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返城、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冤假错案平反等政策的出台，改变了以往轻视甚至敌视知识分子的做法，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知识在生产建设中也起到了最大的作用，使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生产建设上来。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讲，这一系列政策对解放“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改革足迹 声势浩大的知青下乡返城
——红戈和惠拉苏的知青故事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改革开放后，歌手李春波一曲《小芳》唱响大江南北，更唱出了一代“知青情结”，勾起了千千万万知青们关于那段青春岁月的记忆。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从1969年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下乡，到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返城，红戈和惠拉苏像当时的其他年轻人一样，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
知识青年踊跃下乡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66届、67届中学毕业生没有分配工作。到1968年，全国继续出现大量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学习，又无法被安排工作的情况。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人民日报》刊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
马拉车是知青下乡时的交通工具。
据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报道：截至当年年底，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已达1200万人。
像上山下乡运动热潮中的一朵浪花——1969年，乌鲁木齐市的实验中学、八一中学、第一中学、第十一中学等10多所中学的5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主要为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他们报名前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开都河畔的乌拉斯台农场接受再教育。
前往最艰苦的地方
“那些日子，像深水中的金子，既闪亮又伴着刺骨的冰凉”——对57岁的红戈来说，1969年是特殊而难忘的，她跟随轰轰烈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前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
“1969年元月，我17岁，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上初一，学校贴出一张通知，动员学生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大有作为，我就和另外4个女生一起报名下乡。”红戈说，“那时，不仅仅是新疆，感觉全国所有的学生都是要下乡的，我们也没怎么犹豫就报了名。”
当时，学校贴出的通知中，可以选择的下乡地点有呼图壁芳草湖农场、伊犁军马场等几处，而红戈和4个女同学报名前往乌拉斯台农场，原因是——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
在红戈的记忆中，出发那天，下乡的学生们都在乌鲁木齐市革委会门前集合(乌鲁木齐市西大桥原乌鲁木齐市委门前)，革委会的大院子里挤满了拎着行李的学生和前来送行的家长，院子大门上、墙上和来拉学生的大卡车上都贴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幅标语。
羊羔是红戈她们的宠物。
“那时，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初中生，年龄很小，不少人和父母告别时都哭了。”红戈说，“但那天，我的父母没来送我，他们当时被打成了‘黑五类’，正在干校接受教育，离家时我还告诉分别只有9岁和6岁的弟弟要照顾好自己。”
红戈很喜欢骑马。
18岁的惠拉苏扛着军绿色的木箱、穿着绿军装、戴着军帽、身挎军用帆布书包和水壶，胸前戴着一枚红色的毛主席像章，除了领章、帽徽，几乎和军人一个模样——在下乡的队伍中，这身打扮是最“流行”的。惠拉苏1969年前往乌拉斯台农场时，他已从实验中学毕业3年了。
当时，作为男生，惠拉苏对下乡的记忆少了一些伤感，多了些兴奋和期待。“当时觉得，下乡后，我们就是‘国家一级农工’了，每月可以领到27块2毛5分钱的工资，觉得蛮光荣的。”惠拉苏说，“那时最牛气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0块钱左右。”
到了农场，不管男生、女生都傻眼了——荒凉的大草场、低矮的土房、包谷面窝头、水煮大白菜摆在大家眼前。第二天，等待大家的是割草、打土块、喂猪、放牧等这些城里学生从没见过，更没干过的农活。
“车一停到农场，就有人不愿下车。”红戈说，“有的女生大哭起来。但是我们都知道，回去是不可能了，只有硬着头皮在农场待下去。”
就这样，来自乌鲁木齐的500多名知青和农场职工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向职工学习耕地、插秧，开始了这段终生难忘的知青生活。
各显神通盼望返程
“那时，我们在地里干活累了，就望着远处的天山发呆。”红戈说，“因为山的那边就是乌鲁木齐啊，我们想家、想父母亲人，想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去。”
1971年，乌鲁木齐的知青们在乌拉斯台农场下乡两年后，“返城”这个词出现了，招工、招生、参军——通过各个渠道，知青陆续收拾行李离开农场。
“我的印象中，最早是1971年夏天，部队上的一家被服厂来农场招工。”惠拉苏说，“那些表现好、出身好(非“黑五类”子女)的知青会优先被推荐或者招走，看着他们能离开农场当工人，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既羡慕又着急。”
1971年，惠拉苏终于通过招工回到乌鲁木齐，进入自治区商业厅工作，次年参军入伍，到新疆军区某部圆了他的“军人梦”。1976年，当他复员回到商业厅，因为身有三块“钢板”(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成为“政治上最可靠的人”，一直在该系统工作，后曾任新疆饭店党支部副书记。2005年，惠拉苏所在的新疆副食品公司被新疆麦趣尔集团收购，53岁的惠拉苏买断35年工龄，带着9.2万元钱，结束了他的“公职生涯”。
红戈的返城道路较为曲折。尽管在农场表现优秀，但不论是招工、招生、参军都与她无缘，原因只有一个，红戈的父母是“黑五类”，不予考虑。
直到1973年，红戈的父亲平反、恢复了待遇，红戈的命运才急转直上，她不但被吸收入团、入党，并且在1974年被推荐到南开大学学习。1977年，红戈大学毕业回疆后，进入自治区党校成为一名教师，后曾任自治区党校机关党委副书记，2007年退休。
在惠拉苏和红戈的记忆中，乌拉斯台农场下乡的500多名乌鲁木齐知青在1974年之后基本都离开了农场，其中最早离开的知青大多是通过招工返城的，之后他们大多在厂矿企业工作，部分晚一些返城的知青通过推荐上了大学，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下乡经历是笔财富
1992年，乌拉斯台农场的老领导来乌鲁木齐看望当年的知青们，希望他们能回农场看看，帮助农场发展经济。得到消息的知青热情高涨，有的还带着家人前往乌拉斯台参加了这次聚会。
惠拉苏说，我们曾这样自嘲说，长身体的时候遇到自然灾害，该懂事的时候闹“革命”，要成家的时候提倡晚婚晚育，人到中年又遭遇下岗。但是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我们都没有沉沦，没有颓废，责任感和自强自立的拼搏精神成为我们终生的生活原则。
“下乡时遇到的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之后的困难就不算什么。”红戈说，“艰苦的生活虽然粗糙了双手，但也磨砺了内心，使我们的内心更加坚韧。下乡的经历，也成为我一生中的财富。而那些青春时至真、至纯、至善的人和事，也值得我一生去回味。”
(徐娜)
流行语
阿童木
1979年，“铁臂阿童木”作为卡西欧的形象大使进入中国。
次年，由卡西欧公司免费赠送给中央电视台的日本卡通片《铁臂阿童木》开始在央视一套试播。这部动画片一经播出，便在全国刮起了一股“阿童木旋风”，“铁臂阿童木，十万马力，七大神力，冲啊！”这句台词一时风靡中国。这是国内正式引进和播出的第一部海外TV版动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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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责问拥抱接吻影照》
《大众电影》编辑部总编、编辑同志：
我看了你们编辑出版的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愤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英国彩色童话故事片《水晶鞋和玫瑰花》，我还没有看过，你们偏偏以封底的显赫位置，选登了灰姑娘和王子拥抱接吻的镜头。这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
我也不反对爱情，我们应当提倡无产阶级的爱情……
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中国共产党党员问英杰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
(原载《大众电影》一九七九年第八期)原标题：《你们在干什么？》
——《新疆日报》1979年10月20日报道有删节
第二节改革足迹 “臭老九”迎来知识的春天
——新疆治沙专家夏训诚重回科研道路
“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的称谓——“臭老九”。知识分子要么被立案审查或打倒，要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远离科研，在“牛棚”接受改造。
1978年3月，中国终于迎来知识的春天。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两个着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北京的春风迅速吹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付诸行动，停顿了10年的科研工作得到恢复。以夏训诚为代表的科学家，用行动挺起了科技的脊梁。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回归理性的故事。
治沙专家成木匠
2008年10月15日，年逾七旬的夏训诚研究员率领一支多学科的综合考察队，再次奔赴罗布泊，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科考活动，这是他第26次深入罗布泊考察。
夏训诚是地道的南方人，在江苏扬州长大。中学期间，他接触到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着作，被书中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的描述所吸引，点燃了对地理的兴趣。而对新疆的向往，则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1957年，夏训诚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自愿来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沙漠化防治与研究。
1959年，夏训诚第一次来到了南疆，在莎车、策勒、民丰、若羌等地调查研究。
1961年8月，他离开乌鲁木齐，奔赴莎车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治沙站，并担任首任站长。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疆科技工作逐渐陷入瘫痪。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被召集起来学习政治，批斗这个批斗那个的，还要写思想汇报，科研工作基本上都停了。”夏训诚回忆说。
不仅如此，当时的“革委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夏训诚治沙站站长的职务，并且要求所有科研人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停止一切科研活动。
无事可干的夏训诚干起了木匠，除了给家里做家具外，还给周围同事做。
1969年，夏训诚带着妻儿，来到乌鲁木齐至伊宁的公路边上安家，在这里接受再教育。
北京开会受表彰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作为全国治沙领域的代表，夏训诚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
同年6月，自治区召开科学大会，大会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随后，新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开始复查和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1984年，夏训诚被任命为中科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
在夏训诚的心目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无法忘记的，他就是彭加木，他曾带队深入罗布泊科学考察，采集众多生物和土壤标本，为罗布泊综合开发做了前瞻性的准备。“文革”期间，彭加木被关进牛棚，后来又被派去蒸馏有毒溶剂。由于接触有毒物质，彭加木的脸肿了，牙龈也溃烂了。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彭加木被任命为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1980年五六月间，彭加木率队进入罗布泊考察时失踪。虽然相关部门组织多次搜寻，均无功而返。夏训诚参与组织了第四次搜寻工作。
夏训诚在第二届新疆稳定与发展专家论坛上发言。
此后，夏训诚接过了彭加木未竟的事业，20多次深入罗布泊考察，成为建国以来进入罗布泊地区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他带领科考队首次在罗布泊湖区钻探取样成功，采集了大量实物标本，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他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罗布泊并非是“游移湖”，并弄清了罗布泊干涸以及环境变迁的原因。着名“黄土之父”刘东生院士评价“在罗布泊的研究上，中国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夏训诚则认为，自己是被“彭加木勇于探索的精神所激励着”。
有人据此评价说，1980年，中国科学家进入罗布泊荒原进行探险考察，是摆脱“文化大革命”桎梏后的重要举措，这也是彭加木失踪之所以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彭加木对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升华为一代知识分子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1988年，夏训诚带队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了为期5年的考察。这次考察，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周边地区沙漠化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推动了塔里木沙漠公路建设、沙漠腹地油田基地及沙漠公路沿线人工绿地建设等项目的开展，取得了重大成果。他的许多沙害防治技术被列为中国公路病害治理技术规范。
获50万元重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并惠及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1991年，新疆召开了首次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会上提出对知识分子在工资、职称、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相应改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工作时，我的工资只有50多元。现在，我的工资有5000多元。1961年我结婚时，住的是一间土平房。九十年代以后，按照所长的待遇，我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楼房。”夏训诚这样提起待遇上的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被划归‘臭老九’、‘右派’，八十年代，我担任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九十年代，我入选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在，我虽然退了休，但还是自治区专家顾问团的成员。”
令这位科学家感到巨大变化的还有自身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当所长的时候，来往课题经费才几百万元，到了2007年，所里项目资金来往超过1.8亿元。课题也从过去单一的荒漠化研究，延伸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生态地理领域。”夏训诚说。
2002年2月6日，新疆首届科技进步特等奖揭晓，夏训诚、吴明珠成为该奖项50万元奖金的获得者。
夏训诚获奖后表示：“政府拿出这么多钱来奖励我们，表明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对科研工作者的尊重。”
(钱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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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
“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1980年诞生，“歌星”一词替换了“歌唱家”和“唱歌的”，其中邓丽君影响最大。其翻唱歌曲《何日君再来》在大陆曾被错误地认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而遭到禁止。
邓丽君原名邓丽筠，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云林县。1970年，邓丽君随艺术团首次踏足香港登台演唱，开始了辉煌的演艺事业。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气喘猝然去世，享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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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任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加木最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新疆科学界人士认为，边疆科技力量薄弱，内地科技工作者来新疆兼职，定期做些研究工作，有助于促进边疆科技事业的发展，很值得提倡。
早在五十年代，彭加木就曾在新疆从事生物化学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优良成绩。彭加木热爱边疆、关心边疆的科技事业，已为新疆培养了一批科技工作者。
——《新疆日报》1979年12月11日报道有删节
第三节改革足迹 新疆文艺界迎来新的春天
“反党黑帮”错案彻底平反
在1979年6月的《新疆文艺》(1980年改名《新疆文学》，后又改名《中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该刊记者的文章《团结起来向前看——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大会为新疆文艺界“反党黑帮”错案彻底平反》。
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是当时《新疆文艺》的副主编陈柏中。回想起那段历史，74岁的陈柏中感慨不已：“新疆的老作家在文革中都有悲惨的经历，‘反党黑帮’错案的彻底平反，为他们找回了尊严，为新疆文学找回了尊严，更为国家找回了尊严，自此，新疆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
历史在这里更新
1979年4月15日，为落实文艺政策、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新疆文艺界落实政策大会。
会上，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的司马义·艾买提宣布了自治区党委《关于坚决推倒“文艺黑线论”，为自治区文联“反党黑帮”错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为自治区文联负责人刘肖芜，作家王玉胡、王谷林，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等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刘肖芜、克里木·霍加满怀感激之情，在会上作了发言。刘肖芜说：“这次平反不仅仅是为我们几个同志平反，也是为自治区文联、为新疆文艺界平反。”克里木·霍加在发言中朗诵了他的新诗《春的赞歌》：“没有经受过冰峰雪刃的伤害，对春日花潮的温馨就体会不深。”
在《新疆文学》1980年4月号上，王谷林发表文章《春光无限好》，文中写道：“我把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比做春雷，不是故意夸张，是有实际感受的。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办公室，就感到气氛大不一样。大家的情绪特别好，真是满面春风，笑逐颜开……这种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场面，在‘文革’时期是根本见不到的。”
1980年12月30日的《新疆日报》报道：复查纠正“文革”期间冤假错案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据统计，全区“文革”期间共判处各类刑事案件30388件，现已查复29677件，约占98%。
历史在这里哭泣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文艺界的艰难岁月，新疆文艺界也未能幸免。
1964年8月，全国文艺界开始整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成了首个批判对象，他成了反对写英雄人物的“资产阶级”罪魁祸首。在新疆，最早被重点批判的是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
1964年冬，“文艺界整风运动动员大会”在新疆人民剧场召开，很多人被揪出批判。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主要罪状是他的诗作《“基本”的控诉》，这首诗讽刺那些大搞浮夸风的人是“用舌头攻占城池的勇士”，他因此被扣上了攻击“三面红旗”的帽子。
自1966年5月起，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层层揪“文艺黑帮”，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6年8月8日，刘肖芜、王玉胡、王谷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等被打成“反党黑帮”。自治区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工作人员均停止工作参加到“文革”中去，文艺界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1967年秋，“黑帮”们被关进乌拉泊“五七”干校劳动。王谷林在文章中写道：“那时，我们都觉得这一辈子就要完结，生活给我们的只有痛苦，不会再有欢乐。”
历史在这里反思
平反之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1973年，新疆文联和作协的干部从乌拉泊回到乌鲁木齐，被砸烂的单位开始恢复工作。《新疆文艺》编辑部也在恢复之列，《新疆文艺》原副主编王谷林又回到刊物工作。
对王谷林来说，这是件很难理解的事情：“‘文革’一开始就把我打成‘黑帮’，把我批倒批臭了，现在为什么又让我负责这个刊物？”
对所有“反党黑帮”来说，“文革”并没有偃旗息鼓，还在“战犹酣”，他们仍然生活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序幕。1978年11月28日，自治区文联主持召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被打成“反党黑帮”的刘肖芜、王玉胡等140余名文艺工作者到会，为一些过去被打成“毒草”的作品鸣不平。
吴连增写的短篇小说《司机的妻子》就是突出的一例。1966年，报纸连续用整版篇幅向《司机的妻子》“开火”，说它宣扬资产阶级“中间人物论”。对《新疆文艺》关于《司机的妻子》的正常讨论，也说是“散布了大量资产阶级毒素”，还以此作为王谷林的一大罪状。
与会同志还提出，虽然在组织上落实了对待王谷林的政策，但在报刊上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未消除，一些为这篇作品说公道话的同志也因此受到牵连，也还没对他们落实政策。
1979年2月16日，新疆作家协会邀请文艺工作者学习周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许多同志又指出，文艺界的平反昭雪工作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不够快，“文革”余悸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起作用。
这两次讨论会推动了落实政策大会的召开，重新调动文艺工作者积极性，为“反党黑帮”彻底平反成了当务之急。
历史在这里展望
“文革”10年，新疆文艺界一片荒芜，文学界尤为如此。10年间，仅在1975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部维吾尔族文学作品、一部哈萨克族文学作品、一部汉文文学作品集。
对“反党黑帮”错案的彻底平反，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文学创作也开始复苏。
在1979年和1984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会上，铁依甫江·艾里耶夫两次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其诗作《爱情抒情诗》、《故乡抒怀》也分别获得了1981年、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老作家王玉胡创作的电影剧本《阿凡提的故事》也搬上了银幕，诗人克里木·霍加也写出了《春的赞歌》等好诗。
在新政策的鼓励下，一些思想敏锐的年轻人也应运而生，为新疆文学的深远发展开了个好头。
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在摆脱单一的社会政治模式、塑造人物个性上有很大提高。1979年3月号的《新疆文艺》上刊登的征文《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是比较出名的，其作者是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当时只有25岁。当年，这篇小说还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上世纪80年代在新疆兴起的“新边塞诗”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事件。周涛、杨牧、章德益等新疆年轻诗人写的“新边塞诗”与当时的朦胧诗轰动一时。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新疆文学以独特的姿态亮相中国文坛，周涛、刘亮程、赵光鸣、董立勃、沈苇、韩子勇、买买提明·吾守尔、朱马拜·比拉勒、叶尔克西等人扬名中国当代文坛，新疆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丁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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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
开始于上个世纪70代末80年代初，且流行于80年代的“伤痕文学”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文学形式，小心翼翼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历史创伤。
“伤痕文学”名称源出卢新华创作于1978年的作品《伤痕》。
王蒙、张贤亮、刘心武、叶辛等一批“伤痕文学”创作者成为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主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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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起新疆将上映一批新影片》
自明年元旦起，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石河子、阿克苏、巴音郭楞、阿勒泰、昌吉、和田等地将上映一批国产新影片，其中故事片有6部，纪录、科教片有16部。这些影片也将在自治区其它地方陆续放映。
元旦起上映的国产彩色故事片有：通过两个年轻人在十年浩劫中的悲惨遭遇，反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派性，挑起武斗，戕害一代青年人滔天罪行的《枫》；有反映知识分子在十年浩劫中悲惨遭遇的《巴山夜雨》和《叛国者》；表现一位法院女院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办案，甘冒风险去维护法律尊严的《法庭内外》；描写公安战士破获偷盗古书案件的惊险侦探片《神女峰的迷雾》；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敌斗争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还有我国着名昆曲演员言慧珠、俞振飞主演的昆曲彩色艺术片《墙头马上》以及国产新纪录片、科教片：《盼望》《泰柬边境难民生活见闻》《电脑医生》《书的故事》等。
——《新疆日报》1980年12月27日报道
第四节百姓生活 新疆30年少出生370万人
第一批“小太阳”已经28岁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专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但遭到围攻和批判。
改革开放从理论上为计划生育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控制人口的主张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
在新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全区过去30年里少出生了370万人。更重要的是，计生政策让众多家庭实现了优生优育，人口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结构渐趋合理。
第一批“小皇帝”
“计鹏飞出生后，我总感觉他太孤单，想再要个女儿和他做伴。”母亲薛丽说，但那时“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已响彻大街小巷，“在社会的影响下，我打消了再要一个孩子的念头”。
计鹏飞出生于乌鲁木齐，现已28岁，供职于新疆一家外贸公司。2007年，他作为我国首批15名赴非洲志愿者之一，远赴津巴布韦支教。
计鹏飞出生那一年是新疆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由此诞生，当年被喻为“小皇帝”、“小太阳”。和上一代人不同，他们备受呵护，是“温室里的花朵”，现在他们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各行业的新生代主力。“现在想起来，‘只生一个好’这个口号还是有道理的，这样我才有更多的精力照顾鹏飞，也能干好自己的工作。”薛丽说。
计生口号的变迁
计划生育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甚至还写进了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但50年代末出现的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再加上受前苏联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被搁置了。
上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又一轮生育高峰后，全国人口已近10亿。计划生育再次提上日程，计生指导方针在民间被编成了顺口溜：“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计生工作在经历了以“晚、稀、少”为人口控制工作重点后，相关政策初步形成并完善。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后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
这时，新疆首先开始在汉族人口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自治区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并在自治区卫生厅设置了计生办。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中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个提法很快演化成了更为形象的宣传口号：“只生一个好”。计生要求也从“晚、稀、少”演变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1981年，自治区政府颁布了相关规定，开始在汉族人口中全面实行计划生育，规定汉族城镇居民只生育一胎，特殊情况可生育二胎；农牧区汉族居民生育二胎，特殊情况可生育三胎。这一年被视为新疆计划生育全面开展的第一年。4年后，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中展开。
1981年，乌鲁木齐领取“独生子女证”人数为14702人；领养一个孩子发“独生子女证”902人。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计划生育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执行下来。
计生工作像打游击
“说得夸张点，那时候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就像打仗似的。”乌鲁木齐第一代计划生育专干李萍说。她高中毕业后，通过考试，于1981年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招录为计生专干，同时被招录的还有另外9人。
李萍说，当时包括她在内的几位同事都是小姑娘，每次从沙依巴克区领避孕药物都羞得满脸通红，用报纸把纸箱包得严严实实，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回街道办事处。
“这倒没什么，关键是正式开展工作，毕竟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李萍说，那时要入户做计划外怀孕妇女的思想工作，首先要过进门关，经常是人家一看她来，立即就关上了门，即使她进门做了半天工作，但前脚出门后脚就要被人骂“断子绝孙”之类的话，但每次被骂完，她只能擦擦眼泪，继续去下一家做工作。
“有工作单位的人还好一些，工作比较容易开展，出现有人计划外怀孕的情况，单位上上下下都会做工作。”李萍说，做无业人员的工作就难了，她们真像电视里演的超生游击队，到处躲到处藏，她做计生工作真像是打游击战。
有件事她至今印象还很深刻。“当时我们街道有个叫范勇(化名)的人，他已经有个女儿，但想要个儿子。我们知道他爱人怀孕后马上上门做工作，可对方四处躲避。”李萍说，她和街道办事处、沙依巴克区政府的计生工作人员一起到范勇的亲戚家寻找，都没找到，最后只好找范勇女儿的班主任帮忙，最终在碱泉街找到了范勇的妻子，经过苦口婆心的工作，对方最终决定不超生了。
李萍说：“现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养孩子的成本在逐年上升，加上工作压力的增大等各方面原因，很多人已经不愿再生二胎了。”
30年全区少生370万
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谢其元说：“据统计资料推算，自实行计划生育30年来，新疆累计少出生370万人，这不仅极大地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新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就业、就医、就学、交通、住房等方面的沉重压力，还为新疆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疆人口再生产类型初次出现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人口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结构渐趋合理。”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
第二年，自治区颁布实施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随后又修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出台了《自治区农牧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免费服务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这标志着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体系渐趋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依法管理的新阶段。
(李晓玲)
流行语
朦胧诗
朦胧诗酝酿于“文革”期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正式出现于文坛的一种文学思潮，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是人本主义的复苏和表达。
北岛创作于“文革”后期的短诗《回答》是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作品，刊载在1979年3月号《诗刊》上。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北岛、舒婷、顾诚、海子、江河、杨炼和于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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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又有15个单位生育无三胎》
石河子市又有15个单位实现了生育无三胎。
石河子市认真按照一对夫妇的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严格控制第三胎，大力表扬奖励终身只要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今年上半年，这个市又有15个单位实现了生育无三胎。这些单位是：红山电厂、八一棉纺织厂、织染厂、造纸厂、八一制糖厂、第四机床厂、柴油机厂、食品厂、农学院、医学院、医专一附院、市人民医院、红山医院、教育局、市印刷厂。其中红山电厂已连续三年实现了生育无三胎。
——《新疆日报》1979年7月21日报道(作者冉玉光)
原标题：《石河子市又有十五个单位实现生育无三胎》
第五节百姓生活 新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1986年发放
乌鲁木齐市4.8万人率先领证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随后的7年间，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开始逐步试行身份证制度。
1985年10月，乌鲁木齐市成立“身份证发放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刻公章、立账户，前期准备工作拉开序幕。
1986年，乌鲁木齐市南关、南门、西门、西河坝派出所辖区的48128人领到了新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
1987年，全疆开始普及第一代身份证。
拍照就像参加庆典
在乌鲁木齐市西河坝后街，市民杨怀在这里已居住了50余年，作为乌鲁木齐改革开放30年历史见证人之一，他也是新疆首批身份证的申领人之一，如今和众多邻居一样，杨怀换上了“二代身份证”，但他还保存着“第一代身份证”，虽然只是一张复印件。
复印件上的杨怀，短发，一身中山装，这是那个年代的典型形象。杨怀说，当时能成为第一批领到身份证的居民，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1986年，杨怀是某运输公司的职工，他们是由单位统一组织照相和办理身份证的。杨怀记得，办证那天，像参加隆重庆典一样，他把平时都舍不得穿的中山装拿了出来。“以前照身份证相，表情要比现在古板得多，强调严肃，所以我照相的时候很紧张，脸绷得紧紧的，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杨怀一家三口都领到了身份证，杨怀拿着身份证爱不释手，亲戚来了，他都会一展自家的“荣耀”。
杨怀领上身份证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银行把刚领到的工资存起来，而在此之前存钱需要户口簿等证明。
杨怀的第一代身份证保存得很好，一直是崭新的。在办理二代证时须上交一代证，他特意将这张身份证复印了一张，留作纪念。
“第一代身份证很简单，没有防伪标识”。居住在南门的买买提·肉孜领证那年30岁，风华正茂。
1986年3月，在居委会的组织下，买买提·肉孜和邻居们一批一批地去原来的南门派出所办理身份证。居委会告诉他们，办了身份证后就不用再带户口簿出远门了，这便是那一代人对身份证最直观的理解。在此之前，出门住旅店都得带着户口簿、单位介绍信、工作证等，以证明“我是谁”。“感觉像是出国用的护照，一个纸片就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以后买车票和出差住宿都很方便了。”买买提·肉孜说。
当时，身份证是个社会热门话题，很多人都奇怪，照片是怎么印在身份证上的。
四派出所试点发放
1986年新疆开始试发放身份证，乌鲁木齐市选定了南关、南门、西门、西河坝4个派出所作为发放试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户籍管理科民警卢春玲找出了当时记录第一代身份证的有关档案，这位从事户籍工作近30年的民警，对新疆第一批身份证的发放还记忆犹新。
卢春玲说，发放身份证在当时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也非常重视，还专门举行了首发式。由于工作量大，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还从市委宣传部、民政局、粮食局、统计局、商业局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了300多人的工作组参与公安部门的发证工作。
卢春玲说，当时之所以选择这几个派出所试点，是因为辖区居民和商户聚集较多。1985年的数据显示，当时这4个派出所辖区共有53个居委会，20216户居民，总人口是75510人，其中16周岁以上的55372人。
办理身份证首先要核对户口簿，卢春玲回忆说，当时发现很多有趣的小错误，其中包括年龄和姓名。由于当时的户口簿都是手工操作，有些人的生日在农历转换阳历时，出现了一些“怪日”，如2月30日，11月31日等类似情况。
核对完户口后组织照相，196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居民要去指定地点照身份证相片，4个派出所各选定了两到三家照相馆组织照相。照相后还要填申领表、入户、签字等，程序步骤繁多。
首批身份证试点工作，共有48128人在3个月后领上了新疆第一批身份证，发证率86.95%，试点工作提前完成。第二年，全疆开始普及第一代身份证。
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
身份证制度的实施，被专家解读为个体意识觉醒和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契约社会的必然结果。
从管理部门来看，使用这种证件，既可方便群众的正常活动，充分保证公民行使正当的权利，履行应尽的义务，又便于有关部门开展工作，有利于严密治安管理。
卢春玲说，身份证制度实施前，户口簿虽具有证明身份的法律效力，但它是一户一本，而且只限于当地使用，携带也不方便。此外，人们还常用工作证、学生证、介绍信等证明自己的身份，但这些已不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活动和社会管理的需要。
居民身份证与这些证件相比，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它作为法定身份证件不仅携带方便，而且不易被涂改、伪造，同时也给许多部门的工作提供了方便，堵住了漏洞。如司法部门，过去办理一些公证事务时，仅了解当事人身份就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今天，身份证无疑成了个人的“条形码”，其使用范围和功用也越来越大。
为了提高防伪性能，第一代身份证在1995年采用了全息透视塑封套，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身份证的仿制难度。1999年10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的决定》，将公民的身份号码作为每个公民从出生之日起编定的惟一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号码由原来的15位升为18位。
这种身份证仍然存在很多技术缺陷，例如身份证号码偶然性重号、防伪性能差、姓名中的生僻字打不出来、身份证照片陈旧等；更重要的是，第一代身份证的信息基本处于“静止”的状态，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广泛的共享，在管理上存在诸多不便。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开始实施第二代身份证系统，它可以提高身份证发放系统的数字化水平，可以改变原来的“重发证，轻管理”的现象，并且使身份证信息的管理从“静态”管理变成“动态”管理。
二代身份证具有机读功能，这为人口流动电子化提供了基础。当一个人到了另一个地方生活或工作时，只需拿身份证到当地派出所或居委会那里刷一下，其个人信息就会一目了然。
(马伊宁)
流行语
少林寺
“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1982年，电影《少林寺》火爆神州，引发武术热潮，当时屡有学生离家出走，奔赴少林寺学武。李连杰因此片一举成名。
少林热潮一直持续数年。据报道，目前风头正劲的演员王宝强8岁时亦受该电影影响，赴少林寺拜师习武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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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货员为顾客垫付5角钱》
编辑同志：9月11日，我和一位同事上街办事，顺便进乌鲁木齐市天山百货商场逛逛，在鞋帽柜台看到一种我几年都未买到的帽子，便决定买一顶。但是将我们俩的钱凑到一起，刚够买帽子，买了帽子就不能乘车回家了。如果不买，又担心“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售货员看到我们为难，将她个人的钱拿出五角，成全了我。第二天我专程去还钱，这位售货员已经把此事忘了。
9月14日，我去新疆八一农学院粮店买粮，在我前面有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妇。我心想，老人孩子不在家，自己来买粮，回去时怎么办？轮到我称粮时，司秤员牙生同志不见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满头大汗地回来，原来是他帮助两位老人把粮食送了回去。
这一件件小事，犹如春风拂面，使人感到温暖。它使我想起学生时代，也使我扪心自问：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自己该做些什么？
——《新疆日报》1981年11月9日报道(作者自治区农科院潘旺)
原标题：《三件小事》有删节
第六节百姓生活 新疆曾一年接待境外游客88人
20年前游客露宿宾馆院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开始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宾馆、旅行社林立的今天，当年的那些场景令人难以置信。
游客露宿宾馆院子
1986年夏天，在新疆人民出版社一栋灰色的建筑里，王洛宾找到了毕亚丁。
王洛宾开门见山地说：“我想组织一帮离退休干部骑自行车环游塔克拉玛干沙漠！你看怎么样？”
毕亚丁干脆地回答说：“那你要准备一辆给养车，带上充足的食物、饮料和水，因为要穿过好几处100公里以上的无人区！”
王洛宾面露惊讶：“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这是着名音乐家王洛宾和新疆资深旅游人士毕亚丁当年的一段对话。
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毕亚丁，当时在自治区旅游局供职。其间，他经常带旅游团出游，接待的主要是境外游客，国内游客极少。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旅游出行和旅游接待是什么概念，包括王洛宾在内，都不太清楚。
正如王洛宾所经历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出行时，要带工作证、单位介绍信，还要换全国粮票。在新疆，200克全国粮票可以买一个馕。“没有单位介绍信，是买不了飞机票或软卧票的，这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毕亚丁说。
不仅如此，即使新疆人游新疆，吃的喝的往往也都要自己带上。家住乌鲁木齐市天池路的高飞就有过这样的旅游经历。
1988年，高飞和朋友搭乘一辆大巴去吐鲁番旅游，这种车在当时是主要的旅游车辆。车上没有空调，门是开启式的。路面多处翻浆，桥梁时常被洪水冲毁，汽车动不动就熄火，游客下来推车是家常便饭。
由于路况、车况等因素，从乌鲁木齐市到吐鲁番需要大半天的时间。途中没有像样的休息点，卫生条件好的饭馆也很稀少。“我们带了卤肉、馕、黄瓜、西红柿和水。快到中午的时候，在路边找个地方停下，方便方便，吃点东西，然后继续上路。”
当晚，高飞和朋友一起住在吐鲁番。他们被安顿到了一间地下室，因为房间有限，三人间、四人间已经住满。夏天气温很高，地下室的房间里放了两大盆水用于降温。还有一些游客露宿在宾馆的院子里，那里摆了一溜单人床。
没有标间，没有卫浴设施，厕所也是旱厕。如果在路上没有厕所，游客方便，遵循的是约定俗成的“男左女右”……这便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新疆旅游业的真实写照。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新疆景区景点开始大建厕所。有条件的景区建起了水冲式厕所。“那个时候的旅游局局长常常被人叫做‘厕所局长’。”毕亚丁说。
随后，各种旅馆、宾馆甚至是星级酒店出现了，标间紧缺的问题终于得以缓解。新疆餐饮业也随之飞速发展，除了新疆风味外，粤、鲁、川、湘等各地名菜也大举进疆，餐饮变得丰富起来。
导游也属国家干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成立了中国国际旅行社，主要负责接待访华外宾，为华侨、港、澳同胞探亲旅游提供接待服务。
到“文革”时期，旅游备受批判，被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旅游业也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行业。所谓的旅游接待，也变成了单纯的政治接待，不计成本，不讲效益。
而大众惟一能出游的机会，就是单位外派出差。公干期间，抽出时间到处转转。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改变。这一年，自治区外办旅游处成立，它是自治区旅游局的前身。“那时候，导游叫翻译导游，属于国家干部。”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张丹林说。
自1988年开始从事导游服务的陈雪峰说：“那时候当导游很受人尊敬，是外事工作者，出入高级酒店，手上拿着外汇券。”
陈雪峰可以说是新疆的第二代导游，他在1989年参加了全国导游资格的统考，取得了导游证，这是改革开放后实施导游资格考试的第一年。
“不是谁想考就能考的，要由单位推荐，工作满两年以上，才有资格参加导游考试。”陈雪峰说，除了外语笔试、口试外，还有全国、自治区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知识、我国的外事政策、国家的方针政策等考试内容。
在当时，导游的解说资料少，没有现成的导游词，旅游资料相当匮乏。1984年春天，毕亚丁开始着手新疆旅游资料的汇编。他从新华书店、图书馆找来大堆的史料，开始整理相关资料。“家里的地上、窗台上、床上，到处都堆满了这样的书”。苦熬了40天，十几万字的新疆旅游基础资料基本成型了，这也是后来他编写的《走遍新疆》《游遍新疆》最原始的资料。
当时，导游着装也有明确规定，男性一律西装领带，女性一律套装，即使在炎热的吐鲁番，这身行头也不能变。“连旅游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也是西装领带”。进入90年代，由于欧美客人的增多，穿便装的客人多了起来，对导游、司机的着装要求也宽松了些，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今天，导游着装遵循的是‘十六字原则’——男穿带领，女穿带袖，裤长到脚，裙长过膝。”毕亚丁说。
自费旅游逐渐增多
中国的大众旅游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国内旅游是出公差时的顺便游玩，游客以官员、职员居多，个人自费极少，境外游客基本上是自费。
到了90年代，行业或企业奖励、各种会议、考察活动多了起来，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国内旅游。“这里面，自费旅游的比例明显提高了”。
90年代初期，新疆诞生了专门接待国内游客的旅行社，如汇源旅行社。因为国内旅行社少，而国内旅游人数增长又快，新疆中国国际旅行社负责接待国内游客，而且报价很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一个16人的标准团，可以达到两万元以上甚至更高的毛利！”毕亚丁说。这么高的报价，来的人还是不少，因为新疆旅游除了天池、南山、吐鲁番等景区外，还开辟了大量的新景区景点。
毕亚丁谈到，到了90年代中期，新疆旅游业开始开辟16～18天的中长线路，旅游目的地延伸到了喀纳斯、那拉提、巴音布鲁克等地。他还谈到，在90年代以前，新疆和全国一样，也是以观光旅游为主，比如天池、南山之类的资源，那时，“文化内涵不是很突出”。
90年代后，特别是后期，新疆旅游业接受了“旅游资源无限性”的概念，家庭旅游、农家乐开始兴起。“从只看山水到什么都想看，这是旅游意识的深刻改变。”自治区旅游局一位人士说。
自治区旅游局调研员丁秀峰谈道：“新疆旅游起步时跟全国一样，是从国际旅游开始的，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情和创汇需要紧密相关。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国力大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国内旅游开始兴起。而且，国内旅游一发端，就迅速超过国际旅游。计划经济时代被遏制的生活方式，终于得到释放。”
从1978年首次接待88名境外游客，创汇4.6万元，到2007年接待43.8万人次，创汇1.6亿美元，仅国内游客就达2126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直逼193亿元，新疆旅游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钱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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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鞋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物质水平还很低，主要体现在轻工产品和日用品上，解放鞋就是那时流行的鞋子。
模压胶，草绿色的帆布面，鞋底有一层厚厚的海绵，由于当时部队也配备这种鞋，因此，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解放鞋。
这种胶粘帆布鞋，结实、轻便、耐穿，适宜部队战士行军打仗。它便于雨天、雪天行走，因此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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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不要钱“外快”交国家》
据《大众日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八陡公社煤矿27岁的矿工李博新，不为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从1977年到1980年，干了2600多个班，4年干了8年半的活。
李博新自1973年到八陡公社煤矿工作以来，从没请过病假，从没因私缺过勤。矿上给他计算了一下：1977年他干了840个班，1978年干了765个班，1979年干了720个班，按每年实际工作日310天算，仅这3年他就干了7年半的活。
按矿上规定，每加一个班发8角钱。李博新说，自己是义务劳动，分文不要。
去年春天开始，李博新看到炭堆里夹杂着一些生产硫酸的重要原料——硫化铁矿石时，便抽空去拣。他把拣的硫化铁矿石交给附近的硫磺厂，自己不收钱。到去年11月，李博新利用业余时间共拣硫化铁24吨多，合现金1075元。李博新坚决不收这笔钱，他说：“咱们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就把它献给四化建设吧！”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1年2月25日第4版
原标题：《青年矿工李博新多挖煤不图利 埋头苦干为四化忘我劳动》
第七节百姓生活 量身高测体重找人代写征婚稿
首府首位征婚者至今仍单身
1984年，第五期《中国妇女》杂志上刊登出了全国第一个征婚启事，轰动一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效仿。
1984年3月，《乌鲁木齐晚报》(下简称晚报)上出现首府第一则征婚启事，是一名西安人托人刊登的，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仅3个月后，于学文成为首府第一个刊登征婚启事者。
从当年6月起，乌鲁木齐大龄青年开始加入征婚行列。半年后，因人数增加，晚报广告科在报纸开辟了“鹊桥”栏目。
征婚启事一见报女同事见他就躲
于学文，自治区棉麻公司的一名退休工人，他是改革开放后，首府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征婚启事的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1978年以前，于学文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女方都是由组织介绍的“根正苗红”的工农阶级，但由于性格不合等原因都以失败告终。
在那个年代，于学文离婚的行为让许多人无法接受，他自己也一度产生了放弃再婚的想法。1984年年初，无意间听说“有人通过报纸找对象”，老母亲一遍遍地催促他再成家，顶不住压力的于学文成了首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以前从来不看报，为了登征婚启事，每天找来报纸仔细看。”于学文说，看报纸的过程中，他发现当时刊登的只有外地人，而本地人对这个新生事物大多有排斥心理，纷纷扣以“不害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于学文也想过放弃，但一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还是决定硬着头皮试一试。
“那时候，很少有人登过征婚启事，每个细节我都很小心，生怕出什么差错。”1984年6月10日，于学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开始做准备。他专门向单位请了一天假，先去报社咨询了一下，紧接着量身高、测体重，还找到单位财务科开具了一张“工资每月110元”的证明，征婚广告稿件也是他拜托单位文笔最好的人事科干事代写的。
当天下午，于学文来到晚报社门口，连抽了两根烟，来回踱步犹豫了半天，才一咬牙进了广告科。得知刊登一次的费用是10元钱，于学文一下子交了30元钱，让工作人员帮他连登3次。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紧找报纸看了又看，不敢去上班，觉得只要出门别人都能认出我。”于学文说，征婚启事一见报，大家把他当怪物看，男同事见面就问他是怎么想的，女同事见了他就躲。
大约一个星期后，于学文陆续收到了应征者的信，而他在20多人中选择了一名教师和两名国营企业职工。“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我必须找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女性。”于学文说，他刊登的征婚启事，把自己的实际情况交代了个“底朝天”，同时设定了三个大应征条件：身体健康、本市常住户口、有正式工作。
经过半年左右的接触，于学文最终也没有和这三名应征者擦出火花，至今孑然一身。
“如今看来，登个征婚启事就像买个东西一样简单，但那时候就觉得很稀奇。”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于学文的朋友李先生说，征婚当时成了周围人最爱谈论的话题，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大龄青年都怀着”又羡慕又厌恶”的复杂心情。
从三个月两人刊登到排队三天见报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每月工资80元……”1984年的第五期《中国妇女》杂志上刊登出了中国第一个征婚启事，轰动一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效仿。
当时，晚报刚刚创刊，担任广告科科长的李长明立刻注意到了这个“新大陆”。在几经与领导协商后，他决定开办这项业务，并在报纸上刊登这一消息。
“那时候，刊登征婚启事被人们看做是一件很见不得人的事。”李长明说。他清楚地记得，业务开办一个多月无人问津，之后三个月也只有两名外地人托本地人帮忙刊登，即使是来代办的人也都是“羞答答”的，生怕碰到认识的人。
当时，广告科只有一名科员负责接待刊登者，征婚启事的刊登费用每则10元，100字以内。
“虽然当时改革开放了，年轻人可以公开谈恋爱了，但他们潜意识里一时间还很难接受这个新生事物。”李长明说，当时，许多大龄青年都为自己的婚姻大事发愁，但却无法做到放下包袱行动起来。于学文刊登了本地人的第一则征婚启事后，人们议论归议论，不少青年都开始接受征婚启事。
从1984年7月起，去晚报刊登征婚启事的人数开始直线上升。“工作人员从1名增加到3名，随后从3名增加到5名。”李长明说，那时候，大多数人没有联系电话，征婚双方都用信件联系。起初，广告科还可以派人收信转信，可是后来人太多了，就对征婚者进行编号，并为其设立一个专用信箱，方便他们联系。
5个月后，晚报社在报纸2版上开辟了“鹊桥”栏目，每天刊登六七则征婚启事，即便是这样，要刊登征婚启事也得排上两三天的队才能见报。
“征婚青年的态度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终于从遮遮掩掩到正大光明了。”李长明说。一开始，征婚者清一色都是男士，并且以离异者居多，之后，出现亲朋好友替女孩来征婚，再后来，只要想征婚的人都会亲自来甚至和好友一起结伴前来。
与此同时，征婚启事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人还没离婚就另作打算，还有人刊登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
“起初，大家的思想都是很单纯的，渐渐地，有些人就动起了歪脑筋。”李长明说，为此，他们开始制定一些征婚启事的特殊要求，比如要出示单身证明，一人最多只能刊登三次等等。
刊登征婚启事体现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传统的婚姻观念被专家认为是过度地控制人类的生理需求、经济需求，使得婚姻表现为绝对的国家化特征。适龄青年结婚要开单位介绍信，部队或者党政机关甚至还要调查对方家庭情况，婚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阶级色彩。
改革开放后，家庭出身以及本人成分已经不再重要，人们逐渐将婚姻纳入私人生活范围，使之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重要生活体现。
人们择偶时对职业、收入等经济因素及容貌、身材等生理因素的考虑在不断增多，对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表明中国社会越来越走向世俗化、个性化、人性化。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大环境的变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程美东认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婚姻形成基本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通婚范围比较狭小。新中国成立后，婚姻中大多数还是靠“单位”、“组织”式的介绍来实现，在很长时期内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而结婚的几乎没有。改革开放后，出现依靠报纸、杂志刊登征婚启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体现了人们思想的彻底解放，择偶途径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交流增多，社会开放度增大。
如今，电视征婚节目、征婚网站、婚姻中介公司层出不穷，为当代人提供了更加自由地选择婚恋对象的方式，这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婚姻观念由封建单一，一步步走向全面健康的新局面。(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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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爷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日渐恢复和民众购买能力的复苏，物资全面短缺，“倒爷”应运而生。他们有的具有超强的商品嗅觉和运作能力，有的则有可依靠的裙带背景，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
在1983年前后，中国的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那个年代，因投机倒把罪被投进监狱的牟其中和发玉米财的王石，都曾被称作“倒爷”。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
旧闻新看
《全总座谈大龄青年结婚难》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6月2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关心大龄青年婚姻问题经验交流会上强调：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解决大龄青年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为解决这个问题尽心尽力。
郝建秀说，许多大龄青年不能恋爱、结婚，青年苦恼，亲友发愁，这是个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她说，工青妇组织要有人专管此事，要多组织各种各样活动，给青年创造接触、增进了解、建立友谊的条件。在谈到具体做法时，郝建秀赞扬了《中国青年报》设立“征婚启事”专栏一事。她还指出，晚婚要宣传，但又要注意新趋势，不要形成新的“老大难”。
在全总召开的这次会上，上海市总工会的同志谈到大男大女无房致使找对象难，希望有关方面在房子问题上多为大男大女想想办法。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4年6月21日
大事记
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8月30日-9月1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婚姻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大会还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其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9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9月30日
中国的第一家个体饭店——“悦宾”饭店试开业，《北京晚报》刊登出一篇巴掌大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11月10日-1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最后通过决议：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11月20日-1981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
1980年
我国着名考古学家穆舜英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孔雀河下游的铁板河三角洲一处墓地发掘出一具女性干尸，始称“楼兰美女”。这是迄今为止新疆出土古尸最早的一具，距今约有3800年的历史。
1980年.1月12日-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王震来新疆视察。
2月25日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3月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
5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逝世，终年88岁。
6月27日-29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
7月7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7月31日
经国务院批准，湖北省沙市是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8月10日-19日
邓小平偕王震、王任重等同志亲临新疆视察。
9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
10月
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中发[1981]45号文件，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12月
中国女子排球队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大学生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1981年
1982年
2月
国务院批转的《治淮会议纪要》提出，在淮河治理中完成南水北调工程的任务，并把调水入南四湖的规划列入治淮十年规划设想。
3月6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由98个裁减、合并为52个。
7月11日
西安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二大队学生张华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张华的事迹引发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讨论。
8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发表，中美两国政府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
9月1日-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
9月24日
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0月7日-16日
我国向预定海域用潜艇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11月26日-12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
12月22日
李宁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举行的第6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获单杠、自由体操、跳马、鞍马、吊环和全能6项冠军，被誉为“体操王子”。
12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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