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变迁-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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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全国国营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只有1089.9亿元。如今,国资委监管的147户中央企业一月的利润平均就有800~1000亿元。而在2007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企占有65个席位,纳税额占77.84%。

    改革开放30年间,对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国企改革从最早的放权让利,到今天的股份改制,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到强化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由传统走向新型。

    第一节改革足迹 利改税破茧国企改革

    新疆电池厂请700职工春游

    “5月开运动会,7月包车春游,10月文艺汇演,每个周末都办舞会……”早在1987年,新疆电池厂上千名职工就过上了这种滋润日子。原新疆电池厂党组书记周军把那一年厂职工的爱玩归结于厂里前一年实行了利改税,“厂里有余钱了,大伙手头宽裕了,不愁吃喝了,才有空注重精神享受呗。”

    修厕所也要打报告

    1986年,周军从部队复员后赢得了一份令人羡艳的工作——进入新疆电池厂。“在当时,娱乐基本靠听收音机,晚上出门基本靠手电筒,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使用雪莲电池”。周军进厂当年,一节5号雪莲电池卖两毛五,周军每月的工资是80多元。

    当时的老厂子还有新疆水泥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

    “当时,修个厕所都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层层报批。”今年77岁的陈希平曾担任新疆水泥厂总会计师,他回忆说,1979年之前,国营企业每年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而且大到生产原料采购、小到修个厕所都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

    乌鲁木齐市国税局修订税志办公室负责人苏檀香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营企业由国家投资兴办,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利润分配实行利润上缴制,利润多者多缴、少者少缴、没有就不缴。发生亏损的国家补贴,职工安排、工资、福利也由国家决定。在这样的体制下,国营企业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和职工没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逐步推行,而财税改革正是先从对国营企业的利改税开始。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国企改革进入放权让利阶段。”陈希平说,当年11月,新疆水泥厂作为新疆国营企业的代表,被列为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企业。

    1981年3月1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以税代利的几项规定》,1983年颁发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要求将国有企业财政缴款中的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即利改税,这是国家参与国有企业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种改革。国家在参与企业纯收入分配时,放弃以资产权利为依据的利润上交方式,改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据的缴纳所得税方式,借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建立。

    厂长呼声推动改革

    “乌鲁木齐地区自1983年1月1日开始实行利改税,当年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1.58亿元。”据《乌鲁木齐税务志》记载:当年初步核定408户国营企业按大、中、小型标准划分使用税率,大中型企业按5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小型企业按照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税后利润再以调节税的方式纳入国库。乌鲁木齐地区核定应当缴纳调节税的企业有43户。

    陈希平说,第一步利改税主要是对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再对税后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但仅仅走这一步,财政税收在明确各种利益关系方面的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厂里仍缺乏生产经营权。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新疆水泥厂厂长跟当时新疆最早一批企业厂长们一起,也在新疆发出了要求进一步松绑放权的呼声,这不仅是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加快了税收体制改革的突破。

    两个月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随后的9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从1984年10月1日起实行。

    苏檀香说,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乌鲁木齐地区国企与全国同步开始了第二步改革,第二步利改税将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对有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同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征收调节税。大中型企业缴纳所得税以后的余利,超过改革前企业合理留利的再征收一定比例的调节税。而为了鼓励企业增产节约,对其利润增长部分实行减征调节税的办法,减征的比例为70%,按定比计算,7年不变。这样,企业多增收即可多得好处。

    “这其中的意义显而易见。”苏檀香说,既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也使企业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乌鲁木齐税务志》中记载:1984年乌鲁木齐地区开始实行利改税的企业增加至322户,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1.89亿元,核定缴纳调节税的企业75户。

    办乐队住楼房置大件

    “新疆水泥厂是自治区建材局直属的国营工业企业,参与了两次利改税的试点及实施,1986年,自治区建材局向新疆水泥厂转发了关于调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的通知。”当时在新疆水泥厂财务科工作的石水泉至今仍留存着当年的工作日记。在这本日记上,石水泉全文记录了新疆水泥厂第二步利改税的利润分配比例:“缴纳企业所得税55%、调节税14%的财政税收后,企业利润中7%上交局里,企业自留24%”。

    新疆水泥厂自1998年建立企业集团,更名为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现任(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的石水泉说,1986年10月,自治区建材局定了企业自留的那24%部分的分配方式:40%作为奖金、10%作为福利基金、20%作为生产发展基金、20%作为新产品试制基金,其余10%作为企业后备基金。

    到了1987年,新疆水泥厂开始实行第一轮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每年上缴财政税收就超过300万元。到1991、1992年实行第二轮承包时,新疆水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年产水泥41.06万吨,上缴利税1338.48万元。而1980年以前的产能是10万吨。

    随着企业效益大幅提升,石水泉给家里添置了三大件: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每件售价都超过100元,“当时我出差去地州买一个炒菜、一个馒头加一个汤才不到两毛钱”。

    新疆电池厂也于1986年执行了第二步利改税,时隔一年,周军从新疆电池厂的车间调任党委办公室担任干事,工作之余他还创办了一支由厂里职工组成的乐队。

    在这支乐队里,周军负责打架子鼓,还有一名电子琴手、两个吉他手、一把长号、一把小号、一支长笛,这支乐队当时在乌鲁木齐市小有名气,“但凡在俱乐部、大礼堂上演的文艺汇演都会邀请我们去露一手。”

    当时,新疆电池厂职工还有一项让周围人眼红的待遇——每年7月全厂职工春游。700多名职工,租大轿子车来回接送,春游一次就得花个两万多块钱。

    “利改税之后,新疆电池厂成为乌鲁木齐市重点纳税大户,几乎年年都会获得表彰奖励。”而周军也和其他新疆电池厂人一起,早在1990年就住上了楼房。“因为企业有了自主经营权,电池卖得好就加大生产,1994~1995年企业最为辉煌的时候,雪莲电池几乎已经遍及新疆各个角落。当时企业每年的税后利润就有100~200万元,而一名普通职工的工资也有500~600元”。

    正如国内财经学者吴晓波所说的,利改税是国营企业向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它把企业从父爱式的大包大揽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个解放刚开始,“父亲”的所得依然是大头,但仍部分解决了企业与主管部门抢饭吃的问题。

    (刘书成)

    流行语

    我爱我家

    1993年,120集《我爱我家》开播。这种叫做情景喜剧的舶来物用密集的俏皮话把市井生活中对严肃的调侃与消解搬上了最大众的媒体。

    这部中国情景喜剧的诞生之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它透过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一个六口之家及他们的邻里、亲朋各色人等构成的社会横断面,反映了社会上的各种类型的人物性格,展示了一幅改革大潮中普通人生活画卷。爱说官话的傅老爷子,乐于走穴的鼓书艺人和平,满脑子新想法的小学生圆圆……剧中每个人物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如今,《我爱我家》仍时常被重播。

    旧闻新看

    《列车上老翁的假牙丢了》

    9月23日夜,70次列车正点由地处百里风区的大步车站起动。突然,十号车厢内,一位60多岁的老人非常着急,大喊大叫:“快停车,我要下去!”

    列车员冉定儒和列车长李元培赶来询问情况,才知道老人满口镶的假牙放在茶杯中,刚才被人不慎从窗口碰落车外。

    列车已开出大步车站,老人坚持要下车找牙。外面一片漆黑,又是风区,让老人在前方站下车回去找牙显然是不行的。李元培耐心地安慰老人,并在前方站及时给大步车站打电话,请求帮助找回假牙。

    大步站站长兰长祥接到电话,立即和几位同志分头寻找。天黑风大,假牙是小物件,找寻困难。站台上没有,路基上没有,一道二道路轨也都没有……终于在车站西边延续线的路基下边找到了。假牙由54次列车带到郑州站,请老人去认领。

    ——《新疆日报》1979年11月27日(作者侯垣)

    原标题:《在人民列车上》

    第二节

    改革足迹

    承包制改革进一步增强国企活力

    承包当年科长奖金5000元

    1984年6月,天山食品厂在乌鲁木齐率先推行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层层签订承包合同,食品厂厂长要与市政府签订承包合同,厂长又将任务分解到科室和车间,科室和车间再将任务分解到各个小组。厂里拿出20%的工资作为浮动工资,完不成任务就扣浮动工资。

    曹善新,原天山食品厂供应科科长,是承包制改革的经历者,也是承包制改革的受益者。

    “当时我们科室签订的年销售任务是1500万元,虽然签合同就是写个名字,但感觉压力非常大,愁得晚上睡不着觉。”曹善新回忆说。

    为完成任务,曹善新要求职工必须改变工作作风:主动深入到片区了解销售情况,邀请大客户到厂里参观,了解产品质量和企业实力;当客户提出产品有质量问题时,职工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鉴定确实是企业责任,企业全额赔付;碰到职工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在业务会上提出来,由领导帮忙协调解决。

    改变工作作风的要求很快起了“化学反应”:职工都出去跑业务了,办公室只有内勤和收银人员留守。

    年终奖5000元是两年工资

    1984年7月底,乌鲁木齐市政府召开会议,天山食品厂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了改革变化。经过努力,天山食品厂6月份完成销售额107万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6月份有600名职工比5月份提高了收入,最高的提高76元,最低7~8元;近300名职工保持原有水平,有31名职工减少收入,最多减少28元。

    而曹善新的科室,改革第一年就有了大丰收,完成3000多万元销售额,超出承包合同任务一倍多。因此,曹善新工作以来第一次拿到年终奖。“整整5000元呢,我当时月工资才两三百元,一年工资才两三千元,当年光奖金就相当于两年工资。”提起第一年拿奖金的情景,曹善新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用这些钱添置了很多流行“大件”:手表、缝纫机等。

    偷850克糖纸罚款并开除

    在推行经济目标责任制的同时,天山食品厂还出台了狠抓劳动纪律、保证正常生产秩序的制度。

    赵西光,天山食品厂纪检监察室主任。他至今仍对两条制度记忆深刻:上班迟到、早退一次,扣当月奖金20%;凡吃产品、拿公物者,不但要扣浮动工资,还要按产品原价的10倍罚款。

    《天山食品厂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报告》中记载:在执行制度第一个月,碰到四件事:第一件是厂长在检查上班情况时,发现5人迟到,当即在黑板上公布了他们的姓名;第二件事是冷饮车间3名工人喝小香槟酒;第三件事是有4名工人未按时上晚班,去看电视;第四件事是有个临时工偷拿了850克玻璃包糖纸。按规定,对迟到的人罚款2~4元;喝小香槟的每人罚款12.7元;上班时看电视的每人罚款30元;偷糖纸的罚款129.20元。

    因为偷糖纸的事件非常恶劣,当时厂里不但罚了款,还开除了这个职工。开始,其家长想不通,认为罚重了,缠着厂长问有没有商量余地,厂长肯定地答复:“没有。”后来发展到家长来骂娘,扬言上告。但领导坚持如一。

    厂里盖五层高职工住宅楼

    厂里效益好了,最终直接的受益者当然是职工。

    “当时,我们职工的工资比政府公务员还高,很多政府公务员都想跳槽到我们厂。还有一些职工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爱人调进厂里。”赵西光回忆说。

    赵西光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厂是新华南路片区第一家建职工楼的企业,五层的。当时厂周围有电力安装公司、肥皂厂、铁皮厂,这些厂都是平房,整个新华南路片区就我们厂建了5层高的住宅楼,很自豪啊。后来,工厂建的楼房越来越多,共建了15栋。”

    与天山食品厂一样,自治区三建、新疆饭店等企业也在1984年率先发起承包制改革,这批企业多为建筑、服务和商业企业。

    到了1987年,新疆开始大面积推行承包制改革。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对新疆水泥厂、八一钢铁厂、新疆化肥厂、新疆针织厂等一大批大型骨干企业实行了承包制改革。从1987~1988年,新疆掀起承包制改革高潮,承包期一般为3年,新疆推行两轮承包制后基本宣告结束。

    承包制改革救活80%企业

    原自治区体改委证管办主任高进坤是新疆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1988年,他调到自治区体改委担任生产处副处长,之后任生产处长、证管办主任。站在历史的角度,高进坤剖析了新疆经济体制改革原因、历程,并对改革成效进行了评价。

    “最早国有企业叫国营企业,因为企业的管理、投资、生产经营计划、干部任免都是政府来决定,所以企业不仅是‘国有’,而且是‘国家经营’。”高进坤回忆说,受此体制影响,当时的国营企业普遍工业产业底子薄,技术装备落后,产品档次低,同类产品恶性竞争。“举例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疆棉纺效益好,各地就一哄而上棉纺项目,上到自治区下到地州甚至到基层县、乡都有棉纺企业,棉纺企业多了,恶性竞争也不可避免”。

    当时自治区政府的统计显示:全疆45%的企业处于亏损,有些地州县以下的企业亏损面甚至达70%~80%。

    高进坤表示,承包制改革实际上是继放权让利、实行经济责任制后,为进一步搞活企业而开出的“药方”。从根本上讲,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确立企业主体地位,摆正政府与企业位置,实行政企分开。

    承包后,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明确政府与企业职责、权利及分配关系,减少政府干预,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通过内部改革实现更好效益。在用人制度上,企业可根据自己需求招工,干部实行竞聘上岗,形成“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的氛围;而在分配上,实行计件工资、基本工资+奖励以及后来的职务岗位工资等多种分配形式。

    通过承包制改革,新疆一大批国有企业扭亏为赢。据原自治区体改委统计:通过第一轮承包,新疆30%~40%的亏损企业扭亏为盈;第二轮结束时,已有70%~80%的亏损企业扭亏为盈。

    但客观地讲,承包制改革并不是根治国企病根的灵丹妙药。“当时大多数企业没清产核资,资产不清,造成承包基数不准。而且当时承包合同也不完善,政府怎样监管企业,合同很少涉及。”高进坤说,由于对国企缺乏有效监管,部分国企根据不同需要报送不同的财务报表,报表不实属普遍现象。

    高进坤说,尽管承包制改革增强了企业活力,但从根本上讲未解决企业主体地位问题:企业仍是国家的,仍归政府管,怎样放权取决于政府领导,有些不放,有些摇摆不定。政府官员不愿放权的现象直到股份制改革推行后才真正改变。

    (于江艳)

    流行语

    同学录留言本

    在上世纪90年代,写在纸上的文字是大家联络感情的必不可少的媒介,毕业时的同学录、留言本上,那些夹杂着“相见时难别亦难”之类的古诗词以及“FRIENDSHIP”、“FOREVER”之类的留言,沉淀了太多纯真的青春记忆。

    那些装帧精致、温馨的同学录、留言本,稚嫩的笔迹写满了年少时轻狂的理想、朦胧而又青涩的爱恋、离别时淡淡的忧伤和真挚的祝福,再加上全班同学夸张的签名,足以让人在多年后沉醉不已。

    在如今电子媒介日益发达的网络时代,那些在抽屉里尘封的同学录、留言本,已成日渐依稀的往事。

    旧闻新看

    《招领食物、找寻轮胎、购粮证》

    今年5月11日上午,我局司机丛树庆同志在乌鲁木齐到乌苏途中,拾到一麻袋食物,请失主自登报日起三个月内到自治区粮食局政工处认领。过期上交。

    ——《新疆日报》1979年8月10日

    今年6月4日前后,在乌鲁木齐至呼图壁路段,因支架松动,滑失“红旗”牌900备胎一只。轮胎上有火烙号15-07。

    拾到者请与乌鲁木齐军区军医学校(在呼图壁)管理科联系。致谢。

    ——《新疆日报》1979年8月6日

    新疆石油局郭菲君的购粮证于7月19日丢失,拾者请告知本人。致谢。电话:2300

    ——《新疆日报》1979年8月3日

    第三节改革足迹 以拍卖方式处置破产国企

    乌鲁木齐市首家破产国企改制顺利

    1997年,乌鲁木齐出现第一家破产企业——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因为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且内地已相继出现破产企业,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的破产并未引起“轰动”。通过破产,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获得了新生,职工得到妥善安置,该厂也因此成为破产改制完成得最顺利的企业。

    企业建有派出所法院

    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一听工厂名字就知道它的诞生背景。原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书记刘之本说:“1958年,正好赶上‘大跃进’,全民大炼钢。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刘之本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生铁价格非常好,我们厂一年赢利好几千万元。但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后,生铁、煤电石的价格都下来了,产品出现滞销,工厂利润越来越薄,到后来连职工工资都发不起了。”

    事实上,工业产品价格下降只是跃进钢铁厂走向破产的原因之一。“企业走向破产,主要还是公司摊子铺得太大。”刘之本表示。

    据介绍,原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以后峡为生产基地,生产的工业产品以生铁为主,另外还有原煤、焦煤、水泥、碳黑等,产品多达十几种,总厂下面延伸出十七八个小厂。

    “尽管跃进钢铁厂生产十余种产品,但没有一种产品有核心竞争力——虽然产煤,但产量很低;虽然有运输公司,但只为厂里服务;虽然有发电厂,但只供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刘之本总结说,跃进钢铁厂是典型的“小而全”的厂。当时厂里建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副业队,甚至还成立了交警队、派出所、法院,自己管理交通、治安问题,俨然一个“小社会”。

    刘之本回忆说:“当时职工的吃喝拉撒都归企业管,企业的负担非常重。另外,退休人员也多,因为厂里劳动条件艰苦`,退休年龄可以提前,男职工基本上50岁就退休了,女职工45岁退休,最多时退休职工就达到3000多人,一年退休职工的工资和医疗费用加起来将近2600万元,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

    破产进程顺利又稳定

    1997年7月,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获批破产。刘之本说:“当时全疆就批了4家破产公司,乌鲁木齐就批了我们厂和天山染织厂,尽管我们和天山染织厂同时获批破产,但我们比天山染织厂先搞完破产工作。”

    因为是第一家破产企业,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派出工作组监督破产。

    “按照《破产法》,正在进行破产的企业要停止生产。但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停止生产,后峡生产基地将是一片漆黑。因为我们工厂的电是自己发的,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都是自给自足,若停止生产,职工将没法生活。鉴于这样的特殊情况,经上级部门同意,我们厂可以一边进行破产,一边继续生产。”刘之本回忆说,破产前期,部分职工有点担心,害怕像沈阳防爆厂那样,让职工买断工龄自谋出路。

    “我记得在破产过程中,6000多名职工中只有行政部门的职工收入受到影响,只给发生活费,但后来也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刘之本回忆说,“破产时,退休政策也放得比较宽,部分快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前退休了,企业只有二三十名女工提出不干了,还有部分职工联系到别的单位,调走了。可以说,跃进钢铁厂的破产搞得很顺利、很稳定。”

    破产国企拍卖会上寻婆家

    在搞完破产清算后,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进入拍卖程序。

    据《市场报》1998年1月23日报道:乌鲁木齐跃进钢铁厂被乌鲁木齐环鹏责任有限公司以8500万元人民币竞得,这是新疆首次拍卖破产国有企业。

    在1998年1月23日之前,乌鲁木齐市还有两家破产国有企业——乌鲁木齐纺织集团公司和乌鲁木齐第一造纸厂进入拍卖领域。

    其中,乌鲁木齐第一造纸厂以850万元的底价拍卖给了乌鲁木齐市第二造纸厂,乌鲁木齐纺织集团公司以1550万元的价格被收购。据乌鲁木齐市破产清算小组介绍,这3家被拍卖企业的9000余名原有职工及离退休职工均由买方负责安置。

    新疆大多数国有破产企业资产处置方式都是通过拍卖方式进行的,采用拍卖形式可使国有资产的增值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形式下得到体现。

    第一批国有企业破产后,此后几年陆续有更多破产国企进入拍卖领域,如乌鲁木齐第二运输公司、新疆无线电厂、阿山皮革集团、新疆涤纶化纤厂等。

    据《新疆日报》2006年11月16日报道,到2008年,自治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工作将全部完成,大部分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将依法通过破产退出市场。

    农民军买走“方向盘”

    由于国有企业破产比较敏感,且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新疆跟全国一样,在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也曾出现职工心理失衡的现象。

    原乌鲁木齐市第二运输公司下属海燕乳品厂厂长赵希光至今还记得公司被拍卖那天,“1998年4月23日,4家公司代表坐在友好路附近一家酒店的拍卖席竞买我们公司,起拍价从450万元一直飙到580万元,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当时是希望乌鲁木齐市客运公司把我们企业买走,因为我们是同行,以前也曾在一口锅里吃饭。但遗憾的是乌鲁木齐市客运公司在拍卖会上没敌过竞争对手——北园春工贸公司,最终,我们企业被北园春工贸公司以580万元的价格买走。”赵希光说。

    当得知自己公司被北园春工贸公司收购后,乌鲁木齐市第二运输公司的职工扭头就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公司怎么会落到乡镇企业手里。

    北园春工贸公司最早是从事蔬菜种植的企业,与乌鲁木齐市第二运输公司仅一条马路之隔。

    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种菜的农民非常羡慕手握方向盘的司机,羡慕他们能跑遍南北疆买到很多别人吃不到的东西。可现在却倒过来了,农民军把“方向盘”给买了,这多少让乌鲁木齐市第二运输公司的职工感到心理失衡。

    后来,北园春工贸公司安排了破产公司1/3的职工就业,另有一部分职工自己买了车从事运输,也有职工开起了出租车。

    而赵希光,自从走进北园春后一干就是10年,现在担任北园春市场副总经理职务。回首过去,赵希光心态很平和,“只要工作努力,不管在国企还是在民企,都能实现人生价值。”他说。

    与赵希光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破产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据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统计,截至2008年三季度末,新疆城镇实现就业和再就业38.42万人,完成全年35万人就业再就业预期目标的109.8%。

    (于江艳)

    流行语

    磁卡电话

    磁卡电话是一种用磁卡控制通话并付费的公用电话。它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1987年,中国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开办了最早的磁卡电话业务。到1992年年底,全国共有152个城市开办此业务。当时中国许多小城市兴建广场,必不可少的附属设施之一就是磁卡电话。过年过节送张磁卡,也成为当年流行的风尚之一。

    旧闻新看

    《公共汽车请你“站站停”》

    最近不少读者来信说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秩序很乱。乌鲁木齐市饲料公司赵凯和不少读者列举事实指出,乘车秩序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公交车没有做到“站站停”。

    署名“一乘车人”的来信说,4月26日晚,在被服厂车站等1路车,等车的约有30人,19号车过来眼看快停了,有十来个人跑去,但车又加大马力开走。接着2路车又来了,车还是没停,有几个小伙子扒了上去,车走远了,人还在车门外挂着。

    铁四中的“浪花”来信说,5月15日晨,在3路14917号车上坐满了人。由于乘客们议论公共汽车问题,这辆车驶到和平桥与八一面粉厂之间时突然停住不走了,前后车门都打开了,司机对乘客的询问和指责概不理会。

    我对司机说:“你如果就这样调头返回,我们可要向你们领导反映。”

    司机火冒三丈:“我就调头,看你把老娘咋的!”车调头后,她还向乘客示威:“老娘现在就回,有本事到公司告去,公司太小,可到中央告去!”一个20多岁的女同志,张口、闭口老娘,实在令人作呕。

    ——《新疆日报》1979年7月11日有删节

    第四节改革足迹 中小国企改制房地产公司抓契机

    全厂职工投票决定由谁兼并

    1999年年初,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下达改制任务:“1999年中小国有企业完成30%的改制目标,2000年完成70%的目标,2001年进入收尾阶段。”

    “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国有企业必须改制,由民营企业来兼并。”原乌鲁木齐日用化工厂党委书记李仲忠回忆说,“1998年我就听说有些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兼并了,但当时并没当回事,认为那只是个别现象。觉得国有企业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买走啊。”

    谈合作仍然青睐国企

    当得知自己所在的国有企业被列入改制目标后,李仲忠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要改制,李仲忠的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横向联合,“当时我们还跟新疆盐湖化工厂谈合作,跟内地生产‘雕牌’肥皂的企业也谈过合作。想通过横向联合将企业做大做强”。

    然而,正当李仲忠忙着谈横向联合时,一批批房地产开发公司跑上门来了。李仲忠回忆说:“先是来的新疆国际实业,我们没看上,当时还是想着找国有企业合作可靠;后来新疆华凌也来了,说准备在日用化工厂这边规划建旧货批发市场,我们单位一些职工也被新疆华凌邀请去参观了。因为华凌承诺的是建市场,我们这边很多技术工人就担心未来在华凌找不到对口工作岗位;再后来广汇房产也来了,还邀请我们去参观他们新盖的小区。”那段时间找上门来谈合作的民营企业很多,多数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甚至连昌吉的特变电下属房产开发公司也跑过来谈合作。

    来谈的企业很多,职工的分歧意见也比较大,怎么办?为照顾到大多数职工的利益,厂里决定投票表决。当时有4家公司,即新疆国际实业、新疆华凌集团、新疆广汇房地产、新疆皓翔房地产被列入投票表决名单。

    “新疆国际实业列出的兼并安置方案最好,根据工龄每年补偿2500元;更重要的是,新疆国际实业是自治区外经贸厅投资的,国有成份达90%以上,因此,80%以上的职工都选择了新疆国际实业。”李仲忠说。

    2000年10月,乌鲁木齐日用化工厂与新疆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兼并合同。从此,乌鲁木齐日用化工厂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后来,新疆国际实业的下属企业——新疆国际置地在此开发建设了国箐苑小区。

    国企多被房企兼并

    在调到乌鲁木齐日用化工厂之前,李仲忠曾先后在新疆水泵厂、新疆灯泡厂、新疆红山油漆厂3家国有企业担任过领导职务。

    回头看李仲忠工作过的4家国有企业,现在惟一存在的是新疆红山油漆厂。

    李仲忠说:“新疆水泵厂被新疆广汇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兼并了,开发成房产,新疆灯泡厂被新疆康普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兼并了,也是开发了房地产,而乌鲁木齐日用化工厂被新疆国际实业兼并后,最终还是被新疆国际实业下属公司开发成了楼盘。”

    事实上,乌鲁木齐中小国有企业在“国退民进”的进程中,不止是以上几家国有企业被房地产公司兼并,凡是处在中心城市地段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被房地产开发公司兼并后开发成房地产了,而处于城市边沿地段的中小国有企业,因为地段不好,没有开发房地产的潜力,在找不到婆家的情况下不得不破产关闭。

    通过这一轮兼并潮,新疆一大批民营房地产公司资产迅速膨胀,2006~2007年又赶上房价快速上涨时期,不少房地产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中小国企需推向市场

    中小国有企业被民营房地产公司兼并,这是新疆“国退民进”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他还有“股份制合作”和“出售”等形式。

    原自治区体制改革委员会证管办主任高进坤告诉记者,新疆的“国退民进”改革起始于承包制发展期间,刚开始在一些小企业中进行,企业可承包、可租赁也可出资转让给个人。后来,国务院提出“抓大放小”思路,即政府集中力量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将中小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为加快“国退民进”进程,新疆鼓励大企业通过承债式或者购买方式兼并中小国有企业,这样一来,大批中小企业被推向市场,推进了企业市场化进程。

    过去,中小国有企业一味依赖政府,高进坤说:“大量中小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后,减轻了政府负担,政府就可以集中力量抓好大企业,同时将小企业推向社会,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小企业自己需要投靠谁,自己去找婆家。而在以前,地州的企业想跟乌鲁木齐联合,或者乌鲁木齐的企业想投靠自治区企业,当地政府都不愿意,本地的企业投靠到别人的怀抱,这就意味着本地的经济指标下降了,影响政府政绩。而‘国退民进’推行以后,企业可以跨地横向联合。”

    总体来说,“国退民进”这一改革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通过“国退民进”,改善了中国经济的总体结构与效率。

    国退民进也有缺陷

    然而,当今天回过头再看这次改革时,也会发现一些缺陷。比如具体执行时没有很好地领会改革目的,“国有企业僵化现象严重,国家通过‘国退民进’方式来盘活国有资产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很多国有企业是简单地一卖了之,或者被房地产公司兼并后由房地产企业来‘吞吃’,完全丢弃原来的国有成份,这就有点变味了。”首府一名国企领导如此评价说。

    除了操作方式有些缺陷外,“国退民进”也衍生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有些职工利益没得到保障,在清算过程中,有些遗留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等兼并完成后几十年的问题又冒了出来,这时,原国有企业职工就找到兼并企业,而兼并企业与以前的企业已“一刀两断”,这些问题就成为一些企业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于江艳)

    流行语

    傻瓜相机

    傻瓜相机由于操作非常简单,似乎连傻瓜都能利用它拍摄出曝光准确、影像清晰的照片,“傻瓜相机”的名字由此而来。

    除了操作简单的特性外,“傻瓜相机”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廉等特点。上世纪90年代,人们出游时,“傻瓜相机”是必备品。

    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数码相机已经代替“傻瓜相机”进入千家万户。

    旧闻新看

    《碾子沟车站有了电信服务亭》

    “走出温暖的营业大楼,为在冰天雪地旅行的各族人民服务。”这是乌鲁木齐市大西门电信局职工最近提出的口号。入冬以来,他们在寒风凛冽的碾子沟汽车站建立了“电信服务亭”,经营信件、电报、市内电话、长途电话等业务,受到来自内地和天山南北各族旅客的热情赞扬。

    碾子沟汽车站距离邮电局较远,以前旅客在这里投信和打电话很不方便。“电信服务亭”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旅客。

    一个多月来,服务亭为各族旅客接通了188次长途电话,拍发了684封电报,邮寄了842封信件,并出售了1000多张邮票。

    ——《新疆日报》1979年12月3日

    第五节改革足迹 宏源证券掀开新疆资本市场首页

    初售认购证老板雇百人排队

    乌鲁木齐市西河坝后街139号9楼,如今看上去有些破旧,你很难想象新疆第一家上市公司乃至中国第一家证券类上市公司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在其身后,则是缓缓展开的新疆经济体制改革大幕,而宏源证券(其前身是新宏信)也成为掀开新疆资本市场首页第一“人”。

    宏源证券的上市让新疆百姓对股票有了最初的认识,也把新疆第一批投资者带入了股票市场。其中不乏给一些投资人士带来黄金机会,唐万新兄弟就是靠炒“认购证”赚取了发家的第一桶金。

    宏源上门要上市指标

    1988年3月,宏源证券的前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新疆信托投资公司(下称新宏信)在乌鲁木齐市西河坝后街139号9楼成立。说起宏源证券的上市,背后还有个小插曲。

    前中国证监会驻新疆证券监管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高进坤透露说:“当时国务院给了5000万元额度指标,考虑选择自治区重点骨干企业上市,开始考虑的是自治区两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石化系统的新疆新峰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之所以考虑新疆新峰股份有限公司,是因为它是新疆第一家推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从1987年就开始了股份制改革。”

    然而,当中国证监会驻新疆证券监管办事处联系到上述企业后,几家企业均没有上市的意愿,“上市有什么好处?”其中一家企业询问道,“要没啥好处就不上市了。”就在中国证监会驻新疆证券监管办事处犹豫着下一步该物色谁时,新宏信找上门来了。高进坤说:“新宏信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他们一听说中央给了新疆上市指标,马上就找来了,要求上市。”

    随后,新宏信开始进行股份化改组,连同自治区电力公司等8家单位发起设立新宏信,并向社会发行公众股4500万股。1994年2月2日,“新宏信”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由此成为新疆第一家上市公司。

    高进坤说:据悉,在2000年之前,新疆公司要上市,都是中央给指标,“在这几年中,最多一次给了5个名额,最少一次给了3个名额,直到2001年不再限定名额,谁想上市,先提出申请,审核通过就可上市。而新疆八一钢铁和新疆天山水泥是赶了一个要指标的末班车。”

    认购证引发股票热

    1993年4月18日,新宏信开始发售“认购证”,在乌鲁木齐市开了15个网点,排队领号,领上一个号就可买1000股股票,有人还专门雇人来排队领号。

    说起当年“新宏信”发认购证时的情形,家住新疆机械厂家属院的张新华至今记忆犹新。

    张新华说:“发号的前一天我就听说有人排队,当时我一直在朋友家玩,没把这当回事。”张新华回忆说,“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一看,七一酱园附近的建行门口的队伍排得老长老长,一眼望不到尽头。当时也是出于好奇,我就跑到建设银行附近转悠。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认购证’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但看到那么多人排队,就觉得‘认购证’这东西肯定很珍贵。”

    “我刚走到建行门口,碰到一辆巡视车停在通往建行后门的铁大门前,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从水泥台阶上直接跳进巡视车后车斗里,跟着巡视车进了建行后门,而建行工作人员把我当成巡视人员了,他们给巡视人员每人发了两个号,同时给我也发了两个号。”回忆起当时领号的经历,张新华直说,“这纯属巧合,上苍给了我一个机会。”

    和张新华相比,唐氏兄弟因结缘“新宏信A”,日后掀起了一股新疆资本“神话”。

    高进坤回忆说:“当时好多老板就靠抢号发了。当时唐万新兄弟雇了好几百个农民工排队,一个农民工给30~50元,后来这些免费发放的号从几十元炒到了几千元,最高炒到七八千元,就算唐万新兄弟手上的号以5000元一个出手,光这一笔交易他们就能赚好几百万元,这是唐万新兄弟起家的第一桶金。”

    转身为上市证券公司

    也许正是向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给当时上市的“新宏信”转身证券类公司埋下了伏笔。

    当初参与过上市的宏源证券一名负责人说:“这么多年来,‘新宏信A’的股权发生了很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才成就了宏源证券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证券公司。”1996年,当时的国家政策是银行业跟信托业分业管理,也就是银信分离,当时各家银行下属的一些信托公司基本上纷纷注销了,而新宏信因为当时已经公开发行了股权并上市,公司股东除了有国家股权外还有公众股权,所以没法关闭。

    高进坤说:“1996年以后,国家限制金融行业上市,而新宏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好机会。当时全国金融行业只有4家上市公司,新宏信就是其中一家。”

    到2000年时,国家又出台了信托和证券分离的政策,新疆宏源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整体改组为综合类上市公司,并更名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当年,更名后的宏源证券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一家上市证券公司。

    经过十几年发展,宏源证券从西部边陲的一家小信托公司实现了一系列成功跨越,终于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上市证券公司。同样,在此期间,宏源证券经历了牛熊更替的残酷洗礼,作为上市公司,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制度为公司的规范发展提供了保障。也正因此,目前,宏源证券是新疆最大的证券商,市场份额占全疆的2/3,仅2007年纳税就超过6亿元,在全国已有24个总部和67个营业部、服务部。

    在宏源证券拉开第一家上市证券公司序幕后,不少证券公司也开始寻求上市之路,截至目前,A股市场共有8家证券类上市公司,分别是宏源证券、东北证券、国元证券、长江证券、中信证券、国金证券、海通证券、太平洋。而就总股本来看,宏源证券以146120万股的总股本排在第6位。

    (于江艳伍言)

    流行语

    名人广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广告,尤其是名人广告,作为市场营销中的重要手段渗透到生活消费的各个角落。

    这一时期,内地企业试图依靠明星形象来提高企业形象,电影明星与商品共同出现在各种媒体中,为“霞飞”化妆品拍广告的潘虹成为中国第一位拍广告的电影明星;而为容升冰箱做广告的汪明荃,则是第一位在内地拍广告的香港明星。

    名人广告,加深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旧闻新看

    《乌鲁木齐市设立婚姻介绍所》

    帮助未婚青年解决婚姻问题的乌鲁木齐市青年服务所正式建立并于12月27日开始工作。

    乌鲁木齐地区男女青年的比例大致是平衡的。但是基建、煤矿、地质、重工等部门男青年多,女青年少;而商业、卫生、纺织和其他轻工部门女青年多,男青年少。这些部门与行业之间平时缺乏交往的机会,使得一些适龄青年为找不到对象而苦恼。共青团乌鲁木齐市委认为,满腔热情地帮助未婚青年、尤其是一些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遇到困难的青年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是团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决定开办青年服务所。

    青年服务所设在人民公园办公室院内,每周工作两个半天,星期日12~16点接待男青年,星期一12~16点接待女青年,组织出面集体登记者可随时与团市委联系。服务所将根据登记者选择对象的基本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负责介绍3次。

    ——《新疆日报》1980年12月27日(作者潘锦斐)有删节

    原标题:《未婚青年的佳音》

    第六节改革足迹 早期集团渐消新型集团登台

    股份制改革助32家公司上市

    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新疆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跟全国一样,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经过一系列改革尝试,终于摸索出一套管理公司的“良方”,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革,最终助推一批重点大型企业集团公司上市。

    第一批集团逐步消失

    随着企业逐步走向市场,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国家提出横向联合,组建企业集团,壮大企业实力。

    原自治区体改委证管办主任高进坤介绍说,1990年前后,新疆组建了20多家企业集团,主要是以机械、皮革、纺织为主的企业集团,那时的企业集团比较松散,有些是政府撮合的,比如阿勒泰的阿山皮革集团;还有些是围绕销售组建的,比如十月拖拉机厂。

    因为没有形成资产上的纽带,这些早期的企业集团在发展中遇到不少问题。比如,刚开始小四轮拖拉机很好销,后来关内小四轮拖拉机也打进新疆市场,母公司发展逐渐跟不上市场,这时各子公司就开始各找各的市场去了,母公司失去了控制力。高进坤说:“第一批试点组建企业集团的大企业,到现在都逐步消失了。”

    新型集团以资产为纽带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企业通过自身发展壮大了实力,开始自发选择走产权联合之路,通过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收购中小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兼并后国有资产转化成公司股份,企业人财物归企业集团统一管理,子公司和母公司融为一体,母公司对子公司有绝对控制权。这批大型企业集团发展比较快的有特变电工,下属子公司有几十家;有天山水泥,公司已扩张到全国;有广汇集团,已形成房产、石材、天然气等多领域发展的集团企业。

    高进坤说:“在没有形成企业集团之前,国企基本上是单打独斗,增长速度非常慢,而新型大型企业集团就不一样啦,它的发展很快,通过兼并、联合,资本迅速膨胀。”

    这批新型企业集团有几个共同特点:母公司实力很强;公司有好的产品和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高;以产权为纽带,集团组建形式为全资或控股;在组织结构上是母子公司的结构。

    高进坤评价说:“新型企业集团快速壮大,迅速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形成区域性、行业性甚至跨国投资大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新疆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革

    高进坤回忆说,新疆1995年提出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股份制改革,国务院选出百家试点改革企业,当时新疆八一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石河子八一毛纺织厂名列其中。

    在此基础上,自治区又选出天山水泥、友好商场、乌鲁木齐铝厂(今天的众和股份)等8家试点企业。

    所谓股份制改革,一是要建立法人财产制度,明确产权。二是建立严格的公司制度管理,形成股东、董事、监事的经营班子。三是改革分配制度,彻底清除大锅饭。四是解决企业包袱问题,把三产全部剥离出去,企业学校逐步划归到教育系统,医院与公司剥离,寻求社会承包,或者由大医院兼并,发展成二级医院。

    这是企业改革的最后一步,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形成的弊端,真正确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股份制改革,一批优秀企业脱颖而出,开始走上上市之路。

    随着1994年新宏信A(现为宏源证券)首发上市,揭开了新疆有史以来企业上市的序幕。

    两年后的2月15日,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疆众和)成为新疆第二家上市公司,也是新疆首家实业类上市公司。同年,兵团第一家上市公司于6月26日登陆上海交易所。而之后的四年,新疆共有18家公司相继改组上市,成了新疆企业上市的“黄金四年”。

    据新疆众和一名老员工回忆说,公司最早是乌鲁木齐铝厂,当时主要以铝冶炼为主业,属中型规模。后来改制上市,向社会募集资金9000万元,连同另三家发起人已投入的690万元货币资金,总计9690万元。这些钱用来新建非常先进的生产线。“看到新生产线上线,我们这些一线员工心里高兴呀,觉得这上市和不上市就是不一样。”

    如今,新疆众和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高纯铝和电子铝箔生产企业。公司拥有煤矿、电力、电解铝、高纯铝、电子铝箔和电极箔完整的一体化产业链。

    在新疆众和上市后4个月,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百花村)又以另一种姿态登场。

    当初参与过百花村重组的刘先生表示:“这是新疆第一家贴有‘兵团’标签的上市公司。”和宏源证券的金融类性质、新疆众和的产业类相比,百花村应该是新疆第一家上市的商业类企业。

    在其历史沿革中,“百花村”这个老字号至今仍是天山脚下的一朵奇葩。公司前身百花村饭店于1959年创立,1995年以百花村饭店为核心组建新疆兵贸发展中心,百花村饭店成为兵贸发展中心全资子公司。

    之后6个月,另一家从事商业的企业——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就在那一年,包括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屯河(现为中粮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5家企业都实现上市。

    资本之路开始接轨国际

    之后,新疆企业的资本之路开始和国际接轨,2006年2月,新疆天业控股子公司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这是新疆企业首次在香港上市。

    当初携新疆天业节水闯荡香港股市的郭庆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天业节水是国内国有企业A股公司分拆香港上市的首例。它不但为天业在国际资本市场打造了一个平台,使天业与国际市场真正接轨,让天业人实践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的理念,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天业节水的香港上市为想在香港上市的国企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截至目前,新疆上市公司有32家,位居西北第一。覆盖全疆8个地州,主营业务涉及农业、食品加工、金融、建筑、房地产、电力、能源、高新技术、纺织、服务等多个行业,成为新疆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

    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仅有效缓解了新疆经济发展中资金瓶颈的制约,而且推动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同时,通过直接融资的放大效应,还吸引了国内一些大企业、大集团向上市公司投资,对带动全疆的相关投资、增加就业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了积极作用。

    (于江艳伍言)

    流行语

    进口大片

    1994年11月12日,由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大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六大城市公映,凭借大制作、大牌明星等元素,创造了25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奇迹。

    大片登陆,立即遭到“阻击”。发难者提出“美国的影片占领我们的市场,用中国票款养肥外国的片商”,并就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对民族电影未来的影响表示悲观。而当年《亡命天涯》的电影海报上还写有“改革年代,激烈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的宣传语。

    质疑并没有阻挡大片的“攻势”。相比电影市场的利益分成,普通观众更看重的是大片给他们带来的视觉盛宴。1995年,进口大片猛增至近十部。看大片开始成为一种时尚消遣,而影院里兜售的零食也开始与国际接轨——-爆米花替代了“老土”的瓜子。

    旧闻新看

    《影院吸烟不对如此批评粗野》

    11月8日中午1时,人民电影院第二场《客从何来》就要开映。楼座某排六号座位上的观众还烟意未尽。影院工作人员通过喇叭婉言相劝,请他掐灭烟头。他置之不理。喇叭里又传来要六号观众退场的严厉声音。只见烟头还在闪动。

    忽然,从喇叭中传出“畜牲”二字。观众愕然之际,骂声连续而出。影院一片哗然……

    有人说:吸烟者缺乏公德,违反公共场所的规定,应该受到批评甚至各种处罚,但批评者也不该粗野。

    ——《新疆日报》1981年12月17日(作者孟戈)

    原标题:《影院吸烟损公德批评粗野也不该》

    第七节百姓生活 新疆第一代股民从股权证炒起

    1分钟时间他赚了70万

    1993年10月,新疆第一代股民诞生了。当时,他们中间许多人并不明白股票是何物,更不明白前面的路上会遭遇怎样的风险。

    张伟,新疆最早一批股民中的一员。曾是一名教师的他,自1992年试水炒股权证,由此开始了17年的股海游弋。现在说起当时炒股的经历,张伟说,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蹲过“局子”、1分钟赚过70万元……“能挺到现在就很庆幸了。”

    南风吹来股票热

    1986年,中国人知道了一种新的赚钱方式——投资股市。在那年的9月26日,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设立的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正式对外营业。之后,以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相继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成立为标志,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形成。

    两年后,南来的“股票风”吹到了新疆。

    “只要能买上‘股票’,就能赚钱。”这是当时从上海回来的朋友王义对张伟说的话。王义描述的那种“很难买,但买到就不会赔钱”的股票,其实就是股票认股权证(以下简称股权证)。

    王义回忆说,股权证并非一上市就能出现抢购,当时深发展的股权证一出来并不好卖,曾被当做奖金来发放。至今他还记得,为推销深发展的股权证,深发展打出了“春播一粒种,秋收万粒粮”的广告。

    当时在深圳工作的王义比较早地接触到股票。为了买股权证,他让家人从新疆寄去身份证,也曾像老照片中那样抱团排队买股权证,挣的最多的时候是1991年,4000股深中冠上市后一卖出就赚了7万多元,对当时年工资不到万元的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这也是当时的人对股票最初的印象。“当时的股票发行实行先领‘号’,这个‘号’就是股权证,一个号上标明你可以认购多少股股票,而认购的这些股票多为原始股,上市流通后都会翻几倍。”张伟说。

    当时在新疆还没有专门的股票交易市场,但张伟意识到,虽然不能买卖已经上市可以交易的股票,但能先买卖这些股权证。于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张伟开始排队去领号,然后进行买卖。

    炒股权证“蹲局子”

    “在炒股票前,大多数老股民都是从买卖股权证开始的,当时属于一级半市场。”张伟说,他买的第一只股票权证是“金魁权证”。“金魁权证”也是当时新疆市场上发行的第一个股权证,张伟从朋友手中买了5000张,当时一倒手就挣了两万多元。

    炒股权证最难忘也最疯狂的日子是1993年4月18日。当日,宏源证券的前身新宏信股权证开始发售。一位老股民回忆说:“大家都去排队领号了,我也一样,班也不上了,也去排队。为了位置不被占走,老伴和孩子都去轮流换岗。”

    而当时的报道用了“万人空巷”来描述首府市民领号的情形。

    当日10时许,和众多市民一样,张伟揣着1万元钱到七一酱园附近一个销售点去领号。“当时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领一个号,我就想从其他人手上买几个号”。

    张伟记得当时是抽签决定,带“9”的号就能买1000股新宏信。

    就在张伟和别人谈好价钱,准备以600元一手买10个号时,民警以“非法炒号”为由把他带进了派出所。“当时头就一晕,自己怎么就犯法了?”张伟说。

    就在张伟进派出所的一上午时间里,不断有人被带进来。一打听,张伟才知道,原因都和自己一样——扰乱金融秩序。

    张伟说,当时最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被判刑。到了下午,派出所民警也没说什么原因就把他们放了。出来一打听,当时新宏信的号已经炒到2000多元一个。

    “现在看来,当初炒股权证的挣钱机会远远大于炒股,一般的公司只要能上市,就能翻几倍地挣钱,当然看不准也有打水漂的时候。”张伟说,现在朋友手中还有当初没有上市的公司的股权证。

    炒股1分钟赚70万

    真枪实弹的炒股是在1993年10月,当时新疆第一家证券营业部诞生——新疆证券新华南路营业部,也就是现在的宏源证券新华南路营业部。随后,张伟和当时一起开户的人一样成了新疆第一批股民。

    宏源证券新华南路营业部有关负责人李山春介绍说,由于当时系统的原因,找出新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股民还不太容易,但可以确定的是,1993年10月,新疆第一代股民3000多人上路了。而现在,新疆股民已经超过百万人。

    初次入市时,张伟准备了20万元开了股票账户。“选择这个数字开户,一是可以让我进大户室,这样买卖起股票来会方便些;二是当时股票交易还可以融资交易,你的钱越多,融资的额度也会高些”。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市场可以实行融资融券交易,并且股票的涨幅没有限制,让张伟真切体验到了股市涨跌的刺激。“赚得多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就赚了70多万。”张伟至今还记得,当时买的是神华控股。

    张伟说,由于当时买卖报单还实行人工填写单子,再通过电话线接进交易所报单交易,报单时间比较长。一笔交易做下来要一分钟左右,而且容易堵单。而现在的电子交易系统,十几秒就能自己搞定。虽然那时大户室有根专线可以报单,不用像散户那样排队填单子买卖股票,但为了能及时追进,自己和几个朋友便决定合伙买入神华控股。

    在40多元买入后,神华控股的股价便一路开始上涨至70多元钱。“我们一看涨得差不多了,而且股价开始回头,就决定当日卖出,即便这样,报单速度还是慢了,最终挣了70多万元,不然还会更多。”张伟说,现在有了股票涨停板制度,这样的情形是不会再有了。

    1993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发生股灾。“有赚就有赔。”张伟说,刚入市的两年多,基本上少赚多赔。

    张伟是目前新疆百万股民中的一员,17年的股海徜徉让他对股市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的历程多少昭示了新疆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也是那个时期新疆股民的写照。

    (伍言)

    流行语

    新概念英语

    在上世纪90年代,《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成为英语学习者手中的“宝典”级教材,几乎人手一册。

    这本由英国着名的语言学教育专家编写的教材,号称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全方位提高学习者自身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的素质,给学英语热潮又推波助澜了一把。

    如今,英语学习软件层出不穷,《新概念英语》已经不再独占鳌头了。

    旧闻新看

    《为买五套桌椅白跑五六天》

    因实际工作需要,南疆铁路指挥部四团同意苇湖梁工地指挥所购置五套办公桌椅。由四团写了书面报告,铁指批字盖章,经自治区建设银行铁道支行、自治区建设银行领导批准签字,又经自治区财政局批准,办事人员方拿到一份“自治区购买专控商品批准单”。

    当办事人员带着这份批准单到土产商店购货时,售货员指着批准单说:“光这还不行,还得有我们公司的批件。”办事人员急忙跑到市土产棉麻公司。

    管审批的一位经理看了看批准单,问办事人员:“木材指标带来了没有?我们有规定,不带木材指标不能批。”这位经理把批准单又还给了办事人员。

    办事人员又跑到自治区建设银行铁道支行。支行的同志说,自治区计委管木材指标。办事人员又到自治区计委物资处询问。但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是基本建设单位,到计委基建处去联系”。于是办事人员又与自治区计委基建处联系,基建处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五套办公桌椅的木材指标啊!”

    办事人员说:“那上级批准我们购置五套办公桌椅怎么解决?”

    “你们有木材指标就买,没有就不要买。”

    就这样,办事人员为了购买这五套桌椅白白跑了五六天。

    机构重叠,办事烦琐,拖拖拉拉,多么坑人。

    ——《新疆日报》1979年1月11日有删节(作者李乐学)

    原标题:《从购置五套桌椅谈起》

    第八节改革足迹 从手工记账到信息化管理

    自行车轮上跑出社保工程

    从蹬自行车、开手工发票收取社会保险统筹的钱,到现在银行划账后电脑自动记录,卜新华见证了首府社会保险从无到有、从手工记账到信息时代的发展变化。

    卜新华回忆说:“乌鲁木齐第一批被列为保险统筹(保险社会化管理)的是企业合同制工人,参保的有300人,时间在1985年10月。在此之前,所有职工的养老问题全部由单位承担。这之后,乌鲁木齐开始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统筹,正式拉开了首府乃至整个新疆社会保险的序幕。”

    骑步行调查数据

    1986年8月,21岁的卜新华刚毕业,被分到乌鲁木齐市社会劳动保险统筹办公室(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前身),当时该办公室里包括卜新华在内只有4个人。

    1986年年底,办公室接到一个新任务,测算全民企业统筹的基数和应交费比例。

    卜新华的师傅告诉他,虽然已经有合同制工人交费的先例,但因为人数范围都太小,没有参考的意义。这次调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为将来全民所有制企业交费打基础,也是为整个统筹探索出工作模式。

    这次全民所有制企业统筹先抽取了供销、粮食、纺织、公交、商业五大行业的27家单位进行试点,涉及人数1.7万人。

    “当时单位没有工作用车,就靠我们4个人的腿和公交车。我们的任务是摸清这些企业的在职职工人数、工资总额、退休人数、工资结构等。”卜新华说,整整5个月后,1987年的4月底5月初,数据才统计完毕。

    按照这组数据,测算出当时的养老保险退休统筹交费比例为8%。

    实际征收频遭冷遇

    养老保险统筹收费方案公布后,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什么说法都有。最流行的说法是“吃大锅饭”、“杀富济贫”等。

    “杀富济贫”的说法和当时企业效益有关。有些企业在职职工少、退休职工多,有些企业在职职工多、退休职工少。

    比如当时的中山理发社,几乎1个职工养7个退休职工,参加统筹对他们来说相当于直接减轻了6个退休职工的负担。而那些在职职工多、退休职工少的企业显然交得多、拿得少。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卜新华他们开始了最艰难的宣传、收费工作。

    “1988年,办公室买了两辆自行车,当时还买不起飞鸽、永久等名牌自行车,只买了两辆普通品牌的自行车。一辆107元,一辆112元。安排财务用一辆,催款人员用一辆。”卜新华说,社会保险是从自行车上腾飞的事业。

    当时,社会保险是按月征收的,只有两三家企业是主动交费,多属于退休职工多的企业。余下的有40%的企业必须上门收,还有一部分是打电话催收。

    卜新华回忆说:“每次我上门收费,都像是要把人家的孩子抢走的感觉,很少见到笑脸。通常一见到我就拉长了音调说:咋又要钱来了。还有些企业为了表达不满,不给支票给现金,还是一大堆零钱。”

    就这样,能收上钱还算是好的,还有企业根本就不愿意交钱。那办公室只好报上级主管部门协调,由上级主管部门亲自到相关单位开会宣传政策。因为每场会卜新华都是书记员,他记得,光这样的会议就开了19次。

    养老统筹显现优势

    1991年,乌鲁木齐社会劳动保险统筹办公室和各区县的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社保管理部门合并,将劳动服务公司分管的社保业务合并至社会保险各分区的业务,形成了首府现在社会保险的雏形。

    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首府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改制。此时社会保险开始了职工待遇接续、工龄计算、档案管理等工作。

    1997年的数字显示,企业改制涉及首府12.7万人,其中7~9万人后来成为自由职业者,由单位管理变化为单个管理,社会保险的工作量成百倍地上升。

    原新疆内燃机配件厂的老职工胡玉女士记得,1994年企业效益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单位像国内的其他大型国企一样进入经营困难时期,有时发工资都延后。当单位问她愿不愿意内退时,她答应了。

    1999年,胡玉达到退休年龄,办退休手续时需补交5年的社会保险金,这笔费用由单位支付一部分,胡玉女士须支付4800元。

    “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内退后工资一直是单位发放的,为什么要补交社会保险呢?后来有懂政策的同事解释,以后不管是单位存在还是被兼并,退休金都要从社会保险出。一起内退的同事很快按规定在3天内将钱交到了单位。”胡玉说,“现在,我每月能拿到800多元的退休金,虽然不高,但比起没有退休金的老邻居来,我还是幸运得多。”

    曾担任乌鲁木齐市供销社办公室主任的王智民说:“事实证明,社会养老保险统筹是很有必要的。刚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统筹时,企业的效益不错,所以供销社收管理费就可满足职工和退休工人的工资。到1997年,乌鲁木齐市供销社下属的贸易中心、副食品公司、果品公司等效益下滑,管理费收不上来,整体职工的工资都下浮了20%。如果没有统筹,退休职工也要跟着我们一起受苦。”

    社保事业发展迅速

    社会保险事业从无到有,从最初的4名职工到现在的300多名职工,工作规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适应更多的参保者,社会保险软件程序升级了4次。现在五险合一后,市民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实现一单征收、一厅结算。

    最初的信息系统只能容纳8万人。而现在,乌鲁木齐5个险种覆盖超过百万人,一半以上的市民得到了实惠。覆盖面最广的是医疗保险,现在有4种性质的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农民工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初步覆盖至乌鲁木齐地区农村范围。

    从工作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险发展至今,各种政策文件累计下发了上千份,一个刚上岗的员工至少要工作4年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一个险种。卜新华很认真地说:“如果谁能掌握5个险种,完全可以达到博士后的水平了。”

    (周旋)

    流行语

    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997年,为配合下岗再就业宣传,陈涛作词、王晓锋作曲,创作了公益歌曲《从头再来》。经刘欢演唱后,该歌流行开来,并引发了下岗创业者的共鸣。

    简单质朴的歌词,外加豪情奋发的旋律,让《从头再来》成为公益歌曲的一个标杆。后来,该歌获得多个音乐奖项,并获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旧闻新看

    售货员夜斗盗贼堪称女英雄

    乌鲁木齐市百货公司二工五一商店女售货员马玉秀、于兰英,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受到人们称赞。五一商店群众干部请求上级为两位女英雄记功授奖。

    今年1月20日凌晨4时,马玉秀和于兰英在商店营业厅值班时,两名歹徒潜入营业厅作案。马玉秀、于兰英发现后毫不畏惧,双双冲向歹徒,与之展开英勇的搏斗。

    在搏斗中,于兰英被一罪犯击中头部,颅脑受重伤昏迷不醒,马玉秀头部也受外伤7处。歹徒将马玉秀绑起来用匕首顶着她的喉咙,逼她说出钱的存放处。

    马玉秀机智地说:商店的钱都在金库,二楼的出租柜台里可能有一些。

    歹徒向她要商店钥匙。马玉秀说,值夜班不带钥匙,反锁在店里。歹徒信以为真,上楼继续作案。

    马玉秀出了一身冷汗,其实钥匙就在她兜里。此时她忍着伤痛挣开绳子,轻轻跑出店堂,把门反锁上,立即向商店警卫人员和公安民警报警。河南路派出所的干警和商店保卫人员、职工干部及周围群众及时赶到,当场将这两名歹徒擒获。

    经过医务人员及时抢救,马玉秀、于兰英已脱离危险。

    ——《新疆日报》1989年1月26日(作者李梅)

    原标题:《马玉秀于兰英带伤搏斗堪称女英雄》

    第九节百姓生活 宽敞新房内追忆当年拥挤温馨

    一家九口同挤40平米小屋

    和全国一样,30年的改革开放也使乌鲁木齐市的老百姓居者有其屋。1995年乌鲁木齐市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只有8.03平方米,而截至2007年年末,乌鲁木齐市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8.58平方米。

    福利分房“等靠要”

    孙淑萍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在楼道里做饭,上厕所要去水房,家里没有客厅、卧室之分……这些都是孙淑萍儿时记忆里最清晰的生活画面。

    新疆是全国最后一个实行房改政策的省区,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福利分房时期:由国家或单位集中建房,再分配给职工使用,产权公有,个人交纳较低的租金。当时的孙淑萍还是未婚青年,只有住进集体宿舍。“当时我还是幸运的,和另外两个同事住在两室一厅里,一人占一间房子。房子紧张时,有些单身青年就得和已婚夫妇合住在一起,特别不方便。”

    从1992年到1994年,孙淑萍和男朋友一直因为没有婚房而犯愁。那时候,要分到一套房子并不容易,绝大多数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离不开三个字:“等、靠、要”——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但房少人多,分房得论资排辈,一轮就是好几年。“那时候为了能分到一套房子结婚,几乎把房管科的门槛踏破了。”孙淑萍回忆说。

    最终,孙淑萍在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里完成了婚事。“没有下水,上厕所要跑上200米,冬天四处灌风。”但这对当时的孙淑萍夫妇来说,能分到这样的婚房就偷着乐了。

    婚后两年,单位终于给孙淑萍分了一套一室一厅带独立卫生间的楼房,每月只需要支付不到一包烟钱的房租。虽然只有40平方米,但比起原来那间小平房已算是天壤之别了。“再不用天天早晨倒尿罐了,也不用到公共浴室去洗澡了。”夫妻俩用地板胶铺地,将房子粉刷一新,挂上新的窗帘。“住进去的当晚,一晚上我们激动得都没睡着。”孙淑萍说。

    “就是这样一套房子,最多的时候住过9个人,典型的三世同堂。”孙淑萍回忆说,“连厨房里放的都是床。”

    自建公房折价卖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疆住房政策也开始出现分水岭,一方面“福利房”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原先分配的“福利房”以及各种自建公房折价转卖给了使用者。1999年,孙淑萍将单位分给她的60平方米两居室按其工龄,扣除房屋折旧,花了3万多元买了下来,这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据自治区建设厅介绍,在这个时期,全区通过房改以及集资建房、合作建房等形式购买了自有住房的城镇职工占到85%以上,其中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克拉玛依等城市职工购房比例平均达到95%以上。

    孙淑萍说:“自己成了有产者,就不用再为房子的事情担忧了,其后由于旧房拆迁,我又拿到了一套面积为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

    与此同时,老百姓的住房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单位福利分房已成为历史,住房是商品的意识日益增强。

    如今的孙淑萍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她还打算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一套130平方米的大房子。“生活质量提高了,我想让我的孩子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孙淑萍说。

    事实上,在整个的房改过程中,住房公积金的建立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了解,新疆住房公积金制度从1995年正式起步,到1998年年底,全区已有18个设市城市和58个县城推行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房改后,职工的购房资金来源基本上是工资、住房公积金和个人住房贷款。

    盖房子成就亿元企业

    对于房改10年来首府人的居住变革,大湾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金昌作为一个“见证者”有着深刻体会。

    1992年,乌鲁木齐市第一批以市场化经营的房地产企业正式成立,李金昌正是其中之一。成立之初,李金昌仅有两万元启动资金,而如今,已成为拥有亿元资产的新疆着名房地产开发企业。

    当年,李金昌的商住小区工程在大湾乡一块荒地上破土动工了。根据先期决定,开发适合工薪阶层需求的中小户型。

    “当时每平方米卖800块钱,占地16000平方米的四栋楼很快就销售完了。”谈起当年赚得的第一桶金,李金昌说,因为当时福利分房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购买这批房的消费者大多是做生意的个体户。

    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和建材业的发展,到1996年,仅乌鲁木齐市房地产公司就已由最初的3家发展到130多家。在这个过程中,李金昌已经由当初2万元的资本“裂变”了1万多倍,达2亿元之巨。

    首府房地产投资从无到有,从1992年开始起步到1999年迅速发展,经过1999~2001年3年的高速增长,于2002年开始回落,到2006年房地产开发又步入快车道,2007年房地产投资创历史新高。房地产投资从1995年的10.7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55亿元,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1995年的11%增长到了2001年的最高点43%,目前也在30%以上。

    来自乌鲁木齐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92年乌鲁木齐市第一批以市场化经营的房地产企业成立,到1994年前后,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企业由50多家发展到100多家,但破土动工的不到10家,把楼房盖起来的也只有4家。

    在随后几年中,几家大的房地产公司如宏大集团、广汇集团、康普建设公司等逐步发展壮大,同时外地一些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也落户乌鲁木齐市。截至2007年,全市注册成立的房地产公司已达500多家,目前有开发投资工作量的有150多家企业,房地产企业资金得到充实,实力不断增强。

    新疆是全国最后一个实行房改政策的省区,2006年之前,多数地方仍没有完全停止福利分房。正是因为这种非市场化的供房机制长期存在,造成新疆房地产业起步晚、发展缓慢。

    据了解,从2006年开始新疆基本停止福利分房,由于新疆机关、事业单位所占比重较大,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在房改政策到位后大量涌向市场,直接造成市场需求呈旺盛之势。

    (王梅)

    流行语

    快乐大本营

    1997年7月11日,湖南电视台的一档全新综艺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开播。该节目开播之后,其清新活泼的风格、注重参与的内容很快在观众中引起反响,迅速占据全国电视市场的周末黄金时段。李湘、何炅等主持人也迅速成为当红偶像。

    《快乐大本营》现象在当时被专家、媒体称为“快乐旋风”,同时引发了全国电视界的一场“综艺变革”,不久全国各地电视台出现了近百档类似栏目。

    旧闻新看

    《三换收音机情暖顾客心》

    编辑同志:我于2月25日在友好商场交电部购买一部袖珍收音机,买回后听了两天调频部分便无声音了。我以为是质量问题,于3月3日到商场交电部,柜台的售货员热情地为我调换了一台,使我高兴而归。

    但过了两天,调频部分又无声了,经测试才得知,这种收音机耗电量太大。我只好硬着头皮第三次踏进友好商场,要求退换其它型号的收音机。

    没想到售货员仍热情接待了我,耐心地听我说明原因后。对我说:“可以换,如果这里没有你满意的品种还可以退钱。”并亲自为我挑选了一台。临别时还说:“如不满意,还可再来。”

    我返回后,又发现收音机的转换开关有问题。我第四次走进友好商场,很快得到了一台满意的收音机。

    ——《新疆日报》1989年5月11日(作者周俐人)

    第十节百姓生活 菜篮子内容见证餐桌变化

    半夜两点排队去买大白菜

    从吃菜难到想吃什么买什么,菜篮子的变化也许是新疆人民生活变化的最好见证。改革开放前,新疆蔬菜、肉类及各种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每人每月只有两公斤白菜、两块豆腐、两公斤土豆、五两油,还要凭粮本供应。逢年过节买菜,半夜就要到门市部排队。

    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大力发展“菜篮子”工程建设,人们的生活开始悄然改变。如今,新疆人已经彻底告别了冬天吃菜难的问题,新疆的反季节蔬菜已经发展到60余万亩,冬天的蔬菜品种也由当年的10种达到70余种。

    半夜两点排队买白菜

    17岁的张忠庆穿戴整齐地走进乌鲁木齐市红旗路蔬菜商场,她看上去兴奋而又激动——这是1971年10月23日,刚从街道红专学校毕业的张忠庆第一天上班,她的工作是在乌鲁木齐市蔬菜公司出售肉、蔬菜等副食。当年,蔬菜公司担负着首府市民吃菜的重任。

    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一份工作,在那个副食紧缺的年代却很吃香。如今,已经是首府凌庆蔬菜公司总经理的张忠庆清楚地记得,当年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好坏要看他们是否认识四种人:司机、医生、人事干部和营业员。

    张忠庆回忆说,当时蔬菜公司的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给周边菜农下达生产计划,指导菜农每年种多少面积、多少品种的菜;二是负责蔬菜的统购统销,所有郊区的菜都由蔬菜公司负责销售,价格由国家定,只要保证市民吃上菜就行了。当年,市民冬夏只能吃到茄子、辣子、韭菜、黄瓜等10种蔬菜。于是,“保证供应十大品种”成了蔬菜公司的行话。

    家住阿勒泰路的李景祥老人回忆说,由于冬天郊区种菜极少,冬天的蔬菜供应很紧张,市民平时只能吃到萝卜、白菜和土豆三样菜。逢年过节,买菜买肉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多拿一两公斤。

    张忠庆记得,有一年冬天大白菜紧缺,有一天,半夜两点,很多人裹着大衣、拿着板凳就开始到门市部排队买白菜,有的人累了,板凳放在那里让人看着,回家换人过来接着排队。

    10点,张忠庆上班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因为担心开门时大家拥挤,她和其他营业员再三叮嘱排队的人要按顺序买菜。没想到门一打开,排队的市民就“哄”的一下拥进了门市部,门市部的大门当时就被挤坏了。

    当年,为保证副食供应,乌鲁木齐市蔬菜公司下设了22个企业、108个门市部,今天的天百、友好商场所在地都曾是蔬菜公司的门市部。

    “老三样”渐渐远去

    上世纪60年代初,红旗公社(今天的乌鲁木齐县二工乡)曾从北京四季青公社请了一名技术人员摸索种植温室蔬菜。

    如今,红旗公社最早的一批菜农、70余岁的徐树珊和老伴早已退休。徐树珊回忆说,首府最早的温室蔬菜种在一个占地面积只有几分地的玻璃房子里,种的是西红柿和黄瓜,县里还组织他们去观摩,因为玻璃温室种植要烧煤,成本太高,种植成功后并没有推广开。

    上世纪70年代初,新疆农科院派了一批技术人员继续在红旗公社摸索“春提前、秋延晚”蔬菜。

    当年5月,徐树珊等菜农在农科院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种植出了“春提前”西红柿,因为量少,这些西红柿没等市民看到就被昆仑宾馆买走了。

    1984年,蔬菜市场和价格全部放开,取消“统购统销”,改为“议购议销”。国家鼓励蔬菜市场流动,菜贩们可以南下北上批发蔬菜,菜农也可以进城卖菜了。蔬菜公司的“统购统销”时代终结。

    张忠庆回忆说,为解决市民吃菜难的问题,乌鲁木齐市政府一边出资补贴蔬菜公司南菜北调,一边鼓励首府周边大量种菜。菜农种多少,蔬菜公司收多少。安宁渠、二工乡、板房沟乡、七道湾乡纷纷扩大蔬菜种植面积,蔬菜公司下属的门市部营业员也纷纷“南下”,联系调运蔬菜。

    李景祥回忆说,菜价放开前,首府市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菜窖。一到冬天,大家就用麻袋把买来的白菜、土豆、萝卜“老三样”存在菜窖里,一家最少存上百斤。“老三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1985年,蔬菜公司开始从南方大量调运蔬菜后,市民才能在市场上买到其它蔬菜,“老三样”渐渐远去。

    有一年春节,首府的韭菜被一些从甘肃来的菜贩卖到两元多一公斤,那会儿多数人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四五十元,即便韭菜价格很贵,想尝鲜的人还是不少。

    张忠庆带领门市部的营业员赶到甘肃后才知道,当地韭菜只有两毛钱一公斤。当年冬天,首府反季种菜技术仍在摸索中,菜农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钱都被菜贩们赚走。

    蔬菜门市部淡出视野

    1992年,随着蔬菜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首府个体菜贩越来越多,这些菜贩不怕吃苦,不断南下北上了解行情,哪个月份、哪个地区盛产什么菜都掌握得一清二楚,首府市场上的蔬菜批发市场也迅速繁荣起来。

    先是张忠庆等人在五桥一带成立了凌庆蔬菜市场,之后,彭长胜等人在九家湾成立了北园春农贸市场,孟祥理等人在火车站附近组建了当年的五运司批发市场。

    “菜市场繁荣了,市民买菜越来越方便了。”李景祥老人回忆说,各条街道几乎都有走街串巷的个体户,卖菜、卖肉、卖酱醋调料的应有尽有。逢年过节再不用去门市部排队了,买得多了个体户还帮忙送到家里,市民餐桌上的蔬菜品种也由上世纪70年代的10种增加到了二三十种。

    而此时的蔬菜门市部在批发市场和个体户的冲击下,营业状况每况愈下。张忠庆回忆说,自个体户大量出现后,去门市部买菜的市民越来越少,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多数门市部开始亏损,有的门市部连职工60%的工资都发不下来。后来,一部分门市部开始转型经营房地产或者其他行业,另一部分门市部被一些企业兼并,剩下的则纷纷倒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蔬菜公司108个门市部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曾坐落在仓房沟一带的蔬菜公司菜库被拆掉后,成了今天的凌庆蔬菜市场。

    据了解,2000年后,新疆各地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乌鲁木齐市近郊发展了上万亩反季节蔬菜,南疆库尔勒等地也开始大面积推广反季节蔬菜。截至2007年,新疆的反季节蔬菜已经发展到60余万亩,冬天的蔬菜品种达到70余种。人们冬天不仅不用愁吃菜难问题,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挑选各种无公害蔬菜。

    (赵梅)

    流行语

    按揭

    “按揭”指以房地产等做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并依合同分期付清本息,贷款还清后银行归还抵押物。

    “按揭”一词是英文“Mortgage”的粤语音译,最初起源于西方国家,本意属于英美平衡法体系中的一种法律关系,后于20世纪90年代从香港引入内地房地产市场,先由深圳建设银行在当地试行,之后逐渐在内地流行起来,因为在房地产领域频频出现并正式运用于文本,其含义逐渐演化成了“抵押贷款”,目前在国内已经被正式称为“个人购置商品房抵押贷款”。

    旧闻新看

    接待乱花钱单位受处理

    乌鲁木齐市体委在今年8月份接待一个兄弟市的体育代表团的活动中,无视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擅自提高接待标准,请客送礼、铺张浪费,违反财经纪律,受到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和市革委会的通报批评。

    经调查核实,乌鲁木齐市体委在接待由43人组成的兄弟市体育代表团的12天内,共开支六千二百九十四元七角。其中送礼、招待烟酒糖、去天池游玩、擅自提高伙食标准和降低自交伙食费等项开支,高达一千零三十九元五角。

    乌鲁木齐市委和市革委会除了责成市体委认真检查、通报全市外,还作出如下决定:

    一、市体委在接待期间,请客送礼、招待歌舞票等项开支一百二十七元四角二分,由市体委负责同志偿付。

    二、擅自提高伙食标准和少收自交伙食费四百八十五元六角四分,应合理分摊自负。其中,除兄弟市体育代表团应负担的三百三十九元三角五分外,其余一百四十六元二角九分由市体委负责同志向参加吃喝的同志如数追回,追不回来的由出主意的人偿还;游玩的交通费和兄弟市体育代表团应负担的伙食超支七百六十五元七角九分,应从今年市体委的预算经费内扣除。

    ——《新疆日报》1980年12月22日(作者杜光)

    原标题《乌鲁木齐市委和市革委会为严肃财经纪律对市体委接待来宾乱花钱进行处理》

    大事记

    1995年

    2月26日

    中美两国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贸易战,也结束了中美两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长达20个月的九轮磋商。

    3月11日

    中国选手陈露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夺得女子单人滑冠军,为中国在世界大赛中赢得第一枚花样滑冰金牌。

    3月26日

    山东农民王海首次出现在北京的隆福大厦,开始向假冒伪劣产品宣战。他后来被称为“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

    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北约150公里处的沙漠中发现尼雅I号墓地,成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掘出了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等华丽织锦。

    4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7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1997年8月,中共中央将陈希同开除出党。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

    5月1日

    我国开始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即周六、周日两天为休息日,也就是“双休日”。

    5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5月8日

    着名女歌手邓丽君因气喘病发作猝逝泰国清迈,享年42岁。其代表专辑有《漫步人生路》《夜来香》等。

    7月29日

    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大学毕业实行双向选择:可以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也可以自主择业。

    9月8日

    着名作家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逝世,终年74岁。其代表作有《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

    10月4日

    中国第一条沙漠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这条全长522公里的沙漠公路南北贯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中沙漠段长446公里。

    1996年

    3月8日-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海、南海海域和空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在东海和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

    4月8日-11日

    国务院办公厅在镇江召开全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工作会议,提出了建立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十项基本原则。

    5月5日

    我国现当代诗坛上杰出的诗人艾青因病逝世,享年86岁。其代表作有《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等。

    6月13日

    中国探险家余纯顺在新疆罗布泊徒步孤身探险中失踪。当直升飞机发现他的尸体时,法医鉴定已死亡5天。

    7月19日-8月4日

    第2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中国队共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2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列第四位。

    7月29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当日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11月5日-10日

    第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行。该博览会是惟一由中国政府批准举办的国际性专业航空航天展览。

    12月1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李鹏签署国务院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

    12月13日

    戏剧大师、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曹禺在睡梦中安然辞世,其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北京人》等。

    12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针对股票市场情况所发的“准社论”,本意是提醒股民对股票市场有清醒认识,却引发了“股市地震”,股票全线下跌。

    9月

    SM公司包装推出了H.O.T组合,5个小男生凭借劲爆的视觉张力席卷整个亚洲及中国。他们是第一支被中国正式引进唱片的韩国乐队。

    我国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建成世界上第一条位于流动沙漠中的输油、气管道。

    1997年

    2月19日

    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指出邓小平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4月26日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彭真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5月15日-18日

    法国总统希拉克应邀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4年来法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华。

    5月12日凌晨零时17分

    我国研制的新一代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由新型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6月30日午夜-7月1日凌晨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七楼隆重举行。

    7月2日

    泰国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宣布泰币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多年来实行的泰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由此引发一场席卷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波。

    亿吨级的塔河油田建成投产,当年油气产量为39万吨。

    8月14日

    冯小刚根据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的电影《甲方乙方》开机,并于12月20日全国上映,票房大热,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贺岁片,冯氏幽默由此火遍全国。

    9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报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郑重地写进《党章》。

    新疆14家旅游企业联合赴广州、上海推销冬季旅游线路,推出“一张机票游新疆”的冰雪风情游。

    10月15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教授朱棣文获得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

    9月1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0月28日

    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黄河小浪底工程截流成功。中国对黄河的治理与开发翻开了新的一页。

    11月8日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江截流。

    11月9日-11日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邀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和叶利钦正式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工作已全部完成。

    12月21日

    国家重点工程、亚洲最大的跨声速风洞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建成,并成功地进行了通气试车。它标志着我国跨声速空气动力研究试验能力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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