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又是一种力量，它推动着我们去观察社会变革，反思社会现状，进而评估个体生存价值，所以人类因文明而拥有能力。
在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中，社会文明和道德体系重建的三个关键词正是：渴望文明、发现文明、选择文明。
在社会文明和道德体系重建这一节里，我们重点从文明规范、社会教育、文化产品、流行时尚几个方面的突破性变革上，讲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人收获的种种文明产物。
第一节改革足迹 “五讲四美三热爱”融化人间冰凌
那一年街上流行做好事
1981年2月的一天，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上，有许多人在清扫冰雪，年近六旬的自治区林业厅政治处处长曹本立也和大家一道铲雪，因为一桩沉重的心事得到了缓解，今天他异常兴奋。
十年动乱结束后，新疆青年和全国青年一样，面临道德滑坡、是非观混淆的危机，抢座、骂人、虐待老人、破坏公物等行为在青年中泛滥。曹本立看不惯那些留着长头发招摇过市的青年，而单位职工子女也常出现酗酒、打群架、偷窃的事情，他的儿子也在其中……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随后，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同时，总结一些地方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活动经验，决定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在报纸上看到“联合倡议”的曹本立看见了希望，当晚他就把倡议的内容讲给儿子听，勉励儿子要做一个精神风貌崇高的人。
走出迷惘：做好事不再“羞答答”
1981年2月，新疆邮电学校一名大学生在一本从图书馆借的书里发现了40公斤粮票，他马上交给了学校。40公斤粮票在当时相当于两个半成年人的一个月口粮，他的行为遭到很多人的讽刺与挖苦，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别有所图，想当党员，使这名腼腆的学生一度陷入苦闷中。
这件事在新疆邮电学校引起了广泛讨论，当时正值“五讲四美”的口号响彻校园，有同学说，现在全国都倡导五讲四美，做好事是心灵美的表现，不该有顾虑！
当天下午，邮电学校长途通讯线路班的学生集体投入全市大扫除的队伍中，他们负责打扫中桥段。虽然车多、垃圾也多，污泥飞溅，可青年们的热情丝毫不减。
时过不久，乌鲁木齐市开展倡导“为您服务”活动，《乌鲁木齐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书中就记录了一份数据：1982年3月，乌鲁木齐市广大青年纷纷建立学雷锋小组，争做好事，仅市教育局所属29所学校就建立学雷锋小组2285个，做好事4.09万件，收到表扬信174封。
消除隔阂：公交乘客渐成“上帝”
一些30岁以上的市民应该还记得：曾有一段日子，人们对公共汽车司乘人员极度不满，那时的售票员普遍认为：如果人不厉害就要吃亏，就是一些原本文文静静的女生，在当售票员不久后，也练得伶牙俐齿。公共汽车司乘人员和乘客之间车上吵、车下骂是家常便饭，关系非常紧张。
当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在公共汽车公司开展时，变化开始了。文明礼貌车组和学雷锋、树新风车组的司乘人员首先开始了张口带“请”、闭口道“谢谢”，见老弱病残上车伸手搀扶，帮抱小孩妇女找座位……司乘人员和乘客之间终于开始产生信任。
1982年3月，在乌鲁木齐市2路公共汽车《意见本》上一名铁路职工这样留言：“现在的2路车虽然还是很挤，但乘客和司乘人员的关系融洽了，我乘车的心情也舒畅了，我向你们学习。”
在当年4月12日乌鲁木齐市委一份关于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总结中写道：“公共汽车司乘人员在开展学雷锋、树新风车组和文明礼貌车组活动以来，基本做到车身干净整洁，玻璃明亮，关门走车，平稳行走，安全准点，礼貌待客，热情服务，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公司被评为西北五省区首府公共交通先进单位。售票员汪丽萍因为嘴勤、手勤、脚勤，售票快，报站服务周到：不仅报本站、报前站，还报换乘、报安全、报沿途单位，被评为西北五省区首府公共交通服务标兵，她这种良好的服务道德正在司乘人员中逐步形成。”
提升服务：商店信纸也能买一张
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许多东西还要凭票供应，那时，商场、饭馆、银行、粮店的售货员、服务员、职员都很“牛气”，对顾客态度冷淡、语言生硬，吵架现象时有发生。
1982年2月27日，乌鲁木齐市召开自治区暨乌鲁木齐市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动员大会，提出着重抓好城市的文明窗口，发动营业员、服务员、司机、售票员、医护人员、民警等提高服务质量，树立模范作用，解决一个“差”字。
那时，不少商店为了体现优质服务，纷纷增加了商品品种，延长了营业时间。市民范李容清楚地记得，红旗路百货商店为了方便顾客，延长一个小时营业时间，新增了近千种商品，而且还降低了零售起点：针，可以只买一根；图钉，可以只买一个；粉笔，可以只买一支；信纸，可以只买一张；大红纸，可以裁开出售。而对于边远工矿单位，还送货上门。
那时候，大十字商业百货大厦开始实行保修、保换、保退“三保”服务，售货员承诺提供“四快”服务，即：拿递商品快、包扎操作快、开票算账快、钱票找零快，并设立标准尺、休息座、茶水桶，把商店办成顾客之家。
培养习惯：卖熟食改用“夹子”
“每天到学校，上课前每个同学要将手伸出来，让老师检查手洗干净了没有？指甲有没有及时修剪。同学之间每天会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这些是已步入而立之年的乌鲁木齐市市民曾毅，对于“五讲四美三热爱”时期的记忆片段。
曾毅记得，讲卫生也不仅局限于校园，饭馆卖糕点、熟食品时，售货员不再用手抓，而开始用夹子拿取。一些饭店做到了餐具消毒，新桥饭店还实行了人性化服务：在餐桌上先把酱油、醋、辣子三种调味品摆好。
媒体也开始曝光不讲卫生的商店和饭馆，曾毅记得《新疆日报》就刊登过《一个不顾人民健康的饮食店》的批评文章，批评的就是二道桥饮服中心店。
1982年2月27日，乌鲁木齐市召开自治区暨乌鲁木齐市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动员大会，总结道：新疆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社会治安有了一定好转，民族团结加强了，不少城市的市容、厂容、校容、店容和公共交通秩序逐渐变好，开展的“五好家庭活动”也取得了可喜成绩。(范琼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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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
中国的相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路走俏：侯宝林、马三立、马季等老一辈相声演员纷纷复出，姜昆、冯巩等青年相声演员集体亮相，那个年代成为相声普及全国的“启蒙时代”，不少中国人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第一种喜剧形式便是“相声”。90年代后期，相声的风头逐渐被小品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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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相亲只看门楣“光荣牌”》
不久前，安徽省萧县业庄乡所里村女青年崔兰，经人介绍与本县杜楼乡权洼村的朱新辞联姻，她提出要到小朱家看一看。
这天，小崔来到小朱家。她也不进屋，两眼只盯着门楣上边发愣。小朱问姑娘：“你是不是看房子盖得不满意？”
小崔说：“房子好坏俺不嫌，俺看你家门口没挂‘文明守法光荣牌’，守法不守法可是件大事呀！”
小朱一听恍然大悟，忙解释说：“俺家也被评为光荣户，只是还没发牌子呢！”姑娘一听笑了，带着歉意说：“怪俺太冒失了。”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7年4月25日第4版
原标题：《姑娘相亲看门楣》
第二节改革足迹 成人教育从无到有知识改变个人命运
下乡青年从炊事员变为总经理
1977年8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这一消息重新点燃了文革期间的回乡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和工人们上大学的梦想和希望。而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具备的规模和条件，远不能承载这样的历史使命。各种成人高等教育形式应运而生，电大、函授、职工大学等等，为不少青年提供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9年后，新疆的成人高等教育走上正轨，1980年年底，全区有各类型的成人大学(电大、业大、函授、职工大学)26所，在校生7240人。到1984年年底，自治区政府已批准职工大学12所。
高中毕业后下乡改造
新疆白杨木业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晋华就是成人教育的受益者之一，“是成人教育圆了我的梦”。
1974年7月，18岁的张晋华高中毕业，当时国家还未恢复高考，全国各地实行的是“提优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摆在张晋华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下乡改造。
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听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就想着，要下乡滚一身泥土，炼一颗红心。”张晋华说。
在农村，张晋华修水利、盖房子、赶马车、打麦子，而在忙碌的间歇，他会抓紧时间读书。“当时别的工友都不能理解，觉得我完全是在白费工夫，但我想，无论什么时候，人要有知识才能长见识。”张晋华说。
炊事员报名考函授
1980年，张晋华回城，成为伊犁毛纺厂食堂的一名炊事员。
1981年年底，伊犁毛纺厂教育科组织职工集体上夜校。从那时候开始，社会各界的目光终于回转到“知识哺育，教育人才”上来。
1982年，新疆伊犁毛纺厂为员工集体报名考上海函授学院，张晋华选择了企业审计专业。
“我白天去厂里上班，下午一下班回到家就扎到书本里，每一个概念要点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脑子里灌，还学着写论文，反正业余时间只有那么多，必须狠下工夫才行。”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后，张晋华终于顺利拿到了函授学院火红的“企业审计专业”结业证书。
拿到文凭失声痛哭
为进一步为渴望知识的青年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1981年，国务院下发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试行自考，之后在全国全面展开。
1983年10月，27岁的张晋华听说自学考试很热门，一名同事已经报了名，问他愿不愿意去试试。
“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就很利索地跟他说：‘我去’。”张晋华回忆说。
因为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张晋华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去了以后才知道，别人七八月份就开课了，当时他很怕自己跟不上。
张晋华记得当时自己所学的专业有十几门课程，要求每半年考两到三门课，因为学习持续时间长，许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选择放弃。
1985年，自治区第一次自学考试开考，开考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现代汉语、现代维语、现代哈语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6门课程。“我第一次考试考了3门，只有两门考过了。一想到后面还有很多门考试，我心里开始有压力了，想过放弃，但还是一咬牙坚持了下来。”张晋华回忆说。
1987年，张晋华不负众望，通过了全部考试，“当时我的逻辑学考了全伊犁州第二名，因为是在职非脱产性质的，自考办还给了我特殊奖励。知道结果的时候，我当着单位同事的面失声痛哭……那是太高兴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今的张晋华一脸感慨。
如今，新疆自考已由最初的汉、维两种文字开考的5个专业，发展到今天有汉、维、哈、蒙4种文字开考的119个专业，已为新疆经济建设培养了16万留得住的人才。
放弃公职自主创业
有了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再加上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已是共产党员的张晋华一路从毛纺厂普通职工走到了物资处处长的职位。
1996年1月，张晋华被任命为新疆纺织品供销公司副总经理。2002年春，新疆纺织品供销公司被兼并，新公司想请张晋华留任，但张晋华婉言谢绝了。“看到市场经济一天天活跃起来，我也不想再为别人打工了，我有知识，我能学习，我想自己创业”。
2002年年底，张晋华决定投资木业，他开始了解木材、学习企业经营。2003年5月，张晋华注册了白杨木业包装有限公司，从第一次为新疆屯河包装番茄酱出口，发展到如今占据了乌鲁木齐各二类口岸的市场。
张晋华说：“说到底，我还是要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那些好政策，我不可能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成功。”
3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新疆通过电大、业大、函授、职工大学等学习形式获得毕业文凭的成人超过10万。
与此同时，自治区成人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及科研效益成果也是显着的。据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资料记载：1984年前后，新疆联合收割机职工大学学员集体研制成功的《全方位自动跟踪式太阳能沸水器》受到好评；电大首届毕业生孟兆兰设计了“双经纬仪测风记录处理程序”已付诸使用，提高工效16倍；新疆职工业余大学毕业生高庆中研制成功“标准热电阻温度计”样机，经国家计量总局等20多个单位鉴定，在我国高精度热敏电阻测温方面填补了空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他颁发了优秀科研成果奖。
(沈祖啸张笑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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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科
1985年，印度电影《迪斯科舞星》在国内上映，由此引发了一场迪斯科热潮。如今，这部电影的情节已变得模糊，但提起主题歌《吉米，来吧》，很多人仍记忆犹新。当年，这首迪斯科舞曲曾在大街小巷传唱，随之劲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陆续引进《猛士》等一系列经典西方迪斯科音乐，包括《chachacha》等舞曲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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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千人求职
重庆民生轮船公司今年3月重建以来，收到的求职信件有500多封，接待求职者逾千人。
可是时至今日，却一个人也未能调进，天平的一端是千是百，另一端却是零！
为什么人才这样难于流动呢？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才部门所有制，是人才流动的主要障碍。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单位，某个地方，不管专业是否对口，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个人才智能否充分发挥，想挪挪窝，是极其困难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大量积压人才，一些地区和单位需要某种专业人才，很难调出人。
如此落后的体制，管活人用“死人”方法，使多少人闲白了少年头！使多少人的美好理想成了泡影！如果要算浪费账，在我们这个人才相当缺乏的国家里，人才的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4年7月7日第2版
原标题：《为什么还是“0”》作者：万小光
第三节百姓生活 从黑白到彩色电视荧屏拓宽百姓视野
“没有电视，生活会失去一半精彩”
《新周刊》曾做过一个名叫“砸烂电视”的专题，文中列举出电视的十宗罪，其中有电视把你的大脑当垃圾桶、是你孩子的教唆犯、是你时间的“小偷”等等。但你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当你第一次和电视结缘后，你和它的关系就日渐亲密，甚至不可或缺。
电视让家庭变影院
家住乌鲁木齐市五星路的毛圆圆今年30岁，当年，因为父母都在运输公司上班，家里算是富裕户，也成为乌鲁木齐市最早拥有彩色电视的普通家庭之一。
到现在，毛圆圆依然能清晰记得家里买来第一台14寸彩色电视机时的情景。
那是1984年10月的一天下午，毛圆圆的爸爸推着自行车回来，车子后面驮着一个大箱子，妈妈小心翼翼地在后面扶着。毛圆圆好奇地问妈妈，箱子里面是什么，妈妈说：“是电视机。”毛圆圆立即兴奋地跳起来。
此前，圆圆的姥姥家已经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次圆圆家买的是一台金星牌彩色电视机。
到了晚上，左邻右舍的人都聚集到毛圆圆家里，当电视里显出了彩色的人影时，原本热闹的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都被画面紧紧吸引，直到电视节目结束，出现满屏雪花也舍不得离开。
从此，圆圆家成了小朋友们的乐园，每到傍晚，家里就会有很多人，有的人挤不进来就趴在窗户边，有的还骑在院里的大树上。“那时候隔壁家有一个小男孩，和我差不多大，他每天傍晚都会用筷子串两个馒头，一路小跑冲进我家坐在小板凳上，边吃边看电视。”
毛圆圆还回忆说：“1985年春节时，听说我家买了电视机，住在沙湾的舅爷爷等亲戚都赶了过来，浩浩荡荡20多个人。爸爸就在家里生了两个炭火盆，大家围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看完后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聊了好久。”
电视走进全疆农村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开始走入全疆农村家庭，家住乌鲁木齐市团结路的王焱曾是阿克苏广播电视器材公司的会计，她亲历了当年电视机走进地州的情景。
“每到秋收完毕，大批农民就赶着毛驴车早早来公司排队买电视，每天的队伍都有四五十米长，我们每天都从早忙到晚。当时一台电视700元左右，公司每天的营业额都达十几万元，每天的营业款都能装满一个电视机箱子。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左右。”王焱回忆说。
为了改善电视的收看效果，人们还想出很多办法改造电视。父母家在伊犁的小文记得，1985年，家里买了一台14的雪莲牌黑白电视机。“因为电视屏幕太小，爸爸就买了一个和屏幕差不多大的放大镜，放在电视机屏幕前，这样看起来电视里的人就大了很多。后来，我还看见邻居家买了塑料彩条贴在电视屏幕上，这样看电视就有了颜色。”
小文说：“最有意思的是，那时每到冬天，家家用电增加，电压就会很低，带不动电视。为了能看上电视，大家就发明了用自行车发电的方法：把发电机装在自行车后轮上，想看电视的人轮换上去骑半个小时，可每次换人时就会停电，总不能看尽兴，后来市面出现了调压器，家家都赶在春节前去买，以保证不错过春节晚会。”
随着时代的进步，电视从彩色到纯平、高清，现在，液晶、等离子等电视已走进寻常百姓家。
电视传送日新月异
当普通百姓家的电视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时，新疆的电视传输事业也在不断发展。现在陕西电视台工作的于聚义曾是新疆电视台的老员工，正是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1979年12月5日，新疆电视台开始正式传输彩色电视节目。
1978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的于聚义回到新疆进入新疆电视台工作。那时，新疆电视台一周只能播一次黑白电视节目，每次一小时。
于聚义说：“那时候电视信号非常不稳定，图像总是飘来飘去，为了保持信号稳定，台里决定改造发射机并尝试着发射彩色电视信号。由于没有彩色发射机，我们只能把原来的发射机进行改造，用了大概4个月时间，我们改装好了发射机，开始在7月试播彩色信号。当时新疆电视台只能使用一种名叫“代代红”的胶片，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彩色胶片，拍摄出来的图像只是稍微带点红色而已。后来我们又去录制了中央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并购进了彩色拍摄设备，大概到了12月，新疆电视台才开始正式播出彩色电视信号。”
随后，电视传输技术也开始发生变化，1989年2月20日，新疆电视台开始正式使用通信卫星向全疆传送维、汉、哈三种语言的节目，1993年，新疆有线电视台正式成立，全疆观众开始看到其他省区市的节目，而如今，数字电视已开始在全疆普及。
电视改变百姓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霍元甲》《射雕英雄传》《排球女将》……几乎部部电视连续剧都能引发热潮，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毛圆圆记得，那时候女孩子最爱玩的游戏就是用家里的窗帘和枕巾、床单等物品把自己打扮成电视剧里的古代美女，学她们走路、说话，甚至背下每个人的台词。而男孩子则聚在一起练武功，一会儿“降龙十八掌”，一会儿猴拳、蛇拳。
今年33岁的李响提起童年往事仍历历在目，“我记得小时候最爱看《射雕英雄传》等武打片，羡慕里面人物的轻功。有段时间，每天放学后，我就从房顶往下面的草垛上跳，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练就一身好轻功。”
伴随港台剧风潮走进人们生活的还有明星贴纸，那时候学生们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买一个笔记本用来抄电视剧歌曲的歌词，然后在空白的地方贴上明星贴画，谁的笔记本抄得多、贴得全，就能成为大家传借的对象。
从事媒体工作的刘静还保留着当年的十几本手抄歌本，几乎每本上都贴满了明星贴画。她说：“那时父母每天都会把买菜剩下的分分钱给我，让我存零用钱，我一存够三毛钱就偷偷去买贴画，梁朝伟、黄日华、翁美玲都是我们最喜欢的明星，这成了我们当时最大的乐趣。”
正如着名主持人赵忠祥所说：“电视机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果没有电视，我们的生活不会那么丰富。如果没有电视，我们的生活将会失去一半的精彩。”
(叶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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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工程
曾一度流行的“菜篮子”，其背后有着强烈的符号隐喻，即副食品短缺和物价上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居民冬日的当家菜是“萝卜、白菜、土豆”。为改变餐桌上的单调颜色，农业部于1988年发起“菜篮子工程”，大量菜园子、养殖场等副食品生产基地投入建设。
8年后，曾经的“高档食品”肉、蛋、奶已变成一种家家必备的寻常食品。目前，肉和蛋的人均占有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
而菜篮子工程并未就此结束。它在21世纪的新任务不是要让人吃得饱，而是吃得好。“绿色”、“无公害”成为关键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已实行20年的漫长“工程”是一部改革史的缩影，并且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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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蛋部队”冲破封闭山门》
在西宁到互助的公路上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些农民想把鸡蛋或清油带到西宁去卖几块钱，结果逃不过“卡子”。轻者东西被没收，重者被送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他们被称为“倒蛋部队”，最早冲开了封闭的山门，游泳于商品经济的海洋。
一夜春风，那些挡在致富路上的“关卡”被拆除了，但“倒蛋”的农民却仍心有余悸。有一个“倒蛋”队员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收了200来个鸡蛋，正要去另一个村子，突然发现远远一辆小吉普开来，心中不由一阵发慌，猛蹬着车子拐进一条小土巷，没走多远就在一个泥淖里拐翻了，蛋清蛋黄流了一地。
尽管如此，“鸡蛋卖给谁”的年代毕竟过去了，互助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一面要求有关部门给鸡蛋运销户提供便利，一面树立“倒蛋”典型，给予表彰奖励。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8年12月18日第2版
原标题：《土乡的“倒蛋部队”》
第四节百姓生活 1979年全疆每天119万人次看电影
姐弟俩凌晨两点看红楼梦
2008年9月23日，在新疆人民剧场二楼技术部办公室里，于文兵正坐在办公桌前仔细整理属于自己的物品，抽屉里各种书本、桌面玻璃板下压着的老照片，他都慢慢取出来，一一装进袋子里，准备带回家——他已在前一天向领导递交了退休报告，9月25日，于文兵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
1978年，27岁的于文兵抱着当一名电影放映员的愿望来到新疆人民剧场，成为一名窜片员，这一干，就是30年。从跑片员、放映员、技术员、技术经理到现今的技术顾问，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电影在新疆的30年发展历程。
每天骑车去窜片
因为从小特别喜欢看电影，于文兵的梦想就是当电影放映员。文革结束后，于文兵来到了人民剧场。“那时候拷贝很少，一般是几家电影院共用一个拷贝，需要窜片员送、取电影拷贝，我就自愿去当了窜片员，因为能近距离接触放映机。一部电影通常是十几本拷贝，要来回跑3次才能拿完，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幸福、团结、儿童等几家电影院之间跑，最远的时候还要到地调处去窜片，通常是刚刚放下就又要出发，冬天的路很滑，一路上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对于当年的经历，于文兵记得非常清楚。
在当了一年多的窜片员后，于文兵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始学放映电影。最初的放映机很落后，要用炭晶棒燃烧来做光源，放映前要先把炭晶棒的正负极调到恰当位置才能燃烧，等燃烧一段后，又要停下来重新对准。
此外，那时的胶片也因为技术原因非常落后，有时在放映过程中因为温度太高会自燃。“师傅当时就告诫我们，在放映时眼睛要看、耳朵要听、鼻子还要闻。我听说当时有家剧院在放映《红日》这部电影时，胶片就突然着起火来了。”于文兵回忆说。
买票队伍长达30米
于文兵说，在30年的电影放映生涯里，最让他难忘的是当年人们观看电影的热情。“那时候人民剧场只有一个厅，每天早上还没上班，卖票窗口就围满了买票的人，小小的窗口伸进来十几只手，谁力气大谁就能买上。后来观众就自发排队发号，按号买票，每天排的队有30多米长。”
电影院当时绝对是最火的娱乐场所，每天从早到晚，场次都排到了凌晨两三点，仍然满足不了观众的需要。为了能买到电影票，大家开始拉关系，找在电影院工作的熟人，那时如果谁家有人在电影院工作，绝对会成为显摆的资本；谁要是有本事弄到几张电影票，那更是大家眼里的红人，而于文兵就是这样的红人。
于文兵说：“有一次，别人给了我两张在团结剧场上映的《红楼梦》的电影票，场次是凌晨两点钟。在火车西站工作的姐姐听说了，兴奋地骑着自行车从西站赶来和我一起去看。我们到团结剧场后看到，门口黑压压地站了几百人，很多人并没有票，但希望能碰运气看有没有退票的人。”
自治区电影公司的统计显示，1979年是全疆电影观众人次最多的一年，当时全疆人口不足2000万，而电影观众达到4.3亿人次。按一年360天计算，当年每天全疆电影观众有近119万人次。
《庐山恋》冲破吻戏禁忌
从文革时期观众只能看到8个样板戏，到现在每年上映100多部各国电影，和全国一样，新疆的大银幕在改革开放30年里也经历了冲破诸多禁忌的过程。
自治区电影公司第一任经理、现已83岁的李杰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国产片还比较少，大部分是苏联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观众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文革开始后，电影就只剩下8个样板戏，其它都被封存了，直到文革结束，电影才解禁。
1979年，新疆奎屯读者问英杰写给《大众电影》的一封信在全国掀起一场大争论，起因是第五期《大众电影》的封底上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接吻的剧照。在信中，问英杰用激烈的言辞责问编辑部：“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大众电影》全文刊登此信后，全国读者对此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众电影》共收到来稿11200封，赞同问英杰观点的不到三分之一。大家已经开始慢慢认同电影中的一些亲昵行为。
首先打破“吻戏”禁忌的是由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很多观众都对影片中两人亲吻的镜头记忆犹新，今年46岁的张军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是和姐姐去看的这部电影，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这种镜头，心怦怦直跳，姐姐的脸也红红的，但还是忍不住想看。”
而让另一位电影迷李树玲记忆深刻的是《追捕》中真由美和杜丘之间的感情戏，她说：“那会儿哪有爱情电影呀，自从看过那部电影后，高仓健就成了我们的偶像。”
开启进口大片时代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电影在电视、卡拉OK等娱乐形式的冲击下走入低谷，1992年，新疆的电影观众跌到了9000万人次，即每天25万人次。为了刺激电影市场，国家开始允许美国进口大片在国内上映。
新疆人民剧场经理向金歌记得，1994年首部美国进口大片《亡命天涯》在乌鲁木齐上映时，成了全市热点，各家电影院都在门口挂起横幅进行宣传，电影院门口又看到了排队买票的情景。
随后，《红番区》《真实的谎言》等港台影片和美国进口大片的上映开启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新时代。如今，首府观众不仅有更多影片类型可以选择，甚至已经能和全球观众同步欣赏到最新电影。
除了电影本身的更新外，如今的电影放映设备也已愈加先进，首府影院已经由胶片时代全面过渡到数字时代，新疆人民剧场投资30万元建立的第一个3D数字电影厅已经完成，并正式开门揖客。
(叶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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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奖
1987年7月27日，石家庄市政府门前广场，副市长孙永生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首发式上，掏出10元买了10张奖券，新中国第一张彩票(当时叫做“募捐券”)就这样售出。随后，“一张桌、一把椅，扯条横幅卖彩票”开始在各地流行。
当时销售的彩票以即开型为主，现场发行，当场兑奖。而更多的老百姓管买彩票叫“摸奖”。在中国城乡的广场集市上，数以万计的人群集中买彩的场面成为当时常见的景观：大喇叭里不时播报着中奖信息，摩托车、彩电、洗衣机等奖品摆在台前，周围是抢购彩票的人群，中大奖成为人们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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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卖股票》
9月8日下午3时，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汇集了很多人，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买过的东西——股票。
股票销售者是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齐文增和他的伙伴。
他们应接不暇：“我买500元的”、“我要300元的”、“我要200元的”、“100元的行吗？”
4点钟出现高潮。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柴飞递上一沓现金……
到5点钟，在国务院总共销售3万多元。
国务院大院里的25名工作人员第一次成为企业股东。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8年9月11日1版原题《中南海里购股票》
第五节百姓生活 第一代模特街头展示商场时装
模特大赛奖品清一色是大花瓶
1981年的一个早春，一位名叫皮尔·卡丹的法国老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第一次中国时装秀。6个金发碧眼的女孩，身着建筑风格十足的时装款款而至，时尚终于从人们悄悄议论的话题成为现代生活的象征。而国人也第一次知道了有一种走在时尚前沿的职业叫“模特”。
时装表演队的街头秀
1988年，新疆第一代模特诞生。陈红便是其中的一位，20岁的她当时是大十字商业大厦童装部的营业员。商场为了促销每一季新款服装，成立了一支时装表演队，陈红因为拥有1.74米的身高而被选中。她们的任务就是定期身着商场新款服装在大街上表演。
“我们穿着新款风衣，垫着厚厚的垫肩，人人梳个‘招手停’(额前的刘海吹成翻翘)，路上很多人围观。有时候表演队上街表演，沿途都会戒严。”回想起那时的情形，陈红很感慨，“当时我们商场卖的衣服都比较高档，一件衣服上百块钱，这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是非常贵的。对于爱美的年轻女孩来说，穿上这些衣服能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所以即便穿着高跟鞋在大街上走一天，累得要死，也很开心。”
首个“模特”班诞生
就在陈红当上模特的这一年，新疆第一个模特训练班在舞蹈演员出身的李良婉手中诞生了。如今，李良婉已年过花甲，她回忆说，当时她是兵团歌舞团的舞蹈编导，曾去法国进行文化交流演出，在当地目睹了法国的时装秀后，她被T台上高雅的形体艺术所吸引。而在观摩了大大小小的秀场后，她坚定了把“模特”带入新疆的信念。
在北门群艺馆的排练厅里，李良婉的模特班开始招生。当时的模特招生标准很简单：身高1.7米以上、头小、肩宽，对于三围和体重没有过多限制。招生效果很好，短短一周便有几十人报名，这超出了李良婉的预想。“当时人们对模特的理解还存在误区，觉得成天在台上扭来扭去是不务正业，来报名的以待业青年居多”。
已经在街头走秀的陈红也报了名，进入模特训练班后，她才明白“原来走路是有学问的”。排练厅里，高矮不齐的女孩们排成4排。一台双卡录音机，伴随着李老师的口令，女孩子们开始了正规的模特训练。“抬头、挺胸、目光平视前方……”
模特大赛摘得季军
1989年，上海举办了“中国迅达杯时装模特大赛”，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模特比赛。虽然当时并没有在新疆设赛区，但那一年新疆也举办了一次模特大赛，比赛的地点是新疆话剧团，大赛要求参赛选手自备春、夏、秋三套服装。陈红记得比赛时她穿的那件黑色风衣：“是一个亲戚从上海带来的，双排扣，闪光面料，腰身收得很好，平时穿着上街，回头率很高。”
那时的模特全是自己化妆，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美人坯子一定要浓眉、大眼、红唇。所以，亮相模特的妆容几乎清一色：两条又粗又黑的“利刀眉”、用眉笔和口红掺在一起打造出的“熊猫眼”、外加一个红红的唇。陈红回想起来用“惨不忍睹”这个词形容。
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灯光很炫。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原本就表演欲很强的陈红内心充满兴奋。那天，她自信、大方的表演赢得一片掌声，并摘得季军。“我当时以为奖品会是洗衣机，结果每个人的奖品都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陶瓷花瓶”。
也就是那次比赛，改变了陈红的生活道路。
只能在歌舞厅走穴
大赛后，有人找到陈红，将她和那届大赛的获奖选手组成了一个表演队，到歌舞厅走穴。
小场20元，大场50元，一晚上能赚二三百元钱，这相当于她当营业员时一个月的收入。“虽然我不喜欢那种场所，但是高收入带来的高消费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当时，新疆的服装业并不像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那样发达，模特几乎没有在T台走秀的机会。李良婉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感到很心痛：“模特应该是为服装设计师服务的，这么高雅的艺术怎么能沦落到在娱乐场所表演？”
霓虹灯下的纸醉金迷，让一些走穴模特陷入迷惘，有的嫁了有钱人，有的当了“二奶”，这些现象让人们对模特戴上了有色眼镜。李良婉说：“我的学生逐渐流失，而他们中有的人资质很好。”
走出去成为职业模特
短暂的走穴时光，也让陈红知道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纪录片《南沙群岛》，一直向往有海的城市。”1990年，珠海电视台下设的一个文化机构来疆招平面模特，李良婉推荐了陈红。
虽然陈红最终没有留在那家单位，但外面的见识却开阔了她的眼界，她开始走向职业模特的道路。除了在国内参加顶级时装秀外，她还出国走秀。“模特不单纯是衣架，它诠释的是一种文化。”8年的职业模特生涯，让她对服装行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如今的她，拥有自己的高级成衣进出口公司，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
在陈红离开的这些年，李良婉的模特训练班依然还在，她的学生已有上千人。因为专业水平的大型服装表演活动很少，能够和国内外名模同台表演的机会就更少，成为职业模特在新疆并不现实，“走出去”是李良婉对学生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岳梅，就是“走出去”的一位。她1996年参加李老师模特培训班，最后成为1998年世界超级精英模特大赛中国选拔赛冠军，自此离开新疆，成为活跃在中国时尚界的宠儿。
国际服装节带来契机
从2001年起，每年一届的乌鲁木齐市丝绸之路国际服装节，不仅为首府百姓们提供了一场服装盛宴，也为新疆的模特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据统计，每年服装节都有100多名新疆模特承担服装表演任务，每届共计30余场服装“秀”，热娜、王希维、苑圆等名模就是在参加了第一届服装节后脱颖而出的，随后被推荐参加全国的电视模特大赛。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际模特大赛落户新疆，如世界小姐大赛、环球小姐大赛等。模特们在T台上绽放美丽的同时，也向大家传递着时尚的概念。低龄化、高学历、多才艺是现代模特的特点。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广告中出现新疆模特的面孔时，我们心中涌起的是一份骄傲。
(刘媛媛)
流行语
卡耐基
卡耐基，美国着名的企业家、教育家和演讲口才艺术家，被誉为“成人教育之父”。他一生致力于人性问题的研究，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对人类共同的心理特点进行探索和分折，开创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融演讲、推销、为人处世、智能开发于一体的成人教育方式。
改革开放后，大量卡耐基撰写的成功励志书籍被引进中国，《沟通的艺术》《人性的弱点》和《演讲与口才》等，这些书一直被人们当成礼品广为赠送。
随后，卡耐基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了人际关系培训学校，传授他多年总结出的成功技巧，影响了许多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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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牌香烟数量总不足》
编辑同志：去年12月初，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在石河子红旗商场买了一条“红山”牌香烟。抽到第8包时，偶然一数，20支装的“红山”牌香烟只有17支。其他同志听了都很吃惊！可一看确实只有17支。那位同志回家把剩下的两包拿来一数，都只装了17支，其中一包留下备查。后到商店了解，发现近来“红山”牌香烟短支和分量不足现象确实存在。
国家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后，一些商品搞“搭车”涨价，群众很有意见。
“红山”牌香烟这样做，会失去信誉的，我们借贵报一角反映此事，希望能引起生产厂家的注意。
——《新疆日报》1989年1月12日(作者潘根新)
第六节百姓生活 翻录磁带手抄歌词录音机引来流行风
不上晚自习全班同看“小虎队”
改革开放之初，邓丽君、张帝的歌曲被视作“靡靡之音”，年轻人在唱到“爱情”之类的字眼时还很羞涩。而在此后，台湾民谣、摇滚乐、RAP等逐渐与我们接触，伴随着这些流行音乐，我们的生活态度在变，交流方式在变，兴趣爱好也在变，获取音乐享受的工具也从单卡、双卡录音机的抢购，到CD机、MP3、MP4的风行，如此种种，都印证着我们精神生活的提高。
从收音机到录音机
1979年张金铭结婚时，那台120元的红灯牌收音机是家里比较值钱的家当，不过当时的收音机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音乐可以听。那时工厂都有大喇叭，放的都是《东方红》那些歌曲，经常听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8个样板戏，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电影插曲都是禁止在公开场合演唱的。
1981年，张金铭花70多元买了一台“砖块录音机”，当时电视机等电器都要凭票购买，张金铭托熟人才买到，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
3年后，张金铭的“砖块录音机”升级为单卡录音机，音响效果还是不太好，张金铭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自己动手做了音响。“出差去上海时买回来喇叭、音箱布等材料，价格都不贵。还记得音箱布是黑色底子，上边是枣红色、紫色和金色线织出来的纹路，做好后上边再放一块用白棉线钩出来的台布，摆在家里显得非常时髦”。
一盒磁带相当10碗肉丝面
37岁的王伟现在还珍藏着当年翻录的磁带和歌词手抄本。CD、VCD、MP3……尽管听歌的工具一换再换，王伟最有感情的还是磁带。“1982年家里就有了砖块录音机，我听磁带一直听到1994年参加工作。”
从1986年起，王伟开始自己买磁带，当时在现在的中泉广场附近有两家磁带行，每盒磁带5元钱，这个价钱在当时可不便宜，一碗肉丝面才5毛钱，1盒磁带就相当于10碗肉丝面，一个月能买一盒磁带就相当不错了。
“因为磁带贵，当时很多磁带都是翻录的，那时下班后没有电视，除了上夜校外，就是去朋友家聊天、挑磁带、录磁带，没双卡录音机时，就带个单卡机子去录。那阵单位的宣传科、工会的录音机好，也有年轻人去那里翻录。”张金铭也有相同回忆。
当年翻录磁带的技巧至今还留在王伟的记忆中。“一盒磁带是45分钟，可一盒空白磁带是60分钟，我们就挑喜欢的歌曲翻录到空白磁带上拼出一盒磁带。因为反复听，容易绞带子，就接杯热水，把磁带抽出来，把皱皱巴巴的那段放在杯子外轻轻地拉，相当于‘熨’平；不小心拉断了也有办法，把那段剪成45度的角，用胶带粘起来就行了；我们还经常手动倒带，喜欢哪首歌或者磁带太松、太紧，就用铅笔或手指把它重新卷一下，速度快还省电。”
流行歌由港台传入内地
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开始影响内地。王伟记得，那时候女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男生喜欢张帝的歌。但家长普遍反对孩子听这些歌曲，都评价说是“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他们就偷偷地听、偷偷地唱。
1981年，王洁实和谢莉斯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何日才相会》，磁带一上市就卖了500万盒。张金铭没有买到原版磁带，只有一盒不知翻录了几次的磁带，最喜欢其中的台湾校园民谣《外婆的彭湖湾》《乡间小路》。
在每周末的团支部活动和文艺活动上，音乐风格也不断变化。从《十五的月亮》《黄土高坡》《我的中国心》，再到年轻人跳着太空步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节奏快的、慢的，风格很多。以前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时，歌词是‘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因为有爱情这个词，有人还不好意思唱，后来涉及爱情的歌曲越来越多，就不再让人脸红了。”张金铭回忆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囚歌曾一度流行，包括《铁窗泪》《愁啊愁》《狱中望月》等，“家里放、有录音机的小饭馆也放，很流行。”张金铭说。
1990年，“小虎队”流行时，王伟还在上学，“记得当时班里有电视，有一次放他们的演唱会时，我们都没上晚自习，集体在班里看小虎队的演唱会。”
1991年时，爱好音乐的王伟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乐队，他担任主唱，当时唱得比较多的是王杰、齐秦、童安格的歌曲，也唱大陆歌手林依轮、毛宁的歌。
1994年春天，老狼抱着吉他轻唱着《同桌的你》，同年《校园民谣Ⅰ》磁带发行，大陆校园民谣就此开始流行。那年王伟已经走出校园，“会弹吉他的人都会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模范情书》《流浪歌手的情人》，每首歌都熟”。
高科技带来收听变革
从1979年SONY公司研究出世界上第一款Walkman便携式磁带播放器后，随身听一词就成了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代名词。在内地，随身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也因此，80后、90后听音乐时更多的是随身携带播放器用耳机听，22岁的杨婷就是如此。
2000年，杨婷刚上初中时，班里就有好多同学在用随身听听歌，她很羡慕。她买了很多当时很流行的磁带，这样她就能和有随身听的同学一起听歌了。时间久了，她不好意思借同学的了，就花了近200元买了一个，整天背在书包里，一得空就拿出来听。
2003年时，杨婷攒零花钱和姐姐一起买了一个超薄的随身听，花了500多元。随身听效果很好，还带一个功放的小音响，她经常放在班里和同学们一起听。
之后，从CD机、MP3、复读机、MP4，再到带音乐播放器的手机，能听音乐的工具越来越多，高科技带来的收听变革极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张小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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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舞，燕舞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歌词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家喻户晓，江苏盐城燕舞集团的收录机产品也红遍大江南北。
早年的广告虽然制作粗糙，但因为数量稀缺，现在还留在人们脑海里。在广告中，“燕舞小子”苗海忠抱着吉他跳舞的动作有点怪异，让人一下难以想到他就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九王爷”。1986年苗海忠拍这条广告时只有18岁，还是北京四十中学的学生，据说他当时所得的酬劳是10元钱。
“燕舞”火过之后如今早已倒闭，业界认为，正是“燕舞”的成功，拉动了中国家电广告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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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员擒盗贼保护储户存款》
工商银行哈密市中山北路储蓄所保护储户存款的故事在哈密市城乡广泛流传。
去年11月24日，两个青年手持1200元的活期存折来到该储蓄所支取存款，该所经办员按制度核实情况时，其中一个自称是储户的弟弟。经办员非常熟悉原储户崔晓玲的情况，她根本没有弟弟。经办员巧妙地用电话询问了储户后，当即锁住了储蓄所的大门，经办员杨俊红率先挡住了盗贼的去路。主任王文华带领全所11个女同志蜂拥而上，与罪犯进行了一场搏斗，有的扭胳膊，有的抱腿，终将两个盗贼擒获，扭送至公安机关。
——《新疆日报》1989年1月16日(作者苏天龙)
第七节百姓生活 街头卡拉OK开启平民娱乐新天地
一曲《恋曲1990》赢得她
卡拉OK缘于1972年的日本神户，它的本意是“无乐队伴奏的演唱”。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在伴奏中加入混响效果；同时，伴奏影带迅速取代了声带。这样，随着音乐的节律为演唱者提示歌词，看到与歌曲意境相配的画面和原唱歌星的表演，这种娱乐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
一元钱街头亮嗓
上世纪90年代初，卡拉OK像一阵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边城乌鲁木齐。当时很多人难以相信，自己居然可以对着话筒唱歌，还有伴奏——这似乎是只有歌星才拥有的权利。
这样的情景很多人一定记忆犹新：炎夏街头，黄昏时分，在乌鲁木齐的中山路夜市、水磨沟夜市甚至背街小巷，一套音响、一台电视机、几把椅子就是一处简单的街头卡拉OK场地，歌唱爱好者手拿话筒高唱《明明白白我的心》。当时用录像带播放歌曲，没办法选择歌曲顺序，画面模糊，音质也比较粗糙，但大家却为这种新娱乐方式着迷。
34岁的左海波回忆说：“那时我还在六中上学，家里每个月给我50元钱，其中包括伙食费和零用钱。唱一首歌1元钱，每逢周末，我就约几个朋友一起去街头K歌。”
那时情窦初开的男女青年还会以歌会友：“我能跟你合唱一首歌吗？”于是，两个刚认识的男女开始了合唱。
所有卡拉OK的爱好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自我感觉良好。这也正是卡拉OK能受大众喜爱的特有魅力。
歌舞厅排队等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乌鲁木齐原本单一经营的大众舞厅如“红与黑”、“丹尼尔”等纷纷开辟场地供客人K歌。大厅中央的舞池周围摆满沙发和桌子，桌子要编号，厚厚的歌曲目录每桌一本，客人要点什么歌先写在纸上，由服务员交给DJ。当时用的一般都是LD的大碟子，一般只能灌30首歌曲。LD碟子要比现在流行的DVD大一些，现在只能在一些酒吧见到，大多被当做装饰品贴在墙上。
在左海波看来，这种形式很让人抓狂：“唱一首歌要排队等半天，很多人晚上9点来，等到12点才能唱一首歌。不过，敢唱歌的人都有‘两把刷子’，记得当时比较流行的歌曲有《花心》《吻别》等。因为太热门，点播率高，往往一整晚都是不同的声音在唱《花心》。”
为了招揽生意，白天有的歌舞厅还打出了女伴免费的招牌，而唱卡拉OK也成为青年男女约会相亲的一种方式。现在已为人父的毛宗文便是凭一曲《恋曲1990》赢得了妻子的芳心，“我很内向，不知道怎么跟女孩搭腔，眼看着桌上的葡萄干、花生快吃完了，我还不知道怎么表白，后来刚好轮到我唱歌，唱歌是我的特长，我就点了一首《恋曲1990》。唱完后她的眼睛亮亮的，后来她跟我说，台上的我光彩四射。”
随着VCD的普及，卡拉OK风盛一时，很多企事业单位也模仿建立简易的卡拉OK厅，起名叫“职工之家”、“多功能活动室”等，可以唱歌、跳舞、打牌，供内部职工节假日休闲娱乐。当时，有关部门分两批制作了《中华大家唱》，共1000首歌曲，让卡拉OK开始成为全民热潮，当时的乌鲁木齐文管办就曾多次举办过卡拉OK比赛。
卡拉OK走入包厢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条件的宾馆、酒店也纷纷效仿开辟卡拉OK服务，实在辟不开场地的经营者便在包房里摆放电视机、影碟机、话筒和功放机。
1997年后，随着酒吧、咖啡厅、迪厅的出现，卡拉OK开始被推上中高档消费路线。经营者推出了包厢服务，包厢按小时、分时段收费，黄金时段加酒水香烟零食，一般得花几百元、上千元甚至更多。在包厢内，所有歌曲被编上号，制成歌本，交给客人按编号点歌。顾客看到电视屏幕上有画面了就赶紧拿起麦克风。当时的消费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按小时收包厢费，酒水另算；另一种是套餐消费制，消费达到最低消费额即免包厢费。好在包厢提供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里，朋友之间的演唱更有随意性，不会唱歌的人也有勇气显摆几下。
超市K歌相结合
2002年5月18日，张俊、张东兄弟俩投资400万元建成的友好量贩“KTV娱乐广场”在友好大酒店诞生。对当时大多数人来说，“量贩式KTV”是个陌生的词汇。“量贩”在日语里是大量批发的意思，这种经营方式在日本等地的娱乐业十分风行。在量贩式KTV中，所有的服务生都配有对讲机，包厢全部是自助式电脑点歌，还开设超市供顾客选择酒水小吃。
不设最低消费，客人需要酒水可以自己在超市选购，然后拿到包房消费。张氏兄弟将消费群体锁定在工薪族、白领一族以及家庭，而这是一个平常很少在KTV消费的群体。当时4～6人的小型包间一小时收费50元，如果在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段消费，还能享受3折优惠。刚开始时，量贩式KTV生意并不很火，但慢慢的，这种自助式娱乐方式被首府歌迷接受，2003年春节大年初二，50个包厢竟然全部爆满。
张氏兄弟的成功给新疆娱乐行业带来启发，各种量贩式KTV相继登场，如天界丽都、soho数码欢唱等。侯小姐夫妇是量贩式KTV的常客，她说：“量贩式KTV的音响及点歌系统都属专业级，歌曲曲目一般在一万首以上，并采用DVD光碟、原版MV伴唱。和很多老式卡拉OK歌厅相比，在这里点歌方便、出歌快，许多时兴的流行歌曲在这里都能找到。另外，卡拉OK的音质和画面很清晰，麦克风还配有一次性话筒套，包厢装修精良。在那里玩既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也不会担心‘挨宰’。”
这种将超市、分类包房自助点歌相结合的“升级版”卡拉OK，不仅让传统卡拉OK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使热衷KTV的人群范围进一步扩大。
(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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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连播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评书连播曾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等评书表演艺术家都有一群铁杆的“粉丝”。
1985年，田连元录制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在全国各地电视台交换播出反响强烈，首开了长篇电视评书的先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脍炙人口的评书，如《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杨家将》等，给一代人带去了快乐和谈资。那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无数听众和观众每天带着遗憾离开收音机和电视机，而第二天又会准时地收听或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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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兵丢行李服务员送过来》
3月16日晚上10时52分，由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70次特快列车还有7分钟就要发车了。突然，8号车厢内一位手提旅行包的年轻姑娘满头大汗地穿过人群，挤到两位身着武警制服的青年面前，气喘吁吁地说：“同志，这是你们的东西吧……”两位青年顿时惊呆了……
这位姑娘是兵团农四师驻乌办事处的服务员。这天下午晚饭后，两位刚从武警部队退伍的战士准备返回哈密。在农四师驻乌办事处4楼打电话时，由于急着赶车，不慎将一只装有300元退伍费及退伍介绍信等物件的旅行包忘在了服务台前。他俩到了火车站，忙于与战友们话别，一直没发现少了一个旅行包。这时，农四师驻乌办事处的服务员姜惠丽发现了这只旅行包，她打开一看，顿时记起了两位赶火车的退伍军人。她便提起旅行包向火车站赶去。此时旅客们已经上了列车，她只好逐个车厢寻找。终于，她在8号车厢找到了那两位退伍战士。
——《新疆日报》1989年5月25日(作者古月陈敏)有删节
原标题：《即将发车的时刻……》
第八节百姓生活 时尚服饰彰显个性
一条裹臀喇叭裤气坏妈妈
服装的历史不单记录人们在不同时代对美的选择，更展现出时代所赋予它的必然变迁轨迹。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经历了服装的匮乏到丰富，从跟随潮流到创造潮流，从“让人看到”到“让自己感受到”的转变。今天，当我们审视那段特别的岁月时会发现，30年的服装变革史就是一部写在不同年代的中国人身上、鲜活而富有说服力的改革开放发展史。
流行从穿喇叭裤开始
“1985年，我弟弟去四川做生意，回来时的装扮把我妈气坏了——花衬衫、喇叭裤，还烫了头发。我妈说：‘你看你，屁股绷得紧紧的，像个流氓。’”40岁的刘燕这样回忆那段历史。
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打量自己的穿着，深埋了多年的爱美之心得到释放，逐渐从黑、灰、蓝中解脱，开始穿各种花布做的上衣。而此时，上细下宽、把臀部绷得圆滚滚的、拉链不分男女一律开在正前方的喇叭裤出现了，一时还无法接受的人们称它是“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恶物”。
据说喇叭裤起源于法国，后来在美国、我国香港等地流行起来，传到新疆时，刚开始是一些有点离经叛道的男孩子穿着招摇过市，很快，上初中的小女生都会要求妈妈“给我做‘8寸’的裤脚”了。
蝙蝠衫、健美裤的故事
如果说喇叭裤是对千篇一律的一种反叛，那后来蝙蝠衫、健美裤的流行已经开始有美的选择了。
刘燕关于蝙蝠衫的记忆不仅仅是美丽。刘燕15岁时，上海知青王阿姨从哈密调至乌鲁木齐市，因为单位没有房子而暂时住在她家，同来的还有王阿姨的婆婆徐奶奶。在一年的相处中，徐奶奶和刘燕一家宛如亲人。
1984年，王阿姨他们返城回了上海。一年之后，徐奶奶用自己做保姆赚来的钱给刘燕买了一件带条纹的蝙蝠衫，徐奶奶说：“要买最漂亮的衣服给小燕子。”那件红、白、粉、蓝四色条纹的蝙蝠衫成了刘燕很自豪的回忆，当时同学们都没有。
直到1987年，新疆的时髦女孩才渐渐有了从本地买的蝙蝠衫，她们大多会在下面配一条一步裙。现在看来，这依然是不错的搭配。“蝙蝠衫显得很有女人味，有点挑人，所以不是人人都穿着好看。”刘燕说。
由于蝙蝠衫肥大，外面无法再罩外衣，一时内衣外穿的风气兴起，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逐渐接受毛衣外穿了。
说起健美裤，在不同年龄段都能找到共鸣。从1989年到1993年，健美裤几乎是所有女性都有的裤装，差别只是有带裤线的、不带裤线的，发亮的、不发亮的，弹性大的、弹性小的，颜色基本上是蓝、黑、咖啡、墨绿，后来有了绛红、大红色。
基本的特点是：贴身、高弹力、透风。
关于它的故事，可能永远都说不完，“我们学校初中部有个女生，穿一件黑色的中长呢子大衣，下面配一条大红的健美裤，特别好看，在学校都传开了。”28岁的戚玲回忆说。“我那时刚离开家去塔城上中专，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穿上健美裤更觉得自己是个成年的女性了。”38岁的孙洁说。
当时健美裤之所以那么流行，也许是人们开始懂得了线条之美吧。可以考证的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把“身材”这个以前只会用在明星身上的词用在周围朋友身上了。
健美裤最大的好处是能将不同的腿形都塑造得相对笔直、修长。
当时有句顺口溜：不管多大官，都穿夹克衫；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
50岁的冯女士笑着回忆道：“那几年，不管春夏秋冬，大家都穿健美裤，最可笑的是冬天，为了保暖，里面套了好几层，上下一条线。”
后来，健美裤之所以从流行走向衰败，据说是因为某次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位着名小品演员说女人们“就像穿着秋裤走在大街上”。
追随流行到创造流行
健美裤的流行就像让每个人都参与了一场流行的盛会。之后，流行的迹象不再那么鲜明，流行元素也不再那么老少皆宜。
从1992年开始，小套装赢得人们的青睐，尤其是职业女性。随之而来的是对品牌的追求，品牌档次成为人们身份和品位的主要标志。也就是从那时起，“气质”这个词开始流行，女孩子不再满足于被夸奖“漂亮”，有气质成为最高评价。
同时，独领风骚的冬裙成为新疆值得夸耀的风景，恐怕到今天都没有哪个省份有这么多穿冬裙长靴的女性。
进入21世纪后，休闲服一统天下，牛仔裤成为长盛不衰的款式。
走到今天，服装变迁的支脉繁多，大体经历了从讲究布料、讲究款式、讲究品牌到讲究风格的转变。从挺括、滑爽、能印染出鲜亮效果的“的确良”、洋气十足的泡泡纱到巴拿马、朱丽纹、呢子、棉毛，从中山装、西装到休闲装，从皮尔·卡丹、圣大保罗到鳄鱼，从运动休闲风格、波西米亚风格到随性混搭风格。
乌鲁木齐特美思制衣店的老板冯春玲说：“现在的人们穿着越个性越好，口袋从里翻变成外翻，布料从笔挺到皱皱巴巴，都想独一无二，彰显个性。”
其实，服装的30年历史就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从跟随到独立，从关注别人的评价到关注自我的感受。衣着不仅仅是一种服饰，更成为一种内心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表达。
(邹红梅)
流行语
熊猫盼盼
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熊猫盼盼被选为吉祥物，其憨态可掬的形象伴随着刘欢高亢的歌声席卷亚洲。亚运会期间，手持金牌做奔跑状的盼盼形象几乎天天出现在媒体上，同时也深深地印在了国人的脑海里。
盼盼的原型出生于四川，1984年，四川省熊猫保护区内竹子大面积开花，熊猫遭遇食物危机，那时的盼盼才4岁，饥饿中它漂流在宝兴县巴斯沟的一条小河中，被一位农民发现并得救，一度名叫”巴斯”。
1990年，“巴斯”应亚运会组委会邀请赴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相关活动，自此摇身一变，成为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名扬天下。
旧闻新看
《乌鲁木齐市“龙须沟”彻底变了样》
乌鲁木齐市和平路北起南门体育馆，南到团结路口，全长5华里，是大型载重车辆和畜力车穿越市区的咽喉要道。沿街居住着2000多户维吾尔、哈萨克、汉等各族居民。过去，这条路由于缺乏地表地下水排水设施且年久失修，以至于路面坑洼不平，污水满街，人难走、车难行，人称它是乌鲁木齐的“龙须沟”。
六中全会以后，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拿出30万元用于整修和平路。
乌鲁木齐市政养护处从今年8月17日动工，集中了最好的技术人员、最好的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精心施工，做到既修道路，又不影响大多数居民的正常生活。为了赶在古尔邦节前夕修好这条路，工人们节假日也不休息，有时冒雨赶进度。
整修“龙须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喜悦。他们主动为工人们保管工具，有些老大爷、老大娘还为工人们烧茶送水，递到工人们面前。
古尔邦节前夕，“龙须沟”终于彻底变了模样，一条平展的柏油路出现在人们面前。各族群众走在这条路上，无不眉开眼笑。
——《新疆日报》1981年11月8日有删节(作者史林杰朱慧静李丽)
原标题：《乌鲁木齐的“龙须沟”变样啦！》
大事记
1987年
除夕夜
春晚舞台上，费翔的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成为全民偶像。
3月26日
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3月27日-29日
中国首届特殊奥运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及香港的314名智障运动员参加了田径、兵乓球、足球3个项目的比赛。
4月23日
天津大邱庄成为中国最早的亿元村。
5月6日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火灾面积100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约5亿元。
9月14日21时07分
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发往德国的一封电子邮件，经确认是我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内容翻译成中文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9月21日
达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公然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达赖的这些讲话传到西藏后，9月27日，拉萨就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事件，暴徒冲击政府机关、砸毁汽车、抢劫财物、损坏公共建筑，并打伤值勤民警多人。
10月26日
奥运会男子足球预选赛，中国队在东京以2∶0胜日本，历史性地冲出亚洲，进入汉城奥运会。
11月3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向中国专家袁隆平颁发了1987年科学奖，以表彰他在培育高产杂交水稻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果。
11月3日
现代作家、翻译家梁实秋在台北病逝。着有《骂人的艺术》等，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
11月12日
肯德基在中国的首家餐厅在北京前门繁华地带开业。
11月16日
我国第一个股份集团——中国嘉陵工业股份公司(集团)在重庆宣告成立。
12月18日
我国第一部完全国产化的机器人——冶钢1号在北京通过了部级鉴定。
1988年
1月1日
北京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
1月中旬
上海市民因食用毛蚶而引发甲肝暴发流行，两个月内有35万人患上甲肝，31人死亡。
2月16日
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叶圣陶逝世，享年94岁。着有中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
2月下旬
由张艺谋导演，巩俐、姜文主演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拿下华语电影第一座金熊奖。
3月
我国各大中城市相继提高国民经济必需商品的价格，提价率占商品总量的80%。7月，统计部门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催生了一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
新疆准东油田开建，勘探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
新疆哈密瓜首次出口日本。
4月13日
“体操王子”李宁在获得了106枚金牌之后宣布退役，并放弃了进大学、当教练、当官员的机会，出任广东三水健力宝集团总经理特别助理。
7月1日
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在北京创刊。
8月
新疆库车龟兹歌舞团应日本政府邀请参加了国际“丝绸之路博览会”演出，是我国第一个出国演出的县级文工团。
9月7日
中国成功发射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一号”，填补了中国应用气象卫星的空白，结束了中国只能从地面观测天气的历史。
9月27日
我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
10月16日
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之后，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
10月31日
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公路开通，该公路从上海市区祁连山路至市郊嘉定县南门，是一条全立交、全封闭、设备全、汽车专用的高等级公路。
11月6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正式成立。
1990年
3月20日-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区旗、区徽图案。
4月7日
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地运用自己的运载火箭完成为国外用户发射商用卫星的服务。
4月23日-26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苏联。这是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访苏。
5月2日
作曲家施光南逝世，终年49岁。创作有《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歌曲。
5月7日
中、苏、美珠穆朗玛和平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
7月21日
中国高科技领域的重要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式通过国家验收。这是中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后，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9月1日
沈大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公路全长375公里，连接沈阳、辽阳、鞍山、营口、大连5个城市，是当时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
8月17日
我国与丹麦天文学家合作研制的有效口径为240毫米的世界上最大反射式全自动水平子午环，在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安装完毕。至此，中国拥有了第一台天文子午环。
9月12日
我国兰新铁路西段与苏联土西铁路在中苏边境的新疆阿拉山口站和苏联德鲁日巴站之间胜利接轨，我国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
9月14日
国际着名眼科专家、北京同仁医院老院长张晓楼教授逝世，他捐出眼角膜使两位盲眼患者重见光明，因此成为我国建立眼库以来第一个完成捐献眼球遗愿的志愿者。
9月22日-10月7日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亚运会，也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
10月8日
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市睡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
11月26日
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2月19日挂牌营业。
12月15日
位于中国安徽的黄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年末
我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诞生，成为通俗电视剧进入中国电视剧主流的标志。当年，女主角刘慧芳感动了数以亿计的中国观众。而该剧也囊括了当年度“飞天”、“金鹰”等几乎所有相关大奖。
1989年
5月16日
邓小平会见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告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月13日
我国颁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全长735分钟的中国最长电影巨着《红楼梦》，影片由谢铁骊执导，网罗了刘晓庆、赵丽蓉等一批明星，电影场景和演员阵容创下当年大片之先河。
4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4月23日
中国早期电影明星胡蝶逝世，终年82岁。主演的影片有《白蛇传》、《姊妹花》等。
7月28日
新疆首条国际航线——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国际航线开通。
云南德宏州瑞丽市姐勒村发现146例艾滋病感染者，属吸毒人群，这被视为中国艾滋病的最初源头。
8月12日
山东黄岛油库遭雷击起火爆炸，19名消防战士在灭火中牺牲。
9月22日
四川小金县发生6.6级地震。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13个县的42个乡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影响。
10月11日
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开工，国务院为此拨专款3500万元。
10月30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设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会，即“希望工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成立新疆木卡姆艺术团，该团是我国唯一的以继承、搜集、整理、研究并将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搬上舞台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新疆引进丹麦BONUS公司的150kw风机13台，中国第一批商业化运行的风电场在达坂城诞生。当时成为中国及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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