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武汉正在度过历史上最特殊的旧历新年。
当悲壮的爱国热流席卷神州之时，武汉，这“中华民国的诞生地，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103]”，正再次展露出砥柱中流的英雄本色。每天，在这“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数以百计的集会、誓师、募捐、参军动员正在大街小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沿着长长的江岸，从岸边向江心，轮船、驳船和木船停泊了好几排、甚至十多排，组成了汉口史无前例最壮观的船阵，展示着1938年的全民大迁徙的悲壮画卷。从上海一带西迁的上千家工厂和私人企业、几万名工人和数十万吨设备到达武汉后，被通知不卸船继续向西。每天都有大批船只，从汉口再次向上游出发，千帆锁江，其阵容不由让人遐想当年的赤壁。
昭舫他们的“业余歌咏团”和武汉其他歌咏团体，经常在江边沙滩上和趸船上，为迁徙大军演出，在激情的歌声中，目送一艘艘满载的船只驶向长江天际。
战争的硝烟夹杂着血腥，穿越了广袤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近八十所院校、无数中小学校以及他们的师生，冒着一波又一波的日机轰炸，或乘火车，或坐轮船，更多数的人穿着草鞋和褴褛的衣裳，仅凭着一双脚，步行几千里地，来到中国政府的身边。迁移和逃亡的浪潮继而向千万普通民众蔓延开。广阔的华夏大地，到处都可以看到扶老携幼、背负着简单行李的逃亡人流。从前线转移和撤退下来的军人，混杂着难民，充斥了原野，也充斥着武汉的街道。武汉的不少学校都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
空气中飘传着不同的语音。流亡同胞们的从容和顽强催人泪下。这是中华民族的种，是中国文化的根，是炎黄子孙的骨气和脊梁，是未来绝地反击的战士！
不过中国人新年的习俗并未因此停下。在战局不利的阴云下的武汉人，还在顽固而不舍地按老习俗“过年”。几千年来，无论发生什么灾难，国人“过年”都从未停止过。
中华民族永恒，所以它这个节日也是永恒的！
走在武汉的街巷中，照样可以感到从每个门缝中透出的新年气氛。爆竹依旧在除夕炸响，街上仍然活跃着不知忧愁的孩子们，尽管谁都不难觉察到这欢庆气氛中成人们的忧郁。
武汉人的节日绝非自私的。他们慷慨地打开家门，邀请刚刚认识的流浪同胞做客和分享饮食。戏班和曲艺团体、以及歌咏队伍在街头为人们演出。武汉人自愿捐献着。“通成”对门的武汉电讯局，职工集体捐献了一头肥猪，他们把它贴上红纸，敲锣打鼓地扛着到武昌去慰问伤兵。
“通成”在除夕免费招待了住“大智旅馆”的客人，并且当天对一切军人免费。
然而年节对于流亡者的心灵有一番别样的残酷，更让他们增加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和流离的伤愁。
这份煎熬更加增强了文化人士的抗日宣传激情。演剧二队和冼星海，连同光未然、马可等五十多人众，由军委会派车去了安陆，慰问从抗日战场上转移来安陆驻扎的中国士兵。
“业余歌咏团”在年初二就开始了街头宣传活动。近来，歌咏团的报名人数又增加了很多，水平也有了大的提高。歌咏团增加了街头剧的表演，有当时最流行的《放下你的鞭子》、《逃难到武汉》等。有人过年回了家（像李毓章，日本人已经离他家乡不远了），或请了假。但是流亡音乐家刘雪庵、王云阶、评论家唐纳等人，毫无架子地主动加入进来，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临时团员，参加进“业余歌咏团”新年期间在武汉街头的宣传和演出，极大壮大了他们的声势。
初五那天，他们到原日租界中街[104]演出。这条街的89号现在是八路军的驻汉办事处。演出即将结束时，大家情绪激昂地唱起了任光的《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
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地方是我们的！
……华北地方是我们的！
他杀死我们同胞，他强占我们土地，
全国同胞快起来！我们不做亡国奴隶……”
昭舫也站在合唱队伍中。透过指挥的刘雪庵，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安仁里走出来，站在了观众圈的后面，不由心一振。那边，童楚妮微笑着对他示意，等节目结束，就径直走到了昭舫身边。
武汉大学正在组织西迁，除部分毕业班外、教学将停止。大批同学都已溶进了社会，参加着不同组织与活动。童楚妮经董必武的推荐，先是在《群众》周刊、现在开始在为刚在汉口成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撰稿。这天她就是刚从“八办招待所”采访后走出。
队伍要继续到原“大和码头”附近宣传。昭舫将楚妮介绍给了刘雪庵以及歌咏团的其他人。女孩们的直觉是惊人的。她们正眼不看，却洞察到这个从未见过的短发女青年的不寻常之处。而昭舫和她两人都在极力掩盖着兴奋，走着走着，便掉在了队伍后面。
楚妮见已和大家拉开了一段距离，才开口说：“高堂前几天去给我奶奶拜年，碰到我了。”昭舫急问：“碰到你？跟你说话了？”楚妮用责怪的眼神传过去：“你还不大声点吧？碰到又怎么样？那天人多，又隔得远，有什么话说？倒是令尊大人，那双眼睛，睁得那么大。喏，就像你现在这样子！”
昭舫“嘿嘿”地笑了笑，说：“可能我爸爸是第一次见你。”楚妮语调更是埋怨：“以往在你家开会，又不是没有看见过。是不是你在家里胡说了些什么？”昭舫以为她真生了气，连忙解释：“没有，我哪里会……说什么？你不信问我二姐。”楚妮表面上阴沉着脸，心中却是晴空万里，低声说：“我才懒得去问谁哩，哪个又能把你猜透了？”
她很得意地观察着昭舫被动、忙乱的反应，趁势说：“年前收到你那封不满百字的信后，就再没了你的音信。你现在是武汉的名人了。要晓得你在做什么，我得到报纸上去找。”
昭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做的事都是些表面的，不像你，那么本质而深刻。”楚妮抬起头，皱着眉说：“不喜欢你这样说，像是商家的奉承口吻。”
昭舫笑了：“嗨，我忘了是在和一个评论家说话，千万要小心再小心。”楚妮用鼻子哼了一下，说：“平时看不出，你嘴巴滑起来，还很有一套哩！哎，我最近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有文章，我身上带了几篇，其中有篇《铁的支流》，是说武汉救亡歌咏活动的，你都看过吗？”昭舫不好意思地摇着头，说：“没……没有，但是我……我真的很想看。”
楚妮即递过来一卷书报，嗔怪地噘着嘴道：“看都没看过，却不妨碍你恭维，还‘真的很想看’呢！这么假！”
昭舫又着了慌，说：“谁假了？我以前也看过你不少文章啊！”
楚妮瞧他的样子，竟忍不住笑了。说：“我听说，逼人看自己的文章，有如逼迫人家吃自己做的菜。不管多么难吃，别人都只好微笑着，忍受你的折磨。”
昭舫也忍不住笑了，说：“还不至于那么难受，我身体好，可以坚持的。”楚妮强忍住笑，用手指卡了昭舫手臂一下，小声说：“你坏！”
她从书包里翻出一份刘雪庵主编的《战歌》，指着上面刊登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筹委会》的照片[105]说：“曾先生好像不怎么谦虚，怎么站在了正中间？连星海都站后面去了。”昭舫笑着解释：“那天照相，穿长袍的坐前排，穿西装的站后排，我穿的中山装，就站到中间了。星海、毓章是西装，就站到了后排。童小姐还有什么要诘问的？”楚妮说：“你透露这么内部的机密，我还能有什么说呢？这个我不认识，是谁？”昭舫说：“张曙，刚从长沙来不久。”
昭舫指着那杂志说：“《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是1月17日在‘光明大戏院’举行的成立大会，推举了三十五个执行委员。”
楚妮说：“报上登了，曾先生，我都看几遍了！有冼星海、黄自、李惟宁、吕骥、沙梅，对吧？还有贺绿汀、张曙、刘雪庵、周巍峙、刘良模、曾昭舫先生、熊务民、王云阶、李毓章同学、林路……你看我都背得出来了。还通电蒋委员长，拥护抗战到底，没说错吧？”昭舫笑道：“楚萧小姐好记性，哪会有错。”
楚妮忽然收住谈笑，问起：“怎么歌咏团里刚才竟没看到一个武大同学？”昭舫说：“毓章回了家。乃斌已离开了武汉。昭瑛、艾琳等一部分女生在随‘三八女子歌咏队’活动。”楚妮说：“这些你给我的信里头说过，我是问和你形影相随的魏公博。”昭舫说：“他今天有些头疼，请了假。”
楚妮似有些惊讶，问道：“他，头疼？请了假？”
昭舫奇怪地反问：“谁没有个三病两疼，你今天怎么这么关注起他来了？”楚妮说：“我今天早上过来时，无意中看见他坐在一辆黄包车里，往南小路[106]那边去了。”
昭舫“哦”了一声，随即笑道：“他总有他的事吧！这和头疼并不矛盾啊！”楚妮说：“也许吧，可能我对潘乃斌说过的话很上心，他和周艾琳总是不离你身边，周小姐还可以理解……”昭舫又笑了：“你怎么每次都要谈到她？”楚妮说：“我才没那个精神呢！我是怕有人盯着你有别的目的。”昭舫说：“我算得上什么？”楚妮摇了摇头：“近日，曾先生名气越来越大了，和曾先生接近的名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些人，哪个不是出名的左翼分子？你的活动，几乎都可以和‘异党’沾上边，加上你大大咧咧，毫无戒心，怎么不值得去注意？”
她压低了声音，“南小路有所原来的‘日本小学’，那是蓝衣社的‘特务处’，戴笠他们就在那里办公。”
昭舫有一点警觉了，尽管他对楚妮的提醒还有些半信半疑。
楚妮并没看错。此时，郑扩儒正在那所小学单独接见魏公博。因为在粉碎日特制造糖荒阴谋中建功，公博终于得以晋升中尉。
郑扩儒仰在椅子上，问：“你加入了‘青年救国团’？”魏公博说：“是的，是王杰臣和薛培莜联络的曾昭舫，曾昭舫联络的我。”他停顿了一下，“曾昭舫说的，理事会决定歌咏团骨干集体加入‘青年救国团’，可能会成为‘青救’的第三分团，由王杰臣任团长，薛培莜任副团长。”
郑扩儒拍案道：“来了吧？公博啊，你应该很清楚，这个‘青救团’和北方的‘民先队’一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希望你现在能明白你应该进去做什么。嘿，叫你跟着曾昭舫值不值得？”
公博慌忙回答：“公博知道，一定继续监视曾昭舫等人的活动。站长，我紧急来这里，是为了那另一份情报，您同意我带人潜入法租界、打掉日本人的这个窝点的建议吗？”
郑扩儒点了下头说：“唔，我会马上派人落实一下你送来的这个情报。日特近来地下活动猖獗，很可能和你说的这个地点有关。不要指望巡捕房会帮我们，更别指望能引渡。我赞成你的办法，派便衣潜入法租界、用绑架的方法把他们抓出来。”他双眼射出冷光。“杀下他们的气焰。但不要你参加。”
公博说：“站长，公博要求亲自带人去抄他的窝。”但郑扩儒仍摇着头、没有同意。
两天后，郑扩儒亲自指挥一个行动小组化装潜入法租界，打掉了那个隐藏的日本特务地下印刷所，逮捕了两名日本间谍与两名华人，另有一名日特当场自杀。
行动组搜得了日特一份策划地下行动的重要文件。内容有策反、招降党政军领导成员、在武汉工商业人士中制造战争恐慌、策应空袭、对宣传队伍实施恐吓、暗杀和爆炸等。还缴获了一批造谣传单。其中有十几张精心摆拍的、沦陷区日本兵和中国老人、儿童“融洽相处”的“亲善”照片。
2 江南三月
冼星海从安陆回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公新里六号。给昭舫父母带来一些安陆的土产，还给秋平带来一个用竹钉将七八个短竹节链接成的一条小龙。头尾用根细绳牵在一根竹棍上，手拿着竹棍，小龙就会自动地摇头摆尾。星海突然地拿出来时，活灵活现的小龙竟把昭瑛和昭琳都吓了一跳。
昭舫问：“几时回的？过早了没有？”星海已经习惯了武汉方言，说：“昨天傍晚回的，在大和街招待所住了一晚。我来前吃过早点了，还理了个发。”昭瑛问：“王莹他们三个，过完年就回了，你怎么这么久？”星海说：“他们要回来参加洪深的《飞将军》的演出。”
昭舫说：“知道，是歌颂空军的。那你大年小年都在乡下过的，过得好吧？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点我们家的烘鱼腊肉。”
星海微笑着点头，却问：“哎，前天武汉是不是有空战，揍了日本飞机一顿？”昭舫说：“是的，你知道了？苏联空军志愿队到武汉来帮我们。他们真行，和中国空军一起打落了12架日机。不过我们飞机也损失了4架，大队长李桂丹等五人殉国了，还有五位苏联英雄牺牲。明天，武汉各群众团体要在中山公园举行空战祝捷大会，并公祭殉空军烈士。”
几个人听星海说着安陆劳军的事，秋平跑了进来，扭着星海要他唱歌。昭舫喝道：“秋平，伯伯有事，你跟‘太’到楼下去玩。”秋平不依，说：“我唱一个就走。”
星海今日仿佛格外兴奋，将秋平一下抱起来放到方凳上站着，说：“好好好，今天你来指挥，伯伯唱，好不好？”秋平乐了，马上做起指挥的手势，说：“预备——起。”星海慌忙摇手：“不行不行，你还没有说唱什么歌呢？”秋平嚷着说：“唱……《顶硬上》。”
这是一首经星海的谱曲加工后的、广东民歌风格的歌曲，是他根据他母亲自口述的歌词创作的。他教会了“业余歌咏团”用广东话唱响后，成了极受欢迎的压轴节目。每次表演，台下必欢声雷动、掌声不息，非加唱一次不可，成了当时汉口街头巷尾风行一时的流行曲。秋平也听熟了，会鹦鹉学舌地唱几句。
星海一本正经地、把衣服扯了扯，站得笔直，故意装得很紧张，看着秋平。秋平站在凳上，学着他昭舫舅的样子，有模有样地起了个音，喊道：“预备——起！”双手打起了拍子。星海当真就用地道的广东方言唱了起来：
“顶硬上，鬼叫你穷，
铁打心肝钢打肺，立下心肠去捱世……”
秋平高兴极了，但他哪里会什么指挥，一忽快一忽慢。星海却认真地跟着他的节奏，忽快、忽慢地唱。秋平发现指挥棒竟有控制冼伯伯的魔力，便将拍子越打越快。星海也真个越唱越快，快得无法吐清楚字。连站在房门口看的女人们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静娴进来笑着把秋平抱下地，秋平兴趣正浓，很不愿意离开，挣扎了好一阵才罢。静娴笑着问：“冼先生成家没有，有没有小孩？”星海竟还喘着气，笑着回答：“哪里顾得上？”静娴说：“武汉的漂亮女孩多得很，先生要有看中的，我们帮您说媒去。”昭舫笑着把母亲拉开：“妈，你就是忘不了说媒、提亲这一套，还生辰八字呢！这都是什么年代了？您把秋平带出去玩一下，我和冼先生还有事呢。”
忽听周艾琳在楼下喊着昭瑛。昭瑛向星海说：“对不起，我要和艾琳去为‘三八歌咏队’买点东西，你就这里休息吧，啊！”又对昭舫说：“等会，要是又有姑娘伢涌进天井喊你的名字，我不能帮你挡了，你就装作不在家，听到没有？”说得星海都笑了。
昭瑛说完下楼去了。剩下星海和昭舫两人坐在书房里。葵花送来香茶，接着又送来一盆棡碳火，屋里变得暖烘烘的。冼星海解开了棉袍的领扣，说：“你姐真是个心最好、最细的人。”昭舫说：“我姐从小就保护和照顾我，连别人欺负我，都是她上前帮我打架，我躲到后面帮她拿砚盘。”
星海忍不住“扑哧”地笑出声来，说：“你还真好意思说！哎，昭舫，刚才那个周艾琳，和你发展成什么样了？”昭舫正色摇头道：“没有的事，星海，她只是我一个普通的同学。”星海带着不信的表情笑着问：“跟我都不愿说实话？你们老在一起啊！是不好意思，还是尚无把握？”昭舫说：“跟你怎么会说假话？”星海说：“她那么美丽，又为你连大学都不读，是不是你心里还有谁？莫以为天天有女孩子在楼下追你捧你，你就飘飘然了，别到时候一个都抓不住哦！”
昭舫笑了，“嗯”了一声，说：“我心里是有人，就是不知道那人心里有没有我。”星海问：“我认识吗？”昭舫说：“你到武大教唱时见过，看你有没印象？”星海说：“那天女生太多了，到底是谁呀！你怎么不给我专门介绍？”昭舫低头不语。
星海叹气说：“外人看来，喜欢你的女孩太多了。为什么真正心里的那个，你却一点都没有数？”昭舫有所感悟，反问：“星海，你比我大，应该比我有经验了。你觉得人都是这样的吗？”星海说：“可不，我也很想恋爱起来，比方这次下乡吧，我就动过心。可我觉得，偏偏就是你想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发现主动权和决定权都不在自己一方。我于是想，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现在不应该为这些个人小事太分心了。于是自己就先败下阵来。”昭舫听着，竟觉得颇有同感。
他们大概都有些累，几乎是躺靠在椅子上，交流着知心话，度过难得的闲暇。他们都需要有人倾听自己。也唯有知己，可以彼此敞开内心最隐秘的角落。
3 魏公博智擒汉奸
年初，国民政府参照大革命时国共合作的组织模式，撤消了原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成立了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下设四个厅，其中第三厅由周恩来分管，主管军事政治的宣传，厅长是郭沫若，下设的第六处是“艺术宣传处”，田汉任处长。
星海接到通知搬到昙华林去办公和居住，特地来曾家道别。昭瑛端来茶水，问：“星海，你当了多大的官？”星海笑着说：“是三厅六处二科科长，记下了吗？”昭舫说：“姐，就是音乐科。”昭瑛笑道：“光听到些数字，三二得六。”大家都乐得笑了起来。
昭舫不无遗憾地说：“你当官了，搬到武昌后，以后见你恐怕要难多了。”星海摇头说：“怎么会呢？只是为了集中办公罢了。我还是会经常和你们一起的，我喜欢在你这里作曲。何况……有些话我只想和你一个人说，等着吧，反正，精武会我那间房，兴汉大叔说过，是为我保留着的。”昭舫说：“什么‘有些话’？现在不好说？”星海神秘地笑道：“着急什么？等些时候，说了要对你说，就一定会对你说。”
星海搬走后的第二天早上，昭舫等着魏公博来随他去昙华林办事。但左右都等不来，心里有些烦躁，便一个人往外走，却看见魏公博坐着一辆黄包车赶来了。
昭舫发现他来的方向与他住的方向相反，记起了楚妮的话，心中那股疑云终于起来了。
而公博顾不上许多，此时，他心里却正受着愤怒和复仇欲望的煎熬。今天清晨，他忽然接到报告，有人竟在大智门附近铁路外，发现了他得力的线人小鞑鞑和日籍妓女茵茵的尸体。
他大吃一惊，立即命令手下出动，逮捕了妓院老鸨。经审讯得知，事前一日，有个中国老头曾在妓院出现过一下。很显然，这是针对他们打掉法租界那个窝点后的报复行动。法西斯们连他们自己的同胞都没有放过。公博分析了案情后，已汇报了郑扩儒，要求在全城搜捕。郑扩儒便根据掌握的可疑对象出入的地段，命令几个行动队三人一组，分头查找。等他按命令布置完赶到昭舫这里，已经快十点了。
公博心不在焉地陪着昭舫过江办完了事，打算返回汉口。在离汉阳门轮渡不远时，忽然前面码头上一阵喧哗，有人正在向他们方向飞跑，追赶的人在后面高喊：“站住，再跑开枪了！”
受惊的人群在慌忙四散躲避。魏公博明眼看到，百米外，是自己的手下正在追着那个消失了好一阵的熊道昌，不过还掉着一段距离。那老家伙则气喘喘地跳上了一辆黄包车。
路人太多，追赶的人对天开了一枪，路人大乱，但仍无法阻止黄包车加速。眼看自己人要失手，公博把昭舫一拉，故作慌张地说：“昭舫，小心点，快躲！”自己起步就跑，才跑出几步，就假装被绊得一蹿，刚好蹿到经过身边的人力车夫身上，把车都闯歪了。
车夫险些摔倒，稳住了身子破口大骂：“你瞎了？板马日的，不要命了？”公博一把紧紧拽住他：“你骂谁？”就这两下，后面的三个追兵已到，把熊道昌连滚带爬地拖下了车。一个手下竟愚蠢地过来搀公博，公博小声说：“把我和车夫一起抓走！”手下终于心领神会，高喝道：“都带回去！”
公博忍不住满心的欢喜，却故意对着昭舫大喊：“他可以帮我证明，我就是个过路的。”手下仍“不由分说”将熊道昌和魏公博几下就绑了，一同塞上黄包车，用枪指着车夫，命其拉车一起押走了。
他的戏演得很成功。忠厚的昭舫眼睁睁看着同伴被抓，急着奋力上前理论。一个警察过来拦住了他，将他的姓名、地址煞有其事地记录了，说：“回去等候，要作证时，会通知你。”
昭舫还在极力争辩，但无济于事。他忽然想到“警察军乐队”有不少朋友，便也喊了辆黄包车，赶到了武昌宪兵总部“警察军乐队”。
朋友虽说愿意帮忙，但忙了整半天，直到下午五点，都还没打听出个结果。昭舫无奈，因为当晚星海还要在市一小教十九个歌咏队合唱《庆鲁南大捷》，只好返回家去参加唱歌。
他心情沉重，十分耽心魏公博会撞上当年广瑞伯伯一样的倒霉事，因为他从没信任过特务便衣。散场后，随便和星海说了两句话后，便独自闷闷不乐地回附近“通成分店”的住处去。
令他喜出望外的是，魏公博竟站在保华街口上等着他。没等他开口，公博就迎上来说：“昭舫，可能叫你操心了，我一点事都没有。他们要抓的是那个老头。我其实客观上还帮了他们呢！要不是我撞上了车，他们哪里追得上？他们录了口供就放我出来了。”
昭舫兴奋极了，说：“你都快把我急死了，我知道你肯定没有罪，但是我怕他们随便打你，给你用刑具，让你受罪。要知道，CC哪、蓝衣社哪，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和混蛋！”
公博听他骂得痛快，只好装着傻笑不语。又听昭舫说到去宪兵“警察军乐队”找朋友，更是忍不住在心里笑，却也很感动昭舫待他的真诚。便说：“庆祝一下吧！我们都吃过饭了，那么，去‘普海春[107]’喝杯咖啡怎样？”昭舫有些吃惊，“普海春”是当时文人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可消费却是比较高的。公博那点点工资，大概他根本不知行情吧！公博看在眼里，说：“我还有我们办公室发给我的两张招待卷，正好派用，现在移民多了，我们处也慢慢有点小油水了。”
公博此时精神轻松。对熊道昌略经用刑，他便将知道的全招了。但公博出于报复，命令继续加重用刑，要他疼，但不许弄死了他。傍晚，“复兴社”在武汉宪兵配合下，迅速大规模行动，对几个地区实施了戒严和搜捕。抓获了暗藏日特、汉奸多人，包括杀害小鞑鞑的凶手。遗憾的是，日特头子宗方武彦的公开身份连熊道昌都不知道、当然也无从抓到。此时，万国医院“医生”钟楚民却正在曾昭泰家打牌呢！
4 老将军送孙从军
次日中午，昭舫回到家中。父亲去商会了，母亲在佛堂内闭门打坐。他换了几件衣服，逗着秋平，忽然间葵花来说柜台的杜季卿派人来传话，说前面店里有两个军人在找老爷，找不到找少爷也可。
昭舫听了纳闷，这显然不是为了找歌咏队劳军的事，但我们家和军界哪有什么瓜葛呢？便一个人去了前面。
大堂里生意很是红火，已经客满，还有人在站着等座位。一个英武挺拔的军官正坐在柜台一边，旁边还站着一个士兵。
那个军人见昭舫来到，“唰”地站了起来，听完杜季卿的介绍，站得笔直地说：“大少爷好，我叫谭承荩，是令尊朋友谭襄农的长孙。”
昭舫大喜，握住他双手道：“原来是家父恩师谭将军的孙少爷，家父不巧正好不在家，但不多久就会回来。请你到楼上小坐用膳，今晚就在这里住下吧！”谭承荩说：“今天不行了，承荩是行军路过此地，一小时内必须归队。现有家祖父手书一封，烦您代交令尊，承荩就此告辞。”昭舫有些遗憾，只得一直将他送到街上告别。
谭承荩走后不到十分钟，广诚就回了家。听昭舫说谭承荩刚走一会，跌足惋惜。把信拆开看了，知道师父谭襄农在南洋印尼一切尚好。“九·一八”事件后，谭襄农每日从报上了解国内局势，看到日本强盗蹂躏中华，气得捶胸跌足，老泪横流，恨不能亲自再从军杀寇报国。民国二十二年[108]，他命十七岁的长孙谭承荩回国考进了黄埔军校。嘱咐承荩若有机会路过武汉，必定要寻找到广诚一家。承荩是黄埔第10期第二总队，1937年抗战开始不久毕业。
广诚有了师父的消息，百感交集，尤其对师父送孙报国十分感动。他叫过站在一边的昭诚说：“你看，谭将军一心为国，自己革命了几十年，这下国难当头，他就把孙子送回国，当兵抗日。那个不疼自己的儿孙，可谭将军是怎样想的，真是一片丹心哪！昭诚，你也在长大了，要学着些做人的道理。我也不是要你去当兵。你娇生惯养，当然不是当兵的料子。可是，有本事才能为国出力，这个道理，想来你不要爸爸教的。你该不该把书读好？爸爸辛苦了大半生，有了家业，这也是我们家现在爱国的本钱，以后还不是留给你们的？但是要没有国，又哪能谈上家？听到没有？”昭诚很高兴听到父亲说这么进步的话，忙答：“听到了。”
昭诚其实倒真希望父亲和谭襄农将军一样，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前线。他的学校还在上课，但是他的心已经不在课堂，他几次参加了哥哥他们的劳军和慰问伤兵的活动，前方的艰难战事和战士们的爱国壮举教育着他。乃斌哥哥离汉前，带走了他所有东西，看来是正式从军，胜利之前不会回武汉了。昭诚看在眼里，十分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有亲手拿起枪保家卫国的一天，那时，他才会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男子汉。
他想这也许永远没有可能，不由沮丧地叹了口气，父亲只希望他成为商人、官员，哪里会让他上前线呢？哪里会满足他战斗的欲望呢？虽然他已经懂得一个人的生命在战场上是那么微不足道，当兵远不是电影中和故事中描写的那么充满离奇和胜利，也许你还没表现出一丝英雄本色就被流弹打中，甚至莫名其妙地死在自己人手上。尽管如此，那种能亲手杀敌的壮烈情怀却无时不在激励、也在煎熬着他。
5 铁的支流
四月起，三厅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战斗堡垒，领导武汉群众将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因为接到到武昌开会的通知，昭舫和昭瑛清明节都没有随父母回乡上坟，而是和毓章一起到了武昌。昭舫碰到了一些老朋友卫邦国、范元甄、包华等，他们也都是一些歌咏队的负责人。
星海和张曙召集了各歌咏队负责人，商讨“抗战宣传周”的歌咏日的事宜。按三厅的计划，从4月7日开幕大会和文字宣传日开始，以后每一天一个宣传主题。第二天是演讲宣传，第三天是歌咏日，第四天美术，第五天戏剧，第六天为电影日，最后一天是三镇游行日。每天活动均在上午十点开始。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宣传活动，见证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蜜月。
天气有些不作美。宣传周的第一天就阴着，有时还下着细雨。上午十点，军政长官各界领袖以及各团体代表一千多人在武汉市商会大礼堂开始集会。广诚叫淘气等几个店员也随昭舫他们去了，自己随后一个人也偷偷去站在后边看了好一阵。
陈诚部长作报告后，共产党的周恩来也宣讲了工作方法。到下午，正好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喜讯。
这捷报来的真是时候。一时间，武汉一片沸腾。满街都在分发号外，到处鞭炮齐鸣，各家店铺的窗口或屋顶都挂出了国旗，欢呼声响彻三镇。
“爸爸说过，再来次平型关大捷，他要把两大卦鞭炮、从四楼屋顶一直挂到街上。他现在肯定在点放了。”昭舫挤到二姐身边激动地说。
几万民众自发地、大群大群地、冒雨涌向了中山公园。不少军人、警员也杂在其中。昭舫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狂欢般的庆祝大会后，又随激动的民众涌上大街游行。武昌那边庆祝活动也在同时举行。江城因欢乐而沸腾着。
昭舫和昭瑛回到家吃饭时，天色已经黑了，毛毛雨还在飘，但是家里没有人。葵花张罗着厨房开饭，对他们说：“伯伯从外面赶回来，先是和娘把秋平带到前边楼上，叫他们挂旗子、放鞭。后来见雨小了，又把秋平带到街上去游行去了。昭诚从早上出去就没有回来。娘说叫你们哪个回哪个吃，不用等。”
昭舫听到心头直发热，想连父亲和母亲都到街上参加游行，抗战真是全民众同仇敌忾啊！正义的中国人是一定可以战胜日本法西斯的！
他很累，睡得很死。第二天早晨，他是被母亲喊醒的，见窗外雨竟下大了。
早点已经在桌上摆好，母亲也没有问他下雨出不出去，却是把雨衣都拿来了。昭舫说：“不要雨衣，要我们团发的草帽。”静娴说：“这么大雨，天还寒，草帽怎么行？”昭舫不高兴地说：“别人都戴草帽，我一个人穿雨衣像什么样子？”静娴道：“都这个脾气，外头说的话，比你妈说的话管用得多。昭瑛也是，就顶着头那么出去了。”昭舫看了一眼闻声醒来的、还睡眼惺忪坐在床边的弟弟。又问：“二姐已经出去了？”静娴说：“走了一会了。”昭舫和昭诚听说，赶忙洗漱和吃早点。
雨一阵大、一阵小地下着。但是人们被台儿庄大捷鼓起来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全国各地在汉宣传团体近两千个、大约五万人走上了街头！在三镇的街道、市郊、伤病医院及难民收容所进行演讲，宣传抗战形势和政府策略。而工人、店员、居民、路人、车夫、船夫……或打着伞，或戴着斗笠，还有些披着蓑衣围上来认真地听讲。
“业余歌咏团”也分成了十几个小组上了街，每组都安排了队员，发表演说和宣读材料、领呼口号。
到了下午，雨越下越大了。昭舫看到，队里最小的队员章祯青演讲时，顾不得打伞，衣服全湿了，雨水顺着她的头发直往下淌，嗓子也开始嘶哑。便把自己的草帽取了下来，去给她戴上。祯青只是回头看了昭舫一眼，又继续她的演说。
她的口齿相当清楚，北平话说得十分标准，一字一腔煞是好听。她自己写的演讲稿，也非常有鼓动力。昭舫这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小女生原来很出众。刚好带一支队伍来到这边的光未然也被她的精彩演说吸引，过来听了好一阵。他用肩碰了碰昭舫，感慨道：“你们团真是人才济济啊！这个小姑娘要是培养演话剧，要不了两年，就要成名角。叫什么名字？”昭舫告诉了他，光未然不住地点头。
第三天，4月9日，歌咏宣传日开始。雨正好停了下来，“业余歌咏团”的团员统一穿上了蓝色的演出服，每人背着一小袋干粮和一个军用水壶，一早就集合来到了汉口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集中了上百个歌咏团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步行几千里流亡到汉的“孩子剧团”。这是在上海沪东战乱时，由当地的孩子组成的。
郭沫若等激动致辞后，冼星海和张曙轮流指挥，开始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万人齐唱。一时间，雄壮嘹亮的歌声，如同山呼海啸，此起彼伏，响彻在武汉的上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打回老家去！……”
快到中午时分，歌咏游行开始。
“业余歌咏团”和“三八女子歌咏队”的队伍被排在最后。张曙跑过来嘱咐昭舫，不要让后出发的队伍冷了场，要他带领他们唱歌。昭舫便跳上一个石凳，起了音，指挥唱起了张曙的力作《保卫国土》。
“同胞们起来，保卫国土！
……要生存，只有斗争！”
歌曲以有力的切分节奏，步步紧逼，推进着情绪。昭舫曾教唱过的十几个歌咏队，此时都响应起来，和者上万，显示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他和毓章轮换着指挥了十余首歌，终于轮到他们也出发了。“业余歌咏团”和“三八歌咏队”的近两百人便一路唱着，沿民族路、民权路、中山路行进。
到了中山路兰陵路口时，王杰臣通知他们停下，叫就在这里作街头演唱，为晚上将在“光明大戏院”举行的合唱大会聚集人气。
“业余”和“三八”近两百人的合唱队伍，唱起歌来气势磅礴。他们把半年多来排练过的几十首歌曲，一个接一个地直唱到当晚七时。聚集武汉的全国各歌咏团体，纷纷聚到了“光明大戏院”，共同举行抗日歌曲的大合唱。市民则可免票入场。
大会开始后，各歌咏团体再未分彼此，互相组合表演。来自全国的著名歌唱家、戏剧名角、业余歌手、民间艺人共同登台。会场气氛热烈，十分感人。
“业余”和“三八”由昭舫指挥唱了三首歌。星海尚未发表的新作《江南三月》优美而抒情，插在大会武猛刚勇的气氛中，格外感人；《游击军歌》则是男声先唱后女声逐渐加入，如千军万马，势不可挡；再就是粤语的《顶埂上》，刚硬倔犟。三首不同风格的歌曲，把大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顶埂上”被要求重唱了一次后，还不能退场。又加唱了尚待问世的、田汉作词、张曙刚作曲的《洪波曲》[109]。这首进行曲，表达了台儿庄军民的抗日豪情，绘制出一幅微山湖洪波翻腾、军民合作抗战的气壮山河画面。
指挥《游击军歌》时，昭舫一直想着乃斌，仿佛看见他正在游击军中挥枪战斗。忽联他又想起了茫然若失的三姐，她一个人去武昌好多天了，现在怎样了？
昭琳为迎接第四天的美术宣传日，已经在武昌忙碌了几天了。她工作在一群最知名的杰出美术大师们的身边，领略着他们的风范和情操，努力搁置了心中的隐痛。
还在3月时，“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两个名校，已宣布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这让她感到幸运。学校即将迁往湖南沅陵，她也就要离家随校流亡。但是她已决心，从容和勇敢面对命运。她对胜利也有坚定的信心，对“干上一两年，把强盗们都肃清”深信不疑。
10日下午，汉口这边，“业余”和“三八”的队伍集合，出发来到武昌黄鹤楼蛇山脚下集合待命。
黄鹤楼是抗金名将岳飞屯兵武昌时、经常登临北望的地方。七百年前，岳飞曾悲愤满怀，发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言。去年，武汉抗日团体在清理颓圯的岳王庙时，发现了镌有岳飞半身像和四言赞诗的青石碑，为此民众捐款，在蛇山建成了一岳武穆遗像亭。
黄昏时分，冼星海和张曙、林路等三厅音乐科的成员来到。此时，多达几十万的群众，已经站满了黄鹤楼江边马路，连一直到伸入江中的百级台阶和大片的江滩坡地上，全都站满了人。
郭沫若讲话后，星海再次指挥起了歌咏团体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国军歌》，在他的指挥下，万众发出了海啸般的高歌：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枪口对外……我们是抗战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
当天已完全黑下时，美术、歌咏的火炬游行正式开始。
载着探照灯的卡车在最前开路，车上竖立着巨大的宣传画，在一队火炬方阵后面，四个青年一小组，抬着贴有大幅的抗战宣传画的一台台木架。宣传画大方阵后面是火炬游行队伍。在摇曳着的红色的火光的映照下，民间的艺人们热情扎制的数百盏飞机灯、装甲车灯杂在队伍中，徐徐前进。
周艾琳从前面的“三八”队伍跑步到了男生的队伍前，大声喊着昭舫，说星海在找他。昭舫便随她来到星海身边。星海已经累得不行，要昭舫带头“高声唱起来”。昭舫马上到路边借了个凳子，站上去，对着行进的队伍起了一个音，挥动双臂指挥。顿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又响彻了夜空，沿路两旁观望的民众也跟着合唱起来，并且情不自禁地争相加入到队伍当中。
高唱抗日歌曲的队伍有如一条蜿蜒的“火龙”，经过长街、平阅路，再由胡林翼路折回汉阳门码头。如果从天空看下去，一定能看到在武汉三镇行进的如同火红铁水般的洪流。这是抗日队伍铁的支流，有如中华民族的热血。这些情景将被昭舫等永远铭记、终身不忘。
周艾琳游行完后，非常兴奋地回到家中。见一楼客厅中，哥哥周远涤正和几个穿制服的人在谈着什么。她不想打扰他们，便轻手轻脚地一个人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咕嘟嘟一口气喝下了一大杯水。然后躺倒在床上休息。
她太累了，没有脱衣就打算睡去。老房子不隔音，她迷迷糊糊地听见楼下在高谈阔论，就是说的这几天的“宣传周”。有人在说是三厅的运气好，正好碰上台儿庄大捷，民众热情一下就上来了。有人在说其实这还不是靠的我们国民党，不是我们前方打胜仗，后方又破获日本特务的破坏计划，周恩来能利用三厅把宣传搞起来吗？周艾琳听得无聊，日本人还没打败，就在争功劳了，“党国”就坏在这些人手上。
奶妈过来叫她起来洗了再睡。周远涤得知妹妹已经回来，便示意客人们今晚谈话到此结束了。周艾琳听到一个人还在说：“远涤兄高见，武汉人的热情上来，什么都拦不住，但要遇到空袭，恐怕这些人跑都跑不赢。”她当时没有在意，一心想着明天参加街头剧演出时的台词。
扩大宣传周活动始终十分成功。到最后一天戏剧日，武汉二十家剧院安排日、夜的两到三场轮番上演，免收门票。有的演剧团体还分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工厂、街头、江岸以及市郊农村去巡回演出。
更多团体则继续游行宣传。虽然这又是个阴雨天——有时候雨还下得很大。但是武汉人热情上来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有四五十万人，冒着雨，在三镇同时游行，连“通成”好几个不当班的职工，都自发参加到了昭舫他们的队伍里。
就像当年收回英租界那天一样，游行队伍的气势压倒了老天爷，雨停了。
这天的游行的规模显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天。连魏公博都显得很激动，他对昭舫说：“你看，这样的中国人，让日本杂种等着死去吧！”昭舫说：“等下还要去参加晚上武昌的游行。我怕轮渡人太多，像大前天等了两班才坐上，我找了我爸爸的朋友王兴汉伯伯，他负责找木船送我们过江。”公博高兴地附和道：“太好了！”
谁知话音刚落，空中竟响起了空袭警报。
游行队伍在带有“防空”袖标的执勤人员指挥下，迅速疏散和隐蔽，轮渡也停运了，沸腾的街道很快就变得如死寂般，空无一人。
大约两小时后，警报解除。以往这种虚惊一场的情况甚多，大家也不以为怪。
游行继续进行，但声势因此小了很多。随后雨又下大，一些活动都作了缩减。不过，“扩大宣传周”总算胜利结束了。
两天过后，魏公博和周艾琳分别都得知了让人目瞪口呆的内情：那天的空袭警报，竟是某些害怕三厅“抢尽了风头”的人特意安排的假警报！
他们各自都几乎要气爆肚子，却又不好对任何人说。魏公博愤恨，自己的政府居然欺骗一心拥护自己的群众。周艾琳呢，却联想到，这无耻的谎言，也许和自己崇拜的哥哥有关。
宣传周后，军民们更加团结和藐视日寇。
4月29日的大白天，昭舫和毓章正走在江边，空袭警报响了。他们与成千上万的武汉人一样，完全不去躲避，就靠在墙边，仰着头，看中国的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战机怎样痛击日本飞贼。
以往几次空袭，鬼子都傲慢地展示空中优势，飞机常常是三架一小队，九架一中队，在三镇上空盘旋示威。他们欺负武汉没有防空力量，飞得相当低，专门寻找密集的民居和无处躲避的船只轰炸。从地上不仅可以看清楚飞机上的膏药旗，有时还看得见飞行员的脑袋和面孔。今年以来，被中国的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教训了两次后，他们变谨慎了些，再不敢公然不派战斗机护航。
这天，空中强盗一来就开无耻地向汉阳沿襄河一带投弹，欣赏地面传出的哭喊声和冒出的火光，以满足他们兽性的乐趣。但是这次他们面临的却是无情的惩罚。
我们的空军升空了！
激烈的空战在武汉三镇上空进行，而欢呼声不断在地面的人群中响起。中、苏飞机如同矫健的雄鹰，翱翔空中，向飞贼们射出愤怒的火舌。一架架强盗飞机被打中了，冒着火光、拖着浓烟、从他们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空中栽下。
那天的空战中，总共有十架日寇轰炸机和十一架驱逐机被我方击中，可耻地栽了下来。我22岁的空军勇士陈怀民[110]在屡创敌机后，遭到了五架飞机围攻。他的飞机被打中，人也负了伤，但他没有跳伞，而是视死如归地驾机向日机猛撞过去，与敌同归于尽，将一腔爱国热血洒向了祖国的蓝天。
6 知交私语时
冯玉祥将军来“通成”二楼吃饭的那天，左秧岷正好坐在另一头的窗口。《大公报》汉口版创办后，她就以记者身份在参加武汉的学生和工人的抗日活动。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因为楚妮，她开始特别注意昭舫，也关注着“通成”。
她看不下去“通成”的老板和管家在冯玉祥面前殷勤的样子，人果然是以阶级划分的，剥削阶级必然特别尊敬他们的代表。曾昭舫，也许还有童楚妮，无论他们在现在抗日活动中有多积极，他们的本质和爱憎是决不会改变的。
她也听说过，叶挺将军到这里吃过饭后，曾老板特地将他坐过的的椅子刻字保存起来。但是她有自己的解释：叶挺是脱过党的，是目前各种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人，所以这纯属商人猎奇炒作伎俩，说明不了其它问题。
尤其令她反感的是，大概是冯玉祥的召见，曾昭舫竟然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他桌边，十分恭敬地回答着他的提问。她发现这其中居然还有王杰臣。她是知道他的政治身份的，共产党的人，竟然去讨好国民党的官僚，她气得饭都没有吃完，起身就去结账离开了。
那边，昭舫向冯玉祥将军介绍了“业余歌咏团”的活动情况，冯玉祥十分赞许。昭舫当然不会知道，今天大堂里的这几分钟，会在今后岁月埋下怎样的伏笔。
昭舫离开冯玉祥将军回家，在公新里过道里竟看见星海正在和秋平“疯”玩，星海正用曾家的私家黄包车载着三岁的秋平在巷子里跑圈。秋平坐在车上，手上拿着一个自制的纸风车，快活得大嚷大笑；母亲则和几个“通成”的员工站在巷里，乐不可支。昭舫忙大声说：“秋平，不许叫伯伯这么陪你玩的，冼伯伯热，快下来！”
星海见了昭舫，停了下来。昭舫笑着说：“你也不怕出汗，今天怎么这么高兴？”星海还喘着气，说：“到你这里可以尽情高兴一阵，还有哪里能这么自由？”
他们到了楼上昭舫的房间。昭舫见星海的眼睛里闪耀着不寻常的兴奋。便说：“这些时你来得少了。今天你心情这么好。我看你的眼神，是不是有好事？哎，我记得你还欠我一句话。”
星海甜蜜地笑了，小声说道：“告诉你吧，昭舫，我恋爱了。”
昭舫一听，从藤椅上弹了起来，问：“谁，我认识不？”星海说：“认识，当然你认识了。”昭舫说：“要我猜吗？我想，和拍《最后一滴血》总有点关系。”
星海笑道：“看你不出，你还真不简单！是的，是‘海星歌咏队’的，和我一起拍《最后一滴血》的钱韵玲。这恐怕是我参加拍这个电影的最好收获。”
昭舫拍手笑道：“我认识，六小的钱老师。多好啊！你可真幸福啊！”
星海说：“那还是我在大智旅馆，写《钱亦石先生挽歌》那天，写太晚了，早上刚睡着一会，她就来拿歌单。我有点奇怪，孙师毅[111]怎么不自己来拿？后来在‘市一小’为大家教唱这首歌时，我见他戴着孝，一问才知道，她就是钱先生的女儿。当时她被我问得泪如雨下。你知道吗？我十分后悔，我也曾受过钱先生的教导。我怎么能……哎，我觉得我太粗鲁了，不该那时、那样问她，给她伤口上撒盐。”
昭舫说：“那都过去了，不知不为过嘛！总之，现在我要祝贺你。”他喊道：“葵花嫂，麻烦你去帮我们要两碗莲子汤，要冰镇的。”又对星海说：“你好久没吃了，我知道你最喜欢的。”星海说：“当然好。你呢？有进展吗？”
昭舫笑着摇头：“我……唉！一旦有进展，一定最先对你说。”
星海对昭舫说起近来发生的事：“现准备组织五一‘劳动歌咏大会’。可二厅厅长康泽说了，民间团体和组织应归他们主管，应由他们组织。还说是这个五月份的活动都由二厅包办了。”
昭舫皱着眉头说：“二厅、三厅，不都是我们中国政府的厅么？怎么……是看到三厅‘扩大宣传周’影响大了吗？”他想到要出言谨慎，不往下说了。
昭舫的写字台上，摊放着再版的《大家唱》第二集，星海随手翻开，正好看到自己写的序：
“……救亡音乐在抗战的文化阵线是一道铁的支流。他是较戏剧，图画，更直接，更有效的，原因是它能普遍地让民众较其他的艺术更容易接受。”
“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不仅要像其他文化艺术一样，组织民众和激发民众抗敌力量，而且更要有目的地唤起不愿作奴隶者的内在的斗争热情——包括全世界的，连我们唯一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内……这是我们争自由的日子！我们要利用救亡，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的在斗争中完成民主解放的伟大任务。”
看着自己充满激情的语言，他又抬头看着面前这位陶醉于救亡宣传声势的昭舫，不由为自己实际的处境感慨。
他收敛了笑容，叹了口气说：“昭舫，恋爱是一回事，可我的工作却又是一回事了。你可能无法想象我的实际感受。自从进了三厅，我好像觉得自己成了衙门里的人，整天扯皮拉筋的事多了起来。写一点东西，要经过数不清的审查。一点小事，要听取很多人的意见。不是程序，就是开会、开会、开会！唉，我的好多灵感都被磨光了！”
昭舫并不吃惊，他几乎每天都进出市一小学，也就是市党部大院，官员们的官腔和衙门的气度，他都看熟了。他无奈何地劝道：“你得适应这种环境啊，统一战线，不‘统’在他允许的范围内，能让你自由地写吗？”
“可是我想写的、我想唱出的，要为大众呐喊出的，也正是某些人要砍的。”
“我能理解，他们给你画好了一个圈，你只能呆在这圈里。在他们手下，除非放弃做人的骨气，否则再好的脾气也会被他们逼疯。”
“到了三厅，我看到周恩来先生、看到田汉、洪深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呕心沥血。但是也看到我们有些文化人像政客一样，无论开个什么会或者成立个什么机构，他们就会为派系比例、席位、排名次序斤斤计较。什么学院派、什么音专派、业余派？什么上海的、北平的？我赞成那天在全国歌咏协会会议上你说的：‘我们没有这派那派，只有抗战派！不管这个的那个的，只要是抗战的！’”
昭舫见自己尊敬的星海居然能记得他在会上说的话，慌忙说：“我算什么？不好意思了。但我真希望音乐界的门第观点不要这么重，不把日本人打出去，这些门第和地位又有什么用呢？”
星海说：“对，我为什么要写救亡歌曲呢？因为救亡音乐比其它艺术更容易被民众接受。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我们自己队伍中也有些作曲家不认同我的观点，还有人还说什么知道吗？说群众歌咏‘不是在唱歌，是吼歌’。”
昭舫道：“这些人心里藏着少数人的私利和高高在上、瞧不起工农阶级的心态。这种心态下也必然写不出鼓舞民众的好歌。星海，我亲眼看到民众欢迎的，士兵们欢迎的，就是能团结民众战斗的救亡歌曲。”
“我深信这些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是有意义的，我要做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有些人当面和背地里贬低我，其实，我早就习惯了，有帮音乐家不时地讥笑我，轻视我，根本不把写、唱救亡歌曲当成音乐工作者的历史职责。我对你说过的那个——照起像来就往中间凑的那位——说得更令人气愤，‘我只要上一次厕所的时间，就可以写一首群众歌曲。’”
“我真不晓得这些人还记不记得我们失去的国土、沦陷的南京的惨状？不过，你接触的人多了，有些事只能放在心里，不能太性急，更不要因心情不好与人争吵。”
星海知道，有朋友也曾这样批评过自己，特别在某些场合控制不住情绪。点头说：“你说得太好了，这正是我的缺点啊！咳，我常告诉自己，不能让脾气变得太急了！可是有些事一来，就实在让人控制不了。那个环境把人逼得固执，错误地选择对象争吵。唉，我的朋友张曙脾气也犟，我有时竟与他也争吵，甚至不是很大的事情，都不想谦让他一点。事后我又后悔。昭舫，我身上怎么这么多毛病？”
“我不觉得。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不也为小事争吵过吗？我倒认为，你能看到自己有缺点，比我们强多了。我就不能像你，勇敢发现和面对自己的缺点。星海，你看我有什么毛病，一定告诉我啊！”
星海坦诚地说：“你不错，很让人信任。不过我觉得，你也许还缺少足够的人生挫折。不错，你曾被武大不公正地开除。但是，不是仅你一个人承受过这些！相反，你本人在这世界上从不缺少爱，可以说太受宠爱了。而你缺少那种让你内心深处难以承受的考验。另外，我还希望你的观点还可以更鲜明一点。”
昭舫觉得他看得真准，自己实际上是太谨言慎行了。唯有知己、唯有战友，才会这么贴心地指出自己的缺点。他很受感动，便不住地点着头。
冰镇莲子汤端来了，他们两人在桌子上舒服地吃着。
昭舫道：“金山那天对我说，他导演《最后一滴血》，简直受不了政府的中央影片厂的那位厂长的管辖，恨不得不拍了。”
星海说：“可不，我们就是在那种管治下工作。他说的真是大实话。我看迟早会停拍。哎，那天你带他们唱了《江南三月》，效果还真不错，连我自己都感动了。后来好多人都找我要歌单。”
昭舫说：“我们印发了好多了。嗨，以后你要想写什么，还是来这里写，让我最先唱！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出《大家唱》第三集，但是不定期出了很多集《抗战歌声》。很多歌，比方说《游击军歌》，都是最先在我们《抗战歌声》上用简谱刊登出的。”
星海点头说：“我知道，我也愿意在你这里写。这里，我的心情特别放松。”
7 抗战舞台上的新演员
五月的一天，昭舫和“业余歌咏团”、“三八女子歌咏队”参加在光明大剧院的演出。台下则有很多政府领导人、各国外宾等观看，还特别请来了很多军人代表，也面向社会售票。
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待张瑞芳等演出完《放下你的鞭子》，便轮到赵丹和叶露茜出场演唱《日落西山》和《一根哪，棒儿哪》。再下一个应该是光未然的演剧队的小话剧《沦亡以后》了。剧情讲的是一个农村姑娘被日寇强暴，她的心上人奋起投军抗日的故事。以前一直都是马莉小姐扮演的女主角。剧中的插曲常由“业余歌咏团”后台伴唱。
昭舫正在后台安排伴唱的队伍，却看到星海气得满脸通红走了过来，到他面前就说：“昭舫，我硬是在忍哩！你看见过比这更不像话的事吗？前方战士在浴血，这里还有人居然……在这个场合来讲价、争出场费，抗战……还要钱！”
昭舫吃了一惊，问清原来是马莉在发难，说出场费太少了，不肯化妆。那个毕特则阴阳怪气地在一旁扇阴风。导演光未然气得说不出话。节目即将轮到，她这一着“将军”，显然使三厅的组织者们很被动。搬来的布景被临时靠放在狭窄的走道，后台已在紧急调整节目次序，临时安插朗诵和独唱。
昭舫一听也着了急，见那边张曙还在苦口婆心地劝着，但显然毫无起色。他便走了过去。由于共同活动增多，上海来的文化人、特别是住在“大智旅馆”的马莉等，都和他很熟了，马莉还曾主动邀昭舫同台对唱过张曙的《日落西山》和聂耳的《回春之曲》中的几首歌。
马莉见昭舫过来，想争取他同情，便说：“曾昭舫，你来评评理，这又不是街头演出，上台的尽是明星和科班，又明明是有对外售票的。演员也是人，几角钱就打发了。他们当科长的在三厅，一个月一百多元大洋，光要我们饿着肚子爱国。”
昭舫小心地说：“马莉小姐，你听我一句劝好吗？现在不是说这的时候，你也知道卖票是在为逃亡的难民募捐。你看，现在节目次序都被打乱了，插进去的朗诵已经在鼓掌谢幕了，周小燕也为这提前上场，希望你顾大局，演完戏再说好不好？”谁知马莉听完，火更大了，把嘴一噘，说：“我不懂什么‘大局’。几次都是哄我大局、大局，演完就算了，鬼都不理我了。这次我再不听了。难民？我算不算难民？我不光一个人吃饭，上海那边还有妈妈和弟弟要养，何况我今天这样子也演不好了。”说完眼泪流出，背对着众人低声哭了起来。
已经准备妥协的光未然一看这架势，竟束手无策了。昭舫把他的肩膀一抱，拉到一边说：“文光，她今天这样子，就是演也演不好了，你看可不可以找人替一场。”光未然说：“问过了，王莹有别的戏，还要朗诵，已经演过这角的人都还有节目，哪里能换得赢妆？”昭舫说：“别急，我来帮你想想办法。这个剧好多人都看熟了，今天不过是舞台布景好些而已。我想，我来给你找个替角。”他把眼睛扫向自己的“三八歌咏队”：二姐、汪云、戴六儿……。周艾琳倒是演过话剧的，但此时市党部的滕培英正向她布置幕间宣读几封对前方将士的慰问信……
他焦虑地转过身，忽然转忧为喜，把肘子碰了光未然一下，指着站在自己身边的人说：“就是她，怎么样？祯青，你上！”
小姑娘章祯青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明白，自己一向在仰视着的曾昭舫并非在说笑话。光未然听了，立即也觉得不错。章祯青的个子、身材都很像马莉，而且国语说得比马莉还要好。这时他已经来不急细想，便问祯青对剧情熟不熟。祯青睁着大眼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光未然把剧本往她手上一塞，说：“赶快看一遍，我还会帮你递词。”
昭舫知道祯青的演唱比不上马莉，便说：“祯青，你不用唱出场前的民歌了，改为后台为你伴唱。你一上台就入戏，直接说白后，就到溪边浣衣。”
祯青又是兴奋、又是激动。光未然顾不上多说，就把她拖去化妆。昭舫则把昭瑛等几个女生赶快叫到一起，突击排唱祯青出场时的民歌。
轮到《沦亡以后》开始了。
在后台的昭瑛等用半声齐唱的民歌声中，舞台灯光渐渐大亮起来。布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台中左边有一舍农房；远处，麦田青青；靠台后偏右一棵大树下，有一块洗衣石，象征小溪就从这里流过。
祯青端着小洗衣盆出场了，台下立即便有一阵哄哄声。显然是有老观众看出，主角换人了。昭舫和换了鬼子军装的光未然都躲在边幕后，紧张地注视着这个新演员。祯青却一点都不怯场，她很自然地走到洗衣石旁，放下手中的小木盆，开始了几句说白。她的行走姿态和出色的京腔，立即征服了观众，剧场顿时安静下来。光未然和冼星海竟同时往昭舫背上一拍，说了声：“好，选对人了！”
祯青的说白倒是不错，演技也无师自通，男主角上场后与他的对白，展现了纯洁的农家女儿对幸福的憧憬，甜美而羞涩，分寸得体恰当。但是当男主角退场后、她继续洗完衣服回到农舍前时，表演却露出马脚来了：这位被人服侍长大的都市女孩从没洗过衣服，也没见过一条长裤该怎么晾，她拎起长裤的裤脚，不知该怎么往竹竿上放，顿时引起台下观众一阵哄笑。
光未然急忙叫逃难的“乡亲们”涌上台，随后“鬼子”进村了。台下顿时止住了笑。下面的演出就十分成功了。光未然等“鬼子兵”肆意射杀着村民，并抓住了那村姑。日寇的凶残让全场观众愤怒而紧张，大家在窒息中煎熬着，最后眼睁睁看着那中国姑娘挣扎哭喊着，被日军强行拖进农舍。
祯青转到了后台，连忙赶去换妆成遭受蹂躏后的样子。光未然嘱咐昭舫，不要去责怪祯青晾不来裤子的事，自己则对祯青说道：“祯青小姐，好极了，谢谢你！”
祯青受到极大鼓舞，换妆后再次登台。姑娘的表演和血泪控诉激怒了全场观众。当演到她的“心上人”决心参军报仇时，后台昭舫等人唱起了剧尾曲：
“……哪一个男子心里没有意？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
随着男主角招着手的缓缓退去，伴唱歌声由弱至强，撼动观众的心弦。歌声结束后，场中竟鸦雀无声。
突然间，靠后排那一片鸦雀无声军人中，爆发出一个士兵雷鸣般的怒吼：“报仇啊，报仇！”
剧场如同爆炸般，“报仇”、“杀光鬼子”的吼声和口号声瞬时响成了一片。等到幕落，台下响起了超乎寻常的热烈掌声。
祯青这下却真的哭了起来，她知道自己演出成功了，她尊敬的曾老师、冼老师、张老师（光未然）都会夸奖她的。她跑到昭舫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已经卸去了鬼子装的光未然笑着走来把她叫去谢幕。后台很多人都在打听，这个像在课堂上答题一样认真的小女生叫什么名字。这其中还有些是影界和剧界名人。而在以前，她，一个初中生，是很不起眼的。今天，她真的很知足了。但她哪里会看得懂，此时在后台的马莉，还有周艾琳、戴桂香们的眼光中，到底还藏有些什么？
8 《太行山上》的诞生
自6月12日日军发起对安庆的进攻起，武汉会战正式开始了。武汉人空前严肃地担任起了自己的神圣的历史和民族使命。
昭舫和他的姐弟们、他的朋友们已习惯将自己作为这场战争中的一员，业余歌咏团则不断接受政府的安排，到部队、工厂、码头进行宣传。在武汉的街道上，从早到晚到处可见集会、演讲、募捐和演出。连庙观、教堂的神职人员，都多次举办谴责侵略、祈盼和平的大会。所有的一切，见证着中华民族一个空前团结保家卫国的年代。
六月下旬，武汉酷热的夏天又开始迫不及待地发威。昭舫在“青年会”组织排练完新节目后，已经很晚，回到公新里六号。听葵花说，九点多钟时星海还来找过他，见他不在，便回了瑞祥路，说是要收拾东西去武昌。
昭舫见实在太晚，只好先睡了。次日早上起床后，便朝“精武会”走去。
他在“精武会”门口碰见了上海电影作曲家王云阶，两人招呼着一起进了门，左拐是个木楼梯。昭舫在楼下喊了一声，试探星海有没起床。得到应声后，两人便上楼。
星海从房间出来在楼梯口迎着他们，眼睛里闪烁着异常的光，他挥着手上的一张道林纸的谱表，似乎迫不及待地说：“你们两个来得正好，有个叫桂涛声的朋友从山西太行山来，他写了一支游击队的队歌，要我为他谱曲。我在武昌那边就开始构思了一些，昨天过江来，送马可离汉，又去过昭舫家，却怎么也无法抑制住我涌动的创作灵感。我回来一口气就谱完了，一夜都不想睡。你们为我唱唱，看好不好听。”
昭舫接过歌单，一眼就看到星海用了很重的力度写下的歌名：《太行山上》。
星海又迫不及待地说：“你们知道，我以前谱战歌都是用的大调式，这次是我的一个尝试。”
果然是一首小调式的歌曲，昭舫和云阶一起哼了一遍，便迅速被吸引和感染。昭舫情不自禁地说道：“好极了，云阶，你来唱低音部，星海，你陪我一起唱一声部。”
三人一起试唱起来：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它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它在哪里灭亡，灭亡！”
战场的意境，抗日将士的英姿，跃然眼前，让他们越唱越激动，眼前跃动着英雄儿女组成的千军万马战斗在太行山上……
他们唱完好久还不能平静。《太行山上》——这首载入史册的抗日名曲——在这座小楼上诞生了！
星海又作了些最后的小改动，让昭舫把歌单译成简谱。
等只剩下他和星海两人的时候，昭舫便问起拍电影的事。星海脸上兴奋的表情竟一下全无了，说：“一言难尽。金山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最后一滴血》已经停拍了。”昭舫很惋惜地说：“到底还是没拍完，难怪，前天我看见金山双眉紧锁的。”
昭舫联想到，星海拍电影能和她爱的人终日在一起，十分羡慕。而自己这么久都没见到楚妮，不知她那颗怀着天下的心，还能剩下多大地方留给自己。不过这些现在只能搁到一边去。武汉正处在战争中，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9 水上火炬大游行
武汉街上到处可看到“保卫大武汉”的巨幅标语，南洋大楼前的中山路上还搭起了写着标语的大型彩楼牌坊。此时，武汉是中国人手里的最后一个大工业中心。国民政府守土决心空前坚定，已紧急调集了130个师约100万军队，纵横数千里，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地形，组织防御战线。开始了抗战以来时间最长、参战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战役。
由于国力、军力的差距，经过多次战役的消耗，中国军队已元气大伤。街上到处可见前方下来的伤兵和准备开拔上前线的、训练不足的新兵。为稳定军民斗志，三厅决定在武汉发动一场“抗战周年纪念献金运动”。昭舫和王杰臣、汪云代表“业余歌咏团”和“三八女子歌咏队”到三厅在汉口江汉路的办事处，听取了动员和安排。
昭舫不用动员就已经热血沸腾了，他明白这远不是一个城市的保卫战。从会议得知从7月6日起，武汉全体市民开始素食禁屠，开展为期三天的纪念抗战开始一周年的献金活动。首日下午集会游行结束后，各宣传队伍自行向武昌黄鹤楼集中，参加三厅组织的水上火炬大游行。
昭舫怕又遇到人山人海上挤不上轮渡，开完会就立即打电话找王伯伯求助。王兴汉立即去了童瑨的公司，靠他的面子，居然借到了政府已圈定征用准备西上的四艘内河大木船。
“业余歌咏团”的人大喜过望。6日黄昏前，王杰臣和汪云把队伍分成了四船，薛培莜、昭舫和毓章都分别带领一条船。
正在熊家巷上船时，昭舫仿佛听到了童楚妮的喊声，回头果然看见她喘着气跑了过来。
昭舫太开心了，楚妮将和他一起参加这史无前例的江上示威吗？忍不住笑着说：“你怎么？真巧，这船还是你们家的咧！”楚妮责怪地对他皱了下眉，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和他一起上了木船，说：“采访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他还是你们大姐家的朋友呢，晚了点，没想到轮渡码头那么多人，真难得过江了。不知怎么看到了你。不信往那边看。”
昭舫向下游看去，夏天水涨，江滩本来就几乎已被淹没完，于是从轮渡趸船跳板一直延伸到沿江马路上，到处站满了人，一直铺到了江汉关大楼前。再回头看江面上，政府组织的、各方运用神通借来的木船、大小轮船则布满了江面。
船起锚了。等划过了江心，就已经能清楚看到对岸黄鹤楼下已是一片人山人海。四条大船向武昌大堤口划去，到近岸再利用傍岸的回流划向汉阳门。
江上的暑气不像市内那么逼人，却也不让人忘记汉口夏日的名声。他们谈着近日自己的生活。昭舫的衬衣已完全汗湿，队员们纷纷扇起了自己带来的芭扇、纸扇。幸好时有微风吹来，让大家偶享舒畅。
天色渐晚了下来，先到的队伍已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不少船上已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火把。武昌江岸，从汉阳门、黄鹤楼下一直到平湖门，沿江所有街道、空地，都已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连轮渡的乘客起坡都要奋力挤上半天。
“业余歌咏团”的船队被指挥旗引向黄鹤楼边。昭舫远远就看见星海和三厅几个人、还有一些其他歌咏队的队员站在一条大船上。周艾琳也在那条船上，有些遗憾地在向他们挥手，她因过不了江，现在也无法再和他们会合。
夜色降临的时候，各条船上的火把陆续点燃。多达50万民众举起自制的火炬，从四面八方汇来，将蛇山和江面洒满金红相映的的光辉。
昭舫对楚妮说：“你自己小心点，我要去带他们唱歌了。”
《太行山上》从他们的船上响起，其余三条船跟着合唱起来，有其他歌咏队的少数几条船只在响应，毓章和薛培莜的两条船配唱着低音部。
这首抒发战士心声的战歌刚刚写出几天，歌颂着抗日将士的壮美情操和乐观胸怀，会唱这首歌的人很少，这让“业余歌咏团”和“三八歌咏队”大受瞩目。
楚妮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立即被它深深感动了。她看着昭舫在火光中的身影，看着他有力而优美的指挥姿势，被自己一直努力压抑着的那份感情冲击着，眼眶竟不知不觉地湿润了。她从来就把爱情深藏到心中，藏到那最冷落的角落，她时时告诫自己，绝不能作为一个平庸女人度过一生，因为她太爱中国，这是没有任何人或事能取代的。
田汉在岸上指挥万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水上火炬游行正式开始了。在火把和探照灯照耀下，星海伸展双臂在大船上指挥。几十万游行的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唱起了一首首抗日歌曲。船在江上顺岸游行，岸上的人配合着唱起。
《保卫大武汉》等歌声有如一道铁的洪流掀起的波涛声，冲破江城的夜空，震撼着云霄。
“大武汉，大武汉，
它是金城汤池，铜墙铁壁！
它是中国的凡尔登，
东方的马德里！……”
数百只大小船只，排列长达几百米，岸上的游行队伍则在马路上同向并进。因江水已几乎涨平江边的马路，于是船上和江岸隔得很近，水陆火光彼此相映，歌声则连成了一片。
楚妮走来船尾，站在了昭舫的旁边，现在是昭舫接替了星海，指挥着数十条船共同高唱：
“……龟山蛇山鼓着眼睛，汉水江水发出了吼声。
敌人的坦克车，冲不动我们的和平阵线；
敌人的飞机大炮，炸不倒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我们要为民族生存作更大的牺牲。
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的后方去。
去牵制敌人，扯住敌人，扰乱敌人。
让敌人不得稍停，让敌人不得安宁；
让它打不通粤汉，回不到东京。”
楚妮也放开了声音，跟着大家高唱。此时她可以尽情地看着昭舫。她知道，熟悉武汉歌咏活动的人都在传颂，说昭舫的的指挥格外潇洒，这也迷住了成百的追星女孩。想到这里，她不由得自己笑了。不过她更敬佩的是，昭舫为了能唱出赤子心声曾付出过的巨大代价。
昭舫指挥过后，三厅的张曙在另一艘船上接替了昭舫，歌声再度如狂风掀过：
“同胞们起来，保卫国土！
……
要生存，只有斗争！”
江风变大了些，楚妮的头发被吹得飘了起来，昭舫此时又来到了她的身边。这让她更加激动，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昭舫的手，在声浪中大声说：“这将是我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夜。昭舫，有谁听到过整个民族用血泪和决心来演唱的歌声么？今天我们听见了。谁看到过歌声与中华民族命运与共、起到如此巨大的历史作用么？我们一起看到了。昭舫，为了争取唱出这心声，你甚至失去了大学的学籍。今天这歌声终于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高声唱吧，我赞扬你的热情，支持你继续唱下去。”
昭舫同意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热情、爱国的盛会。楚妮，我真高兴和你一起经历这次活动。”
“我回去要马上写一篇报道，我要讴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又一高潮，它激励了我们民族的斗志，让我们的人民在歌声中擦干泪水、让他觉醒、怒吼，投入战争。”
昭舫也大声地、突破浩大的歌声，“但是不是所有人的感受都和你一样。有个人对我说，再怎么闹，唱得再响，武汉也恐怕保不住，我们国家已经伤了元气，一下恢复不了了。”楚妮问：“谁这么说呢？”昭舫不想说出周艾琳，反问：“你的文章不也说过，‘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争更重要！’么？”楚妮高兴地问道：“你看过我写的评论？”昭舫说：“只要有机会，你写的我都是要读的。”
楚妮笑了笑，说：“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但是，我和你那位说‘守不住’的仁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我不是失败主义！不瞒你说，我拥护延安的观点。我有幸读到了一些册子，觉得只有持久战的思想，才是真正让中国胜利的思想。不能光依靠主力部队死守大城市，打消耗战。但是，那篇文章发表后，有人批评了我，说打击了政府中‘抗战派’的情绪，不利于统一战线。叫我再不要这么写。这让我有些疑惑。”昭舫说：“你的问题太高深了，我讨论不了。”楚妮把眉毛一竖：“你那套商场的客套又来了！”
水上火炬歌咏活动通宵达旦。昭舫他们凌晨才回到家。
10 七七献金
从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七日起，武汉沸腾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献金活动。
国民府军事委员在全市设立了六个献金台，由妇女界知名人士分别主持。其中、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在江汉关，广诚已经和静娴前去献金后，又到水塔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女士负责的献金台再次献上一份。
广播向市民们宣布说：蒋委员长夫妇合献1.8万。毛泽东自延安来电，委托将自己7月份的参政员薪金700元全部献出。接着又广播了国共两党高级官员以及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张澜等的献金情况。
第三天早晨，广诚第三次前去代表员工们献金后回来，看见一大堆员工拥在“通成”的厨房，七嘴八舌地在争论什么，田贵义则站在中央。
广诚以为店员们还在议论隔壁老板祁海洲报名参军、被发现是独子退回来一事。他也从心底佩服这个多年的朋友和竞争对手。便站在人后嚷道：“田爷，么事？”
田贵义见是广诚回来，答道：“没有什么，前面有季卿在招呼。这里是钟师傅他们想推一个人去江汉关献金。”广诚说：“不是要你对大家说的么？我们昨天到江汉关和水塔，今天又去江汉关，替大家献了三次了。为你们所有人都在官家的册子上记了名字的。”
钟长子站出来。笑道：“老爷是体谅我们收入少，帮我们献了。我们当然心里明白。只是我们自己过意不去，那不能算是我们自己出了钱。老爷莫在意，我打一个比方，未必我们比拉车、擦皮鞋的都不如？我们还算中国人么？”
胡师傅向广诚解释说：“总在巷子口擦皮鞋的那个伢，把他昨天一天擦鞋的钱都拿去捐了。他说他的妈没有钱捐，今天就一天不吃，把饭钱省出来捐献。”
其他员工也附和道：“是啊，这才够得上当中国人啊！”
广诚看着站在身边的牛万贵的坚决神态，知道他家里日子过得很紧，眼里一阵发热，便说：“难得你们的爱国之心，我不拦你们了。街上有政府的献金车，一会过门口时，你们自己去捐吧！”员工们兴奋地鼓起了掌。
广诚忽然悟到，开店这么多年，听到过不知多少次员工和家属们对他感恩戴德的话，可是这种掌声，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大智旅馆”的对街，搭着一个临时的演讲台。一群女学生用给抗日将士的慰问信，拼搭成了“抗日救国”四个大字，三厅领导的“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总委员会”的“30万封慰问信运动”也在同时进行。一个女生手里拿着话筒，大声宣读动员献金抗日的演讲稿，嗓子都嘶哑了。
整日里，中山路和大智路口的人群都站满了半条街。
“大智旅馆”的一楼靠后设有两间通铺间，住的都是常常拖欠房钱的从沦陷区逃来汉口的落难之人。赵凯鸣对广诚说，有一个老少五口之家，竟跑去押了衣物，凑钱捐献，而附近背街的几家“当”、“押”店，因为前方战事不利，出价也越来越低。广诚听完很是感动，问：“他说过住多久没有？”赵凯鸣说：“他是九江的，说是汉口没找到亲戚，不晓得有什么打算。”广诚说：“不要催他的房钱了，他要交不起，就算了。”
凯鸣有些怯生地说：“叔，这边的二楼、三楼，差不多一半的房间都是大少爷叫不收钱的，他们有些也自己交，多数没有交。”广诚将他一拍，“算了，哪个没有个落难的时候呢？我们少收几个，积了德，又支持了抗日。要是武汉守不住，我们不和他们一样么？我连昭舫都比不了么？”凯鸣面露喜色：“叔叔的为人，汉口有几个不誇？大少爷爱国，还不是叔叔在后面撑着。”广诚听了，心里好不受用。
国人的抗日决心和爱国热情让全世界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无敌气概。据当时报纸记载，由于捐献者踊跃，活动又延长了两天，仅短短五天，参加献金的民众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了一百万元。
11 筹划撤离
武汉东部重镇安庆失守后，日机对武汉的骚扰和轰炸频繁起来。战火显然在一步步逼近。七月中旬，武汉的工厂开始了大规模西迁。
从面上看，商店、餐馆仍在营业，但是广诚已能感觉到，采购越来越不顺利了，粮价在波动，批香烟也常受到限制。不过大体市场还算稳定。广诚在心里对自己说：“恐怕挡不住了，关门的日子又不远了。”
十年前，在北伐后“宁汉对峙”的萧条年代，他力量还相当单薄，实在撑不下去，不得不停过业，苦熬着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日子。这次战争开始以来，他虽一直相信我军终将击退日寇，却也有着“战局莫测”的思想准备。南京失守后，他在和同行朋友的谈论中，也曾设想过万一有一天武汉沦陷，他们将会被迫流亡四川，沦为难民。
现在，他觉得是该要安排后路的时候了，无论如何，绝不能让自己的家人落到日寇的铁蹄之下。所以他必须忍痛关掉自己付出半生心血的“通成”，停止自己得心应手的旅馆、餐饮、香烟等一切经营。
其实，半年多来，他就在逐步抽逃流动资金，极力让资本变现，减小万一弃店而逃的损失。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消极的生意人，他非常注意留后路，刻意巩固与四川颜家的关系。秉兰的父亲今年五月去世时，他就和彭先旺、曾昭泰专程去重庆登门吊唁。借这机会，他在颜家的帮助下，找好了到四川躲避战祸的落脚地点。
但这还是没能让他情绪变得轻松些。“通成”是他经半生奋斗才实现的梦，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智慧。他为此耗费了生命中精力最旺盛的岁月。大智门一带的每一块石头都见证着他的人生的脚步。
他一直没有和家人谈自己的打算。他认为在军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保卫大武汉”时，他的想法很难说出口，所以他只能先私下把生意安排妥当。最先，他曾企图将产业转让出去。然而尽管他不断放出空气，并托过朋友，但一直没有看到谁有意在这种形势下接手，连“祁万顺”都毫不掩饰地表示准备关门歇业。
到7月12日，本是武汉最酷热难当的日子，粤汉铁路的终点——武昌徐家棚火车站被日寇轰炸。次日，广诚和“万方旅馆”的两个股东戴承喜、赵丙文一起去了武昌，“万方”在徐家棚有个分店，离火车站仅一条街。这次虽说没被直接炸到，房顶却震塌了。万幸的是没有伤到人。
丙文说：“没伤人就好。我记得是保过险的吧？”戴承喜低着头，声音小得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只保了个火险，没有么用的。”心里怕广诚和丙文责怪他，不听他们保财产险的建议，私自图便宜吃了大亏。
广诚并没有埋怨，叹了口气，说：“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就想灭我们。多得很的中国人被他炸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未必就不心疼？我们认赔吧，把房子修了，停业，等九月份租期一满，就不续租了。”
安排好维修的事，三人闷闷不乐地坐船返回汉口，各人打着自己带的芭扇，没有心绪多说一句话。直到快起坡时，戴承喜才问广诚：“你说，我们‘万方’兰陵路口那老栈房怎么办才好？”广诚把头扭到一边，说：“低点价卖不卖得出去？”戴承喜一听，觉得广诚在故意给他出大难题，好烦，差点说出：“现在哪里还出得出了手？”又一想，这等于打自己嘴巴。便把话咽了下去，这下才体会到，广诚半年多前的主张是多么正确。
广诚回到家后，静娴还在她的佛堂打坐。要在往常，他会静静地离开，但是今天他却静静地守候在外间屋。他早就想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商量撤退。昭舫七月七日上午就和毓章带了业余歌咏团的三四十名团员，去孝感县劳军，今天中午刚回。广诚觉得现在该是把藏在心里几个月的闷结向家人敞开的时候了。
静娴打坐出来，见广诚郑重的神情，忙坐下认真地听他讲话。她对战事也听说过一些，也和朋友女眷谈论过。听广诚一讲，更感到拿主意几乎是迫在眉睫了。虽说她深信有广诚她就有一切，但她的子女也是一个都不能受到伤害的！
她多少有些慌乱地说：“昭琳一个人走了快有半个月了，也没见来封信，这兵荒马乱的，走散了哪里去找人？死活都不晓得，你说怎么办呢？要不要叫个人去湖南找她。”广诚道：“是可以去个人，不过要先定好我们全家的事才行。”静娴说：“你不是说过去重庆吗？”广诚说：“是倒是，不过鬼子的飞机越炸越勤，说个不吉利的话，总要防个万一吧！要是走散了，连个碰头的地方都没有。再说，我们的生意再小，也要值十来万元钱吧！我忙了半辈子，总不能说丢就丢了。你要和我齐心，等吃饭时，他们都回了，要他们坐下来商量，听听昭舫他们的意思。”静娴也觉得是该这样。
晚饭时，昭舫和昭瑛都回了。广诚就很严肃地、把撤退的事向子女们摊了牌。
昭舫哪曾想过这些，立即不满地说：“前方在浴血拼命，我们家怎么这么没信心？蒋委员长说过，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该在武汉，要死守武汉。领袖的‘唯一’二字是随便说的啊？韩复榘那么大的官，抗战不力，都抓回毙了！委员长现在还住在我们武大的‘半山庐’指挥武汉会战呢！再说，我天天在外面宣传，动员大家，要众志成城，坚守武汉，我哪能说一套做一套呢？”
广诚大声说道：“守归守，撤归撤，那多工厂学校不都在撤？我在商会怎么听政府的人说‘搬迁就是爱国’要老板们搬厂咧？打从卢沟桥起，我们中国人哪天不在拼命死战？可是儿子啊，我们现在还拼不过小鬼子的飞机大炮。这打仗的事，不是靠血气之勇就行了的。”他想起了童瑨曾说过的话，接着说：“大丈夫能伸能屈，三年报仇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军队可以用四川天险抵抗，拖死小鬼子，将来重振旗鼓，再收复山河。”
昭舫向来不顶撞父亲，听了父亲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有些吃惊，不禁联想起了几天前，在孝感参加阵亡将士追悼会时听到的军官们的闲谈，其中不乏流露出可能被迫退却的意思。在市党部也曾听人谈过日本人扬言“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当时，自己还认为这些人在怀疑我军的能力，是失败主义。他又想起楚妮说的，不死守大城市，要打‘持久战’，觉得战事的确不能单凭愿望说话，况且父母的安危，是他第一耽心的。便说：“那……爸爸，要不，让二姐先送你们你们搬到四川。至于我，已经把自己当作是军人一样，哪怕仗打到了大智路，没有领袖下令，我就是绝对不能走的。”
广诚先听得还入耳，听了后半截话，从头冷到了脚跟，但情知不能劝儿子“临阵脱逃”，只好压制住自己的绝望感，说：“那……照你说的……该怎么准备？”昭舫说：“我不都说了么，二姐，可不可以？”
昭瑛的心里是很有数的：自己必须紧跟父母，这是他和姐弟商量好的原则。她知道自己到了尽责任的时候，等男人们说完，便说话了：“爸爸，昭舫说的，我看可以，只不过我想，大姐在前些时的信里就说过，上海租界还算太平，有很多有钱人跑了一圈，又再跑回了上海。我在想，四川太苦，爸爸妈妈是不是可以到姐姐那里去？”
广诚不耐烦地摆着手说：“你姐是宽我的心，她的老板李公朴不还是跑来武汉了？我听人讲，一到吴淞口，就岸上、船上到处竖的膏药旗，站的日本兵，还要过日本人的岗！那不把我活活气死？我和你妈这么大岁数，就是死，也要死在在中国人的地盘里！”
静娴这才说话：“我也不去上海的！不过，我看你们大姐那边，倒可以叫你小弟去。又可以读书、见世面，也顺便好和你大姐互相照应。你大姐第一会读书，最有出息。她把昭诚一带，他一定读得好。将来曾家也多一个顶梁柱。”静娴的心里藏着话不敢明说，把昭诚送到上海，免得万一遇难、一起遭殃，起码也给曾家保留一条根。
这话说到了广诚的心上。到底还是静娴懂得他的心，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现在总算讨论到具体方案上来了。一家人很快统一了思想，就是做好准备分三路撤退。等他生意上的事处理完，由昭瑛先送父母到四川，昭舫暂留武汉，昭诚去上海读书。
这次重大的家庭会议，将改变全家所有人的人生。不过眼前，广诚再三叮嘱他们万不可到外面乱说，免得背上个“动摇军心”的罪名。昭诚听了，忍不住偷偷抿住嘴一笑。
几天后，日本又派四十来架飞机，狂炸武汉三镇，武昌徐家棚车站及周围一带民居被炸毁房屋四百余栋，死伤一千余人。“万方旅馆”在徐家棚已停业的分店，也终于被完全炸毁了。
三位股东好不容易和房主商量好了赔偿的数目和期限。有了这次教训，老戴听了广诚的意见，决定把能搬走的东西都搬到了法租界，依靠了彭先旺的关系，租到了帮会的一处地下仓库。不过因兰陵路口“万方”老栈房还在继续营业，能转移的东西并不多。
12 蹊跷暴雨天
八月上旬，日军攻入鄂东门户黄梅，武汉三镇已经无险可守地暴露在日军面前。敌机对武汉的轰炸更频繁了。汉口刘家庙、武昌华中大学、省政府都被炸成一片瓦砾。无辜百姓死伤数千。
日寇的滥炸增加了国人的仇恨，促使他们将恐惧放到了一边。人们几乎连天气的酷热都忘掉了。大型的歌咏集会依旧一次次声势浩大地进行着。三厅也在为新形势下的工作作准备。政治部直属歌咏队、抗敌演剧队和宣传队被召集到昙华林进行短期集训。
政府召集商界人士开会也多起来，动员商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力保市场正常供应，支援抗日。童、颜合股的“嘉瑞公司”最后的两条驳船也已被政府征用，川江的生意只得全面告停。广诚因此去了位于熊家巷的“公司”一趟。借此机会与童瑨商量好了昭诚和童五公子结伴同去上海的事宜。
广诚离开了“公司”后，坐上自家的黄包车回家。
天很闷热，小雨要下不下地好长一阵了，雷声越响越大，天也越来越黑，眼看就会有大雨下来。车夫老夏拉着包车沿民权路走了一阵，拐进了花楼街。
广诚问：“怎么不一直走中山路。”老夏答：“不好走那边，听别的车说，铜人像跟那边几条街都搭了台子在宣传演剧，堵着不好走。”广诚心想：“要下雨了，未必还不收场子么？”但是他没有问出来。
花楼街还是前朝留下的老样子，路窄，人力车走在条石铺成的路面上，十分颠簸。这条街各种商店、吃店多，往常走车从来不顺的。今日天气不好，行人比平日少，但车还是走不快。不久，一个炸雷后，大雨突然狂泻下来，车便更难走了。
经过一个小巷口时，忽然车头猛地转了个方向，急停下来。广诚听外面有人在吼：“你瞎了？”
广诚吃了一惊，推动帘子从缝里往外看，是自己的车和一架拖货的板车撞了。那车盖着油布，车上堆的是些布匹，两匹布撞到了地下，被泥水弄脏。
老夏争辩说：“是你从这巷子里冲出来，又不喊声‘让’，那里怪得到我？”一边冒着雨去帮那个人。
那人不领情，嚷着要赔，说没法子交待。两个人就在雨中理论。广诚焦躁，便把帘子掀开一个大口，在车上说：“你要赔多少，说个数吧！”那车夫说：“我哪里说得出价？我是帮东家提货的，前面几步就是我们店，你去和老板说。”
果然，前方隔了几个门面，有个店伸了把伞出来，一个人走到街上，大声对着这边在喊，问出了什么事。广诚对老夏说：“往前走两步吧，去和他老板商量。”
车子走几步就到了店门口。看来这是个老店，门面颇有气派。板车夫刚把车停在檐下，就又嚷了起来。店里有两个伙计，一个出来卸货，一个年纪大些的就来扭着老夏。广诚掀开车帘子正要说话，却听到店里有人在厉声发问。年纪大的伙计就喊：“老板，有人把运货的车撞了，把布弄脏了两匹。”
那个老板着急地大声说：“糟了！那是黄老板要的英国布，一匹都多不出来啊！黄老板还守在这里等着呢，这怎么办？”
广诚听着声音耳熟。伸出头去看，竟是秦禹洲。连忙踮着脚踩着水下了车，进店就拱了拱手，说道：“原来是秦老板，得罪了！下雨车滑，我的车夫不小心把你的货弄脏了，我来就是打算赔呢！”
秦禹洲的脸顿时由阴转晴，忙着回礼，“哦呀，是曾老板，您驾跟我说什么赔啊？”又对店员责怪道：“你们也不看看是哪个？就在扯着喉咙瞎喊！这是我的老朋友曾老板！曾老板，您驾莫怪我这些下人了。今天是雨天留客，以往是请你都请不到哇！快进小店来坐坐，等雨过了再走。”
广诚无奈，笑着点头。几年前秦禹洲帮他的旅社贷款拉线，结果扯上东洋人，他从此认为这人不地道，只是看在水莲和淑兰的份上，才没有和他翻脸，平时在商会根本躲着走的。然而今天场面尴尬，只好随他进店里去。
从里间屋迎面走出来一个人，边走边不耐烦地问：“怎么我坐在这里等货都等不够？你水了我两次了！”
秦禹洲上前把那人袖子一扯，说道：“黄老板，今天实属特殊。我下次一定给你补上，补的两匹，不要你的钱。黄老板，这位是汉口有名的‘通成’的老板曾先生。哎，曾老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宜昌来的黄老板。”
黄老板一听，脸上顿时布满了惊喜的表情，拱手道：“原来是‘通成’的曾老板，久仰久仰。今天怎么这么有运气碰见，我去您驾的店吃过多次了，瓦罐鸡汤，小炒拼盘、蛋光豆皮、莲子汤、肉丝面，样样都是湖北找不到第二家能做得那么好的！真是幸会幸会！”
广诚现在除了应酬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随着进里屋坐下，彼此恭维客套一番。秦禹洲说道：“曾老板，我正想去找你咧！自我们家淑兰嫁到上海后，她妈也跟过去了。开头还和你们昭萍来来往往的。上海一打仗，两家都搬了，就断了消息。前些时来信要我去找你要个昭萍的地址。”广诚这才知道姚水莲去了上海，连声答道：“这好说，等天晴了，我给你写了送来。”
广诚只得和他们心不在焉地搭讪着闲聊，说着说着就扯到战事不利、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然后就扯到一些实业往宜昌搬迁的事。黄老板笑眯眯地问：“曾老板怎么不干脆也把店搬到宜昌去？”广诚诚恳地回答说：“餐馆里面，没有几多值钱的东西搬。能赚点钱，全靠的一帮师傅和店员。他们都是在武汉有家有口的，哪里会跟我一起逃难。没有他们，我的餐馆哪里能办得下去。”黄老板关切地说：“那……不如找人，把店盘出去，等打完了仗再接着办。”广诚苦笑道：“这时候，哪里还有人肯接？”黄老板说：“那倒是，都晓得这仗难得打赢。”
雷渐渐打远了，虽说雨不像刚才那么狂泻，但仍称得上暴雨。天却越下越亮，看样子不是一时半会停得下来的。广诚便起身告辞。
布自然是不用赔了。广诚只想等雨停后尽快给秦禹洲把昭萍的地址送去。
13 羽田设局会广诚
大雨一直下了好几天才停，夏日火焰般的酷热被这场雨浇退。白天虽还略觉燥热，到傍晚时便会渐渐凉下去。
8月18日，童家派家人送五公子童柏韬取道香港去上海。广诚则安排了昭诚与他们结伴上路。自粤汉铁路被轰炸后，徐家棚车站和有几处路段都还在抢修，铁路客运不通畅，所以他们打算先坐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到长沙，再转乘火车南下。
广诚事先给昭萍发了封电报，又叫昭瑛代笔给赵丙武写了一封信，让昭诚随身带去。委托赵丙武好好照顾昭诚，支给他每月生活费用和学杂费。自从抗战开始，他在长江下游的买卖就完全停止，但存放在那边的钱用来支持昭诚在上海的学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昭诚离开汉口那天，广诚在门口拦下了静娴，不让她去送。静娴顿时泪如泉涌，兵荒马乱，此一分手，谁知老天爷还让不让一家人团聚？什么时候才见得到？每天都不难看见的生离死别、现在无情地压上了自己。她生怕太动感情影响到全家，不吉利，强咽下去了自己刀剜一般的心疼。摸着昭诚的头，忠厚得有些犯傻的儿子，现在要仰着身子伸直手才能够到了，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明知广诚已给了一百法币让他路上花销，她却又当着广诚拿出十元现洋，嘱咐昭诚在身上藏好。她生怕到南方和香港法币不好用，自法币发行后，明文规定银元不能在市面流通，但民间却把银元看成是硬通货，打心里认定比等值的法币还是要可靠些的。
赵丙文并儿子赵凯鸣也赶来送行，丙文也给丙武写了封信，交昭诚带去。广诚和昭瑛则把昭诚一直送上船，含泪目送他的轮船驶远、消失，才默默转回。
送走了昭诚，广诚便将抄下的昭萍地址送到花楼街去。
他把地址交给秦禹洲。秦禹洲便拖住他要到“楼外楼”去喝茶。广诚因为让秦禹洲损失了两匹英国布，生怕因此欠了他的情，也想补偿他一下。便说：“要去可以，我会钞，不然，我是不去的。”秦禹洲似乎很不情愿，愣了一下说：“这是在我的家门口啊！这样吧，先去了再说！”广诚不依。
事情就有那么巧，正在争着，黄老板也跨进了店。招呼过后，就站一旁听了他们几句，插话说：“都不争了。上次的两匹弄脏的布，我那下家也一起要了，单价还又涨了差不多一成。现在英国布多翘啊！我要心狠，还可以涨！我赚到了钱，是沾了曾老板的财气。干脆去喝点酒，算我做东！”
秦禹洲便示意广诚顺水推舟，广诚推辞说：“不瞒二位说，我是吃长斋的。再说，这也不是吃饭的钟点。喝茶倒可以，吃饭我怕弄得二位不快活。”秦、黄二人对视了一下，同声说：“好好好，就找个好地方喝点茶。”便叫伙计去叫了两辆黄包车，一起坐向江汉路去。
江汉路上的“扬子江饭店”就是原来的“楼外楼”。民国十九年“楼外楼”老板因卷入重案被处死，被“烟土大王”赵典之接收改名。前几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停了大烟的供应。但平日里茶、酒、冷饮、中西菜肴一应俱全，外加舞厅酒吧。没有点挥金如土的气概的人，绝对不敢进去。
广诚随他们坐电梯到四楼。这四楼辟有八间精室，虽说暑天已差不多过去，各客室内仍放有大冰块。广诚跟着才进了一间的门，就觉得一股凉气扑面而来，叫人顿觉清爽。他想“通成”也许永远办不出这样的排场了，想到即将关门的店，心里涌出难言的伤感。
刚才坐下，叫了茶和点心，秦禹洲店里的一个伙计就探着头找了来。说是军队的来了几个人催货。秦禹洲叫苦道：“要是别的客户，可以叫来一起喝茶算了，这兵大爷我是不能不去的，误了事要当汉奸论处。价钱压得低还不说，侍候他们还要格外周到。这样吧，黄老板，你帮我陪曾老板先坐会，我办完了事，还赶过来。”
走了秦禹洲，广诚觉得浑身不自在。有秦禹洲那几句话，又不好也就走。黄老板道：“曾老板静心享用，我还跟你介绍个朋友。”广诚还未反应过来，已经从门外走进来一个穿纺绸长衫的微胖的圆脸中年人，身材五短，头发已开始谢顶。黄老板说：“这是我的买主杜老板，来帮我会账的。”广诚听了只好站起来欠了欠身，心想这黄老板真是奸猾，原来还不是花他的钱。
那杜老板很客气地招呼后就坐下了。此时几盘茶点、冷热饮都陆续端上。广诚因心里有些犯疑，茶也没品出什么味道。却听杜老板说了：“曾老板的店那么好的地段，生意都做不完，怎么这些时打烊变早了？”广诚微笑道：“生意少就关门早嘛。”杜老板说：“不吧？上个月还是过半夜的，总比‘祁万顺’后打烊。这个月说早就早了。我有天还不过半夜就看到你们收了摊子，只好去找别处消夜。”广诚想：“他说的倒不假。”便随便哈哈敷衍。
杜老板却兴趣不减，说道：“听黄老板说，曾老板不想做了？”广诚警觉起来，心想这杯茶莫非还有别的意思，把我套来有话说的？但又想到近来经历的事虽说很碰巧，倒也很自然，便稍微宽了点心，说：“是啊，兵荒马乱的，说不好哪天说炸就炸了，那不是血本无归啊！”杜老板“啊”了一声，说：“不过日本人的炸弹都不炸市中心的。他将来占领了武汉，还不是要有市场繁荣，怎么会滥炸呢？”
广诚听不下去了，板着脸说：“不滥炸？我徐家棚的旅店日本人还不是说炸就炸了，刘家庙上百条人命不滥炸也炸死了。黄老板，我今天真的还有事。杜老板，谢谢破钞，我想先告辞了。”
黄老板连忙站起来制止道：“这从哪里说起咧？秦老板还没来呢！杜老板，您驾不清楚武汉这些事，莫说岔了！”杜老板也连声道歉，广诚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想我一个生意人，别人随便一句话何必太计较，便又坐了下来。
杜老板看他坐下，便圆场般说道：“不知者不为罪，请曾老板原谅了。炸弹是太不长眼睛了，曾老板说的那些事叫人痛心哪！”然后他又天南海北地谈些生意经，谈各地吃的东西。广诚听谈到餐饮，兴趣大了些，也有时掺进两句话。
杜老板说着说着，露出一句：“还不是为了多赚几个钱，我今年跑生意，苏州、镇江、安庆、九江都去了，市场哪里像报纸上说的萧条了，怕比这边还强些哩，要看得准的话，钱比往常还好赚。”广诚心想这家伙亡国奴还当得那么有精神，只差当汉奸了。便故意问：“日本人来了以后还生意照做？”
杜老板睁大眼睛道：“不做生意怎么行啊？那边也有那么多人要过日子啊！”黄老板问：“日本人不杀生意人么？”杜老板说：“生意人只要不通敌、不造反，日本人还借钱给生意人。像曾老板这样有名望的，还请到商会。报上说得好像日本人来了就都得关门，那是宣传，不可相信。”广诚这一年来已充满爱憎分明的救国情感，哪里听得下去，就说：“我看秦老板等不来了，杜老板，谢谢你破费，二位，我要先行一步。”
这杜老板其实就是重返武汉的日特羽田征太。对广诚的试探让他颇感失望，只好与黄九一同起身相送。
广诚向来不信任秦禹洲，就把这一向的经历细心寻思了一下，觉得有疑问，便想出了个主意。
每天早上，他都要坐车到“中山公园”打拳。这早下车后，他把老夏叫住了，直问道：“老夏，我平日待你怎样？”
老夏脸色顿时变了，说：“老爷对人和气，明明是老爷自家的车，还给这么高工钱。”广诚又问：“那天下暴雨，是哪个叫你走花楼街的？”老夏发起抖来，两条腿发软、就想跪，广诚说：“你莫那样，只要你说实话就行。”老夏说：“是一个穿警服的胖子，给了我一元钱，说要我走花楼街，不然以后要我晓得厉害。”广诚说：“一元钱就把你买了，把我卖了？”老夏哭丧着说：“老爷，我真不是看钱，是怕他整我，他是个警察。其实我也一路小心，生怕老爷出事。老爷，我家一家人全靠我拉车过日子，您饶我一次，我再也不敢了。”广诚原想马上叫他走，经不住看他样子可怜，况且也没出什么大事，反正自己已经打算离开武汉、车也要卖了，便叹了口气，说：“你去过早吧，吃完了来接我。”
这事让广诚提高了警惕：警察、秦禹洲、黄老板、杜老板，好大一帮人，设这么大的局，要找自己干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有机会喝茶、告诉他沦陷区市面太平么？
他很心烦，为了西撤，他不能不找下家，当然其离汉的意图也就基本公开了。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呢？看来今后一切打算再不要轻易让外人知道了。
14 “我还要回来的”
九月上旬，“撤退”一词已经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了。政府则已表态：凡撤退的可大人补助三元，小孩两元。然而处于犹豫状态的人仍为多数。“三元钱又能走多远？”武汉生活条件好，着实让人留恋。况且以前习惯看到外省人逃难，在武汉街上讨饭，让武汉人的优越感很强。“九一八”后这么多年，武汉一直稳居后方的地位。现在轮到自己也要逃难，脑筋里转不过这个弯。特别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忌讳背井离乡。看到流浪到武汉的一些人家的惨状，其中不少原先家境、地位都比他们好得多的，不能不对流亡增加了恐惧。民间流传着的民谣是“有乡的回乡，无乡的借乡，借不到乡的，就只有跳江”，大量无钱上路、无处投奔的市民无可奈何地选择坐以待毙。
广诚已在不声不响加紧处理资产、兑换银元，力图将自己的损失减到最小。他心中有个时间表，即只要那帮文化人还在街上宣传，他就相信战局还有希望“翻盘”，至少还没到最后关头。
近来大智旅馆又住满了文化人。原来经三厅安排，冼星海、张曙等又从武昌搬到了汉口，和刘雪庵、常任侠、盛家伦等一起专门为在汉业余歌咏团体举办两期歌咏骨干训练班，每期二十多人。讲授音乐课，教唱歌曲和培养指挥。为参加大后方的歌咏巡回演出作准备。昭舫和毓章也被安排参加教学。
这天歌咏团在青年会集训时，王杰臣私下把昭舫叫到外边，对他说确山那边需要几名技术工人，问昭舫同不同意从歌咏团抽去几个人。
昭舫略感有些吃惊。确山，那是新四军的地盘。他早就猜到王杰臣有共产党的背景，既然二人情同兄弟，有些不便让王杰臣出面的事，他就有意自己出头办了，现在摊开了反而觉得很突然。他问：“这事你对别人说过没有？”王杰臣说：“没有，我最信你。跟你说，除了人，还想找你要钱。”昭舫爽快地说：“那没问题，你能这么信得过我，我太高兴了。不过我们团里人员其实很杂，你千万不可大意。你只把要去的人挑选准，不声不响去就是了。路费要多少？”王杰臣说：“每个人三五元就足够。四个都是‘招商局’的机修工，哦，这里头有‘小豆芽’，你舍不舍得放？”昭舫什么也没说，只紧紧地握了下他的手。
昭舫回到家，打开自己的抽屉，现金只剩几元了，他知道现在父亲生意越做越小，而他为了支撑歌咏团，用钱却越来越多，找父亲要钱是很难开口了。父亲曾经大声斥责他，不要把家里当成了政府的银行。事实上，每次他用钱父亲都满足了他。还让他直接支配在云樵路口的“通成分店”，分店已快要被他拖垮。他的挚友冼星海上月在“普海春”和钱韵玲订婚时，他都拿不出多少钱送礼。
他决定再次先斩后奏，到“大智旅馆”从赵凯鸣的柜上拿走了二十元钱。
当晚，他到父亲那里，准备接受训斥。谁知父亲没有生气，而是叹了口气，说：“这个地方你以后再也取不到钱了。我就要把‘大智旅馆’交给戴老板管了，正在谈合同、冻结资金。他是奸得很的，不肯出价买过去，说的是‘帮’我经营。从10月起，他就会接手这边的经理，以后凯鸣就算他的人了。今后三年内，每经营一年，让戴家和赵家各净增持半成股份。但一切费用却还要按老股份摊。若是亏了或者关了门，就算我的。要是做得下去，就等打跑鬼子回来再算账。你丙文伯伯家已决定不去四川。他家凯鸣媳妇正怀着第二个，你丙文家婶婶送她回了黄陂。”
看到父亲沉重的脸色，昭舫叹道：“戴老板好厉害！这哪叫帮忙？和趁火打劫有什么不同？”
广诚神情麻木地说：“他那个人，真到了外头，又拿不出几多本事，就喜欢在屋里死盯着我算计。他把凯鸣拉上，是拿你丙文伯伯作幌子。嗨，能搬的东西过两天他就搬走。”
昭舫十分同情辛勤经营的父亲，但也无可奈何，他听说过“自古商场无父子”，戴老板哪里会错过这机会宰父亲一笔呢？“大智旅馆”在汉口相当实惠受欢迎的，但好多家什和抽水马桶也搬不走，父亲除此外，哪想得出别的法子？
广诚则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后事安排，先挤时间和静娴回了趟乡，到爹娘的坟头再烧一回纸。
当晚他把今后的打算告诉了哥哥广智，并且征求广智对汉口实业的处理意见。
广智对弟弟的财产一向泰然处之，因为他认为那不属于他。他只是很不希望兄弟远走他乡，但是又觉得广诚向来都比他有远见，所以劝了两句，见广诚主意拿定，就不多说了。
第二天一早，广诚脸上略带着疲惫，把广智请到自己的房间。他掩上门，用极轻的声音对广智说：“哥，弟弟是你带到汉口的，虽说不能算发了大财，也算在乡里有些头脸了，我这一去，还不知道哪天回得来。我这里有三百元法币，请哥哥收下。”
广智一辈子也没亲手拿过这么多钱，连忙推斥说：“哪次过年过节你不往我这里捎钱，我在乡里哪用得了这多钱？塘草娘俩自己种地，也过得下去，从来没有要我帮的。再说，你远走他乡，身上该多带现钱。”
广诚坚持按住哥哥的手，说还有话说。广智只好收了。广诚嘱咐：“打起仗来，钞票恐怕不值钱，日本人来了还不晓得能不能用。哥哥不要舍不得，想法置田买地都行，一定快些把它花了。”广智顺从地只点头。广诚又说：“哥，昭琳的那张床脚下，挖三尺深，有一个坛子。我在里头放了点大头，还有两根条子。我们是撤退，中国总会打赢的，我会回来的！我怕以后回汉口时，万一身无分文，难得翻身。算留点种。哥哥如有急需，只管取来用了。”广智也不争论，平淡地说：“你放心吧，我谁也不会讲。”
广诚处理完乡下的事回城，终是重负难释，他还需打发店里的人。这是不能不面对的，他把店员们集中到大堂，艰难地说：
“各位，我今天真是开不了口。这多年来，你们跟着我曾广诚吃苦、受累，眼下怕是熬不出结果了。广诚实在对不起你们！看眼下的战局，关门只是迟早的事。要是那个要走，我不会拦，一概发三个月工钱。一时不走的，就做一天算一天，等到哪天我非关门不可了，我还是发给你三个月的工钱……”
店员们嘈杂起来，接着就有人抢断他的话。胡师傅嚷道：“老爷一天不关门，我胡光汉就一天不走，老爷平时待我们怎样？哪点对不起我们？人未必这点良心都没有？”钟长子也大声道：“老爷不要说这些话！您一家爱国，我们都看在眼里。走到街上，别个听说我是‘通成’的，都朝我竖大拇指，我们跟您驾做到底！”
广诚很感动，他体会到了真切的感情，激动地说：“国保不住，谈不上家。各位听好，我不是丢下你们自家逃命，我是跟随政府撤退，陪政府到后方重整旗鼓。小日本，别看他今天蹦得高！亡不了我中国！要不了两年，我们中国军队就会打回来！我曾广诚还会回来，重开通成，重开大智旅馆！到时候还请你们回来，帮我的忙！”
这也许是他此生发表的最“政治”的演说。
15 陆财宝良心回归
广诚低着头回到家中，竟有一封字体熟悉的信在等着他。广诚打开信一看，立即就拔腿跑到大智旅馆在大智路顶角上三楼临街的那间房。
开门迎接他的是一个穿着衬衫和背带西裤的男人，五十多岁，似乎有些面熟。广诚还未来得及开言，那人就先喊出了声：“广诚老弟！”
这一熟悉的声调让广诚瞬间恍若隔世。那人关上了门，紧握广诚的双手又喊了一声，双眼泪闪。广诚认出来了：“你……是财宝哥，你……那年一见就没你消息了，广诚一直心里惦记着你呢！”
陆宗汉稳了稳情绪道：“我来找你不容易，你容我先把话说完，广诚老弟，财宝今日是登门还债来了。”
他一口气讲述了自己对田贵义的伤害与愧疚，眼泪掉了下来，拿出了一个钱袋，要广诚帮忙还给他。
广诚没想到人生的恩怨缘分这么盘根错节，一下竟很难想清该怎么面对。陆宗汉见他完全没思想准备，便岔开说：“广诚老弟，这事就说到这里。我不能见田大哥了，一是我没脸见，二是我如今已身不由己了。我此来找你，还有别的事，如今的财宝已经徒有一张人皮了！”
面对一脸不解的广诚，他声泪俱下地简单讲述了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看到广诚的脸色在变得苍白，他忽然跪下了。
“广诚，你财宝哥不是汉奸，我不想当汉奸，我不会当汉奸，相信我，我没有做过坏事。我每回晓得他们要害你时，都想方设法在给你报信。”
一身破烂的苦力陆财宝、差点害死田贵义的陆汉田，眼前衣冠楚楚的陆宗汉，这也是人的一生么？
广诚明白那几次给他重大提示的蹊跷纸条的出处了，看来财宝还是有良心、够朋友的。他伸手把他扶起来，说：“财宝哥，田爷会原谅你的。你也莫要回去了，赶快去找警察自首。”他立刻又想到那样财宝太危险，又改口说：“逃吧，跑到四川去。”
陆宗汉站起来，道：“不管怎样我都难活命了，警察和日本人都不会放过我。好在日本人不晓得我和你的关系，要我来这里侦察你的打算。他们说汉口就要被他们占领了，想要你出任汉口商会维持会长。”
广诚有点捋清近日发生一系列的事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财宝哥，你知道，广诚是宁死都不会干的。”
陆宗汉说：“我晓得，我只是劝你不要直来直去，你最好装得拿不定主意，拖时间。广诚老弟，要不是羽田看你女婿是日本人，宗方早就打算对你和你的家人下手了。也亏得他们在汉口人手不多，又被抓了灭了不少，手下的汉奸也没剩几个。虽说又有些日本人装成难民混进了汉口，但他们计划又多，一时还抽不出人来对付你。你要拖时间，赶快想法把家人悄悄送走，懂吗？广诚，日本人毒啊！什么事都做得出的！不是都晓得谢三金的事吗？不就为运了点糖来吗？谢家养的狗被人宰了头吊在大门口，吓得谢家全家都离开武汉跑了。不过你放心，我回去就说你好像还没拿定主意，先帮你稳住他们。不过你记着，时间不多，只怕拖不了几天了。”
陆宗汉又再三嘱咐他步子走稳，看好家里人，日本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陆宗汉走后，广诚这才感受到强烈的震撼。陆财宝“身在曹营心在汉”难道就活得心安理得么？自己万万不能像他一样！那样昭萍、昭舫、甚至静娴就再也瞧不起自己，自己在汉口从此再见不得人！
他告诉自己不能乱，一个人大节要紧，“钱”更是身外之物，但要一步步走稳，免得家人受株连。
他把田贵义请到账房，讲完了陆财宝的事。田爷听后竟半敞不能言语。那个钱袋里放的钱，十倍于他当年的损失。真个人生如戏，是天意让他来帮广诚成就一番事业么？
广诚向他细细说着自己的打算。又拿出一张一千元的银票塞给他。田贵义把银票推过来，说：“广诚，你把我当自家的老人，我岂不懂得？你叫人帮我在乡下置的田地，我原都不想收的。你的家底我还不清楚？你出门处处要用钱，听我的话，我硬朗着呢！小日本气数长不了，我等你回来，一定还来帮你。”两人互相推搡着，眼眶都湿了。
16 拒当伪会长
黄老板果然找来了。
广诚叫把他接到了“通成”的二楼，努力摆出了个笑脸问：“黄老板亲自登门，有何贵干哪？”黄老板说：“那天你走得那么急，茶都没喝好。我有心交你这个朋友呀！”广诚笑道：“好好好，黄老板我也要交，说，要来点什么，我请了。”当下就为黄老板点了几个拚碟和小吃。说：“您驾慢慢吃，不够再添。”说完就准备离开，黄老板连忙起身道：“哎，莫慌唦！我还有话说。”
黄老板一边称赞着端上来的菜，一边说：“曾老板，你我偶然认识，但是您驾的风范叫小弟佩服哪！那天那个杜老板也是对您驾誇不完。”广诚见又说到那个姓杜的了，想起了陆财宝的话，便笑着敷衍了几句，等着他倒出葫芦里卖的药。
黄老板压低了声音，“曾老板，汉口怕是守不住了，你看，每天伤兵一船船运过来。日本人的武器厉害得很哪！半边中国都丢了，武汉能顶多久咧？”
广诚低着头，好像在沉思。黄老板又说：“那天那个杜老板，你也知道，是从下江来的。他可是有钱的大老板哦！日本人那边他也认识了不少人。”广诚知道，就要切入正题了，便耐心等他往下说。黄老板继续说道：“杜老板劝你不要走了，说愿意帮你把‘通成’办下去。他说曾老板办成这么个有名气的餐馆，垮掉太可惜了。他怕武汉近来银根紧，说愿意借两万元钱给您驾周转。”说到这里，黄老板停下了说话，径自去喝酒吃菜，等着广诚的反应。
广诚顿时心里大亮，财宝说的竟然全是真的。我曾广诚在汉口算老几？怎么就被日本人盯上了呢？他觉得这简直是耻辱！狗日的日本鬼子！两万元，好大一笔钱哪！老老实实守着“通成”，不出大事、客源充足、也怕要两年才赚得到哪！他压制住内心的愤怒，平静地问：“那，我该怎么报答呢？”
黄老板从嘴角一直笑到眉毛尖，说：“曾老板真是明白人！其实哪要你报答什么？杜老板说，只要日本人来后，曾老板出来做武汉商会的维持会长，并且带头开业，就借条都不用写了。”
此刻，广诚真想把姓黄的拧起来，送到警察局去。我曾广诚和日本鬼子不共戴天！但他记起了财宝的话，的确害怕日本特务报复他的家人。他猜想，日本人已经有力量在武汉大肆活动了。
广诚竭力让自己笑了笑，“谢谢杜老板了。不过，钱，我是不敢要的，当会长的事眼下我也还不敢应，这里到处都是便衣，搞不好，我被当作汉奸毙了，有钱都没地方花了。”
他看着黄老板的脸，故意装出推心置腹的样子，“其实，离不离开汉口，我还真没拿定主意。那天我都说了，到宜昌我再没本事开餐馆了。可留下来该怎么办？继续开馆子行不行？我得要小心计议才是。有你刚才的话垫底，我心里踏实多了。这样，你先让我想想。”
他必须稳住黄老板。因为他切实感觉事态越来越严重，准备晚上等昭舫回家吃饭时和他商量对策。
这一向，昭舫正负责组织和策划“业余歌咏团”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事宜，还准备为此出版一期特刊，纪念与回顾歌咏团一年来的历程和他们的工作。为此，昭舫到处奔走，一一请到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王莘等四十多位名人题字或签名，交由薛培莜负责将名人们的手迹印到“特刊”上。
他和李毓章、周艾琳一同到了武昌冯玉样将军的住所，请他为歌咏团题词。冯将军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当昭舫回答冯将军、为什么没有政府资助还能发展成五个分团，包括儿童歌咏班、三八女子歌咏团，并能有如此大的影响时，冯将军听得十分兴奋，当即拿出了二百块银元，作为对歌咏团的捐助。
将冯将军的捐款送交歌咏团财务管理人薛培莜后，昭舫又带歌咏团参加了三厅组织的“国际反侵略宣传演出”，很晚才回。
此时广诚已等得心急如焚，顾不上儿子还没吃饭，就把他叫到六号楼下的账房，对他讲述了自己近来遭遇到的事。
昭舫听罢，气愤地说：“太无耻了！太猖狂了！我去报告。让警察先把姓秦的抓了，再去抓其他汉奸。”广诚连忙把他按下：“儿子，日本人盯上我们家了！你是不怕，可你妈和秋平呢？只能先稳住他们，现在武汉看来是守不住了，我打算让你姐送我们先走，你兴汉伯伯都不声不响帮我们安排好了。就是你、一个人铁了心跟着政府，爸爸就依了你，你自己可千万要小心哪！我走后，淘气会不走漏风声地帮忙接着开业、一直开到你离开。还有，童家最近也打算走了。爸爸问你，他家四小姐和你说好没有？”
昭舫把眉头一皱，说：“爸爸，这时哪个还有心思说这些。”
广诚说：“其实爸爸最不放心就是你。我不敢和日本人硬来也是怕他们害你。你是你妈的命根子，要不是生了你，你妈在曾家哪能挺直腰来？爸爸都五十多了，也攒下了几个钱，一直盼望你好好成个家。可童家四小姐，一来他家高出我家几丈，二来四小姐心气也高，听人说，比你还想革命。爸爸就怕你和她一起跑到延安去了。”
昭舫摇头笑道：“爸爸刚才还说我什么都跟的政府，怎么又讲起延安来了？”广诚说：“你和冼星海两个人关在房里延安长、延安短，你当我是聋子？儿子，我们家的伢都不是扛枪打仗的料子，你哪吃得了那份苦？”
昭舫低着头不去言语，实际上，当时的延安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成千上万爱国青年的心，昭舫也没有例外。看着沮丧的父亲，懂得舍弃“通成”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不知怎样才能安慰他。
广诚叹了口大气，说：“爸爸明天送田爷爷回乡，我原一直想要养他二老到天年，也怕成句空话了。我为他在乡里置了几亩田地，哎，这年头，城里的地皮贱得卖不出去，乡里的，涨到一亩要卖两年半的收成的价。最伤我心的还不是‘通成’关门，等胜利了我们再开么！就算开不成，有儿有女我和你妈还愁了吃饭么？是你广瑞伯伯伤透我了。”
昭舫见父亲表露出难以抑制的痛切表情，连忙问：“广瑞伯伯怎样了？”
广诚喝了一口茶，说：“莫看他话不多，伤人可在行！今年‘跑马场’是停了赛事，可那里又是大会小会，又是驻军，一直都还有生意。我们的摊位不也办到去年底才停么？他硬说他那茶馆亏了本。回乡对人说，我是把啃剩的骨头丢给他。你淘气叔叔气得当面骂他没有良心。”
昭舫说：“他那小儿子每次进汉口大把花钱，吃喝嫖赌都来，每次都是他拿棍子把他打回乡里去的。”
广诚正色道：“人家家里的事莫去管！这些都算了。他来找我，怪我‘大智旅馆’不交给他，也不晓得他从哪里晓得的。我说，人家老戴是股东啊！当经理名正言顺啊！他就接着开门见山要我把‘通成’给他。我先还高兴，自家兄弟接手，还是姓曾嘛！就跟他说，你不怕日本人来了杀人放火？生意难得做的哦！他反问我租金是不是交到了明年三月的。我说是，租约定的是到民国三十年租金不变。那晓得他接着说，他是为帮我这个兄弟，出来担这个险，所以这店，要我给他留三千元钱当本钱。嗨，他这辈子说话都没有说得这么顺畅过！我还以为听错了，这不是趁乱打劫吗？这是我的堂兄啊！他爹和你爷爷是亲兄弟啊！我们一个锅里吃大的啊！天底下哪来这样的道理？我气得拿不出话来说他，只说我拿不出钱，打算这‘通成’关门不办了。他倒发火了，说我向来都是宁肯帮外人也不帮他，说我在汉口的每笔生意，本来最少都有他一半的力，把我气得要发抖。”
昭舫听父亲说完，不禁从心里同情父亲。从他记事起，他就看到父亲总在暗地帮着广瑞伯伯，向来不求报答。但没想到他借这个机会来强要堂弟的资产，的确太自私。他只好劝慰父亲说：“爸爸，你莫要气坏了自己身体。依我看，损失大的是‘大智旅馆’，我都知道当初为了这旅社投资好几万哩！我们认了吧！等打垮日本，我们再把更多的赚回来。”广诚听到后头这句，得到大安慰，连忙问：“到时你会帮我？”昭舫说：“你是我爸爸，我怎么会不帮？”广诚觉得这话虽然很空，但还是令他宽心。
但是广诚把先撤离的打算告诉静娴后，却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她认为如果为了家人，那昭舫是她放在第一位的，她要留下来和昭舫一起走。广诚与昭瑛、昭舫一起劝说了半天，直到昭舫编出瞎话说自己要随演剧队步行，无法带着母亲后，这才把她勉强劝通。
事实恰恰是按静娴的耽心的方向在发展，只不过曾家的人哪里会想得到？宗方在得知黄九（黄老板）与曾广诚谈话的详情后，马上断定曾广诚是在用缓兵之策，何况上海的特高课已经回答过他，叶知秋即使是日本人、也是鹿地亘一伙的反战分子，所以果断地决定逼姓曾的一下，给他尝点厉害。最有效的做法是，绑架他的儿子、“极端的抗日分子”曾昭舫。
17 艰难的放弃
根据总的战略安排，三厅正将一批演剧队伍和歌咏队伍（首先是上海来的演剧队）进行重组，组织歌咏骨干集训。政府的宣传部门也当然不会落后，也在抓紧培训和动员。汉口这边，业余歌咏团的王杰臣、曾昭舫、李毓章等数人也接到了通知到市党部集训。
昭舫报到完毕，打算回歌咏团，在走廊遇到了滕培英，说省里的周书记长请他去一下。
昭舫跟着来到了一间办公室。周远涤满面笑容地迎接着他，请他在沙发上坐下。
秘书送来茶水后退出。周远涤和蔼可亲地叫昭舫喝茶。他见昭舫有些拘谨，便很亲切地说：“汉口这边我来得少。市党部多次在给我的汇报中提到你们的杰出贡献，我也在家里从艾琳的言谈中知道一些你们的情况。让我觉得，曾先生是党国的热血青年，是可贵的人才，眼下虽国难当头，但是我们的民族空前团结，这与其中像你、像冼星海这样的优秀分子的忘我投入是分不开的。”
昭舫还不习惯听到一位高官对他个人如此高的评价，有些不知所措。
周远涤继续说道：“武汉保卫战，我们的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对抗着日寇的飞机大炮，粉粹了敌人‘速胜’的梦想，抗日战争正在由防御阶段向相持阶段转化。但是由于敌我国力的悬殊，国民政府可能需要作战略上的撤退，一些部门和重心都要西迁入川。不过这绝不是溃逃，而是有计划的转移。我们要有信心，要相信领袖。哪怕打到我们文职人员都上了战场，我们炎黄子孙都永不会屈服，永不会言败！”
周远涤喝了口茶，观察到昭舫已被他的言辞所激励，便用家庭式的谈心口气问：“曾先生加入了什么党派？”昭舫答道：“没有，学生生性散漫，从没加入什么党派。”周远涤问：“前些时，三青团专门派人到你们团里活动过，你都没打算参加？”昭舫答：“没有。”
周书记长笑道：“好的，其实那就是‘力行社’换了块招牌，我都对他们不感兴趣。艾琳也没有参加。党派有它的局限性，也没必要为主义势不两立。我拥护领袖主张的‘化多党为一党’，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虽是国民党干部，反而很佩服共产党的很多杰出人材。他们的周恩来、董必武，就都是我私人的朋友。”
昭舫不懂“中统”和“军统”内幕，又无意打听国共合作之奥秘，更猜不出他这番话的用意，便没有吱声。
周远涤仿佛并不在意昭舫的反应，接着说：“反倒是我党中良莠不齐，令人痛心。曾先生在武汉大学遭遇的不公正处罚，让人愤怒。我妹妹采取的行动，也间接表达了我的看法。”
昭舫感动了，周书记长看来正是百姓们所寄予厚望的政府中的正义人士之一。
周远涤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我反对用这种粗暴的、不负责任的手段改变一个品学兼优的青年的前途。我党认为，虽然国难危急，但教育更重要，教育是我们民族的未来！每个学生都是国宝，十年之后，国家之命运就掌握在青年们的手上。”他停了一会，继续道：“我找过教育部的官员。武大校董会倒是略有进步，通知了我妹妹艾琳到四川乐山报到。但有些人至今仍然食古不化，我不便勉强他们。想到中央大学工学院已迁到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其校长罗家伦[112]与我有故。我有意介绍曾先生到其工学院参加插班考试，以争取继续完成学业。不知你意下如何？”
昭舫的眼前顿时一片明亮。摆在面前的是进入民国最优秀学府的一次宝贵机会！他脑中掠过了父亲满怀期待的眼神，那魂牵梦萦的校园生活，甚至想起楚妮曾经的劝告：“昭舫，答应我，如果有这样一次机会，你不要傲慢地放弃。”
“但是接受了周远涤的恩赐我将失去什么呢？”他想。
这机会换了别人也许是不可能的，显然，这并非周书记长的特别青睐，肯定都是与周艾琳有关的，不管周书记长多么开明和爱国。但是，接受了他的帮助，也就意味着准备背叛楚妮。想到这里，他低下了头。
周远涤当然不会觉察不到昭舫的犹豫，他已经迅速地洞察到原因。他不动声色地说：“我是尊重人的，我不会凭主观去安排一个青年的未来。你不必马上回答我，回家去和你父母商量一下吧！我有可能会在几天后离开武汉，艾琳这几天还会尽量参加你们的活动，我等待你的回答。”
昭舫回到团里，要求毓章去主持当天活动。他要自己静一静，来把周远涤的每句话都拿来细细想一遍。周远涤的建议显然没有恶意，而且太有诱惑力了。看得出这是周艾琳努力的结果，周远涤不过是出于对妹妹的爱才出手帮助自己的。周艾琳啊周艾琳，哪怕把流亡到武汉的人士都算进去，也找不到你这么美丽的姑娘！几乎所有重要演出都会邀请你报幕，你难道真看上了我、看上了再平常不过的曾昭舫吗？
歌咏团的活动不知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昭舫看见戴六儿还在和薛培莜、魏公博一起打扫整理，而周艾琳则站在门外，用眼睛望着他。
他知道不应该回避，他认为应该尊重她，便微笑着朝她走去。
“不早了，我送你去搭船吧？”他友好地说。
“我今天不过江，我哥哥也在这边。”周艾琳回报以微笑，明亮的大眼和长长的睫毛传递着期盼，昭舫看着她，更感觉她的魅力简直是难以抗拒的。
他们走出了“公益会”，顺着大智路并肩慢慢走着，昭舫感到要开口说话实在太难了。
倒是周艾琳先说话，她问：“我哥哥找过你了？和你说了？”
昭舫抬起头，连答带问：“啊。都是你的意思？”
艾琳坦然地回答：“是啊！我们都要去重庆了，我也不能留下来搞宣传了。兵荒马乱的，还不知道这一走，哪天才遇得到呢！你受了那么大冤屈，你哪点像个共产党，选上你来开除？要我看，李厚生、郭佩珊、万国瑞都比你像，他们倒一个个都没事！昭舫，中央大学比武汉大学的名气又高一档，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你一定考得上的，去那里读，气死武大那些有眼无珠的蠢材！”
周艾琳啊周艾琳，你简直太真挚、太执着，又实在太天真了！
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觉得自己是有愧于她的，但是又不能自作多情地把这种感觉说出来，便努力使自己平淡地说：“你过几天就走啊？我们歌咏团又少了一名不可多得的团员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遗憾的。但是，我还准备留下来和歌咏团一起。”
艾琳道：“没有关系啊！”她从挂包里掏出一张周远涤的名片递给昭舫，“这上面有我们家在重庆的地址。还有，我是去乐山，还是武汉大学的中文系啊！你只要在年底前到重庆，就可以赶上插班考试。要是汉口船票紧俏，你就拿我哥哥的名片去买，保险通行无阻。”
昭舫认为如果再让跟前这个纯真的姑娘的幻想继续下去，那便是自己的无耻。便把牙一咬，说：“周艾琳，你没听懂我的话，我不……不……不打算去中央大学。”
周艾琳猛地停住了脚步，沉下脸说道：“什么？我听没听错？你再说一遍！”
昭舫又坚定地重复了一遍，周艾琳把头扭开到一边。她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尽管她设想过这个结果，但是凭她半年多的观察，昭舫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最多，与别的女孩、包括童楚妮都接触得并不多，而且很明显地都保持着距离。
看来自己错了！
她忘记自己是站在马路中间的，眼泪正夺眶而出，她再不去正眼看身边尴尬站立着的昭舫，说：“谢谢你的回答。不瞒你说，我曾猜过你会这样，令我悲哀的是，我猜中了！”
昭舫讪讪地说：“你的心真好，真的，我很感激，这个机会的确太珍贵了，只是……我真的不配，也没有这个福气接受！周艾琳，我……对……对不起！”
艾琳冷笑道：“我又没有责怪你。我只是终于得到证实，我是多么愚蠢！”她后面几个字几乎是喊出的。
昭舫赔笑道：“你又来了，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非常知心和可以信赖的朋友的，你为了维护正义，主动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帮助我，和我一起共患难……”
周艾琳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把你这些虚伪的陈词滥调收起来吧！一年前，也许我会为你这些话感动得心潮澎湃。但是现在，你这些话只能用来哄哄章祯青那样的小姑娘了。老实说，如果不是为了在抗日战争中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早就想过离你远些了。怪只怪我还天真地以为你是单纯的、粗心的，是迟早会看懂我的。我真笨呀，不愿相信你是一个从未认真重视过和准备去了解我的人。”
昭舫觉得他不应该承担哄骗和利用艾琳的感情的责任，便急忙解释说：“周艾琳，你怎么总要这样想？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过……”他不知怎样说才好。
周艾林则更加怒不可遏，大声说：“我总要怎样想了？没有过什么？我说过什么？你是不是以为你在我心中有多了不起？”昭舫哪里见到过女孩们那隐藏着的锋利的另一面，一下竟面红耳赤，央告道：“你小声点，都有别人在往我们这边看了。”周艾林用鼻子哼了一下，把声音变小了一点：“曾昭舫，我不想再讨论毫无意义的话题了。再会吧！我想，抗战既然是持久的，会更需要有知识的人。我要去读书报国，至少比跟着你当一个可有可无的合唱队员和报幕员更有价值。”
艾琳大步地离开了，看着她的背影，昭舫不知究竟是少了一个红颜挚友，还是了却了一份感情上的负担。不过他同时感觉到了一份无法挥去的郁闷，不是对放弃名牌大学的惋惜，而是对待一份真挚情感的内疚、无奈，也许还有留恋。
18 黎黄陂路口的枪战
“业余歌咏团”是个组织不严谨的群众团体。宗方派出的人没费多大力气就打听到了，9月12日晚，歌咏团庆祝建团一周年庆祝大会将在汉口“青年会”礼堂隆重举行。届时冯玉祥将军以及郭沫若、田汉等三厅负责人、政府和省市党部某些官员都会出席。他于是命令特务出身的黄九在晚会后绑架曾昭舫。
羽田建议宗方换个时间下手，因为众多要人的出席势必会使会场的保安级别提高。但宗方不愿再拖了，他分析，等会议结束后，大人物们一走，保卫一般比平常还要松懈。而按通常以往，在大会结束后，曾昭舫会留下来指挥人收场子，自己最后才会离开。等他那时出大门再伺机下手，最为有利。
为了万无一失，黄九派人租下了离青年会不远的一处两层楼民居。亲自领着雷胖子等人。加上路口接应的人和车，一共竟多达十多人（都是雷胖子搜罗的地痞和帮会的成员）参加行动。
八点许，他派出的眼线来报告，说会议已经开始，曾昭舫的脚踏车就停在大门口不远的人行道，里面会场是王杰臣在主持。
会场激情的歌声飘到了街上，传出刘雪庵用常任侠的歌词谱写的《业余歌咏团团歌》：
“我们要战斗！我们要战斗！我们是一群战斗的青年……
我们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把法西斯势力打翻……
莽苍苍、好江山，浩荡荡、大平原，
伟大祖国，上下五千年，
我们流着汗，耕种好田园。
我们流着血，争取生存权！
把正义的歌声送到世界人面前。我们要战斗！
我们要战斗！我们是一群战斗的青年！”
黄九听着传来的歌声，觉得时间太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打发时光。
忽然，他听到在大门口放风的人喊了声“哎呀”。黄九大惊，慌忙命几个人操家伙下楼，却听到下面已经在喊“不许动，举起手来”了。
黄九知大事不好，把雷胖子一推，说：“开枪往外冲啊！”
日寇特务张狂得太过分了。随着战事的紧张，由“复兴社”新蜕变成立的“军统”也加紧了反敌特侦破工作，魏公博小组通过对秦禹洲布店等处的耐心监视，已经将黄九及其直接领导他的羽田等人的活动尽收眼底。加上公博在和昭舫的闲谈中，还套出了黄九在广诚身上下功夫的事，知道日寇为配合其军事进攻，也在商界加紧了活动。便把这些情报专门报告了郑扩儒。
郑扩儒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分析，却以为黄九今天的集结恐怕不只是针对曾昭舫，而是为了刺杀参加庆祝活动的政府官员。日特又准备在武汉全面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他果断地决定镇压。一场大规模搜捕也在武汉三镇同时进行。
负责会场外行动的是毛竞飞所在的小组，他已参加了一年的专业培训了。他跑在最前，打翻了守门放风的人就往里冲。雷胖子看见有人闯进来，吓得胡乱放了一枪，差点就打中了毛竞飞。毛竞飞大怒，抬起手来就是一枪回击，只听“啊”的一声，雷胖子膝盖中枪，如同死猪般滚下楼来。
毛竞飞把雷胖子交给身后的组长，自己带头冲上了楼，抓住了两个。他见后窗子开了，知道有人跳窗跑了。便哈哈地笑了起来，对着窗下大喊：“蠢汉奸，自投罗网啰！”话音才落，就听到窗下的巷道里传来黄九杀猪般的叫声，他越发得意地大笑起来。原来他们早就布了埋伏。
这天晚上，郑扩儒亲自带人包围了羽田的藏身住所，当场击毙了几名顽抗的日特。狡猾的羽田早就打通了隔壁房间，化妆成女人打算从邻家溜掉。没想才走出后门，就被警察扭翻在地。郑扩儒也哈哈笑了起来，他终于抓到一个重要的日本间谍了。
因秦禹洲的住所已经再没有了监视价值。当晚，这个无耻贪财的人也被逮捕，布店遭查抄。他一家人的哭声惊动了半条花楼街。
“业余歌咏团”的周年庆祝会则顺利地进行着。开完大会，照例是魏公博和戴六儿陪昭舫收拾到最后。魏公博装得没事人一般，邀他们去消夜。街上五步一岗站着宪兵，公博故意指着他们说：“你看，这莫不是为我们大会警卫吧？”昭舫还真的觉得奇怪。
当夜，郑扩儒对已抓获的人进行了严刑拷问，得以一举又破获了日寇在汉的两处联络点，取得了一次较大的战果。但宗方武彦凭借对道路的熟悉已经逃遁隐蔽。
以后一个多月，有半个多世纪租界历史和最资深特务网的日本间谍机构都没能在武汉组织起像样的破坏活动。
19 撤离
冼星海是在10月1日离开武汉的。
几天前，他曾最后一次到昭舫家来，向昭舫全家告辞，说他将离开武汉了，三厅的意思是要他南下去长沙或桂林。
想到就要分手，昭舫很是难过。他把父亲给将去重庆的地址抄给了星海，勉强打起笑容说：“我爸爸已经决定把店关掉，到重庆去。等你也到了重庆，一定还要来我家，把嫂夫人一起带来。我们好好欢聚一下。”星海点头说：“那当然。不过，我这次不是去南方，我对你说过，我有我心中向往的地方。”他把眼睛停留在昭舫的写字台上，那上面正放着他最近的新作《到敌人后方去》。
“说心里话，我不喜欢几个月来这样停留在城市里宣传的方式，它与我们原先从上海到武汉的前进式宣传方式差异很大。虽说宣传活动规模盛大，歌咏活动也越来越壮大。但是实际上官办化了，形式化了，失去了民间的土壤，也就失去了群众歌咏的真正活力。我的灵感也因此越来越少了。”
昭舫想起，他和毓章、王杰臣等人近来也有很强的同感，随着活动的自主性的越来越少，限制却越来越多，他们的大量时间精力不得不花在与党政军部门周旋、平衡、接受审查以取得合法化上。而成立最初的激情与效果的确越来越少了。
星海问：“你们团打算怎样？”
昭舫摇了摇头说：“我们团可能要解散了。我听汪云说，‘三八女子歌咏队’不少人可能到鄂北去活动。”他从楚妮哪儿也听说过，大概是董必武先生建议的。他继续说：“王杰臣却想把歌咏团先撤到宜昌，再看形势而定。你知道吗，我和王杰臣、李毓章还在参加市党部组织的集训，每天都得承受逼我们接受‘招安’的压力。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上月就宣布强令解散了‘青年救国会’和‘蚁社’！我看，要不了多久，救亡活动又会被禁止的。”
星海说：“是啊！你知道，三厅以上海的救亡演剧队为骨干，把各地聚集到武汉的救亡剧团一起打散，重新组成了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救宣传队，再加上孩子剧团和电影放映队，也组织了受训，然后将有计划地奔赴各地。我认为这样并不好。结果不出我所料，原来老演剧队的干部被分散安排后，就受到那些队的排挤。连我也不例外。此外那套‘音专派’、‘业余派’的说法又抬头了，有的队甚至不愿唱我的歌及抗战初的救亡歌曲了。昭舫，这让我很难受。”
昭舫说：“这些我都知道。说真的，我也有些灰心了。”
星海的笑容在脸上绽开，说：“我向往的充满创作生机、全身心投入抗日活动的地方。我就要去了！”
无需再加说明，他们都心领神会，两人脸上泛出憧憬的笑容。
星海给了昭舫一张他穿长袍的全身照片，背面有钢笔写的留念和签名。
昭舫则给了他一张大学时的照片，哽咽着说：“星海，记住我！给我写信。我可能会去找你的。若没有机会，胜利后一定和我联系。”星海说：“昭舫，你是我来武汉所交的最贴心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胜利后，我一定回来，找你。”
他们还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龄，毫不怀疑中国会胜利，并相信将会有很充裕的时光等待他们去大显身手。但他们哪里能预料到呢，这竟是他们的永别！
星海走了。武汉的撤退已在大规模进行。10月初，武汉三百多艘轮船陆续撤往长江上游。
由于实力的悬殊，国军节节败退，分5路进攻的日军已初步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之势。武汉东面已因田家镇的失守而大门洞开；北面因鄂豫边界重镇信阳失守、平汉线截断、武胜关平靖关动摇；南面日军已占领黄石和葛店。
武汉会战伤亡日军约12万人，击落日寇飞机100余架，击沉日舰艇40余艘，击伤达600余艘，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已极大挫伤日寇的锐气，达到了大部分战略目的。武汉已守不住，当局决定进行战略改变，放弃武汉，保全主力军队的完整，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持久战继续和日寇抗争。
“大智旅馆”终于遣散了房客，彻底关门，老戴租了卡车把能运走的东西全部搬往法租界的一个仓库！
“祁万顺”也彻底关门，祁家全部回了黄陂乡下躲避。
10月12日，日军攻占麻城的消息传来。
那天，阴冷的空气提前笼罩着武汉。昭舫带队员悄悄先将家里的行李送走。广诚带着静娴，昭瑛抱着秋平，如当年偷送共产党般、不声不响分批出门，在江边会合，登上了一艘去宜昌的客轮。
昭舫送走父母亲后，总算松了一口气，便回市党部集训。刚进大门就被滕培英叫住了，在他那已是一片狼藉的宣传部办公室坐下。
滕培英笑道：“‘通成’的莲子汤今天怎么没有卖了？我可是自从到了市党部就每天去你们家就餐哟！”昭舫一边在心里猜着他想说些什么，一边笑着说：“暂时喝点伏汁酒吧，胜利后我再请你，可以吧？”
滕培英“嘿嘿”地干笑了两声，说：“眼看就要撤出武汉了，市党部也即将合并到省党部。可‘业余歌咏团’是我们市抗日宣传的一面旗帜啊，应该把它继续举下去！你说对吧？但是一支业余队伍是很难坚持下去的，经费就是大问题。我想重复一年前对你说过的话，省党部希望把你们团纳入编制下，给你们发补助薪饷，还由你们自己管理，不派驻代表，你们现有的宣传内容都可以保留。但是要求服从统一的活动安排。可以吗？”
昭舫笑道：“我要先感谢你的特别关照了。”滕培英说：“客气什么？我们是同学嘛！这是省党部的意思。我不过……”昭舫没有等他表功，说道：“我们那个团，本来就没有什么约束，帮忙撑门面的上海文化人已经都走光了，本地团员大部分是拖家带口的，多数不会撤离。就是不垮，也剩不了几个人了。”
滕培英说：“不、不、不，老弟怎么这么没信心呢？只要有我们武大的几个老同学在，有你、李毓章、魏公博，就有了歌咏队，就够了。”昭舫不想和他纠缠，虚晃一枪说：“我一个人能作什么决定呢？我得先向他们转告，听听他们的意见，好吧？”
其实歌咏团董事会早就开过一次会，决定不接受市党部的招安，就在下次活动时进行宣布解散。虽然他们心里谁都不愿舍弃这支充满抗日激情的队伍。
在参加庆祝“万家岭大捷”的宣传时，薛培莜代表董事会向大家宣布了解散的决定。女孩们当场就哭了。接着像炸了锅一样。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学离汉北上的“三八歌咏队”一样，集体西迁，随军撤到宜昌，不愿留下当亡国奴。
董事会只好进行了紧急讨论，决定接受大家的意见，自愿留队的在16日集合离汉。因王杰臣和昭舫、毓章均还在市党部参加集训，不能和大家一起走。暂由薛培莜带队。当下自动报名的竟有三十多人。因周年庆祝会冯玉祥等人的捐款，团里还剩有近三百元的经费，也全部交给薛培莜暂时保管。
昭舫在安排完团里的事后，跑到电信局往楚妮家打电话。电话拨通后竟刚好楚妮在家。楚妮说，她被安排于19日动身赴宜昌，她母亲萧雨杨坚持不愿随父亲去重庆，在楚妮配合父亲的动员下，终于同意明日动身去她汉中老家。楚妮说和他在武汉可能没有时间见面了。她留了个宜昌的联系地点，昭舫也把颜秉兰给他们家在宜昌预备的一个落脚地点告诉了她。
打完电话，回到只剩下不多家具的公新里六号。他感到心里发空，难受得想大哭一场。
家里能变卖的已托赵凯鳴拖走，“通成”几天后将不再开门。能运回乡的剩余粮油及物资将由淘气和和尚带“义田湾”的店员们运走。广诚本意叫他们自己分了，但这些忠厚的店员们认为已经多拿了工资，一致决定把这些带回乡交给广智。
倒是广瑞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兴奋，他已经准备免费接管搬不走的桌椅与家什，并放话说谁愿留下来就投奔他，他要继续开办“通成”。他不顾昭舫还在家里，就把自己的铺盖拿来放到了楼下账房。
牛万贵为昭舫送来饭菜。他是“通成”准备徒步逃难的唯一职工，他老婆的娘家在鄂西。
忽听杜季卿在楼下大声叫着“大少爷”。昭舫听叫得急迫，连忙下楼。杜季卿一口气说了戴六儿的近况。原来，几天未在歌咏团露面的戴桂香竟是从家里楼梯上滚下来摔断了腿，在万国医院做了手术，因此打上了厚厚的石膏，现在法租界的家里养伤。六儿个性强，很想带伤拄杖随队西迁，但被她父亲和家人坚决制止。她叫杜季卿带口信说要昭舫走前无论如何去见她一次。
昭舫听说，想到六儿在队里一向勤勤恳恳，不知做了多少杂勤事务。他自然也曾从母亲那里听说过戴老板“提亲”的事，知道一点她的心思。想起这些，他心里更加难过，觉得应该马上去看她。家里的自行车、黄包车都已卖光。他便一路小跑，到了六儿的家。
六儿虽说一向外表刚强，此时内心的脆弱却再也掩饰不住。见昭舫气喘吁吁地跑来看她，眼泪立即像断线的珍珠般滚了下来。昭舫说了些安慰的话。六儿只是低了头摇着，末了忽然把牙一咬，把头偏了朝着里边、背对着昭舫说：“舫哥，我知道，你的心里，就算腾十个位置出来，也轮不到我戴桂香，我只想你听我说几句话，你莫要笑我不知羞耻。”
昭舫心里其实是十分尊重她的，忙说：“六妹，你哪里能这样说呢？你不消说了，我都晓得。我们团里的每个人都看到你早来晚走，把别人不想做的事都做了。都说你好，你的心最好。”
六儿说：“那不值得说。那是抗日工作，我做不了大事，做点小事。”
她忽然车过脸儿，双眼睁得很大，紧盯着昭舫，仿佛想把他硬摄进自己的心中。“舫哥，我本想随你一起走，但是老天爷不肯放过我。看来，我这辈子硬是没这个缘份，这就是六儿的命！你能来看我，我也就知足了。但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不得到舫哥成家的消息，六儿这辈子是一定不会嫁人的！”说到这里，她竟出声哭了起来。
昭舫为她的真情所感动，连忙劝慰她说：“六妹，舫哥很感动你的一片真心。但是，天下比我好的人多的是。你这么年轻，千万不要那么傻。”
六儿哭着说：“你现在要走了，时间很紧，我也不说多的废话了。到了宜昌或者重庆，你一定要给我来个信。将来娶了嫂子，也一定要告诉我，好让我彻底死了这条心。”此时，她已经泣不成声。
老天哪！你到底是以什么用意安排这个世界的，让不幸的人总是比有幸的人多得多？但这一次是你刻意的安排吗？这次意外竟为武汉留下来一位女英雄，几年后，武汉三镇将出现一位让日寇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六姑”！
昭舫离开戴六儿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六儿竟有那么一片痴心，远不是那些经常涌进天井喊他名字的那些女孩所能比的。他想，能早些离开她也是好事，否则自己一定会误了人家。
次日早上，他和李毓章、王杰臣到市党部接受完最后的“集训”。教官们都早已心不在焉。王杰臣说不准备和他们一起走。昭舫与毓章便打算去买船票。
忽然有人在云樵路口喊他，昭舫一看，竟是小姑娘章祯青。
昭舫问：“你不是去了光未然的演剧三队吗？”祯青说：“他们要往陕西去，可我想随你们去宜昌。”昭舫关切地问：“你买了票吗？”祯青说：“我妈派去买票的人说票好难得买，怕是不想让我走。我可不想留下来当亡国奴。曾老师，你带上我好吗？我帮你出船票钱都行。”
昭舫忍不住笑了：“竟是些小孩话，走，我们这就去买票。”
他们到了码头，才发现祯青母亲说的并非是假话，整个票厅内外被人挤得水泄不通，莫说买票，想进去打听一下都难。昭舫犹豫地摸了摸周艾琳留下的名片，说：“糟透了，但哪怕徒步上路我们都得走！这样，我还是先去找找王兴汉伯伯，他路子广，就住前面集家嘴。”于是三个人一齐朝“高头”走去。
忽又听到有人在大声喊曾昭舫，一看竟是魏公博。他满头大汗跑到跟前，说：“滕培英这厮，这辈子总算做了唯一一件好事：告诉我你们可能买票去了。我这才找到了你们。”
昭舫问：“你怎么，没和老薛他们一起走？”公博道：“我还在登记处做搬迁善后工作呢！我们局20号撤到宜昌，我到那边总还要个饭碗吧？”
毓章不耐烦地说：“你今天哪那么多废话？昭舫正要去找熟人帮忙卖票哪！”公博诡秘地笑道：“警告李先生，这关键时刻，千万莫得罪我！告诉你们，哈哈！我拿到了六、张、三、等、票！官价的！昭舫，我们四个，还可以再加两个人。”
几个人听说，高兴得一齐欢呼跳跃起来。
亏得公博利用特殊身份得到船票，因为当时王兴汉已经带全家躲到乡下去了。（昨走时，他还随马车拖着几坛为通成酿的老酒，准备赶跑鬼子后与兄弟重逢开店再用。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离汉，与广诚兄弟和“通成”竟是永别！）
公博在离汉前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他辛苦参加的对敌侦破竟没有得到完美的结尾。两天前，郑扩儒决定在撤退前枪毙关押的一批敌特汉奸分子，包括羽田和黄九等人。然而事情却让军统局大吃一惊：关押在特别看守所的人中有几人被掉了包，羽田、黄九均不知去向。一同失踪的，还有那位警察分局局长侯树坤。
20 铁蹄下的城市
昭舫他们离汉两天后，即1938年10月25日，日军先头部队从大赛湖[113]乘船过渡进入汉口。26日凌晨，日军从宾阳门[114]进入武昌。27日午后，日军渡江占领汉阳。三镇完全失陷。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在武汉的土地上。
留在公新里六号的曾广瑞和他留下的两个义田湾的伙计在家里躲了整整两天没有出门，在平台上向四周瞭望，见到汉口龙王庙那边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花楼街周边的老街道也全在大火中，有如当年冯国璋的手笔再现。街上不时传来枪声、破门而入的打砸声和女人孩子的哭声。
广瑞有些害怕了，但是他深信自己当年“大难不死，必有后贵”，这贵还没有来啊！自己哪会有不测呢？
他自以为得计，早备下了一个月的粮食，一大缸水，停电停水他早料到，也不在乎。他深信，等日本人“肃清残敌”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他反正与世无争，管你哪个朝代，管你哪国占领，有人，就会要餐馆。这世界上，一切什么都是假的，什么爱国，什么牺牲，还有那些老掉牙的江湖义气、生财有道……一切通通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钱呀，有了钱就有了风光！到时候，将军、部长还不是会上门吃饭。乡里头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都会找上门来，提着自己嘴巴里挤出来的鸡蛋、糍粑来巴结你。
他准备餐馆不再叫“通成”，本来就和他通成一刀两断了嘛！就叫“通瑞”。等我办红火了，还要把广智接到城里来看一看哩！
他踌躇满志地在家里呆了两天，因停水不能用水，厕所实在太臭，只好把门关死不用。
第三天，他开门出外去解手，看见原警察分局局长侯树坤正随一群日本兵大步朝他家走来。
一个日本人在天井哇啦哇啦说了几句后，翻译官对着他问：“你是这里的老板？你姓曾？”广瑞本来就语言少，被气势一吓，更开不了口，便点了点头。翻译官说：“你这房子被皇军征用了，你要让出来。”
广瑞想，这一定是个天大的误会，又想自古伸手不打笑脸人。便掏出香烟递上前去，说：“老总，前面是我的店，我正准备开门营业，招待皇……”哪知那个“军”字还未说出，一支枪托“砰”地迎面击了过来。广瑞年青时是学过点武的，也被打得满眼金星，鼻血猛淌，差点摔倒。头疼还未散开，就见有一队日本兵从外面进来，径直向楼上冲去。两个鬼子走向他跟前，强搜他身。幸好他准备开张的一百多元钱都藏在鞋底——这本是为防自己的伙计不轨的，身上的几元钱和几枚镍币都被搜光，让他的心比脸还疼。
与此同时，被他留下的两个伙计也哭丧着脸被抓到天井。
广瑞感到冤屈，他想皇军一定错把自己当成广诚了，一定把他和他儿子的抗日行动算到我身上了。
他们被刺刀押送着到中山路电报局门口的街道上集合。广瑞想找机会请侯局长帮他解释一下，他不是曾广诚，他从未抗过日，这店是他从原来的老板手上买下的，是因为相信中日亲善才买下的。却看到周围未逃走的店铺老板和公新里、东山里的居民们，包括那些出名的安分守己、不问世事、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也都被赶在这里，但没有看见年轻一些的女人，不少人和他一样鼻青脸肿，这才想到日本人可能是不问青红皂白的。
“通成”、“祁万顺”紧闭的大门都已被斧锯破开，一条街的商店都被日军占领，间间店铺里面都满是日本兵，一目了然。
侯树坤身后站着一个日本军曹和一个翻译官，他开始对这群市民宣布：从现在起，所有人把钟表拨后一个钟头，统一使用“大日本”的东京时间。每天下午“新钟”五点，全市实行戒严，违者可当场击毙；汉口三民路以上到硚口，中山路和江边当中的一片划为“集中区”，凡是被勒令搬家的都集中到那里去，限时进出；并要求市民检举反日分子，如发现不报，同罪连坐。
被扫地出门的广瑞和一些挑选出的青壮年，像犯人一样被押往大火刚刚平熄的“难民区”花楼街。据说要先去做“义工”。沿路上，站着持枪的日军岗哨。广瑞的榆木脑袋现在开始清楚自己的处境了，他被抓伕了，落难了，倒霉了！难怪广诚那么精灵的人都宁愿关门停业和背井离乡哩！看来自己上了那个来自己茶室喝茶的人的当，那家伙说日本人来了只要肯开门营业都会奖励、会补助，被选拔成优秀市民，被推荐到商会任职。
路过“金城银行”，队伍中的杂货铺的邱老板小声说，路口那家商店，日本兵冲进去将店主和小孩关在一个房里，把那女主人活活轮奸死了。另一个店员模样的人接口轻声说，大智路一个卖小百货的老头昨天想带家人跑到法租界避难，哪晓得法租界连巷子里、街上人行道都睡满了。法国人就把租界栅子关上不让进。那老头被日本兵拦着，就在“公益会”对门，把他的头按在大石头当场活活砸死，他家的女眷当场全被拖去奸污了。
广瑞听了，吓得魂飞魄散，这岂不是强盗土匪进城了！他庆幸自己“稳”了一着棋，没有忙着把家人搬来。但谁又知道乡下现在是怎样呢？乡下不也被日本人占了么？他此时真想回乡啊！
他们被押到前花楼附近一处灼温尚存的瓦砾中，在日军和警察的监督下搬运各处不难找到的尸体，一部分人被派拾捡其中的铜铁器，集中堆放。广瑞向汉水方向一眼望去，可直穿透余烟未尽的断垣残壁，一直看到大夹街和万年街尚未被全毁的房屋。童瑨家所在的那条花布街已经一片废墟。再远些，日军焚烧居房的明火还在不少地方继续燃着，大约是襄河那边一带，火势还在旺旺地烧。
搬尸体直搬到下午，也没有人“管饭”。广瑞又饿又累。当与人抬起一具僵硬的尸体时，他看清了这人胸前凝结在几处刺刀戳出伤口的大片血渍，他开始战栗。而当他看到日军当街射杀一个青年，又抬头看到一个电杆上如同葫芦串般挂着的一串人头时，这个冷漠的、心中从来只有自己的人终于涌出眼泪来。
他哭了，他这才尝到亡国的滋味了，除了饥饿外，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更没有尊严，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他将活得像畜牲一样，不，比畜牲都不如！
他还不懂得，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不会容忍这一切永远继续的！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城市的耻辱。
耻辱啊！
仇恨，血海深仇啊！
我们可爱的武汉，你这繁荣巍峨的城市，曾经带给我们多少骄傲和光荣。与每一寸我们中华的土地一样，在我们心中是那么神圣。炎黄子孙定会世代记住所有耻辱和仇恨，把你夺回来！一切血债，都会向日寇加倍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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