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改革足迹 阿其克乡：新疆的“小岗村”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9年2月初，祖国西北的一个小乡村也因率先搞起“口粮田加责任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名噪一时，它就是新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岳普湖县阿其克乡(1962年至1984年称阿其克公社)。
一个想法一分担忧
阿其克乡原名“阿克其克”，因生长白芨芨草而得名。后来，由于这里地势低，碱害严重，水一天天苦涩起来，“阿克其克”的名字也变成了“阿其克”，意为“苦涩”。“冬天白茫茫，春天碱水淌，夏天不长苗，秋天无粮收”正是阿其克碱害的真实写照。
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的阿其克，农业生产雪上加霜，农民生活贫困。农民吐逊·艾依提至今仍记得，那时公社、大队都很穷，1968年他结婚时，父亲只给了他22公斤粮食就分家单过了。生第三个孩子时，因为家里没吃的，他跑到队上想借50公斤粮食，谁知大队仓库里一点粮食都没有。
农民每月的口粮不到9公斤，吃不饱，干活没有积极性，一年干到头，大部分农民扣除牲畜饲料费、水费等，不仅挣不上一分钱，还倒欠集体的钱。
农民的贫困被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吾守·外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吾守·外力是农民的儿子，上世纪60年代，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后，长期在农村工作。他汉语水平较高，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是他的习惯。
1978年年底，吾守·外力通过广播收听到一则社论，社论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听完这则社论后，吾守·外力想“只要中央有政策，阿其克公社的农民就有救了”。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玉买尔·帕力特，但此时岳普湖县林场场长赵崇武搞苗圃承包受批斗的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1975年年初，赵崇武为提高工作效率，将林场一部分苗圃地承包给个人。年底，赵崇武被指责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受到全县上下的猛烈批斗。1976年年初，赵崇武被免去林场场长职务，全家被迫调回甘肃老家。
一个决定一分决心
吾守·外力决定先问一下玉买尔·帕力特。
这一天，吾守·外力起了个大早，找到玉买尔·帕力特，自然地说起了他那天听到的社论，又聊到了公社的现状，“老乡们都吃不饱肚子，你有什么好办法搞好农业生产吗？”
玉买尔·帕力特犹豫了一会说：“其实也简单，把土地包给农民什么事都解决了。”
这正是吾守·外力希望听到的答案。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吾守·外力和玉买尔·帕力特经常谈话到深夜，最后达成一致：一定要搞分田承包，但绝不能公开。而且这事要以党委的名义作出决定，不能说是某个人提出的。
说干就干，吾守·外力立即召开公社党委会议，并向党委成员宣布了主张分田承包的意见。公社党委成员居然没人反对，并表示“不管受啥处分，我们都认了”。
党委会议结束后，吾守·外力要求党委成员分头找大队支部书记做工作。支书的工作并不好做，4大队的支书就想打退堂鼓：“这要让上面知道了，是要坐牢的。”前后花了十多天时间，才做通了全部大队支书的工作。
1979年2月初，阿其克公社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宣布了分田到户的决定：全公社的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种，口粮田是集体将全公社70%的耕地按每户人口分给个人，自种自收，不收提留；责任田是集体将全公社30%的耕地承包给各农户耕种，年终按地的好坏收取一定数量的提留，增收不多交，少收不减量。
一个打击一分坚持
阿其克公社的分田单干分离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年，全公社农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好景象。
而就在此时，县委、政府农业生产检查团来了。检查团对阿其克公社农民单个劳动的现象感到奇怪，就问吾守·外力。吾守·外力说：“农民在一起劳动时经常聊天，不干活，把他们分开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检查团对吾守·外力的解释半信半疑。第二天，县委专门派人到阿其克公社搞调研，目的就是要搞清该公社到底有没有分田单干。
此时恰巧喀什地委领导检查农业生产途经岳普湖县，县领导向地委领导汇报了阿其克公社的“不正常”现象，地委领导当即指出分田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喀什行署专门派来一名副专员坐镇阿其克公社，纠正这种责任制。
县委在阿其克公社召开常委会，研究解决阿其克公社分田单干的问题。会议越开调子定得越高，吾守·外力被迫汇报了分田单干的全部经过，并做了自我检查。县委随即责成公社党委在两天内将所分土地全部收回。
会议结束后，吾守·外力和玉买尔·帕力特叫住了9大队的支书吐地·吐热克，对他说：“9大队的地不要收回，你们继续搞责任制，以便以后有个对照。”
转眼到了7月，这一年，9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21%，人均收入83元，比上年增加了24元。
当时，伽师县农民路过9大队，看到麦场上金灿灿的小麦被分成一堆一堆的，出于好奇更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这一消息相互传递。9大队分田单干的事又被反映到地区，地区立即指示县委调查此事。
很快，县委在9大队召开阿克其公社、大队、小队领导及农民代表会议，要求该大队在6天内将土地全部收回，但农民认为这种责任制没有错，不同意退田。
一个肯定一分辉煌
为了退田的事，阿其克公社的农民到地委上访。说来也巧，上访农民在喀什遇上了新华社记者，询问之下，农民们讲述了事情的缘由。
随后，新华社记者独自到阿其克调查核实后，据此写了一篇报道，如实反映了阿其克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1979年10月，新华社内参刊登了这篇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
1979年11月，喀什地委书记张仲涛再次到阿其克公社检查农业生产，肯定了阿其克公社分田单干是好的制度，可以干，并对年初批评责任制一事当面向农民道歉。
11月26日，岳普湖县委召开会议，强调“包产到户、联系产量计报酬、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的全是自己的)和小宗经济作物责任到人都可以搞。”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吾守·外力和玉买尔·帕力特喝光了两瓶白酒，双双醉倒在办公室。
第二天，阿其克公社党委召开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决定在公社全面推行口粮田加责任田的生产责任制。
1980年，阿其克公社农业生产取得大丰收，粮食总产2864吨，比上年增产21%，比历史最高的1978年增产16.2%；社员口粮达到205公斤，比上年增加55公斤；人均分配收入83元，比上年增加24元。
1980年4月，自治区党委在喀什召开的南疆片汇报会上充分肯定了阿其克公社的做法，并在全疆进行推广。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肯定“大包干”的做法，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新疆摘掉了吃调进粮的“帽子”，由缺粮区变为余粮区。
另外，1978年全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19元，到2007年则增加到了3183元，年均增长12.0%。
(丁艳艳喻志斌)
流行语
春晚
1983年，中央电视台制作推出了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一经推出，令全国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普遍的欢迎和称赞。
首届春晚的导演是黄一鹤，因为没有专门的主持人，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成为主持。李谷一则成为春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一曲《乡恋》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图)。
这台晚会虽然略显稚嫩，但却是中国电视节目跨出一大步的标志。26年来，“春晚”成为中国家庭每年除夕之夜吃年夜饭之外的精神大餐。
旧闻新看
《打狼保畜扎卡力亚抓住时机掏狼崽》
裕民县五星公社牧场哈萨克族老牧工扎卡力亚，去年5月份一个月就打狼21只，其中大狼一只、狼崽20只。
5月，正是母狼产崽时节。扎卡力亚老人背上枪支，带着猎狗、铁锹，骑马几十公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先后4次到苇湖冬牧场和丘陵山区挖狼洞。他凭着一把铁锹，在芦苇、深草丛中挖出了20只狼崽。一次，他正在挖狼洞时，大狼回来了，不顾一切向他扑来。扎卡力亚老人毫不慌张，枪举狼倒。
为了表彰扎卡力亚老人，公社牧场奖励给他一匹肉食马。不久前召开的县牧业工作会议上，他受到了县委、县革委会的表扬。
——《新疆日报》1979年1月5日(供稿裕民县农业学大寨办公室)
第二节改革足迹 小村庄里办企业戈壁滩上建工厂
乡镇企业造就城郊“神话村”
“一切都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起新疆乡镇企业的起步，自治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文玉杰至今记忆犹新。1978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文玉杰被分配到乡镇企业局业务处工作，30余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成为新疆乡镇企业起步的见证人之一。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社队企业发展得很缓慢。”文玉杰回忆说，1975年，全区以农副产品初加工、小煤窑、小砖场、磨面、农机修理等为主的社队企业总收入仅有9003万元，占当年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10.3%。
“怎样才能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各地农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文玉杰说。
去内地一些富裕地方考察了一圈，一些领导发现新疆农业虽不比他们落后，农民钱袋子却没有人家鼓，原因在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没跟上。但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农村强调工业不叫工业，而是副业，搞工业会被认为有资本主义倾向。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各地掀起了发展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高潮，新疆的社队企业才开始正式步入发展阶段。
农民开办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初，乌鲁木齐市郊区涌现出一个“神话农村”，这个村子依托城乡接合部的地理优势和大批的科技人才，办起了针织、轧钢等企业，并迅速让农民住上了楼房。这就是新疆第一个亿元村——八家户村。15年后，这里的农民家家装上了电话，90%以上的农民住上了楼房，10%的农民买了小汽车。
在遥远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的戈壁滩上，一个叫李延杰的农民创造着另一个“神话农村”，这个农民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一拨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起一座规模上万锭的纺织厂，很多年后，寸草不生的戈壁滩成了新疆有名的工业化小城镇——西尼尔镇。
“当年的李延杰可是乡镇企业中的榜样啊。”1985年创办乡镇企业的彭长胜这样回顾。彭长胜是继李延杰之后的新疆乡镇企业家，他清楚地记得，改革开放后，农村广大干部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方针，大力兴办各种社队企业，李延杰等一批优秀乡镇企业家在这样一股热潮中迅速发展起来。
“农民也能办企业了。”彭长胜说，当时，李延杰就像农村的神话人物，让人仰慕，在他们的带动下，彭长胜所在的乌鲁木齐县二工乡九家湾村一队几年后也开始效仿办企业。
“办一个什么企业呢？”时任九家湾村一队预算员的彭长胜说，为了这个问题，村领导和乌鲁木齐县农行、二工乡政府坐在一起商讨了多次。办工厂，八家户村已经抢占了先机，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几经斟酌，三方决定利用九家湾村一队人流量大、地缘优势显着等特点发展服务业，合办一个饭店——北园春饭店，这就是今天北园春集团的前身。
1984年3月，党中央转发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正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
1986年，在全国乡镇企业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下，自治区党委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阐述了五项重要内容，如：制定乡镇企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解决企业资金问题等。
在此背景下，全区各地乡镇企业相继“改革”。1988年，北园春饭店对外承包，彭长胜凭借一份企业发展方案赢得了北园春饭店的承包权。
企业收购风波
1992年，乡镇企业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新疆进一步加强了对乡镇企业工作的领导。同时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实行了很多优惠政策，乌鲁木齐市、昌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等地陆续召开乡镇企业经验交流会。各地乡镇企业不仅仅局限于当初的农副产品初加工、农具制造、农机修理，采矿、能源、建材和纺织等行业也有了快速发展。
彭长胜回忆，农村中涌现了很多尝试吃螃蟹的乡镇企业。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要数当年的北园春工贸公司通过拍卖收购国有破产企业——乌鲁木齐市二运司。
当年，北园春工贸公司和乌鲁木齐市二运司只有一路之隔，路那边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这边都是种菜的农民。
二运司被收购后，企业的工人想不通，“农民一夜之间竟然领导起工人了”。彭长胜回忆说，北园春接手二运司后，很多工人不能接受这种身份的转变，一度堵在门口不让北园春领导进去办公。后来，还是在政府工作小组和企业领导的协调下，企业才顺利完成了收购工作。
农民变身股民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企业的出现，乡镇企业生产出的商品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吃香，企业的技术、人才、环保、安全和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文玉杰回忆说，1995年前后，随着产业政策的调整，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因为贷款困难、产品找不到销路等原因，纷纷倒闭。
2000年前后，发展遭遇资金瓶颈成为乡镇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企业继续发展下去？”彭长胜回忆说，在这次困境中，北园春又完成了一次“漂亮转身”。
北园春以让农民入股的形式对九家湾村一队进行改造，九家湾一队117个村民参与了企业的股改。在这一次农村“改革”中，北园春集团不但让村民尝到了甜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给众多面临资金问题的企业提供了一个范本。
今天，再回顾乡镇企业的起步，文玉杰评价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是农民自求解放、自求发展、自求富裕，通过办企业来改变自身命运的发展史。
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新疆农村中隶属第二、第三产业的中型以上乡镇企业已达629家，全疆有34家企业被确认为全国乡镇企业大中型企业，3家企业被命名为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其中，乌鲁木齐市八家户等8个乡镇企业工贸小区被命名为自治区乡镇企业示范区。
(赵梅)
流行语
星星知我心
电视剧《星星知我心》拍摄于1984年，此剧让观众哭得眼泪加起来要流成河了。而此剧让内地的观众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古秋霞(吴静娴饰)。
许多关心同情古秋霞命运的观众，纷纷要求电视台不要让身患绝症的古秋霞死去。编导们只好尽量延长她的生命，最后迫不得已才让她离开人世。由于观众还关心她的5个子女的命运，于是又拍了后来的续集《星星的故乡》。而由母亲的饰演者吴静娴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歌在当年也广泛流行。
旧闻新看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支农壮举六百吨城肥下乡》
1月20日上午600吨城肥下乡，157辆插着小红旗、装满肥料的大卡车从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出发，破例穿过市区，通过西大桥，浩浩荡荡地开往乌鲁木齐县安宁渠乡。这一多年未见的“城肥下乡”壮观景象，引来了一路行人惊奇的目光。
为了以实际行动贯彻全国和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天山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在春节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城肥下乡”活动。通知发出后，各街道党委和办事处做了大量组织动员工作。各族群众和干部表现出了极大热情：有车的出车，有肥的献肥，不少街道干部亲自清理厕所，居民们主动积拉禽畜粪，共青团员义务装运，一些个体户开着自己的卡车加入了运肥大军。短短20天内，共积人畜粪肥600吨，计157车。
运肥大军是在农民兄弟们的锣鼓、唢呐声中进入安宁渠乡的。许多农民骑自行车远道而来，喜气洋洋地领上了肥料。
——《新疆日报》1989年1月23日报道有删节(作者李冀平)
第三节改革足迹 乌鲁木齐市首批个体户开启创富时代
国企职工吾斯满辞职卖烤肉
每月47块1毛9分的死工资，吾斯满拿了10年。1981年4月，吾斯满做出了一个让家人和朋友瞠目结舌的决定，时年28岁的他狠下心辞掉国企工作，向当时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工商分局申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二道桥摆起了烤肉摊。
“设法养千口，做工养一人。”年已56岁的吾斯满用这句话来回答当年辞职“下海”的原因。吾斯满原是新疆建材厂的一名职工，随着儿女的相继出生，47.19元的月薪显得入不敷出，只能想办法多赚点钱养活家人。
现在，他是南昌路“吾斯满珍珠抓饭王”饭馆的老板，在乌鲁木齐远近闻名。和吾斯满一样，有口饭吃或者吃得好一点，是第一批城市个体户的朴素想法。
开放：个体经济“松绑”
1980年前后，大批下乡知青如洪潮般涌回城市，等待安排就业，或是削尖脑袋往国企里钻。然而企业不可能接纳所有需要饭碗的人，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待业青年。
无奈之下，不少人借政策东风开始从事理发、修家具、卖小吃、卖小百货等营生，维持生计。第一批城市个体户就这样在街头诞生了。以街为市，以地为摊，马路市场可谓培育个体户的“摇篮”。他们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
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变革。
时任乌鲁木齐市工商局工商科科长、现年71岁的张尚华回忆，1979年1月，乌鲁木齐市革委会发布由他代表乌鲁木齐市工商局起草的《关于开放集市贸易的通告》，确定在乌鲁木齐市首批开放15个集贸市场。“那时候我和一些工商干部到北门文艺路、春风巷等地去张贴这个通告时，老百姓都围了上来，问是不是真的。”
从那时起，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到1979年年底，全区个体工商户有4168户，其中乌鲁木齐市782户。到1981年，也就是吾斯满成为个体户的那一年，乌鲁木齐市已有3291户个体户从事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行业。
吾斯满则记得刚“下海”那会儿政策不停在变，但越来越宽松：“我开始做买卖不到半年，有工商干部来我的摊位告诉我，现在政府的政策变了，要保护做买卖的人，还规定个体户可以请一两个帮工。我那时买卖做得不大，一个人经营刚好，就没有请帮工。”
现在，吾斯满雇了30多个员工，“要是放到以前，我就是资本家了，肯定要被割尾巴的。”
害臊：身份上直不起腰
走上街头的个体户们很快就发现，通过自己的勤劳付出，赚的钱要比在“单位”多得多。吾斯满摆了一个月烤肉摊，就赚了300多元，相当于以前半年多的收入，一家人坐在每月用两块钱租来的小平房里高兴得“眼泪都淌出来了”。
吾斯满的妻子用这300多元给两个孩子买了好几套新衣服。他的妻子说：“1981年时，我的女儿4岁，我的儿子才1岁，以前我老公的工资太低，没钱给孩子打奶子喝，赚了钱后，才开始天天给两个孩子打奶子喝。”
吾斯满在摆烤肉摊3个月后，花300多元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他家除收音机外的第一台电器。一到晚上，周围的邻居就到吾斯满家看电视，小小的出租房里坐满了大人小孩。
经过28年的打拼，现在的吾斯满早已完成了原始积累，如今的他开着本田车，住着高级公寓，经营着400多平方米的餐厅，儿子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一年的开支就是五六十万元。他感叹地说：“当了个体户，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然而，“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社会地位并不高，“政治”上挺不起腰杆。
1982年7月开始在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原东风电影院门前开商店的纪大珍说，虽然开商店是合法的，但是还是觉得害臊。“那时人们都看不起做小买卖的，羡慕集体企业、国企。我的一些朋友看到我做买卖都觉得丢人，见到我就把脸转过去了。尤其是个体户的孩子，在学校都被同学嘲笑‘他们家是个体户’。”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规定：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意味着个体户受到了法律保护，从此，个体户的社会地位慢慢提升。
到了1985年，个体户以勤奋、灵活的特点在市场竞争中显露出优势。“比如开商店，个体户晚上也不关门，营业时间机动，国营商店还是正常上下班的，当然个体商店生意好了。”纪大珍回忆说。
据自治区工商局留存的资料记载，当时，在政策的指引下，没有经商习惯的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也开始放下手中的牧羊鞭，进入流通领域。到1985年，已有5000多名牧民走进务工、经商、个体经营的行列。
1985年，新疆个体工商户达到16.8万户，全年营业额达11.5亿元，个体工商户最多的是喀什，其次是乌鲁木齐市，这两个城市的个体户都在两万户以上。
“社会地位慢慢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人羡慕我们大把挣钱，也开始改口叫老板了。”纪大珍说。
变迁：个体户走上新阶层
纪大珍当初是在街边摆摊，因为没有办营业执照，工商部门经常来查。后来工商干部告诉她，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这样做生意就合法了。于是，在1982年的7月底，纪大珍拿着户口簿、照片、单位证明等，到当时的天山区工商分局顺利办了照。
纪大珍开商店25年来，共到工商局换过11个营业执照。她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还在复印件上编了号码。
纪大珍领取的第一个执照是黑白印刷，执照上的内容都是钢笔填写的，上面还贴着经营者的照片。
据那时专门负责办理营业执照业务的张尚华介绍，纪大珍拿到的执照是工商局自己制作的。到了1984年，乌鲁木齐市才实行了全国统一的个体营业执照和营业执照副本，并规定每年1月开始实行一次验照贴花工作。
张尚华说：“1982年，随着市场开放，个体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但是无证商贩剧增，闹市区和市区主要交通干线上随处可见摆设的摊点，严重影响市容。职能部门为此开展了清理整顿，当时就取缔了800多户无证商贩。”
1983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工商局成立全市第一个个体劳动者协会，纪大珍被推选为组长。1990年，天山区工商分局个体协会成立了东门分会，纪大珍被选举为副会长。
到了1998年至1999年，首府出现了超市，对商店的冲击很大，纪大珍的小商店举步维艰。2000年后，纪大珍的商店几经搬迁，经营场所也越来越小，继续维持已没有多大意义。2006年5月，纪大珍将开了20多年的红梅商店关了门。
在25年的个体户生涯中，纪大珍不仅光荣地入了党，还被选为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如今，经过30余年的发展，新疆个体工商户已达47.8万户，从业人员78.9万人，注册资金108.8亿元。
(耿蕾)
流行语
深圳速度
说起当年的深圳速度，人们就想到了53层高的深圳国贸大厦，这座当时国内第一高楼为特区赢得了“深圳速度”的美誉。
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高160米的国贸大厦仅37个月竣工，其中创造了“3天一层楼”的奇迹，从此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深圳速度”常被用在许多领域，来形容速度特别快、效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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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红山浴池恢复擦背项目》
最近，乌鲁木齐市红山浴池恢复了修脚、擦背等服务项目，这是有脚患的和体衰力弱的浴者的福音。
当记者来到红山浴池后，在盆浴间宽敞、明亮的大走廊上，看到许多有脚患的浴者正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等待就医，修脚师傅正在聚精会神地给一位浴者修脚。这位浴者高兴地说，他是从塔城出差来的，脚上生有肉垫，一走路便感到疼痛难忍。过去跑了不少地方，都得不到治疗。这次来乌鲁木齐市出差，听说红山浴池恢复了修脚项目，特地赶来求医。
其他脚病患者对此也赞不绝口，要求登报表扬浴池这一为群众着想的服务精神。
浴池领导同志告诉记者：修脚、擦背服务项目深为各族群众欢迎，给有脚患和体衰力弱的浴者解决了困难。非金属矿公司的一位老干部是浴池的常客，他患有半身不遂症，以前每次来，总是老伴给他擦背。这次，服务员给他擦了背，他连连称好。
——《新疆日报》1979年8月27日报道有删节(作者石坚)
原标题：有脚患和体衰力弱浴者的福音红山浴池恢复修脚擦背等服务项目
第四节百姓生活 “张瑜头”“费翔头”“郭富城头”……
夫妻理发店当年美发最流行
从提着篮子上门为人理发的剃头师傅，到远近闻名的七纺夫妻理发店老板；从开设市中心第一家门市店，到拥有20多家美发分店；从他剪什么发型首府就流行什么发型，到现在只在徒弟的店里当个“大师傅”，他就是刘顺华。
在寻访首府美容美发行业发展的足迹时，刘顺华的名字被提起。痴迷发型设计近40年的他，带着许多发型从大姑娘剪成外婆的超级忠实顾客，一路走来，见证着首府美发行业的发展。
初创业提着篮子理发
剪起发落，女孩一扎长的马尾辫散落地上；烫好发根，蓬松的头发有了自然的弧度。在刘顺华的剪刀下，发端从左至右渐变的线条慢慢显现。此时，镜子里的女孩，有着时下最时尚的BOB发型。
200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乌鲁木齐市广电宾馆附近徒弟的美发店里，看着镜子中刚做好的发型，年近50岁的刘顺华说：“15年前流行的‘童花头’跟这个发型很相近，又流行回来喽！”
1983年初，在浙江嘉兴，刘顺华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来不及品味初为人父的喜悦，他就被窘迫的家境折磨得愁苦不堪。春节，一个在新疆做裁缝的朋友回家过年，偶然跟他提起：新疆理发店的手艺不好，咱这里的师傅过去肯定能当“掌门”。
因为这句话，刘顺华动心了。过完年，他就跟着这个裁缝朋友来到新疆，提着装着理发用具的篮子，走街串巷给人理发。
那时候，因出演《庐山恋》而迅速走红的男女主角郭凯敏和张瑜又合作了一部电影《小街》，影片里张瑜干净利索的假小子头，在浙江沿海等地很是流行，被称为“张瑜头”。
刘顺华来到新疆后，遇见年轻且性格外向的女士，就会推荐“张瑜头”，一名七纺女职工在他的建议下，狠心将蓄积10年的长发剪短。此后，许多七纺的女职工都因为“张瑜头”慕名而来。
老顾客多了，1984年年底，刘顺华在七纺家属区找了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开起了自己的第一家店。由于想念远在家乡独自照顾孩子的妻子，他用“夫妻理发店”命名。刘顺华说，当时拿营业执照并不难，介绍信等证明都是顾客帮忙张罗的。次年，他还将妻子接来一起创业。
上世纪80年代初，个体理发店跟国营理发店竞争最直接的表现是在营业时间上，个体理发店平均营业时间比国营理发店长两到三个小时，剪发5毛钱，比国营理发店低一些，每天的营业额大概有20多元。
在刘师傅的印象中，当时整个乌鲁木齐市只有不到20家个体理发店，多以理男士发型为主，由于烫发设备太贵，个体理发店还不能给人烫发。
自制烫发药水成传奇
跟刘师傅同时代的个体理发店老板李忠英说：“刘师傅自己配制烫发药水，烫的头发比国营理发店都好，那在上世纪80年代简直是个传奇。我们看见刘师傅烫的头，自然飘逸，都很眼馋，知道他都是自配药水后更觉得烫发很神秘。”
其实，1984年，刘顺华从老家带回了配制烫发药水的配方。用各种化学试剂按照比例配制，烫出的头发富有光泽和弹性。一时间，去七纺夫妻理发店烫头成了年轻女性最时髦的事。
“刺猬头”、“瀑布长发式”、“组合式”等发型因为烫发水的改进应运而生。随后，刘顺华又从上海带回了价格便宜的成品烫发精，烫发精在美发市场迅速普及，许多人开始在家里烫发，街上随处可见顶着卷发棒的女士。
在刘顺华收集的资料里，《新疆日报》1988年3月22日报道了“首届发型制作仪表美大奖赛”，刘顺华获得优胜奖，这更让“七纺夫妻理发店”美名远播。那一年，他们在友好路展览馆附近开起了“梦发廊”。
设计发型引领时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视的普及，首府的美发师们有了更多接触时尚的渠道，从之前盲目追随北京、上海等地的发型，到模仿春晚演员、电视剧主角等人的发型。刘顺华说：“费翔在春晚上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也点燃了男士们变换发型的潮流，而之前男士发型都以平头为主。”同时，高鹰、散高鹰、招手停这些造型各异的女士刘海都是从春晚上女演员的发型演变而来。
男士蓬松的“费翔头”，女士高耸的刘海，都必须依赖定型产品，发胶和摩丝由刘顺华从内地带来，引入首府美发行业。许多女士为保持用摩丝定型出的高耸刘海，半个月不洗头。同时，塑料烫发用具走进首府美发店，螺丝棒、波纹棒、拐子卷、浪板，这些烫发用具都被沿用至今。
1986年开理发店的陈苏虹说：“那时，他店里做什么发型，一两个月后，乌鲁木齐的其他理发店就做这个发型，三四个月后满大街都是这种发型。这时他又有新发型推出了。”
为稳定地位引进美容
1992年，乌鲁木齐的美发店已有千家左右，而为了体现时尚，名字都起成了某某发廊。此时流行的发型，多来自于港台影视剧，其中，“郭富城头”成为最受青年人青睐的头型。
刘顺华说：“那时候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进一步丰富，整个行业的人纷纷去外地学习，引进新发型。我从外地引进新发型的优势逐渐消失了。”此时，染发成为新兴事物，最先将头发染色的是美发店里的学徒。而如今，先烫发再整体着色已成为美发的必要流程。
1995年，刘顺华开办了“黑月亮连锁美发店”。当时他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就是从国营青年理发店走出的冯向光，他的“银兔美发店”也拥有了多家分店，并开始尝试办美发培训班。而刘顺华则效仿广州等地，为增强美发店的竞争力，把美容引入首府。
但当时做得最出色的美容店并不是刘顺华，蔷薇美容院、雪婷美容院，让只知道搽雪花膏的首府女性，开始使用各种专业的美白、润肤产品，戴着口罩穿着护士服的美容师在女士们的脸上敲敲打打，就是早期美容店的经典印象。
随后，首府一些美容院开始从事隆胸、隆鼻等整形手术。
退隐江湖后的反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股市的兴起让许多手里有闲钱的个体户投身股市，刘顺华也是其中之一。1999年，股市大跌，他赔上了十几年的血汗钱，这也让他的事业走上下坡路。由于管理上的诸多问题，2002年，刘顺华旗下多家黑月亮美发店纷纷倒闭。4年后，他不再拥有自己的美发店。
40年的理发手艺、26年美发行业的经历，刘顺华对于改革开放后个体经营理发业的历程颇为感慨。
单从名称讲，从理发店到发廊再到现在形象设计店；从剃头师傅到发型设计师，“改变的不仅是称呼，更是美发行业个体经营户的地位。”他说。1992年后，国家对个体户的政策明显放宽。之前他们开分店都不敢用相同的店名，担心执照办不下来，到最后工商部门鼓励他们开分店，美发事业才越做越大。
30年的发展，首府市民对美的追求更趋多元化，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型，而不是简单追随流行趋势。用美发师们常说的话：全盘照搬别人的发型已成历史，只有设计和改良出适合每一个顾客的发型，才能改变顾客的整体形象，从而在竞争中获得进步。(王晶晶)
流行语
万元户
万元户，意指一户人家有了一万元人民币。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这一新名词很快席卷大江南北，并演变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
《半月谈》1985年第四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2000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仅有几十元人民币，提起万元户，大伙眼睛都放光，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如今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正好印证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其所产生的空前喜悦。
从此，“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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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风味服务热情》
乌鲁木齐市北门知青牛肉面馆受欢迎
乌鲁木齐市北门东风路口，有一家铺面不大的牛肉面馆，但每天顾客盈门。许多顾客称赞这里的牛肉面“清爽可口，物美价廉”。
这家牛肉面馆是自治区农垦总局汽车配件供应站的知青开办的。牛肉面是西北一些地方回民的风味小吃。为了办好面馆，他们特地请来兰州名师传艺，小面馆很快创出了牌子，到这里来就餐的顾客越来越多，每天千人左右。一些常到这里就餐的顾客说，这里的牛肉面一是分量足，实打实；二是味道鲜美，诱人下箸；再加上服务态度好，人们都爱到这里吃面。
牛肉面馆的青年们十分注意搞好营业作风。为了方便顾客，他们经常延长营业时间，一忙就忙到晚上11点多钟才下班。
由于青年们的辛勤工作，牛肉面馆开业半年来，平均月营业额近万元，人均日营业额21元左右，人均收入每月80多元，除还清投资外，还有数千元公共积累。青年们在这里觉得很有干头，有个青年曾得到去市房产局工作的机会，但她舍不得离开这里。
——《新疆日报》1981年12月11日有删节(作者晓星)
第五节
百姓生活
一见熟人躲桌下初赚27元难入眠
五一星光夜市闯出“筛脾王”
1992年5月1日，29岁的王志华带着3公斤羊肉和15个筛脾，第一次站在五一星光夜市的摊位前，她不敢吆喝、不敢抬头，甚至烤筛脾时都拿碗挡着脸……如今，一走进五一星光夜市，就能听见王志华清脆的吆喝声，带着顾客送她的“筛脾大王”名号，她将筛脾制作技术注册了专利。
位于乌鲁木齐市五一路的“五一星光夜市”，是改革开放后首府第一家由政府出面开办和管理的正规夜市。夜市上个体商户们鲜活的创业故事，承载着改革开放后搞活流通的使命。
管理部门当起守卫
当年五一星光夜市的创办人之一、现任沙依巴克区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李兰生回忆说，乌鲁木齐一直有摆夜市的传统，五一星光夜市开办前，零散的夜市随处可见。其中，位于胜利路和解放南路交界处的二道桥夜市最出名，每到掌灯时，道路两旁的风味小吃摊一家挨着一家。夜市均由回族、维吾尔族师傅经营，最多的就是烤羊肉串，还有手推小车上的羊羔肉、羊杂碎汤泡麻花、面肺子以及大柳条盘子里摆着的窝窝馕。
乌鲁木齐市工商局离休干部吕基业介绍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夜市集中在二道桥、中山路等地，由于没有固定的营业地点，无法办理营业执照，夜市摊贩多因无证经营而被管理部门扣押物品。
这种局面在1992年被打破。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搞活个体经济。沙依巴克区区政府一些领导从北京等地考察后，决定搞起一家夜市。
1992年5月1日，两条红布拦在了奇台路两端，一辆卡车堵在路口，李兰生所在的沙依巴克区环卫环保局工作人员站岗护卫，目的是不让来往车辆通行，专门腾地方让小商贩经营。每晚只收5块钱管理费，不用办理其他任何证件。他们说：“我们原先的任务是清理街上随意摆摊的商贩，那年一个180度大转弯，当起了夜市的守卫者。”
第一天，夜市只有7个商贩，如今他们被称为五一星光夜市的七大元老，王志华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笔盈利27元
透亮的食品陈列柜，镶嵌着金黄色花纹的烤肉槽，蒙古包形状的烤炉上烹饪着烤鱼——这就是王志华精心设计、极富新疆民族风情的摊位。如今已是夜市第一大户的她，16年前，所有家当就是一个一米长的小烤肉槽。
王志华说，上世纪90年代初，大家渐渐接受了在门面房里做生意的个体户，可在街上摆摊的人却被人看不起。当年，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公婆都没有退休工资，孩子在上学，家里处处需要钱，可她和老公的工资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所以，当街道办工作人员来动员她去摆夜市时，她心动了。
“第一天和第二天摆夜市，我不赔不赚。”王志华回忆说，那时候最怕的不是赔钱，而是遇到熟人。一看见认识的人她立马蹲下，躲在桌子后面，等人走远才敢起身。
第三天，王志华赚了27元钱。那一晚，她激动得一整晚没合眼。从那以后，王志华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去市场买好羊肉和筛脾，趁午休时间，将肉腌制好并穿成串，晚上一下班，就和老公推着车到夜市上出摊。
没多久，电视上鼓励第二职业和下岗再就业的宣传多了起来，这让下班后摆夜市的王志华挺直了腰杆。“从见人就躲，到一下班就招呼同事晚上去逛夜市，我请客，这种实实在在的改变就发生在我身上。”她说。
五一星光夜市开办一周后，摊位增加到100多个，公交车经过时，车上所有人都探头张望。“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全乌鲁木齐再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李兰生说。当时除了烤肉、羊头肉、面肺子之外，还有少数百货。
1993年，由于摊位太多，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将夜市整体搬迁至现在的五一路。也就在这时，工商部门主动上门服务，为夜市商户办理营业执照。“先上车后买票”这一点，和当时全国其他地方搞活经济的整体趋势相似。
钻研品种创品牌
从1995年开始，田螺、虾尾成了夜市顾客的新宠。2000年左右，夜市上很多摊位都卖起了砂锅。而如今，“手抓饼”、“韩国小吃”等特色小吃也入驻夜市，夜市上的食品越发丰富。
王志华为了保持竞争力，潜心钻研起筛脾内填充的馅，胡萝卜、大米馅已经不能满足顾客要求。糖尿病人多了，推出了南瓜馅的烤筛脾；喜欢吃辣的人多了，她就将青椒剁碎塞进筛脾。1999年，王志华将筛脾制作技术注册成了专利，成为夜市上第一个申请专利的摊位。“那时候，每晚筛脾都不够卖，我每天的营业额能达到2000多元。”她说。
2003年，五一星光夜市的摊位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了500多个，平均每天的客流量达到两万多人次。它的成功也让所有人看到了商机。2005年，乌鲁木齐市夜市数量达到70多家，而销售食品的抽检合格率只有7.69%。2005年2月7日，乌鲁木齐市《早夜市管理办法》开始施行。随后，卫生部门也制定了《乌鲁木齐市早夜市卫生要求》。
打造食品陈列柜
2005年，五一星光夜市的商户们将创新重点从食品种类转移到提升夜市整体形象上来。
王志华说，当时夜市上招牌各异，生意好的人就搞大灯箱，普通商户用小灯箱，一些小户则用简易木板当招牌，显得杂乱无章。为此，管理部门统一了招牌灯箱的尺寸，这是改变夜市整体形象迈出的第一步。
2005年，王志华花5000多元制作了一个玻璃陈列柜，是仿照带顶的公交车候车亭样式制成。陈列柜上部既可做灯箱又能当招牌，还能形成封闭空间，保持食物清洁。”做的时候心里没底，但我想，如果把筛脾放在这样的柜子里，顾客在卫生方面肯定会放心，客人自然会更多，就下了决心。”王志华说，陈列柜做出来后，街道办的领导很认可，第二年就要求夜市经营者统一定制。
为了改善地面油腻的问题，五一星光夜市购置地板革铺在桌椅下面，并规定每周五为清洗地面日，以保持地面清洁。摊位服务员都配了统一服装，使用的餐具也从最早的瓷盘变成了一次性餐具。
小夜市带动大经济
五一星光夜市的成功经验被全市的夜市所借鉴，如今的幸福夜市、友好夜市等也成为夜市名牌。随着夜市的进一步规范，夏日夜晚，去夜市逛街品尝美食不仅成为首府市民的习惯，更成为提升乌鲁木齐旅游城市形象的王牌。而夜市上也走出了许多首府餐饮企业，比如杨帆烧烤、胖老汉椒麻鸡等。
李兰生说，沙依巴克区目前商贸大区的形成也是从五一星光夜市发端的，当年沙依巴克区开展的破门设店等各种鼓励个体经济的行为都是基于夜市的成功。如今，各区开办夜市的地点，周围总是店铺林立，形成繁华的商圈。
夜市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给商户带来收益，更多的是将人们的思想搞活，让商品流通活跃起来。夜市经济作为一种独有的国民经济存在方式，在改革开放前期曾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商业氛围的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带动起到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首府第一批经营饭馆的个体户开始成长，有人以此挖到人生第一桶金，有人坚持要将特色饮食发扬光大。他们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小饭碗”里盛出的“大变化”。(王晶晶)
流行语
外来妹
外来妹是一个因为电视剧《外来妹》(图为剧照)而引起社会关注的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国家用工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其中的女性，是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群体。
外来妹多集中在玩具、服装、电器等轻体力消耗的企业，但是当年监管机制的缺失，她们的劳动强度极大、劳动保护极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来妹还承受着一些特殊的压力，比如教育问题、生育问题等，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反思，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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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夜宵启事》
为使各族人民群众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我公司定于九月三十日下午八时在大、小十字、红卫东路一带开设夜宵三天，备有民族风味烤全羊、腊羊肉、烤羊肉、帕尔木丁和各味鸡、鸭卤制品及经济小吃等，品种繁多，欢迎选购。
乌鲁木齐市饮食服务业公司
——《新疆日报》1979年9月25日
第六节百姓生活 首批个体饭馆花一元办执照
百姓经历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
从排着队去个体小饭馆吃饭，到下馆子要讲究菜品质量、卫生环境，再到可以任意选择不同风味、不同档次的餐厅、饭馆就餐……改革开放以来，首府第一批经营饭馆的个体户在一次次变迁中见证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不敢去办营业执照
今年72岁的张万琦是原乌鲁木齐市电机厂的一名退休职工，上世纪80年代初，当首府第一批个体户羞答答撩开面纱的时候，他的“清汤牛肉面馆”也出现在红旗路市场内。
1983年年初，张万琦因腰部受伤无法从事电焊工作，向单位申请获批停薪留职。家里有3个孩子，妻子又没有工作，张万琦的内心焦急不已。
“我能不能也开个饭馆？”乌鲁木齐市电机厂给员工提供的住房在红旗路市场内，而张万琦家的门就面对着市场。一天，他看到家门口新开的一家饭馆门前吃饭的人排起长队，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开饭馆会不会又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张万琦说，文革期间，他家因“地主成分”曾挨过批斗，当时他的思想负担很重。犹豫再三，他又去问了那家饭馆的老板，了解到国家允许这样做后，他才开始动手准备。
没几天，张万琦亲手做了3套桌椅，叫来兰州的两个亲戚，拿出家中所有积蓄——300元买了煤、面、配料，又亲手做了一个小牌子——张万琦的牛肉面馆开张了。
“不敢去办营业执照，害怕留下‘证据’。”张万琦说，饭馆刚开业，工商部门的人就来检查了，要求他办理营业执照。他赶紧找市场里另外5家饭馆的老板商量，大家决定都去办。
办营业执照那天早上，张万琦心里七上八下的，在天山区工商局门口磨蹭了半天才进去。没想到，填了一张申请表，花了1块钱，一张营业执照就发给了他。
“第一批个体饭馆都是先开起来后，才在我们的鼓励下领取执照的。”乌鲁木齐市工商局原工商科科长张尚华回忆说，1981年1月，接到国家工商部开放市场、发展个体的通知后，乌鲁木齐市工商局连夜发出通告，告诉人们可以进行个体经营，但敢于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
一年以后，人们才渐渐了解了开放精神，才敢陆续展开行动。最初只是手写表格进行登记，直到1983年，首府才有了第一批拥有国家统一的营业执照、真正意义上的个体饭馆。
一天赚一月工资
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由于物资匮乏，当时的人们如果口袋里只有钱，进国营食堂是吃不上饭的，而个体饭馆的出现让许多人有了新的选择。
“一碗牛肉面4毛钱，人排满了，有人等不及就站着吃。”红旗路市场是首府最早的个体户集中地，周围有许多单位。张万琦的饭馆开业第一天，只准备了一袋子面，一会儿就卖完了。“一碗面抛开成本，可以净赚两毛钱。”张万琦说，一周后，他发现满足顾客需求后，自己一天能赚70元钱，这相当于他以前一个月的工资。
与张万琦同一时期在市场开饭馆的马先生说，当时，从早上开业到晚上关门，店里的顾客就没有断过，最大的感受就是辛苦。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所有个体饭馆都不敢雇人帮忙，几乎都是全家上阵，或者叫来外地的亲戚帮忙。
虽然开饭馆让腰包鼓了起来，但对“个体户”这个称呼，张万琦还是感到很丢脸。饭馆就开在自己家，以前的老同事就在身边，看着别人都是国营单位职工，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见到熟人就躲。
1985年，情况得以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个体户行列，乌鲁木齐市天池路、五一路、铁路局附近，个体饭馆犹如雨后春笋，红旗路市场里的饭馆由6家迅速增加到40家。经营种类也不再局限于牛肉面、炒面、拌面了，凉面、水饺、小笼包子等小吃也相继出现。
“在国营食堂和个体饭馆吃饭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个体饭馆迅速发展起来的原因。”张尚华说，过去人们去国营食堂吃饭，是“有啥吃啥”，加之国营食堂经营时间有限，有时候下班去可能就吃不上了。但个体饭馆营业时间长，品种相对多样，加上经济条件在日渐好转，人们第一次对饮食提出了要求。
开始迎合顾客需求
提起五一市场的27号拌面，许多首府人都对其有着深刻的印象。1986年，刚刚生完孩子的马春艳和丈夫双双放弃国企职位开起了饭馆。在刚开业的两年时间里，他们和其它拌面馆一样都是炒大锅菜，白菜、土豆、过油肉，来了客人只需要拉面就行了。但渐渐的，顾客开始不满足这几样菜。经过思量，27号拌面成为附近首家顾客想吃啥菜就炒啥菜的拌面馆，并开始经营小炒米饭。
“顾客一进门先给他沏杯热茶。”马春艳说，上世纪80年代末，个体饭馆之间的竞争拉开序幕。除了提供更多种类的选择，大家都开始着眼于提高饭菜质量和服务态度。哪家的饭味道正、服务态度好，就会有不少回头客。与此同时，人们开始重视饭馆的卫生条件，饭馆不仅仅要有卫生许可证、工作人员的健康证，防疫部门还会不定期来检查。
上世纪90年代是首府个体饭馆的一道分水岭，此时人们又进一步对就餐环境提出要求，而之前只要开个饭馆就能赚钱的局面也开始改变。像张万琦这样最早在红旗路市场开个体饭馆的人，都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有的开始转行做其他行业，继续经营的人则选择扩大规模，而一些入行较晚、不能满足顾客需求的饭馆则被淘汰。
魏继真也是1983年红旗路市场的个体饭馆老板。他的“西平饭馆”生意火爆后，又先后在大西门、人民电影院开起了分店。1993年，从外地个体餐厅学习归来后，他关闭了3家饭馆，并在仓房沟路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餐厅——“粮油餐厅”，仅装修就用了20万余元。漂亮的礼仪小姐穿着醒目的制服或旗袍、戴着耀眼的帽子，胸前挂着写有饭馆名字的绶带，笑容可掬地站在新餐厅门前迎候客人。
和他一样，许多有实力的个体餐厅也纷纷搞起包装，“装修”一词开始风靡，装修上档次的餐厅很受顾客的青睐。
“时代不同了，顾客的需求也不同。放在从前，人们看到装修豪华的餐厅，肯定觉得消费不起，不敢进来。”魏继真说，但时代变了，告别了粮票年代，鸡鸭鱼肉已经不稀罕了，进餐馆“尝鲜”变得越来越普遍，就餐环境、饭菜质量、服务态度缺一不可。
个体餐厅走向多样化
“绿色蔬菜”、“老字号”、“地方菜”、“家常家”……如今，首府个体餐馆随处可见，而经营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个体经营者不断推出新噱头吸引顾客眼球，甚至各式西餐也成为寻常百姓的家常便饭。
多样化、个性化、国际化已经构成了首府餐饮市场发展的主旋律，餐饮广告越做越多，报纸的美食专版已成时尚。据国家商务部调查数据，目前，中国人均月餐饮消费支出已超过680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加了118.4倍。
改革开放30年来，首府餐饮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餐厅逐步形成高、中、低档不同的层次群，包罗万象的经营项目必将推动餐饮业走向更加繁荣的新时期。
(摆歌)
流行语
夏令时
1986年，窦星元提出的夏令时被国家采纳并予以实施。
中国人开始在每年4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时间)，将时钟拨快一小时，作为夏令时的开始。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间)，再将时钟拨回一小时。
实行夏令时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一起为节约能源而早睡早起，但地大物博的中国显然对此不适应。
东西部地区的作息时差太多，而使用同一“夏令时”非常不便。交通航运时间表频繁更换也给人们生活习惯造成一堆又一堆的麻烦。
从1992年起，夏令时在中国消失。
旧闻新看
《摆摊小贩吆喝“李泽厚”》
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这些作家的名字从首都街头书摊小贩的口中吆喝出来，听来好拗口，但是书贩们确实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摊子上该摆点什么。
人们一度习惯将这些书贩与金庸、梁羽生、琼瑶等港台通俗文学作家的名字连在一起。这类作家的书如今仍占据书摊上较大的地盘。
然而，书贩们发现前些时候他们对“琼瑶热”、“金庸热”的估计过于乐观了。现在武侠、言情小说的销售已开始冷下来，一些学术性强的着作转而成为热销书。近几个月销得快的书籍有《宽容》《海明威谈创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美学的历史》等。
北京街头的小书摊畅销书屡有加价出售的现象，但这些小书摊又以翻阅自由、营业时间长等方便的服务赢得顾客。
冬夜街头，路灯下书摊前人头攒动的景象到处可见。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第3版有删节
原标题：《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
第七节百姓生活 出租车行业发展三十年天上人间
当年开“皇冠”交警很热情
华沙、嘎斯、皇冠、夏利、桑塔纳……自上世纪70年代末出租车悄然在首府出现，到如今成为市民必不可少的出行工具，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诉说着三十年来新疆城市的巨变。
首批出租车为单位服务
1976年，新疆第一家国营出租汽车企业——乌鲁木齐市出租汽车公司(现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公司)在乌鲁木齐市成立。这家公司有营运出租汽车18辆，大多从政府淘汰下来的华沙、嘎斯69等公务车改装组成，主要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事活动急需服务。后来，又陆续增加了212吉普、伏尔加等车型。
1982年前后，喀什、昌吉、石河子等城市也相继出现了出租车，一般以挂靠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的形式开展营运活动。1985年，库尔勒市成立了出租汽车公司，有营运出租汽车40余辆。
在那个年代里，市民并不知道出租车为何物，出租车司机在市民眼中，只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里的驾驶员。
首府市民对出租车的最初印象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年，除了企事业单位及外事活动服务的需求外，个体户也开始搭乘出租车，对出租车的需求开始增加，为此，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公司一次性进口了24辆皇冠，这在当时属于最高档的小轿车。
“记得公司刚计划买车那会儿，我们激动得不行，天天盼着接新车。当时的皇冠可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要看技术、看效益。我到公司没一年就分到一辆，激动得我一个多月没睡好。”1985年开始跑车，至今仍在出租车行业工作的徐江力是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公司稽查大队大队长，回忆起那段历史，52岁的他仍满脸兴奋。
徐江力记得，当时一辆车连同办好牌照手续也就3万多元。虽说不是很贵，可那时相当稀罕。“交警见我们那可是相当热情，谁有个红白喜事都想用我们的车，烟酒买好等着给我们送。”
“那时候，天冷了，我都舍不得关车窗，生怕别人看不清我的脸。”徐江力说。
当时，出租车一起步就是10元钱，而普通市民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钱，坐出租车还是相当奢侈的事。客户主要是一些机关、企业人员以及生意人。“我们的工资要比其它行业高好多。记得那会儿我家最先买了彩电、冰箱，一到晚上，老少邻居都轮着来我家看电视。”徐江力回忆说，那时候，出租车司机在新兴行业中成为有钱、有身份的代名词。
个体户“包车”盛行一时
1990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少人夹起包开始做生意，也就是从那时起，出租车行业迎来了大发展，“包车”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显示身份、炫耀财富的方式。徐江力说，为了赢得别人的信任而揽来生意，好多“老板”和公司都长期包用出租车，包一天车200元或300元。
因为客源不断扩张，的哥收入高，旅游出租车公司成了很吃香的单位，进旅游出租车公司开车都要走关系才行。与此同时，出租车数量也开始增加，几年时间内，乌鲁木齐市出租汽车公司的营运出租汽车就发展到1000余辆，而全市又新成立了4家出租汽车车队。
出租车生意进入繁盛期，“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八九百元。记得1991年，我一人就跑了11万元。”徐江力回忆说。
徐江力介绍说，最早出租车除了包车外，对一些散客收费7～10元，主要是以路程长短来判定价格。后来出租车安装了计价器，起步价还是在6元、8元、10元间不断变化，很快，计价器的使用就夭折了，议价又成为当时主要的计价方式。
在出租车行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行业也在逐步规范。1980年末，“乌鲁木齐市城市客运统一管理办公室”应运而生，监管出租行业的服务质量及接受乘客投诉。
1986年和1988年，阿克苏、哈密等城市先后出现了个体出租汽车工商户，并且发展势头迅猛。
到了1990年，行业更加规范，乌鲁木齐市城市客运统一管理办公室实行独立办公。昌吉、石河子、伊宁、库尔勒、喀什、阿克苏、哈密、吐鲁番、奎屯、和田、博乐、阿图什、阿勒泰等城市也先后成立了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办)，对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实行统一管理，出租汽车协会也相继成立。
寻常百姓开始“打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私人“打的”时髦起来，出租车开始被市民广泛接受。1992年前后，出租车正式使用计价器，也就是从那时起，普通老百姓开始乘得起出租车了。那时年轻人在谈恋爱时，男士为了显示绅士风度，偶尔阔绰地打一回车，也可以让姑娘欣喜好多天，“打的”一度成为姑娘衡量小伙子有钱没钱、大不大方的标准，徐江力就留存着“女孩坐在车上兴奋地东张西望、男孩一言不发盯着计价器看”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不少单位开始购进新车，出租车行业在机关单位渐渐失宠，百姓成了出租车的主要客户。为了更好地发展，出租车开始实行对外包车，早晚班24小时不间断地为市民提供服务。也就是从那时起，出租车司机的地位发生转变，逐渐由最牛的人转变为靠此谋生的人。”徐江力说。
为了规范行业发展，出租车开始实行总量控制，须获得出租车营运证才能运营。最早时，办理一张营运证还不足1元钱，后来，营运证渐渐变得金贵。乌鲁木齐市客运统管办曾通过竞拍方式向外发放营运证，8万元、15万元的竞拍价逐步提高着营运证的身价。到了现在，一个营运证更是涨到了40万元左右。
目前，首府出租车共有7146辆(含699辆区域车)，而近期内政府部门并没有增加出租车总量的计划，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使得出租车营运证更为吃香。与此同时，出租车的车型车况也发生着巨变。从上世纪80年代使用单位淘汰的旧车、报废车到标志、皇冠、夏利、桑塔纳、富康，五花八门的车型各领了几年风骚。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夏利曾以小而实惠的特点占据出租车市场，堪称“夏利时代”。根据规定，出租车使用6～8年后就要退出市场。1999年-2001年，首府迎来出租车更新的首个高峰期，这3年内共更新5560辆出租车，占当时出租车总数的87%以上，更新车辆主要以桑塔纳、捷达、富康、奇瑞轿车为主。
2007年6月，首府最后一辆夏利出租车“光荣退休”。目前，乌鲁木齐市的7146辆出租车中，车型以桑塔纳、捷达、富康、奇瑞为主，其中桑塔纳3680辆、捷达1858辆、富康车486辆。
(朱晓娟)
流行语
名片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名片在国内还是稀罕物，改革开放给名片提供了舞台。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随着人际交往(尤其是经济领域)日益频繁，名片开始成为最时髦的小纸片，不仅说明持有者的身份，还说明持有者“有身份”。
随之而来的是名片泛滥，甚至成为“明骗”。名片掏出来，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于是就有了黄宏、侯耀文在春晚上表演的经典讽刺小品《打扑克》。
旧闻新看
《外籍厂长清洗部件做示范》
我国第一位外籍厂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专家格里希任满归国前夕，在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办公室里，向记者诉说他告别武汉时的心境。
“如今，我追求的目标有一部分是实现了。但严格说来，目标还远未实现。”格里希建议我们跟他一起到车间去看看。
格里希手拿电筒、磁笔细心地检查着正在组装的每一个关键部件的质量，突然，车间里传出他严厉的“NO，NO”声，原来有不合格的部件混上了装配线，而当事人认为过去偶尔也遇到过这样的部件，没发现影响质量。
“没发现，不等于没影响，产品要走出中国，没这点严格精神不行。”他和工人一起把不合格的部件搬下装配线。
在另一个车间里，他发现有些部件清洗不干净，亲自示范要值班的女工再清洗一遍，一遍不成又洗二遍，直到合格才罢手。下班的时候，他问这位女工“有没有孩子？”回答：“有！”“我相信您会把您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可为什么对自己的产品就不愿打扮得漂亮点呢？！”
——-摘自《人民日报》1986年11月28日第2版
原标题：《第一位外籍厂长的喜与愁》
大事记
1983年
1984年
1月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回京后发表讲话，肯定了深圳的发展，并提出可以再多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同年3月26日-4月6日，中央讨论后决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城市。
2月22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台湾、香港、澳门的统一问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4月8日
中国自行研制的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7月28日
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举行，许海峰获自选手枪慢射金牌，是我国奥运史上的第一个冠军。
8月30日
历经13年的艰苦建设，南疆铁路一期工程吐鲁番至库尔勒段正式投入运营，结束了南疆没有铁路的历史。
9月26日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
10月
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10月1日
首都北京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邓小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其中，北大学生方队举起“小平您好”的横幅，成为阅兵式上最珍贵的记忆。
11月1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大裁军的决心。1985年6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11个大军区减为7个。
11月14日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1月12日
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
1月
经航空工业部、农牧渔业部批准，兵团组建一支农业航空服务队。购进“运11”小型多用途飞机10架，基地设在石河子市。
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
4月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5月3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并同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逐步推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6月4日-22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
8月19日
中国成功发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8月24日中午12时46分，卫星按计划准确返回地面。
10月15日
中国第一座生产锦纶66浸胶帘子布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通过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正式移交投产。其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改变了中国帘子布依靠进口的状况。
11月21日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I”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银河-I”巨型计算机的诞生，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研制的空白，标志着我国进入世界巨型计算机研制的行列。
12月1日
商业部发出通告，从当日起全面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布、絮棉敞开供应。1984年起不发布票、絮棉票。至此，自1953年起在全国通用的布票结束了它30年的历史使命。
1985年
3月
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中国内地最早的信用卡——“中银卡”，该信用卡分银卡和金卡，只要在中行存款300元以上，填一份表由单位盖章，就可以办一张银卡，可透支300元，存款1000元以上可以办金卡，可透支1000元。
5月23日
中央发文决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外，一律不准经商。
6月12日
我国数学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在日本东京逝世，享年74岁。
6月
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这个病人是一名境外旅游者，是美籍的阿根廷人。
7月下旬
新疆大学动物学教授向礼陔率领的考察队在喀纳斯湖边发现数十条巨型鱼，两天后袁国映带领的考察队也观察到了湖中的巨型鱼群，并摄得照片和录像，从而开始了喀纳斯湖“湖怪”之谜的研究。
5月14日
香港演员翁美玲自杀。她曾主演过多部电视剧，其中以在《射雕英雄传》中扮演黄蓉最为成功。
8月23日
新疆乌恰县与疏附县交界的托姆洛安山峰东北发生7.4级地震，造成67人死亡，200人受伤，乌恰县城被毁。震后在原县城东北博鲁什的地方重建了新县城。
9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草案)》公布实施，从而确立我国的居民身份证制度。
9月10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给全国教师写信祝贺教师节。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庆祝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
9月14日
国家科委拟订了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星火计划”，拨款方式实行“匹配拨款”制度，原则上采用各方集资的办法。
9月21日
台湾着名武侠小说作家古龙，因患肝硬化、食道静脉出血，在台北去世，终年49岁。
11月20日
中国女排队长郎平从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手中重新接过12天前刚交还给他的世界杯赛冠军杯。中国女排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四次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女队。
1986年
2月1日
中国发射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定点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全面掌握运载火箭研制和发射、测控技术。
3月4日
我国当代着名作家丁玲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代表作包括《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4月2日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全国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
5月1日
新疆开建玛纳斯发电厂，1988年全疆首台10万千瓦机组开始投产发电。该电厂成为新疆重要电源支撑点和主力发电厂。
5月9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演唱了一首后来在年轻人中风靡一时的《一无所有》，他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一无所有》也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
8月3日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布破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此事震动国内外，外电报道称“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做法，是中国一项重大的实验”。
7月15日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成立，也就是后来的中华保险，它是新中国之后我国成立的第二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第一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8月10日-17日
由国家体委、国家民委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
9月13日
中国女排以8战8胜的出色战绩蝉联世锦赛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队伍。
10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刘伯承元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10月2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剑英元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2月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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