旁说：“良药苦口，冼先生莫怕，一口灌了！很管用的。”星海倒吸了一口气，一咬牙，猛地灌下去了。笑着说：“是好苦！”祯青连忙递上开水。又说：“冼先生带一瓶回去，要是不好就睡前再吃。”
沈掌柜走出柜台，递上几小包他刚包上的药，双手呈上说：“先生您在这里坐上几分钟，等头上冲出来的热气消了，再出门。我这里给先生包了一天的药，有消炎退热的、治头疼的、止咳的。先生回去要是需用，都可以吃。吃法我都写上面了。不过我估计不会用上了。您病不重，医院不消去了。我是行医出身，不会误了先生的病的。”
昭舫就要付钱，祯青笑着说：“曾老师，这点药，哪里会要您的钱呢？”
只见一个中年女人从里屋走了出来，看来她对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根本不问就里，就开口道：“不要钱，不要钱，祯青的老师那里能要钱呢？”祯青喊了声：“妈妈。”昭舫看去，只见这女人相当漂亮，祯青的眉眼看来是从她遗传而来。星海便站起来致谢。
祯青母亲说：“这救济水，很快就可以见效。”星海笑着说：“是好像轻松多了，这药真神。”祯青倒忍不住笑了，说：“哪会有这么快？”星海说：“真是轻松了些，这药很有名的，在上海也看得到卖，药瓶上的照片大概是发明这药的先生吧？”祯青又笑了，“是我爸爸发明的。”星海和昭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哦呀！不简单！”祯青说：“我爸爸已经过世了。”两个人便又齐声感叹。
祯青母亲再次插话了：“我这‘大华药房’就是他爸爸留下的。就是靠他爸爸的一些发明，在汉口越做越好，连何成浚、吴国祯都喜欢来我家拿药。我们药房还有她爸爸留下的一个‘戒烟糕’的秘方，戒鸦片烟特别灵，曾先生，您的朋友有没有要戒烟的？”昭舫连忙恭敬地回答：“还没有。”祯青不满意地用眼神制止她母亲滔滔不绝的生意经，那女强人终于客气了两声进去了。
两人便起身告辞。祯青觉得机会难得，立即手忙脚乱地从书包中拿出了一本《大家唱》，要求星海、昭舫签字。两人会心笑了，欣然满足了她这年龄的中学生的奢求。小姑娘于是心满意足，陪送他们出门。
昭舫笑着问她：“你多大了？在哪里读书？”祯青说：“我虚岁十五了，在市一女中，初三。”星海也笑着问：“你穿溜冰鞋是……”祯青一本正经地答：“上学。比黄包车还快，免得迟到。”昭舫看她认真神态里头透出的天真，忍不住笑出了声。祯青则更认真地说：“真的！遇到车子多了，还可以上人行道，比脚踏车还方便。”
说来奇怪，回去后，星海当真就全好了，而且就再也没有复发过。
第二天，章祯青一早就去“业余歌咏团”，参加活动。因为昨天的经历，她心情特别舒畅，手上拿着那本她崇拜的两位老师同时签名的《大家唱》，准备只等哪个稍加注意就主动亮出来炫耀一盘。
在公益会门口，她遇见戴六儿正和一群人从里面走出来。六儿挥着手说：“祯青，我们女生全部归到了‘三八女子歌咏队’，到市一小去，和‘海星歌咏队’他们几个合唱队一起，今天是冼先生亲自教唱。”竟瞟都不瞟一眼她手上的书，相反是祯青脱口问：“那曾先生呢？”六儿不高兴这小毛头女生还在关注昭舫，皱了下眉，回答：“他到盛家伦先生家去有事了。”
她仍得意地表现得自己比别人更多知道昭舫的行踪，其实这是她偶然知道的，星海帮昭舫介绍了盛家伦先生单独辅导他唱歌。祯青当然知道盛家伦是国内顶尖的大歌唱家，久演不衰的《夜半歌声》就是他唱的。听六儿说昭舫和盛家伦那么近，让她对昭舫更加崇拜，也自觉地在戴六儿面前煞住了表现的欲望。
近来，“业余歌咏团”在武汉的影响越来越大，队员人数已经增加了几倍，董事会决定将女生单独编成‘三八女子歌咏队’，实际上各队的活动仍是统一安排。
在吴国祯市长的亲自过问下，国民党市党部拿出了支持各个歌咏团体的具体行动。歌咏团活动更加自如。除原来的大智路“公益会”、“市青年会”外，“市一小学”、“扶轮小学”和不远的“荣光堂”都成了他们新的活动地点。
国民党市党部有一幢楼也在“一小”同一个院子，也经常让歌咏队借用其中的房间。“一小”成了歌咏活动繁忙的活动地点。
为了给武汉培养歌咏干部，冼星海先是在大和街[102]的“汉口第六小学”办了“海星歌咏训练班”，由各个歌咏队选派了一些有歌咏基础的工人、教师、店职员和学生参加。不久后“训练班”也搬迁到了“市一小学”。队员们尊星海为中国音乐界的泰斗，建议歌咏训练班以“星海”命名，但星海坚持说自己远远不够，聂耳才称得上泰斗，把名字改成了“海星”。并以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海星歌咏队”，队长叫万迪秀。昭舫、毓章、昭瑛和各歌咏队的负责人也都自动成为这个队的队员。不过除演出外，他们平日都以自己歌咏队的工作为主。
祯青和六儿并肩顺中山路走着，六儿指着中山路上正对云樵路口那“通成分店”的二楼说：“舫哥他们几个，现在就住在这里。”祯青问：“他不回家？是怕经常回家晚吵了家人吧？”
六儿故意不回答，她的虚荣心促使她要在别的女孩的心目中保持优势。自从周艾琳出现，她暗叹自己不是对手，但她并未放弃。她真挚的爱国之心促使她继续积极参加活动，当然部分也是期待昭舫增加对她的好感。出于她勤劳的本性，每次活动，她总是早去晚走，打扫清洁，把活动场地打扫得干净清爽，不辞劳苦地整理内务、抄写歌单，收拾道具和演出用品，洗烫服装，还为各位老师准备外出的开水和干粮。本来昭瑛肩扛着歌咏团的几乎所有事务，有了六儿的帮助，负担减轻了不少，渐渐都离不开她了。而六儿也对因此和昭瑛如同姐妹感到满足。也因为这样，她受到了王杰臣和昭舫等人的多次表扬，成了歌咏团不可缺少的内务。
“戴桂香真是好！勤勤恳恳。”王杰臣几次对昭舫说道，“这女伢长得也好，哪个将来讨了她，怕会享福哟！”哪知这话传到六儿耳朵里后，竟让她很难受。
六儿和祯青挽着手，转了弯顺云樵路向前走。恰好昭瑛和周艾琳两个人也挽着手从市一小学走出来，六儿挥手招呼：“瑛姐。”昭瑛笑着问：“六妹知道吗？刚才通知，教唱地点又换到了‘扶轮小学’，顺着走到铁路边就是了。”六儿笑着说：“又换了？好。”
祯青总听人把六儿和昭瑛放一起说，对六儿很有些羡慕。她毕竟年龄小，哪懂得六儿在其它女孩面前每一举动都暗藏有小心眼呢。她友好地对六儿说：“我小学就是这里读的。那时真好玩，每天放学，学生们都要在大院排队等着出校，老师就叫我弹风琴伴送，我其实也没专门学过，想着什么歌就随意弹什么。”六儿淡然地说：“哦！我记得他们家昭诚也是这个小学毕业的。”说了这一句，祯青更是折服。六儿的好胜心又自我满足了。
祯青忍不住小心地问：“那个周艾琳姐姐好漂亮，是不是曾老师的女朋友？他们老在一起？”六儿听了大不高兴，板起脸一本正经地说：“他们是武大的同学。我说，我们来歌咏团是为了尽自身的力量参加抗日活动，你这么小，一天到晚都在打听些什么？”祯青被抢白，脸都红了，便不敢再开口。
扶轮小学在汇通路靠铁路边。星海早早就在小学的屋顶平台教室里等着，召集人汪云与六儿一起挂好了《歌八百壮士》的歌单。“三八歌咏队”的人到齐后不一会，“群声”的人员也到齐了。星海于是开始教唱。
这首歌有几个难唱的半音。唱了几遍后，星海发现太不理想，便给大家强调、示范、然后又教，但效果仍然不好。他便叫昭瑛一个人站起来，由他唱一句，昭瑛跟一句，连续示范了几遍，才又继续往下教。
这些业余演员的确学得很困难，进而变得困倦。星海教唱的声音越来越大，下面学唱的声音却越来越小。星海不高兴了，大声说：“这么一点精神都没有，哪里像是在唱‘八百壮士’啊？一个半月前，谢晋元团长率四百官兵，孤军死守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誓不投降，毙寇无数。你们不都看过记录片了？那童子军女孩，杨慧敏，趁夜游泳泅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送到壮士们手中。这是何等英勇！第二天黎明，当苏州河对岸观战的群众，看到了这面飘扬在仓库屋顶上的国旗时，欢声雷动。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她过两天就要来汉和我们见面了！朋友们，我觉得这面在日军炮火中飘扬的国旗，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象征！”他激动得嗓子有些嘶哑：“所以，我建议大家都站起来唱！”
大家于是站了起来。祯青被他刚才的讲话所感动，想到那童子军女孩，觉得眼泪都快要漫出来，便独自从教室中间的座位走出来，绕过星海的面前走出了教室，想吐口气歇一下。星海没看清是谁，有些误解，便生气地大声说：“我这么远跑来教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学？”祯青在外面听到，很是委屈，便低着头又走回原来的位置。
星海认出了这个女生，反倒不好意思了，就主动向她道歉。
昭瑛不高兴地从后排走到前面，说：“我们怎么能要冼老师道歉呢？是我们自己没唱好，大家说是不是？”大家齐声回答：“是！”星海随和地说：“算了算了，刚才是我急躁了。我们接着唱吧！”
后面的教唱进行得顺利了一些，大家都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学唱十分认真，总算学会了。
等散场后，星海才发现那小姑娘一个人还在座位上，眼睛红红的。便走过去问：“还不走？学会了没有？”祯青撒气地说：“不晓得！”星海看她小孩子脾气，反倒乐了，说：“我又不是对着你一个人批评，是你们没唱准啊！”祯青还是撒气地说：“你自己还不是有时候唱不准！”
星海越发乐了，笑着说：“好，好，我也真的有时唱不准。行了吧？回家吧！”
祯青这下不好意思了，便站起来，对星海鞠了个躬，看了一眼他身后的几个人，一溜烟就下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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