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本能的敏感，我知道这两个村长背后有故事。可尽管他们一个是我堂二伯一个是我堂四叔，但费尽心思我还是挖不出一点猛料来。
这次趁着两人戴着大红花从县城领回全县“第一小康村”牌匾的高兴劲上，我用父亲的名义把他们从众人欢迎的村口请回了家。两人好酒量，把我的三十年藏口子窖喝到第四瓶才来了谈兴。
三侄子，听说你爱写写弄弄的，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知道好戏要开演了，忙凝神静气地把两位村长面前的杯子斟得满满的。
那年我十三吧？这是习惯，四叔喜欢打头阵。
没错，我十四，虚长你仨月。
六二年我十三，你二伯十四，都是小嘴如狼肚皮如虎的年纪啊，可那年村里没什么能吃的了。冬天，连地里都不长东西。村里有些力气的都走了，逃荒的逃荒，走亲靠友的走亲靠友，村里剩下些人，就是上午晒太阳下午晒太阳。有时都以为那人死了，一天都不挪个窝，可天一黑，只见慢腾腾地又回屋了。四叔停住了，啜了口酒，拾了两粒花生米在嘴里，反复嚼着，嘴唇红亮亮的泛光。
二伯很自然很熟络地接了下去：那年冬天连续七天大雪，什么都给埋了，什么也看不见。我还记得老忠伯说的一句话，这是老天要埋人呐！后来我们埋的第一个人就是老忠伯，对吧？得到四叔的赞同后，二伯继续：那年冬天咱哥俩除了找吃的就是埋人，可肚子都空着，哪有力气挖坑啊。常常把雪扒到了地皮人就累瘫了。忍不住饿，就把雪窝成团往嘴里塞，可雪一下肚人就冷得浑身发抖，更干不了活。
那场大雪加剧了死人的速度。村子小，人少，能称得上劳力的人不多。像我们两个十三四岁的毛头孩子，那就是顶梁柱了。埋人的时候我们哪里是抬啊，都是拖。村里的木匠饿得都拉了绿屎，早没力气做棺材了。家底殷实些的还能让出一床薄被一张草席，就卷了。家境不好的，光身子下地一点都不稀罕。有一天晚上难得的没人要埋，我躲在屋里烤火，你二伯来了。我还怪他干吗花费那些力气走路来找我。你二伯一脸绿色儿的严肃，说是要商量一下，不然埋到最后我们俩累死饿死了倒暴尸路口了。我说能有什么办法，能想的辙都想了，要是熬过了冬天还好办，一开春地里冒什么都能吃。熬不过，也没话说，命。
正说着丧气话呢，就听火里劈啪响了两下，声音很小，可是咱哥俩都听见了。一阵忙活，弄灭了火扒开了秫秸。果然没听错，我们扒出了两个拇指大的玉米棒子，一个都烧成炭了，另一个还炸着花，喷香。咱俩老想一块儿，所以一对眼神，也不知哪来的劲，竟趟着雪一路小跑着到了生产队的草垛那块。我们俩把家就安那儿了，我们在草垛子里找瘪麦穗、漏掉的二玉米棒子。有人见着，我们就装作走不动路了躺草垛堆里歇着，人过了就赶紧起身翻。
生产队的十几个草垛我们都翻了个遍，竟找到了半蛇皮口袋的瘪麦穗和十七个二玉米棒子。
你四叔心软，说要把那些都分给大伙。我被惊喜冲晕了头脑，没了主意。是娘拿的主意，娘说就是挨家挨户分了那也就是一顿稀饭，救不活一个人。要是我们俩藏点私，能把人人土为安，也算是干了件大好事了。
二哥，那年经咱手埋了多少人？四十有吧？
只多不少。唉，三侄子，那会儿我就跟你四叔商量了，只要咱能熬过去，以后咱哥俩一定搭伙干村长。现在咱哥俩把人往坑里埋，以后当村长了，咱们得把人从穷窝里往上拽。
似乎是从那种氛围里出来了，四叔悠悠地叹了一口气，捏着酒盅笑了笑。
我有了动笔的冲动了，用筷子沾酒在桌上毫无规则地胡乱画着。
三侄子，你写一篇这个能把酒钱换回来吗？二伯也笑了，用手指着酒瓶，示意一桌子的酒菜。
我摇了摇头，说，不能，肯定不能。
四弟，那咱怎么能让人家花钱来听咱絮叨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呢。三侄子，明个来村委，我给你报了这顿酒钱。二伯很有气势地挥着手，身子有点趔趄。
别忘了把票带来。四叔显然酒量稍胜一筹，他还能搀扶二伯。
啊，你们就靠这——
想什么呢小子，我年底分红的零头也不止你这一顿酒啊。二伯挥了挥手，靠在四叔身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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