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私人投资，却要当个“公家人”，想方设法在工商注册资料上标注成集体或者国有企业。这种企业戴“红帽子”做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这一切的一切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20多年前，个体户、民营企业主却是广受社会争议！
说起新疆首批民营业主的前尘往事，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变革中的一个个缩影……
第一节改革足迹 瞒报工人数办起新疆首家私企
私营企业“名正言顺”登上经济舞台
1985年，当苏芮的一曲《跟着感觉走》红遍中国大地之时，21岁的乌鲁木齐小伙贾伟紧抓着致富之梦的手，创办了乌鲁木齐宏大羊毛衫厂，一不留神领取了乌鲁木齐市工商局001号独资私营工业企业工商执照，他也被新疆工商界公认为新疆私企第一人。
如今，跟围城里的人一样，自主办企业24年之久的贾伟开玩笑说，想找家公司打工，“一个月能挣个3000块钱就行了，轻轻松松，压力没那么大”。
投机倒把被拘留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晓波将1979年定义为中国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那一年，乌鲁木齐爱美的姑娘们发现了一种可以显得双腿更有线条的裤子——喇叭裤，而这一潮流的助推者正是贾伟。
那一年，15岁的贾伟初中辍学后开始与朋友一起从广州批发服装回乌鲁木齐销售，从蝙蝠衫到喇叭裤，这些服装从广州带回来之后拿到天山商场“寄卖行”销售，每条喇叭裤能挣10块钱，“带一批货回来能挣到好几百块钱”。
“这一收入比在印刷厂工作每月拿28.5元要好多了”，于是，贾伟将发货的地点从广州拓展到了上海、江苏，1983年，贾伟刚刚把倒卖的商品从服装升级为手表时，自己也“触线”了，前去广州进手表的贾伟因为投机倒把罪被抓了，价值1万余元的手表全部被没收，他自己还被拘留15天。
此时，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牟其中也正在四川万县蹲监狱，同样是因为倒卖电子产品，但他还找到一家工厂仿制座钟。
就在这一年，中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虽然国家法律没有出台相关规定，但是环境好了很多。”此时，开着一家名为卫卫百货商店的贾伟感受到了一缕春风。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初步得到确立。
当时，贾伟对于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关心程度远远比不上自己能否乘飞机出门，“1982年我外出时就坐飞机，当时只有县团级干部拿着单位的证明才能坐飞机，我找人开证明，一年坐飞机就好几趟。”此时，步履加快的贾伟发现身边的女孩们都把追逐时尚的目光转向“天山牌”羊毛衫，因此他也萌生了办家羊毛衫厂的念头。
雇8个人就是资本家
贾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85年4月，乌鲁木齐宏大羊毛衫厂注册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针对私营企业的政策，个体户最多可以雇7个人，8个人就成资本家了，所以他只好瞒报了一个员工。
1981年10月，国家曾出台文件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5个以内的学徒。”这个规定实际上允许个体户雇工，雇工可以在7人以内。就在是否雇工8人以上就是资本家的争论声中，宏大羊毛衫厂经过两年的发展，实际雇工已经超过30人。
“在宏大羊毛衫厂成立之后，乌鲁木齐健平服装学校、新潮家具厂、水电机电设备公司等一批私营企业相继成立，开创了乌鲁木齐私营企业的先河。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数量才彻底被放开，私营企业开始”名正言顺”地登上非公经济这个舞台。自治区工商联一份关于新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调研报告中记载：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地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1988年，国务院正式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作为独立的企业类别出现在工商管理部门的企业登记名册之中。这一年，山东人李玉瑚结束了他推车卖蛋糕的日子，创办了知青食品厂，李玉瑚雇了4名亲戚、两名知青，知青食品厂成为昌吉最早的一批私营企业之一。
这一年，新疆有私营企业901户，注册资金1.02亿元，投资人数2639人，职工人数1.66万人。
民企的富二代接班人
随着企业的发展，宏大羊毛衫厂由一家工厂变成了如今在新疆最具实力的宏大企业集团，贾伟的身价也由万元转变为百万、千万，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也榜上有名。
功成名就的贾伟如今萌生了打工的念头，但是这带领4000余名员工的压力谁来承担？如何守住父辈打下的“江山”成为第二代民营企业家面对的最大问题。
李玉瑚的大儿子就是这样一位“富二代”，从小没有为学费发愁过的他大学毕业后本可以在青岛担任一名监理工程师，在被母亲“骗”回来后，就一直担任新疆麦趣尔集团公司总经理，这位钟爱阿玛尼乔治系列、在长江商学院浸润过的年轻一代将自己的人生观篆刻在水晶上，作为麦趣尔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向员工灌输。
现任麦趣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的李质华坦言，与父辈辛苦忙碌的创业生活相比，年轻一代过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给麦趣尔集团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使麦趣尔的管理模式从家族式转向现代企业的绩效管理方式，在企业发展规划中，麦趣尔也不再偏安新疆一隅，还将向环渤海地区进军。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创富激荡，与李氏父子有着相同经历的大有人在。越来越多的民企‘少帅’们，正以自己的‘奋斗’接过父辈们递过来的‘接力棒’。富一代逐渐变老，接近退休，二三十岁的‘Y一代’开始登场，崭露头角。”“富二代”承担着非公有制经济创始人退出之后的转型任务，无论是产业转型、管理模式的转型还是经营理念的转型，就民营企业的发展史来说，他们是绝对关键的一代。
截至2008年上半年，新疆私营企业达到6.86万户，注册资金1207.73亿元，从业人员82.94万人，新疆非公经济发展中涌现了一大批像广汇、华凌、美克、特变电工等行业龙头企业。
(刘书成)
流行语
蹦极
蹦极，英文是bungy或bungee，是一个极好的音译。
简单说，蹦极就是参与者用一条一端固定的长橡皮条绑在脚踝处，然后从高处跳下，这能使参与者享受几秒钟的“自由落体”。人被橡皮条反复弹起，直到橡皮条弹性消失。
目前，蹦极发展到世界各地，受到普遍的欢迎。
1997年5月1日，蹦极跳首次传入中国，随后在中国不少旅游景点兴起。北京是中国蹦极跳发展得较早较快的城市，已至少拥有7座跳台。据了解，世界最高的蹦极点是位于澳门旅游塔高达233米的塔顶。
旧闻新看
自治区轻纺工业产品展销会部分优质品介绍
挺括·舒适·凉爽适宜做夏装
25502纯毛派力司，是石河子八一毛纺织厂今年生产的高档薄型精纺呢绒。该产品以新疆羊毛为原料，特点是：身骨好、弹性足、手感滑爽、呢面平整光洁、混色均匀、异色分明、光泽滋润、纱支高、重量轻，适宜做夏季服装，穿着挺括、舒适、凉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产品进入市场后，供不应求，仅上海市百货公司一家就提出近十万米的订货。今年秋季广州交易会上又被外商选中并提出订货。在自治区优质产品评比会上，被评为自治区的优质产品之一。
25502纯毛派力司由几十道工序制成，生产流程长，工艺要求高，操作精细。八一毛纺厂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团结协作，根据派力司的质量要求，针对新疆羊毛的特性，对各道工序的工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操作要求，各车间、工段，严格把关，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摘编自《新疆日报》1979年12月19日(供稿八一毛纺厂)
第二节改革足迹 那时流行风：民企要戴“红帽子”
当年为遮风脱帽之后更轻松
明明是私人投资，却要当个“公家人”，想方设法在工商注册资料上标注成集体或者国有企业。这种企业戴“红帽子”做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曙光说，即使在党的“十三大”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后，直至今天它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红帽子”助推了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使这些私营企业主免于考虑“政治安全”而一心一意搞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许是“红帽子”给中国民营企业带来的最大益处。
戴“帽”遮风挡雨
很少有人知道，新疆阿尔曼实业有限公司的掌门人热迪力·阿布拉创业之初也曾自愿戴过“红帽子”。
1995年，在自治区体委科研所从事科研工作的热迪力·阿布拉辞职经营起了企业——新疆体育科技中心，业务却是与科研没有关系的婚礼摄影、影视制作。在这家科技中心的营业执照上，注册方一栏填写的是自治区体委。
“1990年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到自治区体委科研所工作，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2元。”热迪力·阿布拉回忆说，单位没有房子，他和妻子、孩子就租住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前后共搬过7次家，一心想要改变生活现状的热迪力·阿布拉想到了经商。
如果自己直接创办一家企业风险性大，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块经商的料，抱着试一把的心态，热迪力·阿布拉从自己的娘家——自治区体委拿到了一张营业执照。
自治区体委只提供营业执照，出钱出力的经营者热迪力·阿布拉每年需要缴纳两万元的挂靠费用。
“两万元我交了两年”，如今身家不菲的热迪力·阿布拉回首过去，仍觉得自己的老单位帮了大忙，“创业之初如果不是挂靠，我不敢确定企业还会有今天的发展。”
“热迪力·阿布拉的观点代表了很多新疆民营企业家曾经的想法。”新疆东西部研究院院长唐立久对于新疆民营企业发展有着多年研究，他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新疆第一批创业的民营企业家们几乎都经历过挂靠这一阶段，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1983年之前，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个很严重的罪名，自己开铺子做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在这样的环境下，善于妥协的民营经济选择了戴‘红帽子’。”
“所谓‘红帽子’企业，最初的投资当然是私人资本，这是必须明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曙光认为，这类企业名为公有制企业实为私有制企业。
自治区乡镇企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几乎都存在挂靠问题，挂靠经营之所以一度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有利于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政策环境，一顶“红帽子”意味着从银行贷款、税收到国家政策，方方面面都可以得到好处。
摘“帽”明晰产权
准确预见是企业家的一种天赋，热迪力·阿布拉在摄影生意的红火中感受到了个人办企业的无限前景。
毕竟挂靠的是“娘家”，热迪力·阿布拉在摘帽时并没有费什么周折，1997年，他解除了与自治区体委的挂靠承包合同，开始独立创办企业。
热迪力·阿布拉敏锐地洞察到：清真食品的消费市场巨大，而国内市场上清真食品非常短缺，形成品牌、规模和管理规范化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随后他创办一家专门生产销售清真食品的商贸公司，并为它取了一个很有寓意的名字——阿尔曼。
阿尔曼维语的意思是“希望”，热迪力·阿布拉幽默地说：“不少人把困难当成累赘想躲避它、抛弃它，可困难是躲不掉的，总有一天，它还是会成为你的绊脚石，可当你把困难当成财富，克服了它之后，你会发现‘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那个故事中的宝库就呈现在你的面前。”
现在该公司已发展成为中国清真食品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中国清真食品标准的制订者。阿尔曼实业拥有9个分公司，分布在新疆的阿勒泰、新源、布尔津、乌鲁木齐及上海等地，涉及制造业、商超、物流三大产业。2006年，热迪力·阿布拉调整公司经营方向，彻底放弃了影视制作方面的业务。
自治区工商联秘书长李尚典说，“红帽子”企业分为两个时期，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一时间冒出了几百万家乡镇企业，按照常规的思路，乡镇企业就是集体企业，但是实际上很多乡镇企业都是由个人、家族办起来的，集体并没有出资；第二次戴“红帽子”的高潮出现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的几年，由于担心国家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多本来以私营登记的企业纷纷戴上了“红帽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摘帽子”风靡全国。但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能从事进出口生意，“红帽子”企业曾一度回潮，当时新疆就出现了一批挂靠的外贸企业。
张曙光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民营经济越来越展示出其无比的活力，政府也愈加放宽对民企发展的各种限制，许多“红帽子”企业要求变更登记，明晰企业的产权。
“红帽子”能压垮企业
民营企业家们胆大果敢，行动能力很强，为了顺应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戴帽、摘帽”，但是有多少企业能够想到，“红帽子”若干年之后竟然会成为自己单飞的阻力和压力。
唐立久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新疆约有20多家挂靠过的民营企业最终因为产权不清的问题破产倒闭，至今尚有一批企业备受产权之困，其中不乏很具知名度的大型企业。
李尚典说，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民营企业挂靠问题在沿海地区已陆续得到解决，许多私营企业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摘掉“红帽子”，产权得到界定，从而轻松上阵，放心发展。然而在新疆乃至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远远没有完成。
张曙光把“红帽子”比喻成悬在这类企业头上的“定时炸弹”，他认为，目前，“红帽子”企业仍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已经成功摘掉“帽子”的私人企业和公众公司；第二种是仍然戴着“红帽子”而继续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的产权问题并未解决，其产权纠纷有可能随时引爆头上的炸弹；第三种是炸弹已经引爆，既炸毁了企业，也伤及社会，私人产权遭到剥夺和侵吞，大部分企业已经破产倒闭。
对此，张曙光建议，应从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各方合作的立场出发，先对初始投资进行确认，再对现有产权进行分割，在此基础上分别确认初始投资人、政府、挂靠企业和官员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股权分配、变更登记。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目前还有多少私营企业还戴着“红帽子”。不过，早在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全国工商联等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认为“红帽子”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为50%～80%，而在1994年，国家工商总局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注册集体企业曾达到534万户的高峰，2005年末已下降到100多万户，这一数据表明，除部分集体企业倒闭合并外，很大一部分是“摘帽”的结果。
(刘书成)
流行语
WINDOWS95
1995年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8月windows95的发布。
当时很多没有电脑的顾客受到宣传的影响而排队购买软件，但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Windows95是什么。windows95在短短4天内就卖出超过100万份，出色的多媒体特性、人性化的操作、美观的界面令windows95获得空前成功，中国大陆也不例外，众多电脑用户开始“依赖”视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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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评奖揭晓白砂糖番茄酱夺金》
新年伊始，北京传来佳音：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评奖揭晓。新疆获金质奖牌5枚、银质奖牌4枚、铜质奖牌2枚，其中，新疆特产鄯善葡萄系列产品甜白葡萄酒、精制葡萄干均获金奖。新疆是西北五省区中获金奖最多的。
新疆在这次食品博览会上只报了14个名优产品参加评奖。其中获金奖的单位、产品是：
鄯善葡萄酒厂的博峰牌甜白葡萄酒、鄯善县果品公司的精制绿葡萄干、石河子八一糖厂的三联牌白砂糖、库尔勒果酒罐头厂的长城牌番茄酱、乌鲁木齐市挂面厂的龙须挂面。
获银奖的单位、产品是：农建食品厂的冰字牌龙须酥糖、乌鲁木齐县饮料厂的古丽牌浓缩野蔷薇果汁、吐鲁番瓜果实业公司的火焰山牌利乐包果汁、吐鲁番瓜果实业公司的果乐酒。
获铜奖的单位、产品是：新疆粮油食品厂的主食面包、新疆粮油食品厂的方便面。
在这次会上，白酒产品暂不评奖。
——摘编自《新疆日报》1989年1月15日报道(作者刘晓凤)
第三节改革足迹 “雇人干活像资本家一样剥削人”
烤肉摊老板当选劳模引发争议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吐尼沙汗决定到大街上去卖烤肉，乍一听到这个决定，丈夫牙生怕别人笑话坚决不同意，因为在那个年代，个体户并不被社会认可。
当吐尼沙汗以一个摆烤肉摊的个体老板当选劳动模范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她雇人干活，和资本家一样剥削人……”在“非公经济经营者是否属于劳动者”的争议时代，吐尼沙汗格外显眼。
为生活上街卖烤肉
1965年，吐尼沙汗从南疆嫁到乌鲁木齐，3年后儿子降生，丈夫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三口，生活立即变得捉襟见肘。
吐尼沙汗闲不住了，于是，她夏天掏泥巴、打土块，卖给要盖房子的人家；冬天，她给双职工家庭当保姆，看孩子、做饭。即便如此，家庭经济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1980年10月，34岁的吐尼沙汗感到再靠体力挣钱有点困难了，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做点小生意——上街卖烤肉。乍一听到这个决定，丈夫牙生坚决不同意：“哪有女人出去做买卖的？人家不笑话我吗？”吐尼沙汗主意已定，反问丈夫：“我卖烤肉你嫌丢人，那我打土块又脏又累你就不心疼？”一向疼爱妻子的牙生只好默许了。
现已退休的乌鲁木齐市工商局工作人员张尚华当时专门负责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他说，在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就向中央作报告：“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有了明确的政策，首府各区都开始比较集中地出现一些个体经营户。吐尼沙汗所在的铁路局农贸市场因为地处新市区，相对于天山区、沙依巴克区等中心老城区，市场形成较晚。
当选个协副会长
吐尼沙汗的烤羊肉因为价格低、味道好，用不着吆喝也卖得很火。“公家人和学生娃娃都是我摊子上的常客。”吐尼沙汗说。
半年后，方圆数里的客人都慕名而来，吐尼沙汗不得不扩大经营：又增设了两个烤肉摊，雇用了四五个帮手。可是，很多老熟客都只认吐尼沙汗：“你得亲手给我烤。”吐尼沙汗不得不在3个摊子之间来回张罗。
1983年，吐尼沙汗摆摊的地方成立了铁路局农贸市场。“在这儿做买卖要办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了。”吐尼沙汗作为市场里的“元老”，在这一年被评为新市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简称个协，后改名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
有了这个“头衔”后，吐尼沙汗就要分心协调市场方面的事务，东家没面、西家没煤、顾客投诉短斤少两……吐尼沙汗都照单全收，尽力一一协调解决。
郑宏兵曾在新市区工商局二工工商所工作，对辖区内的个体户吐尼沙汗印象深刻：“我觉得她是个很有气魄的人，敢于走出家门，通过合法经营改变家里的生活状况。”
作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早在1984年，吐尼沙汗就给家里添置了彩电、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这在她住所周围引来了不小的轰动，也引起了个别人的非议和猜疑。
吐尼沙汗不在乎流言飞语，干脆把电视搬到院子里，到点了就打开：“就像个小电影院一样，大家都看得高兴得很。”
小家富了，吐尼沙汗开始关爱大家。她定期到儿童福利院给孩子们送吃的和衣服，亲手织毛衣寄给地震灾区的老百姓，一次性捐助两名甘肃儿童从小学到初中的所有学费……
吐尼沙汗作为个协副会长，按规定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事实上我卖一天烤肉赚的钱都比这多，所以当时看中的不是这个钱，就觉得自己也算是公家的人，公家人为大家干事是应该的。”
“意外”当选劳模受质疑
1986年，乌鲁木齐市评选劳模又开始了，吐尼沙汗被推选为该届唯一的市级个体劳模。
吐尼沙汗所在的新市区共有7个市场，吐尼沙汗至今还记得在十多名候选人中，自己以260多票的优势当选为新市区劳模。吐尼沙汗觉得意外：个体户也能当劳模？她不知道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1987年1月，个协通知吐尼沙汗到南门人民剧场去参加大会。吐尼沙汗以为又是慈善事业的倡议会，欣然就去了。可当她往剧院里走的时候，就有工作人员上来给她胸前别上一朵大红花。
“为啥给我戴花？”“你是市级劳模。”
劳模都被安排在前面的位子上，通过大会对每个劳模的介绍，吐尼沙汗发现自己竟然是唯一一个女劳模，也是唯一的个体户劳模。大会给劳模发了证书、床单和一个上海产的座钟。吐尼沙汗当选的理由是，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时候，吐尼沙汗才觉得自己真的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人们口中带有感情色彩的“做买卖的”。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吐尼沙汗已经是名利双收了，可她的劳模之路走得并不顺当。
早在1981年，吐尼沙汗雇用5个帮工操持烤肉摊时就有人质疑：“她雇人干活，和资本家一样剥削人。”听到这些话，吐尼沙汗有点想不通：“我是靠劳动本分挣钱的，雇人是给他们工资的，和工厂里给工人发工资一个道理，为什么我就像资本家不像劳动者呢？”
乌鲁木齐市总工会经保部部长王建翔说，个体户当选为劳模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个体户算不算劳动者？”“能不能被评选为劳动模范？”最终，不论时代怎么变，评选劳模的首要标准不变：那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个体户通过诚信经营，用合法所得回馈社会也是贡献，因此是有资格参与劳模评选的。
乌鲁木齐市总工会副主席艾则孜·吉利力提到劳模评选时说，劳模评选的总原则一直没有大的变动，但在细节要求上是与时俱进的。“比如最早是，鞠躬尽瘁、不求回报的一线工人、农民多一点，后来随着私营企业主、科技人员、自由职业者的加入，大家更认同的是只要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公民就可当选劳模”。
据乌鲁木齐市总工会《历届劳动模范名册》记录，乌鲁木齐市于1983年产生了第一批个体户劳模，共两名。截至2003年乌鲁木齐市第七届劳模评选时，乌鲁木齐市个体户劳模总数不足20人。2003年劳模评选新的变化在于民营企业家也被纳入劳模评选行列，2005年，全国首位民营企业家登上全国劳模的大舞台。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其中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这被认为是一个为个体经济正名的文件，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吐尼沙汗的困惑。
(胡晓蓉)
流行语
克隆
1996年7月5日，位于苏格兰爱丁堡市郊的罗斯林研究所里诞生了一头大个头羊羔“多利”，“多利”是利用生物技术无性繁殖方式诞生的小羊，人们叫它“克隆羊”。“多利”于1997年首次公开亮相，震动整个世界。在理论上，利用同样方法，也可以复制克隆人，这意味着以往科幻小说中独裁狂人克隆自己的想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多利”的诞生在世界各国科学界、政界乃至宗教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发了一场由克隆人所衍生的道德问题的讨论。
2003年2月14日，多利因患严重肺病被实施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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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行住宅建设有奖证券》
广州市为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加速东风路房屋建设，最近由建设银行代理发行了“住宅建设有奖证券”。很短时间就筹集到750万元资金。这可算得上城市建设中的一件新鲜事。
使人同样感到新鲜的，是东风路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最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我来说，现在一小时就是125元！”原来，使用这笔资金不是无偿的，必须在5年内向认购者还本付息。他们计划年内共发行5期，平均一天利息1000元，若以8小时工作日计，一小时就是125元。这样，他们从征地开始，到设计、施工都要抓得很紧，办一切事都得想到时间、时间、时间！
多年来尽管喊着“争分夺秒”的口号，但糟蹋时间、浪费时间的事随时可见。有的工程光征地就要盖几十个图章……时间和金钱总挂不起钩来。
发行“住宅建设有奖证券”，使那种不把时间看做金钱的旧观念受到冲击，这真是大好事。
相信随着开放与改革的进展，许多过时的旧观念都会受到挑战。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4年10月16日第1版
原标题：《一小时与125元》
第四节改革足迹 上世纪80年代末私营企业主迎来参政议政新纪元
徐杰当选乌鲁木齐县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商而优则仕”在今天早已经见怪不怪，但在20多年前却是凤毛麟角。早在1988年，作为私营企业主和知青代表，徐杰当选为乌鲁木齐县政协委员及人大代表。
徐杰是当时乌鲁木齐市首批参政议政的私营企业主之一，私营企业主们当时已开始步入参政议政的新纪元。
年营业额超千万元
1984年，在乌鲁木齐市文艺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铁皮房使徐杰成为文艺路市场第一个拥有门面房的个体经营户，商铺挂牌为乌鲁木齐县水电建材商店。
回忆起创业初期的社会环境时，徐杰说：“商店刚开起来时，不光在经营上有困难，还要承受社会的排斥。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民营企业这个说法，只有个体户、集体企业、全民企业的叫法，其中，个体户是最没有地位的。”
虽然个体户的经营环境不理想，但“送货上门，服务上门”的服务方式很快为徐杰拓宽了发展空间。1986年，他在水电建材商店的基础上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乌鲁木齐水电机电建材公司。3年后，这个坐落于向阳坡的公司已拥有固定资产84万元，职工109名，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徐杰清醒地意识到内地的机电企业可以打进新疆市场，便决定开发新的项目。1993年，他与香港一家企业合资的皇朝大酒店开业；1999年，他成立了集机电、储运、对外贸易、餐饮娱乐、农资于一体的皇朝集团公司。
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这一论断的生搬硬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经营户的发展。
自治区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新生说：“1987年中央5号文件打破了关于雇工论断的禁锢，删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次年4月，私营经济的提法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宪法中还增加了鼓励私营经济企业在法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
在这种大前提下，为了搞活经济，乌鲁木齐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里各知青点创办企业，所有安排知青就业的企业都挂靠在乌鲁木齐县劳动人事局名下。这样一来，这些公司对外是没有招工指标的知青集体企业，对内则是各个分立的私营企业。
徐杰的公司就是这个“集体企业”里最大的一家私营企业，招收知青七八十名，水电机电公司因此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1988年，由于大力解决社会就业，带动乌鲁木齐县经济发展等贡献，徐杰被推选为乌鲁木齐县政协委员及人大代表。
徐杰说：“当时，既是乌鲁木齐县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的只有我一个，确实震动了当地的知青界，他们认为企业虽然没有招工指标，可知青代表竟然也可以参加‘两会’了，这是社会地位得到认可的一个信息，知青开始主动要求进私营企业上班。”
当时，许多私营企业都是由知青创办，因此，自己的当选无疑振奋了当地一大批私营企业主，他们认为这也是私营企业获得社会认可，尤其是政府认可、获得政治地位的表现。
徐杰清楚地记得，当时县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要是农牧民、国家干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领导，而他代表私营企业和知青参加两会“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光荣”。
企业定“姓”得以保全
徐杰说：“因为国家没有给公司一分钱的计划，这就得靠我们自己找市场。如果当初国家给了我们计划，我们就会躺在计划上吃计划内外差价的大锅饭，也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徐杰的成功在于他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但他并不顺利。
1990年6月，正当徐杰打算放开手脚扩大经营规模时，一个工作组来到他的公司，工作组带着一份文件，文件建议撤销该公司，理由是“靠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从事非法倒卖活动，以牟取利润为目的。”
突来的变故让公司上下惴惴不安，此时，由乌鲁木齐县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县委原副书记高烈卿带队，包括审计、财政、银行、工商、税务、物价、计量、劳动人事、经委9个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也来到公司。
后者通过近4个月的调查，最终形成7000余字的调查报告，认为公司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功不可没，建议保留公司，加强管理，以求发展。
就在两个工作组一个建议撤销一个建议保留的时候，此事受到新疆9家新闻单位的关注。高烈卿就此事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企业定性问题，他只说了一句话：“徐杰姓‘社’不姓‘资’。”
徐杰说，就是这句话给企业进行了明确定性，才使得企业得以留存并发展至今。
个体户划归经济界
在徐杰的印象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成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拐点。“1993年，民营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数在县上、市上逐渐多了起来”。
实际上不仅是县市两极，据《新疆政协志》记载，1992年2月召开的自治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邀请了部分经济界、科技界和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举行献计献策座谈会。”
此前被归入工商界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1992年纳入了新增设的经济界界别。有关评论认为，新界别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参政议政时代开始了。
自治区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新生说，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目前约有30名，其中一半由工商联推选。此外，妇联、青联、统战部等单位也向政协推荐人选。
陈新生说：“首先在非公经济的群体中或所在的行业中，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企业的实力，还有上缴的税收，创造的社会财富，要爱国、拥护社会主义，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要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等，这些都是推选的标准。”
按照以上标准，1993年3月14日，全国各地23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走进了全国政协大会的会场。
这一年徐杰被选为乌鲁木齐市第八届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乌鲁木齐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1994年他辞去县政协委员，只担任了人大代表。1998年，徐杰继续当选乌鲁木齐县人大代表及常委，并当选为乌鲁木齐市人大代表。2001年他被增补为自治区第八届政协委员，至今已连任3届。
(胡晓芳)
流行语
飞黄
全国各地不少人都突发奇想，试图骑摩托车、自行车等各种方式飞越黄河。飞黄热潮下，有人想飞辽河、有人想飞成都的府南河。当时媒体形容，“飞黄飞出一窝蜂”。
旧闻新看
《首期“焦点访谈”关注国债发行》
昨晚，中央电视台推出新节目“焦点访谈”，报道了当天开始的今年国库券发行的情况、有关人士的解说和群众的反映。
购买国债，利国利民。今年的国库券发行不但数额大，而且对支持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此，发行的措施做了许多调整和改进，除了能切实保证投资者得到稳定的收益外，购买和变现也都比以往更方便了。了解这些情况的群众踊跃前去购买，而有些群众一时还不大清楚，很想了解今年的国库券发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听人家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所以，第一次的“焦点访谈”节目，确实抓住了当前群众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可以说，开头开得不错，值得祝贺……
——摘编自《人民日报》1994年4月2日第1版
原标题：《“焦点访谈”开了好头》
第五节
百姓生活
1988年“价格闯关”掀起全民抢购风
堆在床底下的肥皂4年没用完
“街坊二大妈一嗓子，把我没给急疯过去——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老急一着急，醋，打了一洗澡盆；酱油，打了两水缸；味精，买了两抽屉……
这是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生动而又夸张地讲述了主人公老急在1988年国内发生的全民抢购风中的经历……
抢购大量日用品
“现在看起来荒唐，但那时候，人人都是老急啊！”今年62岁的乌鲁木齐市公交公司退休调度员张凤仙说，“当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取钱、买大量东西，谁也不知道第二天物价会涨成啥样。”
1988年3月，“价格闯关”首先在上海开始，很快蔓延至全国范围，进而演变成疯狂的抢购风。“从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三大件开始，盐、肥皂、毛线、卫生纸，大家基本上是见啥买啥，就怕今天不买明天涨价。”张凤仙说。
那一年，正在南开大学上学的王新鹿放暑假回家，惊讶地看到乌鲁木齐也出现了和北京、天津一样的抢购场面，“商场里都是人，货架上的东西都卖空了。”王新鹿说，“当时，我哥刚满20岁，父母就为他抢购了一台雪莲牌电视机，说是给他以后结婚预备的。”
盐囤积了十几袋；毛线一买就是十几公斤；火柴整箱往家搬；缎子被面先买上几套放着；连卫生纸也会备上几大包……对经历过1988年抢购风潮的人来说，相声中的笑料便是大家的亲身经历。
“我妈天天往家搬东西。”今年42岁的郡霞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
“这些都是过日子必需的东西，吃的、穿的、盖的，以后反正要用，放着一时也坏不了，就多买一些。”张凤仙说。
在这次抢购风中，张凤仙下了“狠手”，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花3180元买了一台中意牌电冰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多元。”张凤仙说，“现在3000多块也能买个不错的电冰箱吧。但那时候买这冰箱，还得托熟人帮忙，不然有钱也买不上。”
储存货用了多年
在郡霞的记忆中，1988年抢购风之后的两三年，母亲卢玉琴还常常这样叮嘱她：“千万别买肥皂，用肥皂，就到妈家里来拿，妈的床底下堆的都是肥皂。”
“我1989年结婚，儿子是1990年出生的，那时给儿子洗尿布的肥皂全是从我妈家拿的，记得我儿子一岁多以后不用尿布了，都4年了，我妈家的肥皂还没用完。”郡霞说。
1988年，郡霞最小的弟弟只有14岁，母亲在当时的抢购风中，果断地给家里4个孩子每人买回了两条纯毛毛毯、两床缎子被面，还有几块上海手表。
“毛毯一条是绿色、白色大花相间的，一条是枣红色、白色大花相间的；被面是大红色和翠绿色各一条，上面绣着龙凤呈祥。”郡霞笑着说，“十几年后，我小弟弟结婚时，我妈拿出这套毛毯、被面，感觉和文物差不多。”
抢购了十几公斤葡萄牌毛线，打毛衣得打多少件才能用完啊；卫生纸就放开了用吧，家里的柜子上全都是，几年也用不完……张凤仙说，到1988年年底，抢购风逐渐过后，家里积压的大量生活用品成了不少人的烦恼。
当时的报纸报道曾指出：“这反映出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涨价的惊恐程度，害怕物价上涨威胁到自己的基本生活。”
据国家统计局《1988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1988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440亿元，比上年增长27.8%，其中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增长高达20%至50%。
体制改革引发“价格闯关”
1984年，37岁的张凤仙和丈夫、女儿一起回老家山东探亲。这一年夫妻二人所在的单位全都上调了工资，一些手头逐渐宽裕起来的人们开始选择购买家电或者回乡探亲、旅游。
1985年物价改革开始起步。“1985年，我给自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张凤仙的丈夫徐永泉说：“当时，工资比以前高了，所以物价开始涨一些，生活上影响也不是太大。就是买东西不方便，买大件电器还是得托人找找关系。”
而1984年涨工资在不少人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扩大银行的贷款自主权和企业发工资、奖金的自主权——这两项改革措施都在1984年实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当时改革开放已推行6年的中国，经济开始加快增长，投资和消费需求也随之增长。
1984年9月，《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等十几家媒体单位发起了中国第一届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会议，选择在浙江莫干山召开，这就是“莫干山会议。”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价格改革方案——采取调放结合，即双轨制。
双轨制，指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调拨，企业自销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1985年，国务院下文，开始在生产资料部门实行调放结合的双轨制，同年，物价改革开始起步，调整和放开了农副产品的价格。
但在双轨制实行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便出现了”官倒”，正如当时的一句流 流行语：“十亿人民九亿倒，只有一亿在思考。”这指社会上出现了计划内计划外串轨，批一个条子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很多钱的不正常现象。
1986年底，国务院认识到双轨价格产生的经济混乱，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价格闯关”被紧急叫停
1988年，抢购风的爆发，同时引发了各地银行的储户们争相提取现金。统计数据显示，到1988年8月份，国内银行存款同比减少了26亿元。
此外，抢购风进一步带来了囤积居奇和倒买倒卖，使得国内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这一年，官方公布的物价涨幅为20.7%，比1987年的8.8%翻了一倍多，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肉禽蛋和蔬菜价格都增长了30%以上。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增幅高达50%。
在此情况下，政府紧急叫停“价格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曾一度高达10.08%。
这些政策迅速控制了物价，城镇职工生活费用价格增幅从1989年的16.3%下降到了1990年的3.1%。与此同时，GDP也从11.3%降到了4%左右。
国家统计局《1988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指出，1988年市场物价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秩序较混乱，违法经营活动增多，乱涨价现象突出。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猛，影响市场稳定，一年内相继出现几次较大的抢购风，致使商品紧缺面扩大。进入第四季度后，市场乱涨价现象有所好转。
(徐娜)
流行语
《第一次亲密接触》
《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男主人公痞子蔡网上留言：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女主人公轻舞飞扬，这个患了绝症的女孩看到上述话后回复道：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浴缸的水全部倒得出吗？可以。所以，是的。我爱你。
这部打动了很多中国网民的网络小说的作者痞子蔡，原名蔡智恒，1969年生，台湾台南成功大学水利博士班研究生。他坚持让虚幻的网络归于虚幻，让现实的归于现实。
蔡智恒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网络文学作者，网络文学渐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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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百元大钞有人担心贬值》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50元和100元两种面额较大的货币。社会上有人说，这是票子“毛”了，货币贬值了。
对此，有关部门和专家表示，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早就有了高面额的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面额大小与货币贬值即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常说的货币贬值，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出现“钱不值钱”的现象。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行的新版人民币是在货币发行总量已确定的前提下，对货币券种结构的调整，并未增加货币发行总量，因而不会引起人民币贬值。
有关部门还表示，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商品流通的需要，无论是做生意的，外出旅行的，还是购买高档消费品的人，常常要带着一大堆小面额现金来支付高额开销，感到非常麻烦。现在，有了大面额的货币，会使买卖双方都感到方便，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7年9月30日第2版
原标题：《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
第六节改革足迹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三次下海浪潮
冯东明借钱创办装饰艺术研究所
走出四季如春的办公室、交出抽屉里的公章、丢掉手中的铁饭碗，他们排除种种劝说阻挠，义无反顾地跳进了瞬息万变、前途未卜的商海中，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下海干部。
他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中的机遇也随之增多，知识在商海中大有作为，他们要凭借自身的知识力量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为理想冯东明停薪留职下海
1988年，油画系硕士研究生冯东明唯一的理想是当一名艺术家。于是他放弃了分配去八钢的工作机会，先后在电影厂、话剧院、博物馆等单位工作。坐在博物馆窗明几净、安安静静的办公室里，冯东明怎么也不能习惯日复一日地喝茶看书，此时，恰逢国家鼓励知识分子下海办企业，冯东明选择了停薪留职下海淘金。
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冯东明的起步生意做得很辛苦。
下海之初，冯东明打算为一个单位设计制图一年，以挣取1万元劳务费，用来创办一个有机玻璃制作的硬币展览。但一年后，冯东明没有见到这笔钱，等到的只是那家单位负责人扔在他家院子里的一只消瘦的羊，还有一封信：“我已经被撤职了，不能帮你办展览了，这点东西略表歉意。”
当时的冯东明留着一头长发、身穿有破洞的牛仔裤，努力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到七纺找废布把红山全部包裹起来，做个大地行为艺术；在嘉峪关至库车千佛洞近千公里之间的铁路沿线，每隔两公里建造一个巨大的伞状凉亭，以便“让人们感受一丝荫凉，回想起古丝绸之路曾有的繁华”。
于是，冯东明卖掉钢琴，向朋友借了10万元，创办了乌鲁木齐装饰艺术研究所(即装饰公司)，主要为酒店、大学礼堂做设计。那时候，大多数人对生活的需求仍然停留在“遮风避雨栖身之所”的概念上，冯东明却开始讲究情调，成立了专业的装饰公司。
就像打游击一样，冯东明和同事们开始出没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由于害怕图纸被挤出褶皱，不敢去挤公交车，因而不得不经常步行十几站路。
如今的冯东明留着三七分的短发，穿白衬衣、黑西裤，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这一严谨形象让人无法联想到20年前那个桀骜不驯的艺术青年，“我今年已经51岁了，我已没那么年轻了。”他一脸谦虚地介绍说，当时下海创业的冲动，缘自“激情”，想做点别人没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钱。
然而51岁的他仍与30岁时一样，反复说着这样一句话——激情是创业的灵魂，激情甚至就是工作本身。
就在1988年，在乌鲁木齐“三整顿”办公室担任干部的米恩华下海成立了乌鲁木齐华凌工贸公司，先是摆地摊卖起了服装，积累了一定资金后转行租赁红山露天电影院办起了市场。
找出路查询信息每条200元
1992年，一曲《春天的故事》响彻中国大地时，邓小平的南巡春风也让更多谙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人们感受到了机遇，此时，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此时，冯东明的装饰公司火了没两年，众多小型装潢公司跟风而起，大量内地公司蜂拥而入，新疆装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冯东明四处寻找可以突出重围的项目，当时因特网在新疆尚未普及，用因特网查询信息的费用为200元/条，冯东明仍兴冲冲地跑去交费上网查找项目。
坐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一台电脑前，冯东明轻敲键盘，打开了尚未普及的互联网上的一条消息——那是一则关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家具制造商逐渐向劳动力相对低廉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渗透的短讯——从欧美转移出来的行业多如牛毛：服装、玩具、日用品、家具等。
“我做室内设计，就是纵向设计；而横向设计就是室内陈列，其中70%都是与家具有关。”冯东明说，“加上我父亲做了一辈子舞台道具，清代家具、明代家具，样板戏里需要用的家具，这些我都很熟悉。”跟西方国家做国际贸易，他认为只要做到“交期准、品质好、价格合理，是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于是，冯东明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新方向，向欧美国家做家具出口生意。
随后，冯东明成立了新疆美克家私有限公司，当年年底，第一张茶几订单漂洋过海来到冯东明办公桌上，也从此开始了美克集团做国际家具生产贸易的历程。
就在1992年，从事工程设计及管理工作的李建宏从广东邮电设计院辞职下海，在乌鲁木齐中山大厦租柜台做起，后来创办了宏景通讯有限公司；唐万新与朋友注册成立了乌鲁木齐德隆实业公司，成为此后德隆集团的前身；现任新疆金牛生物股份公司董事长冯立社离开三尺讲台开始创业。
胡润一直都在关注着富豪们的财富变化，在他的记忆里，不少上过榜的企业家都曾告诉他是1992年“下海”的，“他们敢下海，因为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趋势是可以接受民营企业家的”。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工商界，人们不再回避“钱”字，“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
1992年之后到1996年间，辞官下海在新疆成为一种潮流，这批企业家至今成为新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百富烤霸、华源实业、阿尔曼实业等公司的创始人之前都曾端着“铁饭碗”。
中国经历三次下海浪潮
新中国成立后共有3次下海经商的浪潮，1984年后，中国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景象，大批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这一年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柳传志、王石、张瑞敏、牟其中等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国内财经学者吴晓波形象地解释说，“我们都下海吧”成为民间最为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成为当时人们相互试探和鼓励的话。
其后两次发生在1987年和1992年前后，当时在北方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根据《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3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3个选项依次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的流 流行语。
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代表人物有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据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财经作家牛文文评价“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和之前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席永梅)
流行语
炒楼花
“楼花”一词最早来自香港，是指未完工的物业(即在建物业)。
炒楼花的方法是，买家在楼盘没落成前，花费少量订金，订下一套或多套单元，同时获得房屋认购书，之后再将认购书转手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
海南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全国炒楼之先河。当地活跃着大小各级炒家，大炒家资金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小炒房者无力支付订金，便通过内部认购获得房号，再加价转手。但两者都讲究快进快出。
海南某开发商以1600余万买了地，10个月后画了一张楼盘效果图，再将地皮、图纸卖出，获利千万。
此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温州等地均出现炒楼花现象。
2005年，中国7部门出台《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禁止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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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摇身变“集团”》
1993年，全国正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潘岗寄信于《人民日报》，表达自己的担忧。
如今，党政机关、机关干部纷纷经商办企业。
报载，某市交警部门办起汽车配件、修理公司，规定不与其公司发生业务的车辆不予年检；某单位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控购商品权，成立了“控购商品专营门市部”，凡需审批者，只要在他们的门市部购买一律放行。更有某市防疫站办起实体后，硬规性定各商店、饭馆用的灭蝇药必须到这个实体购买，否则检查卫生时视为不合格。
甚至许多行政机关摇身变成“集团”，截留企业自主权。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是公平竞争。上述这些机关实体却凭着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进入市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造成了不平等竞争。同时，权和钱捆在一起，也为以权捞钱等腐败现象开了方便之门。
机关干部投身市场经济的海洋，为消化富余人员开辟了渠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需要注意的是，要官则官，要商则商，坚持政企分开，切不可商官不分，步入误区。
——摘编自人民日报1993年2月27日第3版
原标题：《莫把权力带“下海”》
第七节百姓生活 通信工具从奢侈品到日常用品
17年前装一部电话5000多元
严守一骑自行车赶到镇上，在排了很长时间队后，用镇上的一部摇把子电话机打通了堂哥电话；接电话的大爷生怕牛三斤听不到，大声喊着：“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她让我问一问，你最近回来不回来……”电影《手机》中的一幕犹如20年前乌鲁木齐邮电局场景的再现。
5000元在今天可以购买一部相当高档的手机，但在那时候，这仅仅是一部固定电话的初装费用……
固定电话“身价”5158元到8元
“老王，你家电话……”王荣老人在楼下喊了声就急匆匆赶回自家商店，1993年，乌鲁木齐市幸福路某小区只有商店里安装了一部传呼电话，王荣除了卖东西外，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喊小区居民接电话。虽然有些辛苦，但她的心里还是甜滋滋的，“至少5158元的初装费没有白花。”她说。
王荣家的电话是1991年安装的，当时女儿每个周末要骑自行车来看她，很不方便，因此女儿决定给她装一部电话。“当时听说要那么高的初装费，我愣了半天。而且每个月还要交20块钱的月租费，可以买两只老母鸡呢。但一想，这是女儿费了好大的劲托了几层关系才申请上的，我也就同意装了。”王荣说。
乌鲁木齐市电信公司政企客户部副主任李琴回忆说，由于价格昂贵，早期电话只有少数领导及生意人使用，绝大部分的市民只能望而却步。直到了1991年，家境比较殷实、或有老人的家庭开始考虑安装固话。
随着申请安装固定电话的用户增多，号源和线路都不够用，很多人便通过各种关系申请办理，李琴在电信局工作的身份瞬间变得吃香起来，很多人求她帮忙。仅1991年乌鲁木齐市市民安装住宅电话的就有2.5万多户。
同时，公用电话也开始在街头巷尾普及，从以往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到今天的“得来全不费功夫”，市民再不会为打不上电话而犯愁。而20年前，乌鲁木齐街头没有一部公用电话，打长途电话只能到邮电局排长队等候，排上队后才能在营业柜台填挂号单，常常要等半天才能打上电话。
1994年12月4日零时，乌鲁木齐市区与市郊电话正式联网开通，电话号码由6位制上升到7位制，到年末，市话总容量达到252521门，到1998年10月用户已经增加到27万户。
“现在只要掏8元的手续费就可以装上固定电话，我们小区里家家都有了电话，很多事情通个电话就行，不用再跑路了，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王荣感慨地说。
寻呼机兴衰只有十几年
“咦，这真是好东西！”1988年10月的一天，经销化妆品的老板周平下定决心掏出2000多元钱买了一部寻呼机。当天晚上，周平乐得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他就把寻呼机挂在腰间。在商场里，当寻呼机“滴滴”的响声引来身边众多惊奇的目光时，周平心里喜滋滋的。自从有了这个“小匣子”，客户可以随时找到他，他的化装品销售量比以前增长了30%。
1984年，寻呼机开始登陆中国，人们在市场购物、乘车流动、郊外旅游、探亲访友中随时可以接到信息，加强了联系和沟通，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便利。
1988年，公众无线寻呼业务正式在乌鲁木齐开通，126台率先对公众服务。
“由于价格不菲，早期主要是少数单位领导配备，另外是个体户、老板买寻呼机。”原乌鲁木齐市电信局移动分局的张振俊说，“当时我在大西门营业厅柜台上售机，我们第一批进了500部‘火凤凰’数字机，价格2000多元，虽然已经预交款，但到货数量少还是不能够满足大众需求，有很多人生怕买不上，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我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一天我填单子手累得不能写字了。”
乌鲁木齐市电信公司政企客户部副主任李琴说：“当时寻呼机很紧俏，有钱的人争相购买，大西门电信营业厅被围得水泄不通，柜台都被挤破了。”
随着价位的逐渐走低，寻呼机这种新型通讯工具立即风靡全疆。到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人人都佩带着一个寻呼机，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菜市场、公交车站，还是在电影院，随处都可以听到寻呼机的“滴滴”声。他们中不光有126台的用户，还有128台、181台、神龙台、华英台等用户。人们根据业务的需要，分别以10元到60元不等的信息服务费加入了本地网、全疆网、全国网，“有事呼我”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1993年我国电信业务向社会放开经营后，无线寻呼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了1998年，全疆已经发展到39家寻呼台，达到了鼎盛时期。”新疆通信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刘孝华说，寻呼机的价格，也经历了一个从几千元的奢侈品变成几十元的大众消费品的过程。
1996年全疆寻呼机用户数达到30万户，2000年全疆用户数攀升到了167万户，其中乌鲁木齐用户约占一半。2001年寻呼业务急剧下滑，只有几年时间，红红火火的寻呼业便消亡了。
“手机的普及和短信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寻呼机的衰落。”原126台台长张玉英说。
手机从贵族到平民
“那个黑黑的‘大砖头’往桌子上一立多有派头！当时配大哥大一方面是为了做业务方便，另一方面是为了‘撑面子’，我还特意买了个包，专门把天线露在外面。”回忆起当年佩带大哥大的情形，曾翔笑着说。
1993年，大哥大(800兆模拟移动电话)在乌鲁木齐市开通，做电器生意的曾翔是较早的一批用户。
为了联系业务方便，曾翔花了两万多块钱买了个大哥大。“当时在街上拿大哥大喊话，那绝对是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说起当时的情形曾翔颇为得意，“那时候用的人太少，出于好奇，有些朋友借过去显摆半天才还给我。现在回想起来，大哥大活像一个‘大砖头’，太笨重了！但那种机子皮实，信号也不错，就是话费太贵，有一个月我没怎么打话费就1300多元。”
曾翔说，当时他还配有寻呼机，一般是寻呼机来信息先找公用电话，实在找不到公用电话才用大哥大回电话，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省话费的。
随着数字移动电话的迅猛发展，“西门子”、“诺基亚”、“爱立信”等品牌各种式样的手机纷纷上市，小巧方便，可以随身带，随手打，随时随地进行联系沟通交流。手机也越来越普及，现在已经成为了人们联系交流的必备工具。
到了2000年，全疆手机用户已经达到78万户。进入21世纪以来，手机已经彻底放下了贵族的“身价”，由一种奢侈品演变成现代人日常的通信娱乐工具。
“现在的短信业务丰富多彩，可以发彩铃、图片、动画等，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银行卡上谁给汇钱了，手机短信立即会通知显示。”刘孝华说，“普通百姓真正享受到了改革开放30年通信发展带来的实惠。”
首府市民张小民说，他从买第一部手机起，先后用了7部。如今一大家子有固定电话5部，移动电话20多部。就连近70岁的父亲也用上了手机。
来自新疆通信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7月，新疆固定电话用户为662.7万户，移动电话用户为943.5万户，固话普及率为31.6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45部。
(李晓玲)
流行语
“雅思”
“雅思(IELTS)”，全称为“国际英语测试制度(International English-Language Testing System)”，是留学英联邦国家的一种考试制度，主要用于留学、移民和各行业对英语水平的测试。它也是除了托福之外，另一项广为流行的出国留学、移民的英语水平测试途径。
目前，“雅思”考试的成绩除了得到英联邦的国家认可之外，也逐渐得到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学校、机构的接受，成为留学、移民签证的“敲门砖”之一。
“雅思”在中国的第一次考试于1987年举行，当时，只有不到50人参加考试。2001年，4万中国人报考雅思，北京成为全球最大的雅思考试中心。2008年，报考雅思的中国考生已经逼近30万人。
旧闻新看
《民办大学为3万落榜生“解渴”》
民办大学的出现，显然有助于解决国家急需人才而又不能更多地增加教育投资的矛盾。1982年以来，北京市在不要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先后建起民办大学17所，招收大专生12000多名(相当于北京市普通高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今年北京高考录取率超过30%，虽然这个比例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高的，但全市仍有近3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
中华社会大学今年暑期计划招收500名新生，尽管招生广告写明国家尚未承认该校文凭，毕业生不包分配，但5天之内仍有1600多人报名应试。即便是国外教育界人士也不难看出，中国建立民办大学有助于解决广大青年急需得到高等教育的问题。美国全国比较教育学会主席詹金斯教授、英国教育与人口问题专家阿米戴兹教授对中华社会大学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为中国青年创造了上大学的第二次机会，你们的事业是了不起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6年9月14日第3版
原标题：《需要和可能——北京市民办大学的调查》
大事记
1998年
2月23日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在大会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的卓着功勋、崇高精神和人格。
3月5日-19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按照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部、委从40个减少到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与办事机构也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鹏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为国家副主席；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4月2日
新疆电力建设史上最大的发电项目——红雁池第二发电厂一期工程开工。
4月28日
国务院派出的第一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及其助理培训班在中南海举行开班仪式，94个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总会计师培训班同时开班。
5月13日-14日
印尼一些城市发生骚乱，当地不法分子对许多华人华侨的商店进行烧、砸、抢，不少华人华侨妇女遭到强暴，死伤千余人。
自6月起
长江流域出现3次持续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长江发生了继1954年以来的第二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入夏以后，东北地区也连降大雨、暴雨。松花江、嫩江发生3次大洪水，珠江流域和福建闽江等江河在6月下旬也相继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6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7月15日
新疆医科大学正式成立。新疆医科大学由新疆医学院和新疆中医学院合并而成，江泽民总书记为新疆医科大学题写了校名。
8月20日
吐鲁番-乌鲁木齐-大黄山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这是新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建的第一条现代化公路，全长283.3公里，其中169.9公里为高速公路。
8月27日17时03分
伽师发生6.6级地震。受灾最重的是卧里托格拉克、和夏阿瓦提等乡，共倒塌房屋3652间，严重破坏近1.9万间。
11月22～30日
江泽民对俄罗斯、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11月25日上午
北京市市长贾庆林正式向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递交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申请书。
1999年
1月4日
国内首批20家私营生产企业获得进出口权，标志着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合法获得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
3月17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
5月8日
北京时间5时左右(贝尔格莱德时间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馆舍破坏和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紧急声明表示强烈抗议。
10月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50万军民参加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11月15日
中美两国政府在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并发表新闻公报，从而为中国“入世”迈出重要一步。
11月20日
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实验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12月6日
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南疆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该工程库尔勒至喀什段，全长967公里。
12月20日
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
2000年
1月24日
由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召开的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在京举行。5月18日，国家计委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布，2000年将在西部地区新开工十大工程，这十大工程是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工程。
2月15日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胡长清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一审判决，胡长清因大肆收受、索取贿赂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月19日
经过友好磋商，中国与欧盟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
7月31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成克杰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9月15日-10月1日
第27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获28枚金牌、16枚银牌和15枚铜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三名，美国和俄罗斯名列前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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