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两个凡是”错误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炮，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大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这场思想革命的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自己的春天。打开国门、怀抱世界，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第一节改革足迹 新疆回应真理标准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命题。但在文革前后，这一常识却被颠覆，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影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革命理论，甚至革命导师说过的话，也被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四人帮”被粉碎后，“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又给打破这一精神枷锁设置了新的障碍。(“两个凡是”即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一场以解放思想为目的，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新疆较早回应、积极参与了这次大讨论。
大讨论在新疆掀波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当晚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5月14日，《新疆日报》也全文转载。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注意，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此展开。
“当时，我在大学里教哲学，《新疆日报》转发那篇文章后，让我们感受到了思想领域的春天气息，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它就像一把钥匙，解开了长期困惑人们的心锁，一下子有种解脱的轻松感和眼前一亮的感觉。”时任新疆工学院宣传部部长的王荣来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他也积极参与了那场大讨论。
“不过说实话，在公开场合谈论真理标准，还是有一点压力的。”王荣来说，当时还并存着另一种声音：这是把矛头指向谁？又要干什么？甚至有人说，这是想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满心期盼着思想的解放，解决困扰大家的思想问题。但这时中央却又有‘两个凡是’的口号，大家又感觉很迷茫了。”王荣来说。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阻力，很快在全国展开，新疆较早地、旗帜鲜明地回应了这一讨论。
1978年8月1日至11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汪锋在讲话时明确提出：“我们解决问题时，力求实事求是，也做过调查研究，但我们的意见、方案、办法是否就正确呢？还不一定。因为它还没有接受实践的检验。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8月23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乌鲁木齐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会议，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韩劲草在讲话中强调，当前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带有原则意义的讨论。对于被林彪、“四人帮”混乱颠倒的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必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思想理论上肃清他们的流毒。
王荣来回忆说：“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和各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300多人。会场内，大家并没有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但心里却是激动的，这是长期被束缚的人才能感觉到的解放，当时我和几个同志就迫不及待、摩拳擦掌准备撰写文章，想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
回家后，王荣来琢磨着和周清霖、孙碧云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写点东西，《新疆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当时也正有此意，准备组个整版学习真理标准讨论的稿件，因此，由三人联合发表的《实践标准和理论指导作用》一文很快见报。
标准讨论柳暗花明
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重新提出后，虽然在全国上下的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了认真的讨论，但这场讨论同时也一直受到很大的压制和干扰。
“有一次，一个工厂给厂里的劳模发福利，一袋洗衣粉，三四块肥皂。精神奖励跟物质挂钩，这在当时可不得了。有领导知道后立即批评了这个工厂，很快，这几个第一次受到物质奖励的劳模都纷纷把福利品退回工厂。”曾经采访过此事的新疆日报社记者张杰回忆时感慨地说。
在此环境下，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再一次挺身而出，对“两个凡是”提出严厉批评，这一表态得到了各省区市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的广泛支持。
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汪锋8月27日在《新疆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结论，并表示支持全国展开的这一讨论。这篇文章可以说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随后，为配合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还编辑了一个小册子，约六七万字，书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四种文本在全疆发行。这在其他省区市也是没有的，又再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0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作了具体安排和部署。
与此同时，全疆各地、州、市、县和一些基层单位也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先后组织学习和讨论。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干部纷纷在各地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11月，乌鲁木齐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会议讨论并肯定了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按劳分配制度的科学性。
讨论在全疆全面深入
第二年6月，自治区党委再次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必须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疆深入开展下去，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搞“四化”。7月，新疆军区的负责同志亲赴南北疆部队检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推动讨论的深入开展。
1979年年底，自治区党委总结了全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并于12月4日下发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的通知》。
《通知》认为，从1978年以来，我区广泛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推动工作、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个讨论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少干部思想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经过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和部署，至1980年年底，全疆各地、各行各业也普遍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冲破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设置的思想禁区，澄清了是非，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郭倩)
流行语
鸡窝
“鸡窝”——发型的代名词，1978年，在北京等大城市时兴起卷发和电烫发型，当时的许多女演员引领了这一时尚。由于头发蓬松和卷曲的形状，一时不被人接受，因而被称之为“鸡窝”。随着烫发越来越流行，“鸡窝”一词渐渐淡出大众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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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刹把干“四化”长征路上跨骏马》
手握刹把干“四化”，毛泽东思想是灯塔；紧跟主席华国锋，长征路上跨骏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像强劲的东风，吹遍了百里油田，吹暖了人们的心窝。真是人人笑逐颜开，个个精神振奋。干部、工人、家属、学生都在议论着：我怎样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我们战斗在石油建设第一线的钻井工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发扬大庆人“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光荣传统，迎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大打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肃流毒，治内伤，促转化，取得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为大干四个现代化排除了障碍。我们加强了企业的经济管理，各井队、车间建立健全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做到了“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处领导也坚持了24小时有人指挥生产、组织生产……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全力以赴，钻透万米硬地层，抢建新油区，钻井确保原油生产，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努力奋斗！
——《新疆日报》1979年1月21日报道有删节
(作者王志珉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钻井处党委书记)
第二节改革足迹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受过去“为革命而生产”的观念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为了扭转这一思想倾向，一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势在必行。
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乌鲁木齐地区的专家和学者们纷纷表示，要像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那样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推动国民经济顺利调整。
痛批“钢铁挂帅”
“生产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革命！当时天天喊的就是这样的口号。”新疆人民政府参事、曾任新疆财政厅厅长的龚金牛回忆说，“1979年那阵子，我在财政厅任办公室副主任，在当时各种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即便是像我这样有工作的人，生活也十分困难。”
“那阵子，市场上消费品奇缺，工厂里都在生产革命需要的钢铁、煤炭和机械，小孩子没有牛奶喝，大人吃饭仅是吃饱而已，谈不上什么营养。”时隔多年，还能让龚金牛感触颇深的是在楼道里养鸡。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机关几乎家家户户养鸡。到了冬天，怕把鸡冻着，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除了龚金牛一家四口外，还得给鸡腾出地方。
“其实，我党‘八大’通过的党章早作了透彻的论述，‘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可种种情况表明了，实际工作中又糊涂了。”龚金牛说。
1979年11月下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日报》编辑部和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筹备组，邀请乌鲁木齐地区的部分理论工作者和经济部门的有关同志，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进行了座谈。不少同志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目的比较明确，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提高较快。1958年以后，“钢铁是元帅，煤炭是副帅，机械是第三元帅”口号的提出，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甚至提出“为革命而生产”的口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演愈烈，人民生活的改善步伐十分缓慢。
座谈会就下一步如何开展生产目的的讨论作了初步的研究和部署。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韩劲草要求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要踊跃参加这个讨论。
很快，在一次钢铁、机械、农机、轻工、纺织等部门专家和负责人座谈会上，各方代表纷纷发言，举例子痛陈混淆生产目的所带来的恶果。
新疆钢铁公司工程师杨拯华举例说，钢材由金属公司统一收购，统一包销，原本标重4.5公斤的犁铧片，竟然超厚加重到6～7公斤，最重的达9公斤，不仅大量浪费了钢材，工厂吃了亏，使用单位还不愿意要。自治区农机公司干部赵冰说，农村当时最需要的运输机械，喊了多少年，却没有一个工厂安排生产。
参会人员迫切提出，不仅搞经济研究的专家进行讨论，负责经济管理的各部门也要积极进行讨论，解决好认识问题、管理体制问题、经营方法问题。
百万只灯泡服务市场
1979年11月、12月两个月，乌鲁木齐市灯泡厂根据市场预测，生产了100万只40瓦、25瓦、15瓦三种规格的民用小灯泡，占全年小灯泡生产计划的37%。
说起小灯泡生产，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过程。
1979年年初，乌鲁木齐市工业局安排灯泡厂生产一批低压灯泡——这是一种车床、坑道、火车车厢特用的照明灯泡。安排生产时，灯泡厂没有了解这种低压灯泡的产品规格要求，就向车间下达生产任务。由于灯泡瓦数小、亮度低，机械厂、煤矿等使用单位都不要，工人们顶着高温辛苦生产出来的57500只低压灯泡绝大部分积压在仓库里。
这件事对灯泡厂的职工触动很大。通过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学习讨论，问题的根源在灯泡厂职工的头脑里逐渐明确。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深入，1979年12月，自治区率先向建设项目开刀，决定停建缓建192项基本建设工程。
自治区专门成立了清理基本建设在建项目办公室，对全区在建项目、特别是百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了清理。其中典型的是吐鲁番葡萄沟水库项目，该水库1958年开工建设，由于对水文地质不清楚，水库建在沙质土地上，结果中途垮掉。该水库1976年又动工建设，1978年水库蓄水200万立方米，但全部漏光。经过权衡利弊，这项工程被叫停。
在停建缓建项目中，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有105项。有关部门估算，按原计划，自治区当年在建项目1260多项，按当时的投资水平，即使不开建新项目，还需要投资15亿余元，全部建成需要6年多时间。
全区农牧业全面丰收
“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把增加消费、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当做目的，把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当做手段……”1979年年底，《新疆日报》特别在“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专栏中刊登了一篇题为《高积累是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文章，作者龚金牛。
“一个错误的观点是，当时讲国家怎么富？就是靠积累，认为积累越多，基本建设规模越大，生产建设的速度就会越快，而消费是纯粹消极的东西，消费越大，被耗掉的东西就越多，就会减低生产建设的速度。”龚金牛回忆说，长期形成的“高积累”观，造成了我区当时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职工工资甚至10年没有涨过一毛钱。
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同样引起了自治区高层的重视。从1979年到1980年，自治区为了减轻农牧民负担，先后实施了《农业税起征点办法》和《牧业税征收办法》，给了农牧区许多优惠政策，使得我区的农牧业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1981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我区经济运行的情况，再次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着重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从1979年到1981年，全区农牧业连年增产，粮、棉、油、糖、畜产量分别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5%，农牧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8.5%。
“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践意义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从自治区的实际来看，从1981年之后，这个意义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显得尤为重大。”龚金牛说。
(郭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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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恋爱
1978年之前的整整10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视为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借口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必须是革命的敬礼。但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恋爱”，终于能以它的本来面目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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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副业收入多算不算资本主义？》
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00多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
他一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收入3100多元；二是积极发展家庭养猪，纯收入为1700多元；三是他家还养了鸡鸭，培植蘑菇，种蔬菜，纯收入为1100多元。
黄新文家庭副业的收入这么多，超过了集体劳动分配的收入，这算不算资本主义？他走的这条路子对不对呢？有些人对这样的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脑子里打几个问号。
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对他们一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天参加集体劳动八小时，利用早晚和中午的时间搞家庭副业，都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
大家认为黄新文一家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大，个人收入多，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他走的路子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
——摘自《人民日报》1979年2月19日第2版
原标题：《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
第三节改革足迹 蒋爱珍杀人案引发民主与法制大讨论
1978年9月，在兵团农八师144团医院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杀人案：年仅23岁的姑娘蒋爱珍因被人造谣诬陷，一怒之下持枪连杀3人。
案发一年后，《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长达7000字的通讯，全面介绍了蒋爱珍杀人案的前因后果，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以权代法、无法无天的行为，在舆论界较早地提出了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观点。
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收到社会各界来信1.5万多封，这些信件的内容大多是为蒋爱珍求情、恳请法外开恩的。此案引发了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次民主与法制大讨论，群众对“文革”期间遗留下来的那种诽谤诬陷、肆意侵犯公民名誉权的风气深恶痛绝，司法公正、公民权利、个体尊严等概念也随之首次浮现出来。
蒋爱珍杀人案回放
已故新疆作家、资深记者凌愉在1979年12月曾参加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关于蒋爱珍杀人案的新闻发布会，并对蒋爱珍、法官、律师都进行过单独采访。在蒋爱珍1990年出狱后，凌愉还曾先后两次赴浙江回访蒋爱珍。
“眼前的蒋爱珍穿一身白色连衣裙，细心烫卷的短发，白色的高跟鞋，身段苗条，端庄大方。人们怎么也看不出，她曾经干出那惊天动地的杀人案件。”——这是凌愉1990年在浙江见到蒋爱珍后，写作手稿中的一段记录。
让蒋爱珍举枪连杀3人的前因后果是什么？记者查阅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凌愉的手稿，通过对事发地群众回访，蒋爱珍的遭遇再次被还原——
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16岁从家乡落户到兵团农八师144团，两年后，进入团医院成为一名护理员。她17岁入团，20岁入党并成为团支部书记。她由于卷入所在医院的派系斗争，命运被改变了。
当时的团医院副院长张国政和蒋爱珍的哥哥是战友，平时对蒋爱珍比较关照，他的对立派们就盯住这一点，诬陷两人有不正当关系，伺机打击张国政。
1978年3月17日凌晨两点半，正在医院值班的蒋爱珍被一名护士敲开门，说有急救病人需要纱布，蒋爱珍急忙和她去取纱布。这时，早已准备好“捉奸”的对立派们闯进了房间，但是没能找到他们臆想中的任何可疑迹象，更没有捉到张国政。
事后，对立派成员之一的李佩华毫不避讳地说：“我们失败了。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干成啥样就啥样，弄不倒也要弄个臭！”
此后半年，关于蒋爱珍和张国政男女关系不正常的谣言，通过医生李佩华、谢世平、钟秋等人的传播在医院尽人皆知，侮蔑的大字报和不堪入目的漫画也不断地贴了出来。“文革”期间人们遗留下来的诽谤诬陷人、肆意侵犯公民名誉权的风气在对待蒋爱珍一事中再次发作。
事发两周后，144团派工作组到医院进行调查，调查组组长杨铭三以前和张国政闹过矛盾，他也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接下来，凡是为蒋爱珍说话的同事纷纷被调离单位或责令写检查，甚至和她谈恋爱的一名男医生也被杨铭三警告：“你不能跟她谈了。”
蒋爱珍曾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当她找到杨铭三时，杨铭三说：“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后来她又找了石河子地区派往144团的工作团团长，同样被冷冰冰地挡了回来。
蒋爱珍杀人的前三天，在调查组会议上，李佩华甚至拿出他和谢世平署名的报告宣读，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做妇科检查。
被要求妇检3天后，民兵排长通知蒋爱珍参加打靶。打靶当天，蒋爱珍领到一支步枪，她又从箱底翻出过去打靶留下的8颗子弹，找到李佩华说：“李医生！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一扣扳机，李佩华倒下。接着蒋爱珍又枪杀了李佩华的妻子戴淑芝和医生钟秋。之后，蒋爱珍被群众包围在球场上，相持了一个多小时后，她终于被逮捕了。
情与法的审判
蒋爱珍被捕后，团领导认为，蒋爱珍杀人发生在运动中，应定为“反革命杀人”。对被杀的3个人，团党委决定追认为烈士，蒋爱珍一审被判死刑。这一结果引发了很多群众的不满。
《人民日报》的报道发表后，编辑部在5个月内收到各界来信1.5万余封，这些来信从不同角度提出：蒋爱珍杀人犯罪，应依法惩处；但她不是反革命分子，希望从轻判处；对诬陷蒋爱珍的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石河子中院也收到大批同样内容的来信。
《人民日报》曾发文指出，之所以如此多的人同情蒋爱珍，不是同情她杀人，而是同情她先前的无辜受害，同时表达了人们对“文革”期间任意诬陷人、迫害人的行为，对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痛恨。
一审判决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蒋爱珍一案进行复查，提议判处蒋爱珍无期徒刑。之后，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对她必须依法制裁，但仅此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
蒋爱珍从被捕到终审，经过了长达7年零3个月的时间。最终社会舆论影响了蒋爱珍案的终审判决。1985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乌鲁木齐市南门人民剧场公审了此案，并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前，诬陷、侮辱、迫害蒋爱珍的人员已分别受到行政、司法处分。
服刑期间，蒋爱珍共收到各地群众寄来的信件、粮票、食品、衣物等5万多件。因表现突出多次减刑，蒋爱珍1990年刑满释放回到家乡，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进入一家工厂上班，并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民主与法制大讨论
“那时候，被冤枉、被整的人多了，动不动大字报就贴出来，不管真假啥都写。蒋爱珍是被冤枉得太狠，被逼急了才杀人的。”
虽然时隔30年，但当记者来到144团采访时，年龄在50岁以上的群众提起此案仍记忆犹新。
蒋爱珍杀人时，“文革”刚过去两年，群众对诬陷、迫害他人的行为充满厌恶和憎恨。此外，团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案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切，构成了民众呼吁“枪下留人”的民意基础。
《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报道后，还陆续刊发了一些群众来信，展开了“文革”后首次民主与法制的大讨论。
讨论中，“司法公正”、“公民权利”、“个体尊严”等法律概念屡屡呈现，民主与法制成为社会上一个响亮的口号，讨论中还出现了强调人格权、否定家长制和一言堂、废除干部终身制、思考制度改革、提倡依法办事等声音。
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中国刑法30年”系列报道中，此案被列为典型案件之一。该法制杂志在点评此案时说，民意对司法适度和合理的介入，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民众表达意见与诉求以及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有效的助推力量。法院在量刑时予以适当考虑也是合理的，但决不能盲从。这不仅是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国刑事法制走向成熟、理性的象征。
(徐娜)
流行语
喇叭裤
在街头出现寥寥几个外国人就必遭围观的年代，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游唱歌手艾敬在她的《艳粉街》里记录了这一幕：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
旧闻新看
《书记背回了不合等级的大白菜》
一个星期天，一位顾客在乌鲁木齐市东风副食品商场买白菜，看到一个营业员卖给熟人的白菜比自己买的好得多，就挑出几棵不合等级的白菜，要求这位营业员调换。
这位营业员不仅不调换，反而亲自把那个买了好菜的熟人送出店门，并且说：“好菜我送走了，你不服气就去告吧！”这位顾客十分生气，就去找商场领导评理。当时，商场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同志不在店里，商场主任蔡新芳热情接待了这位顾客，并留下了这位顾客的住址，等王宏斌同志回来后一起商量处理。
第二天，王宏斌同志听了蔡新芳的汇报，找有关人员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后，亲自到这位顾客家赔礼道歉，并把不符合等级的白菜背回来放在营业室。他让营业员们都来参观，评评这种熟人买好菜、生人买烂菜的不正之风究竟错在哪里？今后应该怎样克服这种不正之风？此事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家都尽量做到买卖公平，克服那种生人和熟人不一样的资产阶级经营思想。那位卖菜的营业员也努力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缺点。
——《新疆日报》1979年1月15日报道(作者夏历)
大事件
1月28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尽快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的问题。
3月18日-31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
3月28日
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8月12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8月19日
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
10月
乌鲁木齐石化一期工程炼油厂建成。
10月22日-29日
邓小平访问日本。23日，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东京举行。
11月14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28日
空军派飞机在天山南北进行大面积人工降雪试验，缓解新疆旱情，填补了我国气象史上的一项空白。
12月
新疆师范大学成立，校区设在乌鲁木齐市新医路。
12月16日
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8年.
1979年.
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建议双方首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了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
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1月29日-2月5日
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
2月17日-3月16日
我边防部队奉命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3月16日，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胜利结束。
3月29日
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
5月25日
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6月15日
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先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9月13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
11月
中国政府援建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公路工程全部竣工并移交巴基斯坦政府。该路全长1200公里，于1968年7月开工。
11月6日
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这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
12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的概念。即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1979年年底
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标志着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正式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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