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文学革命：“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胡适最有意义并能载入史册的事情，是他对“文学革命”的思考和率先倡导。

    还在留美期间，1915年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他和赵元任负责为年会准备供讨论的文章，赵元任的题目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文章中胡适首次提出日用语言（白话）是活文字，汉文（文言文）是半死之文字，不应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由此开始的认真思考犹如开启了历来被传统思想关闭的闸门，虽说只是一条缝，但胡适所谓的“文学革命的结胎时代”最初即由这篇文章作为发端。

    凡事都有个由头。1916年夏天，胡适与任鸿隽（叔永）、陈衡哲、梅光迪（觐庄）、杨杏佛、唐钺等几个留美学子，在风景秀丽的绮色佳一起度暑假。有一日他们在凯约嘉湖上划船，忽然黑云翻滚，风暴骤至，平静的湖面顿时汹涌起来，他们急忙往岸边划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个个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狈不堪，近得岸时慌乱之中差点把船也弄翻了……事后任鸿隽写了一首四言古诗记述这次湖上遇险，其中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一类的句子。胡适看后认为这首诗把陈腐的文字和现代的语言掺和在一起，以致文字殊不调和，他根本不赞成用“三千年前之死语”来写现代的诗。任鸿隽对此颇为气愤，在哈佛大学的梅光迪替任鸿隽打抱不平，于是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各抒己见，胡适关于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的观点，尤其遭到持守旧立场的梅光迪的坚决反对。两人争论不已，通过相互辩驳，胡适的观点不仅未退缩分毫，反而愈趋激烈了。他断言“‘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并据此诘问道：“‘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1]

    胡适后来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说：“就在那个时候——一九一六年三月——我写了一封长信给麻州剑桥的梅君。在那封信中我就指出，整部中国文学史都说明了（中国）中古以后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够用了。它不能充分表达当时人的思想和观念。所以人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新的工具。事实上这个变迁在唐代便已发生了。那时的散文在体裁上发生了革命，因而逐渐发展出一种以‘白话’来表达‘语录体’的新文学。这种新体裁，首先为和尚们所采用；后来宋代的哲学家也逐渐的采用它来纪录他们的哲学讨论。最后老百姓更利用它来作歌曲。他们甚至使用这种活的语言（白话）来编戏剧和写短篇和长篇的小说。所以我指出这种用语体文来写的活文学——最明显的如元曲——便是人民大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文学革命的最高潮。无可否认的，中国文学之复苏，实得力于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之兴起。”[2]

    总之，“……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一个活文学便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远在元代我们已经看出白话文学的兴起”，“不幸的是在（明代）仿古文学再度出现之时，这个文学革命受到了挫折和限制。”

    在作了上述一番历史的考察后，胡适得出了结论：“中国文学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一连串地有着生气勃勃的变动。我把这些变动叫做‘革命’。”[3]

    以上观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曾说过大致相同的话：“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为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4]

    无论从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胡适说的都不无道理。众所周知：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形式。语言作为人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作为彼此之间交流的手段，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了，而且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发展进步而不断丰富演变。记载语言的文字，出现的年代要晚得多，而且文字的变化要比口语的变化滞后，总是先有了某一种语言出来，才相应地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字。自然，好的文字一旦创造出来并得以传播，也会对语言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与推动作用。总之，语言变化在前，文字相对滞后且凝固化，就会产生文字不能完全适应语言发展的状况，影响甚至束缚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因此，变革“文字形式”使之符合已经变化了的语言，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文言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出了以先秦散文、两汉辞赋、唐宋散文八大家为代表的十分灿烂的古代文化。某些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文言（包括词汇和句式），现代人写文章中也间或运用并能使文章增色不少。不过，从总体来说，古代文言受材料、工具等书写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力求简练精致，与繁杂多变、生动活泼的日常口语本来就不大一致，而且这种差距愈来愈大；加之绝大多数民众不认得那些古奥艰深的古文，因此在推广与普及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随着社会的演进与生活的变化，作为书面用语的文言愈来愈与民众的日常口语脱节，变得凝固而僵化，已经不适应民众“达意表情”的需要，非得加以变革不可。这在五四时期的文学领域尤为迫切，胡适从“文字形式”入手，断言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将它作为一个突破口，正是适应了变革的需要。[5]

    1916年9月17日梅光迪离开绮色佳前往纽约哈佛大学时，胡适在送他的一首长诗中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这个概念，并大胆地宣告：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6]

    任鸿隽认为胡适这是在口出狂言，便写了一首游戏诗对胡适很是挖苦调侃了一番。为答复朋友们的质疑，故而9月20日胡适又写了一首很庄重的短诗，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强调“要须作诗如作文”：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7]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是很认真的，而且怀有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在他看来，“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8]之所以又特别强调“诗国革命”，是因为用活的文字即白话写文章做讲演，提倡起来阻力较小，而用白话写诗阻力就大多了。比如梅光迪就认为“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9]任叔永赞同梅光迪的观点，同时向胡适指出：“无论诗文，皆当有质。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行其远，得乎？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10]

    所以在胡适看来，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新文学的问题就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的问题。他把与梅光迪、任叔永的争论归结为哪一种文字配写诗，哪一种文字不配写诗，说在梅光迪、任叔永等人的心里，诗与文是正宗，小说戏曲还是旁门小道。他们不承认白话诗文，其实他们是不承认白话可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所以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11]

    发生在中国留美学生之间的这场争论，胡适在《答梅觐庄——白话诗》中对“新大陆之笔墨官司”有相当生动的记述：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若非瞎了眼睛，/定是丧心病狂！”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这都是古所没有，而后人所创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何异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总之，/‘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卿的话很可靠。

    若事事必须从古人，/那么，古人‘茹毛饮血’，

    岂不更古于‘杂碎’？/岂不更古于‘番莱’？

    请问老梅，为何不好？”

    不但文字如此，/文章亦有死活。

    活文章，听得懂，说得出。/死文章，若要懂，须翻译。

    文章上下三千年，/也不知生生死死经了多少劫。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12]

    1916年胡适和几位朋友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他虽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响应者寥寥无几，但在思想上却起了一个根本性的新觉悟，即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而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从此以后，我觉得我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更自信这条路是不错的。”[13]——胡适在《逼上梁山》中这样说道。

    是的，胡适的“文学革命的开始”属于逼上梁山：在不断的思考与争论中，他通过与几位朋友的相互辩驳、补正，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八不主义”的文学观，即：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

    （五）须讲求文法。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

    这“八不主义”，最早见之于胡适1916年8月19日写给友人朱经农的一封信。[14]以后胡适在日记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八不主义”的表述虽有所不同，前后顺序也有所变更，但总的原则和精神是一致的，他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作诗也应和作文一样使用白话。在近现代文学交替、转换之际，胡适率先提出了“诗国革命”的口号，企望能从诗歌这一古典文学最占优势的领域打开突破口：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空前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15]

    胡适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抱负不谓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志冲牛斗，但经过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他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胡适深知需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是非，因此他决定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不再打笔墨官司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16]。”

    只要有心，诗情总会萌生，诗料无处不在：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歺，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下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17]

    胡适自述中提到的这首小诗原题为《窗上有所见口占》，作于1916年8月23日。它并不是胡适写的第一首白话诗，在这之前一个月，他还写过《答梅觐庄——白话诗》（即《新大陆之笔墨官司》），虽然在胡适个人做白话诗的历史上有着起步的意义，但的确不大成其为诗，不过是分行加标点的白水话，而且游戏味太重，尽管其中如前所引有几段庄重的议论，也只能归入“打油”一类。难怪梅光迪奚落说读胡适的白话诗有如“儿时听莲花落”[18]。这首小诗则不然，作者系见物而生情，由两只蝴蝶引起心中的感触，透窗所见，即兴口占，遥想天上人间，多少有些诗的意境，也符合抒情短诗的创作规律，令人读后感到兴味。用的是浅显的白话，只是在形式上仍沿袭旧的五言体，尚不足以完全够得上一个“新”字。不过胡适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说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

    胡适决心试验白话诗，据他说有一半原因是受了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我的白话文学论不过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一部分（小说词曲等）已有历史的证实了；其余一部分（诗）还须等待实地试验的结果。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19]

    就在大洋彼岸胡适酝酿“文学革命”的期间，陈独秀也在国内大力鼓吹新思想与新文化。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干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氏。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并以日本为媒介，广泛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思潮。1912年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首次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1916年起在上海编辑《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陈独秀和胡适本不认识，他们两人最初相交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汪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经销书籍杂志，他和胡适是绩溪同乡，又与陈独秀早有交往。《青年》尤其是《新青年》杂志锐意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所以陈独秀对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看重，几次托汪孟邹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为杂志写文章。胡适遂于1916年2月寄了一篇译稿给陈独秀，从此两人便开始了信函往返，“纸上谈兵”。

    陈独秀认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所以他最初是想“仰望”胡适“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20]。这段话出自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心意思是要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匡正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其时胡适正和几个留美学生就“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讨论，他自己还尝试用白话写了一些新诗，众人对之褒贬不一。在致朱经农的信中胡适曾提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给陈独秀复信时胡适又进一步提出以此八项为“文学革命”的条件，并强调说：“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伏乞恕其狂妄而赐以论断，则幸甚矣。”[21]

    陈独秀对此极表赞同，再次致函胡适云：“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22]

    在陈独秀的殷切盼望与催促下，胡适随后不久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留美学生季刊》，另一份寄上海。陈独秀得之以后如获至宝，很快将胡适的文章在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由此掀开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幕。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实验主义文学观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他将自己几年来研思所得归结为八事，前后顺序按照重要程度依次调整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强调“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并一一作了有理有据的详细阐述。尽管这篇文章存在着注重形式（语言）变革而对内容革新关注不够的缺点，但仍不失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虽自谦为“改良”而又仅仅是“刍议”，实则有着重大的革命意义。

    陈独秀亲自撰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紧随胡适文章之后刊载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上。他高度赞扬胡适的历史性贡献，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并声言：“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在文章中还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叙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3]这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胡文之不足。

    胡适由于《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声名鹊起，一般人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往往陈（独秀）、胡（适）并列，称他们一个是“主帅”，一个是“急先锋”。

    北京箭杆胡同9号小院是陈独秀寄寓的所在，《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从上海迁至北京后，编辑部也设在这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聚集了一批知识界精英，他们着力打造《新青年》，使之成为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志，赢得了知识界尤其是众多年轻学生的青睐。由于和陈独秀的关系，胡适1917年回国并到北京后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

    文学革命这时方兴未艾，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南社诗人柳亚子在致杨杏佛的信中说：“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24]胡适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理想宜新乃天经地义，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他坚持认为：“‘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25]，“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26]进而断言：“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27]《文学改良刍议》所言八事，针对旧的形式已经束缚了内容（思想意识情感等等）的表达，故从形式（或曰工具）方面着眼较多，而对内容的重要性强调不够，更缺少阐述。不过也不能据此断定胡适只注重形式，完全忽略了内容。

    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又发表了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先前“八不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所谓的“国语”即白话，指“日用语言之文字”。文章着重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28]

    对于“旧派的文学”，胡适则怀着“彼可取而代也”的雄心，为此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文学创作，写得较多的是白话诗。用白话写新诗在留美期间就开始了，而且由此触发了进行文学改良的实验；回国以后继续耕耘，继续“尝试”，终于在新诗的园地里结出了硕大的果实。1920年3月他的《尝试集》问世，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新诗集，在它之前不久，1920年1月，新诗社出版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系多人多首合集，非个人专集。胡适因而戴上了“新诗人”的桂冠，“胡适之体”名噪一时。

    《尝试集》共收诗作46首，分为一、二两编。第一编21首写于留美期间（1916年至1917年上半年），第二编25首写于胡适归国以后，1917年7月至1919年年底。宗旨是本着“自古成功在尝试”，把“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大家都来尝试尝试。而率先示范，带头“尝试”的胡适，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细读《尝试集》，不难发现它本身就是带有过渡性质的诗集：（1）在中国诗歌史上从旧诗向新诗的过渡；（2）胡适本人从写旧诗转到写新诗的过渡。其中46首诗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基本沿袭旧诗词的形式，仅在中间嵌入了个别白话的词句，表现了作者欲用白话写诗的意向，但白话入诗不等于就是白话诗。胡适留美期间写的诗多数属于第一类，正如他自己在《尝试集》自序中所承认的那样：“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29]

    第二类：用的是白话，但缺乏诗味，甚至不成其为诗。胡适写的那些打油诗属于第二类。

    第三类：既是白话又是诗，从内容和形式都算得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新诗。这类诗以作于1917年9月的《一念》为标志，其他尚有《人力车夫》、《四月二十五夜》、《一颗星儿》、《威权》、《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不多的几首。就诗的质量来讲也参差不齐，写得较好的要数《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

    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

    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

    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30]

    竹竿尖是胡适故乡村后的一座最高山的山名，竹竿巷是他寓居北京的所在。有一天胡适忽然从竹竿巷想到竹竿尖，便即兴写了这首诗，以寄托对记忆里一切美好地方的刻骨相思。《一念》通篇用的是白话不说，还有着近代人的科学意识。从写作时间（1917年9月）来讲，在这首诗之前胡适还没有写出过真正意义的白话诗，在这首诗之后真正意义的白话诗就逐渐出现在胡适的新诗创作中，比较成熟的作品是《威权》和《上山》两首。

    《威权》以拟人化的手法，讴歌被威权用铁索锁着头颈的奴隶们，“同心合力”地“造反”，使得高高坐在山顶上的威权倒撞下来活活摔死！威权是专制、强权的象征，这首诗中隐隐含有胡适对专制强权的不满和他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后一首《上山》生动地描写并歌颂了“努力望上”的奋斗拼搏精神，爬山者不怕树桩扯破衫袖，不怕荆棘刺伤双手，哪怕上面没有路，也要打开一条路爬上山去。人生之路正是如此：只要不畏险阻，积极向上，光明和幸福总会在前面迎接跋涉的人们，那里“有好看的野花，有遮荫的老树”。结尾更是催人猛省：“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全诗昂扬的情绪，高尚的格调，给了读者很大的感染，鼓舞起人们上进的决心和勇气。

    《威权》和《上山》在形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诗五七言体的束缚，句式长短不一，通篇采用白话的文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所以我们称它们为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新诗。

    由于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尝试集》几个月之后便再版。这给了胡适一个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一番小结的机会，要点如下所叙。

    “第一，这本书含有点历史的兴趣。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从第一编的《尝试篇》，《赠朱经农》，《中秋》……等诗变到第二编的《威权》，《应该》，《关不住了》，《乐观》，《上山》等诗，从那些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第二编的诗“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31]

    “第二，我这几十首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也许可以供新诗人参考……”“我初做诗以来，经过了十几年‘冥行索涂’的苦况；又因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圈套；最近这两三年，玩过了多少种的音节试验，方才渐渐有点近于自然的趋势。”[32]

    “总结一句话，我自己只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也还有几首可读的诗，两三首可读的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33]

    后来胡适又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34]

    论者们常把这些话用在对《尝试集》的评价上，认为胡适那时写的诗尚未脱尽旧诗影响的痕迹，类似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不过胡适毕竟开风气之先，《尝试集》出版之后短短两年就销售了一万部，足见受欢迎的程度。

    除了白话新诗，胡适还写过短篇小说（如《一个问题》、《差不多先生传》），编写过剧本（如《终身大事》）。

    《一个问题》所探讨的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小说的主人公朱子平，在学校读书时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可是由于时局一年坏似一年，加之妻病子殇，薪金又少得可怜，弄得生活十分清贫，终日从早忙到晚，只是为了一件事——老婆孩子和自己吃饭，而将别的生活乐趣、别的人生要义全都抛弃了，以致百思不得其解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他：“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现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得意的人听着这个问题就要扫兴，不得意的人想着这个问题就要发狂。他们是聪明人，不愿意扫兴，更不愿意发狂，所以给你一个疯子的绰号，就算完了。”[35]朱子平如果再继续滑落下去，就有可能沦为第二个孔乙己。作品通过这个穷愁潦倒的小人物的遭际，表现了普通知识分子的不幸。

    《差不多先生传》是一篇散文，说它是一篇小小说也可以。作品通过几则最普遍、最典型而又最荒唐无稽的事例，揭露并批判了凡事只求“差不多”的国民劣根性。“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36]五四前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热衷于探讨国民性问题，鲁迅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只是他所揭示的国民性的弊端不像鲁迅揭示的那么深刻罢了。

    《终身大事》原是胡适在一夜之间用英文写成的“游戏的喜剧”，供北京留美同学会宴会时表演，后来胡适把它译成了中文，并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响。该剧的主题是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要由他们自己决断，反对父母以种种“理由”加以包办。这个戏适应了五四时期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代要求，具有反封建（包括反对迷信、反对宗族观念）的意义。主人公田亚梅小姐最后用出走的方式挣脱家庭的牢笼，这使人想起了易卜生戏剧里的娜拉。胡适曾著长文介绍易卜生主义，他的《终身大事》显然受了易卜生的影响，用“写实主义”手法探讨包括家庭伦理与恋爱婚姻在内的社会人生问题。如果说《一个问题》是问题小说，《终身大事》也可以说是一出问题剧，据说因为戏的结尾田亚梅跟人跑了，几个排戏的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演这个角色，可见“问题”之严重刺痛了当时社会的神经。

    胡适议论性的文章，如《贞操问题》、《“我的儿子”》等，批判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他尖锐地抨击守贞不嫁、杀身殉夫、寡妇再醮为不道德等传统观念与陋习是一种“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与“近世人道主义”背道而驰；主张“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娶了一个被污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没有什么“分别”；他反对把孝道即“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声明“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这些言论惊世骇俗，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白话文学严格来说并非自胡适始，但经过胡适等人大力提倡（包括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在五四前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于旧文学已呈压倒之势。否则，继续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八卦阵中打转转，新的文学不知还要延误多少年方有出头之日。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鲁迅：正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及随后多篇小说充分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也使白话文学以崭新的姿态，在文学领域确立了牢固的正宗的地位。这也正好符合胡适的意见：白话要成为“标准国语”，必须要有用这种语言写的第一流文学作品，人们通过阅读自然形成通行的普遍的“标准”。要不然仅靠胡适的几篇文章和一些“尝试”性的作品未必能撼动得了旧文学的根基。

    作为提倡白话文学的先锋人物，胡适等遭到了旧派封建文人的诋毁与攻击。

    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先后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用影射的手法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进行讽刺、谩骂与攻击，并企希军阀——即所谓的“伟丈夫”——用武力予以扫荡，将他们攫而食之。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在小说中变成了阴曹地府的“白话学堂”；陈独秀、胡适乃至钱玄同等人的主张被歪曲为混淆是非、扰乱人心的“禽兽之言”:“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借用现在国际关系中常说的“妖魔化”一词，林纾的这两篇文言小说是典型的妖魔化胡适，妖魔化陈独秀：

    田生（影射陈独秀）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影射胡适），狄腰痛欲断。金生（影射钱玄同）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37]

    忽见金光一道，远射十数里，路人皆辟易，言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矣。金光浓处，见王身长十余丈，张口圆径可八尺，齿巉巉如林，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而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38]

    总而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最终被“伟丈夫”剿灭干净了。如此还不够解恨，林纾又致信蔡元培要求对陈、胡等予以制止。特别是针对胡适主张“不避俗”“不用陈套语”“不摹仿古人”，声言：“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39]言外之意是胡适等人根本不配做教授，应该驱逐出北京大学。

    林纾系古文字学家，“林译小说”流行肆间，拥有众多读者，故又被称为“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他写给蔡元培的信在安福俱乐部的机关报《公言报》上发表以后，一时谣言四起，“陈独秀辞职”、“胡适被解聘”闹得京都满城风雨。

    陈独秀和李大钊首先站出来回击林纾。在《旧党的罪恶》一文中，陈独秀尖锐地指出：“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40]李大钊揭露林纾等旧人物“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而不敢“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他郑重宣告：“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41]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杂志上以《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为题，摘要刊登了京沪两地报纸的声援文字。过了一些时候，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也以函件形式说明上述谣言全无根据。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蔡元培延聘来北大的，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他同样在《公言报》上发表了对林纾的回复，重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一贯主张，对林纾诋毁“本校教员”、“毁坏本校名誉”深表不满，并就北京大学的真相进行了辨正。蔡元培以胡适在北大讲授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为例，质问林纾道：“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又以事实为证：“仅以大学预科国文一课，所选文章，皆为古文。每月练习之文，亦皆文言。……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42]这样驳斥，有理有据，弄得林纾再也无话可讲，只好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这一场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派人物可以说大获全胜。由于胡适等人的努力，白话文学替代了延续几千年的古代文学，成为文学的正宗与主流，实现了“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梦想。这个文学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五四新文学，而它又是由胡适首先发轫的，这无疑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

    在北大：由教授而治校而终“弃职”

    胡适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教育领域里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的倡导者的作用，影响很大，因此之故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以后又担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胡适奔往南京。在现代知识界引领风骚的代表性人物中，可以说胡适与北大的关系最为深厚。

    胡适由于《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声名鹊起。因此，很合乎常理和逻辑地，自然而然地，陈独秀被蔡元培延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便向蔡元培推荐了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蔡元培本人《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那时候因为《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43]

    1917年5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6月回国，7月10日抵达阔别多年的上海。在安徽绩溪老家大约住了一个月光景，即返上海，并由沪北上，于9月10日到北京，正式接受了北京大学聘书。系由校长蔡元培9月4日签发的：职务文科教授，月薪260元。仅一个月后即加至280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44]他写信告诉母亲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胡适就这样进了北大。

    一只“兔子”挤进了“卯字号”。

    北大校址当时设在城内景山东街马神庙，距金碧辉煌的昔日皇宫、水波荡漾的三海和明末崇祯皇帝上吊的地方都很近，既适宜潜心读书又便于游玩，还能引发思古之幽情。文科教员预备室系一排平房，一位教员一间。同人中陈独秀、朱希祖生于己卯年（1879），胡适、刘半农、刘文典生于辛卯年（1891），他们都属兔，年龄正好相差一轮，人称“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常常聚在教员预备室里高谈阔论，故这里又被戏称为“卯字号”。

    那一年胡适26岁（虚岁27），可以说是很年轻的教授了；而且，他虽然通过了博士论文的最后考试，但毕竟还没有拿到正式的博士文凭。他之所以能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授的行列，堂堂然，皇皇然，一是靠陈独秀的大力举荐；二是靠蔡元培不拘一格，任贤用能。否则，胡适就有可能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做一个二三流报刊的编辑终此一生。

    在众目睽睽中，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看样子他年纪只有二十六七岁，比有些学生大不了多少。戴着一副眼镜，举止斯文，口齿流利。讲课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这是中国哲学史的第一讲。

    这位年轻的新派教授，就是校长蔡元培前些日子聘请来的胡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由于有了比较深厚的哲学基础，所以他到北大以后即接手中国古代哲学这门课程的讲授，另外两门课程是英文学和英文修辞学。

    毕竟是头一次在中国最高学府讲课，胡适事先作了认真的准备，用白话文编写了厚厚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然而心中没底，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课讲好，能否受到学生的欢迎。

    胡适尽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一举成名，但在一般人眼中他是一个“新派”、“洋派”，对于国学即传统文化未必通晓。许多学生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有的学生已经小声嘀咕开了：

    “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来讲中国的东西？”

    那时的胡适有一股革新的锐气，倡导文学革命是如此，对待哲学问题和授课、教学也是如此。中国哲学史是哲学门（系）第一学年的必修课，每周三学时，原来由陈伯弢先生讲授。陈伯弢，字汉章，和章太炎过去是同学，古书读得很多，学问不小，京师大学（北大前身）聘请他担任教授，主讲中国历史，但汉章先生却羡慕京师大学章程规定毕业后可获钦赐翰林，宁愿当一名学生。“翰林”梦被1911年辛亥革命打破后，再度担任了北大教授。他讲中国哲学史时，广征博引、东拉西扯，从伏羲氏讲起，讲了一年时间只讲到了商朝的“洪范”。如此烦琐，拖沓，有的学生问他何时才能讲完？陈先生的回答却让人哭笑不得：

    “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胡适则另辟新路，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并且用《诗经》来作说明，称西周后期是“诗人时代”，那些训世诗的作者们是真正的思想家。如此新颖的讲课，一开始真把学子们惊骇住了，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思想造反”。

    听这堂课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顾颉刚，只比胡适小两岁。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45]换句话说：如果有激烈分子，胡适可能被轰下讲台。

    看来他第一次讲课并不怎么受欢迎，主要原因是由于讲法新颖，观点与传统相比属于“另类”，尚未被学生们所接受。前任主讲陈汉章私下里讥笑“胡适不通”，说：“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出来个《中国哲学史大纲》，这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笑话，笑话！”不过顾颉刚听了几堂课，渐渐听出其中的门道来了，因而对胡适的讲课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向住在同一宿舍里的傅斯年说：

    “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傅斯年轻轻推了一下眼镜：“是么？”

    顾颉刚动员他道：“你虽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何妨去听一听呢。”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儒学世家。少读孔孟之书，旧学根底相当扎实。入北大中国文学系后，又师从以国学闻名于世的刘师培、黄侃。他比胡适小五岁，是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冠之以“激烈分子”也未尝不可（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时傅担任总指挥，后来又曾自比过陈胜、吴广）。

    应顾颉刚相邀，傅斯年去旁听了胡适的几堂课，结果甚是满意。他对那些想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那时傅斯年在同学中间颇有些威信，经他这么一讲，“驱胡之说”也就有如风吹云散了。顾颉刚从此之后对胡适更是信服。另一位名叫冯友兰的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晚年在一篇自序中也认为胡适的讲课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着“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46]

    胡适本人对他第一次出师北大是这么说的：“……那时北大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作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绞断中国哲学史……他一来就把商朝以前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之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47]

    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和他的古史观有直接的关系。后来他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道：“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48]让众人不解的“绞断”之说即由此而来，胡适是有意这么做的。

    胡适的讲课愈来愈受欢迎，听他讲课的学生愈来愈多，既有本校本系的，也有外系外校的。原来安排的教室装不下了，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

    胡适把自己授课的讲义进一步加工整理后，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书名，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北京大学丛书”里的一本，蔡元培校长亲自为其写序，称赞胡适用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49]。后来在《中国五十年之哲学》一文中又追述说：“距今四年前，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以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的辩证法（即逻辑学），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没有的。”[50]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由于夹在北洋政府与广大学生之间，无力应付，于5月9日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那些日子胡适不在北京，他到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并助阵去了，5月12日从上海回到北京时，蔡元培已离开北大返回故乡绍兴。当时在北大校内“挽蔡”与“驱蔡”分成了两派，大多数师生主张挽留蔡元培，也有少数师生附和北洋政府“驱逐”蔡元培的旨意。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胡仁源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广大师生于是又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拒胡迎蔡”活动，迫使北洋政府收回成命，允许蔡元培回校主持校务。蔡元培对胡适有知遇之恩，胡适担心没有蔡元培北大就会散了，所以在这一场“校园风波”中，他坚定地站在了大多数师生一边，对“拒蔡迎胡”的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驳。蔡元培9月回北大复职后，由蒋梦麟任总务长，胡适代理教务长，协助校长工作。

    胡适最初几年在北大担任的课程，据一项统计资料为：

    1917年9月～1918年7月“中国哲学史大纲”、“伦理学”（均为哲学门第一学年必修课）、“西洋哲学史大纲”（哲学门第二学年必修课）、“中国哲学（四）”（哲学门第三学年必修课）、“英文学、戏曲（三）”（英文学门第三学年必修课，与陶孟和同开）。这一时段还承担“墨子公孙龙子考订学”和“近世小说”科目的研究。

    1918年9月～1919年7月“哲学史大纲”（哲学系和学校共同必修课）、“西洋哲学史大纲”（哲学系本科二年必修课）、“伦理学”（哲学系必修课）、“英美近代诗选”（英文学系选修课）。

    1919年9月～1920年7月“中国哲学史大纲”、“近年思潮”（均为哲学系课程，后者与陶孟和同开）、“英文学（四）诗”（英文学系一、二、三年级选修）。

    1924年9月～1925年7月“中国哲学史”、“近世中国哲学”、“清代思想史”（哲学系），“诗（三）”（英文系）。

    1925年9月～1926年7月“中国中古思想史”（哲学系），“英汉对译（二）”、“小说（三）”（英文系）。

    以上课程每周分别讲授一、二、三、四学时不等。[51]

    胡适是靠着倡导“文学改良”的名声进入北京大学的，但他能在北大立足，除此之外还有赖于上述中国哲学史和其他课程的讲授，这让他赢得了名教授、名学者的头衔。

    一向关注学生社团的胡适，还担任了“新潮社”的顾问。这个由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顾颉刚等人发起组织的北大学生社团成立于1918年12月，并紧接着于次年1月出版《新潮》杂志，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为宗旨，倡导中国的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所载文章全部使用白话，是继《新青年》之后又一个鼓吹新文学的刊物，有人称它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或姊妹行。“新潮社”主要成员多是胡适的学生，受胡适思想影响很深，如傅斯年所说：“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师生互动，逐渐形成了一支活跃于文化学术与教育界的“胡适派系”，胡适因而在北大学生中更有威望，在校内校外也更有势力了。

    蔡元培校长对胡适是十分赏识的，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52]1919年9月蔡元培复出后，曾在北大设组织委员会协助校长工作，教务长一职拟由马寅初担任，因马寅初并未到任，所以由胡适代理教务长职务。1922年4月胡适又正式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胡适自此进入了北京大学校、系两级的领导岗位，他把北大作为一个实验场，逐步推行并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主张。

    北大应注重“提高”

    胡适在1920年北大秋季开学典礼上，着重讲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鉴于北大作为第一所国家设立的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执教育界之牛耳，地位十分重要，胡适强调北京大学应当致力于“提高”。他说：

    “一、普及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

    “二、提高 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我不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53]

    以后胡适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我对于大学的希望，仍是提高”，说“高等教育办不好，低等教育也办不好”。这个思想在胡适教育理念与主张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提高”的内容和途径很多，胡适认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加大学术研究的分量与力度，使大学向研究院的方向发展。他进入北大不久就创办了哲学研究所，这是北大文科成立的第一个研究所。随后文、理、法三科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研究所，1918年北大的研究生数量达到了140余人。1924年胡适又与Prof.Craban、李四光（仲揆）拟定了《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草案》，分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外国文学院或文学院共四个分院，以后但招研究生，不再招收预科生和本、预科插班生，借以提高北大乃至全国的教育程度。1932年成立的北大研究院最早即脱胎于此草案。

    另外，胡适还提议仿效美国大学的办法，实行各科教授会制，由“官僚治校”改为“教授治校”。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一是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和情谊；二是利用多方面的才智；三是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从组织上保证北大整体水平的提高。

    各系要平均发展

    大学一般存在两种倾向：重理轻文，或重文轻理。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旧的科举习气甚浓，部分师生奉“国粹”为至宝，对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缺乏应有的重视。蔡元培入主北大后大力进行改革，兼容并包，中西并举，集中力量办好文科和理科。胡适学贯中西，既是新派又有深厚的旧学造诣，作为人文学者的他特别强调文科的巨大作用，认为“新文明”的建设有赖于文科，同时又非常重视现代科学技术，重视理科。他的许多主张和蔡元培可以说“声应气求”，不谋而合，都“主张把文理两科打通，并为大学本科”，目的是为了“要使文科学生多懂得一些科学，不致流为空虚；使理科学生多研究一点人生基础观念，不致流为陋隘。这种制度是世界最新的制度，美国之大学以‘文理院’为基本，即是此意。”[54]就当时的老北大来说，加强理科建设，使文理各系平均发展，就成为重要而又必须进行长期努力的任务。

    北京大学在1916年以后重办理科的地质学系。当时我国早期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同校长蔡元培商定：北大恢复地质系，担任造就地质人才的工作；地质调查所专门作调查研究的工作，可以随时吸收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学生，使他们有深造的机会。

    因为这种渊源关系，丁文江对北大地质学系总是很关切的。北大恢复地质学系之后，初期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丁文江亲自考他们，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不满意。那时候，丁文江已同胡适很熟悉了，他就带了考试的成绩单来看胡适，对胡适说：

    “适之，你们的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的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特别关心。前天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学生来找工作，我亲自给他们一个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10种岩石，要他们辨认，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及格的！你看这张成绩表——”

    胡适看那成绩表上果然每人有许多零分。他问丁文江想怎么办。丁文江说：“我来是想同你商量，我们同去看蔡先生，请他老人家看看这张成绩单，我要他知道北大的地质系办的怎样糟。你想他不会怪我干预北大的事吗？”胡适说：“蔡先生一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55]

    后来他们两人一同去看蔡先生。蔡元培认真听了丁文江对地质系的批评，又看了那张有零分的成绩单，不但不生气，还很虚心地请丁文江指教他怎样整顿改良的方法。那一席谈话的结果：第一是请留学英国的李四光来北大地质系任教授；第二是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大家葛利普先生到中国来，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

    从1920年起，北大的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主持物理系，李四光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原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又增聘了谭仲达。在社会科学方面，过去能教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宠惠）、罗钧任（文干），两人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1920年请到王雪艇（世杰）、周鲠生（觉）、皮皓白（宗石），加强了师资力量。自此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提倡选课制

    胡适在北大首先提倡选课制。他说：“大学选课制度是让学生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让他多暗中摸索一点，扩大其研究兴趣。讲新教育要注意兴趣。所谓兴趣，不是进了学堂就算是最后兴趣。兴趣也要一点一点生长出来，范围一点一点的扩大。”[56]

    这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教育理念。选课制既有利于学校因材施教，又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必修课是基础，选修课则意味着知识面的扩大，而且主动权更多的操在学生手里，以“兴趣”为动力的深入学习有可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着眼于高才生的培养是胡适一贯的思想，他身体力行，既开必修课，也开选修课，而且还经常举办讲座。听胡适讲课的学生中后来确有一些人脱颖而出。

    大学开女禁

    胡适认为女性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主张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1918年9月初，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的一篇演讲里，详细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做法，指出美国的公立小学全是“男女共同教育”，所以男孩女孩之间只觉得都是同学，都是朋友，都是“人”，渐渐地把男女界限都消灭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记了。这种忘形的男女交际，在学生长大成人之后是增进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唯一方法。

    美国各邦的“邦立大学”，以及那些有名的私立大学，都是男女同校。有几个旧的大学虽然本科不收女子，却允许女子进他们的大学院（即毕业院）。胡适指出这种男女同校的大学生活，有许多好处。第一，这种大学的学科比那些女子大学种类更丰富，因此可以扩张女子高级教育的范围。第二，可使成年的男女有正当的交际，共同的生活，养成自治的能力和待人处世的经验。第三，男学生有了相当的女朋友，可以增进个人的道德，可以减少不名誉的行为。第四，在男女同班的学科，平均看来，女子成绩总在男子之上，这种比较的观察，一方面可以消除男子轻视女子的心理；另一方面可以增长女子自重的观念，更可以消灭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顺男子的心理。

    胡适在代理北大教务长后，又应《少年中国》杂志的邀请，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大学开女禁的问题。[57]他开宗明义，直言宣称“我是主张大学开女禁的”，并且把实行的具体步骤——也就是他所说的“理想中的进行次序”——也设想好了：

    第一步，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是中国女子是外国女子，这是养成男女同校的最容易的第一步。

    第二步，大学当先收女子旁听生。大学现行修正的“旁听生规则”虽不曾明说可适用于女子，但将来如有程度相当的女子，应该可以请求适用这种规则。

    为什么要先收女子旁听生呢？因为旁听生不限定预科毕业，只需有确能在本科听讲的程度，就可请求旁听。现在女子学制没有大学预科一级，女子中学同女子师范的课程又不与大学预科相衔接，故最方便的法子是先预备能在大学本科旁听。有志求大学教育的人本不必一定要得学位。况且修正的旁听规则明说旁听生若能将正科生的学科习完，并能随同考试及格，修业期满时，得请求补行预科必修科目的考试，此项考试如及格，得请求与改为正科生并授予学位。将来女子若能做得这一步，已比英国几个旧式大学只许女子听讲不给学位的办法更公平了。

    第三步，女学界的人应该研究现行的女子学制，把课程大加改革，总得使女子中学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的入学程度相衔接，使高等女子师范预科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若能添办女子的大学预科，便更好了。这几层是今日必不可缓的预备。现在的女子中学，程度太浅了，外国语一层，更不注意。各省的女子师范多把有关章程规定的每年每周三时的外国语废了，即使不废，那每周三小时的随意科能教得一点什么外国语？北京的女子高等师范预科，1918年只有每周二时的外国语，1919年本科始加至每周五时。高等师范本科的学生竟有不曾学过外国语的。

    “这是女子学校自己断绝进大学的路。至于那些教会的女学校，外国语固然很注意，但是国文与科学又多不注重。这也是断绝入大学的路。依现在的情形看来，即使大学开女禁，收女学生，简直没有合格的女学生能享受这种权利！这不是很可怪的现状吗？”

    文章写到这里，胡适讲了一件让他感到奇怪的事：两个月前，有一位姓邓的女士在报上发表致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公开信，请求大学开女禁。胡适最初见了此信，以为这是可喜的消息，不料读将下去，却原来是邓女士要求大学准许女子进补习班的！谁都知道补习班是为那些不能进预科的人设的，“一个破天荒请求大学开女禁的女子，连大学预科都不敢希望，岂不令人大失所望吗？”胡适对此不胜感慨地说：“这个虽不能怪邓女士，但是我们主张大学开女禁的人，应该注意这一点，赶紧先把现在的女子学校彻底研究一番，应改革的，赶紧改革，方才可以使中国女子有进入大学的资格。有进大学资格的女子多了，大学还能闭门不纳女子吗？”

    胡适虽然是主张大学开女禁的，但他认为空谈大学开女禁是没有用的，他希望要先有许多能直接入大学的女子。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因此对胡适的上述意见特别赏识，力促实行。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努力，北京大学1920年春招收了9名女生入预科旁听，并从暑假起正式招收女生。这是北大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项带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举措。

    改订学制

    清末维新变法以后设立的新式学堂，在学制上各地很不统一，部分学校仿效日本的学制。1921年在广州召开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学制改订并草拟新学制方案。胡适在《新教育》4卷2期上发表文章，谈了他对于新学制的一些感想，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人士的重视。1922年9月25～30日，胡适作为新学制的起草人之一，出席了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紧接着，10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由教育部提出的学制草案引发了诸多争议。胡适在这次会议上被推为新学制草案的主要起草员，他归纳并折中广州议案和教育部草案，参照英美学制，连夜拟定了一个综合方案，经会议作了某些修正，最后获得通过。从这一年起，我国改订新学制，将小学七年制改为六年制，中学四年制改为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而把大学预科取消。大学本科仍为四年，毕业后再进研究院。

    胡适阐述新学制的宗旨，或曰所要具备的“标准”是：“（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重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58]以上七条体现了胡适的教育思想，大体上适应当时的国情与社会需要，因此总的来看是积极的、有价值的，虽然其中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当时预定的中等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师范教育包括在职业教育内）。普通教育提倡多设初中，高中每省只限一所。胡适等在主观上更加注重于职业教育，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变动，加之设立职业学校需有设备，需要较多的经费，职业教育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已经设立的职业学校，因不能维持而日益减少，几近于零。当时的社会仍未脱离科举的思想，以小学、中学、大学比为秀才、举人、进士，因而考普通中学的人多，设普通中学也多，政府又缺乏严格限制的办法，于是凡中学大都设高中，把中学水平降低了，这是胡适等先行者们起草新学制时所始料不及的。

    以上几个方面，都属于胡适早期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教育主张。这些理念和主张后来有所发展也有所变化。

    翻开《胡适诗存》，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59]

    乍一看像是情诗。最初的题目又叫《留恋》。然而诗中的“他”指的是什么人呢？胡适自己后来在一则短跋中（写于1960年4月12日），破解了这个谜：

    “……我想读这诗的人一定猜不出诗里的‘他’是谁；又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写诗的时候，我不愿把原来的意思说出来，说出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在章希吕替我抄的诗稿上，这首诗有几次涂改的题目：原题是《留恋》，涂去后改写的是《纪念北大》，第三次改的是《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最后改的题目是《三年不见他》。此诗后面有一条自注：‘我十五年六月离开北京，由西伯利亚到欧洲；十六年一月从英国到美国；十六年五月回国，在上海租屋暂住。十八年一月十九日，我第一次回到北平，住了两个月，又回上海。直到十九年十二月初才把全家搬回北平。’这条小注是我自己的字，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写的。北大的旧同事，老同学，也许能够了解我在三十一年前写这首诗的心理。”[60]

    胡适因患糖尿病，于1922年底请假一年，其所担任的北大教务长一职由顾孟余接任。次年夏天他到杭州西湖养病。以后胡适赴欧美考察，回到国内又在上海居留达三年半之久，其间曾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这一段经历说明：胡适事实上已经离开了他的发祥地——北京大学。

    1929年10月胡适在上海被迫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位，遂产生了重回北平、执教北大的念头。正好北平图书馆协会于1930年6月举行第三次常会，胡适又利用开会去了北平，并先后在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作讲演，受到热烈欢迎。据说北大为了欢迎他来讲演，连夜雇了一大批的木匠将礼堂本已破旧不堪的椅子修理好；胡适讲演时大礼堂爆满，胡适激昂慷慨，等到演讲完了时，他的夏布大褂全湿了，全体听众的衣服也都湿透了。[61]这样形容虽说可能有些过分，但也足以显示胡适的讲演“热”到了什么程度！

    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陈大齐和几位老朋友都欢迎他“归队”，回到北大来。胡适正有意于此，答应可以回北大哲学系重执教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于是便四处张罗买房子，最后选定了地安门米粮库4号作为来北平的新居。

    1930年11月28日胡适携全家从上海乘火车北上。在浦口车站得知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即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两天之后火车抵达北平。北大专门为胡适举行了欢迎会，代校长陈大齐、哲学系主任张真如以及学生代表余锡嘏致欢迎词，胡适致辞答谢。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成立2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恰好又是胡适40岁生日，胡适上午去北大参加校庆活动并发表讲演，中午又匆匆忙忙赶回家中，许多老朋友正聚集在米粮库4号等着为他祝寿。由赵元任撰写、毛子水手书、北大16位同人署名的一首贺诗，最为风趣幽默：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罗罗嗦嗦的写上了一大片。[62]

    当时蔡元培曾致函胡适：“梦麟兄想已到北平，北大事当与先生商及，希望有一永久之计划，循序渐进，以造成理想中之北大也。”[63]这是蔡元培的愿望，也是胡适的愿望。然而已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并未到任，原因是教育经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每月仅有300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本来是文化中心的北平留不住人才，许多学人纷纷南下另谋出路。北大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各项设备价值比其他国立大学如清华、武大、中大等都低不少。胡适和傅斯年既是师生又是挚友，其时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在北大兼课。他与胡适商量怎样能筹措一笔资金，缓解北大当前的经费危局并支持北大今后的长远发展，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借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力量。胡适说：

    “那时两个朋友最热心于北大的革新。一个是傅孟真，一个是美国人顾临（Roger S.Greene）。顾临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他们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帮助孟邻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从北大的改革影响到整个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儿捐一笔钱做革新北大的经费？……当日傅孟真、顾临和我长时间讨论的结果，居然拟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寄给蒋孟邻先生，他也很感动，居然答应来北大主持改革的计划。”[64]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于1924年9月18日，其宗旨是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学校，资助留学。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27年6月29日召开的第三次年会上当选为董事，以后连选连任，并兼任董事会名誉秘书。1931年1月9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在上海举行，由蔡元培主持，胡适利用和基金会与蔡元培的双重关系，极力为北大化缘拉赞助，提出基金会与北大合作的有关事项并获得通过。主要内容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20万元，以5年为期，双方共提出200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条款，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会后由胡适起草的合作办法，其中一个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年俸“自4800元至9000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1500元以内之设备费”。如此高薪自然不是白拿的，“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同时规定“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为北大争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这无疑是胡适重归北大之后给学校的第一份献礼，并以此答谢北大对他的厚爱。正如《国立北京大学合款报告书》（1937年4月）中所说：承中基会协助设立的合作研究特款，自1931年起的5年之中，北大“不惟物质方面如图书、仪器、校舍及其它设备得以扩充，即精神方面若学风之改变、研究之养成、课程之提高以及教员之专任，莫不赖之得有显著之成绩。”胡适对此当记头功一件。

    蒋梦麟有了这笔为期5年的款项，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于1931年1月来北大走马上任，除校长一职外还兼任文学院院长。因为实在忙不过来，蒋梦麟几次恳请胡适出任文学院院长，胡适再三推却不了，最后只得答应，遂从这时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不过，因为他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属“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所以他向蒋梦麟校长声明他不在北大领取薪俸。兼职而不兼薪，从这些小地方表现了胡适的高尚与清廉。

    除了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北大还聘请周柄琳任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任理学院院长，这样就组成了一校之长下面的新的“三驾马车”。蒋梦麟和胡适他们以“中兴北大”为己任，将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升级为“院”，将原先的校评议会改设为校务委员会，并提出了十六字的办学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蒋梦麟颇有些“帅才”，有魄力，肯担当，他对胡适、周柄琳、刘树杞三位院长说：

    “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名校有赖于名师，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师资力量是否雄厚。胡适、周柄琳、刘树杞，加上出自北大关心北大的傅斯年，分别利用各自的关系和影响，为北大聘请了许多出类拔萃、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首批入选的“研究教授”人数就达15名，他们是：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竞、汪敬熙、曾昭抡、冯祖荀、许骧（以上为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也为“研究教授”）；周作人、汤用彤、陈受颐、刘复、徐志摩（以上为文学院）；刘志扬、赵乃搏（以上为法学院）。以后又陆续引进了钱穆、马叙伦、蒋廷黻、俞平伯、梁实秋、饶毓泰、吴大猷等一大批在人文或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很高造诣的领军人物，使得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胡适和傅斯年在这方面出力尤多，所以蒋梦麟后来说过这样的话：“‘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65]

    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有意让蒋梦麟重执教育部，而请胡适接替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对汪精卫的要求胡适不仅辞绝了，他还在病中给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力劝蒋梦麟留在北大：

    “北大有许多真心爱护的朋友，‘无所为’的尽心帮忙，即此一点，应该可以有为，吾兄舍此苦吃苦做，可以有为的小局面，而另投入一个毫无把握而可以预料其一无可为的政治漩涡，似非我们做朋友的应该劝驾的。”[66]

    胡适这封信推心置腹，言辞恳切，并晓以利害，促使蒋梦麟回心转意，续长北大，主持“中兴”。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要在“无所为”中有所为……

    前已说过，胡适早就主张北大应注重于提高，向研究院方向发展。后来又进一步主张“继续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67]。在他看来：“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无用之用，知之者希（稀）。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68]

    在成为学校的一名主要决策者以后，他的这个设想逐步得以实行，“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成为北大中兴的指导思想与重要目的之一。

    关于北大研究院的设想，最早脱胎于当年胡适等人拟定的《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草案》，但限于条件一直未能实现。1932年北大正式成立了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研究院下设文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个部，后改为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分别由文、理、法三个学院的院长兼任主任。研究院的成立与逐步扩大，为本科毕业的学生继续深造、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平台，许多青年学子经过进一步深造成长为各方面的专门家。

    除担任文学院院长而外，胡适在文学院六个学系中还先后兼任过五个学系的主任，即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教育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一职自然也非胡适莫属。出版、财务、图书馆乃至学生事务等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中更少不了他这位名人名教授名学者。他每天处理校务十分繁忙，除春节外很少回家用晚餐，多是在外面应酬。晚11点归家并不休息，又钻进书房工作到凌晨两点。胡适自己说“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69]

    尽管校务工作繁忙，但胡适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根据一项资料，1931～1937年他在北大开设的课程主要有：

    1931.9～1932.6中国哲学史（哲学系一年级基础课，每周2学时）。

    1932.9～1934.6中国哲学史。

    1934.9～1935.6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哲学系三、四年级和研究生课）。

    1935.9～1936.6中国文学史概要（国文系一年级课，每周3学时）。另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文学史（四）、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均为国文系二、三、四年级课，每周2学时）。

    1936.9～1937.6汉代思想史、唐宋思想史（均为哲学系课，每周2学时）。[70]

    从以上可以看出：胡适为适应不同年级、不同程度学生的需要，既开基础课，也开专题课。谁说大师不讲基础课呢？胡适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这样做有利于学生从入学起就能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另外，胡适还经常举办讲座，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等，都受到欢迎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的专题课和讲座自然都具有浓厚的“研究”性质，目的是使北大在学术上整体得以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大在1933～1934年度，还为全校各系一年级学生开了一门“科学概论”的新课，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胡适亲自讲“引论”和“结论”，其他专科知识则由相关的专家上课，如江泽涵等讲“数学方法论”、萨本栋等讲“物理学方法论”、曾昭抡讲“化学方法论”、丁文江讲“地质学方法论”、林可胜讲“生物与生理方法论”、汪敬熙讲“心理学方法论”、周炳琳讲“经济学方法论”、杨西孟讲“统计学方法论”、马衡讲“考古学方法论”、刘复讲“语言学方法论”、陈受颐讲“史学方法论”……这门“科学概论”几乎涵盖了文科与理科的重要方面，所谓“方法论”者，是指向学生讲授各种学科的基础知识以及通向它们的途径与方法。一年级学生不分文科理科，通过学习科学知识，养成科学眼光，有利于他们今后全面发展。这也是胡适一贯的教育思想。

    1933年翁文灏决计辞去教育部长职务，行政院长汪精卫又“专诚”请胡适担任教育部长。胡适再次谢绝了，他写信给汪精卫说：

    “……为国家服劳出力，无论谁人都应该感觉这是最荣幸的事。但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想先生定能鉴谅此意。

    其次，是我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所幸近年研究兴趣尚甚浓，深想趁此精力未衰、见解稍成熟之时，在一二年中将十余年来积下的材料整理成书。”[71]

    胡适向汪精卫推荐王世杰（雪艇）担任教育部长，他自己则谢绝了官场的诱惑，专心于北大，更无暇旁顾其他。

    20世纪30年代前一半时间，即从1931年至1936年，在北大历史上是一个“中兴”的时期。胡适回忆这一时期动情地说：

    “……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感觉一种新的兴奋，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72]

    胡适为北大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公认为是中兴北大的有功之人。陶希圣在一篇文章中这么评价道：

    “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之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在危难的岁月里，校务会议不过是讨论一般校务。实际上，应付难题的时候……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有梦麟北大校长、梅月涵（贻琦）清华校长、适之及枚荪两院长，我也参加交换意见。月涵先生是迟缓不决的，甚至没有意见的。梦麟先生总是听了适之的意见而后发言。北大校务会议席上，如丁在君（文江）在座，他的发言最多、最有力。清华会餐席上，适之先生是其间的中心。梦麟先生是决定一切之人。北大6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6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73]

    上述成绩的取得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1931年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开始中兴北大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胡适后来回忆说：1931年9月17日北大开学上课，接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们只享受了两天的高兴，八个月辛苦筹备的“新北大”不久就要被摧毁了，但“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74]。

    占领平津占领华北进而占领整个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对于北平和天津的几所著名大学，胡适主张南迁以保存中国教育实力。这个意见得到教育部和有关学校负责人的赞同，于是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联合大学，由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任委员，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位校长为当然委员，胡适、顾毓琇、何廉分别为原所在学校的代表，此外尚有傅斯年、皮宗石和朱经农，周炳琳则担任主任秘书。胡适是三校南迁组建联大的主要倡议者，但他并未随校迁至长沙，而是奉命以“北大文学院长”的身份出访欧美，为中国抗日寻求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援。此举意味着胡适第二度离开了北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战时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一分为三，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恢复原先建制，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各复其位。由于蒋梦麟1945年6月就任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大学组织法》不得兼长北大，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需要另觅他人。当时蒋介石有意让胡适或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因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仍滞留美国未归，所以由教育部长朱家骅先征求傅斯年的意见。傅斯年推辞不就，他于8月17日上书蒋介石，极力推荐胡适担任北大校长：

    “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几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者多矣。”[75]

    傅斯年信中所谓的“拥护统一反对封建”，即指胡适拥护蒋介石谋求政令军令的统一，由国民党蒋介石一统天下，反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后者被国民党诬蔑之为“封建割据”。胡适在学界又久负盛名，影响很大，所以对蒋介石来说这位“诤友”无疑是最佳的人选。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9月3日致电胡适说：

    “梦麟兄因任秘书长，依法不能兼任校长，故力推兄继任，（蒋）主席暨弟与北京大学同人亦均认为非兄莫属。公意如此，务请附允。复员在即，不及征求同意，拟先提（行政）院发表。在兄未返国前，孟真兄虽抱病已久，暂行代理。特电奉达，并请速驾为幸。”[76]

    1945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而在胡适回国之前，暂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同日致电胡适表示：“北大复校，先生继蒋梦麟先生，同人欢腾，极盼早归。此时关键甚大，斯年冒病勉强维持一时，恐不能过三个月。”[77]

    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北大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乃至海外人士用不同方式、通过不同途径，表示了欢迎。仅举数信如下。

    江泽涵致函胡适云：“今日是胜利日，北大的事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我觉得你做不做校长关系不大，但是你越能早回北大一天，于北大的好影响越大。凡是与北大有关的人几乎全体渴望你回来。不知道你究竟能否提早回国，我们只怕北大仍旧敷衍下去，不能趁此整顿振作，未免太可惜了。”[78]

    汤用彤致函胡适云：“现政府已任先生为北大校长（未到任前由孟真兄代理），同人知悉，莫不欢欣振奋，切望台端能早日返国到校。弟以为今后国家大事惟在教育，而教育之基础，尤在领导者具有伟大崇高之人格，想先生为民族立命之心肠当一如往昔，必不至于推却万不应推却之事也。”[79]

    贺麟致函胡适云：“先生长北大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80]

    张其昀致函胡适云：“敬悉先生允就北大校长职，不胜欢忭。三十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院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姘，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现在已经到了原子能力的时代，科学涵盖了一切。……先生此日，可谓握政学之枢纽，归期从早，尤所盼企。”[81]

    丁声树致函胡适云：“一星期前欣闻先生任母校校长的消息……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国的建设，将更重大而艰难，于此何幸而得先生的伟大领导，教人如何能不感奋，能不高兴！先生的学风，先生的襟度，其肫笃伟大只有蔡（元培）先生可以比拟，而治学方法的感人之深，我敢说是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得上的，——三百年前的非科学时代无论矣。从此北大将得到一新生命，亦即中国文化得一新生命。”[82]

    这些教授学人之所以拥戴胡适，除了私谊而外，主要是出于看重胡适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其次胡适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争取外援自然也是一个因素。赞誉虽然不无过分之处，但他们倒并不是由于看重了胡适——如傅斯年所说——“拥护统一反对封建”，因为涉足国共两党斗争毕竟埋下了胡适在政治上彻底失败的隐患。

    1946年6月初，胡适在众望所归中从美国启程回国。7月5日抵达上海。国民政府此时已还都南京，所以他先到南京住了几天，在教育部正式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其间蒋介石接见并宴请胡适，两人相谈甚欢：这大概是胡适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光，“踌躇满志”四个大字分明写在了他的脸上。

    7月29日胡适飞抵北平就职。北大已经为胡适校长准备下一处居所，他和家人住东厂胡同，系前荣家花园之一角。学校还为他备了一辆新式小汽车。

    胡适原本就是北大的名教授，又先后担任过教务长和文学院长，还当过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从1917年9月执教北大算起，在教育界、学术界摸爬滚打三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办学与治学经验。特别是他对北大既怀有深厚的感情，又对北大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由胡适执长北大在当时无疑是最佳的人选，而胡适本人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

    ——“热烈欢迎胡校长！”

    ——“要求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

    ——“纪念双十节，要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宣泄几十年在统治阶级下的苦闷与怨恨！”

    ……

    诸如此类左、中、右倾向的大字标语，贴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的门上和墙上，给开学典礼增添了若干热闹，又昭示着“此即北大非如此即非北大”。国会街是当年北洋政府召开国会的地方，建有一座由德国人设计的大礼堂，可容纳一千余人。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北京大学于10月10日在这里举行开学典礼，这也是北大迁回北平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被视为“北大复兴”的重要的历史性的标志。到校学生共计有3500名，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以校长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胡适，身着长袍马褂，站在讲台上对学生们讲话——据他说不是正式的讲演，只是“说几句家常话”。如此亲切的态度一下子拉近了一校之长与同学之间的距离，“胡适”这个大名对那些青年学子们来说又早就是如雷贯耳了！所以一个个都竖起耳朵来倾听。“我只作一点小小的梦想，作一个像样的学校，作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这不算是个太大的梦想罢。”[83]擅长讲演的胡大博士几句话就调动起听众的情绪，全场即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的确，胡适的梦想就是全体北大师生的梦想，他们都在做“复兴之梦”。这也是胡适一贯的思想：北大要注重于“提高”，要朝研究院的方向发展……从“中兴北大”到“北大复兴”，从任文学院长到任北大校长，胡适一直坚持这个办学方针。

    这样的办学方针是不会引起什么质疑的，至少以“北大人”自豪的北大师生们都赞成用胡适提出的方针办好北大，使北大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和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机构。谁不愿自家学校光彩，谁不愿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然而，胡适的“家常话”有两点引发争论并受到了非议。

    其一，他主张学校独立，摆脱政治干扰，不受党派影响与干预。胡适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信仰自由一样，不管你是什么党派，学校是学校。我们没有政治的歧见，但是先生与学生要知道，学校是作人作事的机关，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也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84]这个主张，无论执政的国民党还是正在“闹革命”的共产党都不会接受。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历来对学校严加控制，除设有党部、“训导长”外，还动用特务和三青团骨干分子对付进步师生。中共在北大等重点学校的地下组织十分活跃，致使学潮频发，学运不断，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学校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学校不可能不受党派的影响和干预，所谓“教育独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何况当时胡适所主张的“学校独立”，矛头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实际上是要中共“取消”在北大等校的地下活动，因而也就特别受到中共方面的指责。

    其二，鼓吹“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胡适根据实验主义教育哲学，要求学生“培养利用工具的本领，做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他即景生情，现场发挥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85]他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告诫青年学子：“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是不容易察觉的，必须用自觉的方法从深处探求出来。“既然如此，当学生的，当老师的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不用去管社会上的事，不要去参与政治活动。”[86]他要求大家不盲从，不受骗，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而要独立思考。接着以他自己为例，说：“我56岁了，我才知道‘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不了’这句话的深刻。”[87]

    胡适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治理北大。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行政会议，研究并规划学校的建制、设施和师资聘用等重大问题，参加者有各学院院长、教务长、秘书长、训导长、图书馆馆长、校医院院长。此时北大除原有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外，又增加了医学院、农学院和工学院。胡适以校长名义聘请了以下人员担任各重要职务：

    汤用彤任文学院长，

    饶毓泰为理学院长，

    周炳琳为法学院长，

    马文昭为医学院长，

    马大猷为工学院长，

    俞大绂为农学院长。

    此外，由樊际昌任教务长，陈雪屏任训导长，郑天挺任总务长。这样在北大就组成了以校长胡适为首的一套领导班子，组织并实施各项复兴计划。

    胡适高瞻远瞩，致力于国家教育与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了若干颇有创见、颇有价值的重要建议，其中有三条关乎教育之根本，关乎国家之大计，也最能代表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主张。

    一是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上，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该提案开宗明义指出：“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在根本大法中，列入百年大计之专章，自属天经地义。”[88]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无不重视教育事业，在宪法中除多数列有教育条文者外，其特列教育专章者计之有八国之多，可见世界宪法史中教育特列专章已有共同之趋势。我国历史重视教育，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及，而现时之教育事业则反较欧美各国为落后。在宪法中列入专章，不仅符合我国重视教育之传统，更足显示建国以教育为第一之新目标，使全国人民咸知教育之重要。以上是胡适等提案签署人所列举的理由。另外，他们还具体草拟了以下十项教育条文。

    1.教育文化，应以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民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智能，适应国民生活之需要，并促进世界和平大同为目的。

    2.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以普遍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

    3.国家应实行教育机会均等，保障学术与思想之自由。

    4.国家应促进并推广科学与艺术之发展。

    5.教育经费在总预算中之比额，不得少于下列之规定。

    甲，在中央占总预算15％；乙，在省或同等区域占省或同等区域总预算30％；丙，在县或同等区域占县或同等区域40％。

    其依法律独立之教育基金及科学研究经费，应予以保障。

    贫瘠地区之教育经费，由国库及省库补助之，国民教育经费之补助，中央及省或同等区域，应各担负1/4。

    6.国民教育应力求普及并改进，学龄儿童受教育之年限，不得少于6年，一律免费，其资质优秀无力升学者，政府应予以补助，使继续其学业。

    7.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应当普遍推行。

    8.教育科学艺术文化工作者之生活，及其工作条件，国家应保护之。

    9.国民教育从业人员，其待遇不得少于当地个人普通生活费用之5倍。

    10.私立学校及教育机关，国家应鼓励之，其成绩优良者，并应予以补助。

    二是1947年8月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十年教育计划》，后又改写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在9月28日出版的《独立时论》上发表，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胡适首先说：“我很深切的感觉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后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89]

    他所谓的“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第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第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第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第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一个良好的、坚实的基础。所以我提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90]

    胡适的计划很详细，也很周密。其中特别强调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与工作人员。有了这五个、十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十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着独立的地位。这不是我过分乐观的话，世界学术史上有许多事实可以使我说这样大胆的预言。”[91]

    三是1947年7～8月间，胡适致函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提出一项“关系国家大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建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美国在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令举世震惊；苏联随后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对于原子能的研究与开发成了世界上最前沿、最热门的科学难题。钱三强、何泽慧（女）、胡宁、吴健雄（女）、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9人，当时是我国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但他们多分散在欧美各地，胡适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极其宝贵的科学精英集中起来，以北大物理系为基础，开展有关原子能的研究与实验工作，进而把北大物理系建设成国内首屈一指、国际上也数得着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科学家们都是热爱祖国的，他们应允来北大任教，有的接受了北大的聘约，这让胡适甚感欣慰。他向白崇禧和陈诚提出由北大负责罗致人才，而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拨出五十万美元，作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设备费，分两年支付。“我知道此数目甚巨，责任重大，故甚盼两先生于便中报告（蒋）主席，请其指示裁夺。”胡适在信中诚恳而热切地说：

    “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全责。但此项研究与实验，须有充分最新式设备，不能不请国家特别补助，使我们可以给这些第一流专家建造起一个适宜的工作场所。”

    “我写此信，绝对不为一个学校设想，只因这些国外已有成绩、又负盛名的学者都表示愿来北大作集中研究，故为国家科学前途计，不敢不负起责任来，担负这个责任。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是工作人才。第二条件才是设备。现在人才已可集中，故敢请国家给他们增强设备。此意倘能得两位先生的赞助，我可以断言，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有满意的成绩出来。”[92]

    胡适的上述提案或建议，都经过他缜密的思考，是其智慧的结晶，也是他责任心与爱国心的表现。提出的计划有些也相当完备，虽然当时未能付诸实施，但其中蕴含的某些教育思想与某些具体的主张，比如说“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教育应以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民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智能，适应国民生活之需要，并促进世界和平大同为目的”，以及“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实行教育机会均等”，对后世乃至今天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尤其是关于大学应朝研究院的方向发展，集中力量培植几所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之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更具有现实意义。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胡适的建议，胡适的计划，几乎没有一件得到落实，没有一件得以实行。原因很复杂：当时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国民党无心而共产党又暂时无力过多地关注教育。原因也很简单：蒋介石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用于教育与科学事业的经费严重不足。胡适不是没有复兴北大的雄心壮志，他也不是缺少办法，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再周密的计划也不过是海市蜃楼，只会成为泡影。

    胡适曾上书蒋介石并有函电致行政院长张群和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为北大增拨经费。

    胡适伸手要修建费、设备费共192亿元，张群只给25亿元；胡适要外汇10万美元，张群只能给1.5万美元。除此之外不另追加，不仅数目相差甚为悬殊，能否兑现也未可知。这倒并不是张群故意打官腔，不给胡大博士面子，实在是因为国库匮乏，军事费用浩繁，他爱莫能助，找不出什么“兼善”的好门道来。

    身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犹如泥菩萨过河，更有其难言之苦衷。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诉说道：“因目前教育上之困难问题，自信看得清楚。值此国家艰危之际，固不能求全部之解决，但至少亦应予人以希望。……高等教育之困难情况，兄所深知。而中等教育困难更甚，国民教育则尤为严重。至于留学界情形，孟真兄函告进修教授及留学生等之困陷窘境，彼等与外国人士之颇多责难，使弟万分难过。而本部动用预算上之外汇虽极少，然亦手续至繁，拖延时日，最后中央银行结汇与否尚不可必，致部中付出之款，领款人能否得到，与何时得到，均不能知。如此情形，弟实在无能为力，只有一去了之，想兄亦能谅我也。”[93]

    1947年11月22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国立北京大学胡校长适之先生惠鉴：前据呈请加拨该校建筑设备费，计法币192亿元，美金10万元，当经交行政院核办。旋据呈复，令教育部于追加专款内统筹，不便另予特别补助。又经询据教育部呈报，本年度国立各级学校及研究机关建筑及扩充改良费分配于该校者为92亿元，尚差法币100亿元，美金10万元，恐难应该校修建设备实际需要。现年度即将告终，国家财政艰难，外汇尤感窘困，该校所需各费，已令行政院与教育部在卅七年度（即1948年）预算内体察该校实际需要，从宽核列。至目前该校修建设备所需差额法币100亿元，如属急需，可暂由四联总处提先向国行借用，特准在明年预算内拨还。除分电行政院四联总处遵办外，特电知照，希径行洽办为盼。”[94]

    蒋介石给胡适开了个空头支票，胡适很难将其兑现。新成立的工学院和农学院急需添置设备仪器但又无钱购买，胡适只得勉励学生虽无仪器设备，而应仍能照常做研究工作。蔡元培执长北大时盖了一座红楼，蒋梦麟执长北大时盖了一个图书馆，胡适本想步前任的后尘而有所超过之，为北大修建一所大礼堂，并请梁思成设计了方案，结果也因经费无着落空。

    胡适曾经提出改变留学政策，把每年用于留学的费用中缩减400万美元，资助北大、清华、武大、浙大和南京中央大学国内5所最好的大学发展。这一建议虽然有不少人赞成，但也受到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的反对，最后以无果告终。

    1948年，胡适费尽周折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到了25万美元，作为几所重点大学的复兴经费，分配给北大10万美元，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各5万美元，但对全国高等教育而言无异于是杯水车薪。北大的10万美元没有采取撒胡椒面的做法，而是集中用于物理系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与实验，胡适特意请在美国的吴大猷和吴健雄代为购买相关设备。由于此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已呈全面崩溃之势，这个计划也落空了，胡适很是失望，后来他把这10万美元退还给了中基会。

    胡适自担任北大校长以后，最让他感到头疼的两大问题，一是经费匮乏，二是学潮不断。1947年5月31日在北平行辕新闻处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胡适忍不住发了一通感慨，说：

    “……约我谈学生运动，我觉得很惭愧。过去的时间大部都用在油盐柴米上，弄房子，修房子，替先生找宿舍，替学生找宿舍，替先生解决生活问题，替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对学生没有负起指导的责任来。”[95]

    在这之前，《申报》5月6日曾以“北大经济危机 教授透支达4亿元”为题，刊载了这样一篇报道：“北平大学经济危机日深，教授180余人透支已达4亿元，其中最多者为600余万元，据称，透支600万者，下月即达1000万。校方欠外（债）8亿，每月付利息5000万元。北大负责人称：‘如此下去，教授即将无法教书，学校无法办理。' ……清华、师院、北洋等校，情况亦相似。”[96]有记者就此事访问校长胡适，当问及他本人的生活状况时，胡适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我的薪水不够用，虽未在校内透支借薪，但几个银行的朋友可以让我立透支户头，但亦得设法还债。”

    郑天挺作为北大秘书长是最了解底细的，便在旁边插话道：“校长已经贴了不少的钱了。”

    胡适笑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7月校长薪津可得28万元，折合美金100多块钱。现在虽调整近百万元，但折合美金，每月仅得35美元。”

    郑天挺又插了一句：“胡校长每天薪水合1块2角美金。”

    他们还没有算旧账：胡适刚来北大做教授时月薪280块大洋（银元），后增至300大洋，最高时达500大洋。和那时相比，薪津实际所得直线下降，犹如雪崩一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恶化到了极点。

    校长胡适尚且如此，其他教职员工就可想而知了。广大文教人员不得温饱，生活十分困难，是国统区普遍的现象，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胡适1947年9月23日的日记：这一天他主持召开教授会，讨论北大的复兴与发展计划，到会教授有一百多位，大家都哭穷，谈的想的都是吃饭问题，有一位叫向达的先生甚至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胡适主持了三个半钟头的会议，听了这些话心里既有些生气又有些悲观，觉得“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所以，当《申报》记者请教他“今后在学校教育方面有什么改革计划”时，胡适颇为无奈地说：

    “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

    尽管经济十分拮据，尽管时局极其动荡，胡适并不打算卸下复兴北大的重担，他还是想努力把北大办好。蒋介石曾多次请胡适出山担任政府要职，都被胡适婉拒了，这除了主要是想保持他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以外，眷恋北大、想在北大有所作为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他一再言词恳切说过的那样：

    “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人，亦对不住自己。”[97]

    “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98]

    胡适不愿离开风雨飘摇中的北大。他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圆满完成北大复兴之梦。

    啊！他是风雨飘摇中的一个斗士，还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只孤燕？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胡适在13日为《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撰写了一篇文章，叙述北大50年来遭遇的一次次危机与灾难，以及北大应付危机的态度。文中提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大在“国难六年中继续苦干”，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99]这些话原本没有什么错，在国家危难之际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为国家为民族也为学校开辟生路，正是“北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胡适在正确叙述了北大以往的光荣历史以后，话锋一转，在文章的结尾画龙点睛地道出了他的真正用意：

    “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的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100]

    原来，他是把国民党蒋介石面临的“危难”等同于北大的危难，把人民解放军包围并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等同于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北平的占领和对全中国的侵略。不仅如此，文章还暗含着鼓动北大师生员工与中共作对的意思在内。

    正处于“危难”之中的蒋介石，没有丢开陷在北平的老朋友胡适，特派专机到北平接胡适南下。时任国民党青年部部长又曾是胡适的学生与同事的陈雪屏，奉命经办此事，他从南京飞到北平敦劝胡适，说北平的城防一天天吃紧，不如趁早离开。胡适佯称外寇来侵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内战，怎能丢开北大不管？话虽如此说，他还是做了些要走的准备，仅书籍就装了一百多箱，而且捆绑已毕。

    陈雪屏回南京复命。12月14日深夜，傅作义亲自打电话告诉胡适：“总统已有电话，要你南飞，飞机明早8点可到，请做好准备。”15日胡适即携夫人江冬秀于下午3时许赶到南苑机场，随身只带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正在校勘的几部《水经注》稿本。从住家东厂胡同到沙滩北大，距离很近，但胡适无颜去学校辞行，只在临行前的夜里给汤用彤、郑天挺写了一张便条：“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101]既不辞行，又连正式写封信的余裕都没有，只得以“便条”相告……这一切说明了胡适走得是多么匆忙、急促，堂堂的北京大学校长就这样狼狈地逃出了北平，从此永远离开了北大。

    当时南京有不少毕业于北大的校友，以及过去在北大工作过的旧同事。12月17日下午胡适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大会”，他在会上痛哭流涕地称自己“是一个不名誉之弃职逃兵”，未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意思和他写的那篇文章差不多，只是神情更加颓唐，语调更加凄凉了。用陈雪屏《致北大同人电》来形容：“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会场凄然断绝。”[102]

    问题与主义之争：“忍不住要谈政治”

    胡适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文艺复兴”来看待的，而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种“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胡适说：“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并且特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103]简而言之，胡适极力要“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他对五四运动的某些肯定也是从“纯粹的文化”角度出发的，并未超过这一范围。以反帝反封建为本质特征的五四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则为胡适难以理解和接受。他把撼天动地的“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十分遗憾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04]

    胡适力图将这一场“政治运动”拉回到“文化运动”的范围，为此提出了“不谈政治”的口号，甚至誓言“二十年不谈政治”。

    胡适之所以“不谈政治”，主要是由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变，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精英所接受，并得到迅速的传播。李大钊1918年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5月编辑出版了《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系列举措犹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在思想界和整个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是继五四运动前夕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之后又一次思想启蒙。

    胡适坐不住了，因为他看到事态的发展超出了“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范围，这种情况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也是他不能接受的。“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05]

    创刊于1918年12月的《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时政、策动政治改革的刊物，陈独秀被捕入狱期间由胡适代为编辑。“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本着这个主旨，胡适利用接编《每周评论》的机会，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将这一主张作为“政治导言”，挑起了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场论战。

    胡适在文章中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106]按照他的说法，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全文的核心是这么两段话：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107]

    胡适开列了一大堆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不无埋怨地指责道：“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108]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胡适认为：“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109]又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110]为避免引起读者误会了他的意思，胡适特地声明：“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111]

    胡适的上述主张，显而易见植根于他所信奉的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在他看来：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由此出发，他着眼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而忽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性的全盘改造。所以说他的主张又是改良主义的：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做到一点一滴的进步，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胡适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认为这种学说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112]

    历史上一再出现过改良主义思潮，远的不说，发生于清末的维新变法实质上就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末封建王朝实在太腐败了，社会实在太黑暗了，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实在太落后了，面对内忧外患，有所改良当然比没有任何改良要好，而且那些信奉改良、主张改良的先行者当中，也不乏忧国忧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仁人。所以，对改良主义应当从历史的角度作适当的肯定的评价，毛泽东就说过完全否定改良，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因为改良主义不触及根本，所以它往往以失败告终，难以收到什么大的效果。尤其是当革命勃兴之后，改良主义又往往拉革命的后腿，对革命进行阻挠，甚至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改良主义就成为革命者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李大钊首先站出来反驳胡适的观点。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真相，昭布在人类社会。”[113]在李大钊看来，“问题”与“主义”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主义”的正确指导。中国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举不胜举，多如牛毛，但唯其如此，才需要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否则在没有生机的社会里任何具体问题都无法解决。“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114]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15]李大钊认为能够提供“根本解决”的“主义”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已经提供了对“一切问题的激进的解决办法”。[116]

    李大钊是《每周评论》的创办人之一，胡适将他的公开信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并加了一个《再论问题与主义》的题目。

    胡适自己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在固执己见的同时作了一点小小的修正，把“少谈些主义”改为“少谈些抽象的主义”[117]，并表示“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118]胡适用相当多的篇幅大谈“输入学理的方法”，是想把这一场争论纳入“学理”的范畴，抹掉其内在的政治蕴含，这也是他当时主张“不谈政治”的一种体现。

    公平地说：胡适提倡“八不主义”，鼓吹白话文学，虽自谦为“文学改良”，但从推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来看，具有很大的革命的意义。然而他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则与革命潮流相悖，充其量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行径罢了。

    尽管胡适一再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根本不能遏制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势头。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马克斯”后通译为“马克思”），同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陈望道翻译）在上海出版。随后京、沪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新青年》自1920年5月七卷五号起，由北京迁回上海出版。陈独秀征求各位同人对今后编辑方针的意见，胡适针对杂志“色彩过于鲜明”而“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曾经提出《新青年》从九卷一号再移北京，并“声明不谈政治”，只“注意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否则就应“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119]同人们意见不一，胡适的建议虽然得到部分人的支持，但未被陈独秀采纳。（胡适说）“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发表文章了”。[120]

    《新青年》在上海由陈独秀主持，又加进了陈望道、李汉俊等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年轻人，“色彩”继续“染浓”，逐渐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又将《新青年》作为机关刊物。“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学报。”[121]胡适以及和他持同一立场的人遂与《新青年》脱离，于1922年5月另创《努力周报》，从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过渡到鼓吹“好政府主义”。胡适在为丁文江（在君）写的传记中，将他的态度转变作了一番详细的记述：

    “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奉直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们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122]

    丁文江（在君）在和朋友们谈话时，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的话：“千万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123]

    由于现实的需要，加上朋友们的推动和本人的兴趣，胡适与丁文江等几个有职业并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大家可以同在一张桌子上边吃饭边讨论，于是“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周报”就在饭桌上提出并通过了，由胡适取名《努力》，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作为出版基金（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280元）。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费所需不多，成员均义务撰稿，不支取稿费。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第1期出版，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议论和批评政治的阵地。胡适还写了一首《努力歌》作为发刊词，其中最后几句是：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124]

    胡适“发愤”要谈政治，“努力”要谈政治，而且一连串的惊叹号（！）表示他决心很大。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上中旬时期，他又究竟谈论了哪些政治，提出了什么主张，进行了哪些活动呢？

    鼓吹“好政府主义”

    胡适亲自撰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后略作修改，作为一篇正式的宣言刊载于《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列名的提议人有16位：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京大学教务长），陶孟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朱经农、徐宝璜（以上为北京大学教授），王宠惠、罗文干、梁漱溟、张慰慈、高一涵（以上为北京大学教员），陶行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王佰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丁文江（前地质调查所所长），汤尔和（医学博士），王征（美国新银行团秘书）。这样显赫的阵容显然是以北京大学的学者教授为主体，而就主张来说则主要体现了撰写人胡适的观点。

    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胡适曾经在安庆第一中学作过“好政府主义”的讲演，他痛感于“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大声呼吁“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125]1921年10月22日他又在中国大学作同一题目的演讲，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对“好政府主义”这个命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政府是人造的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126]以“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为标准，“凡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127]好政府主义的实行，须备有几个重要的条件：“要觉悟政府的重要”，“要有公共的目标”，“要有好人的结合”。[128]

    胡适还写过一首诗《双十节的鬼歌》，号召：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乌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129]

    《我们的政治主张》写完之后，他先打电话告诉了李大钊，第二天又约几个朋友在蔡元培家中讨论修改，经大家一致同意做提议人，这才公之于报端。由此可见胡适对这篇文章是很重视的，它的确表达了当时他们那一班人又主要是胡适的政治主张。[130]

    1.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2.“好政府”的至少含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方面，第一要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3.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1）一个宪政的政府；（2）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用人，等等；（3）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4.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和恶势力作战。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以上四条是观念性的，原则性的。对于当前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1）要求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早日正式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2）对于南北议和的条件，要求（甲）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乙）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丙）和会应该协商裁兵；（丁）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3）对于裁兵的问题，主张四点，其中一项是“裁废虚额，缺额不补”。（4）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并主张参酌各国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迁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5）对于现行的选举制度，主张废除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6）对于财政问题，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各项内容，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中也有所论述。[131]

    总括胡适上述政治主张，很显然他所谓的“好政府”就是由好人组成的政府，由好人组成的政府实行“好人政治”。理想中的“好人”又是什么标准呢？胡适开列了两个条件：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的可以有为。也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然而在野是好人，入朝就变坏的事例屡见不鲜，关键是必须对政权进行革命性的根本改造，否则体制依旧，纵使加进几个好人也无济于事，充其量被当作花瓶来点缀。上述主张的三位提议人王宠惠、罗文干和汤尔和，都是胡适心目中的“好人”，后来分别出任北方政府的代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教育总长，位居要职，但不久即在北洋军阀的互相争斗中被迫下台。这说明在对北洋军阀政府未做根本性的改造之前，“好政府主义”云云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根本行不通。汤尔和就写信对胡适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132]的确，胡适鼓吹的“好政府主义”，与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相比只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对北洋军阀政府来讲则无异于对牛弹琴，胡适后来也承认他做这样的鼓吹是在“与虎谋皮”。

    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平叛、北伐

    20世纪20年代民国虽立，但国家尚未统一，仍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北洋军阀政府控制着北京以及北方广大地区，东北、西南各省由地方军阀盘踞，在长江中下游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犬牙交错。各派系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作各自的靠山，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孙中山力主南北议和，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百般抵制与反对，穷兵黩武的曹锟、吴佩孚依仗手中握有大量枪杆子，妄图“武力统一全国”。孙中山一再碰壁之后，乃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广东为革命策源地，进行“北伐”，打倒军阀，用革命武力实现中华民国的统一。

    美国实行联邦制，一个州大致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省。胡适根据美国的政治蓝图，主张中国实行“联省自治”，中心内容一是加大各省的地方权力，使之达到“自治”的程度，并由“自治”的各省联合起来，对中央政府实行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二是各省议会制定自己省的法律，由“省议会”和“省宪”对各省军阀实行制裁。对于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胡适提出的原则是：“集权于国，分权于民”，“各省确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自治省分而不致侵犯中央的权限，不致居服从中央之名而实行割据的分裂！”[133]他认为“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134]，反对任何个人、任何政党用武力强行统一。他说：

    “（一）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二）宪法是将来的政治工具，此时决不能单靠宪法来统一的。（三）大革命——民主主义的大革命——是一时不会实现的；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四）私人的接洽，代表的往来，信使的疏通，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鬼鬼祟祟的行为……分赃可用此法，卖国可用此法，谋统一不可用此法。（五）唯一正当而且便利的方法是今日从速召集一个各省会议，聚各省的全权代表于一堂，大家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公开的讨论究竟我们为什么不能统一，公开的决议一个实现统一的办法。”[135]

    如果（一）是针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说的，那么（三）就是针对孙中山说的。这两派胡适都不赞成，所以各打五十大板。

    但有一个人受到胡适的称赞，他就是赞同“联省自治”的陈炯明。

    陈炯明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他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围攻广州总统府，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脱险后被迫逃往上海，重整旗鼓，再造民国，及至1923年春滇桂联军击溃陈炯明后，始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

    这一段尽人皆知、国共两党均有共识的历史，在胡适的记述中却走了样。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以后，胡适很快就在《努力周报》上接连发表短评，公开为陈炯明的叛变叫好：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136]

    “……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137]

    胡适从“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出发，视陈炯明的叛变为“革命”行动，并赋予他一个崇高的目的：造成“自治的模范的新广东”。在陈炯明遭到举国声讨后，他还一再为陈炯明辩护，声称：“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138]相反，他对孙中山却多有指责，甚至用“倒行逆施”来否定孙中山以广东为革命策源地，用革命武力实现统一的正确举措。及至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胡适竟然还说：“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139]

    这些打着“忠告”幌子的刺耳之言深深刻在了孙中山先生的脑海里，从此便有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140]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将胡适的上述言论斥之为“丧心病狂”，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胡适的伦理》等多篇文章，对胡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曾促成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会见，积极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李大钊虽然并不参与《努力周报》的编辑事务，但作为最初列名的一位提议人，他写信明确告诉胡适：“《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141]李大钊在政治上与胡适划清了界限。

    陈炯明则对胡适吹捧备至，寄予了莫大希望：“每于报章得诵高文，宏议匡时，精心爱国，敬佩尤至。现在内乱未宁，外侮洊至，想先生必能益抒崇论，指导群众，内安邦国，外奠纷纭。延企光华，曷胜引领。……”[142]

    实事求是地讲，胡适并非同反动军阀沆瀣一气，他是反对军阀统治的，他对北洋军阀政府很不满意。但他提出的“联省自治”，在当时军阀割据，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非但不能削弱各地军阀的势力，对他们实行约束与制裁，反而会由于各省“自治”进一步加大各地军阀的势力，助长他们的气焰，加剧封建割据，使国家的统一成为完全不可能。陈炯明之所以赞同胡适“联省自治”的主张，无非是要在“自治”旗帜的掩盖下，实现其个人野心，将广东变为他的独立王国罢了，而胡适竟誉之为“革命”，誉之为“模范”，对陈炯明赞赏有加。这种行径轻言之曰天真幼稚，重言之曰政治上胡涂，如果再言重一点恐怕就是——借用他恶评孙中山的一句话——“倒行逆施”了。

    违背民意，参加“善后会议”

    1924年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以日本为后台，乘机攫取了北洋政府最高权力，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为了巩固其统治，段祺瑞执政府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以解决国是，并假惺惺地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但实际上“善后会议”不过是各派系军阀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所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及其改组后的国民党，都对“善后会议”持反对的态度，主张召开由全国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以争取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国民会议应从速召开。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11月发表的第四次对时局的宣言中，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143]

    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国民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以为响应。与此相反，“善后会议”却门前冷落车马稀，原定出席人数为166人，开幕仅到会86人，不足法定人数。在这稀稀拉拉的出席者中，有一位学者模样的人物，只见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雅的外表里面仿佛藏有海一样的深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胡适作为知名学者，受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善后会议”两方面的邀请，这是对他究竟持何种政治立场的一次严峻考验。两个会议，泾渭分明而又水火不容，只有国民会议才能化解当前的政治危机，解决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许多人不赞成胡适参加由段祺瑞执政府召开的所谓“善后会议”，但胡适一意孤行，他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144]他的这种态度受到了某些人的吹捧：“先生对于善后会议愿意与会，具见热忱爱国，良用忻佩。此次会议纯取公开主旨，勋耆名宿，会集一堂；理想事功，自可融剂。先生当代学者，知识明星，尚望移其许多怀疑之点，预备充分贡献之案，国家前途，实利赖之。”[145]

    然而更多的是遭到批评。有的批评来自青年学生，语气十分尖锐，指责胡适同梁启超、章士钊拥戴段祺瑞是“认贼作父”，“卖身于段贼”。仅举二例：

    一篇《敬告胡适之先生》的文章，作者署名袁伯谐。

    “吾人初无嫉视善后会议之意，尤无反对或赞成胡适之先生加入善后会议之可能；顾一视善后会议之组织，就近来之形势而推测其将来，则吾人虽欲乐观其成，恐亦不可幸得矣。吾人固不敢必善后会议为督军团，然有资格加入善后会议之人，其重要脚色，是否离得了军阀？是否‘为民父母’而不祸国殃民之人？是否代表某阶级的清一色或三分之二而有强？看清这一点，则假使可决某一事为不当，胡先生虽欲以‘唯实主义’不惜掉三寸之舌与恶魔战，乐得而否决之，到此恐亦无现身说法之余地矣！

    胡先生以尝试自鸣矣，胡先生尝试而为文学之革命，其一种谦祥态度，正不失学者讲学精神；而不意胡先生出而问世，亦欲以‘试一试’的办法，从政于善后会议之门；姑不论‘对牛弹琴’牛无知音之理，而胡先生直欲以国家大事而实验其所谓尝试者，胡先生则经济矣，可怜中华民国不堪诸君之尝试何耶？！”[146]

    另一篇《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作者署名董秋芳。

    “自从那年和先生们讨论好政府主义，直接与先生晤谈以来，已好久不见先生的面了。向来因为仰慕先生那种‘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精神，所以看到中国民族之日就沉沦，便望着以好人自负的先生之东山再起，在言论方面，给麻醉似的中国民众，指出一条生路。等到现在，不但我们所期望于先生者，一无所有，便是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恭喜先生，数年来埋首书丛的结果，构成了名流学者的资格，运会所至，居然得了临时执政的段芝泉先生底宠招，行将和许多达官贵人们握手谈心，讨论所谓军国大事。孔二有云：‘富而可就（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先生真能阐悟儒家哲学的精髓了。但是我们读过先生给善后会议筹备处的一封信，不能不想到两年前先生在《努力周报》上答复我们讨论好政府主义的几句话——分头并进，各行其是，不能不感到先生所说的这几句话是含有乘时窃势的意义，并且不能不悟到数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等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窃猎浮誉，以为现在活动的一种步骤。诚然，先生之用心，亦良苦矣。

    ……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啊，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老实说，我并非故意要破坏先生平步青云的机会，也不是不愿先生发抒伟论，从速解救这种纷乱的局面；不过以为在民众本身还未觉悟的现在，用钦命式的协议，结果终是加上民众一种新制的镣链……这种关系中国民众利害的分赃会议，实在不值一试，不能一试；实验主义须应用在必须实验的科学上和值得实验的别种事业上的哟。如果不辨事之好坏，都要试他一试，那么，明火执仗的强盗也可以去试他一试了；夜钻狗洞的偷儿，也可以去试他一试了，如果先生真有这种勇气，我就可以闭口不言。

    总之，我们读过先生近来的言论，知道‘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我们只好盼望先生努力向着黑暗的处所去‘干！干！干！'”[147]

    胡适对青年人的批评，一方面是进行辩解，说他与今日之“当局”毫无关系：“疑我与‘当局’有何关系，或疑我之参加善后会议是为‘同乡’捧场”，“那就是大错了。”[148]（段祺瑞与胡适是安徽同乡，故坊间有此议论。）

    另一方面，他又以长者自居，对青年人的批评乃至指责摆出了不屑一顾的姿态：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149]

    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中，不指名地批评胡适等人的主张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是“姑息的妥协伪和平论”。胡适当然是不会接受的，他在周报上公开表示：“我们对于这种宣言者的唯一答案是：‘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150]

    “善后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各地军阀自行其是，河南战事日益激烈，江浙战争一触即发。这让胡适既感到灰心又觉得无趣，他说：“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151]会议中途胡适辞去了善后委员，从这一场闹剧中退出。

    “五卅”惨案：不承认有帝国主义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开枪打死领导罢工的工人顾正红，引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以学生队伍为主，大批市民参加，开展声援工人的宣传与抗议活动，要求收回租界。在南京路巡捕房门首，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抗议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发生在南京路的这一血腥惨案，激起了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怒潮，工人罢工、商界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随即展开，其规模之大、动员程度之广泛为前所未有，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成了反帝斗争的最前线。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工人和学生积极响应，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开展了群众性的抵制日货、抵制英货的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胡适与罗文干、丁文江、颜任光联名给外国友人发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电报，用爽朗锋利的英文叙述了惨案的经过，揭露英国军警的暴行。正在英国留学的罗家伦收到胡适等人发来的电报后，以《中国的理由》为题目印了5000份，通过英国职工联合会总会秘书长屈林在伦敦广为散发，争取到许多英国工人和一些议员的同情与声援。

    胡适还和罗文干联名致信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沈瑞麟，就与有关国家使团进行谈判，解决“沪案”提出若干建议，也就是帮着“出点子”：

    “此次上海惨杀事件，虽起于上海一隅，而其远因实在于八十余年来外人在中国之特殊地位所造成之怨愤。此当久在洞鉴之中，无待赘陈。今政府所派委员及使团所派委员既已停止谈判，先后北上，此事必将在北京开始交涉。观昨日使团之正式宣言，可知有关系之各国似皆希望上海事件迅速解决。宣言中并曾提及，中国政府如表示愿意，各关系国代表亦愿要求其政府许其讨论公共租界之组织及审判制度。此事今后之责任将全在大部。……故敢贡其一得之愚供大部之参考。”

    “……此次交涉宜分清步骤，以解决沪案为第一步，以修改条约，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为第二步。然于第一步交涉之初即宜为第二步预留地步；即宜同时向有条约关系各国政府郑重指出祸根之所在与夫后患之方兴未已，因以要求各国定期召集修改八十年来一切条约之国际会议。今日之民意非此不能满足，而将来之隐患尤非此不足以消除。不然，则一波不平，狂澜又起，不独大部与国人将永疲于奔命，而国内之工商学界亦将永无恢复安宁之日矣。”

    “约言之，第一步交涉似可分为三层：第一为急待解决之事项，如解除非常戒备、惩凶、赔偿、道歉等项；第二为较难解决之事项，如公共租界之组织及会审公廨之废除等项；第三为根本解决之预备，即上文所言修改条约会议之要求。今使团已表示愿意讨论租界组织及审判制度矣；我国若不乘此时机要求条约之修改，则此事将以租界之改组及会审公堂之收回为最后条件，而八十年之祸根依然存在，此国人所必不承认，当亦大部所不取也。”[152]

    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是寄生在中国躯体上的毒瘤，是国中之国。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收回租界”，胡适的上述建议大体上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应被视为是正确的和适时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而胡适的着眼点在于同有关各国使团进行外交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这是他作为“和平主义者”的一贯主张，在胡适眼里不平等条约是存在的，但他不承认有帝国主义。在和陈独秀的一次辩论中，胡适拿起手杖在地板上接连戳了几下，发出“笃笃”的声响，质问陈独秀道：“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这个生动的细节系根据汪原放的回忆，从中可以窥见胡适的政治态度。

    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总是冲在最前面。胡适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上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针对“五卅”惨案以后连绵不断的学生运动评论说：“我们观察这七年来的‘学潮’，不能不算民国八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在这抽象的肯定后面，更多的是具体的否定：

    “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我们须要明白了解：

    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

    ……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153]

    胡适所谓的青年学生应该做的“救国的事业”，就是专心读书求学，把自己铸造成有用的人才。一般来讲，或者抽象地说，这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当时政府无能、人民无权、中国任凭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宰割的情况下，胡适以此为理由反对学生运动，尤其是反对学生罢课，就直接影响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罢课是上海“三罢”斗争之一）。而就潜在的影响来说，又会使得青年学生走上脱离社会、逃避政治的道路，其危害性绝不能低估。王复初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这样指出：

    “昨天早晨博晨光先生在燕京大学说：对沪案你已与他想出法子来，先叫北京的学生上课，然后慢慢的叫中国的政府与英、日二国交涉，并谓你已开始运动北大的学生在大会中通过。设若先生果是这样的主张，对我们学业方面可谓周到；然对国家方面我们不能不疑。现在我们政府是无能为，所赖的只是民气。设若北京与全国的学生皆照先生的话上课，商工各界也置之不管，将来沪案结果是否要受其影响？现在青岛日人杀华人已是不少，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与日本政府交涉，像沪案那样的尽力呢？是因为学生与各界没有什么举动的缘故。设若北京及全国的学生及各界皆照先生的话，恐怕沪案也要变成青岛的案那样无人过问了。先生忧国心比我的加十倍，但这次这样主张，不知先生的意思怎样？”[154]

    这封信写得还是很客气的，很婉转的——也是很讲道理的。但胡适在武昌大学运气却没有这么好，他遭遇到了严厉的质疑与驳斥。

    事情是胡适挑起来的。1925年9月武昌大学校长石蘅青邀请他去讲学，胡适就学生运动与求学旧调重弹，对学生们说道：

    “五卅沪案，闹得全国纷扰，你们应该走的一条路，就是闭门读书，不管闲事。沪案打死的是少数人，你们反省一下，看看直奉战争，打死十几万人。你们对于直奉不说话，为什么对于沪案要说话呢？况且英人没有用机关炮打，用的步枪，这是的确的。”[155]

    胡适讲得振振有词，口沫四溅，实际是强词夺理，旧调重弹。学生们只是因为他是校长请来的客人，才没有当场向他发难，但会后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翊东便铅印了一封公开信，对胡适痛加驳斥：

    “（一）你说，‘闭门读书，不管闲事’。我想，在满清专制时代，朕即国家，做官的只一心做官，耕田的只一心耕田，做生意的只一心做生意，读书的只一心读书，那末，你这句话是对的。但现在既是民国，又值多事之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五卅惨案是何等的重大，你叫学生不管，那末恢复了满清‘朕即国家’的原状，那学生就不应管，也不敢管了。试问你来是不是运动复辟呢？……

    （二）你说：奉直战争打死十几万人不说话，为什么沪案打死少数人要说话呢？我承认，就人道上说，奉直战打死的，当然也应该说话，不错，不错。但是奉直战争打死的人，是彼此对敌，且都有枪械；沪案是有枪械的打死无枪械的徒手。就国界说，奉直的战争，好比是兄弟阋于墙；沪案是以强凌弱，以宾欺主。依你说，奉直战争打死多数人是不应该的，难道说英国人打死中国少数人就是应该的吗？依你说，为奉直战死没有说话，难道说为沪案说了话就有罪不成吗？依你说，沪案要打死多少才够说话，请你指出一定的数目，引出一个例证来。依你意思，英国人打死中国的人还打死少了，要不要再请英人打死几百几千几万呢？

    你说，英国人没有用机关炮打，用枪打的，是的确的事。试问炮打死与枪打死的有何分别？未必枪打死的就应该的吗？依你的意思，英国人用枪打还是优待中国人了。请问五卅沪案发生时你在上海，你亲眼看见英人没有用机关炮打吗？然则中国提出抗议，说用了机关炮，岂不是诬蔑吗？中国岂不要受反坐之罪吗？将来沪案开议时，你岂不要去作证人替英人作辩护士吗？我到底不解你是什么用意，是什么作用？”[156]

    公开信最后表示：“湖北人不但不排斥新文化，而且是很欢迎新文化的，所以这次才请你新文化大家来。然湖北是革命发源的地方，只是不欢迎为复辟的运动、外国的帝国主义宣传者。”[157]

    10月1日的汉口《晨报》在发表李翊东公开信的同时，还有一篇社论《对于胡适讲演之失望》，其中写道：

    “沪案交涉，全系自主国地位之存亡（兴废）与法之争，绝对非在分量上杀人分多少之争执也。奉直战争，杀人颇众，然只同根相煎而非异族相残也。……如适之言，内乱宜急，外侮不御，是欲率外人而杀尽我国人民也。谓非为外人宣传帝国主义，其孰肯信？

    鸣呼，适固今世所公认为文化运动之先进也，今其言若此，则吾国之学者尚可信，学术尚可凭乎？学者不可信，学术不可凭，是领土未亡而国脉先丧，可不痛哉！”[158]

    这篇社论和李翊东的公开信，虽然某些言辞有过激之处，但批驳还是相当有力的，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的言论不得人心，在青年学生中间没有什么市场。

    后来胡适又在北京“中国少年卫国团”发表讲演，在谈到“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时，他自我解嘲说：“在各种意见当中，主张较和平一点的人，似乎很是不能见容的样子。所以我想说几句话。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在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的同情的。”[159]对于“沪案”的解决，仍强调要按照法律程序，分两步走，认为罢工罢市是“很笨的武器”，“除了自己受极大的痛苦而外，而仇敌并受不到多大的害处。”[160]有人听了气愤不过，就写信要对他处以“极刑”。胡适并没有把这视为儿戏之语一笑了之，他认真地回答说：

    “我只希望国人平心静气的想想我的主张，如果我个人身受‘极刑’而我的主张能因此更惹起国人的注意，我决不悔恨的。”[161]

    胡适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同他的哲学信仰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实验主义哲学是他观察世界的基本指导原则，由此出发在政治上采取自由主义立场，又根据自由主义立场随时随地提出若干具体的政治主张。一切具体的政治主张都是由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派生出来的，是两者结合的产物。谈政治也好，不谈政治也好；这样谈好，那样谈也好，总之万变不离其宗。胡适自己说：

    “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162]

    这也就是说：创办《努力周报》，鼓吹“好政府主义”，参加“善后会议”，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平定陈炯明叛变，反对将清室逐出故宫，反对学生罢课……诸如此类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活动，都是胡适进行的“实验”，都是他的“大胆假设”，正确或成功与否需要“小心求证”，但目的崇高而又伟大，都是为了“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

    “先生”与“皇上”：紫禁城“逼宫”

    胡适的《尝试集》有一位非同寻常的读者——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也就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统，逊位后闭居于紫禁城内，即过去谓之的“大内”，民国成立后改称故宫。溥仪有一位英国教师叫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他给溥仪灌输了一些西方的新知识，溥仪受其影响也“咸与维新”，在宫内安装了电话，学会了骑洋车（自行车）。庄士敦据说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溥仪不仅成绩颇佳，并且在暗中护持这位小皇帝，所以溥仪对之心存感激。宫中那些守旧的大臣们却很忌恨庄士敦，庄士敦受到排挤本想辞职，但宣统坚决不肯放他走，将其留在宫中服侍左右。

    庄士敦与《新青年》杂志中的某些新派人士如胡适等有所接触，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文友会”，由庄士敦任会长。嗣后胡适接替庄士敦继任“文友会”会长。在相互接触时，胡适将自己的著作及办的杂志赠给庄士敦，庄士敦又将这些著作及杂志检送溥仪，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后很感兴趣，遂产生了想和作者见上一面的念头。庄士敦恭请小皇帝对胡适要特别优待，说胡适先生是大名鼎鼎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接见时不可以宫廷礼仪约束新派人士。溥仪表示既然如此，就免除胡适跪拜好了。——在紫禁城内，溥仪仍是“皇上”，跟随他的那些臣子们一如既往要对他行跪拜大礼。

    1922年5月17日（阴历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胡适接到从“大内”打来的电话，溥仪约请他第二天去见面谈谈。胡适因为第二天有事情不得空闲，宫中每逢周二又照例休息，所以商量之后，改在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二）去故宫。那一天正好是星期日，胡适不必去学校。[163]

    溥仪虽说已经逊位，但毕竟是清朝末代皇帝，胡适对于与溥仪见面即使不是“受宠若惊”，那也是相当重视的。5月24日他特地先去拜会了庄士敦，询问宫中有关情况。庄士敦告诉胡适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不受隆裕皇太后等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庄士敦举了几个例子：一是溥仪把象征“满清”统治的辫子剪去了；二是上星期他的老师陈宝琛病重，溥仪不顾大臣们的再三劝阻，竟自雇汽车出去看望陈宝琛；三是这次约见大臣们也极力反对，宣统同样自作主张，执意要与胡适先生会见。庄士敦还告诉胡适说，宣统读过他的《尝试集》，此即是想要接见他的由来，所以胡适在送庄士敦一部《胡适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请庄士敦转呈。[164]

    5月30日，胡适专门在家等候溥仪约见。临近中午前，溥仪果然派了一个太监来接胡适去紫禁城。胡适跟随太监到了神武门前下车，他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由护兵打电话通知宫里面，说某某人到了。古色古香的故宫内外都透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就连护兵督察处的墙上也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拓本，画上还有四句题诗云：“写竹应师竹，何须似古人？心眼手如一，下笔自通神。”这让文化名人胡适颇有感触，禁不住暗自称赞“此画极好”、“此诗虽是论画，亦可见其人，可见其诗”……

    打完电话，蒙“皇上”恩准之后，太监领着胡适步入宫门，又经春华门，进养心殿。宣统帝即溥仪在太和殿的东厢，外面装有大玻璃，门口挂着厚厚的帘子。胡适来到时，太监们掀起帘子，待胡适进去后一个个躬身而退。

    溥仪已经立起身来，胡适对他行鞠躬礼。

    “皇上！”胡适这样称呼溥仪。

    “先生！”溥仪这样称呼胡适。

    那天溥仪穿的是蓝袍子，玄色背心。事先叫太监在他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溥仪请胡适先生坐着说话，胡适也就坐了。定睛注视着末代皇帝：只见他的样子很清秀，身体单薄得很，年纪虽只有17岁，但眼睛的近视程度似乎相当严重。再举目观瞧，见室中摆有不少古玩，靠窗摆着许多书，炕中摆着《晨报》、英文《快报》等十余种现今出版的报纸，胡适认为大部分都是办得不好的。几上又摆着康白情的诗集《草儿》，以及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的《西游记》。

    “皇上”和“先生”相见恨晚，当即交谈起来。

    溥仪向胡适问起白话新诗人康白情和俞平伯的情况，还问及专门刊登白话新诗的《诗》杂志。他告诉胡适他曾作旧诗，近来也在试作新诗，他也赞成白话。这让胡适感到很高兴，他觉得自己为倡导“文学革命”所付出的智力与心血没有白费，竟然在高大厚重闭塞禁锢的宫墙里面意外地找到了一个赞同者，而且这个赞同者不是别人，恰恰是一向被视为最保守最顽固的“皇上”！

    溥仪谈到他打算出洋留学的事，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溥仪又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皇上”进出紫禁城并不方便，更不能随意到书肆里去淘书。胡适当即表示：

    “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请告诉我。”

    他想尽量满足年轻的小“皇上”阅读新书籍的愿望。因为他直觉地感到：像溥仪这样才17岁的少年，身居宫禁之内，整天被几个老太婆和守旧的大臣们包围着，内心一定是很寂寞的，新的书籍也许能给他带去一些慰藉，唤醒他的生存的意义。

    这次见面谈了二十分钟，胡适就告退出来了。小“皇帝”那清秀的面孔和单薄的身体，从此就留在了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165]

    有感于这次与溥仪见面，胡适一个星期后忽然心血来潮，于6月6日晚上写了一首诗。初稿很长，后来删成了4句短诗：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166]

    闭居于紫禁城内的爱新觉罗·溥仪，也就是清朝末代皇帝，在政治上他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的意义，所以胡适去皇宫会见溥仪在宫内外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京城一些报纸把这件事列为头条新闻铺陈渲染，一时间街头巷尾竞相谈论，捕风捉影不一而足。胡适本来在日记中对他和溥仪的见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看到社会上如此关注，诼言甚多，不得不于7月23日写了一篇题为《宣统与胡适》的文章公开发表，把事情经过重新叙述了一遍，并就某些传闻作了澄清：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167]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的确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甚至可以把它当作胡适写的一篇颇有人情味的白话小说来欣赏，尤其是他专门为此事有感而写的那四句诗，让许多人读了都受到感动。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不能不让人们对胡适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更大的不满。

    袁世凯当年使用两手策略，一方面要求南方革命党人答应以后由他做中华民国大总统，交换条件是他负责劝说清帝逊位；另一方面是允诺清室若干优待条件，以迫使清帝交出政权。民国建立，帝制结束，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颁布了“关于清帝逊位后之优待条件”共八款，其中第四款为“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168]

    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将军，素怀“为民国剪辫子”的夙愿，认为“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169]所以，1917年7月平定张勋复辟后，冯玉祥即通电要求驱逐溥仪出宫和严惩复辟祸首：“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170]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迫下野，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组成新的摄政内阁。冯玉祥“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鹿钟麟）去执行”。[171]

    鉴于袁世凯颁布的“关于清帝逊位后之优待条件”已实行多年，其间（1917年7月）又发生过辫帅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事件，冯玉祥为根绝后患，力主废除溥仪沿用的皇帝尊号，没收清宫，将清室从紫禁城内迁出。黄郛摄政内阁采纳了冯玉祥的主张，拟将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优待条件做若干修改，由冯玉祥部负责具体实施；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办理清室出宫事宜的委员会，由李煜瀛（前清两代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为委员长。1924年11月5日，黄郛以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名义签署命令：“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

    11月5日一早，北京卫戍司令、原冯部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接到内阁命令后，即和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并会同李煜瀛前往故宫，代表民国政府向溥仪宣示出宫令。清室内务府大臣之一的绍英在神武门迎候，鹿钟麟向绍英宣布了来意，绍英提出要看一下正式的公文。鹿钟麟遂将黄郛签署的命令出示给他看，接着告诉绍英：根据修正条件，宣统的帝号立即废除，限于当日迁出紫禁城；民国政府要求清廷随即交出玉玺，并将派员点验宫中的公私物品。

    以清廷“忠臣”自居的绍英，对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做出这等决定，你于心何忍？”

    李煜瀛未予理睬。

    绍英转脸又向鹿钟麟责问道：“你不是故相鹿传霖一家的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他所说的鹿传霖曾先后担任清王朝的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军机大臣。

    鹿钟麟同样未为所动，回答说：“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恰恰是因为来的是我们，换了别人你们就休想这样从容了。现在宫内外已布置军警，其势汹汹，就要动手了。”

    绍英只好接过民国政府的公文，返身进宫去向溥仪“奏闻”。溥仪立即召集由嫔妃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他们以“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但今日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为由，妄图拖延时日。同时又表示：“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由民国政府点收。”

    绍英出来将议论结果告知鹿钟麟等人，请他们向执政当局转达，另行约定日期由清室自迁，并请求对宫中物件不予点交。鹿钟麟、张璧、李煜瀛商量后，认为清室人员全部迁出的确过于仓促，难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废帝溥仪必须即日迁出宫内，无论如何不得拖延。

    溥仪却不甘心立即出宫，敬懿、荣惠两位老太妃因为她们个人的细软财物没法带走，更是死活不愿意搬出紫禁城。绍英秉承主子的旨意，拿这两个老太妃做挡箭牌，一再请鹿钟麟等民国政府代表通融。就这样磨来磨去，双方相持过了中午，溥仪仍赖在宫中不走。鹿钟麟觉得好言相劝无济于事，便采取“兵不厌诈”的做法，故意对随行的人员大声说道：

    “快去告诉外边的兄弟们，时间虽然到了，但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急着开炮。”

    其实他是在诈唬，但绍英却信以为真吓坏了，赶紧跑回去见溥仪，惊惶失措地回禀道：“鹿钟麟催了，再不搬他们就要开炮啦！”溥仪闻听也害怕了，急忙传知“大内”各宫470余名太监、上百名宫女，收拾细软物件赶快出宫，还分别按每人10块和8块银元的标准给他们发放了“内帑”。宫里顿时乱成一团。“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牌示”被匆忙摘掉了。溥仪又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商量出宫搬到哪里去，最后议定先到溥仪生父的住所——什刹海北河沿的醇王府暂且栖身，并立即派内务府的人去布置。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清逊帝溥仪及其皇后、淑妃一行被迫从盘踞的紫禁城中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鹿钟麟见到溥仪问道：“您今后是想做皇帝呢？还是做国民一分子呢？”溥仪言不由衷地答道：“当然是做国民一分子啊！”鹿钟麟倒也爽快，他告诉溥仪说：

    “既然如此，我们当然要予以保护。”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事先在神武门前预备好了五辆汽车。15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溥仪等登上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汽车。鹿钟麟坐第一辆车为前导，溥仪和他的随从乘第二辆，婉容等溥仪的亲属乘第三辆，张璧等乘第四辆，绍英等乘第五辆，相继驶出神武门，清帝入驻紫禁城260年的历史由此告终。不久溥仪又由醇王府逃入日本使馆寻求保护，在他的前半生一步步投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怀抱，直至当上了“伪满州国”的“皇帝”。

    这就是清逊帝溥仪从紫禁城迁出的全部经过。这一事件在社会上产生的震动很大，众口不一，有人称之为“逼宫”，有人称之为“革命”。

    段祺瑞当天即致电冯玉祥指责国民军操之过急，说什么：“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迫之则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172]被国民军赶下台的直系军阀诬指冯玉祥“盗宝”，在他们控制的《顺天时报》上大量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煽动性的字眼，甚至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之类的谣言，借此蛊惑人心。

    与此相反，11月11日在南方的孙中山致电冯玉祥，完全赞同冯玉祥答复段祺瑞质询的通电，高度评价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的革命举措：“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173]

    在这之前，学界名流章太炎11月8日率先致电黄郛内阁，称赞驱逐溥仪出宫的举措：“知清酋出宫，夷为平庶，此诸君第一功也。优待条件，本嫌宽大，此以项城（袁世凯）素立其朝，不恤违反大义致之。六年（1917年）溥仪妄行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强行篡逆，坐以内乱，自有常刑。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174]国民党张继、王法勤、丁惟汾、续桐溪、彭养光、焦易堂、王用宾等联电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表示祝贺，认为“共和缔造，十有三年，战乱频仍，迄无宁日，究厥原因，实辛亥革命不彻底之所贻祸也”，“迩者国民军兴，直取首都，曹退吴逃，已足为天下快；又复令溥仪废除帝号，退出宫廷，有此一举，非惟帝制复辟之根，永远斩绝，即与民主思想相反之武断政治，亦将与俱尽，而四万万国民，对于诸公，以首都革命而完成革命事业未竟之功，则无不额首相庆。”[175]

    黄郛摄政内阁11月8日以“国务院”名义发表通电，指出：“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畸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荩虑，定荷赞同。”[176]

    11月13日外交总长王正廷在答记者问时，对优待条件不能随意修正进行辩驳说：“优待条件岂可与条约相提并论，条约系对等的国家，有国际上之地位者所缔结，而我国优待条件，则为民国对于退位之清皇室表示优待的文件，由于一方面的善意，试问欧洲各国对于皇室待遇何如？又试问退位之清皇室，有无国际上之地位？此皆不言而喻。条约固难修正，至优待之发生与条约之缔结既异，且在项城（袁世凯）时代曾经修正，此次断无不能修正之理。况修正之原动力，基于多数国民之同情，而修正之结果，不但有利于民国，即溥仪亦可免受人利用之虞，为双方均有裨益之事也。”[177]

    11月29日溥仪由醇王府逃入日本使馆后，徐谦、石英、陈大齐、钱玄同、刘子云等253人联名发表反对优待清室宣言，重申：“凡我国民，急起力争，督促政府，将玷辱民国之优待条件，根本取消。”并对清室和前清遗老的行为提出严重警告：“至若溥仪私臣，使托忠爱，尚欲恢复一姓之尊荣，扰乱民国之团体，或欲扩张新优待条件，或欲恢复旧优待条件，及阴谋复辟，则彼等以溥仪为皇帝欲特殊于民国，是即民国之内乱犯，国法具在，谅难为若辈少逭。况若辈怂恿溥仪，逃入日使馆，反陷溥仪于不能为民国人民之绝境，若再有其它举动，更予溥仪以莫大之危险。”[178]

    胡适的态度则与上述主流舆论相反，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

    爱新觉罗·溥仪被国民军驱逐出故宫的那一天，即11月5日，胡适本不在城里，而是住在西山。他闻讯后很为溥仪抱不平，当晚即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去一信，表示抗议：

    “……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179]

    另据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记载：胡适事后曾到溥仪暂居的醇王府慰问，“先生”当着“皇上”的面又把国民军责备了一通。胡适还鼓励溥仪出洋留学。

    在世人的心目中，胡适本是一位倡导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新派代表人物，现在却像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样由维新派领袖变成了保皇党！这不能不让世人非常骇异，因此批评谴责声浪随之而起：

    “……你对于清室问题的意见，我们以为你是根本错误了，并且恐怕这种根本错误的议论，将来或者发生不良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不同你辩一辩。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是迟了十三年了。清室优待条件，乃非牛非马、不伦不类、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一种条件。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你说你‘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换言之，当然就是赞成清室取消帝号的，至于如何取消，惜未具体举出，但是一看下文：‘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然则欲使清室取消帝号，必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盛时代，以温和、谦逊、恭敬或他种……方法行之，方为民国史上一件最名誉的事，你这种议论，似乎令人不解。”

    “寻常所谓‘欺人之弱，……以强暴行之’的意义，当然系指强者对于弱者应有之权利，而强行夺取之谓，如果现在我们脑筋中已经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则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然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乘人之丧’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拉在一齐？”

    “总之，吾辈如果赞成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即须承认‘清室帝号取消’为正当的、必须的一件事，无所谓‘丧’、‘弱’的问题。”[180]

    胡适去故宫会见溥仪，如果可以用“人情”来解释的话，那么他反对将清逊帝宣统迁出紫禁城，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尽管宣统已经逊位，尽管溥仪当时还很年轻，但“宣统”本身是一个符号，是皇权的象征，溥仪在宫内仍然是“皇上”，紫禁城内仍是一个“小朝廷”，俨然如国中之国。溥仪又在张勋支持下，上演过一场短命的复辟闹剧。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全国人民，尤其是民国的建立者与拥护者们，对之持高度的警惕。不是过虑，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过分，实属必要。以后的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充分利用溥仪这个符号，这块招牌，建立了“伪满洲国”，把东北三省从中国肢解出去。还有，将清逊帝宣统赶出紫禁城，这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不能把它同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协定混为一谈，胡适用所谓“国际条约”的框架限制并评判国内事务，当时就受到了法律学家的批评。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函胡适，指责其年来种种违背民意的言行：“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先生近来种种举动，荒谬卑污，长此以往，先生将永为吾全国青年所深恶痛绝。”[181]

    胡适当然是要为自己辩护的，但他的辩解却是那么苍白无力，只能以“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为由，声称“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182]

    然而，懊悔太迟的是胡适自己。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凭借武力强占了东三省，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三千万东北同胞在日寇铁蹄下呻吟。及至这时胡适方才觉得“东北情况严重”，感叹道：“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在事实面前他终于承认：“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183]

    中西文化比较：“我们走哪条路”？

    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三位中方委员之一，另外两人是丁文江（在君）和王景春。1926年3月英方三位委员卫灵敦（团长）、苏狄尔、安德生来华，与胡适等中方委员在上海开会研究款项使用分配事宜。7月胡适随英方委员经莫斯科赴伦敦出席全体委员会议，开始了他长达10个月之久的欧美之旅。

    冯玉祥将军当时正在莫斯科郊外避暑。胡适停留莫斯科期间，听说他很是崇拜苏俄，常常画列宁的肖像，就对冯玉祥的秘书刘伯坚说了一句意味深长、充满象征意义的话：

    “我很盼望冯先生从俄国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184]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从巴黎到莫斯科”，是罗曼·罗兰世界观与文学道路的高度概括，标志着罗曼·罗兰从原先的资产阶级立场转而同情并支持无产阶级，从信奉资本主义走向信仰社会主义。胡适提出的“向西去”同样是一种高度概括，只不过他与罗曼·罗兰从西方走到东方正好相反。

    李大钊在被奉系军阀逮捕之前一两个月，曾对朋友们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185]李大钊的这一番话实在包含着深刻的内容，是一种带有指示性的、方向性的、富于象征意义的忠告，如果胡适听得进去，有可能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积极的影响，帮助胡适在复杂的中国政治斗争格局中找好坐标。遗憾的是胡适已经往西去了美国。

    胡适的“向西去”首先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即认同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明，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他对许多问题所持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所决定的。

    1925年6月28日，胡适应北京基督教学校事业联合会举办的夏令营的邀请，曾在西山卧佛寺万松亭作过一次题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讲演，其中着重谈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据胡适说中国文化具有下面几个特点：“（一）因为是古老的民族，所以富于惰性而尚保守。（二）因为在长期统一的国家内，所以思想很是平庸而不走极端。（三）因为在地大物博的环境内，所以只求实际，而不尚玄妙；以故宗教观念及哲学皆不离伦理、物质及人生。（四）因为无文化的劲敌，所以竞争进取之心非常薄弱。”[186]按照胡适的理论，“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187]，他对中国文化的上述认识说明了他对东方文明的基本否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颂扬西方文明、指摘东方文明的文章有增无减，态度愈来愈执着。

    1926年6月6日胡适在《现代评论》杂志第4卷第83期上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是他颂扬西方文明、指摘东方文明的一篇代表性的文章，最足以说明他对东西方文化所持的基本立场。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胡适一开头便语气严重地说。“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188]

    崇拜东方精神文明的人们，经常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胡适针对这种在他看来是“错误的成见”，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基本观念：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二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据此出发，胡适认为建筑在这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的西洋近代文明，是以追求幸福为人生的第一目的，而视贫穷是一桩罪恶，视衰病是一桩罪恶。他赞扬说：“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园’、‘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189]

    胡适以后还说过这样的话：“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我国的先哲孟子说：老百姓的勤苦工作是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老百姓的辛勤终岁，只是希望在年成好时能吃得饱，年成不好时可以不至于饿死。这怎么算是过分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起点。我们再看美国立国到今天，是以什么为根据的？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是《富兰克林自传》，——一部资本主义的圣经。这里边所述说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勤俭为起家之本。' ……从这一个作起点，使人人自己能有自食其力，‘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190]这些话使人不能不怀疑胡适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知识几近于零。

    胡适对西方文明高分贝地唱了一首颂歌，并由此断言道：“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191]

    而在所谓“东方文明”的世界里，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却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192]

    胡适进一步把西洋近代文明与东方文明作了对比，指出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不知足是神圣的”这句话成了西方人信奉的格言：“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193]而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194]他尖锐而又不无嘲讽地指出：“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195]

    胡适还指出：西洋近代文明在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又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人自由，使人强有力，使人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人打破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人戡天，使人缩地，使人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这样就把西方的人文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反而常常予以制裁甚至加以断绝。东方的古圣先哲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维”，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这是懒惰。一边是自暴自弃地不思不虑，另一边是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在胡适看来这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

    以上是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的概要，用潘光旦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评论来说，他把西方文明看得太高了，对东方的圣人及其言论则几近于诅咒。

    后来胡适又写了一篇《论中西文化》，用奚落的口吻说：“梁漱溟既不曾到过西洋，又连电影戏都不屑看，他那配谈东西文化！梁任公虽到过欧美，实不曾窥见西洋人的生活的真相。其余的许多老朽与一班‘少老’，皆是如此。”[196]换句话说，只有像他那样“亲自投身在西洋人的生活里面稍久的人”，才有资格谈论东西方文化，才能比较中西文化。最后他将他自己的观点用两句话作了这样的总括：

    “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的文化真是精神的文化。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说：在世界上最唯物的、最下流的文化之中，中国文化要算是数一数二的了。”[197]

    1926年11月他出席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世界学生会”，胡适在茶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东方文明的种种弱点。散会之后，陪他走回公寓的几个印度学生都说他的主张不错，但他们却不便这样主张。

    胡适问：“为什么不说老实话呢？”

    几个印度学生说：“如果今天我们印度学生这样批评东方文明，明天英国报纸上便要说我们承认英国统治了。”[198]

    听了这话胡适本应有所警觉，有所醒悟，却把它当成了耳旁风。几年之后，即在1930年11月，他又写成长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坦言：“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199]他并且大声疾呼道：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00]

    从颂扬西方文明到否定东方文明，从否定东方文明到否定中国文化，从否定中国文化发展到民族虚无主义，这就是胡适思想的轨迹。对他来说这又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必然的。他用教训的口吻，对青年学生强行灌输他的观点：

    “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踏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201]

    乍听起来，这似乎有些近乎鲁迅所主张的“拿来主义”，或者有些类似于我们熟知的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然而，“不管他来自何方”恐怕是胡适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因为他明明主张“向西去”，反对“往东走”。在胡适的字典里，所谓“向西去”，是指认同西方文化，颂扬西洋文明，学习并仿效西方又主要是美英等国的政治制度；反对“往东走”，是指反对“走俄国人的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这同他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所持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对东西方文明以及中国文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和响应，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与驳斥。赞之者曰胡适给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不愧是救渡中国的大船、指导青年的指南针。批评与驳斥则集中在中西方文化的优劣比较与民族自信心的建立两大问题上，后一问题尤其是胡适的软肋，所以他接连写了《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既为自己辩护又借题发挥，一而再、再而三地阐述他的观点与主张。

    第一篇《信心与反省》的由来是这样的：1933年5月15日胡适为《独立评论》一周年撰写的文章中，在提倡“独立的精神”的同时，也提倡“一点反省的态度”。1934年5月一位署名“寿生”的北大旁听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我们要有信心》一文，责怪胡适把中国文化“抑”得太过火了，认为中国改进不如日本迅速的原因在于我们固有的文化太丰富了，中华民族不但特能容纳外来文化还能使之精进，等等。胡适读后认为有重申“反省”的必要，于是就围绕“信心”与“反省”做开了文章。他说：

    “再看看‘我们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丰富’了。寿生和其他夸大本国固有文化的人们，如果真肯平心想想，必然也会明白这句话也是无根的乱谈。……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型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周、秦时代尚且如此，“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202]

    在批判了一通之后，胡适告诫人们：“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203]

    胡适进一步阐述说：“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在今日还容许整个的省分遍种鸦片烟，一个政府在今日还要依靠鸦片烟的税收……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现代民族在今日还容许他们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么‘时轮金刚法会’，‘息灾利民法会’，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204]

    在胡适看来，真诚的反省自然发生于真诚的愧耻。他引用了孟子说的一句话“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接着发挥道：“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要发弘愿努力学人家的好处，铲除自家的罪恶。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205]

    胡适上述对固有文化的批判，一如五四时期那样猛烈，然而也如同五四时期许多先行者们一样，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形式主义地看待中外文化问题，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五四时期的鲁迅也有这个缺陷，但后来鲁迅随着世界观的转变，掌握了辩证法，从而克服了片面性。胡适则始终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打转转，未能走出形而上学的藩篱。

    胡适知道他的这种论调是不合时宜的，是触犯忌讳的，至少也要引起严厉的抗议，但这些都是他心里的话，不能因为有人不爱听就不说了。正因为有人不爱听，他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

    胡适对西方文化的认同简直达到了痴迷和崇拜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贬损又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甚至感到愤怒。这样他就不能不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与责难。

    果然，有一位叫“子固”的读者对胡适的文章感到“悲愤”，认为“只有从过去文化中建立起我们的民族信心”，而不能“从骂我们祖宗中得来”。有一位叫吴其玉的燕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埋怨胡适“把中国文化压得太低了”，认为对待固有文化应当优劣并提，否则一味地“反省”下去，只会造成民族自暴自弃以致亡国亡种。这些只是批评的浪花，更大更多的批评肯定会接踵而来。于是胡适紧接着又写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指出：

    “这些责备的话，含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就是不愿意揭穿固有文化的短处，更不愿意接受‘祖宗罪孽深重’的控诉。”[206]

    “我所以要特别提出子固先生的论点，只因为他的悲愤是可敬的，而他的解决方案还是无补于他的悲愤。他的方案，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况且没有那科学工业的现代文化基础，是无法发扬什么文化的‘伟大精神’的。……西洋人跳出了经院时代之后，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业……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学与工业发达的自然结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的幸福，提高了各个参加国家的文化。”[207]

    “所以我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决不是这样浅薄的‘与欧美文化接触’就可以脱胎换骨的。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的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替祖国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208]

    胡适反复强调“反省”的必要，以至我们简直可以把他的“理论”概括为一种文化“反省”论。其主要内涵与逻辑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一无是处，除了罪孽还是罪孽，因此必须反省，只有在反省的基础上向西方学习，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才能建立起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反省论”成为胡适在对待东西方文化问题上一以贯之的重要主张，这一主张他终其一生未作改变。

    蒋介石是受旧文化熏陶，装满旧思想的新式军阀，尽管1927年12月他为了同宋美龄结婚而信奉了基督教，但骨子里还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且又多是固有文化中糟粕的一面。1934年他乘“围剿”红军取得暂时胜利之机，在江西南昌发表讲话，倡导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内容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用固有的道德信条加上“现代化”来规范全国军队和老百姓的行为。蒋介石所说的“现代化”包括科学化、组织化、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因此“新生活运动”又带着相当浓厚的法西斯意味。

    无论是固有文化，还是法西斯化，都是胡适所不赞成的，所以他尽管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但对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却持相当保留的态度。在《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功能，认为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的运动而不是一个政治运动，并说“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209]按照胡适所说的这个“三步”标准，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对处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广大民众来说，只不过是一道够不着吃不着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满汉全席或西式大餐，根本不切实际，也无实行和推广的可能。

    不过，毕竟“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倡导的，所以胡适在文章中也说了一些好话，称赞“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210]，“有了这种热诚，又有那身体力行的榜样，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南昌倡导的新生活，应该有不少的成绩。”[211]

    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是植根于固有道德基础之上的，由此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大讨论。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柄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十位教授，共同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首先指出：

    “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212]

    由此出发，十位教授强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一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213]

    他们主张对西洋文化“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对固有文化则应“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既不能“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不能“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214]

    这些话虽然不一定是主要针对胡适说的，但至少也包括胡适在内。作为文化“反省”论的首创者与代表人物，胡适坐不住了，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用直捣黄龙府的姿态，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胡适说：

    “我们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对于固有文化，他们主张‘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对于世界新文化，他们主张‘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这都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215]

    胡适把十位教授的《宣言》同某些地方军阀的复古主张联系在一起，说宣言“无一句不可以用来替何键、陈济棠诸公作有力的辩护的。何也？何、陈诸公的中心理论也正是要应付‘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建立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216]而“萨孟武、何柄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护持那个‘中国本位’。”[217]

    胡适认为十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他从四个方面概述了文化变动中最普遍的现象：

    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比较观摩的力量可以摧陷某种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与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个方面的自身适用价值成比例：最不适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

    第三，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十教授所梦想的“科学方法”，在这种巨大的文化变动上，完全无所施其技，至多不过是某一部分的主观成见而美其名为“科学方法”而已。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本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

    胡适最后说：“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的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218]

    尽管争论不休，但无论胡适还是十位教授，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没有真正弄清楚传统的固有文化中，究竟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哪些可以吸取并发扬光大，哪些应当坚决摒弃与排除。所以尽管讨论得很热闹，实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围绕“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展开的争论中，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并把胡适列入“文化折衷派”。这让胡适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他认为他才是“全盘西化”论的老祖宗，陈序经只不过是拾其牙慧的后来者。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这篇文章中，胡适举了一个事实为证：1929年用英文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年鉴》请他做一篇文字，胡适便写了《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有三派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中；三是充分西化。关于他自己的态度，文章中是这样说的：“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219]

    “全盘西化”的最初由来就是这样，发明权属于胡适，他是首创者。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在《中国评论周报》有一篇同样用英文写的书评，指出胡适在文章里混用了两个意义不全相同的字：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另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其实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更准确地翻译成中文应是“大规模西方化”。

    胡适声明：“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220]

    同时，他也承认“全盘西化”的确存在语病，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百分之九十九都算不得“全盘”。所以胡适又建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221]这样既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又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凡是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们当然都是同志，就连发表《宣言》的十教授以后也可以做同志，因为他们提出的“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也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

    胡适最后说道：“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222]

    既然西洋文化也有毛病，至少有不少历史因袭成分，所以就连胡适也“不会全盘采取”。这样胡适就对他原本主张的“全盘西化”论作了一点小小的修正，或者说稍稍退后了一小步，从“全盘西化”转向“充分世界化”。

    陈序经争辩说：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九十五还可以叫“全盘”。胡适于是又写了一篇《答陈序经先生》的短文，指出如果把“全盘”弹性化，不如改用“充分”“全力”等字。他并且特别强调“在文化改革的大事业上，理智是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要的动力”。胡适说：

    “我们不可滥用理智来规定女人袖子的长短或鞋底的高低，但我们必须充分用理智来倡导那几个根本大方向、大趋势、大原则。凡文化上的惰性都是情感的成分居绝大部分，其中很少理智的分析与了解。今日倡导复古的人们都是不能充分运用理智来征服他们自夸或苟安的情感。”

    “我们理想中的‘充分世界化’，是用理智来认清的大方向，用理智来教人信仰我们认清的大方向，用全力来战胜一切守旧恋古的情感，用全力来领导全国朝着那几个大方向走，——如此而已。至于一两个私人在他们的私生活上爱读仁在堂的八股文，或爱做李义山的无题诗，或爱吃蛇肉，或爱听《二进宫》，那才是我们的理智‘无所施其技的’。”[223]

    从胡适上述一系列文章中不难看出：“全盘西化”也好，“充分世界化”也好，并无实质上的根本不同，至多有一点点“量”的差别。甚至可以这样说：“充分世界化”是“全盘西化”的重新包装，里面充塞的都是胡适原本的货色。

    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炮制者与信奉者眼里，欧洲（加上美国）即世界，世界即欧洲（加上美国）。同样，胡适眼里的“西方”即是世界，他眼里的“世界”仅仅指西方。他所谓的“世界化”其实就是“西化”，即中国向西方学习并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国：走西方人的路——这就是胡适的结论。

    有的学者替胡适辩护，说他主张“全盘西化”带有批判封建复古“矫枉过正”的意思。然而，“全盘西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甚至替代封建文化，有时从西方舶来的“文化鸦片”与中国固有的封建糟粕相互杂糅，沆瀣一气，毒害中国人的灵魂，这是不争的事实。唯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才能彻底根绝封建复古文化，杜绝西方“文化鸦片”的消极影响。

    从崇拜西方文明、颂扬西方文化、认同西方价值观出发，胡适根本不承认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野蛮侵略的事实，即使有也要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帝国主义者“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把我们从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224]他振振有词地说：

    “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225]

    胡适后来还就“中国文化”对胡颂平说过这样一番话：“拖辫子不是中国的文化，这是由于外族政治的压力，不能算是中国文化。我不会提到‘拖辫子’的。在历史中有过‘拖辫子’，那是北魏时代，我们南朝的汉人骂北魏为‘索虏’。‘索虏’，就是用索子来索头发，所以南朝骂他们为‘索虏’，但他们没有强迫汉人拖辫子。我所说的中国国粹，如八股文、骈文、律诗、律赋、缠足等七八种，乃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只有中国有的，我叫它为中国国粹。像缠足的痛苦，你是不知道。从少时缠起，直痛苦到老的。缠了一千年的足，这是中国文化。又如鸦片，从明朝万历年间传到中国。万历皇帝也吃鸦片，他是当药吃的。鸦片在中国也有四百年的历史，为什么日本人不受鸦片的侵袭呢？这不是中国民族的弱劣，才吃鸦片吗？”[226]

    最直截了当——因而也是最露骨——的一段话是：“近日一班无识妄人造一新口号曰‘反对文化侵略’。此真是一种开倒车的现象！我们这个懒惰苟安的民族，若不是人家拿文化硬送上门来，那里肯输入文化！我们今日所以有一点点人的生活可享用，几乎全都是文化侵略的结果。铁路便是一例，欧美不来抢筑我们的铁路了，我们便十年不筑一条铁路！今日高唱‘反对文化侵略’的少年，与那班高唱‘西洋物质文明破产’的老朽，其实是殊途同归。同归者，同向开倒车一条路上走。”[227]

    胡适的这种观念如此执拗，以至他在研究古典小说时也忍不住要借题发挥一番：“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故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将改革的气象。但中国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的心理赶跑了。到了今日，人人专会责人而不肯责己，把一切罪状都推在洋鬼子的肩上；一面自己夸张中国的精神文明，礼义名教，一面骂人家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物质文明！……”[228]

    强盗有强盗的逻辑。欧美的一些学者，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与地区的侵略、占领、奴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描绘成西方文明对落后民族的启蒙与促进。他们这样做，犹如一伙强盗明火执仗闯进别人家的家门，把别人家的财富掠为己有，甚至霸占着不走，还要人家尊其为主人或者朋友，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感谢。

    胡适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学者，信奉和宣扬的却是帝国主义者的逻辑，这不能不让愤怒的舆论界——即胡适称之为的“左派刊物”——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229]

    无论过去和现在，凡是伸出大拇指赞扬帝国主义“侵略有功”，中国人民应当对之“感谢”的奇谈怪论，如果不是出于卑劣的汉奸心理，至少也是洋奴思想在作祟。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胡适却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五鬼乱中华”，借以混淆视听，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他在1929年《新月》杂志第2卷第10号（愆期出版）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以“探路”者自居，向世人指示说：

    “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230]

    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对象就这样被胡适一笔勾销了。既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革命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于是乎反对革命尤其是反对“暴力革命”，在胡适那里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231]

    虽然没有明说，但谁都清楚胡适这些话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讲的。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正在接二连三地对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运动进行文化“围剿”，制造血腥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胡适却污蔑中国共产党“悬空捏造革命对象”，“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此等奇谈怪论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胡适又说：“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232]

    “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233]

    不错，旧中国的确贫穷、愚昧、疾病流行、官吏贪污、社会扰乱不宁。胡适所说的“五大恶魔”确实普遍存在。但这些落后的东西之所以在中国绵延不绝甚至愈演愈烈，无论是远因近因，也无论是外因内因，恰恰是长期的封建统治、压榨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所造成的，不打倒封建主义，不打倒帝国主义，要改变这些落后现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对这些落后现象采取渐进的方法逐步加以改革并非不需要，但从根本上加以革除有赖于革命的完全成功。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也是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像胡适那样本末倒置，用改良代替甚至拒绝革命，是完全不可取的，那不是中国人民要走的正确道路。

    针对胡适的“五鬼乱中华”，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用犀利尖锐而又略带嘲讽的文笔，批驳道：

    “胡大博士真可说是见了鬼。他像巫师一样一里招来、二里招来的所招来的五个鬼，其实通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征候，那中国岂只五鬼，简直是百鬼临门。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征候，这些鬼，是从甚么地方来的。”[234]

    “我们的博士先生‘浅薄’得真是有点可爱。他说‘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是的，内或者是不在。外呢？中国的金融、交通、矿山、纱厂等等是在贵何国度的贵何主义、贵何阶级的手里呀？他说‘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这只是在名词上玩把戏。他说的‘封建制度’是秦以前的封功臣建同姓的说法……现在所谈的‘封建势力’是指在行帮制下的各种旧式产业，在地方上割据着的军阀、官僚、地主的那个连锁，以及因之而发生的各种痼弊的迷信与腐化（胡博士所说的五大仇敌都包含在这里面），这些是崩坏了的吗？问题不是徒逞唯名的（nominalistic）诡辩，而是要你看着事实！更可爱的是我们的博士问‘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 ——这该不是多喝了两杯洋酒时说的话罢？因为这等于在问：‘疟疾的病源虫为什么不侵害Plasmodium，梅毒的病源菌为什么不侵害Spirochaeta pallida？’”[235]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236]

    胡适有胡适的导向，革命者有革命者的主张，人民有人民的选择。

    整理国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胡适是留学美国的“海归”教授，他又极力颂扬西洋文明，指摘东方文明包括中国固有文化，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却用在了研究和整理“国故”上，而且成就卓著，做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贡献，成为新旧文化兼备的领军人物和名扬海内外的一代学术宗师。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由沈兼士任主任。国学门设有委员会，校长蔡元培亲自担任委员长，胡适、李大钊、马裕藻、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顾孟余等任委员。“国故”一词，据说是由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一书中提出来的。胡适则提出“整理国故”的行动口号，并被同人们推举为《北大日刊国学号》的编辑主任。刊名以后定为《国学季刊》，1923年1月正式出版，由胡适主编，蔡元培书写刊名，封面由鲁迅设计。

    胡适在《发刊宣言》中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237]“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省称或缩写。胡适就国学的使命、方法、目的，提出了重要而又精辟的见解：“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238]由他提出的“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有三个要点，既为国故的整理指明了方法与途径，又作为北大同人在这方面努力和试验的目标。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239]

    按照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说法：“我们的《新青年》那个小团体解散以后，这个语文运动便已在向全国进军，并在文学上作其创造性的努力了。这一运动已不限于少数大学教授来起带头作用。大学教授们（尤其是北大教授），定下心来，整理国故，对整部中国文化史作有系统的整理，正是这个时候了。”[240]

    而在这之前，北大学生社团“国故社”与“新潮社”曾经展开过争论，“国故社”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保存国粹”，而“新潮社”的主要成员毛子水则指责这些人抱残守缺，“追摹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另一主要成员傅斯年提出“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整理国故，然而何谓“科学的主义和方法”？谁也说不清楚。“新潮社”还强调当务之急是提倡新文化，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

    学生们的争论引起了胡适的关注，因为整理国故也是他非常感兴趣并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在着手做这件工作了：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整理《水浒》、《儒林外史》等古代通俗小说。他讲授《中国哲学史》更是天天要同“国故”打交道。所以，1919年8月16日在回答毛子水关于国故究竟“有用无用”的信中，胡适就提出了他对“整理国故”的意见：

    “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又说：“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241]

    胡适不仅仅是预言家。他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在国故整理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提出了一整套“整理国故”的理论与主张。

    1919年1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7卷1号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新文化的倡导者的身份，着重谈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242]他提出了四句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就把国故的整理与文明的再造联系了起来，把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不再把两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从而避免了片面性和绝对化：“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43]

    “整理国故”当然非自五四始，更非自胡适始。但“国故”在五四新文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下，胡适从理论上为之开启了“整理”之门，无异起到了起死回生的功效。从此，“整理国故”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了，胡适在这方面首先起了“解套”与“破冰”的作用。

    1921年7月胡适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暑期学校作《“研究国故”的方法》讲演，认为：“国故底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底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244]他着重提出了以下四个研究方法。

    1.历史的观念。把旧书当做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步，或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的起点。

    2.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245]

    3.系统的研究。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是“著”的。中国的书籍很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10部。无论研究什么书籍，都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须从历史方面着手，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寻出系统来。

    4.整理。整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1）形式方面：加上标点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2）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除了“三个要点”（见《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和“四个方法”（见《“研究国故”的方法》）外，后来胡适在许多文章和讲演中，从许多方面，从不同角度，对“整理国故”应当遵循哪些原则、运用哪些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充分详尽的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国故中既有国粹，也有国渣。如林琴南之类的“国粹党”，他们“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实足见其“糊涂懵懂”到了“如何配谈国粹”的程度！胡适认为：“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246]

    2.科学的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的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的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做定论。”[247]

    “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248]胡适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为例，称赞戴震提出的“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249]，认为这是治学的真精神。

    总之，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要抱着虚心去怀疑。再找方法解决怀疑。即使是对待经典大书也敢去怀疑。要有证据才可以怀疑，更要有证据才可以解决怀疑。

    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3.还国故以“本来面目”。胡适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诬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250]胡适提倡的这种态度，借用现在修复古建筑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修旧如旧”，重现历史上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整理国故是为了使国故复原。

    4.“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史实”[251]。在久远的历史年代中，“国故”（包括思想家们及其著作）总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又必须要有历史演化的眼光。胡适说他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辩》就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并把这种“整理国故”的基本方法视为他“最精彩的方法论”之一。他的学生顾颉刚从老师那里得着了“历史方法的暗示”，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顾颉刚深有体会地说：“凡是一件史事，应看它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胡适用赞许的口吻对顾颉刚说：“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过程，便是整理它了。”[252]

    5.不仅要有历史演化的眼光，还必须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胡适说“证”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法庭讯案必须有人证与物证，考证古书、研究科学其实和法官断案同一方法。“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253]只有经过这几个环节的严格检验，证据才是有效的，有用的，哪一个环节没有通过，这个“证据”的可靠性、可信性就值得怀疑并最终导致不可用。所以胡适提议：“我们作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肃性。”[254]

    6.方法与材料的关系。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会有绝大的不同。究其原因，就在于“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255]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两三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龟甲兽骨（即甲骨文字），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周口店发现了一个人齿，经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Elack）考定是远古的原人（后定名为“北京猿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由此可以得出：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

    胡适认为自然科学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256]，可以根据假设的理论创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所以说实验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而我们的考证学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三百年来最大的成绩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一句话：“我们的学术界还在烂纸堆里翻我们的筋斗。”[257]

    7.整理国故离不开对古籍的校勘。校勘学的方法，第一是根据；第二是评判。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见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

    发现错误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我们读一个文件，到不可解之处，或可疑之处，因此认为文字有错误，这是主观的发见错误。因几种“本子”的异同，而发见某种本子有错误，这是客观的。主观的疑难往往可以引起“本子”的搜索与比较，但读者离作者的时代既远，偶然的不解也许由于后人不能理会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于传本的错误。况且错误之处未必都可以引起疑难，若必待疑难而后发现错误，而后搜求善本，正误的机会就太少了。况且传写的本子，往往经“通人”整理过；若非重要经籍，往往经人凭己意增删改削，成为文从字顺的本子了。不学的写手的本子的错误是容易发见的，“通人”整理过的传本的错误是不容易发见的。胡适举了一个例子为证：坊间石印《聊斋文集》附有张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其中记蒲松龄“卒年八十六”，这是“卒年七十六”之误，有《国朝山左诗钞》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证。但若我们单读“卒年八十六”而无善本可比较，决不能引起疑难，也决不能发见错误。

    校勘的需要起于发见错误，而错误的发见必须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较。改正错误是最难的工作，主观的改定无论如何精巧，终不能完全服人之心。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无论如何有理，必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提出证实。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本，再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籍。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可知其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可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可证实所改的是非。万一底本、古本、最古引用本文之书都不可得，而本书又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

    总之，胡适强调在“国故整理”中必须贯彻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的传统。他说：“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258]

    胡适有理论，更有实践。

    自谓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他本人对国故的整理与研究涉及古典小说、中古哲学及宗教等诸多领域，几乎在每个领域胡适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以古典小说的考证为最。[259]

    《红楼梦》自传世以来，为之索隐、为之考证者不计其数，有关的文章书籍汗牛充栋，以至出现了一种专门的学问，谓之“红学”。旧红学派以索隐为主，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或认为是写纳兰性德家的家事，或认为主旨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故而“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元培就持这种观点。[260]然而胡适不同意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他另辟蹊径，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入手，着重探讨作者与小说的内在联系，从而创立了与旧红学派相异的新红学派。

    《红楼梦》最初是以抄本形式出现的，关于作者的情况知之甚少。胡适查阅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楝亭全集》、《雪桥诗话》及《续集》、《八旗诗抄》、《八旗文经》等大量材料，大致弄清楚了曹雪芹的生平与家世。曹家属汉军正白旗，自曹寅起祖孙三代四人相继任江宁织造，曾四次接驾，深得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的宠信。后因获罪抄家，致使一败涂地。曹雪芹名霑，系曹寅之孙，《红楼梦》是他在晚年穷愁潦倒的情况下撰写的，故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虽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生前仅成前八十回，并未全部写完。后四十回系由高鹗续写而成。

    胡适的考证据他自己说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作者的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版本的问题。”[261]也就是“著者”和“本子”。他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换言之作者即是书中人物的“底本”。[262]在写作手法上，“《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正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263]晚年他在台湾讲演《治学方法》时说得更直截了当：“《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264]胡适关于《红楼梦》的主要观点就是如此，这是他经过多方考证、多年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

    旧红学中也有人认为“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刊行于同治八年的《读红楼梦杂记》（江顺怡撰）就持这一说法，不过它被淹没在种种“索隐”造成的谬说之中，未曾引起世人的注意。自胡适正式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以后，“自叙传”说方才流布开来，成为新红学派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标志，并为许多人所接受。

    胡适在考证过程中，有两件让他“狂喜”的事。一是他原本相信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说的曹雪芹系曹寅之子，及至查得《雪桥诗话》及《续集》，方知曹雪芹系曹寅之孙，这就订正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在一则日记中详细写道：

    “单不广（庵）先生送来《雪桥诗话续集》卷六，内页23有一条使我狂喜：‘敬亭家有西园……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底车荷锸葬刘伶’之句。

    这条使我们知道：（1）曹雪芹名霑；（2）他是曹寅之孙；……我们有许多假设都经不起这一条的推翻！但我更高兴。因为袁枚的两条诗话虽然误记一代，却因此得一个更可靠的参证，这是一可喜。又因为袁枚误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我们可以推翻这种似是而实非的根据了，这是二可喜。上回我已觉得曹雪芹的世次发生问题，故说曹寅五十四岁时尚无儿子。我因此断定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以后，但我那时说‘假定袁枚说雪芹是曹寅的儿子的话是不错的’。现在我这点怀疑果然证实了，袁枚果然错了一代，这是三可喜。”[265]

    第二件事是他误以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错过了一次购得的机会。后来，此一版本的收藏家、北京大兴的刘铨福把书送至上海新月书店，书店转交胡适，胡适阅后深信这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虽只残存16回，但脂砚斋在抄本上的批注、评点对研究《红楼梦》和作者曹雪芹有重要的价值，遂出高价把它买下来了。这是1927年夏天的事，失之交臂的宝贝终于落到了自己手中，让胡适感到十分的欢喜。他的“自叙传”说就参考了脂砚斋在抄本上的若干评语，如“实有其事”、“实实经过”、“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等等……这些评点可以说是胡适“自叙传”说的重要依据。

    胡适在考证中也确实非常辛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往往要耗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曹雪芹的生卒年代为例：1921年他得到一些证据，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公元1765年）”，并据此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公元1715年～1720年），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266]1922年5月，他又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见敦诚挽曹雪芹的诗题下注“甲申”二字，又诗中有“四十年华”的话，故修正结论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他“死时只有‘四十年华’”。“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67]

    但到了1927年，胡适以重金购得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其中第一回有硃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公历1763年2月12日，“和我七年前的断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1765年）只差一年多。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岁，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测正相符合。”[268]

    考证曹雪芹生卒两个年代，前后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胡适根据这个例子，指出：“证实是思想方法的最后又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方是真理。”[269]又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材料，我们的考证就没有成绩。我研究这部书，因为所用的方法比较谨严，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找到一个最早的‘脂砚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个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无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几代的传记材料。因为有这些新材料，所以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点成绩。但是亦因为研究，我们得以扩张材料：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270]

    总之，胡适把他的《红楼梦》考证看作是考证方法的成功范例：“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即“著者”和“本子”——引者注）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271]“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272]

    这里附带说一下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有的红学家将它贬之为“狗尾续貂”，不过胡适的看法却较为公允，并且凸现了他的艺术鉴赏力：“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让人佩服。”[273]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之所以能够流传，为读者所基本认可，胡适说的它大体上保持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胡适创立的“新红学派”，显然比旧的索隐派前进了一步。据1995年《读书》第9期郁之所作《毛泽东与胡适》一文透露，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对国内知名学者的谈话中曾说过：“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274]

    不过，胡适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说法却是有欠妥当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小说毕竟是小说，属于艺术创作，需要对生活的原态进行加工使之典型化。无论作者在作品里的影子有多浓重，终究不是也不可能是作者的自叙传。[275]《红楼梦》不是按照生活和人物的原貌“依样画葫芦”，曹雪芹不是贾宝玉，贾府也不是曹府。弄清楚作者的身世与家庭，弄清楚作者所处的环境与时代，无疑对理解作品有很大的帮助，但要说小说是作者的自叙传，则显然不符合小说创作的客观规律，而且徒然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导致新的穿凿附会、对号入座等种种弊端。由于胡适大力提倡“考据”，诱使一些学者和青年人钻入牛角尖，考证愈来愈烦琐，愈来愈离奇古怪，而距作品的实际则愈来愈远，几乎同索隐派一样走向了主观唯心论的泥潭。

    佛教自西汉输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而盛行于唐，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乃至民众思想意识与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古哲学史，就专门论述过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其中一章的题目为《菩提达摩考》。但限于国内能见到的资料奇缺，这个课题无法深入展开，成为中古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甘肃敦煌千佛洞里藏有古代写本一万多卷，先后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以不正当方式掠取后，运回他们各自的国家，在伦敦约有六千卷，在巴黎约有二千多卷。剩余约三千卷后存于北京京师图书馆。这一万多卷绝大多数是佛经写本，只有几本是最古印本，其中有一卷王玠刻的《金刚经》，系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刻的，这是全世界最古的刻版印书，藏大英博物馆。

    1926年8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在欧洲逗留约近半年之久。他是个有心人，便利用会议间隙，在伦敦和巴黎两地往返奔波，遍求那一批失落于异国的敦煌古代写本，企望能弥补中古哲学史中薄弱的一环。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靠笨工夫。[276]

    胡适先去大英博物馆：“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正在展览的一个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料。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277]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看见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会的语录，他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事。卷子里面常提到‘会’；虽然那还是没有人知道过，我一看就知道是神会，我走了一万多里路，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要找禅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278]

    胡适咬住不放：“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279]

    又返回伦敦：“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卷破烂的写本，尾上有‘顿悟无生般若讼一卷’九个字。……检出《显宗记》全文细校，始知这残卷果然是向来所谓《显宗记》的古本。”世传《显宗记》中有“自世尊灭度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二十四个字，为古本所无，足见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显宗记》也当是后人立的名字，“二十八祖”也当是后出之说。胡适据此断定古本“这篇文字为神会之作”。[280]

    此外，胡适在其欧洲之行的日记中，还经常有这样的记载——

    “《禅门秘要诀》。……此稿极重要。全文为有韵的，文笔不坏，时有佳句。此稿须全部影抄，今记其于史实有关者……”[281]

    “此是‘禅师’与‘法师’之争的一件重要文件。……此件甚完全，文长而烦，可以影印。今摘抄末段，可以见当时佛家的文字障。”[282]

    “2145与2445皆首尾完全。但2445的抄手不佳，多错字。2145最可影写。”[283]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此书只一卷，然不传。我疑心3488与此是同一书。当详校之。”[284]

    “今日翻得S.2054为《楞伽（师）资记》，即净觉所著，即巴黎之3436。此卷只有二十一尺半长，似不全。……然此卷似有一序，中有‘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号，当细读之。”[285]

    “《顿悟无生般若讼（颂？）》一卷。此是一大发现。此即今所谓神会《显宗记》者是也。我读此文，疑其不像神会之作，然无可证之。今乃得一铁证。”[286]

    “到B.M.（大英博物馆）读书。校读《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用三种伦敦本校巴黎影本。抄《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七种卷子。B.M.光线甚暗，电灯又不明，校书抄书最伤目力。”[287]

    “……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288]

    从以上随意列举的几则日记，可以想见胡适有多么辛苦劳累，他全靠笨功夫，自己动手动脚——自然更要用心用脑费眼睛。

    胡适在伦敦查阅的敦煌古代写本有100卷，在巴黎查阅的有50卷，从中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关于禅宗史的唐代材料，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使我且惊且喜的则是我居然发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有关八世纪中国北派禅宗和其同时的其他禅宗各支的资料。”[289]特别重要的部分他还亲手抄写或自己花钱影印了下来。根据这些材料，胡适在禅宗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对达摩和神会两位重要人物的考证更为前人所未有，可以说是突破性的成绩。

    禅宗尊达摩是中国佛教的始祖，围绕他制造了许多神话，致使其人是否确实存在过引起了相当多的疑问，成为禅宗史上的一大公案。胡适根据敦煌的卷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证明菩提达摩原是印度佛教徒，南北朝时（约公元470年至475年之间）经海路进入我国广州，先后在南京和北方传授禅学。“禅”是佛教的代名词，“禅学”即佛学。菩提达摩作为东土第一代，传法世系依次为：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达摩死于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他在中国住了将近五十年，而不是过去所说仅仅住了九年。

    关于神会和尚，旧有材料中比之菩提达摩记载得更少，因此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神会仅遗有一篇《显宗记》，由于后人添加之故难免不无失真之处。胡适根据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查到的《神会语录》，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显宗记》的古本，参照《楞伽师资记》、《东都沙门释净觉》、《景德传灯录》等材料，首次明确指出在禅宗的历史上神会和尚（荷泽大师）是一位极重要的人物，并通过对神会的由来与事迹详加整理，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南宗初期这一阶段的历史。

    神会，本姓高，湖北襄阳人氏。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南下广东韶州曹溪拜惠能为师，惠能赐他一个法名曰“神会”。惠能与神秀同为五代祖弘忍之徒弟，后神秀声称自己为菩提达摩楞伽宗之嫡派，并自称六祖，在北方尤其是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势力很大，时人谓之“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惠能则在南粤地区发起禅宗运动，宣讲具有革新内容的“顿悟”教义[290]，称为“南宗”。惠能死后其新教义由神会承袭，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神会在河南滑台向北宗教派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声称五祖弘忍并未传法于神秀，其师惠能才是真正的法传之人，是六代祖，并举传法袈裟为证。神会攻击神秀、普寂一系为“北宗”的伪法统，称惠能一系为“菩提达摩南宗”的正统；提倡“顿悟”的教义，指斥北宗为“渐修”[291]。这一段史实胡适响亮地称之为神会“北伐”。[292]

    普寂一系借助官方势力向神会施加压迫。神会被赶出东京洛阳，黜居弋阳，又移武当、襄州、荆州。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与百姓蒙难，神会回到东京，以九十高龄之身，用发放“度牒”的方式为国家筹募军饷，平定叛乱，建立了大功。唐肃宗曾召神会进宫酬庸助饷之劳，神会死后并由朝廷下勅立其为第七祖。自此惠能、神会的南宗遂成为禅宗的正统。

    胡适根据敦煌卷本，不仅将过去一位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神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破天荒第一次详细地叙述了禅宗史上一段鲜活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斗争史实，这在禅宗史上实在有着“改写”的意义。他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高度赞扬说：

    “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293]

    “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二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294]

    是的，我们大家都感到快慰。在快慰的同时还应当感谢胡适，因为如果没有胡适，也许神会就不会重见天日，他连同那些语录仍在海外隐晦着，而我们与这位禅宗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迟至今日还难以见上一面。

    胡适晚年倾力最多、费时最长、考证又最精密的当数《水经注》。

    《水经》本是汉代桑钦著的一部地理书，北魏时郦道元为之作注，遂以《水经注》为书名流传于世。在一千多年中间，传抄者不计其数，致使错误百出，尤其是经文（即《水经》原文）与注文混淆，难以辨别。清代乾隆嘉庆两帝期间的学者以校勘见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东原）曾先后对《水经注》重新加以校注。然而，对三家新注后来的学者评价不一，有一些人认为戴震（东原）抄袭了赵一清、全祖望的注本，这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

    胡适对这一公案早有所闻，但由于没有细读全书，故而始终未发一言，在学术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295]及至1943年他卸任驻美大使闲居纽约，深为《水经注》所迷，又一再受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的鼓动，才决心全力以赴，审视并了却这一陈年积案。

    “我久想将来搜集此案全卷，再作一次审问，以释我自己的疑惑。我并不想为戴氏洗冤，我只想先摆脱一切成见，再作一次考订，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与‘求公道’的标准。”[296]

    “……今日独坐，取《水经注》聚珍本，《戴东原集》、《鲒埼亭集》、《观堂集林》及《别集》，试复勘此离奇之公案。”[297]

    “今天开始写《全校〈水经注〉辩伪》一文，作为我的‘重审全、赵、戴三家〈水经注〉判决书’的第一部分。”[298]

    考订离不开材料。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是做好学术研究必须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恰巧胡适这一年担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名誉顾问，他利用这个方便条件，加之有王重民的协助，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借阅所藏各种版本的《水经注》及有关资料，总计达200多万字。以后回到国内，上海和北平的朋友们听说他想要弄清《水经注》这个案子，又纷纷主动送来了不同版本的《水经注》，或提供有关的线索。“很短的时间，全上海所藏的《水经注》，我都看到了。到了北平，也是这样。于是各地的《水经注》都跑到我这里来了。”[299]加上他自己花钱购买的，总计胡适收集的各种版本的《水经注》近30部，其中有不少珍本、善本。而《胡适全集》收录胡适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多达206篇，共编为4卷（即14、15、16、17卷）。为此付出的心血与辛劳可想而知。

    胡适对《水经注》疑案的考证，一如其他考证，都是建立在一种比较细密的论证方法之上的，随时发现新材料新证据，随时发现前人的种种错误，随时发现新见解和自觉地发现自己的错误，随时修正改写。学者的严谨，学者的勤奋，学者的公正，在他身上结合得很好，表现得也很充分，成为胡适富有魅力的一种学术品格。

    其中胡适应用最成功的是比较法和反证法。他反复、仔细比较戴震（东原）、赵一清、全祖望三家《水经注》校注本的异同，并以其他书籍相对校，从校勘学方面，从《水经注》字句讹误的校正方面，爬罗剔抉，以全还全、以赵还赵、以戴还戴，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了10组证据，说明戴震校注《水经注》时根本未见赵一清注本，因为这10组证据都是赵氏书中的特别优点而在戴氏书中全然没有的。

    《胡适全集》第16卷收有长文《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查阅全篇，本书限于篇幅仅逐条摘要如下——

    一、《赣水》篇有一条注云：“汉献帝初平二年，吴长沙桓王（孙策）立庐陵郡治此。”赵一清的《四库》本和刻本都作“兴平二年”，这是最无可疑的改正。戴震的官本与自刻本仍作“初平二年”。

    二、《济水》篇朱□谋在“浚仪渠”下引《玉海》二十一卷内引《水经注》，凡一百十八字。赵一清在《朱笺刊误》中指出《玉海》所引“郦注”本是二条，自“浚仪县竹书纪年”至“汴东注，河南流”系二十二卷渠水注，汴河原作“汴沙”，河南流原作“沙南流”。“缘彼卷有错简，故其文不属。朱氏因浚仪渠而载之于此，可称极谬！”戴震却将朱谋□的错误全盘抄录在官本中，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极谬”的漏洞。

    三、《渠水》篇讨论“中牟”的所在，引薛瓒注《汉书》的一段话云：“中牟在《春秋》三时为郑之堰也。……按中牟当在漯水之上矣。”赵一清将“堰”字改作“疆”，将“漯水之上”改为“漯水之北”，与《史记·集解》和《史记·赵世家》注文相同，均是确凿的证据。然戴震仍从旧说，将“中牟”视为“郑之堰”，“在漯水之上”。

    四、卷五（河水）旧刻本、《永乐大典》本注文“碻磝城”有一段云：“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碻磝，守之。”全祖望据《通典》校增“七年到彦之北入拔之后失”十二字，赵一清《刊误》从之，将此段改为“宋元嘉七年，到彦之北入，拔之。后失。至二十七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碻磝，守之。”戴震屡引《通典》校正《水经注》，却忽略了全祖望、赵一清增加的这十二个字。

    五、卷一之末，注文引《淮南王书》有一段云：“河水出其东北陬，赤水出其东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一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赵一清据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在其《注释》中“洋水出其西北陬”之下，增入“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句。沈、赵补正极是，否则“若节去弱水，便只三水矣”，何来“凡此四水”？而戴震校本无弱水一句，亦无校语。

    六、卷三（河水）注文有一条云：“《山海经》所谓生水出盂山者也。郭景纯曰，盂或作明。”赵一清注释作“盂”，并认定郭璞原注“音于”和“盂或作明”四字不能并存，故而判定“盂或作明”并非《郦注》之旧，乃是妄人的作伪。黄省曾本讹“盂”作“孟”，戴震的官本与自刻本也都作“孟”，官本并校云：“案孟，近刻讹作盂。”将原本是正确的（“盂”），说成是不正确的（“孟”），并扣上一顶“讹”的帽子，此是也？非也？

    七、卷七《济水》篇注文有一条云：“城北有坛山罡。《赵世家》，成侯二十年，魏献荥阳，因以为坛台罡也。”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订正为“成侯二十年，魏献荥椽，因以为檀台”。赵一清在《水经注释》中进一步指出：“荥阳”乃韩地，非魏辖，何来“魏献”？故“魏献荥阳”当系“魏献荥椽”之误，而“荥椽，木材，非地也。檀台是冈，非屋也”。戴震的校本却误作“魏献荥阳，因以为坛台冈”。

    八、《渠水》篇（卷二十二）注文有一段云：“役水出苑陵县西隟候亭东。世谓此亭为郤城，非也。盖隟郤声相近耳。”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据《群国志》，河南苑陵县有“琐候亭”，《韵会》云“琐或作璞”，则“隟”或是“璞”字之误文。赵一清本全采沈炳巽说，戴震的两种校本此条则均作“隙候亭”，没有一个字的校语。

    九、《溱水》篇（卷三十八）注文有一段云：“泷水又南，迳曲江县东。又言县皆号曲江。曲，山名也。东连冈是矣。泷中有碑文曰，按《地理志》，曲江，旧县也，王莽以为除虏。……”此节似有脱文，诸本说法不一。赵一清接受了沈炳巽“疑有脱误”的说法，他自己又研究了《隶释》所保存的《周府君功勋铭》，遍读了欧阳修、曾巩、刘昌诗、赵明诚、洪适等人题跋此碑的文字，断定“泷中碑”就是曲江最有名的《周府君功勋碑》，进而推想郦氏注文所脱落的也许是赞扬周憬开泷功绩的话。这是赵一清的创见，他为此写了一条两千一百字的长注。而戴震的官本与自刻本仍依旧说，他毫不知道沈炳巽、赵一清曾经就“泷中有碑”提出问题并作了解答。

    十、《水经注》卷一“新头河”下注文引郭义恭《广志》云：“有石盐，白如水精，大段则破而用之。”朱谋本原文亦如此，只是把“大段”改为了“火煅”。赵一清误信《朱笺》，在其《注释》中迳作“火煅”，且不提及朱谋□那句“大段当作火煅”的话。但戴震校本此句仍作“大段”，并有校语云：“案大段，朱谋□云当作火煅，非。”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说明“戴震常用的《水经注》本子实在贫乏的可怜。他早年的底本只是那部最没有参校价值的项絪本，他不曾用《朱笺》原本来校正项本，也不曾有机会用沈炳巽、赵一清诸家校本来改善他自己的校本”。

    胡适挑选以上这10组证据，经过了一番很严格的审查淘汰。凡是他自己能驳倒的，他都先驳斥了；凡是没有作证价值的，他都取消了，留下的都是他自己驳不倒的证据。胡适由此展开逻辑严密的论证，剥笋一般层层深入分析说：

    “这10组或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都是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平日‘窹寐求之’的好宝贝。专治《水经注》的人，见了这些好宝贝，若不采取，就是真成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笨汉了。”[300]

    “这就是说，这10组都是偷书的人决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袭的人决不肯放过的。若单举一件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的校语，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301]

    “况且这10组的校订，都可以改正戴氏校本里一些无疑的错误，都可以补足他的校本里许多无疑的漏洞。戴氏若得见了赵氏的书，决不会放过这些最明白无疑的考订，决不会还保存他自己的许多大错误、大漏洞，留作后人的笑柄。

    所以这10组赵有而戴无，赵优而戴劣的校订，都可以证明戴氏没有得见赵氏的校本。”[302]

    胡适在这里用的是反证法：假如说戴震“抄袭”了赵一清，为何他不抄其优点，偏偏要保留自己的错误呢？他为什么偷坏的，不偷好的呢？戴东原竟是这样蠢笨的学者吗？由此可以反证戴震并未抄袭赵一清的校本，所谓“戴偷赵书”纯属无稽之谈。

    结论就这样做出来了，一桩“已成定谳”的冤案就这样澄清了，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就这样了断了。“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胡适十分赞赏并多次引用明代哲学家吕坤《呻吟语》中的这一句名言[303]，他的考证如此严密而精细，不能不让人折服。可以这么说：世上虽然没有出现一部《水经》的胡适新注本，他的本意并不是自己要重新为《水经》作注，只是要弄清一桩疑案，但通过胡适的考证，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东原）三家对《水经》注校的长短优劣，人们确实有了更清楚更透彻的认识。

    胡适总结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一是靠材料的足量占有；二是靠肯下笨功夫。他说：“一百五十年大疑案所以愈审愈胡涂，都是因为承审的学者们都不曾费这番‘笨工夫’。他们没有我的好机会，可以聚集这些本子，可以全副精力去比较对勘。”[304]又说：“这个案子审了多少年没有审出来，为什么到了我的手里可以审出来呢？因为当初审的人，不肯花多的工夫，我花了五年工夫，找出许多新材料，所以审出来了。同时又查明张穆、魏源、孟森、王国维他们为什么骂十八世纪一位了不得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戴东原是贼呢？因为戴东原是当时思想的一个叛徒，批评宋朝理学，批评程子、朱子。骂戴东原这一班人，又没有下多的工夫，做到勤；又不仔细的校勘，做到谨；同时动了正谊的火气，没有做到和，稍为查了一下，就发表文章，也没有做到缓。”[305]

    因此，胡适根据他五年研究《水经注》这个案子的经验，谆谆告诫作文史考据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调查人家的证据，还得要调查自己的证据。五年的审判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考证学者会有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学者呢？我的答案是：这些做文史考据的人，没有自觉的方法。……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306]

    胡适对国故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很多，内容庞杂，如果一一加以评述，需要写一部厚厚的专门著作。本章限于篇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那样做，仅以《红楼梦》考证、达摩与神会考、为《水经注》断案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实例，着重说明了：

    1.他的学术理念：“整理国故”为“再造文明”之必须；

    2.实验主义方法[307]：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科学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态度。

    这三点可以说囊括了胡适“国故整理”的全部，贯彻于他整理国故的始终。是非功过自然有待于后人评说。

    执长中公，“人权”论战

    中国公学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最早的一所民营私立大学，它的成立与一场中日纠纷有关。维新变法以后，清政府与日本的5所高等学校订有契约，凡考取的中国留学生均由清政府提供经费，谓之官费生。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愤然回国的部分留日学生主张在国内自办一所大学，定名为“中国公学”，并于1906年春在上海新靶子路黄板桥正式开学。

    中国公学的宗旨为“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职员均由公选产生，与学生完全没有界限。由于一无校舍，二无基金，不得不请求官款补助，原本以学生为主体的制度改变为以董事会为主体的制度，一部分学生因而集体退学另组“中国新公学”。后经调停，新旧合一，仍称“中国公学”。

    胡适1906年夏考入中国公学。监试的总教习马君武先生出了一个《言志》的国文题目，胡适写的卷子经马君武阅看之后非常赞赏，拿给别的几位先生传观，也都一致说公学收了一位好学生。至1909年11月“中国新公学”解散为止，胡适一共在中公就读将近三年半，他从16岁到19岁，从跨过少年步入青春，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兴趣从数学转向文史，写作与编辑刊物的初步训练，对他日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中公风潮后，“中国新公学”由于经费困难，教务干事李琴鹤让胡适担任低年级各班——也称之为“华童公学”——的英文教员，每星期教课30点钟，月薪80元。李琴鹤特地声明：本校同学作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胡适家里经济困窘，所以想了一下也就应允了下来，以学长的身份开始给低年级的同学讲授英文。

    中公讲授英文的姚康侯和王云五两位先生，都非常注重文法上的分析，胡适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他那时虽然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的文法来做比较。他又是个认真负责的人，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要想办法做好。执教一年，由于肯下功夫去预备功课，把字字句句的文字弄得很清楚，在讲台上倒没有出现过受窘的情况。教书也是一种学习，要让学生懂首先教员自己要弄懂。胡适说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但在文法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练习，这对于他实在有很大的益处。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开展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创办的《民报》积极宣传革命。中国公学有不少革命党人，他们带头剪辫子，激烈的时候还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假期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至内地供人传阅，扩大革命影响。可是胡适在中国公学三年多，却没有人动员他加入同盟会，也没有人强迫他剪去辫子，因为学校里的同盟会员专门商量过，大家都认为胡适将来可以做学问，出于爱护没有拉他入伙，让他参加革命活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的秉性和为人，他不是一个干革命的料。

    1927年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中国公学由何鲁接办。由于在南方的校董人数太少，何鲁便增加了一些中公的旧同学为董事，其中就有熊克武、胡适、朱经农、但懋辛、杨诠、丁彀音等人。校董会公推何鲁为校长，熊克武为董事长。1928年3月中国公学再起风潮，何鲁被迫辞职，校董会拟推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但学生们担心他们兼职太多，无暇顾及公学事务，专心办学。几经协商，校董会和全校师生公推校友胡适回母校担任校长，并由王云五、朱经农、但懋辛、丁彀音出面向胡适进行游说。

    此时胡适从欧美游历考察回国后，正寓居沪上，打算埋头著述。他在几位老同学老朋友的一再劝说与动员下，无法摆脱，只得勉为其难，暂且帮助母校度过眼前的困难局面。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是这样说的：

    “吴淞中国公学是我的‘母校’，近来起了风潮，收拾不下来。一班校董，云五、经农、但怒刚等三番五次逼我出来维持此校。我被他们包围，闹的没有法子，只得应允出来担任校长两个月。今天去第一次，把这个学期完了再说。……”[308]

    4月30日胡适到校就职。马君武先生主持全体师生大会，他兴奋地致词说：“1906年胡先生考进中公时，我就认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学生；不但成绩好，品行好，风釆也很好。果然，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的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了。现在由他回到母校来做校长，是我们中国公学最光荣的事，也是我感到生平最高兴的事。”[309]

    胡适校长在热烈的掌声中致辞，他简要叙述了中国公学创办的历史，特别就中国公学“公”字的意义作了发挥，强调要把“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作为品格教育的最高目标。[310]

    中国公学在上海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成立二十多年来，上海成为各省学生前来求学之地，这个风气也是由中国公学开创的。虽然离先行者们所期望的“务使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相去甚远，但中国公学作为中国民立自办大学之先锋，列为民立之“第一等学堂”，这样评价却是并不过分的。

    胡适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原本是临时帮忙性质，所以除有关校务的重要政策他亲自参与决定外，其余多不大过问，只每星期四来校一次。学校有重要集会，或纪念周请外人来校讲演，胡适也会随时到校主持。

    两个月后胡适按时提出辞呈，但校董会和全校师生都不愿放他走。校董会只同意由胡适提名一位副校长，由校董会聘任，驻校协助校长工作，这样一来胡适只好继续留任中公校长了。为摆脱日常繁杂事务，他约请杨亮功博士负责学校行政工作，校董会兑现诺言，聘任杨亮功为中公副校长。

    胡适曾经担任过北大的教务长，有一定的办学经验。他想中公校董会和师生们如此热忱相待并寄予厚望，既然自己骑虎难下，那就索性当好一名优秀的驯“虎”师吧！多尽一份责任，就是对母校的多一分回报。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改组校董会。当时中国公学校董有百余人之多，孙中山、黄克强皆系校董，因死亡分散，无法集会，而且不合于当时法令上的规定。胡适让杨亮功依据大学院[311]所颁布的私立学校校董规程，拟订中国公学校董会章程十余条，后经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删去其中“现任校董不得兼任学校职员”一条后，在6月10日举行的校董会上通过。新章程规定校董名额为15人，每两年改选1/3。在这次会上由投票选举产生的15名新校董组成校董会，他们是：蔡元培、于右任、熊克武、胡适、杨铨、夏敬观、叶景葵、朱经农、何鲁、王云五、刘秉麟、但懋辛、王敬芳、马君武、丁觳音。同日校董会还通过《中国公学组织大纲》共13条。新一届校董会的成立，使中国公学在组织形式上得以完善。

    胡适做的第二件事是调整科系。中国公学是一所极穷的学校，没有基金，也没有政府的津贴，经费的唯一来源靠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但何鲁任内所定学科组织有4个学院17个系，胡适认为规模太大了，远不是中国公学的经济状况能够负担得起的，所以他果断地做出决定：自1928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全校共两院七学系。社会科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原先的商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下辖的商学系。将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目的在于打通文理两科，提高学生质量。

    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并每周到校授课两小时，讲文化史。因为选他课的人很多，所以总是在大礼堂上课。他在一则日记中曾这么说道：“……因为学生的要求，不得不在中公担任一点课；又因为‘文化史’一门无人肯任，我只好任此门。此门其实是我不知道的，故我只好从头做小学生，用功学了去上课。”[312]

    胡适深知学校好不好，师资很重要，所以他做的第三件事是聘请教授。中国公学由他主持后，有许多学人愿意来帮忙，但胡适对于教授的聘请心目中有一定的标准，如教授中国文学者必须有旧学根基而对于新知识亦有相当研究方为合格。他聘请了高一涵主持社会科学院，其他先后应聘来中国公学任教的尚有：郑振铎、刘秉麟、罗隆基、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谢循初、刘英士、郑通和、杨鸿烈、叶公超、饶孟侃、蒯叔平、张慰慈、全增嘏、黄凌霜、赵少侯、胡宪生、袁昌英、程仰之、王孝通、沈从文、黄白薇等数十人，其中不乏著名学者，或学有专长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与文坛新锐人士。全校所聘教授以文科和社会科的人选较为整齐，因为胡适与这方面的学人联系较多较广。

    第四件事是筹措办学经费。中国公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政府不予津贴，过去福中公司每年给二万元的助款，但久已停付。胡适到校主持之时，学校尚保存有民国元年（1911年）整理公债40万元，由于此项债票未经指定的款付息，因此在市场上几于全无价值，胡适常戏称之为“无价之宝”。每到寒暑假青黄不接，无法发给教职员薪津的时候，正副校长胡适和杨亮功便利用这个“无价之宝”作为幌子，向银行抵押借款，到下学期开学再用学生交的学舍费偿还给银行。如此艰难办学，真让胡适不胜感慨，但他深知主持教育的人，其所做的一切最终目的无非是使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做到这一点，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才是所谓教育行政的真谛。

    作为校长的胡适，谆谆教育学生：“一个大学生能够在学校里用功的，将来到社会上去才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器皿。没有一个在现代成名的人不是在大学时候不用功的，也没有一个在大学时代荒唐的人会在社会上站得住的。现在，社会渐渐上了轨道了，那些靠着机会的侥幸者是必然地要没落了，真才实学的人是不会被社会遗弃的。你们愿意做哪一种人，你们自己去选择吧。”[313]

    在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典礼上，胡适对毕业生发表了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的赠言。他说：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作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314]

    胡适的这些话，他的谆谆教诲，不仅成为学生在校期间引导他们的指路明灯，而且在学生毕业之后惠及他们终生。像中公学生吴健雄、罗尔纲就是从胡适校长的教诲中得益良多，后来分别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历史学家。

    作为校长的胡适，倡导并努力培养中国公学的新学风。他在为中国公学刊物《吴淞月刊》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说：“许多爱做学问的少年朋友聚在一块，在这临江近海的野外，同城市隔离了，都自然感觉一种亲密的友谊，为大城市的学校里所没有的。我们想给我们在宿舍谈天，江滨论学的生活留一点比较耐久的记载。……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所以我们说，这个月刊的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315]

    然后，他着重立了两条戒约：

    “第一，我们要‘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例如顾亭林举160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是小题大做。若作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或‘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做，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第二，我们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我们要处处脚踏实地，不可学今日最时髦的抽象名词战争。用抽象名词来打抽象名词，大家都是‘囊风橐雾’，于己于人都无是处。

    这是我们一班同人的戒约。

    如果我们敢希望中国公学有个新学风，这个新学风应该建筑在这两条戒约之上。”[316]

    一所学校学风好不好，正不正，关系到学校的名誉和在世人中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学风正不正也是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的标志之一，有时候这种看似无形的风气甚至超过了有形的校舍与设备。没有哪所好的大学是没有好的学风的。但好的学风又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需要潜移默化的培养，一校之长的提倡和言传身教至关重要。

    胡适不仅要求学生养成好的学风，用功读书，做学问，还注意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在德智体多方面的发展。

    他鼓励学生写作与讲演，认为这对提高他们的思维与表达能力很有帮助，也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每当学生组织演讲比赛时，他总会亲自到场担任评判员，并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进行指导。

    体育课在学校往往不受重视，与音乐课、图画课归为可有可无的一类，被视为“豆芽课”。但胡适对学校的体育课却是很重视的，他在中公一次运动会上致辞说：

    “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不但是体育，还是德育，不单是体格上的训练，又是道德上的训练。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这其中有合作精神：假如平时成绩使我们知道这回的锦标一定是属某人的了，难道我们都不跑不跳了吗？不。大家都得加入。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单身一个人算不得第一。他得他的第一，我们得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便是我们的光荣。祝诸位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317]

    胡适亲自撰写了运动会歌，鼓励大家奋勇争先前进：

    健儿们，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亦要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

    要我们担戴。

    胜，要光荣的胜，

    败，也要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318]

    这首运动会歌充分表现了积极的进取精神，很好地表达了“胜”与“败”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仅限于体育，它还适用于生活的许多方面，人生的许多方面，可以说是胡适的一种人生哲学。

    国民党为推行“党化教育”，于1929年4月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要求“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收笃信力行之效。”[319]随后又公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课，目的有三：“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320]此外要求学生“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321]然而胡适却不赞成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在他主长期间中国公学不悬挂国民党的党旗，每周一也不做国民党纪念周。这样做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罗尔纲就曾回忆说：“进学校后，首先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办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己见。”[322]胡适校长着力营造的这种自由的空气，尤其是不挂国民党旗、不做国民党纪念周，为他同国民党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胡适办学有方，名望又隆，自他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以后，一年时间中公学生就由原先的300名猛增至1300余名。此数目系据杨亮功的记述，另据胡不归著《胡适之传》:“学生由500多人增加到1，200人左右”[323]。记载虽略有差别，但各地青年学生仰慕“胡适之”的大名，纷纷到上海报考中国公学，却是不争的事实。胡适自己在1929年8月间写的一则日记，可以作为证明：

    “今早到中公监考。投考入学考试者有四百七十六人，为中公有史以来所未有。青年人居然不怕‘反革命’的招牌！这是绝可安慰我们的一件事。”[324]

    日记中提到的“反革命”云云，则和当时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有关。

    众所周知，胡适是不甘心于寂寞的学者，他对时政经常公开发表议论，而其判断是非好恶的标准和依据，又是他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自由主义”、“实验主义”与“民主政治”。1928年3月他和徐志摩、梁实秋、饶孟侃、潘光旦、闻一多、余上沅、刘英士等几个朋友出了一份杂志《新月》（月刊），原本标榜“纯文学”，只谈文艺，但从六七期合刊起，便“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原因是“时局的严重”使得他们“觉得忍无可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清洗并屠杀共产党人。胡适对此表示支持，认为“确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从而由学理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渡到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

    同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次年10月10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确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这一时期胡适与蒋介石尚无交往，他先后写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多篇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甚至批评孙中山。

    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胡适对国民政府颁布的所谓“保障人权的法令”表示“失望”，批评说：“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财产之被没收，如近日各地电气工业之被没收，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四月二十日的命令对于这一方面完全没有给人民什么保障。”[325]他举了一个例子：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交出共产党员名单，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其拘禁多日，而刘的家人朋友却只能求情，不能向法院提出控告。胡适认为这是典型的人治，不是法治。他要求为保障人民的权利，首先必须“确立法治基础”[326]，至少也要制定“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327]对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提出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胡适尤持批评的态度。

    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胡适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哲学“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328]，其“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的太分明”[329]，从而导致青年只认得行易，不觉得知难，酿成轻视学问的风气；一班当权者以此为招牌，只要人民服从，不允许有丝毫异己的议论。胡适说：“政治学者研究的对象只是历史，制度，事实，——都是‘行’的成绩。行的成绩便是知，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政治家虽然重在实行，但一个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根据实际的利弊，随时修正改革，这修正补救便是越行越知，越知越行，便是知行不能分开。”[330]政治家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这是胡适所希望的“专家政治”，而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哲学如果“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它只“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331]

    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胡适针对《建国大纲宣言》关于“临时约法”未曾尽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的说法，依据事实予以驳斥。指出：自从“‘民国’元年以来，何尝有‘入于宪政’的时期？自从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的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于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实行过？……故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也”。[332]胡适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333]

    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胡适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国民党打起“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封建思想”的旗帜，何以党中的重要人物会发表拥护传统文化的思想呢？究竟国民党对于新旧文化的问题抱什么态度呢？在近年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占什么地位呢？他着重分析了这中间的原因，强调指出：

    “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国民党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态度，都有历史的背景和理论的根据。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会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334]

    又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礼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335]

    所以，“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336]

    胡适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至少也要“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337]

    这些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所属第三区党部呈请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附具的理由是：“胡适藉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338]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将第三区党部呈报转呈国民党中央常会，并附加情由如下：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摘，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339]

    除上海市党部外，江苏、南京、北平、天津、青岛几个省市党部也有类似呈文。上海市党部的呈报经国民党中央常会鉴核，由国民政府施行。中央常会训练部函开云：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340]

    国民政府令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行政院第3276号训令教育部，教育部于1929年10月4日由部长蒋梦麟签署第1282号《令中国公学》训令，“合行令仰该校长知照”[341]。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于1930年2月查禁了发表胡适文章的《新月》杂志。

    胡适当然是不服的，他直接给蒋梦麟写信，不仅将部颁1282号训令原件退回，并且指责“其中我的罪名殊不一致，我看了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所在。究竟我是为了言论‘悖谬’应受警告呢？还是仅仅为了言论‘不合’呢？还是为了‘头脑之顽旧’‘思想没有进境’呢？还是为了‘放言空论’呢？还是为了‘语侵个人’呢？（既为‘空论’，则不得为‘语侵个人’；既为‘语侵个人’，则不得为‘空论’。）若云‘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解哪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贵部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342]

    不仅如此，1930年2月胡适和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在序中放言：“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而且把自己写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和《知难，行亦不易》作为“思想言论自由”的两个“实例”。[343]他在这篇序言中，还引用了明周栎园《因树屋书影》卷二所载的一则故事：“鹦鹉遥见山中大火，遂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向世人宣示道：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344]

    鹦鹉灭火的精神体现的是济世救人的心怀，这正是胡适鼓吹与倡导“人权”的真谛，因而博得了许多人的赏识与喝彩。

    胡适虽然态度强硬，但他不愿因个人的思想言论影响中国公学，所以在接到教育部1282号训令后便向校董会提出辞职。中公系私立，校长任免本无须听命于政府部门，校董会深怕因此引起学潮，坚决慰留胡适再维持一个时期。胡适不便推脱，只好继续留任，同时筹划继任的人选。

    在这之前，中国公学立案一事曾被上海市教育局延误多时未得解决，胡适写信给教育部长蒋梦麟和次长马夷初，[345]希望早日派人来查，以便早日批示。是否给一个学校立案，这是教育主管部门权限之内的事，学校未曾在教育主管部门立案几等于非法。当时中公所办暑期学校有学生300人，教职员都是中公本校的，急需立案，否则无法给学生发放毕业文凭。到了1930年5月初，胡适又向校董会重提辞呈，中公的学生知道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做出决议：“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辞职。”学生代表向校董会恳切请愿挽留胡适作中公校长。胡适于是召集全体学生讲话，他举了北平协和大学牺牲世界著名学者作校长以求立案的例子，大家听了受到极大的感动，终于忍痛割爱，同意让胡适离去。中国公学校董会特致函胡适，对胡适担任校长两年多来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给予高度评价。

    适之校长先生：

    谢谢先生两年多在中公的努力。

    两年多的中公，无论从学生的数量上或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发展。无论何人，到于今不能不承认中公是中国较好的大学。然而这是两年前将近破产的学校，把这个学校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这是先生两年多的努力。

    我们知道中公因先生的努力，能有更大的发展，能从中国较好的大学，发展到世界著名的大学。但是我们知道国内外有许多人期望先生几部大著作的写定，写定了几部大著作，在世界文化史上，比办什么较好或著名的大学，尤为价值。所以我们虽再三强留先生，亦不甚愿先生因为中公，耽误著作。

    我们知道先生早已打算为中公找到一位和先生同样努力的理想校长，可以代替先生担负发展中公的责任，让先生专心写定那几部大的著作。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代替人，不容易找到；代替人不曾找到，或是人找到了，却不肯来替代，那么，中公的师生必不轻易放先生走脱。所以我们虽再三允许先生找人，终于歉然的再三强留先生。

    本年一月十二日校董会第四次常会席上，先生辞中公校长，推校董马君武先生继任。我们深信马先生可以替代先生，但是他席上不允替代，因此我们不能平白放走一位理想校长，不能不议决：“非马先生允任校长，不许胡校长辞职。”后来马先生不肯到校，继任校长无人，因此，我们不能不强留先生。四月十三日校董会第五次常会席上，先生又辞校长，马先生又不允继任，因此，我们又不能不强留先生。

    自从先生把三月十二日开始写定的《中古哲学史》逐篇油印，送给学校中几个朋友，我们才知道先生“五十日写成十万字”，“三、四个月成书两册”。我们看见这“五十日写成”的“十万字”，听见了“三、四个月成书两册”的预定计划，不能不把这个可以中断先生二、三十万字大著作的预定计划的中公校长问题赶快解决，让先生在“明年一月赴美讲学”以前，“专心结束”这部国内外人期望十年的世界名著及其它著作。因此，我们在五月五日校董会临时会席上，帮同先生强劝马先生允许继任，因此，我们接受先生五月三日的辞职书，推选马君武先生为中公校长。

    我们希望先生的著作如期写定，希望今后中公能有更大的发展，能随先生的著作，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忘不了过去两年多先生在中公的努方，我们要预约先生今后对于中公的继续努力。

    我们为中公，为世界，祝

    先生的健康

    中国公学校董会代理董事长蔡元培 十九年五月十五日[346]

    1930年5月19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

    如前所说，这与那一场围绕“人权”问题的论战是有某种关联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加入到被开除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蒋介石推行法西斯统治，颁布并实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方面对中央苏区进行规模愈来愈大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文化“围剿”。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就是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一个突出例证。用鲁迅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封闭得比罐头还要严密”的时代，又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瞿秋白诗）的时代。

    为了维护基本民权，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2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委员会由若干执行委员组成，以“国母”宋庆龄为首，各位发起人均为执行委员，杨杏佛兼任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论语》主编、语言学家林语堂也为执行委员。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当时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她同情并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经常参与并报道同盟的有关活动。

    杨杏佛受总会指派于次年1月中旬到北平组织分会。据胡适在《民权的保障》一文开首记述，杨杏佛当时说过这样沉痛的话：“争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347]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筹备，1933年1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宣告成立，推举胡适担任北平分会主席。北平分会出席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名额有三人，胡适列为首位，考古学家李济也在其中。

    胡适在北平分会成立会上首先致辞说：

    “……关于保障人权的意义，在座诸君也甚明了，无须解释。民权在临时约法第2章第6条至第24条中完全都是。现在国家已经有基本法律，但仍未讲保障人权，实令人难为情。民权的保障实以非法问题为其重要因子。所谓法治习惯，就是有一点权力都不肯放松。在三百年前有一位犹太的哲学家，他叫斯宾诺沙，他为了遗产的问题和他的姊姊来诉讼，结果胜诉了，但是他不要遗产，他所争的是权利。一个哲学家为了自己的权利，来和亲属相争，可见人权之重要。现在中国有人被当局非法逮捕以后，常常求私人人情去营救，很少拿法律来应用，可见一般人都缺乏法律的习惯。我们成立此会目的有三：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此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兰，我们要营救他们。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设法保护。”[348]

    那时胡适在国人眼中，不仅是知名的学者、教授，还是一位积极的人权活动家，其所秉持的“鹦鹉救火”的精神广受美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所以邀请胡适加盟并担任北平分会的主席，正是看中了胡适的影响与声望。而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以及由胡适任分会主席，胡适就任次日即去监狱视察，都受到了社会上尤其是一些正遭受迫害的青年人的欢迎。

    刚从北大经济系毕业不久的千家驹，虽然思想左倾，但很受胡适的赏识。他在1月24日致信胡适：“近阅报，上海民权保障同盟在北平有分盟之设，且得先生主持组织，闻讯鼓舞，为之雀跃。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之冤死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民权同盟的成立，在消极方面是援助这一般呻吟于人间地狱下的青年学生；在积极方面是争取法律所赋与人民身体、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在今日真是急不容缓的工作，也是中国青年的福音。北平分盟更得先生鼎力主持，其收效之宏与造福之大，更可预卜。”千家驹在信中还向胡适表示自己“切盼”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希望“先生最近能给我一个回音”。[349]

    一位在北大旁听的陕西籍学生杨韶秀，上一年12月9日晚因政治嫌疑被捕，一周之中辗转三处，严刑加身，强迫成招。后又解往北平军事委员会军法组关押四十余日，虽已过堂，但是否有罪却从未宣布。他在狱中给胡适写信，说：“北平市人权保障会业已成立，今后对于政治犯当设法营救。韶闻之下，又不胜雀跃之至，故不揣冒昧，以国民资格恳请兹念远方学生离家遥远，求学不易，代为请求早日释放，或早至反省院，藉得到较多自由，则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这封信的台头是“适之先生转人权保障会公鉴”。[350]

    一位被判无期徒刑的无辜青年周默秋，视胡适为“中国新文学革命之父，现代世界四大思想家之一”[351]，要求胡适“从文化运动转到政治运动的路上去”[352]。他躲在被子里偷偷给胡适写信，详细叙述了自己被捕前的一段文学经历和受冤屈的情形，恳求道：“先生，你得救我呵！非人的生活，真过不下去呵！受审时，我捱了三次酷刑，我现在的身体是坏极了，如果不能出来，我真会死在牢里的。先生，你一方面要救我，同时你还得救其他刑期较短的同案。中国的政治已糟到这样子，你不能袖手旁观，你不能永远去当大学教授，你不是当教授的人，你不能把过去的光荣历史一笔抹杀！全中国青年有三分之二在你底伟大的精神领导之下，谁也希望你底政治主张在你实验主义之下来实行。”[353]

    韩麟符早年就读于北大，后参加国民运动，做过两届中央候补执委，国共分裂后脱离双方的政治关系，埋头研究“正确的中国革命路线”。他在狱中写信给杨杏佛和胡适，说：“两位先生的来意，我们完全明了，在法西斯蒂的暴力下，保全一点中国革命的命脉，这不是普通的慈善事业，而是一个极光明极正大的努力，我们也不感谢先生们的私惠，因为这是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354]

    还有一位叫蔡晓舟的先生，他曾与之共过患难的朋友王慰三在南京被暗杀了，十几位宪兵有重大的共同谋杀嫌疑。蔡晓舟给胡适写信，提出：“一、由民权保障同盟呈请行政、司法两院暨军政、司法两部，迅将该宪兵等解除武装，送交法院侦查。二、如有人袒护宪兵，即应呈请监察院提出弹劾案。”蔡晓舟请胡适把他写的这封信送到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作为一项紧急提案。[355]

    以上材料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寄予了莫大的期待，而胡适作为北平分会主席更是众望所归。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的当天晚上，推定由胡适、杨杏佛、成平到军委会下属的陆军监狱、反省院及军法处看守所去视察。当时张学良在北平主持军政要务，杨杏佛向张学良说明情况后，少帅特许胡适、杨杏佛、成平一同前去上述三处参观。胡适等人遂于31日前往三处监狱视察，在反省院调查政治犯的情况时，同关押在那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治犯谈过话，其中有些人是用英语同胡适交谈的。调查证实确有政治犯脚上带锁，院中饭食营养亦不足。杨杏佛2月2日离开北平返回上海，临行未能与胡适告别。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认为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系“非法”组织，周炳琳在市党部纪念周讲演“党治与法治”时对此“有所辩正”。周炳琳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他们两人既是同事又是好友。鉴于造谣滋事者甚众，周炳琳叮嘱胡适“勿再对记者发表谈话”，以免某报记者“兴风作浪”。[356]

    上海民权保障同盟委托胡适等人在北平开展民权保障工作。中国大学教授马哲民被公安局拘禁，中法大学教授王慎予以及各校教授等八人联名致函上海民权保障同盟请求给予积极援救，民权保障同盟总会1月27日为此致函胡适、李济：“拜托先生等在平以本会名义，相机进行。”[357]针对顾祝同枪决刘煜生案，1月28日林语堂致电杨杏佛、胡适、傅斯年，要求他们“联络在平学者，拥护监察院主张，彻底查办，平沪两方面同时进行”。[358]2月2日史沫特莱代表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委员会致函胡适转北平分会，表示：“我们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北平分会成立的通告，我们也欢迎为刘煜生案件而采取的行动。”[359]

    正当胡适主持北平分会工作、开展民权保障活动不久，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却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了。

    事情的原委比较复杂。北平陆军反省分院的一名监押人员写了一份控诉书，指控对犯人使用“酷刑”。史沫特莱女士获此材料，于1月25日提交上海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会时传阅。史沫特莱在会上确认这份材料系自被拘禁人辗转递出，大家对史沫特莱的人格是绝对相信的，中国的监狱或军法处使用酷刑本来就时有所闻，又尚未得到胡适、杨杏佛等视察北平监狱的有关消息，所以2月1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由宋庆龄签发分送中西文报纸。因原件译成英文后文字过长，史沫特莱和林语堂作了某些压缩。林语堂是胡适的好友，英语极好，早年曾由胡适提供部分资助留学美国哈佛大学。

    这份控诉书由宋庆龄签发后，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大陆报》率先于2月2日发表，犹如一颗炸弹爆炸开来，当局使用酷刑对待监押人员顿时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抨击。

    在北平的胡适，2月4日收到一封航空英文快信，系史沫特莱女士所写，内附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函，“两函俱嘱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反省院中种种私刑”。宋庆龄信中并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360]

    史沫特莱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胡博士：……我应孙逸仙夫人和林语堂博士之请，现将附寄的一份文件送给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请您及时进行处理。您考虑能否立即召集在北方的会员开一个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请求您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使这个敢于送给我们这份呼吁书的罪犯受到迫害。我个人认为您应该指派一个委员会立即去见负责官员，提出最强有力、最坚决的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并要求有权进入陆军反省院与犯人会晤，并监督他们立即实行改革，对那些虐待犯人负有罪责的人员必须立即撤换。”[361]

    除致信胡适外，史沫特莱还给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写有一函，其中用坚定的口吻说道：“我们将以英文本分送国外的各国际组织，要求发表，并把此事造成一个国际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外国的意见，往往比对于中国人的意见远为重视。至于这群囚犯，我们认为你们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致因向我们提出呼吁之故而受到进一步的虐待。”[362]

    这两封信反映出了史沫特莱女士关注狱中囚犯的急迫心情，她为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而奔走呼号，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与赞扬。不过字里行间似乎有些“命令式”的语气，也许有人读了会觉得不大舒服。

    胡适当天（2月4日）就给蔡元培、林语堂写信，指出：“上海总社似应调查此种文件的来源，并应考据此种文件的可信程度。若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决定，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并使我们亲到监狱调查者，蒙携出或捏造此种文件的嫌疑，以后调查监狱就不易下手了。”又叮嘱说：“此函请两位先生与杏佛同看后，与孙夫人慎重一谈。……如有应由总社更正或救正之处，望勿惮烦，自行纠正，以维总社的信用。”[363]

    这封信还未发出，胡适第二天便在英文《燕京新闻》上看到了揭露北平陆军反省院非人道情况的控诉书，系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名义发表，同时登有宋庆龄的信件。下午又收到史沫特莱的信，始知上海《大陆报》已率先发表了。北平陆军反省院系张学良的管辖范围，胡适和杨杏佛等去那里“参观”又是经少帅特许的，所以张学良将军的秘书王卓然给胡适打电话，质问控诉书的来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平《世界日报》转来一封署名“李肇音”的来信，内言“兹由胡适之先生交下‘河北第一监狱政治犯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函’稿一件”，详述第一监狱中的种种“摧残压迫之惨毒，虐待酷刑之残狠”。内容与报载之控诉书大致相同，但信封上的写信人地址却是“米粮库四号”，即胡适的住家所在。

    事情既严重，又蹊跷。2月5日胡适一天连着写了三封信，分致《燕京新闻》编辑部和在上海的蔡元培、林语堂，在北平的成舍我、李济和陈博生。看来他真的是动了气了。

    在致《燕京新闻》编辑部的信中，胡适首先表示：他读了“关于北平陆军反省院非人道情况的文章”后“甚为惊诧”，因为“这个反省院是我于上月三十一日同杨诠、成平两先生一同访问、视察过的三处监狱之一。我们曾和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当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谈过话，其中有些人是用英语和我谈话的，因而他们当时是处在一种可以畅所欲言而不怕被狱官们察觉的地位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根据他们的实际调查，胡适认为“送交孙夫人的那封呼吁书十分可能是一封伪造的匿名信，而她又没有采取实地调查的步骤来加以核实”。胡适在信后的附言中又强调：“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364]

    在致蔡元培、林语堂的信中，胡适明确指出那个署名“李肇音”者是一个“作伪的人”，所述完全出于“捏造”。胡适说：“此种文件与孙夫人所收的Appeal同一来源，同是捏造的。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我认为此等行为大足以破坏本会的信用。应请两公主持彻查此行（项）文件的来源，并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决议此种文件的翻译与刊布。”最后声明：“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365]语气相当强硬，而矛头直接指向了宋庆龄。

    “北平的几个朋友”指的是考古学家李济与报界人士成舍我、陈博生，都是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胡适给他们写信，并附上史沫特莱从上海寄来的航空快信及中英文文件三种。“我看了很失望。”胡适说：“如三位认为应召集执行委员会讨论，乞示知。”[366]

    胡适是声名显赫的人物，他的态度自然引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高度关注。

    林语堂是胡适的挚友，同属英美派文化圈中人。2月9日他以私人名义给胡适回了一封信：

    适之兄：

    得来札，知道北平监狱调查报告出于捏造，此报告系由史沫特烈（莱）交来，确曾由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会传观，同人相信女士之人格，绝不疑其有意捏造，故使发表。不幸事实如先生来函所云。接信后蔡、杨及弟皆认为事情极其严重，须彻查来源，弟个人且主张负责纠正。大约明日开紧急会议，恐会议上即将发生重要波折。但以弟观察，现此临时组织极不妥当，非根本解决不可。此事尤非破除情面为同盟本身之利益谋一适当办法不可。

    所幸此报告中文原文因某种关系尚未发表，否则更难补救。（你来函态度之坚决，使我们更容易说话。）

    本会现此情形，谅你由份子之结合可推想得到。

    知道你关怀，所以先写几字，作为私人的答复。开会后当有正式的信报告一切。

    弟语堂[367]

    杨杏佛2月10日也给胡适回信：“致孑老及语堂兄两函已拜读，弟在车中见《大陆报》，亦甚诧异，嗣曾告会中诸人，文中所云，即使有之，必在入反省院前，不能笼统便加入反省院也。至此事如何处理，明日将开会决定，以后发表文件自当审慎。”又说：“弟等奔走此会，吃力不讨好，尤为所谓极左者所不满，然集中有心人争取最低限度之人权，不得不苦斗到底，幸勿灰心，当从内部设法整顿也。”[368]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2月12日召开执行委员会议，就胡适来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史沫特莱在会上详细陈述了控诉书发表的经过。据说她为此事很是焦急，竟至“彻夜不眠”。

    胡适早就料到此件是史沫特莱从北平带至上海的，“我绝对信任她的人格，她不会捏造此种文件，但此间有人专造此种材料，最易受欺，所谓‘君子可欺以为方’是也”。[369]胡适认为史沫特莱“是个天生的‘仗义者’，但她的成见太深，不可不劝告她。她听见说有人被压迫，她必信为真，她听见说中国政府做了一件比较满意的事，她必疑以为假。她最易受欺，即由于此。”[370]胡适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黄平在天津被捕后，曾托人带出一信，表示为保全性命他愿为政府所用。党部将其解往南京，黄平在南京招待报界并在广播电台演说。但史沫特莱不相信黄平肯为政府所用，她相信黄已被杀，招待报界并在电台演说是由另一个人伪装的。

    在胡适看来，史沫特莱“最易受欺”加上“成见太深”，故而将“伪造”的控诉书视为至宝提交总会，会中“极左派”人士如宋庆龄等据此大作“反政府”文章，从而引出了一系列事端。

    2月12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会议整整开了两个小时，“最后结果是以实在情形”由蔡元培、林语堂向胡适“解释”。

    蔡元培和林语堂随后联名于2月13日致函胡适，除表示“此事关系太大，非开会议彻查不可”外，就签发控诉书的缘由及过程作了一番解释：“至‘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Appeal’一篇，确曾由史沫特列女士提出会议；在史女士确认为自被拘禁人展转递出之作，而同人亦以此等酷刑，在中国各监狱或军法处用之者，本时有所闻，故亦不甚置疑；当开会时尚未得有先生及杨、成二君调查北平反省院之消息，因亦不想到先询其确否于先生等，即由会中委托史女士写英文缘起，陈彬和君写中文缘起，分别送寄中西文各报登载。但中文本因有新闻检察处之阻力，均未登出；而英文报则间有采载者。故此文若不宜由本会发表，其过失当由本会全体职员负责，决非一二人之过，亦决非一二人擅用本会名义之结果也，务请勿念。”[371]后面这几句话，显然是针对胡适把矛头指向宋庆龄说的，蔡元培和林语堂出于维护“国母”，都想尽力做一些调和的工作。

    杨杏佛2月14日也致函胡适：“此事于监狱调查当然添不少阻力，然只可设法补救及以后加意审慎，望兄千万勿消极，在（南）京、（北）平市党部开始压迫本会之时，内部自当精诚团结也。”[372]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蔡元培、林语堂、杨杏佛的信函，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态度：一是签发控诉书决非一二人擅用本会名义；二是不存在由总社“自行纠正”，以后收到此类文件“自当审慎考核，不轻发表”。这当然不能让胡适满意。

    胡适随即对上海《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声明这份控诉书是“显然是伪造”的，他根据“审慎调查所得的情况，无法得出曾经使用过这些酷刑的丝毫证据”。[373]胡适在谈话中指出“改良”政治犯待遇“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374]，并提出了民权保障同盟处理政治犯的待遇问题，应该遵循下列几项原则：

    “（一）逮捕政治嫌疑犯必须有充分确切的证据。诬告应予依法治罪。

    （二）政治嫌疑犯被捕后，应遵照约法第8条规定，于24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

    （三）应由法院起诉的政治犯，必须进行公平和公开的审讯；不需起诉的应立即释放。

    （四）拘留和关押的犯人，应予以合理的人道待遇。”[375]

    这四条原则符合一般惯例，原本是不应该产生什么歧见的。但胡适又强调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376]这就犯了大忌，违反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目的与宗旨，因为他实际上是把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排除在“民权保障”之外，而且赋予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付”即镇压的权利。

    上海《字林西报》2月22日刊登了胡适对记者的上述谈话。鉴于谈话涉及根本问题，性质严重，且影响恶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天即开会讨论，并致电胡适：“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377]

    杨杏佛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他在2月23日致信胡适说：“……关于监犯狱中书之真伪，系另一问题，但发表此文确经执委会通过（在弟未到沪前），故无论如何应由全执委会负责，非一二人所擅发也。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载兄谈话，对会中发表监犯书指为伪造及反对会中主张释放政治犯，执委会特开会讨论，极以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批评会务，必为反对者张目，且开会员不经会议，各自立异之例，均甚焦灼，已由会电询谈话真相，甚望有以解释，勿使此会因内部异议而瓦解也。”[378]

    胡适未予理会，故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主要负责人宋庆龄、蔡元培联名，于2月28日再次致电胡适，严正申明：“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唯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379]严正的态度，加上严厉的措词，无异是给胡适的一次严重警告。

    胡适置若罔闻，仍我行我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乃于3月3日由蔡元培主持召开临时执行委员会议，鉴于胡适发表与会章相违背的“四条原则”，反对释放政治犯，且对总会要求其“更正”不作“满意答复”，决定开除胡适会籍。

    第二天的报章上刊登了这样几条新闻：

    “民权保障同盟，以胡适反对释放政治犯，并发表保障民权之根本原则，与会章不符。江（三日）开会议决，开除胡适之会籍。”

    “民权保障同盟三日开中央执委会，蔡元培主席，议决开除胡适会籍，因胡适在报端发表保障民权之根本原则，与会章不符，且胡曾对该会释放政治犯条件毫无根据之攻击，经发电更正，迄无满意答复。又该会认为政治犯与人权运动原则不得分离。……”

    胡适没有公开回应，仅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了两段话：“此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下午在我家中开民权保障同盟会北平分会执委会。此会是三月一日召集的。我自然不愿再和上海那班人辩争，陈博生、成舍我、任叔永诸君要写信去质问总会，我也无法阻止他们。”[380]

    当时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与胡适的分歧，不在于一份材料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而是在于政治态度的不同和理念上的差异。

    后来查明：那份控诉书并非如胡适所说系“伪造”，而是关押在北平反省院的政治犯刘尊棋用英文写的，写成后买通狱吏寄给了宋庆龄。这件事经过狱中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等的同意，因此百分之百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诉求。[381]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保障基本人权，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为使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免遭迫害乃至牢狱之苦，“释放一切政治犯”是不可动摇、不能变更的宗旨。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意见相左，他公开声言“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赋予国民党蒋介石有“对付”即镇压的权利。用胡适的话来说：“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存在的行为。”

    如前所述，胡适本是一位人权斗士，曾经由于鼓吹人权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惩处，其言论被视为“悖谬”、“荒怪”，不仅“误解党义”而且“攻击政府”。为什么胡适改弦更张，又主张起了“政府”有“保卫自己”、“对付威胁”的“权利”呢？

    这要从胡适与蒋介石的一段关系“追根溯源”。

    胡适由于在《新月》杂志上接连发表了多篇关于“人权”、“约法”的文章得罪了国民党，致使《新月》被查禁，他本人也被迫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1931年1月胡适主动修好，他本着“‘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382]，两次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写信，并托人将《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版的3期送上两份，一份给陈布雷，另一份请陈布雷转呈蒋介石。

    胡适的示好得到了回报：1931年10月胡适到上海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10月14日《申报》南京有专电云：“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鲁迅据此写了一篇《知难行难》的杂文，发表在12月11日出版的《十字街头》第1期上，对胡适面见蒋介石和当年他晋见末代皇帝溥仪相提并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现在有学者考证《申报》的这条消息是假新闻，与事实不符，理由是胡适如果真“来京谒蒋”，他在日记中不可能只字未提，遗漏此事，而据胡适和蒋介石两人的日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32年11月在武汉。尽管如此，《申报》这条消息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胡适政治动向的一种推测，一种预判。

    果不其然，11月国民政府开会通过了财政委员会组织法大纲及委员人选名单，政府方面由蒋介石牵头，林森、于右任、宋子文、何应钦等名列其后；胡适、马寅初、朱家骅、杨铨（杏佛）、顾孟余则以“学者”身份入围。职责是“监督财政，实行预算”。在这之前，宋子文曾多次电函胡适邀其加入财政委员会，胡适初则婉拒，后又表示愿意就任委员职务，并“希望在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此职”。11月11日蒋介石以委员长名义电告胡适等人，财政委员会定于15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胡适次日复电以“北归后即病”为由未赴南京与会，但他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显然已经和解，开始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1932年5月22日，胡适和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任叔永等人，在北平发起成立了“独立评论”社，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胡适在发刊词中自我标榜说：用“独立的精神”，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而“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383]但事实上胡适的言论已经逐渐在向国民党执政当局靠拢。

    这一年的11月底胡适应邀到武汉大学讲学。其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向苏区红军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兼鄂豫皖“围剿”军总司令，坐镇汉口指挥“剿共”。

    胡适来武汉后，11月28日上午参观了武汉大学，“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384]

    另有材料云：1927年5月底胡适从欧美访问归来，参加了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西式盛大婚礼。胡适在1928年5月18日的日记中，也有“我同稚晖先生自从去年蒋介石婚礼那天一见之后，直到今日始得再见”的记载（《胡适全集》第31卷，第106页）。稚晖，即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按照此说，胡适和蒋介石见面的时间当大大提前，不过，当时出席婚礼者多达一千三百多人，胡适可能无缘同蒋介石直接见面交谈。

    蒋介石以领袖的身份，礼贤下士的姿态，于11月28日、29日和12月2日三次在行营设晚宴款待胡适。第一次陪客有陈布雷、斐复恒，第二次陪客有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第三次陪客有杨永泰、雷孟疆。胡适在和蒋介石第二次见面时，因为客人较多未便与蒋介石深谈，留下他的一册《淮南王书》，希望蒋介石能从《淮南子·主术训》里的主要思想——“重为善，若重为暴”——中领悟做一国元首的法子：“‘重’是‘不轻易’。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同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这才是守法守宪的领袖。”[385]第三次是蒋介石事先约请胡适，还派秘书过江迎接，见面后胡适本想同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但由于另外两个客人不走，主人也不便辞客，所以胡适“只随便谈了一会”，晚十点即辞出。这让胡适心中“有点生气”。所以，在谈话中蒋介石请胡适“注重研究两个问题：（1）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胡适的回答就“很不客气”，声言由他参与制定的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又说“学风之坏”盖由于“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用考试，不重学绩……”[386]

    另据胡适日记，蒋介石还同胡适大谈哲学，将所著《力行丛书》送给胡适看。蒋介石想用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来阐明孙总理（中山）“知难行易”的学说，并解释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胡适在日记中就此写道：“此说似是采用我的解释。”[387]

    蒋介石通过几次见面与交谈，认为胡适“其人似易交也”，对之寄予相当的期望。

    从此以后，胡适便逐渐与蒋介石靠拢，走上了在政治上拥蒋反共的道路，而且愈走愈坚定。作为蒋介石的一位诤臣，一位诤友，胡适以一个无党有偏之身，每当紧要的关头便站出来，为国民党蒋介石说几句他自认为是有力的“公道话”。

    一方拥护蒋介石，另一方反对蒋介石，这就造成了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分裂。

    再则，胡适从实验主义哲学出发，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一点一滴的进步，不赞成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尤其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旨在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包括“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曾经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在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之初，胡适从英文《燕京新闻》上看到了揭露北平陆军反省院非人道情况的控诉书以后，就于2月7日写了一篇《民权的保障》，2月19日发表在由他主编的《独立评论》第38号上。从撰写与发表的两个时间点上看，正是在他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争执的期间。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相当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民权理念，并提出了若干“保障民权”的具体主张：

    “‘权利’一个名词是近三十多年来渐渐通用的一个新名词。……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后来才变成法律给予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388]

    “中国人提倡权利思想的日子太浅，中国有法律教育的日子更浅，中国有律师公开辩护的日子又更浅了，所以什么约法和宪法里规定的人民权利都还是一些空文，军人官吏固然不知道尊重民权，人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享用保护自己的权利。……直到近几年中，政治的冲突到了很紧张的地步，一面是当国的政党用权力制裁全国的舆论，不容许异党异派的存在，一面是不满意于现政权的各种政治势力，从善意的批评家到武装反抗的革命党派。在这个多方面的政治冲突里，现政权为维护自身的权力计，自然不恤用种种高压方法来制裁反对势力，其间确有许多过当的行为，如秘密军法审判的滥用，如死刑之滥用，如拘捕之众多与监狱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一种恐怖的心理。在这种政治势力的冲突之下，尤其在现政权用全力制裁武装反抗的政治势力的情形之下，一切情面门路友谊种种老法子在这里都行不通了。直到这个时候，才有人渐渐感觉到民权保障的需要。民权保障的运动发生于今日，正是因为今日是中国政治的分野最分明，冲突最厉害的时候。我们看上海发起这个运动的宣言特别注重‘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就可以明白这个历史背景了。”[389]

    胡适在作了上述正确分析后表示：“我是赞成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我承认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实际生活里感觉到保障权利的需要的起点。从这个幼稚的起点，也许可以渐渐训练我们养成一点爱护自己权利并且尊重别人权利的习惯，渐渐训练我们自己做成一个爱护自己所应有又敢抗争自己所谓是的民族。”[390]同时他又强调说：“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要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法定权利。”[391]

    话锋一转，胡适批评道：“但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就成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永远成了个缠夹二先生，永远没有出路。”[392]针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的“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胡适认为“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而“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393]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无异于是与虎谋皮。他提醒——或者说警告——道：“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该的责任。”[394]

    胡适接着便提出了民权保障运动的“四个工作的原则”，内容与《字林西报》上登载的四项原则相同，只是文字表述略有差别。“这都是关于政治犯的法律立场。离开了这个立场，我们只可以去革命，但不算是做民权保障运动。”[395]胡适这样告诫说，由此也可窥见他对《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充足的思想与理论准备。

    胡适的上述文章，从民权运动的一般意义上来说也许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把民权保障运动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限制在国民党政府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胡适以后主张用“法律”手段解决学生运动的问题，通过“法律”处理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的恶性事件，都是这种“理念”的翻版。这种“理念”对胡适来讲可谓是一以贯之的，然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所开展的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争取各项民主权利，虽然也要诉诸法律，但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归根结底乃是一种政治活动。胡适在理论上的谬误，恰恰在于他不懂得或者说不承认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属于上层建筑，法律与政治密不可分，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理念上的差别是胡适与上海总会分裂的内在缘由。

    所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的会籍带有必然性。他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

    林语堂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他既不是恐怖制造者，也不是恐怖受害者，他走的是一条“幽默”、“闲适”的路。蔡元培曾经执长北大，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胡适的老上级、老朋友。胡适在1933年3月21日的日记中收录了蔡元培写给他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大鉴：

    奉四日惠函，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此复，并祝

    著祺

    弟元培 敬启 三月十七日[396]

    蔡元培这封信写得很客气，大概也说明了他的一种态度。胡适自谓“读之甚慰”。

    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说胡适对同盟的基本原则原本是同意的，否则不会让他加盟并担任北平分会主席，“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为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这样就最终导致了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397]

    在胡适同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争执的过程中，杨杏佛扮演的角色尴尬而又微妙。他曾致函胡适，说明“监犯来件”不是“由我等携带或捏造”[398]，同时承认在报上披露的史沫特莱提供的材料“全文未经详阅校正”，因而出现了若干错误，如将“陆军监狱”误为“反省院”等，但作为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重申“本会目的乃在一切政治犯之释放”，批评胡适“不经会议，各自立异”，“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批评会务，必为反对者张目。”[399]很显然，杨杏佛和胡适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是不相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杨杏佛对蒋介石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变本加厉地推行法西斯统治颇为不满，而胡适则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逐渐向国民党执政当局靠拢。

    政治上的歧见产生之后，胡适对杨杏佛的看法也变得恶劣了起来：

    “杏佛来；此为二月初我在北平见他之后第一次见他。为了民权保障同盟事，我更看不起他，因为他太爱说谎，太不择手段。我曾于三月四日写信给蔡先生说，‘我所耿耿不能放心者，先生被这班妄人所包围，将来真不知如何得了啊！’蔡先生回信说，‘弟与语堂稍迟当退出同盟。’他不提及杏佛，其意可想。”[400]

    在胡适眼里，多年来的朋友成了“说谎”且“不择手段”的“妄人”，所以他“看不起”杨杏佛。

    仅仅过了两天，即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驾车外出时被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亚尔培路。那天胡适去一友人家，入门即闻此噩耗：“今早上八点半，杏佛从研究院出门，被四个人从三面开枪射击，杏佛即死，其子小佛脚上受伤，汽车夫也受重伤。凶手三人逃了，其中一人被追，开枪自杀。”[401]胡适接着发了一通感慨——说是对杨杏佛的变相批评甚或指责也可以：

    “此事殊可怪。杏佛一生结怨甚多，然何至于此！凶手至自杀，其非私仇可想。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402]

    “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了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为快意，以出风头为作事，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403]

    杨杏佛明明是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胡适却把他的死归咎于他的“麻子心理”，恐怕就是妄加猜测，属于“莫须有”了。和胡适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鲁迅不仅积极参与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为执行委员之一，而且在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毅然决然地前往上海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据说鲁迅当天出门时不带钥匙，表现出了不惧特务暗杀、随时准备为民捐躯的大无畏精神。鲁迅还作有《悼杨铨》诗一首：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404]

    针对胡适对《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鲁迅3月15日写了一篇杂文《“光明所到……”》，讽刺道：

    “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405]

    “……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406]

    “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407]

    瞿秋白当时正匿居上海，与鲁迅等倡导左翼文学运动。针对胡适“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瞿秋白以“干”为笔名，写了一篇杂感《王道诗话》，发表在1933年3月6日上海《申报·自由谈》，文章把胡适狠狠挖苦、抨击了一番：

    “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祖传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轲，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408]

    “能言鹦鹉毒于蛇”，指的就是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言中曾引述的“鹦鹉救火”的故事，瞿秋白直斥胡适是一只毒于蛇的能言鹦鹉。最后两句则是指胡适去长沙讲演一次，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地方军阀何键送胡适五千元程仪，瞿秋白认为这是胡适“好向侯门卖廉耻”。

    鲁迅将这篇文章，连同瞿秋白写的另外几篇，一齐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中。这也可以认为是鲁迅本人的观点。

    胡适仍固执己见，他在11月27日写了一篇文章《福建的大变局》，发表在12月3日《独立评论》第79号上。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409]一句话：还是要维护国民党蒋介石当政的那个“国家”、那个“政府”，也就是维护瞿秋白所说的“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虐政”，维护同“屠戮”可以画等号的所谓“王道”。持这种立场的胡适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因而也就不足为怪了。

    持节使美，“学者外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不久，1937年9月胡适受蒋介石委派，出访欧美寻求国际上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同行者还有钱端升和张忠绂两位教授。给他们的名义是“非正式的外交使节”，学者兼教育家的胡适仍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身份进行各种活动。

    美国是胡适等人此次出访的首站，也是重点争取的国家。9月15日他们从香港乘机赴美，于26日抵达旧金山。美国新闻媒体对此很是重视，胡适在接受美利坚合众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410]当地华侨尤为关心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他们邀请胡适就时局发表讲演，胡适脸上带着严峻的神情表示：“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411]

    华盛顿，白宫。美国的中枢所在地。10月20日胡适由驻美大使王正廷陪同，前往这里遐迩闻名的椭圆形办公室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据胡适当天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讲，罗斯福对中日战况甚为关注，他直截了当地问胡适博士：

    “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

    胡适告诉总统：“定能支持。”

    罗斯福总统谈到九国会议日本或有可能不参加，中国代表在会上陈述事实后似可退场，请与会各国秉公商讨对策；但最好同时声明就日本宣称它的困难如人口出路之类，中国愿意考虑以和平方式帮助解决，这样中国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同情。对于援助中国的问题，罗斯福总统显出有些为难：依照美国会通过的中立法案，应先判断战争状态是否存在，而日本坚决不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这样，援助中国实已超过宪法规定的总统权限。罗斯福告诉胡适和王大使：今晚他将有演说，仍以求得世界公论同情为目的。胡适和王正廷大使临别时，罗斯福态度诚恳地嘱咐道：“不要悲观。”[412]

    这就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严守中立，对中国表同情而暂不给以实际援助。

    胡适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讲演，题目有《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远东局势》等等，此外尚有《中国和日本的西化》、《国家危机与学生生活》等文章发表。12月9日在华盛顿“女记者俱乐部”演说时，日军正大举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犯，南京城危在旦夕，胡适坚定地表示：“南京如失守，中国将继续抗战，虽战争延长至二三年，亦在所不惜。”[413]12月13日胡适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在纽约举行的“关于远东战事讨论会”，揭露日本已经侵占的中国土地面积相当于欧洲的1/5，日本并且做了许多羞辱中国的阴谋。他向世人宣告：中国是为生存而对日本的无止境侵略作战！胡适讲这些话的第二天南京陷落，残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屠杀中国军民达30万之众，更加引起了——用胡适的话来说——“中国人全体沸腾的仇恨”。[414]

    另据张忠绂在所著《迷惘集》中的记述：胡适在美国活动期间，考虑到国力的不足与同胞的牺牲，很想以政治家负责的态度尽可能促成和平。有一次纽约外交政策协会请他演讲，一向喜欢说老实话的胡适在演讲及答问中，表示只要日本退兵，中国不惜承认其一手扶植的伪满洲国。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亦在座，会后史汀生邀请胡适和张忠绂到他家中楼下酒吧间内闲谈。张忠绂记得很清楚，史汀生右手扶在胡适的肩上，很诚恳地说：

    “你怎么能代替东北三千万人说这种话？”

    这实际上是在批评胡适。一个美国人尚且如此，作为中国派出的民间使节当然更应该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胡适当时听了点首无言，心里很是感动。[415]

    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幸好他是民间人士而不是代表官方，否则就有可能酿成一桩严重的外交事件。嗣后国民政府退出南京，迁都重庆，胡适接连致电政府主张“苦撑”。他向张忠绂说，我们此时不能求和，不能不对政府打气。张忠绂感叹道：“可见适之是一个真正爱国的读书人。”

    这次出访只是胡适抗日外交的一次预演，或者说是胡适正式上场前的“热身赛”。一句话：锋芒初露，牛刀小试。

    胡适在美国逗留了10个月后转赴欧洲，当他乘轮船经过法国夏浦港口时，收到驻法大使顾维钧转来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蒋介石征求他出任驻美大使的意见。胡适和顾维钧大使用电话交谈了一番，未作决定，仍乘船于1938年7月26日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没过几天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又来了，胡适本来一向不愿在政府里面担任官职，以北大文学院院长身份出访欧美，开展民间外交，也是在傅斯年的一再动员下才勉强应允的，只是现在国家已经到了万分危机的生死关头，蒋介石接连发来的电报犹如催征的十二道金牌，不容他不接受此一至关重要的使命。胡适“为此事踌躇了七天，明知非群小所喜，但终不忍推辞”[416]，因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417]郑重地考虑了一番并征求几位朋友的意见之后，他从伦敦发电回复蒋介石：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418]

    随后他给傅斯年发去一信，道及自己的心情：“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419]

    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又重述了同样的意思：“我没有理由可以辞此事。我也明白这是征兵一样，不能逃的。……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420]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国内外舆论对此反应强烈，重庆《大公报》在社论中称赞胡适“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并寄予厚望：“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421]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中赞扬说：“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422]日本政界则对胡适将出任驻美大使感到惊骇，东京《日本评论》甚至出了一个“三对一”的主意，让以文学见长的鹤见祐辅、外交界的宠儿石井菊次郎、英语极好擅长雄辩的松岗洋右，三个人联合起来开展对美宣传战，以抵挡胡适的巨大影响。

    在国内外的关注中，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10月27日向罗斯福总统正式递交国书。罗斯福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胡适递交的国书后，说：

    “美国将继续主张维持国际法律，增进国际正常关系，以谋促进文明之进步。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美国对于中国，亦随时准备与之合作。”[423]

    胡适大使的抗日外交就此开始了！

    抗战爆发以后，举国上下无不担忧这场战争的前途，关注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亡国论”曾一度甚嚣尘上，台儿庄大捷之后有些人又盲目乐观，产生了“速胜论”的思想。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著名论断，指出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论断，以后从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蒋介石的战略概括为两句话：“以空间换取时间”，“集小胜为大胜”。[424]也就是以牺牲大片国土为代价，拖延时日，消耗敌人，聚集力量，赢得最后的胜利。这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成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丢城失地、一溃千里的遁词。

    作为学者和文人的胡适，不是战略家，更不是军事家，但他也有一套战略，概括起来也是两句话：和比战难，苦撑待变。所谓“苦撑待变”，又包含两层意思：“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他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文章、讲演、函电中，一再阐述过这两句话共八个字的战略方针（或曰指导思想）。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胡适原本主张“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425]然而他愿意向日本人伸出橄榄枝，日本人回敬他的却是飞机加大炮。所以，胡适在出访欧美寻求国际同情与支持的那一天起，在思想上就有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他说：“六载主和，然十个月来观察国际形势，深信和比战更难百倍。欧战时，威尔逊谋调解，三年不成，而参战反易做到，可为明鉴。西班牙事也是和比战难。适信苏美两国均不欲我议和。英人虽有调解，亦决不敢提。英首相廿六日明说英政府不能独立调解，可证。故我唯有咬牙苦撑。”[426]接受驻美大使的任命后，他又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427]

    为什么“和比战难”呢？

    为什么需要“苦撑待变”呢？

    胡适1938年10月20日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陈说：

    “昨日电陈美总统复文，谅蒙钧察。此事可为适屡向公言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之明证，就最近欧洲大局言：战祸暂似幸免，和平能否维持成功仍有赖下述三要素：（一）有负责尽职，不畏诽谤致力和平的调停人。（二）弱国在调停人掩护下，愿意承受相当大的牺牲，并且不怕发生内乱。（三）调停人需要有充分的毅力与坚定的决心，使强者受制裁，侵略国能承许遵守其与弱国间所调停之结果。上述三点，缺一不可。往年国际联盟调停中日纠纷，我已接受李顿报告书，只因缺乏上述第三要点，故在日本拒绝李顿调查报告后，调查者亦无可奈何且毫无办法。再如捷克事件发生后，英法两国下定战争决心，或在事件发生后，英国三军不实行动员，仍有和平希望。然就今日欧洲大局言，其困难实比战争未发生前更加困难。殊足使我方玩味。二十余日来，攻讦张伯伦出卖捷克之论调弥漫世界，因此亦可知调停人必须是不惧恶评，同时又是能予侵略者以制裁的。今美国舆论必定不容许美国领袖去支持一不公正的和平。至于美国以实力主持强制的公正和平的机会，今日尚非其时。罗斯福总统复文内涵弦外之音，谅蒙钧察。适近与国务院友人私谈，结论均认为华南局势最易引起国际纠纷，彼等话语也有弦外之意。适于八月中曾电陈：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讲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况言，惟有等待时势演变。适以为上述史实之分析，可供参考。用敢缕陈。”[428]

    另《论美国的态度究竟怎样》这篇讲演中，胡适也作过相当透彻的分析：“……美国内部也和欧洲内部一样有他自己的困难。假如我国真的危险到了极点的时候，至少俄国和美国是不能坐视的。我国若被征服，对于俄美立国原则（主义）、历史习惯、经济利益等等均不相容。我们这次可以说是为世界作战，至少是为民主国家作战，但我们自己要先咬牙苦撑，不要先打算盘。苦撑一年、二年、三年，甚至如板垣所说的十年。几年内忽然来了一个帮助，就好像穷人一旦得到爱尔兰的大香滨马票，岂不痛快！但先当求之于己，咬牙苦撑。比如一个家庭，制造预算的时候是不能将马票计算在内的。但不幸而家破人亡，即使得了马票也无用处，若是阿比西尼亚能打上一年，就比它打上六个月得人帮助的机会多些。所以我们先要自己在家中苦吃苦干。我是哲学家，所以我会算命。马票也许终有中彩的一天。”[429]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也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按照美国人的“民主价值观”，是同情和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正如同他们对待在欧洲发生的事件一样。然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治家，除非他们是疯子，也都不会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兵戎相见，总是出于实际的国家利益，总是着眼于国家的根本利害。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昭示，美国在战争初期往往坐山观虎斗，大发战争财，他们只会在中后期当交战双方两败俱伤、筋疲力尽时才军事介入，以谋取战后对世界权益的重新分配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享有更大的份额。因此，如同欧洲有张伯伦推行的“绥靖主义”政策，以牺牲小国（捷克）换取与希特勒德国的暂时妥协一样，当时美国朝野为“孤立主义”的空气所笼罩，国会通过的所谓“中立法案”其实质就是美国不得直接介入欧亚战事，仅表同情于被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与人民。普通的美国公众也不愿意为别人去打仗，去送死，他们都愿意躲在大洋（西有太平洋东有大西洋）彼岸享受和平与安乐。

    胡适是最了解美国的，最能体察美国公众的情绪，也最能洞悉美国朝野政见之实质。他知道：“那时全美国人都厌战，不但在精神上、思想上、感情上厌恶战争，而且国会已通过‘中立法’，使得美国不可能参加战争。该法大意说：‘无论在哪个地区发生战争，美国总统可以宣布那个区域为冲突区，在那个区域里面美国政府不许美国国民去，不许美国船只驶进去。’这是（由于）当时他们有一种孤立主义的哲学。”[430]

    处在危难中的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本人，对美国寄予了最大的希望。蒋介石一再电告驻美大使胡适：“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远东问题之解决有赖于盎克鲁撒克逊国家之合作，尤以美国之领导为重要关键。”[431]蒋介石并向罗斯福总统呼吁美国予以相当巨额之贷款：“举凡阁下之措施，一方足以增加中国之实力，他方足以唤醒日本，俾恍然于其现行之政策之谬误，藉以迅速恢复远东之和平，本人自当竭诚感谢。”[432]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一项任务，就是说服美国改变“孤立主义”政策，不仅仅从道义上给中国人民以同情，而且要对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给予实际的援助。

    战争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打仗就是大把大把地烧钱。中国本来既贫又弱，蒋介石政权的经济支柱沪宁杭富庶地区又沦于敌手，致使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前驻美大使王正廷，为向美方贷款，走美国政客的门路，同许多美国政界的“混混”接洽，结果出了问题。国民政府遂派中国银行总经理、贸易委员会负责人陈光甫前往美国借款，又正赶上“中立法案”在美国会刚刚通过，要求借款不行，只有拿桐油、钨砂、锑等战略物资交换。胡适是特命全权大使，他一改前任大使的做法，不假手于美国政客，直接与正式的银行家接洽。经过胡适和陈光甫与美方反复谈判、商讨，最后决定由中方设立一个“复兴商业公司”，在国内购买桐油售予美国组织的“世界贸易公司”，再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契约，担保人为中国银行。这在形式上完全是一宗商业借款而非政治性的借款，与“中立法案”无涉。

    通过这种合法的方式，美国给了中国2500万美元贷款。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的贷款，购买军火和其他军用品并迂回运至中国。这对抗战初期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下的中国而言，正如胡适所说：“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数目虽然不大，但是那笔贷款大大的鼓起了中国的民心士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困苦艰难之时，朋友们并没有抛弃他们。”[433]由于这一笔美国贷款成功，使中国建立信用而因之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贷款达5000万美元。

    以后随着美“中立法案”的松动，中国又以同样的方式，用滇锡从美国贷款2000万美元。

    蒋介石电贺胡适：“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434]王世杰也就借款这件事说：“……在那时，我们抗战已经一年多了，在那时以前我国的驻美使节，且是以老外交家见称的人；可是我们向美国政府交涉借款，毫无成就。这次借款，在胡适之先生就任短期内即告成功，并不是基于他，或者是当时派往华府筹划借款事宜的陈光甫先生有着特殊的外交手腕；主要的原因，是罗斯福总统当时已经完全了解我们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可是白宫及国务院对于胡、陈两位的尊敬与信赖，也确是借款速成的一个大原因。”[435]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手下有一个最得力的财务助理，名叫怀德（Henry D.White）。怀德全力帮助中国借款，一切都由他去设法，总能得到摩根韬部长的支持。摩根韬又是罗斯福总统最得力的阁员，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那几年，摩根韬提出新政观念，对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因而深得罗斯福的信任。怀德——摩根韬——罗斯福好像是一条直通热线，因为有了怀德的设法运作，居然在很短的时期内做成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借款。第二笔“滇锡借款”，美国修正的中立法附加了货物自运与现款购货的限制，如何用这笔借款去购买军火或军用品并运回中国去，怀德也想了种种迂回的办法。怀德还亲自陪同胡适到美国大的化学厂以及许多厂家去联系有关事宜。胡适觉得怀德对我们国家的帮助很大，应该由中国政府向他表示感谢，但怀德说他只是个人同情中国的抗战，他不愿大使先生向中国政府提起他的名字，也不愿胡先生在美国提起他的名字。有了这个君子协定，所以胡适就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怀德。后来才知道，这样一位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的人原来是苏联的间谍，他渗透进美国财政部，并得到摩根韬部长的信任。怀德受苏联的指示，一定要设法使美国援助中国的经济，使中国能够坚持抗战下去，因为中国如果接受调停甚至战败屈服了，日本的武力就会转而对付苏联。那时苏联渗透到美国内政、外交、财政各关键部门的间谍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怀德便是其中的一个。

    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同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朝野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41年1月4日，他参加了罗斯福总统三届连任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足球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主办方将胡适特意安排在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尊荣的座次。美国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Lord Bryce可以和胡适博士相媲美。”[436]

    不过，1941年11月间日本向美国提出了一项“临时妥协方案”，要求美国停止援助中国、同意日本在越南驻军、中国割让东北三省。美国拟部分同意日本所提三项条件。而事前数月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向外交部传回来的情报，他对形势的判断却是比较乐观的：

    “自野村来任大使后，颇谋改善日、美关系……美国虽不欲挑起两洋战争，然亦深知日本之野心企图，故美国对远东并无抛弃或软化之意。”[437]

    “极密：本日敌使野村谒总统面递近卫致总统函，适据确讯，函内容仅为表示愿重续久搁置之谈判，并未涉及具体决定云。”[438]

    “美日两国所举行之谈话，系属偶然或试探性质，但双方迄未觅得可作为谈判之共同基础。美国政府甚至在考虑涉及中国情势之任何谈判以前，希望与中国政府及其驻美大使讨论全般问题……美国政府在与日方举行谈话时，心中固不断具有根据基本原则暨政策以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之抱负。此项原则暨政策，美国政府并无予以牺牲之意。”[439]

    美国拟部分同意日本所提三项条件，极大地危害了中国的利益。胡适得知后急电重庆最高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的表现极为不满，在其《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这些斥责的话是新近才解密的，胡适生前并不知道。

    当时，蒋介石和外交部于11月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对美方表达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与反对态度。胡适遂于26日当面向赫尔国务卿提出了严重抗议，随后又和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宋子文一起与罗斯福总统会谈，“这位一向温文尔雅的学者第一次在美国最高领导人面前发了脾气。”[440]王世杰后来也说：“在日本与美国交涉期间，胡适博士曾将我国政府的主张和希望剀切诚恳的向美国政府披陈。除此以外，他并未作任何特殊的活动，或运用任何外交手腕去影响美国政府。”[441]可是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对于这位“书生大使”和他的慷慨陈词是很重视的，胡适的披陈对美国政府当时做出怎样的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对于美日“临时妥协方案”，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罗斯福陈说利害：“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442]澳大利亚、荷兰也表示反对。美国政府随即取消了妥协方案。

    胡适作为驻美大使，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经常性的工作，是向美国朝野和广大公众阐明中国政府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及其对世界和平的野蛮破坏，及时并正确通报中国的抗战形势，表达并宣传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在这一方面他充分发挥了学识渊博、擅长讲演的优势，《蒋总统秘录》中就记载说：“获得所力的胡适等人，把握住诸如参加讲演会等多方面的机会，向美国人民倾诉中国的立场。”[443]胡适自己也说：“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讲演400次之多，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444]

    于是人们就听到了——

    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作《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时间是1938年12月4日，这是他就任驻美大使后第一次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发表讲演。“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的说明中国的种种现状，我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445]富有讲演才能的他，用这几句动情而又让人揪心的话作开场白，一下子就把美国听众的心抓住了。胡适接着扼要地介绍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十六个多月”内，中国“遭受了一百万的死伤，我们有若干广大的区域被侵略者的军队占领了，沿海沿江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广州和武汉，都相继沦陷了。实际上凡外人所认为工商的教育文化的交通运输的中心地带，不是被侵略者占领，就是被他们摧残无余。……因受战事的影响，以致家破人亡，无衣无食，转辗流涉，贫病交加的平民，现在有六千万之多。”[446]在对日本的罪行进行了以上的揭露和控诉后，作为学者的胡适就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战作了一番“历史的比喻”，最后说道：“中国抵抗侵略战的最后成功，也得靠二种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事实上中国除抗战外，也没有别的选择。第二，在中国持久战争中，也许有一天国际情形转变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中国并不希冀同情或友好的友邦，实地拿起枪来，帮我们对日作战。但是中国确实希望，而并有这权利希望，各民主的及爱好和平国家，受了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这样不人道的继续输入一个国家。……这一个国家也就是今日国际团体中第一个公敌。”[447]

    胡适在密歇根州安纳伯远东事务研究院讲演《中国抗战的展望》，指出：“中国抗战的力量远超过吾人所预料”，“日本的弱点远超过世界各国所想象”，“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远超过我们多数人所敢期望的”。[448]

    胡适在纽约市政协会讲演《中国目前的情势》:“不管欧战对中日战争有何影响，不管远东的国际阵容有何改变，中国还是会坚定的作战下去的，再作战好几个月，或者好多年，一直到敌人为经济衰竭所困，为军事深陷泥泞无法自拔而愿意接受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并不是不可能的。”[449]

    胡适在美国新港“美国医药助华会游艺大会”作题为《伟大的同情心》的讲演：“诸位中国的朋友，我敢说：我们政府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的抗战，是值得你们的同情的。抗战至今，已经三年零四个月了，我们抗战虽然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存，也是帮助世界其他国家打倒民主自由公道正义的整个仇敌。假使日本不是受我国的牵制，欧洲战情不知已坏到什么地步了。”他坚定地表示：“我国全体抗战是有决心的，不达最后目的不止。”[450]

    ……

    胡适既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讲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受美国公众的欢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胡适还以大使身份，经常在大使馆接待宾客，广泛联系并结交友邦人士。1939年3月21日晚，大使馆由胡适主持招待外宾，共到宾客500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内阁成员、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各国驻美使馆官员有许多都出席了。大文化人胡适自然重视文化，招待会特请上海“文化剧社”演奏中国民族音乐助兴娱宾，既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博大，又使中外人士在文化上有所沟通与交流。第二天的美国报纸称赞这次招待会是本年开始以来在美国首都的最大盛会。美国学者费正清称赞胡适：“他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451]美国一些著名学府争相授予胡适名誉博士学位，邀请他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美国新闻界有评论认为：外交界人物中，同时由数校授予名誉学位及在数校毕业典礼时发表演说者，胡适为第一人。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讲演之后，和康奈尔大学时的同学荷洛德·雷格曼一起，到东70街一位朋友家消夜。雷格曼当时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义务法律顾问，他和胡适同坐在一个小沙发上。来此消夜的还有另外几位美国人。方要进食，胡适忽然站起来说他身上感觉剧痛，一边说着脸上顿时大汗淋漓。有人递给他一杯白兰地，胡适马上接过来一饮而尽。雷格曼见胡适如此难受，就劝他赶紧离开，并且请旁边的彼德·格林顺路把胡适送回大使馆去。

    原来是胡适心脏病犯了。这是他第一次犯心脏病，那杯白兰地也许救了他一条命。

    医生让他住院治疗。但胡适没有听从医生的嘱咐，又在第二天在另一处地方发表了另一篇演讲，然后才住进了医院。不过自此胡适出门随身常带着一小瓶白兰地，以备心脏病发作时急用，如同现在的心脏病患者带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一样。[452]

    胡适在医院住了两个半月。在此期间，大使馆秘书游建文每天来医院向大使报告公务，胡适面授机宜，在医院指导大使馆工作，由游建文用电报或电话同大使馆联系办理。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广州失守后更趋消极，公然主张与敌议和，并暗中与日本勾结。胡适在病床上起草了一个电报，交秘书游建文发给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请郑铁如转呈汪精卫，反对其议和主张。他苦口婆心地劝告汪精卫说：“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453]在陪都重庆的汪精卫于12月18日秘密出走香港，在香港发表“艳”（29）电公开叛国投敌。消息传来，胡适深感失望。

    四十七岁的生日胡适是在病床上过的。想起采药的比喻，他写了一首小诗来给自己做寿：

    卖药游方廿二年，

    人间浪说小神仙。

    于今回向人间去，

    洗净蓬莱再上天。[454]

    他把自己以往25年的教书与治学生涯比喻为“卖药游方”，把如今出任驻美大使、从事抗日外交比喻为“人间”之事。待“洗净蓬莱”——赶走了日本鬼子——之后，他还要“再上天”，重返沙滩红楼，重返教学工作岗位。

    说来也真巧，过去北大的同事们，这天从远在万里之外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给胡适寄来了一封祝寿的贺信，有的称他为“兄”，有的称他为“师”，都十分的亲切。

    “适之兄、师：今天是北大40周年纪念，同时欣逢你47岁良辰。在滇的同人们都愿你发挥无碍的辩才，申展折冲樽俎的身手，做一番旋乾转坤的伟业，寿国寿民兼以自寿！……最后我们希望你在转移国运之后功成身退，同我们一起再回咱们老家去，在那50整寿的那一天，咱们再重开‘寿酒米粮库’的华筵，重尝徽州一品锅的美味，想来你盼望的比我们还切罢？谨以为祝。”[455]

    从笔迹上看来，这封信系由郑天挺手书，签名者共19人，其中有蒋梦麟、汤用彤、钱穆、赵乃搏、郑天挺、罗常培、杨振声、魏建功、容肇祖……胡适看着这封远方的来信，脑海里不禁一一浮现出这些老朋友的面容与身影，心中好一阵感动：“我曾经讲过，若是北平失陷了，我们在后方任何一个地方搭茅棚也可讲学。老友们正是这样讲学的吧！”他仿佛从昆明的茅棚看到了北平沙滩的红楼，从西南联大想到了北大的昨天和明日。

    留在上海的夫人江冬秀听说胡适病了，很不放心，写信来劝他把大使的职务辞掉。胡适回信对夫人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456]在另一封信中又说过：“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要叫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457]

    这就是驻美大使胡适。他带头将“苦撑”用在了自己身上，正如他题赠给陈光甫的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略有几茎白发，

    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458]

    胡适“苦撑待变”中的“待变”，是指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我是哲学家，所以我会算命。马票也许终有中彩的一天。”然而，“如何可以‘促其实现’？”换句话说，“如何促进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呢？胡适的回答是：中国“必须不顾一切痛苦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459]

    上天有眼，机会还终于被胡适等到了！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中西部战火迅速蔓延扩大。1940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强调中、美、英三国关系密切，美国承担民主国家“兵工厂”的责任，要以大量军需援华。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在东线大举进攻苏联，苏联各族人民展开了伟大的卫国战争。8月14日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联名发表《大西洋宪章》。11月下旬，美国政府决定拒绝日本关于中日战争所提的解决条件。12月1日，日本召开御前秘密会议，决定对英美作战，首先是在外交谈判的掩护下对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上独一无二的霸主。

    在日本与美国最后摊牌期间，胡适曾将中国政府的主张和希望，剀切诚恳地向美国政府披陈，除此以外，如李青来的文章所说，他并未做任何特殊的活动，也没有用任何外交手腕去影响美国政府。这也正是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胡适“迁就”、“无能”的原因所在。其实美国政府当时拒绝日本所提的条件，也未尝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只是未曾料到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

    1941年12月7日（美国时间为6日），胡适到纽约参加当地重要人物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并发表演说。在夜间入席前一个小时，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打来长途电话，告诉胡适说接到白宫的电话，罗斯福总统约大使前去谈话。胡适因有约在先，而且身在纽约，不能即刻回去，于是约定在第二天上午11时到白宫会见罗斯福总统。宴会之后，他当夜赶回华盛顿。

    12月8日（美国东部时间为7日）上午11时，胡适准时到了白宫。日本的两位谈判代表野村和来栖刚刚怒气冲冲地离开白宫。罗斯福总统一见中国驻美大使进来，因为两人有很亲密的友谊，所以不拘礼节，连名带姓地开口就说：

    “胡适！那两个家伙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的告诉他们了。你可以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

    事态极为严重。胡适告辞出来之后，即往白宫附近的国务院去找有关系的朋友进一步深谈。这时正是午餐时候，正副国务卿都回家了，只有主管远东事务的司长郝恩培克（Hornbeck）还在办公室。此人是专家，也是胡适的老朋友，胡适和他约略谈了一下，就回大使馆去了。

    正在进午餐，忽然又有白宫的电话，是罗斯福总统亲自打来的：“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

    事态紧急而又严重。胡适当即急电重庆，向国民政府报告这一重大的突发事件。[460]

    日本在这一天对英美宣战。英国对日本宣战。12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文告，中国正式对日宣战。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后，由罗斯福总统宣告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局势大变了！

    马票终有中彩的一天。“苦撑待变”终于有了眉目。胡适心中十分高兴，又颇有些感慨：

    “中国作战了一年半之后才获得美国第一次贷款。我们作战两年两个月之后欧洲大战爆发。我们作战了三年八个月之后才获得包括在能享受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的国家之内。我们作战了整整四年之后英美政府才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且对日本施行全面的禁运。我们作战了四年五个月之后才找到并肩作战的新盟邦。”[461]

    美国的西海岸是浩瀚的太平洋，珍珠港事件就发生在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美国现正在太平洋上展开对日本的生死搏杀。胡适特意选在美国西海岸发表演说，告诉美国公众“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同时提醒美国朝野及公众：“现在情势转变了，但是最后胜利尚未在望。你们的国家，我的国家，以及所有我们的盟邦面对着一个长久和艰难的战争。但是我们现在要以结交了新伙伴所鼓舞起的新勇气和新力量继续不断作战。对于最后的结果，我们毫无疑惑的是‘联合国’的胜利。”[462]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十天，1941年12月17日，正好是胡适的五十岁生日。“我在华盛顿，有许多朋友来给我贺寿，那是最高兴的一个生日。”[463]胡适后来在给夫人的信中这么说，喜悦之情就好像中了彩一样。

    然而，马票“中彩”的时候，胡适却萌生了退意，打算辞去驻美大使一职。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1）他同国民政府的某些权贵（如宋子文）不大合得来，甚至受到排挤；（2）作为一介书生，他仍眷恋着自己的学术研究，何况他本来就一再申明过不愿担任官职；（3）健康欠佳或许也是一个因素。1942年5月17日在写给两位老朋友翁文灏和王世杰的信中，胡适透露了自己的心意和打算：

    “咏霓兄、雪艇兄：

    久想给两兄写信，总觉得提起笔来不免要说牢骚话，所以终于不写信了。

    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12月7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

    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

    近来我国人士颇说，‘此时作战，人尚不能平等待我，将来战事完了，我们怎能希望平等！’此论似是而非。我们的国际地位是五年苦撑的当然结果，并非‘赵孟之所贵’。故赵孟亦不能贱之。

    ……

    两兄与廷黻、复初诸兄都是洞悉世界形势的，此时务必要主持正论，维护领袖，认清步骤。此时步骤一乱，以后全盘皆错了。

    古人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我们这十年，敌国外患够多了，所以有抗战的兴国气象。但是‘拂士’还太少，不够兴国。我盼望两兄自任‘拂士’，要多多主持正论。

    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

    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兄知我最深，故敢相告，不必为他人道也。

    今年体气稍弱，又旅行1万6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6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3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464]

    胡适信中所说的“某公”指宋子文。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宋子文作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蒋介石的这种人事安排，不能不让胡适和宋子文两者之间产生种种摩擦。宋子文到美国之后，通过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一连争取到了美方三笔贷款，比胡适外交工作的效能显得高出不少。宋子文曾密电蒋介石，认为对美外交“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对胡适这位“书生大使”的“学者外交”旁敲侧击，多有指责。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受了宋子文的影响。胡适则对宋子文只会“奉承意旨”颇为不屑，以后在日记中甚至斥宋子文为“自私自利的小人”，可见印象之坏。由此看来，难与权贵合作共事恐怕是胡适退意萌生的主要原因。

    1941年底，蒋介石决定由宋子文接替郭泰琪（复初）出任外交部长。胡适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和宋子文的一段谈话——

    “上午子文来谈，他说他决定就外长事。

    我对他说：郭复初来时，我曾对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你知道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现在你也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他说：‘我不是你的上司，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465]

    话虽如此说，但大使馆“自昨至今，未得一个官电”。这意味着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已经被架空了，留给他的唯一的一条路是卷铺盖走人。

    这一年的7月7日是抗战五周年纪念，胡适应美国宣传部的邀请，在华盛顿向国内广播。他对全国同胞说了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的长期抗战，是现代民族起来抵抗侵略最早，又最长久的一段光荣历史。

    第二，我们这十年的努力，五年的苦斗，在国内方面，在国际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我们的抗战事业，不但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还可以帮助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而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466]

    胡适在广播的最后说：“这三层意见，我很诚恳的献给全国的同胞。”

    这次广播可以看作是胡适卸任大使之前对祖国同胞的告别词，以后他就不会再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向国人讲话了，尽管他要讲的话还有很多很多。

    1942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宣布免去胡适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8月间最高当局已征求过胡适本人的意见，胡适当即回电蒋介石：“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467]正式公布任免后，他仅用5天时间就办好了移交手续，离开首都华盛顿去了纽约。

    蒋介石对胡适担任四年驻美大使作了高度评价，说：“先生并非外交官，而是中国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在国际间有其极为崇高的声望。自他持节驻美以后，使中美关系更趋于紧密化。”[468]这个评价比之他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贬损[469]，无疑是实事求是，较为公允的。

    对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所做出的成绩与贡献，王世杰深为感慨地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在现代的外交工作上，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究竟重于使节的外交技能。”[470]

    的确，胡适虽然不是职业外交家，但他独具特色的“学者外交”在外交史上无疑是一成功的范例。正如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就胡适被免职一事所说：“20世纪的外交家应当是一位诚恳可亲，广交游，平易近人，能获驻在国一般人民爱戴的真君子。适之正是这种人物。他曾一度赢得‘一个伟大的民主人’雅号。抗战期间，由他先之以半官式，继之以正式大使的身份，驻在美国，这对于国民政府甚为有利。独惜在美国战争爆发后，他被撤换，外交部长亦由宋子文继任。战后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由同情转为敌视，其原因虽多，但与重要官吏人选，似亦不无关系。读者当能忆及，在中日战争末期及战后攻击国民政府者，常借口于国民政府代表少数特殊人士的利益。”[471]

    作为胡适“学者外交”的延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中、苏、美、英、法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代表团团员中就有胡适，此外尚有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二是1945年11月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英国伦敦举行第一次会议，胡适为中国首席代表。胡适以学者的身份参与了联合国初期的一些活动，虽说只是他卸任驻美大使后在外交工作方面的余波，在这里也应该记上一笔。

    在“沈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946年12月24日晚8时许，即圣诞节前夕，在故都北平发生了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暴行：一位女学生从平安电影院看完电影《民族至上》，回家途中有两名美国大兵尾随其后，行至东单大操场时竟将其强行拖入小树林中，施暴长达两个小时。女学生挣扎、呼救，适有过路人闻听，立即报告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一段。负责这一地区社会治安的内七分局一段，由警士电话通知中美警宪联络室，待派员到达肇事地点，有一名美国兵已经逃走。

    历来畏洋人如虎、视百姓为羔羊为草芥的国民党警察，不查问强行施暴的美国大兵，却先狠狠地给了惨遭蹂躏的女学生一记耳光，厉声喝问道：

    “你究竟赚他几块美金？”

    “谁赚他美金？”女学生悲痛地说：“我不认得他，他侮辱了我……我是大学生！”

    “既然你是大学生，他说的话你给我翻译一句，大学生不会不懂英文。”

    警察回过身，摆出一副媚相，恭敬地请美国兵说一句英文。那个美国大兵狡猾地看了女学生一眼，懒洋洋若无其事地朝警察甩了一句洋腔：

    “She is my friend. ”

    女学生只得照警察的要求如实翻译：“她是我的朋友。”

    警察这下可找到碴儿了，又打了女学生一记耳光，嘴里骂道：“妈的，你说不认得他？他不是说你是他的朋友？”

    “这是我翻译他说的话。”女学生哭着申辩。

    故都的冬夜本来就来得快，去得迟，此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东单操场更显得漆黑漆黑的，寒气袭人。警察问女学生：“你住在什么地方？”

    “甘雨胡同十四号杨公馆。”

    “呸！你住在那儿？你配住那儿？你只配住苏州胡同。”

    苏州胡同是妓女聚集的所在。警察把女学生和那个美国大兵带到警察局讯办，女学生不仅被反复盘问，而且受到所谓的“身体检查”。

    这就是震惊北平乃至全中国的美军强奸女生案，因被害人名叫沈崇，又称之为“沈崇事件”。

    沈崇系北大先修班新入学的一名学生，在北京大学注册卡片上记有：“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文法组学生。永久通讯处：上海古拔路25号。”出身南方望族，祖父沈葆桢曾任清朝两江总督，其父在交通部担任次长（一说处长）要职。沈崇刚从上海来北平不久，暂住在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14号表姐夫杨正清家中。24日晚上沈崇本来想和外甥女一起去看电影《民族至上》的，因外甥女已经看过，她就一个人去了，没想到竟遭美国大兵凌辱。施暴的美国兵系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五团伍长威廉士·皮尔逊，另一名帮凶叫普利查德，他们都是美国黑人士兵。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第二天（25日）下午，北平一家民营的通讯社“亚光社”首先发表了一则题为《女生看电影归途被侮辱》的新闻：

    “大学女生某，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电影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后，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进行至东单大操场地方，该二美兵即对该女，施以无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行路人闻知，急赴内七分局一段报告。由警士电知中美警宪联络室，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兵已逃去其一，当将余一美兵带走。该女被强奸后，送往警察医院，检查后，转送警局处理。”[472]

    《新生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北平日报》等多家报纸，26日刊登了“亚光社”的这则新闻，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平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无不为之感到震惊，一场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迅即展开。

    国民党当局一开始企图掩盖。北平警察局局长汤永咸闻知“亚光社”将上述新闻发至各报馆后，当即给官方的中央社打电话，中央社以“启事”的名义通知各报不要刊登：

    “顷警察局电知本社代为转达各报，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局当更发专稿，特此转达。”[473]

    中央社在另一条消息中，故意含含糊糊地说“沈崇‘似系良家妇女’，‘在北平某中学肆业’，‘是二十几岁的妇人’……”[474]目的是要引起对被害者“学生”身份的怀疑。北大训导长、三青团头子陈雪屏则对义愤填膺的学生们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475]混在学生中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甚至造谣说：“女生是八路，故意勾引美军，造成强奸，以发动学运。”[476]那个施暴的美国兵也狡辩道：“系于街上遇该女，（该女）向其招呼，并云如肯出美金五元，即可陪赴旅馆。”[477]

    如果不是女学生而是妓女，当然这只是小事一桩了；如果是“八路”施行的一桩“苦肉计”，则纯属共党唯恐天下不乱，蓄意制造事端。然而被害人家属出面予以驳斥，说明女学生年龄仅有十八岁零几个月，岂止是“良家妇女”，完完全全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北大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还写了一篇《沈女士访问记》，称赞“她是一个朴实沉静的女孩子，不但富于同情心与正义感，而且她的镇静态度，有非常人所能为”。[478]

    北平警察局秉承上司旨意主要调查三点：女学生（1）是否与美兵认识；（2）是否是大学生；（3）是否被强奸。前一条已被否认，第二条已经确认，他们只好在第三条“是否被强奸”上作文章。

    那天深夜沈崇被警方送至警察医院“检查”身体，一直折腾到凌晨5点才由表姐夫杨正清接回公馆。美军方面派出五六名军医官，带着中文译员来到杨公馆，要求对被害人进行体检。时任资源委员会华北电厂主脑的杨正清拒绝了，他对美方军医官们说：

    “事情发生后已经检查过，无需再度检查。”

    美军医官说：“不愿意同至医院检查，在公馆里检查也可以。”

    他们一齐来了好几个人，显然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但杨正清仍然没有同意。美方军医官恼怒了，声言道：

    “如不愿再度检查，则美方概不负责。”

    然而谁都明白：即使接受再度检查，也只会得出有利于美方包括肇事者的结果。“医学”有时也会被人为地加以利用，很难做到公正、客观、实事求是。

    北平警察局与美方配合，在其公告中云：“该女生遭强奸时，曾作挣扎，故身上受伤数处，而不能证明强奸之目的已完全达到。”[479]中央社发布消息称：“检查后，只判断其曾受强暴之胁迫，尚无显着被奸污之迹象。”[480]身为北平市长的何思源发表谈话，竟然说：“据检验结果，处女膜尚未十分破裂”；“如果处女膜未破不算强奸”，只能视为“行凶未遂”。[481]北平行辕负责人则说：“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482]总而言之，国民党当局企图用“强奸未遂”来为美国兵开脱或为其减轻罪责。这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情绪，火山终于爆发了！

    当时的北大以沙滩为中心，设有文、法、理、医、农五个学院。由于当局的阻挠，全校没有统一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但学生们自由结合成立的社团很多，发表言论、抒发情怀的各种壁报琳琅满目。沈崇事件发生后，整个校园顿时沸腾了，仅27日这一天出的壁报就有20余种，此外还有众多署名或不署名的抗议标语及剪贴报纸。著名的北大“民主墙”汇集了无数青年学子的抗议声浪：

    在中国的土地上，

    两个美国兵，

    把一个中国的女大学生

    拖去——强奸了！

    凉血的才不愤怒！

    奴性的才不反抗！

    中国既不是洋窑子，

    中国的女大学生又不是军妓……

    美军必须滚蛋！

    美军必须滚蛋！

    美军必须滚他妈的蛋！

    女同学们一马当先，于27日中午在灰楼女生楼举行全体大会，共议决六项：（1）向美国军事当局致抗议书，严惩凶手，并请公开审判，并要求美军当局公开道歉、赔偿医药费及精神上之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2）发表告同学书；（3）发表告全国同胞书；（4）慰问被难同学；（5）联络各院各校同学一致抗议；（6）请北平市各妇女团体予以声援。

    当天晚上，又由学生社团史学会召集各社团单位及热心同学在礼堂开会，组成“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会上发言踊跃，情绪激昂，会议主席刘俊英的一句话：“美军强奸了她，就是强奸了中国的灵魂！”更是刺痛人心，并让大家怒火中烧。尽管特务分子在会场上进行阻挠、刁难，但绝大多数与会同学一致要求严惩暴徒及主管长官，在北平由中美联合法庭审判；要求美军立即撤退，美军最高当局公开道歉并保证其撤退前不得再有非法事件发生。最后决议联络各院校及社会团体一致行动，游行示威，罢课一天；联络教职员与工友，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地处西郊的清华大学，同学们26日在吃晚饭时，看到墙上贴了一张小小的剪报：“本市某大学女生沈某被美兵强奸。”旁边还加了两行红字标题：“这就是我们的盟友！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爸爸！”

    就是这样一粒小小的火星，点燃了平静的清华园！原本在水木清华的校园中读书的青年学子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之情，发出了和北大同学一样的怒吼。28日晚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90％以上的代表出席，加上旁听的同学十分踊跃，将半个西饭厅挤得水泄不通。会议通过了“罢课一天以示抗议”等六项决议，并授权自治会执行。

    从29日晚到30日凌晨，清华园里灯火通明，学生自治会连夜进行示威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除发动同学制作大量标语、漫画以便在市内张贴外，还制作了写有抗暴内容的小三角旗，参加游行的近千名学生一人一面。组织了十支宣传队，每队五六人，任务是沿途向市民宣传，揭露美军暴行。为应付不测，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公开纠察队维持秩序，另有秘密纠察队防止特务分子捣乱破坏。

    燕京大学曾被认为是“亲美”的学校，校长司徒雷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然而绝大多数师生是爱国的，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同样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从29日下午开始各种壁报、标语就贴满了墙，其中一张壁报这样写道：

    “假若一个黑人强奸了一个白人，美国的大人先生们将会对这个黑人怎样？

    而今天的我们的姊妹被强奸了，我们必须要抗议美军暴行。

    假若追本溯源，我们要请他们滚出去，美国学校并不是让我们一切都容忍和做奴隶！”[483]

    燕京大学的学生还争取到了美籍教授的支持。夏仁德（Dr.Sailor）教授发表谈话说：“美军驻华也没有什么任务，外国军队在没有任务时驻在他国只有造成不幸事件的。”“美军一日不自中国撤退，同样的事件便难避免。”[484]夏仁德教授还捐出了5万元给燕大学生自治会，支持同学们开展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另一位讲授莎士比亚课的美籍教授布多马先生，也发表声明：“美军在中国已经没有任务了，让我们的孩子们回家，便不会在这里闯祸了。”[485]

    29日晚6时半，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召开各系、各级代表大会，讨论第二天罢课和示威游行的具体事项。可是会前一个小时，礼堂外面就来了许多不三不四的人，有的挂着北大的校徽，有的自称是外校的代表或联络员。他们不听劝阻，一窝蜂冲入会场，大喊大叫着擅自开起会来，不仅悍然宣布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为“非法”组织，而且大打出手，把所有抗议美军暴行的壁报、快讯、标语、呼吁书、访问记……通通撕光了，筹备会办公室的油印机、墨水等用品悉被破坏。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北大抗暴筹备会决定全体代表撤出会场，会议改在灰楼（女生宿舍）举行，一方面与负有“训导”之责的训导长陈雪屏交涉，同时一切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按计划加紧进行。

    北平其他高等学校也相继开展了类似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临近岁末，故都“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与抗暴运动蓄势待发。

    12月30日清晨，天气异常的寒冷。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率先从西郊出发了，在队伍的最前面是用几条白被单拼成的巨大横幅，上面写着一行斗大的墨字：“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清华在前，燕京在后，两校队伍浩浩荡荡相随行进。在西直门遇到了一点麻烦：国民党军警奉上司命令，只许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学生进城，于是两校同学互相交换了校旗，走在前面的清华队伍举着燕京大学的校旗大摇大摆地涌进城门，燕京的队伍则和守军交涉，说明他们才是真正的“燕京”。这一调包计十分巧妙，弄得国民党军警拦也不是，阻也不成，学生游行队伍却顺利地进城了！……

    略施小计巧进西直门，军警眼睁睁不知所措。

    途经定阜大街时，辅仁大学的几百名同学加入游行队伍中来，三校合兵一处，向预定的会集地点北大沙滩挺进。

    作为主力的北大，同学们中午就开始在沙滩操场聚集，等候兄弟院校队伍的到来。事先已派出代表与各校联络，得悉清华、燕京队伍早8时半已经出发，临近中午时分又听到大队人马进了西直门了！……消息传来，北大同学个个欢呼雀跃，斗志倍增。

    大约在午后1点多钟，中法大学队伍首先抵达沙滩，紧接着朝阳大学的队伍也到了。北大队伍集合整齐，一面“北京大学”的校旗高高插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过了十多分钟，清华、燕京两校的队伍在热烈的掌声中来到北大，他们这一路徒步走了四个多小时仍毫无倦色，青春的活力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愤怒的火焰在每一个人的胸中燃烧。

    下午1时半，抗议美军暴行的各校学生游行队伍会合完毕，浩浩荡荡地从沙滩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清华大学，依次是燕京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师范大学、铁道学院，人数最多的北京大学（包括先修班）作为东道主和发起单位殿后。参加示威游行的各大学学生总共5000多人，沿途有许多市民和中学生陆续加入，12月30日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队伍达万人左右。这是自“一二·九”运动以来，北平规模最大的一次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示威行动。

    游行的路线是：由沙滩开始，经黄城根、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军调部所在地，然后在美军肇事地点东单操场集会；会后经东、西长安街，并在新华门向国民党北平行辕请愿，再沿西单、西四折向北海南门……这条路线是故都城区的中心地带，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犹如给古老的北平安上了心脏起搏器，一路之上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宣传队员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向过往行人作宣传。示威游行的主旨用六条口号传达给全市和全国民众：

    1.抗议美军暴行；

    2.严惩肇事美军；

    3.美军撤出中国；

    4.美国立即改变对华政策；

    5.维护主权独立；

    6.民主新中国万岁！

    滚滚的人流，旗帜的长河，学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大批市民聚集观看，并每每报之以热烈的鼓掌。学生们一路呼喊口号，并将标语口号张贴在街道两旁的墙上、树上和行驶着的汽车与三轮车上，更多的是用墨水用粉笔写在马路上面。尤其是在东单操场集会时，围观的市民多达两万人之众，情绪激昂的学生们演讲、朗诵、唱歌、喊口号，过往群众无不为之驻足动颜。有的女同学声泪俱下地向群众讲述了“沈崇事件”的经过，告诉大家：“这里就是美国兵施暴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们北大女生受难的所在！”市民们听了个个义愤填膺，有的和集会学生一起大声抗议。

    学生们还仿照北伐时期《打倒列强》的曲调，新编了一首街头歌曲，当场教市民群众演唱，场面极为感人：

    退出中国，

    退出中国，

    美国兵，

    美国兵，

    赶快退出中国，

    赶快退出中国，

    滚出去，

    滚出去！

    军调部大门紧闭着，游行队伍将大大小小的标语贴在大门和院墙上，并用英语朝躲在里面的美军人员高呼：“Get away from China！”（“从中国滚出去！”）美军当局已经通知他们这天不能出门，所以在军调部工作的美军人员不敢上街，中午只好待在办公室里以面包充饥。

    东单设有美军兵营。当游行队伍呐喊着经过这里时，几个美军从墙上探出了头，同学们立刻走上前去对他们说：

    “中国人要求你们回国！”

    几个美军异口同声回答：“Yes，we want. ”（“我们也想回国”）

    这时美军宪兵走过来干涉，那几个美军只好缩回了头，不见了。

    由于特务分子途中捣乱，学生游行队伍临时改变计划，大队人马从南池子大街南口折回沙滩，另派出20余名代表赴中南海北平行辕请愿。

    得道者多助，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各界广泛的支持。在12且30日，即学生示威游行的当天，北京大学四十八位教授联名发表了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信。全文如下：

    司徒雷登博士勋鉴：本月二十四日下午八时，本大学先修班女生某女士（暂隐其名），于北平城内，被贵国驻华海军兵士二人强行无礼，女士狂呼求救，由路人闻声报警局，待警察赶到，某女士已被奸污。查某女士年仅十九岁，遭此暴行，其所受精神上之创痛，先生可以想见。中国人对于一个处女贞操之重视，先生固知之甚深，而吾等忝为某女士之教师，闻悉此暴行，尤深悲愤。先生以教育家出任驻华大使，对此事之观感，当与吾等相同。兹特以下列三事，提请注意：（一）对于被害人望嘱有关方面，迅作处置，以补偿被害人之荣誉损失。（二）对于犯罪之士兵，迅绳以法。（三）望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事关吾国国民身体自由，及人格完整之保障，处置略欠允当，并足影响中美两国人民间之敦睦，想贵国国务院及在华有关方面，决不能漠视也。敬候年釐。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袁翰青 赵广增 谢文通 胡世华 赵西陆 吴恩裕 李松筠 龙季和 薛琴访 马大猷 孙承谔 吴素萱 陈友松 陈占元 费青 张颐 沈从文 周炳琳 许德珩 俞大缜 闻家驷 陈振汉 杨西孟 庄忻泰 蔡枢衡 袁家骅 吴之椿 冯承植 楼邦彦 任继愈 马祖圣俞铭传 王金钟 赵隆勷 赵全章 王金铭 钱端升 郑华炽 殷宏章 朱光潜 向达 周作红 容肇祖 赵廼抟 萧剑云 郑昕 钱学熙 江泽涵

    同启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486]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张奚若也对学生的正义行动表示支持。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不但公开发表谈话，还亲自参加了学生的游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训导长褚士荃、教务长吴泽霖表示不能阻止学生游行，不能强迫学生上课，要求国民党当局保障学生的安全。燕京大学现任校长陆志韦，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表示赞同。

    通过30日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沈崇事件”，乃至“沈崇”这个名字，成了一个特定的符号，各界知名人士和普通市民家喻户晓，人皆言之，无不对美军暴行切齿痛恨，就连有的国民党士兵也愤慨地说：“妈的，打了八年仗，打退了东洋鬼子，又换来了西洋鬼子！”

    上海三十八位教授为表示声援，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此次美兵在北平之暴行乃对我国大学女生而施之，此在其他独立国家之内实为不易想象之事。而其所以竟在我国发生者，实为其战后久以殖民地视我之所致。平津学生勃然而起，以罢课游行表示其对于此次暴行及美军驻华的主张，上海及京杭各地学生继之而起。我们认为这些学生对于严惩暴行、赔偿损害及美军撤退等主张，按之正义与政治上之需要，均甚正确。应予声援，特此抒告。”[487]

    延安《解放日报》在北平学生抗议游行后十天，即1947年1月9日，发表了题为《号角响了，奋勇前进！》的社论，指出：“从这一事件发生到现在，中国年青的一代又以坚强英勇的气概，写下了一页光芒万丈的史诗。……这是中国青年继‘五四’、‘五卅’、‘一二·九’以后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运动；这也将和‘五四’、‘五卅’、‘一二·九’一样，作为一个先声，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页。”[488]

    事态仍在发展，斗争仍在继续。从1946年12月30日至1947年1月10日，短短十二天时间就从北平迅速扩展到全国14个省的26个城市，上海、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重庆、成都、昆明、桂林、杭州、厦门等地的大中学校学生，相继开展了罢课、示威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声势之浩大，民气之激昂，影响之广泛，直接间接卷入人数之多（达50万），均创造了学运史上新的纪录。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京示威学生冲破大批军警的阻拦，将国民党政府像铁桶似的包围了整整两个小时；在台湾，1947年1月9日以台湾大学为主力，台北市的大中学校学生及一部分公务员与店伙工人，总计约一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1947年3月8日，由京（南京）、沪、平、津四地学生抗联会发起，全国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总会在上海成立，它担负起了扩大抗暴运动的工作，团结并组织广大学生会集在爱国主义与求独立、求民主、求自由的旗帜之下，与各界同胞一起展开更猛烈更有效的斗争。当时国内的形势，可以用1947年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篇综合报道的标题来概括：“民主高潮遍及全国，爱国运动达新阶段。”

    毛泽东1947年2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因国民党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和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已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489]

    当时担任美国驻华特使的马歇尔则惊呼：“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一起据称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强奸了一名中国姑娘的事件。这起事件起了把中国反美情绪聚集于一个焦点的作用，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惩办肇事的海军陆战队人员并把美军从中国撤出去。虽然这些示威活动无疑有共产党的插手和鼓励，但有迹象表明，示威也是间接针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反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的一个信号。这些示威成了对国民党不满情绪的宣泄口，在性质上反政府的成分是可能和反美的成分相等。这些示威适足以表明遍及全国的不安，也表明有利用其它事件煽起普遍反美情绪的危险。这一事件发生前不久，我曾告知国民党宣传部长。在中国国内反国民政府情绪的广泛一致性看来似乎正在发展，虽然由于共产党的反美宣传，这种情绪的锋芒这次主要是指向美国，但是国民政府应该料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就要转到直接反政府的方向上。”[490]

    12月30日游行那天清晨，清华大学队伍出发的时候，同学们就看到校长梅贻琦和训导长褚士荃驱车进城，后来知道他们是去和有关当局交涉，无论如何要保证学生们的安全。褚士荃训导长还在西直门等候学生队伍的到来，告诉同学们“今天可安然无事”。北大的学生们听说后，纷纷议论开了，七嘴八舌说道：

    “我们的家长呢？谁关心我们？谁爱护我们？”

    在北大，蔡元培自担任校长以来，努力培育并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学生视校长为家长，校长视学生为子女，肩负着保护的责任。然而，这时的校长胡适却不在北平，他11月11日就离开学校到南京开所谓“制宪国民大会”去了，而且一走将近两个月之久。

    “沈崇事件”发生后，学校方面几次给胡适校长去电，催促他从速回北平处理此事。胡适正忙着为蒋介石制作“皇帝的新衣”，哪有心思与工夫旁顾其它？待伪国大开过之后，延至12月31日他才从南京飞回北平，此时距沈崇遭美国兵侮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星期，北平学生30日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也已暂告结束。

    这样一个“时间差”，虽然不能说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对一个女学生的不幸熟视无睹，但至少可以说明对他来讲，制定所谓的“宪法”，用“民主”包装独裁，比处理一个女学生受辱重要得多，在他的心目中“蒋主席”的分量远非这个叫“沈崇”的女学生所能比拟。“当代的孔夫子”心中也自有一杆秤。这也许就是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沈崇事件”未作任何记载的缘由。

    据国民党《中央日报》一位名叫叶由的记者回忆，胡适最初在南京听到沈崇被美国兵强暴后，这位一向主张“怨而不怒”、提倡“自由”与“容忍”的儒雅学者，竟圆睁着一双金刚怒目，一边敲着桌子一边说：

    “这还得了！真岂有此理！”

    胡适甚至说过从他嘴中绝难讲出的话：“抗议、游行，有何不可！众怒难犯，伸张民意嘛！”

    叶由赶紧问他：“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吧？”

    胡适回答：“可以。”

    回到北平接见记者时，胡适公开表示：“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然而紧接着又说：“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他不仅不赞成学生罢课，对于整个“沈崇事件”的处理也一再强调要“区分法律和政治问题”，说什么“此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491]

    综观胡适对“沈崇事件”的处理程序和办法，归结到一点，就是他力图把这一震惊北平和全国的重大事件纳入或者说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拒绝和反对进行政治的考虑，尽量避免让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尤其不能让美军撤出中国。显而易见，胡适的主张及其所作所为同中共和广大青年学生的主张与要求背道而驰，在如火如荼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怒潮中完全不合时宜。

    为遵循“法律解决”，胡适组织了一个“法律顾问会”，力劝被害人及其监护人接受中美双方侦查检验，因为事发当晚与次日两次检验均未发现女身所受硬伤，至第二夜以后始发青紫。盖其原因，系由于受害本人当晚疲乏之极，不知身上受伤。胡适在给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信中写道：“此种重要证据，当时均未纪录，殊属疏漏。此可见法律知识的缺乏。”所以他利用北大校长的身份，宴请法律专家，“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492]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燕树棠和费青、蔡枢衡，以及清华大学教授赵凤喈，被聘为被害人与监护人的法律顾问。[493]

    既然“法律解决”，当然就要对肇事的美国兵进行审判。美国依仗其霸权地位，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坚持由美军方自行审判属下犯罪人员，驻军所在国反倒不能干预。这实际上是延续过去所谓的“治外法权”。对强奸北大女生案犯的审判即是典型的一例，美军当局不愿公开审判，他们对旁听人及中国记者多方限制，并不准自由发布消息。为此，北平学生抗暴联合会致函北平行辕、北平市政府和北平美军海军陆战队总部，提出严重抗议并严正要求如下：

    “报载美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定期开审，惟对旁听人之限制极严，即中国记者观审亦遭限制，且将统一发布消息。此种决定，实违反全国学生之愿望及新闻自由之原则。今为全国学生每一抗议美军暴行之行动均曾要求公开审判肇事美兵，美军当局不愿公开审判，禁止自由发布消息，显系欲利用不正当之方法，为美兵罪行洗脱责任，以遮掩世人耳目。我们北平市学生团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对此种不合理之决定，表示严重抗议。并要求立即改变方式，公开审判，准许各报记者及各人民自由派代表出席听审，自由发布消息。如此项目的不能达到，则本会对此次审判将保留不同意之发言权，并将继续为争取公开审判而努力……”[494]

    在广大青年学生、北平市民和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美军当局被迫于1947年1月17日至22日将“沈崇事件”主犯皮尔逊和普利查德交由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审判。审判期间被害人沈崇曾于18日出庭叙述事件经过，她的这一勇敢的行动博得了大家的赞扬，被誉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

    胡适是北大校长，对学生负有保护的责任，所以北大师生强烈要求胡适以“监护人”的身份出庭作证。胡适非寻常人物，国民党当局唯恐事情闹大，蒋介石亲自授意，由外交部长王世杰从南京急电北平，对胡适进行劝阻：

    “报载兄对美兵案，准备出庭作证，未知确否？美方刻正羞愤同深，兄之地位或未便如此。”[495]

    沈崇是北大女生，胡适是北大校长，难脱干系。在众目睽睽之下，胡适没有接受王世杰的劝阻，用叶由的话说“这次竟然顶住了压力”，以被害女生监护人的身份“毅然”出庭作证。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作为北大校长还是有相当的责任心的，不这样做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今后难以在北大立足。

    胡适当时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北大广大师生及社会舆论，这种压力是身在南京的王世杰所感受不深的。胡适之所以没有接受劝阻，与其说是“顶住”了王世杰（背后是蒋介石）的“压力”，不如说是他无法顶住（或者说抗拒）广大师生及社会舆论的压力，正是后者促使（或者说逼迫）他走上了法庭。作为父亲，“谁没有女儿？”的愤慨之语从胡适嘴里说出来，自然也是真情使然，足以让人感动，无怪乎受害人亲属（沈崇的父亲和姑母）要对他表示“谢谢”了。

    胡适亲自出庭作证，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法庭上面。而这正是胡适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他极力要把这一事件纳入“法律”的轨道，作为“法律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也是他“毅然”出庭最深层的缘由。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1946年12月31日就密电胡适、梅贻琦：“平市美军污辱女生之事系违警刑事案件，自应听由法律解决。现闻有人假此鼓动风潮，未免太无意识，贻笑中外，应速设法劝阻，并整饬风纪为要。”[496]

    过了没几天，1947年1月4日教育部又致电胡适、梅贻琦：“日来上海学生三千余人，南京学生六百余人，藉北平美军事件游行，查系有人鼓动反政府及反美运动。大多数学生均明白此系美兵个人行为，纯属法律案件，并非外交问题。现美军已将凶犯交军法审判，自应听候依法解决。政府对此甚为重视，已请美方早日判决公布，并办理其它必需手续。诚恐有人扩大煽动，特电注意防范，并希设法抗议，有所表示，以正视听，并劝导学生严守秩序，安心学业，是为至要。”[497]

    仅靠教育部的“密电”“特电”尚嫌不够，1月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又发布禁止学生示威游行的命令，饬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阻止学生运动，以免侮辱在华美国人士，而致影响中美邦交。全文如下：

    “根据北平两美兵犯有奸污中国女生情事，现悉：美方已将犯事美兵依法交付军事审讯，我北平市政府亦在就地交涉之中，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裁判，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各学校当局及地方行政机关，务各本此旨，负责劝导，遇有可能越轨行为，并应负责阻止为要。”[498]

    国民党当局将“沈崇事件”定性为刑事案件、法律案件，与政治、外交无关。胡适正是根据这一方针行事的，虽然“有所表示”，包括出庭作证在内，但都是为了贯彻当局的上述意图。在这一点上很难讲胡适同国民党当局拉开了什么距离，如像有些人津津乐道的那样。

    经过一个星期的法庭辩论，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皮尔逊犯有“强奸已遂罪”，判处监禁15年；普利查德因“彼对沈女士强奸一事，不报告长官”而犯“过失罪”。胡适的证词应当说在审讯与判决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会像叶由所说的那么大：“（胡适）毅然出庭作证，迫使美军法庭判处美兵皮尔逊有罪。”胡适个人哪有如许大的能量？何况美方也未必买他胡大博士的账。至于说胡适出庭作证“表现了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不仅今天我们要向他表示钦佩，就是千载以下的中国人也不会忘了胡适的‘冲冠一怒’！”[499]这些话显然是对胡适顶礼膜拜者的过分溢美之词。

    美方军事法庭做出上述判决后，国民党宣传机构一方面肉麻地吹捧美国“派出来的官长都有（法律方面）相当的修养和训练”，审判“十分公正，毫不殉情”；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停止抗暴行动，说什么“抗暴行动，起于沈案，限于沈案，沈案结束，运动亦告终止”。然而，美方军事法庭虽判决皮尔逊有罪，但并非“一锤定音”，尚需由美国海军部最后审核。北平学生抗暴联合会1月25日要求组织中美联合法庭，进行公开审理，反对美军事法庭单独审理关乎中国主权和中国人尊严与人身安全的重大案件。但在美方一手操纵下，此案后来转移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审理。

    对于事态的进展，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与北平市长何思源、北大校长胡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以下三条电文可见他们关注的程度：

    一，北平市政府何市长思源兄并密转胡校长适之先生：密：巳马外电敬悉。美兵皮尔逊强奸案，本部已向美使馆交涉，要求必维持原判，予以执行。美使馆已转电华盛顿当局，以后发展容再电告。王世杰巳迥（六月二十四日）印。[500]

    二，市政府何市长并密转北大胡校长：密。关于美兵皮尔逊强奸案，午东酉电计达。顷据顾大使电称：据法界告，美海军部对该案尚未有所决定。外交部美午敬（七月二十四日）申印。[501]

    三，限即到，北平何市长并密转北大胡校长：美兵皮尔逊强奸女生沈崇案，午敬申电计达。顷据联合社十二日电，美海长已批准美海军检查长判决，该犯无罪释放，经询准美大使馆后称，尚无报告。并经另电驻美顾大使迅查详情电部，俟后再达外，请迅将美军事法庭对本案判决书检寄备用为荷。外交部美未寒（八月十四日）午印。[502]

    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严重的国家，黑人强奸白人往往要受到极厉害的惩罚。再按当时的美军军法，军人犯强奸罪要处长期徒刑乃至死刑。然而令举世哗然的是：半年之后美国海军部竟然撤销原判，以“证据不确凿”为由，将肇事主犯皮尔逊“无罪释放”。这再一次暴露了美国司法制度标榜所谓“公正”与“正义”的虚伪性。

    胡适一贯吹捧美国如何“民主”、“自由”、“尊重人权”，但面对美军践踏中国人权的霸道行径，除了“余对此新进展，表示不满”[503]外，再也没有任何作为。这不能不让他在国人面前大跌眼镜。

    胡适不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这一具体的“法律问题”吗？然而弄来弄去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强奸犯“无罪开释”，被害人冤沉大海。这个事实不仅让中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极为愤慨，而且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单靠法律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胡适的办法根本行不通。道理很简单：“沈崇事件”既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也许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杜绝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沈崇事件”首先是一个涉及中国主权（包括法权）的重大政治问题，其次才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具体的法律问题，两者必须结合在一起考虑和对待。正如《新华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所说：“北平美军的这一兽行，决不能被视为一个孤立的个别事件来敷衍了事，它是这一年多来，驻华美军连续不断的大小暴行的新发展。”[504]美军暴行不胜枚举，愈演愈烈。[505]“只有用人民的力量，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弃其‘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的卖国反人民的政策，迫使美国帝国主义迅即撤退其驻华军队，放弃其殖民地化中国的意图，才是杜绝美军暴行的根本办法，才能伸雪被杀害与被侮辱的中国人民的沉冤。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506]

    然而这恰恰是胡适所不愿意的，因为用法律手段处理并解决这一事件，息事宁人，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一旦与政治、外交挂钩，则国民党政府势必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并危及美国在华利益。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也是胡适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在“沈祟事件”发生后，1947年1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以行动答复美军暴行！》的社论，在揭露国民党政府“媚外卖国”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胡适：

    “我们正告国民党当局：你们在国际会议上所拼命袒护的，你们平日所曲意逢迎的驻华美军，不正是今天几万万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安的么？这是爱国与卖国的原则分歧！这是忠奸的分野！决不是国民党当局的御用‘学者’胡适之流用‘法律问题’或‘不应作此联想’所能欺骗蒙混得了的！当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及其御用‘学者’、‘专家’们也曾高唱过什么‘法律问题’的怪论，但不仅没有欺骗了人民，却只换得人民的唾骂。今天人民更觉悟了，难道还会相信这些鬼话吗？”[507]

    胡适再一次受到中共方面和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他可能觉得很委屈，自己一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反倒招来一片斥责之声。郁闷不过，所以2月22日夜在写给王世杰（雪艇）的信中诉苦说：

    “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如《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最近两期《文萃》每期有两篇文字攻击我。）他们最恨我的，一是因为我出席国大，一是因为我把女生沈崇案引起的学潮镇定下去了。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508]

    其实郭沫若当时并没有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是胡适自己有些多心或过于紧张了。1947年1月1日元旦这天，郭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针对“沈崇事件”发表谈话，指出：“政府既然请了这样的暴徒来，政府应当负责。”同时警告美国政府：“帝国主义的残梦可以醒了，中国人民已经怒吼起来了。”[509]已经在政治上成为胡适宿敌的郭沫若，当然也不会饶过胡适这个老对手，1948年2月12日他在香港写了一篇题为《斥帝国臣仆兼及胡适》的文章，把胡大博士骂了个狗血喷头：

    “胡适学无根底，侥幸成名，近二三年来更复大肆狂妄。蒋介石独裁专擅，祸国殃民，而胡为之宣扬‘宪法’，粉饰‘民主’，集李斯、赵高、刘歆、杨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更复蛊惑青年，媚外取宠，美国兽兵，强奸沈崇，竟多方面为之开脱……”[510]

    胡适对郭沫若的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攻击性文字，没有作任何回应。大概他是不想给对方提供更多的子弹。

    “疏导”学潮，无力回天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学生为主力军，在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在巴黎和会上欧美列强无视中国的主权，悍然决定战败一方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由日本继承。蔡元培将中国外交失败和北洋政府准备接受的消息透露给了北大的学生，于是群情激愤，北大和其他学校共有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北洋军阀政府发布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开除，不得姑息。”蔡元培主张青年学生应爱国御侮，但不赞成采用罢课游行的方式，他曾经亲自在校门口拦阻学生。

    一年之后，即1920年5月4日，代理北大教务长的胡适和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共同发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摘其要者共有五点：

    1.“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2.“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胡适将其贡献归纳为“引起学生自动的精神”、“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

    3.“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它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不得已，故它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尤其是“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

    4.“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5.“我们对于办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511]

    以上诸点可以说是胡适对于学生运动所持的基本立场。他虽然肯定“干预政治”引发学生运动，从而为学生运动的发生找到了重要根据，但是又把这视为“不得已的”、“不幸的事”，是“下下策”。他把“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等同于“学生运动”，用一般的课内课外的学生活动代替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干预（包括罢课、游行等等行动在内）。以后数十年间他就是用“引导”而不是“压制”的办法来“救济”学潮的，然而这样的“引导”类似于偷梁换柱，实际上是将学生运动纳入或者说限制在“世外桃源”之内，从根本上否定了学生运动干预政治、改革社会、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宗旨。胡适对学生运动所持的这种态度，同他在五四时期“不谈政治”的主张有密切关系。

    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总是冲在最前面。针对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以后连绵不断的学生运动，胡适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上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说：“我们观察这七年来的‘学潮’，不能不算民国八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512]在这抽象的肯定后面，更多的是具体的否定：

    “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我们须要明白了解：

    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513]

    “……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514]

    胡适所谓的青年学生应该做的“救国的事业”，就是专心读书求学，把自己铸造成有用的人才。一般来讲，或者抽象地说，这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当时政府无能、人民无权、中国任凭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宰割的情况下，胡适以此为理由反对学生运动，尤其是反对学生罢课，就直接影响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罢课是上海“三罢”斗争之一）。而就潜在的影响来说，又会使得青年学生走上脱离社会、逃避政治的道路，其危害性绝不能低估。王复初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这样指出：

    “昨天早晨博晨光先生在燕京大学说：对沪案你已与他想出法子来，先叫北京的学生上课，然后慢慢的叫中国的政府与英、日二国交涉，并谓你已开始运动北大的学生在大会中通过。设若先生果是这样的主张，对我们学业方面可谓周到；然对国家方面我们不能不疑。现在我们政府是无能为，所赖的只是民气。设若北京与全国的学生皆照先生的话上课，商工各界也置之不管，将来沪案结果是否要受其影响？现在青岛日人杀华人已是不少，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与日本政府交涉，像沪案那样的尽力呢？是因为学生与各界没有什么举动的缘故。设若北京及全国的学生及各界皆照先生的话，恐怕沪案也要变成青岛的案那样无人过问了。先生忧国心比我的加十倍，但这次这样主张，不知先生的意思怎样？”[515]

    这封信写得还是很客气的，很婉转的，——也是很讲道理的。但胡适在武昌大学运气却没有这么好，他遭遇到了严厉的质疑与驳斥。（详见本书“要事篇”之“问题与主义之争”）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继占领东三省后，又攻占热河，策动所谓“华北自治”，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胡适虽然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日本旨在并吞华北的所谓“冀、察特殊化”，却又不赞成全国武装抗日。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从美国学来的“新和平主义”思想仍在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受了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影响。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全国震惊。胡适13日便同丁文江、翁文灏一起赶往河北保定，会见前来视察华北局势的蒋介石。他们有下面一段谈话——

    胡适等问：“我们能抵抗否？”

    蒋介石回答：“须有三个月的准备。”

    胡适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蒋介石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胡适心里明白：“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于是他们又问：“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蒋介石回答：“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516]

    蒋介石和胡适都不懂唯物辩证法，所以他们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正确预测对日作战的前途：经过持久的全民抗战加上国际援助，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会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转化，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当时国民党执政人物以及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认为日本国力雄厚，军力强大，而中国力量太弱，根本不能同日本打仗。亲日派汪精卫及其党羽组织的“低调俱乐部”，更是把“调子”降“低”到了“打则必败，战则必亡”的地步。

    胡适在《全国震惊以后》这篇文章中也说：“世界尽管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危机还和十九世纪末年的情势相差不远。也许比那时代还更危机……我们丝毫没有准备怎样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求民族之自由平等，所以几百吨的大言空谈，抵不过‘九一八’夜的一炮，也抵不过今天朝阳承德之间横冲直撞的敌军。”[517]在他看来，“这回热河的事件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敌人的胜利真是疾风扫落叶，丝毫不费劲；我们的失败是摧枯拉朽的失败。”[518]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胡适声言：“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519]他和蒋介石一样寄希望于当时的“国联”，由“国联”调停中日冲突，限制日本侵华规模及至对日本加以制裁。为此胡适不仅提出了“和比战难”的口号，甚至说“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520]这同蒋介石“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论调如出一辙。

    胡适可以等候50年，不等于中国的老百姓愿意等候50年，更不等于青年学生愿意等候50年。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即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胡适基于其上述对日妥协求和的主张和他一贯的教育思想，接连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再论学生运动》，反对学生罢课，说什么：“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521]而“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522]在北大学生会12月10日宣布罢课的当天下午，胡适还向学生会全体负责人训话，说：

    “华北的事，自有蒋梦麟和胡适顶着，不干你们的事。”

    学生们诘问道：怎么不干我们的事呢？以华北之大，如今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日本人用枪口对准了我们的胸膛，在这种情况下叫我们怎样安心读书？胡适无言以对，但仍固执己见，要求学生们停止罢课。

    12月16日北平学生再次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三省。这次示威游行规模更大，也更有组织。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有二三十名学生被捕，被军警打伤的达300多人，其中最多的是北大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虽然批评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并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但另一方面仍念念不忘“劝告”学生们“即日复课”:“青年学生要明白，全国舆论对于他们的抗议是完全热烈的表同情的，但对于他们的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我们不但希望他们即日复课，并且希望他们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和考试之用。”[523]

    胡适还草拟了一篇《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全文如下：

    “各位同学：

    在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学生请愿游行之后，我们负有各大学行政责任的人，曾联名发表告同学书，指出‘诸位同学请愿及罢课的第一目标可以说是已经达到，希望诸位同学勿别生枝节，勿虚掷光阴，即日恢复学业’。不幸那篇告同学书发表之后，又有十六日北平各校学生大举游行的事，参加者数千人，受伤者总数约近百人。此等群众行动易发而难收，有抗议的功用而不是实际救国的方法。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所以我们很诚恳的第二次提出劝告，希望诸位同学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报国之事，任重而道远，青年人切不可为一时冲动所误而忽略了将来的准备。”[524]

    如果放在平时，胡适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也许能产生一些效果，但在国难当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却很难为爱国学生们所接受。学生们何尝不愿意读书？“读书救国”本是青年学子的夙愿，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了他们：救国需要读书，闭门读书却未必能救国。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迫使每一个青年人尤其是“国之干城”的大学生们做出抉择：我们究竟是战还是降？在北大，在北平乃至全中国各地的校园里，无数的青年学生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最大的吼声：

    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为缓解学生愤怒的情绪，瓦解学生旺盛的斗志，在学生们拒绝“复课”的情况下，北大校方曾打算提前放寒假，以此“驱散”学生队伍。12月31日校长蒋梦麟就“复课”与“放假”问题，召集全体学生开会，胡适在大会上重谈“要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照常读书”的老调，甚为不满地对学生们说：“北大不仅是你们的，也有我们的一份。学生不上课，教员拿钱不教课，算干什么的？”[525]他的讲话引起一片嘘声，胡适一反平日温文尔雅的常态，竟然骂学生“下流！下流！”与学生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这里顺便指出，由于立场不同，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卷中将这件事叙述为：“十二月九日北平城内外的学生开始大游行请愿，并鼓动各校罢课。——这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自吹是他们‘领导’的‘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这天，北京大学学生大会讨论罢课的事。先生与蒋梦麟、傅斯年等都登台发言。左翼学生想用嘘声来扰乱会场。先生严正的指斥说：‘你们有意见，上台来，好好说。不要下流，下流！’大多数学生大鼓掌，将嘘声镇压下去；他们策动罢课的企图也不得逞了。其后左倾教授尚仲衣于北大教授集会中发言改订课程，讲习抗日课目。先生又指斥尚仲衣‘曲学阿世’，并说：‘我们今天要镇定，要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照常读书，不能假冒抗日教育来宣传马克斯主义！'”[526]

    这段记述至少有一个事实上的错误：胡适与学生冲突的时间是12月31日的大会上，而不是“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当天，即12月9日。这可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书信为证，那信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的谈话会，颇有十来个青年人显出无理解的行为……”[527]胡颂平将其置于“十二月九日”条下，并以“这天”界定时日，显系误记。

    胡适与学生公开冲突的第二天，就是1936年的元旦。按惯例新年放假三日，校方强行宣布从4日起复课。蒋梦麟、胡适和周炳琳，一位校长加上两位院长，清早便赶到学校进行督促。蒋梦麟在二院门口看见学生张贴了反对复课的布告，还有学生站岗，当即嚷叫了起来，指责同学说：“这是胡闹！你们站岗，我也站岗。”周炳琳在一院遇到相同的情况，兀自嚷嚷了一阵，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胡适到得稍晚一点，他先从楼上取了一份英文报纸，佯装看报，心里却在算计怎样对付学生，让他们乖乖地复课。

    他明知故问：“你们是干什么呀？”

    学生告诉胡适他们要继续罢课，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现在只能这样做，以此唤起全民族的抵抗意识。

    胡适听罢，用讥讽的口气斥责说：“你们这也叫爱国？这也叫爱国？”

    学生们理直气壮：“我们这就是爱国！”

    胡适怒气冲冲：“你们胡闹！”

    学生们不客气了，当面顶撞胡适院长：“你才胡闹！”

    这一下弄得胡适面红耳赤，很有些下不了台。一位学生问他：“胡先生，你对当前的问题是怎样看法？”

    胡适余怒未息：“我不愿对牛谈！”

    他用的是“对牛弹（谈）琴”这句成语。学生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便一齐哄笑了起来：“你才是牛！胡适是牛！……”[528]

    从以上不难看出，胡适当时和青年学生的对立到了什么程度。胡适自己也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529]把国难当头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成赶“时髦”，说成是“低级趣味”，这足以证明胡适的偏见之深。所以，我们在肯定胡适为“北大中兴”做出了诸多贡献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他在对待学生运动方面的失误。这些失误说明了胡适的教育思想中确实存在着偏颇乃至错误之处，不应不加分析地一概肯定。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公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并且亲自发表《关于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讲话》，宣称：“近来各地学生，时有越轨骚扰之行动及违理逾分之要求，旷废课业，相习成风，假游行请愿之名，为扰乱治安之举，甚至占夺车辆，阻碍交通，扰乱秩序，如此干法乱纪，必非我纯洁的爱国青年学生之所为，而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530]

    北大是爱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对于一校之长的胡适来说，最感头痛的是怎样对付连绵不绝的学生运动。他当然是不赞成学潮的，因为当时的学生运动以反对国民党统治为目的，但他又无力平息学潮。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方式方法上，在策略上，胡适同国民党当局也有分歧：一般来说他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由正规法院执行”，而不赞成动辄使用军警镇压，认为“若用军警入校……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亦必一致攻击政府。”[531]一句话：那样做对国民党政府不利。

    北大等校学生1947年5月、6月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时，胡适曾经用“疏导”的办法，暂时缓解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活动。教育部长朱家骅特为此致电胡适，云：“（蒋）主席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532]

    胡适本人对此也甚为满意，他在记者招待会上高兴地说：

    “……看最近两星期的表现，北平青年还是有理智的。从5月18日街头讲演，到20日的游行，和本周的复课，虽然其中标语说话有刺激感情的，但大部还是理智的帮助制止了感情，很少有轨外行动，本人藉此对地方当局表示谢意。行辕李主任、警备司令部陈司令、何市长及党部、团部，这两星期以来，一方面与学校当局合作，一方面保护青年安全，做成‘疏导政治’。例如20日游行，地方当局并未说不许可，让他们的烦闷感情有所表现，公诸社会和全世界，虽然有几个小问题使罢课延长了几天，但可证明疏导政治之有效。”

    “青年的感情发泄表现以后，自然回复到学业上，现在课室、图书馆、试验室里，都在埋头苦干，学校当局很得到安慰。我对学生代表讲话，鼓励往理智上走，这次的表示，表现（demonstration）有很大的成功，不但全国知道，全世界亦都知道了，希望继续保持理智的态度。”

    “过去曾谈过，我认为青年对政治表示，不可完全抹杀。对学潮有一个历史的看法：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政治不能满人意时，同时没有合法有力的机关可以使这不满意得到有效的改革，这个事情总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学生身上。汉宋的太学生谈政治，与瀛台最有关系的戊戌政变，也与学生有关。”

    “现在学生对政治不满意，感觉生活压迫，推敲理论，见仁见智，至少承认有烦闷的理由，有不满意的理由。没有客观环境，不能说几个、几十个人能号召使几千人的学校罢课游行，因为牵牛到水边容易，叫牛喝水就困难了。党政军团可与学校合作，水来了，不要挡，疏导他，没有害的让他们发泄，发泄完了以后，大家仍以学业为重，我们对于这一点很同情。”

    “北平没有大的不幸事件。……一方面使地方当局省去许多麻烦，一方面避免无谓的冲突及牺牲。当局各方面的合作，帮助学生，过去已有效，学生遵照上星期六学联决议，疏导政治，使学校很快即可恢复正常。”

    “只有合理智的表示，是最有效的表示。因为枝节的冲突，这里流血，那里失踪，使人往往捉摸不到学运所表示的目标。最后感谢地方当局合作的是：‘疏导政策’。”[533]

    然而，胡适“疏导”有术，但也有限。当时代的车轮进入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变本加厉地镇压学生运动，引起广大青年学生更加激烈的反抗。“反饥饿反内战”加上“反迫害”，斗争此起彼伏，在国统区形成了燎原之势。

    胡适夹在当局与学生之间，不能不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校长他不能不保护自己的学生，至少也要做出某些姿态；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秉承当局的旨意，对学生严加管束。

    “邓特事件”最能说明胡适的上述态度。

    邓特是北大政治系二年级的一位学生，1948年2月3日晚被国民党特务诱捕入狱，“罪嫌”是“受华北学联领导，替共匪宣传”。邓特在关押期间曾受到“老虎凳”等刑具的摧残拷打。“校长是我们唯一的家长”、“校长平日视同学如家人”[534]，因此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恳请胡适“校长本爱护同学维护人权的立场，向警备部严正抗议滥用权威摧残青年的不法行为”。[535]但胡适却拒绝出面交涉、营救，表示“他不会为同学的事去跑衙门”，并且提出了以下三点基本看法：

    “一、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

    二、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

    三、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536]

    当学生代表追问胡适是否有“默认政府非法行为之嫌”时，胡适始终不同意“非法逮捕”的说法，还搬出了宪法第二十三条说明他不同意的理由。胡适对学生说：“我不过是只纸老虎，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采（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537]

    这就是胡适。看来他对学生运动表现出了双重的无奈。

    胡适的态度自然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北大学生自治会政治、经济、中文、史学、西语、教育等系系会在《向校长进一言》中抨击说：

    “昔者校长曾经拍击胸膛，作‘同学如果被捕，我进去保出来’之语言，同学对校长保障同学安全之教育家气节无不额手称庆。不料诺言未几，校长即一反前言，缩小诺言范围于校内；如今更以面子问题为借口，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试问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尚有何面子可言？古语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昔日蔡（元培）校长曾为同学之安全以去就力争，校长口口声声继承蔡校长之遗志，却为蔡故校长之所不为，校长何以对先贤？何以对同学？”[538]

    1948年3月27日北平警备司令部奉行辕转中央电令，以“共匪策动之组织”为由查禁“华北学联”；4月5日大批国民党特务闯入北大，撕毁学生张贴的壁报，抢劫图书、资料；4月11日“北平市学生民众清共大会”在天安门举行，会后游行至沙滩一带，围攻北大学生，并呼唤“打倒共匪老巢北大”、“推翻民主墙”等口号。针对这一系列暴行，北大师生罢课罢教以示抗议。北大学生自治会、人权保障委员会于4月2日致电校长胡适：“您正在兴高采烈的开着国民大会，但是请您不要忘了我们所受的创痛，更不要忘掉您过去曾经许下的诺言。”[539]“请您向最高当局提出：（一）抗议当局非逮捕，（二）抗议当局校内捕人。”[540]4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会也致电胡适，详细叙述事件经过并提出严正要求：

    “十一日下午有所谓民众团体者在天安门集会后，结队游行，沿途胁迫本校学生加入行列，施行毒打，来至沙滩校门前。当时校门紧闭，乃投石击破楼窗多处，继又窜入东斋，捣毁教授住宅。学校四周，宪警林立，竟任暴徒逞凶，殊不解。专此电陈，转请政府惩罚凶手，严令地方当局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以安人心。”[541]

    正在南京出席伪国大的胡适，收到电报后曾去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国民党的青年部提出质问。此时国民党的青年部部长不是别人，正是当过北大训导长的陈雪屏。

    还是这个胡适，同时也在为营救被捕学生，使之得到公正的法律解决而奔忙，哪怕这个学生是共产党的嫌疑。5月24日他为孟宪功一案曾致函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敬民）：

    敬民院长先生：

    国民大会期中，曾因鲠生兄的绍介，得与先生联坐接谈，甚以为快。可惜那天我匆匆走了，不得畅谈，至今怀念。

    今天有一件事想向先生陈述一点意见。

    北京大学学生孟宪功因共产党嫌疑案，经河北高等法院判决不受理，现上诉于最高法院，请为撤销原判，发回原法院更为审理。此案关系一个青年人的权益，为了管辖问题，拖延至七八个月，引起了许多青年人的同情，故成了一个最惹全国注目的案子。我很怕因为道路远隔，先生和贵院同人也许不明白案情的真相，所以我想陈述几句话。

    孟宪功是去年九月被捕的，因系内乱罪嫌，于本年一月十五日由河北高等检察处以内乱罪起诉。河北高等法院一再迁延，直到本年五月北平特种刑事法庭成立，方始判决谕知不受理，准备移送特种刑事法庭。因此，在一般人——尤其是在青年学生的心目中，法院不免有当判而不判，当结而不结的嫌疑，这是大有损于司法尊严的。因为在我们常识的看法，孟生案既已在法院侦审，则实体法固然应该适用刑法，而程序法也应该依旧法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结案，而不应该适用后来颁布的新条例。新法对于被告，显然不利，例如被告被判处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即审终结，不得上诉或抗告。故此案之移送特种刑事法庭，就等于无故剥夺被告在旧法时期所应得的上诉于第三审法院的权益。

    总之，孟宪功一案，一般人的心理都感觉应该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应向特种刑事法庭移送。此种心理的依据只是因为被告犯罪系在新条例颁布之前，而新条例实于被告不利。此皆是常识的判断，未可轻易抹煞。所以我大胆的把这种情形向先生陈说。去年孟宪功被捕时，其时北平正因某另案捕人甚多，故北平青年学生曾感不安。我同各校行政当局曾劝告军警当局早日将孟生等移送法院处理。后来河北高院不受理的判决实不免动摇人民信赖法院的心理。所以我私心甚盼贵院能对于此案有所挽救。若蒙早日准予撤销原判，发回原法院更为审理，那就是我们最盼望的事。

    胡适敬上[542]

    胡适回北平以后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联系，上面提到的孟宪功案就是一例。邓特同学后来也由校方保释出狱就医。

    然而，还是这个胡适，8月23日夜给北平市警备司令陈继承写有一信，再次表明了与当局配合协助的态度：

    继承先生：

    此次特种刑事法庭传讯的北大学生五十人，除何庆祥、胡继德并无其人外，共四十八人。此四十八人，已经本校负责高级人员详细调查，结果如下：

    （一）已赴法庭报到者六人：曲绵城、杨维周、田庚善、王文光、王世模。

    （二）即赴法庭报到者一人：周尚英。

    （三）已经本校于7月21日榜示开除学籍者三人：宋兆祥、杨翼升、屈翠荷。

    （四）确知已经离校南下者7人：卢一鹏、叶际秀、梅祖武（家在济南）、谭凤英、戴秉衡、冯远程（已毕业就业）、华惠珍。

    （五）已经离校二人：姚卿祥、袁平书。

    （六）已经毕业在外就业或实习者四人：周尚珏（医）、杨俊（医）、王顺霖（工）、李贤能（化）。

    （七）不在宿舍者二十五人：许建章、李德齐、李鸿藻、单鸿逵、杨谨诚、丛硕文、王镜岩、周祥生、訾维廉、王韵波、闻人昌、朱衣人、张坚、于培之、袁洪铎、王金铸、任世昌、刘曼珠、卜超凡、颜琳、康敏心、丁化贤、林道茂、谢元杰、周克敏。

    已上调查之结果，均由本校训导长等以书面向我负责报告。训导长贺麟先生说：“沙滩区学生，除由宿舍管理员报告不在彼等平日住宿之宿舍外，（贺）麟昨晚（22日）曾亲往西斋、红楼及灰楼各宿舍察看，意在寻得各该生，俾可劝导其赴庭受讯，见得各该生皆未在平日派定之宿舍内，并且遍觅不得一人。”

    上项报告，我认为绝对真实，故敢转抄给先生。

    我们现在正在查明凡确在北平而避不到案之本校学生，均一律停止其学籍，决不许其注册，亦决不许其潜居学校内活动。

    我很诚恳的盼望先生与贵部同人相信我的报告与保证。

    弟 胡适敬上 卅七、八、廿三夜[543]

    这个胡适，那个胡适，加在一起才是一个真实的胡适。他的确对学生运动表现出双重的无奈，究其原因，根子还是在于他对待学生运动所持的固有矛盾。既然学潮是由“政治不能满意时，同时没有合法有力的机关可以使这不满意得到有效的改革”所致，那么问题就是明摆着的：在国民党蒋介石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胡适不可能在极力维护现存政治体制即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同时，维护广大青年学生的利益，切实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他也不可能在两者之间走钢丝。胡适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毕竟不是玩弄政治杂技的超级演员，那样做就未免太难为他了。胡适曾经表示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然而学潮迭起，犹如红楼失火烧得他焦头烂额，也禁不住萌生了退意。朱家骅得知后密电胡适，极力劝阻，言词极为恳切：

    “……年来承兄偏劳，公私感激，累兄实多，心时不安，乃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即弟可放兄，而总统与翁（文灏）兄亦必不能听兄高蹈；北大同人闻之，将更惶恐。故此实不可能之事，祗有万恳顾念大局，勉为其难。傥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敬布悃愊，公私企祷。弟 朱家骅”[544]

    胡适只好在北大维持残局。“复兴之梦”肯定是不再做的了，相反，他整天忧心忡忡，唯恐“军警入校”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酿成更大事端乃至空前血案。恰逢此时，昆明大中学校学生掀起反美扶日运动，当地军警宪特包围云南大学，殴打并抓捕学生800多人，引起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公愤。有鉴于此，8月13日胡适在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名致朱家骅的电报中，不无疑惧地说：“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深盼政府郑重考虑，并乞务专呈总统为感。”[545]

    “去就”意谓辞去校长职务，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准备撂挑子，不干了。原因是他在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面前“无法维持善后”。无怪乎当胡适接受记者访问时，往日善作讲演的他“对当前纷乱之政局”竟“不置一词”。[546]

    “民主”怪圈，“总统”宝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一是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成立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努力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二是继续维持并强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维持并强化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而导致政治上进一步分裂、对抗以至军事冲突。

    胡适在这个关系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十分明确而又顽固的“拥蒋反共”的立场。他帮助蒋介石用来反对共产党的武器，当然不是飞机加大炮（那是需要由美国政府才能提供的），而是所谓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几十年反共的两件主要思想武器。

    若问胡适一再鼓吹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究竟是指什么？又怎样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简单而扼要地说来，胡适的政治构想或曰政治方案、政治蓝图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按照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体制。胡适为此做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其一生而无怨无悔。然而令世人大惑不解的是：他不为人民大众向实行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蒋介石争民主，要自由，反而一味地把“独裁”、“极权”、“反民主”、“反自由”等大帽子扣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身上，要中共放下武器，服从“中央”（即国民党蒋介石），至多在法定的范围内开展诸如竞选一类的活动。这就大谬不然了，而且不能不让人们怀疑其卖力鼓吹的“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货色，他这样做的真正动机又是什么？

    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抵达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胡适，特地给毛泽东发来一个电报，由他的好友、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面交毛泽东。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廿四日”[547]

    电文中的“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云云自然是一番客套话。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大体上维持着合作局面，国民参政员傅斯年一行六人曾去延安访问，毛泽东托傅斯年回去后“代问胡适老师好”。不过胡适的这封电报本意却不在叙旧，而是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施以教诲（“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并晓以利害（“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古时候有公主抛绣球选驸马、大户人家小姐抛绣球选郎君之说，这封电报也可以说是胡适向毛泽东抛出的一个政治绣球，它正好适应了国民党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的立场和要求：中共必须放弃武装，取消解放区，以实现全国政令、军令的统一。胡适当时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强大和绝对优势深信不疑而且估计过高，所以电文中多以“销灭”、“毁灭”之类的词句威胁、吓唬毛泽东，并且把他自己摆在了居高临下的位置上。

    最令人玩味的是：胡适劝说中共放弃武力，做一个类似于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那样的政党，通过和平竞选赢得议会多数从而获取政权。胡适还在多个地方说过：“工党当国，都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立法。英国本身最近在工党执政之下，也是更明显的推行经济制度的社会化。”[548]“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549]这些言论暴露出了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无知。世界上绝无仅仅通过选举一夜之间便从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推行经济制度社会化和社会主义是两回事；英国工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更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英国工党实行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英国的工党也罢保守党也罢，美国的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它们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政党相互之间展开的竞选无非是驴象之争，是为了便于资产阶级选择更合适更得力更有效的工具，这样的“民主”完全不像胡适所说的那样“代表全民利益”。

    中国的国情同英美等国有很大的差异。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奋斗之经验，于四处碰壁以后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推翻帝制，需要起义；打倒军阀，需要北伐。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也不懂得这个道理，几乎被蒋介石的屠刀斩尽杀绝。以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550]从无数血的教训中，从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深知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而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正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万民兵，奠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雄厚基础（说是“资本”也可以）。蒋介石多年来用“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降”都没有能使中共“放弃武力”，胡适“闲人偶尔好事”，他抛出的绣球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这样哀叹道。[551]他讲此话时已经到了1954年，也就是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理睬“胡适老师”抛给他的绣球，当年没有理睬，以后更不会理睬，永远也不会理睬。因为，不管绣球多么美丽，不管胡适说得多么动人，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政治诱降术，而只要毛泽东和中共放下武器，蒋介石的屠刀就会毫无顾忌地砍下他的脑袋，中国共产党将再次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中国革命迄今取得的一切成果将会丧失殆尽，人民大众将永无出头之日。

    因此，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共在重庆谈判中采取了“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所谓“原则性”，是：“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552]所谓“灵活性”，是针对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共产党就是要地盘”的宣传，主动“让步”，承诺缩编自己领导的军队并让出南方8个解放区。这样既赢得了谈判的主动权，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同情与支持。

    孙中山曾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军政时期施行军法，训政时期施行约法，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还政于民。蒋介石在取得军政大权以后，偷梁换柱，将“军政”和“训政”变为了向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和实行“一党专政”。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强烈要求国民党蒋介石顺应民意，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中，更是明确而具体地提出：“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它各项民主改革。”[553]

    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在政治上赢得主动，于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并于1947年元旦明令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及《宪法实施准备程序》。1947年3月15日蒋介石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取消一党专政，由“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过渡期大约数月至一年。胡适对此大加赞扬和吹捧，他说：

    “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554]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稀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555]

    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主要任务是制定一部国家大法——“中华民国宪法”。对于这个所谓的“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和胡适完全持同一的立场，蒋介石需要胡适为其装点“民主”门面，胡适需要通过“制宪”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他们合作共事的基础。

    一开始蒋介石的态度似乎比胡适更要积极一些。还在胡适滞留美国时，1946年4月20日，报上就公布了胡适为出席制宪国民大会教育团体的代表。6月胡适离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刚刚搭建学校行政与教学的主要领导班子，11月10日蒋介石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电邀胡适到南京出席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556]

    尽管校务繁杂忙乱，北大同人希望胡适留校坐镇，推迟两周再去莅会，但胡适仍遵照蒋介石的意旨，于接电后第二天即11日11日飞赴南京。他自己解释说：“这次开会，原是有些踌躇的：一则是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迟一步再说。二则北大也离不开身……”[557]然而遵旨即往这一事实说明胡适并非勉强与会的，他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积极性。

    制宪国民大会11月15日开幕时，胡适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作为大会主席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经一读、二读程序，由胡适等12人组成“决议案整理委员会”，负责整理宪法修正案之条项文句。胡适为之推敲斟酌，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备极辛劳。

    大会期间，胡适曾为人写了一些条幅，其中就有他任驻美大使时题赠给陈光甫的那四句：“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神州社”南京电讯称其“乃自述国大期中心情者”。郭沫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替胡适改诗》，把胡适着实挖苦了一番：

    “这样可宝贵的‘卒子’，下棋的人自然是应该宝贵使用的。即使下棋者过分外行，在旁边抱膊子的军师也一定会忠心耿耿地发纵指使的。

    因此，这卒子的‘命’断乎不允许你那么轻容易‘拚’掉。即使卒子想‘拚’，主子也未必许‘拚’。这正是这个‘卒子’的聪明过人的地方，乐得悲壮一番，不免以进为退。

    虽然不那么悲壮，但总要更显得老实一点——我想，倒不如把‘拚’字索性改成‘奉’字。”[558]

    郭沫若替胡适改诗，旨在揭露并讽刺胡适是遵奉蒋介石的旨意办事。不过郭沫若恐怕只说对了一半：胡适热心于制宪国大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民主”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也未尝不是在“拚”——即拚命地为自认最佳的政治构想而努力。既“奉”又“拚”，或既“拚”又“奉”，才符合胡适的全部实际。

    后来胡适就这首诗写了一则短跋，抱怨说：“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一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8年后，在卅五年（1946年）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559]

    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完全接受”胡适等人的整理意见，宪法草案经三读后付诸表决，“在场代表1485人全体一致起立郑重通过”。[560]

    胡适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出笼尽了大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部宪法的催生婆与炮制者之一。这次制宪国民大会因而也被胡适赞誉为“中国实验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功”[561]，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什么“我国有了一部很完善的宪法，国家定可走向康乐之境。目下虽有郁闷，大家要忍耐一时，光明前途，可以立待”。[562]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对之赞誉有加。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民主”的高调掩盖不住独裁的事实。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所以他一方面在南京大张旗鼓、热热闹闹地开国大；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内战全面爆发。10月1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公然违背政协会议规定，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所谓“开国大，打延安”这句话，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两手策略的概括。

    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蒋介石一手操纵、垄断的“国民大会”遭到了中共、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与抵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拒绝出席伪国大。只有“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两个小党出席伪国大，为国民党蒋介石捧场，它们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北洋军阀时期的政客和封建余孽。胡适虽然瞧不起这些人可又对“国民大会”唱赞歌，这不能不让他的“民主”高调打了许多折扣。

    蒋介石觉得小党参加政府不易奏效，单由这几个政客和封建余孽捧场脸上无光，有些寒碜，所以希望在社会贤达方面先做功夫，请胡适组织一个政党。胡适在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也“觉得小党派的人才实在不多”，主张“蒋先生应该充分抬出（国民党）党内的最有希望的自由（主义）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并且强调说：“这是国民党训政最后一年的政府，国民党岂可不冒一点险，抬出一个‘全明星’（all star）的政府给国人与世人看看吗？国民党要做广告，这是最好的广告机会。国民党要为将来做竞选工作，这是最好的竞选机会。故这一次改组政府，必须以国民党的第一流人才为主力，配上三五个小党派与无党派的人才，就像个样子了。”[563]

    蒋介石有意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或者再度出任驻美大使，因为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又深得美国朝野的信任，由胡适出山辅佐对蒋介石来说帮助多多，利莫大焉，既可为独裁统治镀上一层“民主”的光环，又便于同美国朝野沟通，取得美国政府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如此这般盘算一番之后，让王世杰（雪艇）、傅斯年代为征询胡适同意，并在约傅斯年吃饭时交代说：“挣面子，要如此。”但胡适考虑再三没有接受，其中的原因在他和傅斯年的来往书信中说得很是明白：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564]

    这是胡适的心里话，也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哲学：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以“在野”的身份，替国民党蒋介石“做面子”——即为独裁统治做“民主”装饰品。他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手段，支持国民党，帮蒋介石的忙。换句话说，他愿以“独立”地位匡辅蒋介石政权，但不愿入政府做官。胡适在写给王世杰（雪艇）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我出席国大，是独往独来的。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分别？”[565]

    胡适飞返北平后，又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发去一封密呈蒋介石的电报，并恳求朱家骅为之陈说。电报全文如下：

    “主席赐鉴：在京两次进谒，已力陈适不能参加政府之苦衷，北归后始得读公3月5日手示，极感厚意，但反复考虑，并曾与北大主要同事商谈，终觉适不应参加国府委员会。府委是特任官，决不应兼任大学校长，况此是最高决策机关，尤须常川专任。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棉力。迫切陈辞，务恳鉴察原宥。胡适。”[566]

    就好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蒋介石坚请胡适出山。他利用胡适在南京开会的机会，六天之内曾三次约见胡适，之前之后又与胡适函电往返，并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在报上发表胡适为国府委员。

    1947年3月5日蒋介石致函胡适：

    “适之先生：

    日前雪艇兄返京，极称先生坚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协助政府，闻之心感。惟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为集议决策机关，并无行政烦琐工作，其职权大于参政会而性质则相同，且系过渡时期机构，为期不过数月。倘先生并此而不参加，岂惟政府决定政策之最高机构失一重大助力，社会且将致疑于政府革新政治之诚意。用敢重违尊意，推定先生为国府委员。倘因时间匆促，不及于发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体念时局之艰难，务请惠予谅察，是为至荷。”[567]

    4月2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密：骝先兄转来尊电，情词恳挚，至深感慰。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此意前次面谈时亦已详陈，今日仍爰（援）此旨，非至国家绝对需要相助方为有眉（？）时，必当尊重兄意，不欲相强。吾人志趣相同，苟增（？）利于国家，想兄亦必不坚却。既承尊示，容当再加考虑。先此复电，诸祈鉴照。”[568]

    4月19日蒋介石再次致电胡适：“特急……微电敬悉。此次尊重兄意，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国事艰虞未已，尚蒙时赐管见，观测匡其不逮为幸。”[569]

    蒋介石的一再相请在胡适的日记中也有详细的记载。3月13日日记云：“晚8点，蒋主席邀吃饭，先约我小谈。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处（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时对孟真说：‘放学了！'”[570]

    3月17日胡适日记：“我以为是‘放学了’，其实不然。今早雪艇奉命来谈，说，（考试）院长不要我做只要我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作无党无派的一个代表。我再三申说不可之意。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应以全力为之，不宜兼任。”[571]

    3月18日的胡适日记中记载最为详细。那天下午4点，蒋介石又约胡适面谈，他对胡适说国府委员不是官，只每月开两次会，胡适也不必经常到会，可以兼任北大校长，处理学校的事务。胡适则对蒋介石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介石承认那是一个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告辞时，蒋介石亲自送他出门，关切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

    胡适借机发挥，说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嘱咐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蒋介石笑着说：“这不是官！”[572]

    看来，蒋介石要请胡适出山的态度是真诚的，真诚得有些近乎执拗了。然而又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暂时放弃了这个打算呢？胡适一再婉拒自然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更起作用：蒋介石担心北大学生闹学潮。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就在这样的美好时节里，1948年3月30日，有一辆官方标记的小汽车从南京鸡鸣寺缓缓驶了出来。里面坐着两位十分显要的人物：一个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王世杰前瞻后顾，欲言又止；胡适若有所思，脸上堆着一副博士的深沉模样。汽车在南京的街巷转悠，又沿着两旁法国梧桐浓荫蔽日的大道一直开到了中山陵附近，两人才下了车，坐在草地上密谈起来。和风——软软的；语声——低低的。但有两句对话并未随风散去，而是记录在了历史的一纸残页上：

    “蒋公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两人上述谈话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呢？稍有中国现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蒋介石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在这一年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由于人心的向背，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接连遭到失败，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则愈战愈强，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队。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

    蒋介石困兽犹斗，使出浑身的解数，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1948年1月25日开始实施“中华民国宪法”。三四月间又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第一届国民大会”（又称之为“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给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民主”的外衣，借以加强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地位，打击并削弱共产党和其他民主与进步势力。

    胡适在《我的歧路》中自谓：“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573]自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胡适用在政治与其他社会活动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远比主持校务为多，学校里面经常见不到他的影子。而综观胡适的政治构想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所以，他对国民党蒋介石一手炮制的“宪法”和自始至终加以垄断操纵的“第一届国民大会”，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与极大的热情。在大会召开之前，胡适就对陶希圣等人说过：“把这次立法院选举好好的办，把总统选举好好的办，都是最好的宣传。”[574]显而易见，胡适再一次把自己的“民主”追求与“自由”梦想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紧紧绑在了一起。

    1948年3月29日上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蒋介石亲自主持，胡适出席。第二天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由胡适担任大会主席，讨论主席团选举事项。

    当时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居于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按照“伪国大”制定的“现行宪法”，总统的权力受到了某些束缚与限制，实际权力掌握在行政院长手中，类似于部分西方国家实行的所谓“内阁负责制”。视权力为生命的蒋介石，当然不会愿意当一个徒有虚名并无实权的总统，又恐大权旁落，由桂系李宗仁取而代之[575]，所以拟请胡适出来参加总统竞选。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让胡适当总统，他自己出任行政院长，继续执掌最高权柄。

    3月30日早上，蒋介石约见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让王世杰出面游说胡适竞选总统一职。胡适是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他每次来南京都住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楼上。王世杰到了鸡鸣寺胡适下榻处，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王世杰怕走漏了消息，未敢向胡适讲明来意，遂拉胡适乘小汽车外出兜风。大概是碍于开车的司机，王世杰在车里还是没有敢讲。最后开到了中山陵附近一个僻静的所在，王世杰才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

    胡适当晚在日记中对此叙述道：“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576]

    胡适既然认为蒋介石态度“诚恳”，其建议“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那么又为什么没有立即表示欣然接受呢？原来他有种种顾虑：其一是顾虑自己“平和”、“宽容”的性格，与蒋介石一贯反复无常、大权独揽的行为不相协调[577]；二是胡适一向标榜“独立”，鼓吹“自由主义”，不在国民政府里面做官，一旦当了总统，岂不是自食其言，自毁形象，而且授人以柄？当时中共方面，以及众多革命与进步文化界人士，视胡适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和帮凶，郭沫若就借替胡适改诗，嘲笑胡大博士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只得奉命向前”。后一种顾虑应该说是主要的。

    见胡适的态度有些犹豫，蒋介石次日又让王世杰继续做胡适的工作。王世杰约上周鲠生再次找胡适面谈，经过一番“恳劝”，胡适表示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第一届国民大会”已经开幕，选举总统是刻不容缓的事项，人选迟迟定不下来怎好向世人交代？所以王世杰晚8时急不可耐地去胡适那里催讨回音。胡适的态度有些松动了，表示自己可以接受，不过这事应由蒋先生决定。胡适对王世杰说：

    “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的自信力。蒋先生如有困难，尽可另觅他人，或取消原议，我必不介意。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578]

    《三国演义》里有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的故事。蒋介石三番五次派人敦请胡适竞选总统，他自己虽未直接出面，但也确实很费了一番心机。由此可见胡适在蒋介石心目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王世杰当即向蒋介石报告了胡适答应做总统候选人，蒋介石听后很高兴，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579]

    文人多思，故多虑。胡适第二天又变卦了，他找到王世杰，声言自己昨天的决定未免太匆促了，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身体健康与能力均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他对王世杰说：“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580]

    王世杰感到很为难：“我已向蒋主席报告了，政治无戏言哪，岂能轻易更政啊？”

    胡适态度诚恳地重申：“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581]

    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马，于4月3日夜在官邸约见胡适。两人推心置腹谈了许久。蒋介石重申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理由是“宪法”里国家的最高行政实权在行政院，他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胡适，他自己当行政院长；或者由他当总统，胡适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这番话倒也说得明白、实在：即便是后一种选择，“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的胡适哪里做得了“日理万机”的行政院长？实权还是得拱手让与蒋某人才行。

    胡适见蒋介石的态度诚恳，心里很是感动，就说：“让蒋先生决定吧。”这是胡适最后的表态，尽管两天来思想有些反复，他毕竟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

    私下他对胡颂平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582]看来胡适说的也是大实话。胡颂平曾是胡适执长中国公学时的学生，近几年又协助胡适做些文书工作，是胡适信得过的人。由于担心竞选总统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许多新闻记者和不相干的人会蜂拥而至，所以胡适打算到徐士浩家中暂避几天，并叫胡颂平用教育部的密码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一电报，说明自己不能早日回北平去主持校务。说穿了，他就是等着在南京当总统了，没有实权的无为的总统毕竟也是总统——一国之元首啊！

    胡适又对北大的同事们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作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更可以安心搞学问。”[583]

    正经话也罢，玩笑话也罢，胡适明白蒋介石是要抓权，而他乐意投其所好。

    当然不能据此断定胡大博士是个“官迷”，未能免俗，但他确实想在党国危难之时尽力帮蒋介石一把，为其装点一下已经严重破损的门面。因为1948年对蒋介石和对胡适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一年。

    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蒋介石首先在会上提出他本人决不参加总统竞选，由国民党提出党外人士作为总统候选人，至于副总统则可由党内同志“自由竞选”。如此议通过，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而将桂系李宗仁排除在总统竞选之外。然而蒋介石的提案仅得到吴敬恒、罗家伦两个人的支持，占绝大多数的“主战派”坚决主张蒋介石为唯一总统候选人，继续统率国民党军队与共军决战到底，否则在“戡乱”时期，主帅易人势必造成军心大乱。蒋介石本人其实是最大的“主战派”，他利用这次中执委全会“测试”自己在党内的威信，既然“众望所归”，也就顺水推舟，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一事遂胎死腹中。

    王世杰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将会议结果转告胡适。胡适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他始终没有说出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这会上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584]

    4月8日蒋介石约请胡适在官邸吃饭，他当面向胡适道歉，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585]。

    胡适本着一贯的“民主”精神，对蒋介石说道：“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586]

    伪国大遭到中共、民盟（“中国民主同盟”）以及无党派民主进步人士的坚决抵制，只有青年党、国社党两个小党参加，他们是国民党花钱买来的“民主”点缀品。因而国民党政权被指责为“一党专政”或曰“蒋介石个人独裁”。席间蒋介石再三表示，希望胡适组织政党。胡适表示自己不配组织政党，但向蒋介石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以堵住中共对其“一党专政”的责难。胡适的进言，无非是劝蒋介石将点缀之花做大做多一些而已。

    不再参与总统竞选，对胡适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所以他有如释重负似的轻松，特别愉快。4月6日胡适致电郑天挺，云：“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北大）同人。”[587]

    胡适留在南京继续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在此期间，北大相继发生罢教罢课和军警特务随意逮捕学生等一系列事件，郑天挺一再来电告急，北大全体学生也敦促“校长立刻返平，共同维护学校同学生命安全”。但胡适均不为之所动，因为在他看来给蒋介石“做面子”比北大校务更重要得多。

    由胡适和吴敬恒、于右任、张伯苓等二百余人发起签署，提名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4月19日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胡适又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双重身份向蒋介石致送当选证书，蒋介石即此“黄袍加身”。宪法相应地作了某些有利于蒋介石的修改，加大了总统的权力，使蒋介石作为总统有紧急处置之权。胡适还在会上第一个连署“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提案。

    由独裁统治者蒋介石操纵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本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在行将覆灭之前的一场闹剧，然而胡适随后对记者的谈话中，却吹嘘“伪国大”是“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胡适并提出“和难战易”，表面上不偏不倚，呼吁国共双方“互相让步”，实际将内战的责任强加在中共方面，为蒋介石“戡乱”即“剿共”张目。胡颂平在其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卷中，将胡适的真正用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这次国民大会，中共没有代表参加。两三年以来，中共一边和谈，一边作战，虽然经过了几年的政治会议和马歇尔主持的政治协商会议，始终用和谈来掩护他们扩大的叛乱。先生看得太透彻了，所以又提战时在国外说的‘和比战难’的口号。”[588]

    其实胡适未必看得“透彻”，因而他对形势往往做出错误的判断。

    现在有一种说法，大意是：蒋介石当年让胡适竞选总统是一个圈套，一项计谋，一场骗局，胡适作为一介书生未曾识破，上了蒋介石的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蒋介石的确是一位玩弄权术的老手，一生不知搞了多少阴谋诡计，但他拟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恐怕不能说是“阴谋”而是“阳谋”。因为事先他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他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才“物色”了自己信得过而又能加以利用和控制的“适之先生”作“无为的总统”，蒋介石自己做掌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后来宪法加大了总统的权力，蒋介石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总之，当“总统”也罢，任“行政院长”也罢，蒋介石都是以能否实际掌握最高权力为唯一的考虑，胡适只不过是其作为装饰的点缀品。

    胡适是文人，是一介书生，然而胡适绝不是与世无争、将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面的隐士，他深深卷进了现代中国复杂激烈尖锐的政治斗争，像他这样入世的文人游离或“独立”于政治之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胡适同鲁迅、郭沫若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政治方向选择的不同：如果说鲁迅、郭沫若属于左翼，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情、支持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成为革命与进步文化的旗手，那么胡适就属于右翼，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是国民党方面的文化班头。尽管他标榜“独立”，不在国民党政府里面做官，然而这样做只不过是变换一种姿态，使用另一种方式，和蒋介石合作，为蒋介石效力。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这有些类似于“曲线救国”，只需将“救国”改为“救蒋”或“助蒋”就符合实际了。所以，仅仅把胡适看作是一位文人，一介书生，过分强调“文化”的层面，就未免小看了胡适，把胡适这个人物简单化了，属于“书生看书生，惺惺惜惺惺”。从门缝里看人往往会把人看扁，胡适不可能像有些论者说的那样简单、幼稚，会轻易上别人哪怕是蒋介石的当。实际上，胡适和蒋介石合作走的是一条文人比较擅长且有相当迷惑性的曲线道路，1948年将蒋介石推上“总统”宝座，并给独裁统治披上“民主”、“自由”的外衣，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胡适的关系，不是欺骗与被欺骗的关系，而是相互合作配合的关系。

    当然，胡适是胡适，蒋介石是蒋介石，他们之间在总体上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矛盾。胡适并不完全赞同蒋介石的某些做法，比如过分依仗甚至迷信武力、大肆镇压学生运动、实行法西斯式特务统治、钳制言论自由，等等。美国杜鲁门政府本来一贯支持蒋介石，出钱出枪出炮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但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在民心的向背上完全输给了中共，而且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败北，原先的优势丧失殆尽，面临彻底覆灭的危险。在美国当政者看来，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失败蒋介石应负主要责任，所以有意“换马”，把希望寄托于“第三势力”，由他们相中的“自由主义分子”进入并改组国民党政府，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代表，其政治构想是绝对的美国版。正如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所说：“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589]“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590]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用“美国尺子来衡量”中国的事情究竟对不对？适合不适合？其实在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经济模式乃至生活方式上全世界并没有统一标准的度量衡，各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也就是说：鞋子合适不合适，自己的脚穿上才知道。所以，季羡林先生在为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适全集》所写的长篇序言中，又说：“胡适毕生喜欢政治。他以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中国青年，一到美国，立即迷上了美国的政治。他大概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民主’，而美国政治正体现了这个最高目标。其实，美国的‘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楚。可是适之先生竟一叶障目，偏偏视而不见。”[591]

    总而言之，无论外国的什么“尺子”，只要它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不管它属于“左”或右，来自东或西，实际上都是教条主义。外国的经验可以而且也只能加以借鉴，把它当作丈量自己家的尺子，就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十之八九会出差错。

    当时胡适同美国政客们一样，认为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完全实行美国式“民主”。胡适跑到台湾以后，甚至批评蒋介石“违宪”——即违反了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炮制的那部“中华民国宪法”。其实蒋介石即使不“违宪”也不能挽救其彻底失败的命运，因为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根本不承认这部宪法具有任何的法理基础，它是非法的，中共所提八项“和谈条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废除伪宪法”。而胡适的政治主张却同中共和国人意愿相反相悖，南辕北辙，对蒋介石则是小骂大帮忙，这样说一点也不冤枉他。

    1948年对蒋介石和胡适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决战中接连败北，土崩瓦解，国统区经济濒临崩溃，民心的向背完全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一边。针对当时极端不利的形势，9月29日胡适利用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的机会，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国际形势之紧张，请政府注意早作准备。”[592]10月28日又对蒋介石进言：（1）局势很艰难，有很大的危险。（2）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3）必须认错，必须虚心。（4）美国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也必须有虚心作基础。（5）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这失败。（6）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7）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的支持他。（8）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9）“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据胡适自己说他“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蒋介石“很和气的听受”了……[593]

    坦率地说，胡适对蒋介石的上述多项忠告，都属于枝枝节节，丝毫未触及国民党政权失败的根本原因，暴露出胡适看待问题一向止于表面，未曾深入事物的本质。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渴望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建国，振兴经济，改善生活，而国民党蒋介石却一意孤行，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向解放区全线进攻。蒋介石进行的这场战争的非正义和反人民性质，决定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必然要输掉这场战争。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也不是黄埔嫡系“没有根底”，更不是因为缺少了“美国援助”。再说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争斗，蒋介石又一向打击异己和排斥地方势力，胡适要他“信赖傅作义”，蒋介石岂会听胡适的？在这一点上胡大博士未免太书生气了。

    不过，在蒋介石眼里胡适终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又是一个他信得过且便于掌控的“诤友”，所以当人民解放军将北平国民党守军团团围困的危急关头，特派专机将胡适从北平接到了南京。

    此时的南京是一片严冬的肃杀景象，国民党气数已尽，上上下下笼罩着行将灭亡的恐惧与悲哀。“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594]旧历除夕之夜，胡适与傅斯年两人一边喝着闷酒，一边流着眼泪背起了陶渊明《拟古》诗中的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这首古诗从他们嘴里吟诵出来，更像是历代南京小朝廷亡国时的哀音。

    胡适在南京还特意拜会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当着这位洋朋友的面哭了一通鼻子。后来司徒雷登在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

    “……和胡适那次谈话令人很难过，因为他要向国民政府效忠，在此种竭忠尽智上，他代表的爱国理想是最纯洁的。所以蒋总统虽然有他的缺点，也应当得到支持才对。在国民党诸领袖之中，几乎只有他没有贪婪的污点，没有官场中那些典型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他应当得到支持……胡适眼里含着眼泪问我，他说看在老朋友的关系上，让我告诉他他应当向蒋总统说些什么话。他说他已经决定放弃他的学术研究，他问我他应当对国家做些什么事。我告诉他，国民政府的弱点是精神方面的，不是军事方面的，就是无斗志。老百姓对政府的养民能力失去了信心，对忍受战争之苦的目的起了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是无能为力了。我再三请蒋总统务必要取得舆论的支持。我不知道胡适还能不能像30多年前发动新文化运动那样大告成功，如今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再领导一次‘新思想运动’，或是‘文学革命’。他说在日本投降之后，他没有竭尽其才能在这一方面努力，而因为太自私才回到学术研究活动上去，深以此为恨事。”[595]

    如果司徒雷登的记述无误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胡适过分看重了自己，过分夸大了他的能量，以为只要他在司徒雷登所说的“精神方面”即自由民主问题上“努力”为蒋介石提供“舆论的支持”，就能改变甚至左右国共两党的斗争格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形势。这未免显得颇有些不自量力了，或者简直是在吹牛皮。

    事实上胡适也没有闲着，就在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的1948年下半年，他接二连三地在北平、上海、武汉、杭州等地发表演讲，打着探讨“当前中国文化问题”的旗号，继续卖力地鼓吹“自由主义”。胡适所谓的“文化”范围很广，既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文明”，也把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制度等等包括在内。这一年的10月5日在对武昌公教人员演讲《自由主义在中国》时，他劈头就说：“我离开学校卅一年来，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开讲演过什么主义，也从不研究什么主义。”[596]这不是得了健忘症，就是在说谎：当年他大力引进并鼓吹杜威的实验主义，就是一个铁证；“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也是由胡适的《问题与主义》挑起的。这些较远的事情且不细说，1947～1948年他发表的一系列讲演和文章，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自由主义》、《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民主与反民主观念体系的冲突》等等，也无一不同“主义”有关，都是在“精神方面”为蒋介石提供“舆论的支持”。

    胡适在上述对武昌公教人员题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讲演中，标榜他“一向都是找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去努力研究解决的方案”。紧接着话锋一转：“今天为什么要讲自由主义？实因有其时代的需要。这和还没有获得真正民主就侈谈新民主主义的，迥然不同。”[597]矛头所指，世人皆知。毛泽东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指出：“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598]而胡适却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没有自由的新民主，没有民主的新民主，没有自由的新自由，没有民主的新自由。”[599]妄图在新旧中国即将交替的关键时刻，按照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政治模式，诱使中国走向他理想中的所谓“自由主义”之路，以此对抗中共为之奋斗并即将成为现实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600]

    执着于“自由主义”的胡适，一听“人民民主专政”就心惊肉跳，诬蔑为“一个代表劳农阶级的少数党专政，铲除一切反对党，用强力来统治大多数的人民”。[601]所以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602]就处理一般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各阶层、兼顾不同利益集团而言，相互容忍或者包容在某种情况下确实是需要的，但胡适当时作这样的鼓吹，从短期（即现实的需要）来说，是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举进军，要中共和中国人民“容忍”像蛇一样冻僵了的蒋介石在“下野”之后赢得喘息时间，调兵遣将，卷土重来；从长期（即其一贯的政治理念）来说，则是反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将这种制度作了高度概括，即：“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603]

    当时在国民党内部及其死心塌地的支持者中，弥漫了浓厚的失败主义情绪。胡适则不然，他说：“人家最悲观的时候，我一点不悲观，我总是想，他们没有好装备，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我们只要稍稍好转，就可以风雨皆释了。”[604]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那时的确装备很差，更没有海军和空军，但是民心的向背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胡适自感侈谈“文化”乏力，乞灵于“武化”（精良的装备和海军空军）。他一辈子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飞机加大炮”。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酿成个人的莫大悲剧：从北平逃南京，当着司徒雷登的面哭鼻子，除夕之夜和傅斯年“举杯消愁愁更愁”[605]，最后不得不跑到美国当寓公，凄凄惨惨戚戚，活脱脱一副“落荒”的样子。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献词》，假惺惺地表示愿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以换取喘息时间。1月8日蒋介石即在总统官邸敦劝胡适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只）要你出去看看。”[606]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国民党政府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实际上蒋介石仍在幕后调兵遣将，企图在“和谈”的烟幕下，“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607]这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得逞，《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以及随后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已经重重地、永远地给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长达二十一年的统治画上了终结的句号。胡适没有能盼来“风雨皆释”的日子，对他来说接踵而至的是苦不堪言的风雨交加。时局变化之快，迫使胡适不得不为自己和家人找一条退路。他让老伴江冬秀随傅斯年去了台湾，长子祖望与儿媳去了泰国。次子思杜未随父南下留在了北平，这让胡适很是生气。

    4月6日，胡适遵照蒋介石的敦劝，在上海公和码头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远涉重洋去美国。太平洋上不太平，波涛汹涌，在船上颠簸了足足有半个月之久。21日驶抵旧金山时，胡适还未入海关，一群新闻记者便围到他跟前来，他们手里拿着刚刚出版的报纸，要求胡适对中国事态的最新发展发表谈话。胡适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他从一位记者的手里接过报纸来一看，心中顿时凉了半截！原来那上面在醒目位置刊登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破裂，百万中共军队突破国民党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攻占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608]对于胡适来说这本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但唯其不愿意看到，所以当果真来临时他感到有如天塌地陷一般。面对记者们的追问，胡适只得回答：

    “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609]

    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弃南京，遁广州，最后撤至台湾。在未征得胡适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曾先后聘请胡适为“总统府资政”、“外交部长”，都被胡适婉拒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遭到彻底失败，输得个精光，胡适很觉得自己脸上无光，不好意思对外人言说；加之美国国务院抛出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国民党蒋介石，也招致了胡适的不满，所以到美国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胡适没有同美国官方人士会见，他甚至不愿到美国的大学里任教。胡适后来回忆说：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610]

    胡适心目中的“国家”，是指国民党政府，确切地说是指逃到台湾苟延残喘的蒋家王朝。

    在既无官职又无薪俸的情况下，胡适从学界名流、北大校长、又差一点当了“总统”的显赫地位沦落为一介平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积蓄，在美国过起了寓公生活。

    “自由中国”事件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反对共产党，这是毫不含糊的；二是拥护蒋介石，但有时又对其不够“民主”（按美国标准来衡量）持批评态度。这后一特点在“自由中国”事件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当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最后关头，胡适、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了从“精神方面”即自由民主问题上向国民党蒋介石提供“舆论支持”，他们在上海几经商量，决定创办《自由中国》杂志。1949年4月胡适在逃亡美国的轮船上，起草了《自由中国》的宗旨，提出：“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民主与自由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统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611]

    《自由中国》杂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反映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愿，表达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声，鼓吹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纲领。而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以由他来阐明刊物宗旨和做发行人，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胡适提出的上述四条宗旨决定了《自由中国》的反共性质。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正式在台北创刊，发刊词就是胡适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以后在每期的卷首上都赫然登载，显示了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自由中国》杂志的旗帜和灵魂。不过胡适本人觉得他提出的四条宗旨“实在不够用”，没有“提国家的独立”，故而又致函雷震：“千万请台北各朋友，实行组织一个‘自由中国’的组织，细细讨论一套切合今日需要的宗旨。”[612]

    胡适远在美国，难以直接操作，所以1951年8月他辞去了“发行人”的名义，主动“负起一个比较有实际责任的撰稿人或海外通讯员”[613]。《自由中国》一度改为“编辑委员会发行”，后由雷震担任杂志的发行人兼主编。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长兴人。青年时期赴日本留学，192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后又入大学院攻读宪法。1926年回国，先后担任中学校长、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1934年7月起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在教育部长王世杰手下工作。王世杰和胡适是老朋友，雷震因而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得以相识。抗日战争中雷震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担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6年1月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1947年4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48年底离职，以一介文人被当局派定协助国民党军警“保卫上海”，失败后去了台湾。

    在政治上雷震和胡适一样持反共立场，但他身在台湾，对于蒋介石的威权独裁统治更有切实的感受，因而批评的锋芒较多地指向了蒋介石。他在国民党内部纠集一些人组成所谓的“改革派”，反对蒋介石为连任第三届“总统”而修改“宪法”，反对“以党治国”、“以党治军”，主张开放“党禁”，“取消一党专政”，甚至酝酿成立一个“反对党”……《自由中国》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鼓吹上述观点与主张。

    其实这也代表了胡适一贯的思想。按照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胡适毕生追求的目标，而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蒋介石政权当然还不够“民主”，有加以“改进”的必要。所以，胡适在公开讲话和私人信件中，对雷震采取了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态度。

    他给雷震打气：“《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614]

    “如果《自由中国》真有被禁售的事，那么我们更应该为此事向政府力争……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和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615]

    他直接投书蒋介石，称：“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下面一句话特别有些冒犯：“国民党要‘罪己’，我公也要‘罪己’。”[616]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邀请，从寓居的纽约回台湾讲学，受到了当局的热烈欢迎与隆重接待。当晚蒋介石设宴款待，12月22日上午又请胡适陪同在新竹检阅部队。胡适在台湾一共逗留了两个月。离开之前的1953年1月16日晚上，胡适和蒋介石两人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胡适批评“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更“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批评蒋作为总统“违宪甚明”:“宪法止（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他敦促蒋介石“开放言论自由”，规劝蒋要“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617]这些话意味着：从大处着眼，他是希望内外交困的台湾当局仿效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以渡过生死难关；从小处来说，也是要为雷震等台湾的自由主义人士争取——或者说预留——活动的空间。

    据胡适当晚的日记，蒋介石对他的这些“逆耳的话”当面“容受”了。[618]所以第二天乘飞机赴日本东京转飞美国时，他在机场对代表蒋介石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619]

    胡适的那些逆耳之言可能对蒋介石讲过不只一次，在此之前，蒋介石1952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中尚有记载云：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这一次谈话胡适的日记中未见记载。它说明蒋介石并非如胡适所想象的那样纳谏如流，他对胡适诸如此类的“逆耳之言”虽然当面“容受”了，内心却极为反感，所以在自己的“反省录”中才如此愤愤然，斥之为“忘其所以”的“民主自由高调”。

    胡适1958年4月应召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5月27日《自由中国》杂志社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胡适在致辞中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说：“言论自由不是天赋的人权，言论自由须要我们去争取来的。从前和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把言论自由给人民的，必须要经过多少人的努力争取而来的。所以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也须要大家去争取的。”[620]他当面对雷震大加赞扬：“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621]

    关于成立“反对党”一事，胡适在致辞中讲得比较委婉，主要说了这样几层意思：（1）“最好不要用‘反对党’这个名词，一讲‘反对党’就有人害怕了。不明道理的人，以为有捣乱，有颠覆政府的意味。”（2）“现在可否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一般手无寸铁的书生或书呆子出来组党，大家总可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政府也不必害怕，在朝党也不必害怕。”（3）“产生一个没有危险、不可怕的在野党，将来也许可以走到一个新的方向。”[622]

    雷震曾就组织“反对党”一事多次找胡适商量，他的意思是请胡适出来组党并做党魁，由他担任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但胡适考虑到“中央研究院”是一个学术机关，自己作为院长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所以极力劝雷震出来组织，他可以站在旁边赞助。胡适对雷震说：

    “我可做你们的党员，召开成立大会和党员大会时，我一定出席讲演捧场。”

    雷震说：“恐怕党未组成，而人已坐牢了。”

    胡适笑道：“国民党已把大陆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

    雷震说：“今日地盘小了，可能握得更紧吧！”

    胡适意味深长地说：“你是读过四书的，孟老夫子说过，‘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俟河之清，人生几何？”

    雷震懂得胡适的意思，是鼓励他们自己出来组党，不必等待他出来领导而始为之。胡适在南港寓所留雷震吃晚饭。为了预祝新党成功，因心脏病戒酒的胡适特地拿出一瓶白兰地来，敬了雷震一杯，他自己也陪了半杯……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面对当局严加戒备的形势，胡适又提醒雷震：“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拚命的加鞭，拚命的跑，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623]

    姜是老的辣。胡适建议新党的名称可叫“中国民主党”，不必称是“反对党”（那样对当局太刺激），只是一个在野党，目标“是为改善选举，是争民主”。这也是胡适一贯的立场：以“在野”的身份，“独立”说话。

    以上所述主要依据《雷震回忆录》，与胡适在他的书信、日记中的记载略有不同。

    胡适虽然主张“民主”，提倡“言论自由”，但他无意同蒋介石对立。本其一贯的立场，胡适后来与雷震等人适当拉开了一些距离。1960年6月30日当雷震再次来请他出面支持，并告之新党拟于9月间正式成立时，胡适对雷震说：

    “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和人家斗争。如果你们将来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作领导。”[624]

    针对社会上“反对党呼之欲出”、“胡适博士始作俑”的传言，胡适早在1957年8月29日从美国写给雷震的一封长信中，就反复声明他“从来没有梦想到自己出来组织任何政党”[625]。他直截了当地对雷震说：

    “丁月波和你都曾说过，反对党必须我出来领导。我从没有回信。因为我从来不曾作此想。我在台北时，屡次对朋友说，——你必定也听见过，——盼望胡适之出来组织政党，其痴心可比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叫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626]

    “千万不可轻易假定胡适之可以（或能够）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如果台湾真有许多渴望有个反对党的人们，他们应该撇开一切毫无事实根据的‘讹言’‘流言’，——例如胡（适之）、蒋（廷黻）在美国组党的妄传，——他们应该作点切于实际的思考，他们应该自己把这个反对党建立起来，应该用现有的可靠的材料与人才做现实的本钱，在那个现实的基础上，自己把这个新政党组织起来。胡适之，张君劢，顾孟余……一班人都太老了，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627]

    1959年1月13日胡适又向雷震提出忠告：“鄙意以为此时民社党既然还领津贴，最好不要在下周就招待记者，宣布今后不要政府帮助的话。”[628]他还把收到的匿名信转给雷震细看，叮嘱说：“不必给任何人看。这个情形是严重的。”[629]意在提醒雷震注意当局公开和暗中的警示。

    雷震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情报，说：“国民党当局已告诉美国人，他们对新党不取缔，任其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放出空气，说十二月地方选举，将准候选人公推监票员。”[630]雷震等人因而信心大增，他们置胡适的劝告于不顾，执意组织反对党，并把成立并发表宣言的时间定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或胡适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自美返台之后。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只好表态说：

    “你们的党还没有组成，先就痛骂人，先就说要打倒国民党，先就‘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国民党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的党了。”[631]

    “你们要组党，本来同美国人无干，更同艾总统的来台绝无关，所以我劝你们不要赶在艾克到台之前几天发表宣言。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故意连系起来，叫人看上去，好像有点相干，——那是不诚实。”[632]

    “现在我很郑重的劝你们千万不要等候我‘到台后再宣布’”。因为“我此时不能悬想，你们的组党宣言发布时我能取什么态度。”[633]

    胡适和雷震都高举“民主”、“自由”旗帜，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不过两人此时也有一些不同：胡适反共但不反蒋，充其量做蒋氏的一名“诤臣”（或“诤友”），雷震则反共而又反蒋。结果反共的雷震因为反蒋被扣上了红帽子，作为“共党间谍”遭到当局严厉查处。

    台湾执政当局早把眼睛盯住了雷震和《自由中国》，曾一再对之发出警告，动用官方舆论工具进行“围剿”，由法院以“伪造文书”、“诽谤”等罪名控告并传讯雷震。在“国防部总政治部”的“特字第99号”极机密文件中，不点名地对胡适进行了多项指责。

    最后，1960年9月4日，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条例”第10条之规定为由，由台湾警备司令部将雷震及其《自由中国》杂志的三位同人傅正、刘子英、马子啸拘捕羁押。10月8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11月17日“国防部高等复判厅”驳回雷震等人的抗告，核准对雷震等人的罪刑判决。雷震随即被解至台北郊外新店安坑军人监狱关押……

    雷震被逮捕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有一种解释是：蒋介石之所以选择胡适不在台湾的时候下手，可能既是“杀鸡给猴看”，又要给“老朋友”胡适留一点面子。而之所以要“杀鸡给猴看”，则是因为胡适和雷震一样对蒋介石连任第三届“中华民国总统”持反对态度，这让蒋介石大为不快。

    众所周知，1948年三四月间“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胡适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双重身份向蒋介石致送当选证书，蒋介石即此“黄袍加身”，宪法相应地做了某些有利于蒋介石的修改，加大了总统的权力，使蒋介石作为总统有紧急处置之权。胡适随后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吹嘘“伪国大”是“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

    1954年2月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19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胡适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推定蒋介石、陈诚为“中华民国”领导人即所谓正副“总统”的候选人，对此胡适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理由是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634]而陈诚（时任“行政院”长）“是蒋总统最适当最理想的助手”。[635]3月22日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领导人，即所谓“中华民国”的第二任“总统”。胡适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蒋总统的当选连任，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肯负此项重大的责任，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636]随后不久，蒋介石于7月16日聘请胡适担任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以上事实说明：胡适对蒋介石连任两届“总统”都是完全赞同和支持的。

    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期到1960年2月。按照1947年1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1948年由国民大会制定并于5月10日公布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任期一届为六年，只能连任两届。如果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就势必要对《宪法》进行修改了，胡适是那部《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又一向以维护《宪法》自我标榜，所以他不赞成修改《宪法》。据报载1958年冬天蒋介石在设计委员会上郑重宣布反对修宪时，胡适对此“曾举双手表示支持”。这一记载的真实性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胡适在1959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明确记述了他曾经请“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岳军）向蒋介石转告如下几点意见：

    “一、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间，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二、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三、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崇敬与佩服。

    四、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

    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最后写道：“我在十月廿五日下午，去看黄少谷先生，把上面的话全说给他听了。今天是第二次（向张群——引者注）重说一遍。我只是凭我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637]

    十天以前胡适本想去拜会蒋介石当面陈述，但见蒋需经“总统府”秘书长这一关，张群对此颇感迟疑，因为他知道胡适要向“总统”说些什么：“如果话听得进，当然很好。万一听不进，胡适之也许不感觉为难，但总统也许觉得很窘。”[638]作为蒋介石的老友和心腹，张群向胡适表示他可以“郑重的”把上述意思“转达”给蒋总统。多年混迹于政坛的张群一向以办事圆滑、老练著称。

    据张群讲他把胡适的意思作了转达，蒋介石听后郑重考虑了一会儿，只说了两句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这一番话让胡适想起了往事，疑心蒋是否要故伎重演：“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639]——这里应替胡适补充一句：“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的确，蒋介石是视权如命的人，岂肯将“总统”宝座让于旁人？当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甚至写过这样的话：“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

    1960年2月7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报道，透露了相关的内幕：“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本月廿日开幕。由于本次会议可能以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主要课题，因而涉及到修宪的法定人数问题。闻国民党当局对于此次会议已有两大决策，第一是通过大法官的解释，使国民大会代表的法定人数减低到出席第二次会的1574人；第二是以合法的人数修订临时条款。关于修订临时条款的目的何在？总统蒋先生个人及国民党当局均已有明确宣示，一般人士的初步判断，蒋先生可能顺应舆情，三度连任总统。”[640]而蒋介石对自己三度连任“总统”提出的“理由”有三：一是革命事业没有完成；二是他对反共复国有责任；三是他对军队有责任。[641]

    胡适当然不会赞同，报载他“个人不赞成以大法官会议解释方式减低国大代表法定总额人数，也不赞成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而达成某一目的”。胡适认为：“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制定，无论在程度上和实质上，都与宪法相似”，因此“修订临时条款，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与修宪无异。”[642]胡适表示第三次国民大会进行期间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他除了当场发表意见，并要求将他的意见列入记录之外，最后可能要以不出席会议来作为消极的抗议。

    无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胡适都表示过“坚决反对”修改《宪法》。在与《征信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他还说过这样一些话：“当年我曾亲手把中华民国宪法交给蒋先生接受。今天，我希望看到它完整无缺”，“在目前的局面下，团结为当务之急，‘护宪’尤为重要。”[643]

    胡适1960年2月13日写的日记里附有一份剪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双方意见分歧之大和对立之严重：

    “胡适之先生于本月五日晚上，在‘行政院长’陈诚官邸举行的宴会上，曾提出三点询问主人：一、国大三次会议的集会日期，距今仅余两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为什么不提出来？二、我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学生陶希圣，他说修改临时条款不是修宪。三、如果减低国大代表的总额，国民大会将来可以随时修宪，国民党将何以应付？当时，在座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立即加以辩论，张氏说：‘你的学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一度保持缄默的王世杰先生，为缓和情形，便另找话题说：‘不修宪，连任的问题也可以谈谈。'……”[644]

    这一届国民大会于1960年2月29日上午召开第一次大会。胡适出席。中午蒋介石宴请主席团，胡适也在座。蒋介石以“总统”身份要求大家“体会人民的意旨，努力达成国民大会的任务”。[645]众人就表决方式争辩不休，胡适主张用“无记名投票”，有的人主张用“记名投票”。蒋介石最后说：“我不用总统的身份，我是用代表的身份来说，对于宪法这等重大的事，我个人是反对无记名投票的。”[646]

    必须指出：胡适不赞成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只是为了维护《宪法》，他并不想否定甚至取消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蒋先生没有做国民政府主席也没有做总统的时期，——例如在西安事变的时期，——全国人谁不知道他是中国的领袖？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那时他的声望必然更高，他的领袖地位必然更高了。”[647]一句话：他想让蒋介石做中国的华盛顿。作为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后来主动辞去了总统职位，从而赢得了全体美国人的一致尊重与崇敬。在胡适看来这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体现了美国式“民主”的优越性。

    既然首肯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因此胡适的所谓“维宪”也就不可能坚持到底，更多的是文人在做表面文章，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所以，当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的当选证书送到他手上时，胡适还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出席了“总统”（蒋介石）“副总统”（陈诚）的就职典礼。

    围绕“总统”连任问题引发的不愉快暂告结束，但毕竟在蒋介石的心里留下了不大也不小的疙瘩。从新近披露的几则蒋介石日记，就可以看到当时他对胡适的印象坏到了什么程度：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1958年5月30日）

    “胡适反对总统连任事，各处运用其关系，间接施用其威胁技（伎）俩，余皆置若罔闻。昨其来与岳军相谈其意，要求与余个人关门密谈，并托岳军转达其告辞修等相同之意。乃余对岳军曰：余此时之脑筋，惟有如何消灭共匪，收复大陆，以解救同胞，之外再无其它问题留存于心……如胡再来询问时，即以此意答之可也。此种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1959年11月20日）

    “近闻胡适受梦麟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而绝无国家与民族观念，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1959年12月19日）[648]

    1960年7月9日胡适离开台北，飞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后又赴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60年度会议。他在美国滞留两个多月，雷震被当局逮捕、审讯、判刑都发生在这一段时间。

    9月4日他收到“副总统”陈诚的电报，谓：“《自由中国》杂志最近言论公然否认政府，煽动变乱，经警备总司令部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将雷震等予以传讯，自当遵循法律途径，妥慎处理。知法持闻。余俟函详。”[649]

    啊啊，祸事终于临头了！胡适等不及陈诚的“函详”，当天即复电陈诚提出异议：“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可预言：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儆寰爱国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尊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650]

    陈诚6日复电胡适，重申：“一、惩治叛乱条例乃行宪时修正有效之法律，依据条例第十六条所规定具有‘叛乱’罪嫌者在戒严区归军法审判系属合法。二、本案复杂，原有确实线索，现被拘执之四人中，已有一人承认受匪指使来台活动，雷至少有知情包庇之嫌。自当依法迅于处理。”[651]

    胡适再次致电陈诚，提出了以下几点：一，“近年政府正要世人相信台湾是安定中求进步之乐土，似不可因雷案而昭告世人全岛今日仍是戒严区，而影响观光和投资。”二，“拘捕四人中已有一人自认匪谍，则此案更应立即移交司法审判。否则，世人绝不相信，徒然使政府蒙滥用红帽子陷人之嫌而已。”三，“儆寰办此杂志十一年，定有许多不谨慎的言语足够成罪嫌。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四，“毛子水先生忠厚长者，从不妄语，可请雪屏邀子水与公一谈自由中国社史实，当有裨益。”[652]

    胡适还就雷震一案接受了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两大媒体记者的采访，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综合起来是：“我认识雷震多年，我觉得以叛乱罪名逮捕他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他是一位最爱国的人士，自然也是一位反共分子。他以叛乱罪逮捕，乃是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我对这件事的发生很感遗憾。我诚挚希望雷震的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付诸军事审判，以期他能依法受审。”在被问及他和雷震的关系时，胡适说：“我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之一，但现在已经不是发行人。十年来，这杂志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我希望这一象征不被肆意毁灭。我希望我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事将自叛乱罪下获释。”关于雷震被捕与新党运动的关系，胡适则用外交辞令回答：“我不能评论，因为我离开（台湾）已经两个月。”[653]

    胡适为雷震鸣冤叫屈，多方营救未果，致使心情一度十分郁闷。10月8日雷震一案在台湾宣判之后，美国各报8日早晨（美国时间）迅速刊登报道。胡适接连两天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也不敢去。10日那一天他是躲在乡下朋友家里度过的。

    10月18日胡适从美国动身回台北，因身心交疲中途在日本东京休息几天。前些日子在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时，毛子水等老友曾对他作过劝告：“先生的态度已大白于天下，而且说过不少话，在将来的历史上已经有了交代了，似可不必再说话。”[654]这次毛子水又专程从台北飞到东京来，向胡适报告了雷案发生后的实际情况，让胡适心中有数。

    22日晚胡适回到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征信新闻》、《公论报》、《新生报》等多家报纸的记者，赶到南港胡适的寓所里来采访。一位记者单刀直入地问：

    “胡先生曾说雷震不会有叛国的行为，现在是否还是如此看法？”

    胡适答道：“我并没有说过雷震不会叛国，我只是说，我相信雷先生是爱国反共的人。”

    记者追问：“如果军法复判局传你出庭作证时，你愿不愿去作证？”

    胡适明确而严肃地说：“我愿意出庭作证”，“我和雷先生相识多年，我自信至少有资格作个证人，来证明雷震是爱国反共的人。”[655]

    胡适在向众位记者的谈话中，还否认雷震的反对党请他作“赞助委员”或“高等顾问”，说他“多年来一贯的主张，希望有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反对党”，但“我从来没有说过由我来领导。我已是六十九岁的人，我如果想搞政治，绝不会等到望七之年才搞”。[656]

    第二天晚上十点多钟了，于衡来访，胡适对他说：“我不是帮雷震的忙，而是帮国家的忙，因为雷案已使国家的声望受到损失。”[657]

    回到台湾以后，胡适还对所谓“反对党”的一些人士提出了两点劝告。其一，在时间上要暂缓成立新党的时期，应该看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的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要组党。其二，要改变根本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社党、青年党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

    在与“反对党”人士谈话之前，胡适事先将他要说的上述这些话报告给了“副总统”陈诚。从这一个细节，也可看出胡适的基本态度：为展现“民主”需要有在野党，在野党“监督”但不能“反对”执政党，在此前提下执政党“容忍”其存在。在他看来，如此彰显“民主”，国家才能太平，社会才能进步。换句话说，胡适要让“反对党”的那些人士同他一样做蒋介石的“诤臣”、“诤友”。

    雷震一案如何处置，关键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蒋介石看来：“胡适对雷案发表其应交司法机关审判，且称雷为反共人士，而决不叛乱之声。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658]按照他事先拟定的部署，“本月工作以雷震案为重点，自四日逮捕至廿六日起诉作为第一阶段，除国内外少数反动言论外，一般反响并不如所预想之激烈，惟一纽约《时代》杂志乃受胡适之影响，亦作不良之评论，殊出意外。”[659]

    蒋介石得知胡适将于10月16日从美国返回台湾，便推测胡适“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在10月13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还责骂胡适“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果不出其所料，胡适回到台北后不断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达晋见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故意采取避而不见的策略，在“冷落”了一个月以后，胡适才获准晋谒。[660]

    11月18日上午11点半，胡适在张群的陪同下来到蒋介石的“总统”官邸。和往常蒋介石单独接见不同，这次除张岳军外，还有一个秘书、一个副官站在后面，任务显然“是用心听话作记录的”。而且，气氛比之往常似乎也显得有些不大融洽。

    胡适首先扼要汇报了“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情况。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便对蒋介石说不知道“总统”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

    蒋介石说：“请你谈谈政治形势罢。”

    胡适问：“国内的？还是世界的？”

    蒋介石说：“整个世界的。”

    胡适只好讲了讲联合国大会和美国大选。“说完了，——我忍不住说：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

    胡适将他胸中憋闷已久的话倒了出来，告诉蒋介石说当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置有欠明智，已经在台湾岛内外产生了很不好的反响，舆论普遍认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仍是戒严区……这样严重的不利后果当局恐怕还没有深知。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政府决不会‘深知’。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所以我不能不做这笨事：向政府陈说。”

    蒋介石是这样答复的：“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

    胡适赶紧声明：“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皮笑肉不笑，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

    “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胡适诚惶诚恐，只得当面重申1949年他刚到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并对蒋介石郑重表示：“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他似乎有些委屈，有些无奈，又很动感情地继续说下去：

    “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那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我受不了……”

    如果换个娘们儿，说到这里也许会忍不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啜泣起来，但堂堂的胡大博士当然不会作如此懦弱状，他之所以当面向“总统”披肝沥胆，完全是为了略表寸心。

    听了胡适一番掏心窝子的至诚表白，蒋介石这下满意了。气氛终于有了缓和。胡适借机又向蒋介石进言：“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总统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蒋介石未置可否。

    时间已经很晚了，胡适起身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到接待室门口，两人才握手相别。

    胡适把这一天晋谒蒋介石的情况，详细记在了日记中。[661]

    蒋介石对这次与胡适见面的经过与所谈内容，在日记中也有若干条记载：“召见胡适约谈三刻时，彼最后提到雷震案与美国对雷案舆论。余简答其雷系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须依本国法律处理，不能例外，此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或有所感也。”[662]

    “胡适之‘胡说’，凡其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匪谍案，应依本国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即认其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辩论矣。”[663]

    11月23日台湾“国防部高等复判厅”重审结果公布：雷震一案维持原判。蒋介石认为这是他退守台湾以后在政治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在24日的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十一年来对内对外的反动投机分子的最激烈之斗争，至此或可告一段落”，并奚落“胡适投机政客卖空与胁制政策未能达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664]

    的确如此，美联社、《联合报》、《公论报》、《征信新闻》和英文《中国邮报》用电话询问胡适对重审结果有何感想？胡适只说了一句话：“大失望，大失望！”此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心情沉重，只得用三十二只天九牌“过五关”打发时间。

    坐在长沙发上闭目养神。忽然自言自语地冒出了一句：“真不是好事，真不是好事。”

    这就是胡适那几天的精神状态。

    胡适营救雷震未能奏效。他唯一能做的，是在身陷囹圄的雷震六十五岁生日时，亲手抄了南宋杨万里所作《桂源铺》中的四句诗，来向老朋友贺寿：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雷震在狱中被关了整整十年之久。他1970年出狱时胡适早已去世。

    与中央研究院始末

    “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年的历史，这三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们的心血造成的。创造本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我们的校长蔡孑民先生，辅导（助？）他的是杨杏佛先生。蔡先生逝世后，继任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朱骝先先生。在杨杏佛先生之后，担任本院总干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萨本栋先生、周鸿经先生等，他们把一生最重要的时期，——把全部的精力贡献给中央研究院，甚至牺牲性命。朱先生更苦心维持了中央研究院十八年。我对中央研究院有亲切的关系，不仅我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我许多朋友的心血结晶。”[665]

    1958年4月8日胡适在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在就职典礼上讲了上面这一番话。这让与会者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6月9日，直隶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首任院长是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杨铨（杏佛）任总干事。中研院以前“中国科学社”为基础，在南京、上海设立了若干个研究所。胡适曾参与中央研究院的筹备，1935年9月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他还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由胡适的学生和挚友傅斯年担任。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先后西迁昆明、桂林，最后落脚在陪都重庆。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酝酿新院长人选时许多人都倾向胡适，傅斯年为此还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由于胡适尚在驻美大使任上，最后决定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代理院长职务。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研院评议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先后经过五次投票，选出物理、生物、人文三组院士共81人。胡适以评议员身份出席并当选为人文组院士。同年9月23日举行了第一次院士会议。胡适评价说第一次的院士选举，是国家对已有研究成绩的人士之中选出来各科的“领袖”，即现在所说的学科泰斗或领军人物。

    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溃退时，“中央研究院”随之迁往台湾的仅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以及数学研究所的一部分，共两千多箱重要图书、文物、仪器、设备运往台湾。由于多数院士及第一次院士会议所选出的第三届评议员大都留在大陆或留置国外，在台者不足法定人数，所以“中央研究院”无法召集并行使职权，陷入了半停顿状态。[666]

    胡适1949年底就离开大陆去了美国当寓公。尽管心情郁闷，生活艰辛，但他作为院士仍与“中研院”保持着联系。而在台湾的“中研院”同人也没有忘记胡适，1956年12月史语所出版了《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上、下两册，并由毛子水执笔撰写了《上胡适先生书》：

    “适之先生：我们仅以这三十六篇论文献给先生，以祝先生六十五岁的寿辰。

    我们以为

    四十年来，先生非特自己不断的努力寻求真理，并且竭力诱掖或帮助别人寻求真理；

    四十年来，先生以中和正大的态度，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改进，为国家增加极大的光荣，而指示后进以一种最正当的爱国途径；

    先生对朋友，对同事，对后辈的诚挚乐易，使一切接近先生的人都有在春风中的感觉。

    我们更感觉到

    先生给了我们一个伟大人格的榜样。

    这一本论文的奉献，是要表达此一意念的。

    敬祝

    健康及中国学术前途的进步。”[667]

    “中央研究院”刚迁到台北时，只能挤在杨梅车站的仓库里，无法开展工作。1954年拟在台北南港营建院区，但经费没有着落，代理院长朱家骅和史语所所长董作宾联名函请胡适在海外代为募集。胡适允其所请，多方联络，利用他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的关系，最后正式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向洛氏基金会请求捐款一万美元，中基会捐助五千美元，两项捐款4月汇到台湾，“中研院”用这笔捐款建造了第一座建筑。

    朱家骅有意恢复院士会议，委托胡适在美筹划，先召开一个海外院士谈话会。胡适与赵元任积极筹划、联络，终于有了眉目。1955年2月22日胡适致函朱家骅言道：

    “中研院‘院士谈话会’通知已发出，附一纸呈吾兄，乞留存院档，作一纪念。

    现已收到各地回信，十二人之中，已有十人可以来。吴大猷与林可胜两人的回信想明后日可到。……旅费数字是元任在此时，我们商定的。弟与元任有电请吾兄追认，想已蒙鉴原。并乞赐鉴追认此2千5百元的动用。”

    末尾特别写了一句：“匆匆敬祝院中同人安好。”[668]

    由“中研院”提供经费，是年3月19日、20日两天胡适在纽约召集并主持了海外院士会议，除应邀与会的海外院士外，尚有来宾蒋廷黻、梅贻琦、傅斯年的遗孀俞大彩、曾宝荪女士以及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据胡适会后给朱家骅等人的信函称：“此次集会，在友谊的联系意见的交换，各方面都甚圆满。”具体地说：“对于骝公交议各题，我们参酌‘报告’与议题，曾有详细的研讨，结论五项，详见纪录，或可供诸兄与在台同人的参考。其中院士集会、评议会开会、选举新院士三项，大致引申在台第三次谈话会（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结果，而稍加补充。如通信表决一次，以‘评议会议事规程’第八条为依据；或可以减少总统府主管人的疑虑吧。”[669]

    以后又经过努力，胡适在海外联络到的院士共有19人，其中数理组6人、生物组5人、人文组8人。他还在华美协进社执行委员会上为“中研院”争取到若干资助款项。

    1957年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理论随后由吴健雄的试验得到证明。这一年2月4日胡适在纽约出席了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并在会上致辞。6月27日夜又有长信致朱家骅，就新院士提名选举提出若干建议，其中重要一条是：“为本院名誉计，候选人的名单也不可过滥。……似宜根本改变第一次院士选举的办法。将‘候选人’名单看作与院士选举同样重要，最好是暂定候选人名单不得过于本年应选出的院士人数。”[670]胡适催促吴大猷将杨振宁、李政道诸人作为物理学候选人，他自己乐意列为“副署”。8月18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周炜良、杨振宁、李政道等34人为本年度（1957年度）院士候选人。

    朱家骅代理院长一职长达十八年之久。1957年8月20日，朱家骅因健康原因提出辞呈。胡适在一则日记中说：“此次骝先辞职，实等于被逼迫去职。海外有六个评议员，都很愤慨。”[671]内中详情未见公布，但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家骅表示“慰问”。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曾在北大共过事，以后胡适任北大校长，朱家骅多年担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

    “中央研究院”根据有关章程，拟召开评议会推举新院长候选人。朱家骅10月30日致信胡适，诚恳地敦促说：

    “吾兄于上次选举时已为众望所归，而此次各方仍望兄能出来主持，非仅对院有其极大裨益，即对国家而言，亦有很多贡献。因兄为国效力之处正大，辅助总统，亦必不可少也。”[672]

    “中研院”第三届评议会第三次会议11月3日在台北举行，胡适以高票（18票）当选为院长候选人。蒋介石随即以“中华民国”领导人身份于次日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早日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为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深且钜，端赖硕彦领导……”[673]

    是否接受这一任命，胡适有过一番郑重的考虑。一年多前他曾给李济写信表示了想回台湾的意向：

    “我近来有一个妄想，想请骝公与兄替我想想：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块小地，由我自己出钱，建造一所有modern方便的小房子，可供我夫妇住。……其他海内外院士可以仿行，将来在南港造成一排学人住宅。”

    “我觉得史语所的藏书最适于我的工作（1948年我曾长期用过）；又有许多朋友可以帮助我。”[674]

    骝公即“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傅斯年去世后“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由董作宾担任，董作宾转到香港大学任教后由李济继任。所以胡适请他们两个以及钱思亮、毛子水等老朋友帮助筹划。那些个老朋友早就盼望胡适能回台湾定居，蒋介石也想请胡适到台湾来帮他撑门面。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云五，后来从政，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来到台湾又一度出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11月王云五访美时曾赴胡适寓所长谈，胡适以王云五“对台湾情形认识较真切”，故“殷殷以其行止相询”，王云五力劝胡适接受台湾当局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命。[675]其他各方面电劝胡适允就的也很多，梅贻琦就对胡适说过：“你若不干，济之、润章也不会干。结果是评议会得重开选举会。”

    看来，由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确是上下同心、众望所归。

    不料胡适因胃溃疡做了胃部切除手术，需要治疗、调养一段时间，短期内不能回台北履行职务。故而他致电蒋介石，建议由李济暂代院长，负责处理院务。得到蒋介石首肯后，胡适给李济写了一封信，说：

    “我真感觉十分抱歉，把中央研究院的事赖（至少暂时赖）到你身上！你可以相信，我在十一月初三发的英文电，初四发的中文电，因病体未复原恳辞院长，并请任命老兄为院长，都是十分诚恳的，我在七八月间曾有信表示佩服你在短期中做到百废具举的成绩。故我推举你是诚心的。……”[676]

    李济很关心胡适的病情，对胡适的一番心意也很能理解。在一次越洋电话中，他问胡适：“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胡适说：“病好了一定回来。”

    李济又问：“阳历四月是不是可以回来？”

    胡适答道：“可以回来。”[677]

    在这之前给老友赵元任的信中，胡适已经透露了他的心曲：“我也想过，我自己不答应就职，政府肯任济之代理院长吗？月涵、王云五先生等都认为不可能。后来，我决计不再辞职，但请政府任命济之代理我，——正如1945年，政府任命我作北大校长，同时任孟真代理我的职务一样。果然这个办法行通了。”[678]

    李济接受了代理院长的任命，1958年1月11日“中央研究院”在台北举行了新旧院长交接仪式，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监交，卸任院长朱家骅亲自交代，代院长李济代为接受。这样胡适正式就任后就不必再办交接手续了。

    胡适于2月间短期来台，不久又回美国继续治病并处理一些事情。临走前叮嘱李济说：

    “最要紧的是要请吾兄继续代理院务，养成一个tradition，我每出国，即当然请吾兄代理院务，以后有了这个传统的风气，就没有麻烦了。”

    “中国银行的印鉴，我还没有送去。我很想征求你的同意，印鉴改为你和汉昇兄两人合签的印鉴，可以不用我签字最好。”[679]

    1958年4月2日胡适从纽约启程，4月8日返抵台北，“副总统”陈诚率高级官员以及文化教育界人士约500多人到机场迎接。4月9日蒋介石在士林官邸以茶点款待胡适。4月10日上午9时“中研院”举行新任院长就职典礼，胡适正式接受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职务。他在典礼上讲话说：

    “我已经六十七岁了，照西洋的算法已过了六十六岁。学术界有个普遍的规矩，年满六十五岁的学者退休之后，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把研究工作让生力军补上。我已过了退休年龄一年有半，应该退休，享受我退休的权利，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著书、写文章。但在这个时候，国家艰难，而时代已进入原子能科学时代，国家需要科学，国家需要学术基础，而我们应为国家努力建立学术科学研究的基础，何况我们对中央研究院三十年来都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各研究所所长，各位研究员同人同我一致向这个目标前进。”[680]

    就职典礼完毕之后，接着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的开幕式。胡适以院长身分主持，蒋介石与陈诚莅会。蒋介石在致训词时，借大陆批判胡适一事称赞胡适的“能力”与“品德”，提出“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他特别强调：“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681]

    据4月11日台北《中央日报》报道，蒋介石的训词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胡适院长除以思想学术来领导我们学术界外，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今日大陆上‘共匪’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因此，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682]

    胡适在答辞中对正、副“总统”莅会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与敬意。不过，蒋介石否定“打倒孔家店”，认为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和鼓吹“自由主义”有关，这些话让他感到很有些刺耳，因为“提倡”和“鼓吹”最力的人正是他。再则，如本书第五章“中西文化比较”所详细阐述的那样，胡适一贯颂扬西方文明，贬低乃至否定东方文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几乎说得一无是处，而蒋介石在这样的场合要求“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显然也同他的意见相悖。胡适毕竟上了年纪了，又自恃是学者，是“总统”的诤友，所以便当场指正了起来：

    “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

    他不厌其烦地讲了自己何以“被共产党清算”的原因。对于“中研院”未来的工作重点，胡适也不完全赞同蒋介石的提法，他说：

    “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私，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

    “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从学术上反共、救国、建国，至少我个人有这样的乐观。尽管我们的物质设备损失了很多，人才缺乏，但我们可以造就人才。”

    很显然，胡适赞同蒋介石“反共复国”，只不过他认为军人扛枪打仗，学人著书立说，分工有所不同，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所以胡适强调：“我的话并不是驳总统。”[683]

    不知怎的，蒋介石对胡适的这一番话却十分恼火，虽然当场没有发作，但在日记中却视为莫大“侮辱”而耿耿于怀：“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又说自己“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684]

    如前所述，中央研究院原有院士81人，现在台湾的有胡适、李先闻、李济、凌鸿勋、朱家骅、董作宾、王世杰，在美国或加拿大的有赵元任、陈克恢、陈省身、李方桂、李书华、林可胜、汪敬熙、吴宪、袁贻瑾、吴大猷。4月11日台湾“中研院”由胡适院长主持，选出新院士14人：数理组有林家翘、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潘贯、林致平、朱兰成，生物组有赵连芳、李卓皓、王世浚，人文组有蒋廷黻、姚从吾、劳榦、蒋硕杰。总计共有32位院士。另增补朱家骅、李先闻、潘贯、姚从吾、杨树人为第三届聘任评议员。同时决定1958年度、1959年度院士选举合并举行。院长胡适兼任评议会议长，杨树人任评议会秘书。胡适会后对《新生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这次选举“是院士会议恢复活动的象征”，“相信在人力集中之下，中国学术的发展”也“能够推进开展”。[685]

    走马上任的胡适，为“中研院”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极尽操劳。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演讲，强调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也是无尽的财富；呼吁必须及早发展科学，建立科学研究的环境，培养科学人才。

    还在大陆的时候，1947年8月胡适就曾提出过《十年教育计划》，后又改写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由于内战的原因该计划付之东流了，现在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后又将它重新拾了起来，并根据吴大猷的建议，于1958年5月中旬拟定了一份《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主要内容有：成立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最高决策委员会”，由正、副“总统”，“行政院”长，“中研院”长，“财政”、“经济”、“国防”、“教育”各部部长，以及台湾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校长等组成；成立一个“国家发展科学设计委员会”，由“中研院”长，“财政”、“经济”、“国防”、“教育”各部部长，台湾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校长等组成；成立“国家发展科学专款”，用于发展科学，培养人才，充实、扩展各研究机构的研究设备；设立“国家客座教授”、“国立研究讲座教授”若干名，各研究机构及大学研究所设立“研究生助学金”等等。

    1959年1月台湾“行政院”院务会议通过了胡适提出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并于2月1日正式公布。《纲领》规定“设置国家发展科学专款，订定长期计划”，并“由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共同组织一主持此项发展科学研究工作之机构；前项长期发展科学专款，由此机构逐年拟具计划，分配经费，经检定后，交由教育部负责实施。”[686]“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也于2月1日成立，由胡适任主席、梅贻琦任副主席（梅贻琦来台湾后继续执长清华，这时担任“教育”部长）。

    这一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建院三十一周年，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只举办了一项书画展览。胡适解释说：“中研院”迁到台湾的时候连一间房子也没有，1954年才开始陆续建造了一些房屋，但还只是小小的开始，所以“我们只能做一点小小的庆祝，希望今后能在安定的生活中，在安居乐业的气氛下，能更努力去学，去做，去研究。”[687]

    过了不到一个月，7月1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四次院士会议，由胡适主持，参加会议的院士有15人。“副总统”陈诚代表“总统”蒋介石出席并致辞。胡适在讲话中说今年可以兴建数理馆，以后成为纯理论的数理化研究中心；还要建一个生物馆。这次院士会议选举出了1958年度、1959年度新院士9名：数理组有周炜良、袁家骝、顾毓琇、范绪筠，生物组有王世中、汪厥明，人文组有凌纯声、杨联陞、刘大中。

    在胡适看来，人才决定一切，“中央研究院”需要聚集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因而院士提名与选举是一件大事。1961年6月9日胡适致信李济，对下一届的院士提名抱怨说：

    “文史各学科的提名实在太不成样子，你我均不能坐视。鄙意仍盼老兄领导，提出文史的候选人，范围不妨包括中研院、台大、及海外治文史者，用院士五人合提的方式（前年提过的人，如陈康、陈槃均不妨再提）。

    如需我召集本组之选举筹备会的委员（雪艇、汉昇、树人、从吾、你、我）一谈，或本组的在台院士（你、我、雪、董、姚、劳、凌纯声七人）一谈，乞用电话示知。”[688]

    6月23日又致信李济：“前次会谈院士提名事，已有详函与元任、方桂，请他们用电话会商，本年语言学应提一人或二人，及人名，并请他们复电。今天得复电，说‘We nominate Chou Fakao'。我已代他们两人签名了。今将我去函及回电送呈，乞兄请所中专家将‘资格说明’各项填清，并乞补签提名人数为感。”信末又提及“考古学提名表，亦乞早办为感。”[689]

    在胡适的主持下，“中研院”每两年评选一次院士，选出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大家最满意的学者担任院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主张院士选举不应有地域的限制，更不应有国内国外的分别，而应以学术上的成就为主。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一些台湾岛内和在美欧的华裔科学家先后当选为“中研院”院士。

    对于海外的学者胡适尤为重视，努力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回台湾讲学，培养后进。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仅举两例。

    一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和胡适是几十年的挚友，早在1929年他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员兼史语所语言组主任，1938年后赴美定居并加入美国国籍，长期任教于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胡适动员赵元任到台湾来讲学：“听说你明年夏天‘退休’了，羡慕之至！我很诚恳的劝你退休之后回到南港来住，把史语所的语言学组光大起来，训练出几个后起的人来，我们还可以多多见面，大家高兴高兴！我们在南港兴造四座‘学人住宅’，明年夏天可以完成。其中一座是留给你们住的。”[690]

    赵元任允其所请，于1959年1月12日携夫人及外孙女飞到台北，胡适亲往机场迎接。第二天在史语所为赵元任夫妇举行的欢迎会上，胡适以老友的身份致辞，着重讲了他对赵元任的高度评价和对老友所寄予的厚望：

    “赵先生的天才很高，而且各方面的天才都高，他的天性之厚，做人之可爱，在朋友中，很难找到。我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中，坐在美国语言学权威教授勃劳潘尔旁边，这位教授对我说：‘中国语言学，有了赵元任李方桂两人，我可以不必担忧了。’可惜二十年来，战祸迭起，赵先生的语言调查工作不得不中断了，只有在外国训练别国的青年。我已到退休年龄，也希望我的老友赵先生也能退休回来，在四季常春的环境中，在祖国无数青年的热望下，来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和训练自己国家的青年。”[691]

    赵元任来台后，应邀在台湾大学讲学。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还出席了7月初由胡适院长主持召开的“中研院”第四次院士会议。赵元任在致词中谈到日本汉学界有很多人在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研究中国的东西，胡适特别提出对此国人应警惕。

    二是1959年12月22日胡适致函数学家林家翘，邀请他来台讲学：“四月是台湾最美的天气，我们盼望先生能住到两个月或一个半月，讲学之外，还可以游览风景，看看近年各方面的工作情形。……我们很愿意知道先生的行期，决定后，请用航空信见告，并请示知新年一月后的住址，以便我们通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请他们将台湾大学的美金六千元（包括旅费在内）寄给先生。”讲学的地方“以台湾大学数学系为主，中央研究院（在郊外南港，汽车到台大约需半点钟）的数学研究所同人也都盼望先生能分出一点时间来给他们作几次讲话，使他们可以得到先生的指导（他们当然要到台大听讲）。清华大学的原子物理研究所（在新竹，离台北市一点半钟的汽车路程）及新成立的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也在新竹）也都会邀请先生参观讲话。总之，此间有许多中年和青年的朋友都渴望先生能来，能多住一些时更好！”[692]言词诚恳，安排周到，受邀者无不为之感动，乐于成行。

    “中美学术合作会议”1960年7月10～15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这个会议是由美国8所大学和台湾的两家学术机构共同发起的。胡适作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是重要的发起人，他在会上指出：“值此各国都希望把他们的钱用于发展技术科学之时，人文科学已经落在后面”，但“尽管有这些阻碍”，台湾“仍然是一处研究人文科学的重要中心”。[693]

    李济对胡适主持、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说：“胡先生做中研院院长，他绝不管各所里面琐细的小事，他慎重的选择所长，各所里面的事务都由所长自行处理。他绝不加过问。而在他任内，也并没特别扩充研究院的范围。只增加一个植物研究所，找李先闻先生回院做所长。其余中研院的各所，都是前任所留下的规模。第二是关于院士的选举。胡先生对于选举新院士，非常慎重，资格著作的审查很严，许多著名的数理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家的新院士，差不多都是在胡先生任内选出来的。”[694]

    胡适对吴大猷更是多有借重。1958年他在离开纽约回台北就任“中研院”院长之前，曾致信吴大猷说：“我今天重读你去年四月二日在《学人》上发表的《如何发展我国的科学》一文，仍感觉你的vision是完全对的。我很盼望你把此文的结论中的四项——特别是第一项的发展我国科学的‘五年或十年计划’——写的更具体一点，就当作一个‘五年计划或十年计划’写下来。我很愿意带这计划回去做一个探路的地图——做一点开路、铺石子的工作。”[695]

    如前所述，吴大猷应胡适要求草拟了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科学的方案”，重心在两点：一是政府必须表示有决心，二是必须从“奠定科学基层工作”入手。胡适对此都极表赞成。他在台北邀集同人讨论多次，依据吴大猷的大旨，制订了一个比较更接近实际的方案，报请台湾当局正式通过并付诸实施。

    胡适希望能在“中研院”成立一个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的中心，由吴大猷主持。“我想请你老兄考虑一九六〇年秋季回国，先作 China Foundation 的Visiting Professor；半年之后，改作NCSD的Visiting Professor，或另作更适当的决定。主要的办法是要使你每年至少可以剩余美金五千元以上，作为海外养家之费。”[696]

    他对吴大猷还抱有更大的期望：以后由吴大猷来继任“中研院”院长。

    “我总觉得我们实在需要你回来领导；我总觉得中研、台大、清华，都实在需要你来给我们做点切实计划（工作的计划与找人的计划）。我回去了近两年，深觉得我太外行了，挑不起‘长期发展科学’的担子。现在梅先生病废了，我更觉得我不中用。……但我们实在还有绝大的一块园地需要你来领导培植。所以我的痴心总盼望你能回来住七八个月或八九个月，看看这个地方是否值得你打算久居，是否值得你花费几年工夫去培养出一班青年工作者出来——是否值得你出点力去改造成一块可以留得住青年人努力工作的科学园地。”[697]

    吴大猷一年之中有大半年时间在海外（美国或加拿大），所以不大可能回到台湾来，分担胡适“中研院”院长的工作。但他作为“中研院”院士，应胡适邀请于1962年2月回台北出席了“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因为听说胡适健康状况欠佳，经常住医院，他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

    “先生怎么样？”

    身着中式长袍的胡适把两袖轻轻一拂，笑着说：“你看我不是很好吗？”[698]2月24日在胡适举行的招待酒会上，吴大猷代表几位海外院士讲话。其中谈到科学发展必须有研究的环境，政府的支持，其他各方面的配合也是重要的推动力。“要知道发展国家的学术，必须从根本做起；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话是有语病的。我们要赶上人家，只有当中一条长长的路，没有其它的捷径；不经过这条路，又如何去赶？怎么能超越别人的前面？”

    胡适在讲话中表示“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说“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谈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699]

    这是胡适和吴大猷最后一次同台讲话，而且意见一致。

    “中央研究院”有一对“物理夫妇”“院士夫妇”：吴健雄和袁家骝。

    1962年2月“中研院”在台北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这一对“院士夫妇”也在胡适院长的邀请之列。2月20日星期四下午三点一刻，吴健雄一到机场就迫不及待地给胡适打电话，胡适拿着电话很高兴地对她说：

    “健雄，你们到了吗？我十分高兴。不知道你们愿意住在乡下，还是住在城里？两边都给你们预备了住处。你们愿意住在城里，也很好。大猷也刚到，现在也在我这里。他是住在皇后饭店。你们也住在这座旅馆好了。等你们住定以后，我们再谈吧。”

    一个多小时后吴健雄和袁家骝到胡适寓所来了，胡适走到玄关门口欢迎他们。今天他特意穿上了黑色的西装，系着略有红色的领带。吴健雄对胡适说：

    “我们真是远道来看先生的。”

    他们在书房里叙旧谈天。话题从胡适的健康状况，到即将召开的院士会议……吴健雄忽然风趣地对吴大猷说：“你是饶毓泰先生的学生，饶毓泰和我都是胡先生的学生，在辈分上来说，你应该喊我‘师叔’的。”

    大家都哈哈大笑了。客人走后，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我下午谈话的时间是久了一点，但我很高兴。”他还叫胡颂平第二天一定要去听听吴健雄在台湾大学有关“对等律”的演讲。胡颂平听了演讲后回来向胡适作了汇报，正巧袁家骝来电话，胡适在电话中说：

    “我派我的秘书胡颂平去参加，我已知道健雄今天演讲的成功，我特别高兴。请你替我贺贺健雄。”[700]

    胡适早在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的讲话中，就曾语重心长地说过：“我们对内可尽我们鼓励的职务，可以鼓励后一辈。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过去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701]

    在担任台湾“中研院”院长之后，胡适仍本其一贯的精神和宗旨，大力扶植年轻的研究人员。下面仅举两例：一是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项武忠，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研究的奖学金，每年2000美元。他自己在台湾的银行里存有2400美元作为保证金。但美在台的总领事认为这些钱还不够，不肯发给项武忠赴美签证。项武忠为此事求助胡适院长，胡适给美总领事写信表示他愿为项武忠担保，美总领事遂同意发放签证，项武忠得以成行。后来项武忠学有成就，担任了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中研院”、“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合办“暑期研讨会”，项武忠为数理组讲员。二是近代史助理研究员许淑真（女），研究范围为中日关系史，已工作三年。她日文颇佳，也能阅读英、法、德文，1959年参加了由台“教育部”举办的赴日奖学金考试并被录取。胡适特为此给日本驻台“大使”井口贞夫写信说：“就她个人具备的条件和兴趣来说，如果她能去日本深造，似乎很为适宜，所以我愿意向先生推荐，希望她能得到这样好的留学机会。”[702]

    在经费的分配使用上，“中央研究院”两年来用在增加、改进研究设备上的经费，占了80％，用在改善研究人员的生活条件只占20％。胡适认为：“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上，设备固然重要，学人更为重要。我们必须努力改善学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不但使他们自己可以安心专力做研究工作，还要使在海外有成绩的青年学人感到祖国一些前辈学人的生活工作环境经过些微一些改善，已可以安心工作了，他们也可以回来追随他们做工，继续他们的成果，发挥光大他们立下的学术基业了。”[703]学人住宅的建成，就是改善研究人员生活条件和吸引海外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央研究院”在南港扩建院区，需要购置田地。有一次因青苗补偿问题与农田所有人（即“地主”）发生纠纷，他们派出两名代表来见胡适院长。胡适和善地对他们说：

    “我们是学术机关，决不会有（用）什么官势来欺侮你们，一定有个合理的解决。”

    两名代表说：“胡先生所言极是，如能合理解决，我们就不再请愿了。”

    他们走后，胡适对总务人员指示道：“他们是凭协定办的，并没有错。我们是邻居，我们应睦邻。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们有困难，也要请他们帮忙的。”又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睦邻的政策，错在院，不在邻居的人民。似应由院垫出3万多元的税款，等追回来再归垫。”

    也是因为购地、赔偿问题，代理总干事全汉昇向院长胡适报告，他和几个人商量准备起诉南港镇公所。胡适对全汉昇说：“你们不要商量，就照我的话赶快去办好了。这件事情很明白，就是官司打赢了，钱一时还是收不回来的，只有给他们和善处理。如果四邻的人处不好，将来再买土地时，谁来帮忙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给四邻闹翻？你赶快去办，我负责，必要时由我私人来赔这笔款；不要打官司！”

    这两件事发生在1959年9月和11月间，胡适向报界发表谈话，称赞“南港百姓太好了，近邻的人都很和善”。又说南港那地方他“喜欢极了。当地老百姓都和善可亲，是做研究工作的一个理想处所”。[704]

    在“中央研究院”，胡适从不希望人家称他“院长”。有时外面打电话给他的秘书胡颂平，询问“胡院长”的什么事情，胡颂平也就顺口答道“胡院长”如何如何。胡适听见了，很严肃地对胡颂平说：“我们中央研究院，不是衙门，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胡先生’？或是称我‘胡博士’，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再喊‘院长’。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作官的人去称吧。我们这个只有一百四五十人的亲密的小小学术团体，一切都该富有人情味。最好不要动公事，一动公事，人情味就差了。”[705]

    又有一次，胡适看了院中给各位院士的公文稿，感到有点不合适，就向胡颂平说：“这班院士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这稿子上添上‘吾兄’两字都无法添入。他们都是学术界的人士，也不惯看这样的公文。这样的公文，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机关，尽量避免用公文。”[706]胡颂平遵照胡适的指示，以后院中的文件尽量改用私函，由胡适签名后发出。

    1960年12月胡适六十九岁，按虚岁是七十大寿。“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连同安徽绩溪同乡会的代表，15日在学人馆举行祝寿酒会，17日来南港签名祝寿的文教界人士多达二百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人贺寿诗云：

    这是人间的佳节，

    去新年还不到半月，

    我们在这个欢乐的时光，

    大家都感到热烈，

    我们正在新的时代，

    需要大师的指导；

    思想不能甘于漫漫的长夜，

    知识不能变为隔绝的孤岛。

    我们只要正确的方法，

    我们只要合理的思想，

    只有休谟洛克以来的精神，

    才能解脱人们的愚妄。

    今天是先生七十生辰，

    要庆祝的是七十年的奋斗，

    在四大偏见交织的社会，

    只有先知才有真实的感受。

    恭贺快乐的生日，

    敬祝健康和长寿。

    我们愿长期得到领导，

    更愿智慧的光芒扩充和不朽。[707]

    胡适在15日的祝寿酒会中致答词说：“……朱先生因为身体不好辞职了，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来接事。这两年，得了这里不少朋友的帮忙。我写了东西都先请他们看过。他们替我找材料，指正我的错误，我写了不少的文字。我一个人在此。我是有二十多年的心脏病的人。由于王志维先生、胡颂平先生的爱护，——他们爱护我，比我的太太在身边还好。我都要感谢的。”[708]

    “中研院”为胡适院长安排了两位秘书，胡颂平负责文书，王志维照料日常生活。还有一位徐秋皎小姐作特别护理。胡适和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相处都很好。

    1959年7月胡适应邀赴檀香山，出席由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他动身之前留下一封信，吩咐王志维等他上了飞机再交给胡颂平。胡颂平收到后拆开来一看，原来里面装了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胡适以此作为对胡颂平和王志维两位身边工作人员的补助。胡颂平和王志维商量后，当下就联名给胡适写信，说：“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我们在先生身旁学得‘做人的道理’和读书的方法，可以终身受用不尽。我们受赐已多，不能接受先生的补助，请先生宽恕我们的违命之罪。”[709]胡适从夏威夷复信胡颂平，重申：“我留下的支票，请你不必推辞，并请你劝王志维兄也不要推辞，这点小小意思，请你们两位不可推辞了。”[710]

    胡颂平住家在台北市里，他每天到南港来上班，下班后再回台北去。胡适和胡颂平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相处之中更有别一番情谊在里边。

    “颂平同学：明天是中秋。我在家不出门，请你到我家里一谈。”

    ——这是约胡颂平来家中共度中秋佳节。

    “今天你可以不回去吃你太太自己烧的菜吗？”“我不晓得你的太太会答应我留你在此地吃饭吗？”

    ——这是胡适在留胡颂平吃晚饭。胡颂平有不爱在外面吃饭的习惯，但胡适每月总有几次留他吃饭。胡颂平一般也会留下来，他吃过师母江冬秀烧的蕨菜。如果有约好的事情必须回台北去办，他也会向胡适道谢并说明原委。这时胡适又会幽默地笑着说：“我晓得你是爱吃你太太自己做的菜。”

    一天夜里，已经十点多钟了。胡适叫徐秋皎来问胡颂平在做什么？胡颂平以为胡适一定是有紧要的事情要同他商量，或者叫他马上去办理，于是便跟着徐秋皎走进了胡适的书房。胡适慈爱地对他说：“颂平，你太用功了，我故意叫你来聊天的。徐小姐说你太拘谨，你不要太客气，坐下来谈。你太客气了，我倒不安了。”

    每逢新年“中央研究院”都要举行团拜。在1961年1月4日的团拜会上胡适讲话，鼓励同人们说：“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但是人类集体的生命无穷。一个人的工作有限，知识有限；而集体的工作无限，要研求的学问无穷；如果有愚公的精神，那怕什么事不成功！”他还引用了明顾亭林（顾炎武）《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中的两句诗“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鞭策自己，鼓励青年人。“到了七十岁，常有‘去日苦多’的感想。希望年轻的朋友负起这个无限知识的责任，一步一步的走去，有一寸的进展，就有一寸的快乐，古人说的爱惜寸阴，和法兰克林说的‘生命是由时间织成’的意义相同。希望大家特别爱惜时间，来担任‘任重道远’的工作。”[711]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台北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除台湾岛内的院士参加外，还有几位在海外的院士也远涉重洋赶来出席。胡适非常重视这次院士会议，会前精心筹划、准备，开会时亲自主持，但终因心脏病猝然去世，为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胡适逝世后，大家都在想纪念他的方法，却得不到十分满意的结论。李济认为若从永久性的纪念说，像胡适先生一生的成就，可以说是“自有千古”，不需要任何纪念性的标帜。换句话说，他留下来的工作成绩，就是纪念他的最好的纪念品。历史上的人物，如韩愈、朱熹这一类的人，是用不着别人纪念他们的，胡适就属于这一类的著作等身的文化巨人，自有丰碑长存于天地之间。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人们，各就本人的工作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结集为《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李济在序言中深情地说：

    “史语所同仁有幸，在胡先生最后的几年生活中，得与他朝夕相处，所获到的益处，方面是很多的；但他留在南港最深刻的印象，仍是他那做学问的方法。”[712]

    最后的一日

    1962年2月24日，星期六。

    这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对胡适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他担任院长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定在这一天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胡适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除在台湾的一些院士外，还邀请了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和吴大猷等几位海外院士参加。“中央研究院”是官办的学术机构，届时“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要出席，并分别宴请各位院士。一切准备就绪。胡适的心情也格外的好。

    “中央研究院”地址在台北县南港，那里专门为胡适建有“院长”住宅：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面积约165平方米，环境幽静，适宜读书做学问。不过去年11月间他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台大医院，今年初出院后就暂住在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疗养。2月20日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血压110/80，一切正常。胡适本人和院中人士也都放心了，第五次院士会议按原定计划如期举行。

    2月24日上午8点20分，胡适从福州街台大疗养院动身去“中研院”所在地南港。他的专车先接上住在近处的潘贯先生：在1958年4月胡适任“中研院”院长后主持的第三次院士会议上，潘贯当选为数理组院士，并增聘为评议员，是胡适的同事。潘贯前些时腿上动了手术，走路不大方便，所以胡适特意接上他一起去开会，昨天即23日下午曾专门写了一张便条通知潘贯。事事想着别人是胡适的一贯作风。

    专车直接开到了建在南港小山上的蔡元培馆。这是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建立的，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时，蔡元培是首任院长。对胡适来说蔡元培先生又是赏识“千里马”的“伯乐”，当年（1917年）就是蔡元培聘请胡适担任北大文科教授，为胡适在学术上开辟了康庄大道，否则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他这一生也许只能做一个二三流报刊的编辑。

    出席会议的18位院士都已经到齐了，胡适一一和他们握手，亲切地互相问候。“我们这个只有一百四五十人的亲密的小小学术团体，一切都该富有人情味。”[713]在“中研院”胡适尽量营造这种“和谐”的气氛，并身体力行。

    9时整，胡适以“院长”身份宣布开会。第一项议程是选举1960年度及1961年度院士。“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按惯例每隔两年选举一次。

    经过三次投票，这一次共选出了7名新院士：数理组有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生物组是李景均，人文组有陈槃、何廉。名单宣布后胡适带头鼓掌，以示庆贺。然后他笑着说：

    “下午5时酒会，希望全体院士都能参加。”

    上午散会后大家自由参观。胡适趁这工夫为电台做了两分钟的广播录音。下午1时与出席会议的院士们共进午餐，席间自然免不了谈话与应酬。饭后回到南港的住宅时已是两点半钟了。卧室的书桌上放着一把放大镜，是刘锴托朱抚松带来的，年过七旬的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

    “这给老年人是很有用的。”

    胡适自己把了把脉搏：一分钟80多跳，很正常。下午他还要主持盛大的酒会，为了养养精神，他就上床休息了。睡个午觉对老年人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刚睡下去时没有睡着。起来小解之后便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很安稳。

    4点多钟起床。他心里惦记着，就对胡颂平说：“今天我是主人，我们应该早点上山去。”

    胡颂平看了看表，只有4点十几分，便劝阻说：“这个时候客人还未到。新闻记者到的很多，他们看见先生到了会场，一定要来问些问题。加上酒会的时间，不是太累了吗？”

    他这是在为胡适的健康着想：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多年的心脏病时好时犯，就像埋在身体里面的一颗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爆炸，加之最近又在闹牙疼，所以胡颂平担心日程安排太紧凑，把胡适累着了，能让院长多休息一会儿是一会儿，这也是作为秘书应尽的责任。于是找了个话茬对胡适说道：

    “吴健雄是中国公学的同学，送她一本《中国公学校史》吗？”

    胡适点点头：“好的，你送她一本。”

    胡适曾于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在此期间吴健雄和胡颂平都曾在中公就读过，两人都是胡适的学生。还有一位中公的学生叫罗尔纲，由胡适聘请在家帮助工作前后有5年时间，罗尔纲后来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记述他在胡适家中的工作与生活，胡适到台湾后自己出钱重印，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系非卖品，只赠送友人阅读。

    “午饭时，我和他们谈起《师门五年记》。”胡适接着又吩咐胡颂平说，“他们从外国回国的4位院士，也送他们每人一本。”

    胡颂平尽量延长胡适休息的时间，又短话长说道：“刚才先生休息时，我在化学所遇见袁家骝，问他有没有收到去年4月8日我复宁恩承的信的副本。他说收到了，但发现宁恩承收藏的只是他先人的墨迹，而且只有几件，没有结果。”胡适似乎也未曾料到，嘴里轻轻“哦”了一声。

    胡颂平接着问：“袁家骝是袁寒云的儿子，听说袁项城喜欢袁寒云，好像曹孟德喜欢曹植一样？”

    袁家骝是袁寒云之子，袁世凯（项城）之孙。胡适将袁世凯父子与曹操父子作一番对比，告诉胡颂平说：“寒云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才子，但没有政治的才具。项城喜欢的是袁克定，克定也颇有一些文学的天才。”

    话题扯得有些远了。这在平时，海阔天空地纵论文史本是胡适的长项，也是他闲暇时的一大乐事，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都从中受益匪浅。但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他想起上午7位新当选的院士中有5位在国外，便到书房里拿出一张院里的便笺，拟了一份贺电：

    “任、程、柏、何、李景均：

    I have the honor to inform you of your election to membership of Academia Sinica to today's meeting.Hu Shih. ”

    那天他穿的是一件长袍，贺电拟好后就顺手放在长袍的口袋里，预备到了会场交给主任秘书万绍章分别拍发。这时已是下午4点45分了，胡适再一次催促胡颂平道：

    “我作主人，我们还是上山吧。”

    胡适由秘书胡颂平陪着仍到了山上的蔡元培馆。盛大的庆祝酒会将在这里举行，评议员及应邀参加酒会的来宾此时已经到了一百多人，会场彩灯高悬，欢声笑语，气氛既热闹又喜庆。大家见胡适院长来了，有的迎上前去，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有几位记者要求胡适先生同他们照一张合影，一向宽厚和蔼的胡适答应了，说：

    “好的，好的……”

    从众多的人群中，他一眼看见了上午新当选的院士陈槃。在7位新院士中间陈槃是唯一出席今天酒会的院士，胡适当即走过去，热切地握住陈槃的手，衷心道贺说：

    “祝贺你当选为中研院院士，祝贺！”

    “谢谢胡先生，谢谢。”

    胡适在“中研院”立了一条规矩：不要像衙门里那样称呼他为“院长”，就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久而久之大家养成了习惯，都称呼他“胡先生”，来访的外国友人则多称他“胡博士”。胡适得过20多个博士学位。

    时针指着下午5时整。酒会正式开始。

    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到麦克风前致辞。他是极善于讲演的，堪称第一流的演说家；年轻时风度翩翩，现在虽然年纪老了，风度仍不减当年而又更成熟更富魅力更有吸引力，如像陈年老酒愈久愈淳愈香。全场的人怀着极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只听胡适说道：

    “各位朋友，”——第一句话就让人感到亲切。“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12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

    他当众宣布了上午新当选的7位院士名单（2位在台湾，5位在海外）。接着说道：“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这次有四位远道来的院士出席，他们的回来，使我们感到这些工作，也许还有一点点价值，还值得海外朋友肯光临，实在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inspiration，希望他们不但这次来，下次还来，下次来时还多请几个人一同回来。”[714]

    胡适讲话中一再提到的4位海外院士，是指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和经济学家刘大中。他愈讲愈高兴，全场听众愈听愈有兴致。讲演吸引人的技巧之一是穿插若干生动的小故事，干巴巴的说教只会弄得大家昏昏欲睡。胡适高超的讲演技巧充分发挥出来了，听众从他口中听到了一个物理学界“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715]

    这是一个真实而非杜撰的故事，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最美丽的故事，令全场的人十分感动而又备受鼓舞。尤其是末一句的肺腑之言，表现出了老一辈顶级大学者兼一院之长虚怀若谷、奖掖后进、为一代一代的学生取得成就而深感得意与自豪，更是让胡适赢得了大家的敬重。人人心里都这样想：胡适先生“最得意”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得意的；他感到“自豪”的事情也正是我们大家引为自豪的事情。

    胡适最后风趣地说：“今天因为太太没有来，我多谈了几句话……”

    话未说完就引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有些“惧内”，有人曾问他是否是“Pa Tai-Tai（怕太太）俱乐部”的会长，胡适笑着自供道：“会员的资格，会员的资格。”这个笑话几乎尽人皆知。

    “现在要将这个会交给李济等几位先生。请他们说说话。”

    胡适先请凌鸿勋讲话，继之由李济讲话。李济是我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和胡适是多年的老朋友，在胡适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前，曾由李济暂时代理院长职务，负责处理院务。李济在讲话中主要谈了科学究竟占什么地位，认为“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716]

    李济讲话之后，胡适把脸转向了从海外回来与会的吴健雄院士。这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女物理学家，年轻时曾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胡适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即使绝大多数都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百分快慰了。”[717]所以，当他请吴健雄讲话时，态度不仅真挚诚恳，没有丝毫的“客套”的成分，而且脸上带着慈父般的微笑……

    吴健雄说：“老师，我们已经推定了吴大猷代表，您也许还没有知道。”

    胡适的确不知道吴健雄和袁家骝夫妇推举吴大猷代表他们发言。这当然是必须要加以尊重的，何况吴大猷也是胡适极为赏识与倚重的人才，他有意让吴大猷以后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正好藉此尽早树立他在全院的威信”，怀着这样的心思，胡适请吴大猷上前讲话。

    吴大猷在讲话中认为发展学术必须从根本做起，必须要有好的研究环境，其他各方面的配合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针对李济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说道：“为什么科学不在国内生根，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环境。”吴大猷尤其不赞成提“迎头赶上”的口号，强调“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718]

    吴大猷讲完之后，胡适又请刘大中讲话。刘大中很客气，他没有讲话，只是对“中研院”寄赠书刊表示谢谢。

    胡适是主持人，他对着麦克风，带有总结似的讲道：

    “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谈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及评议员都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目的是在建立三个大中心，就是数理研究中心、生物科学中心、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勘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719]

    胡适在讲话中着重指出：“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的想迎头赶上。譬如学步，我们要先学爬，再扶着走，到后开步走，这样也许慢慢的自己可以做轮船，做飞机，那时候也许可以飞上天去。”[720]

    如果就事论事，讲了这样一番话本来可以结束了，但不知什么东西触痛了胡适的中枢神经，他又神情有些激动地说道：

    “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721]

    酒会上的气氛顿时变得沉重起来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胡适院长为什么神情会这么激动，连讲话的声调都有些变了。说是“不生气”，其实是很生气；说是“小事体”，其实在胡适看来是关乎原则与信仰的大问题。

    “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去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署邀请，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讲演，提出：“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722]他重复上一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在“中西文化比较”论争中的观点，称赞西方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认为东方文明“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723]。胡适讲演只有25分钟，但在台湾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批评声浪，甚至有人撰文指责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由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724]……

    “挨了四十年的骂”。胡适早年提倡用白话写作，倡导文学革命，被封建复古派文人林纾斥之为“禽兽之言”；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他同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场论战，此后几十年一直背负着“反共文人”的骂名。郁达夫借翻译问题骂他“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725]；郭沫若嘲笑他“做了过河卒子，只得奉命向前”[726]，骂胡适“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727]。更有甚者，由当年在北大听过他讲课的毛泽东亲自发动，50年代大陆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728]……

    这一件件、一桩桩陈年积怨横梗在胡适心头，经久不消，挥之不去。也许他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在今天的酒会上倾泻自己的愤懑，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话到嘴边也就脱口而出了。不过他强调“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729]。

    然而，正当胡适大声疾呼的时候，只见他又突然把话刹住了：也许是感到了身体不适？也许觉得讲的话已经跑了题，让大家感到了沉重？

    需要扭转酒会的气氛。需要换一个轻松的话题。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这时正是下午6点半。与会的各位院士及应邀来宾开始散去。胡适还站在刚才讲话的地方，微笑着和一些向他告辞的人逐个握手。待要转身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勺先碰到桌沿，再重重地摔在水磨石的地上。站在他身旁的凌鸿勋和钱思亮连忙伸出手去扶他，但已来不及了！……

    会场立刻慌乱了。有的人发出了惊叫，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胡颂平赶紧打电话通知医院。

    负责照料胡适日常生活的秘书王志维，急忙将胡适随身携带的心脏病急救药片放进胡适的嘴中，又喂了几口白兰地。这本是胡适自救的法子：1938年他在驻美大使任上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有人递给他一瓶白兰地，胡适接过咕嘟咕嘟一饮而尽，病情才有所缓解。以后出门胡适总要带一小瓶白兰地。

    如果仅仅是心脏病突发，这也许会有点效用。不过他的后脑勺先碰桌沿又摔硬地，如同连续受到重击，以致心与脑俱遭重创，这样麻烦就更大了。王志维的办法不行，给胡适开车的司机立刻拿来一罐事先准备好的氧气瓶，安上玻璃管，插入胡适左边的鼻孔里。魏火曜伏在地上为胡适做人工呼吸，但都没有反应了。大家围在胡适的身边，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走动，都在焦急地盼着医生早一刻赶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只翻滚着一句话：

    “一定要把胡先生救转来啊！”

    6时45分，“中研院”的医师王光明赶来，他立刻给胡适打了强心针。隔了1分钟又打一针，再隔几分钟再打一针。然而都没有效果。

    7点25分，台大医院的医师杨思标从台北市内赶到了南港。胡适仍无声无息地躺在水磨石的硬地上。杨医师用听诊器在他胸口听了一听，又翻开眼皮看了看瞳孔，试了试脉搏，摇摇头说：

    “已经逝世十多分钟了！”

    哀伤、哭泣的声音立刻笼罩了全馆。在场的李济、董作宾、李先闻、凌鸿勋、凌纯声、姚从吾、钱思亮、刘大中、陈槃、芮逸夫、郭廷以、杨树人等院中人士，以及参加酒会未曾告辞的宾客，人人呜咽，个个落泪。吴健雄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看望恩师的，看见胡适猝然去世，更是悲痛万分，泣不成声。吴大猷前天下午到台北后，听说胡适患病马上来寓所看望，第一句话就问“先生怎么样？”胡适把两袖轻轻一拂，笑道：“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吴大猷多么希望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噩梦啊，胡适先生终会站起来，微笑着对大家说：

    “你们看我不是很好吗？”

    既然人已经死去，只好临时搬来一张床，将胡适的遗体抬上床去。因为遗体移动的关系，积在腹腔内的气体从微张的口中吐了出来，听上去就像是胡适的最后一声叹息。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倒在庆祝酒会的现场，从此再也没有醒转过来。也就是说：他死在“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任上。

    蒋介石当晚即“闻胡适心脏病暴卒”。3月1日蒋介石携张群等去殡仪馆吊唁，并手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730]。第二天在日记中对胡适“盖棺论定”云：“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731]6月27日，又以“总统”名义颁布褒扬令：“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着，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732]然在内心深处，蒋介石认为“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733]

    而在众多的学人及追随者中，胡适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可以毛子水为其撰写的碑文为代表：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734]

    附录一：妻室与情人

    胡适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735]又说：“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庄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736]

    为什么提倡“自由恋爱”的胡适却又屈从于封建包办婚姻？为什么留学美国的大博士娶了一位旧式小脚村姑？为什么爱慕上一位洋小姐却又止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为什么恪守婚约却又禁不住去尝婚外恋的苦果？……

    以上这两段话，是打开胡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种种难解之谜的钥匙。

    1904年胡适离开绩溪去上海求学时，曾由母亲做主，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订婚。江冬秀是旌德江村人，旌德离绩溪很近，这门婚约是由胡适一位执教私塾的本家叔父介绍的，胡适原名嗣穈，江冬秀的母亲到胡家相亲时见过，十分满意。冯顺弟也想早些为儿子定下婚事，以了却做人母的一桩心愿，并告慰亡夫的在天之灵，所以便在送胡适到上海读书之际与江冬秀的母亲共同替儿女定了亲，并许以待胡适成年后完婚。那一年胡适才十四岁，少不更事，情窦未开，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初春冷雨，

    中村箫鼓，

    有个人来看女婿。

    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737]

    江冬秀缠着一双小小的脚，又认不了几个字，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姑娘，现在有些书里常常不无戏谑地称她为“小脚村姑”。胡适到上海读了几年书，学问增进了不少，眼界开阔了许多，加之年龄又大了几岁，他对自己的这桩婚姻不满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为《竞业旬报》写的文章《婚姻篇》中，胡适曾断言：“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耦，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738]所以当满了十七岁，冯顺弟催促他回绩溪完婚时，胡适一拖、再拖，在给母亲的信中甚至说“此事今年万不可行”[739]，并列出了种种理由。不过，事母至孝的胡适也没有完全拒绝与江冬秀的婚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于我的旧婚约，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740]

    胡适去美国留学以后，结识了碧眼金发的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据胡适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描述，韦莲司小姐的行状与个性是：

    “这位女士是一个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女儿，学问很好，到了二十几岁上，忽然把头发都剪短了，把从前许多的华丽衣裙都不要了。从此以后，她只穿极朴素的衣裳，披着一头短发，离了家乡，去到纽约专学美术。她的母亲是很守旧的，劝了她几年，终劝不回头。她抛弃了世家的家庭清福，专心研究一种新画法；又不肯多用家中的钱，所以每日自己备餐，自己扫地。她那种新画法，研究了多少年，起初很少人赏识，前年她的新画在一处展览，居然有人出重价买去。将来她那种画法，或者竟能自成一家也未可知。但是无论如何，她这种人格，真可算得‘自立’两个字的具体的榜样了。”[741]

    胡适是东方的美男子，他很快赢得了这位美国小姐的芳心，两人在一起时相谈甚欢，不在一起时书信往返，通过思想交流，感情迅速递增，韦莲司遂成为了胡适的异国红颜知己。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星期六日与韦莲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道尽，乃折而东，行数里至厄特娜村（Etna）始折回，经林家村（Forest Home）而归。天雨数日，今日始清明，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时之久，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回至女士之家已六时，即在彼晚餐。晚餐后围炉坐谈，至九时始归。”[742]

    “韦莲司女士归自纽约，以在纽约美术院所见中国名画相告，谓最喜马远《山水》一幅。此幅余所未见，他日当往访之。”[743]

    “韦女士与余行月光中，因告余以印度神话‘月中兔影’。其言甚绝，记之……”[744]

    “余一日语女士吾国古代有‘折柳赠别’之俗，故诗人咏柳恒有别意，女士今将去此适纽约，故以垂柳图为别云。”[745]

    仅此数例，足见两人交往之密，感情之深。韦莲司比胡适大五岁，她有思想、有学问，而且在当时美国社会中颇有些“异类”的样子，用胡适的话来说，“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胡适来自中国，他同韦莲司小姐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两个人的实际交往来看，早期更多的是胡适受韦莲司小姐的影响较多，甚至可以用“指导”二字来形容也不为过。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韦莲司小姐毕竟是东道主，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胡适是外来客，存在一个学习和熟悉美国文化的问题，这方面韦莲司堪称是他的良师益友。胡适在写给韦莲司小姐的信中就说过：

    “吾早就需要一位‘舵手’，他能指明方向，使吾沿着正确之航线前进。然而，迄今为止，除足下之外，还没有人能给予吾如此之帮助，而这正是吾之所急需的。……”[746]

    又说：“在我们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是‘启发’。我相信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才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747]

    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胡适也毫不掩饰地直言：“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748]

    胡适对韦莲司的倾慕、认同甚至服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胡适对美国文化的认同，这也是他逐渐成为“亲美派”人士的缘由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待和研究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比单纯用眼睛盯着他们两个人“卿卿我我”更有意义，虽然后者也是需要的一环。

    青年男女之间是很容易从友谊演变、发展为爱情的，这中间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胡适和韦莲司亦如是，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又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人种。胡适在一首调寄《满庭芳》的词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枝上红襟软语，

    商量定，

    掠地双飞。

    何须待，

    销魂杜宇，

    劝我不如归？[749]

    有的论者把这几句词解读为胡适和韦莲司小姐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要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们两人也不是没有突破“男女之大防”的机会和条件，但毕竟都未能成为事实。胡适“永远不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视为可以玩弄的东西，并以之为达成自私或不纯洁目的的手段”[750]。韦莲司则主张：“只要性吸引的真谛被清楚地了解，看重它本来的价值，自觉地抛开它的实用性，自觉地将注意力转向这种交往中的较高层次的一方面。”[751]她要胡适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两人约定：“此后各专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于有成。”[752]

    他们这样说也可能有些冠冕堂皇。局外人探究其原因，有的认为是“礼教害人”：冯顺弟一再要胡适早日归国与江冬秀完婚，像她这样的中国旧式农村妇女不可能接受一个碧眼金发的洋小姐做胡家的儿媳，而胡适又不愿亦难以违背母命。也有人认为是“种族主义害人”：韦莲司小姐的母亲极力反对女儿同一位中国留学生发展这种关系。胡适在其《藏晖室札记》卷七“二二‘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写于1914年11月3日）中说过：“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如果我们从胡适自身找原因，毋宁说是他的这种折中主义哲学既误了自己，又误了别人。

    1917年6月离开美国回国的时候，胡适对韦莲司是那样的依依不舍：“我感觉朋友所在的地方即是我家。……你的友谊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深化了我的生命，想起你就让我喜悦！我希望我们往后一直保持联系。”[753]“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754]十年以后，1927年胡适为解决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问题去美国，其间曾与女友韦莲司晤面。两人再次分别时，同样依依不舍的韦莲司最后选择了理智，她对胡适说：

    “让你走，是如此的艰难，老友——但是你留下来也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生命充满了离合聚散，在离合与聚散之间，我们工作。”[755]

    胡适在美国虽然和韦莲司小姐彼此引为知己，不过有一天接到老家寄来的照片，见江冬秀立于母亲旁边，那一副婆媳和顺的样子让他十分感慨，当即题了一首诗：

    图左立冬秀，

    朴素真吾妇。

    轩车来何迟，

    劳君相待久。

    十载远行役，

    遂令此意负。[756]

    在1914年6月6日的日记中，胡适又不无歉疚地说：“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757]如今他的母亲年纪已经老了，盼子成亲的愿望比以往更加炽烈，胡适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何况按照旧时婚姻习俗，江冬秀虽是一小脚村姑，但与胡适的夫妻“名分”已定，万难更改，胡适只好抱着“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758]的善良愿望，与冬秀完婚了。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确实想过两人也许由此“能长成真实之爱情”。

    胡适从美国回来后，应蔡元培聘请在北大任教。半年之后，即1917年寒假，便回到故乡绩溪与江冬秀完婚。

    胡适毕竟是新派人物，他带头示范，“文明结婚”，一不请算命先生择定吉日，二不拜天地，三改旧日叩头为鞠躬，想要以此来改变一下乡间旧式的结婚陋习。婚礼定在12月30日，旧历十一月十七日，胡适生日的那一天举行。他亲自撰写了大红喜联：“三十夜大月亮 念七岁老新郎”（是年胡适虚岁二十七）。胡适一来为讨母亲喜欢，二来也是为了弥补一下对冬秀的歉疚之情，所以婚礼办得相当热闹，宾客来得很多。胡适西服革履，俨然是一位留学美国的洋博士、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海归教授。江冬秀也不像过去的新娘子那样一身通红，她穿的是胡适在北京为她定做的短褂和黑缎绣花裙子，这多少有些“咸与维新”的味道。伴娘是一位十五岁活泼健康的女孩——曹佩英，她是胡适三嫂的妹妹，管胡适叫“穈哥”。鞭炮声噼噼叭叭。当胡适偕冬秀依照新式礼仪向老母三鞠躬时，冯顺弟乐得合不上嘴：多年来悬在她老人家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是夜新派教授与小脚村姑双双携手入洞房：生米煮成了熟饭。

    岁末年初，胡适在家中住了将近一个月。照新式的说法，这是他和冬秀的蜜月。灯前絮语，窗外月明，胡适高兴之际写了好几首《新婚杂诗》——

    一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四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五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

    还逃不了这个时节！[759]

    胡适一个人回到了北京，诸多朋友同事向他贺喜，胡适请了两次客以表答谢。半年之后把冬秀接来同住，一个新派教授和一位小脚村姑就这样过起日子来了，胡适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叙说道：“自冬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冬秀说她奉了母命，不许我晏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760]

    他们夫妻两个人的距离之大，差异之悬殊，那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恭维胡适“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也有人将新派教授和小脚村姑的结合视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但很多人认为他们两个很不般配，江冬秀远远配不上胡适。还有传说陈独秀曾力劝胡适离婚，甚至拍桌骂胡适，但胡适终究不肯。胡适本人对这个“传说”予以否认，不过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同商务印书馆老板高梦旦的一次谈话，很能说明他对这件婚事的态度。

    高梦旦说：“这是一件大牺牲。”

    胡适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

    高梦旦问：“何以最讨便宜？”

    胡适回答道：“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761]

    话虽如此说，但胡适在给族叔胡近仁的一封信中，却又透露出了难以言明的隐情：“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762]这些话可以作为前面一番话的注解：胡适正是为了不伤别人的心从而使自己心安，才与江冬秀结为夫妇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埋下了不安分的种子。

    1923年夏天，以“病假”为由从北京南下上海的胡适，跑到杭州西湖住了3个多月，其间和表妹曹诚英演绎了一段婚外的恋情：

    多谢你能来，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过神仙生活。[763]

    一切都是和平的美，

    一切都是慈祥的爱。[764]

    曹诚英，即曹佩英，又名佩声，安徽绩溪旺川人，比胡适小十一岁。胡适和江冬秀结婚的时候，这个小表妹曾在婚礼上做过冬秀的伴娘。由父母包办，诚英十六岁与胡冠英结婚，后又主动离异。1920年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读书。胡适去杭州西湖养病期间，曹诚英去看他，表兄妹在烟霞洞共度了一段快乐甜蜜的日子。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云：

    九月十三日

    今天晴了，天气非常之好。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伯三的故事。到四点半钟，我们仍循原路回来。下山时，不曾计算时候，回来时，只需半点钟，就到了烟霞洞口了。[765]

    九月十四日

    同佩声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我讲莫伯三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766]

    九月十八日

    下午与娟下棋（诚英乳名丽娟）。

    夜间月色甚好，（今日阴历初八）在月下坐，甚久。[767]

    九月十九日

    与佩声出门，坐树下石上，我讲一个莫伯三故事“Toine”给她听。

    夜间月色不好，我和佩声下棋。[768]

    九月二十一日

    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为一首记事诗。后来娟遂催促我把这诗写成。我也觉得从散文译成诗，是一种有用的练习，遂写成《米桑》一篇，凡九节，每节四行，有韵。[769]

    这样的诗情，这样的温馨，这样的甜蜜，都是诚英带给他的。胡适兴奋、满足之际，做了好几首诗抒写当时的情景与自己的感受，由于是婚外的恋情，胡适不便明言，所以诗中多用暗喻的手法：

    怨歌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花树；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见了，便匆匆他去。

    ……

    拆掉那高墙，

    砍倒那松树！

    不爱花的莫栽花，

    不爱树的莫种树！[770]

    别赋

    我们蜜也似的相爱，

    心里很满足了。

    一想到，一提及离别，

    我们便偎着脸哭了。

    ……

    半年之后，

    习惯完全征服了相思了。

    “我现在是自由人了！

    不再做情痴了！”[771]

    在烟霞洞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胡适陶醉是陶醉了，不过回到北京的家中却让结发之妻江冬秀逮着大闹了一场。气闷不过的他离家出走，跑到西山借宿友人处，写了一首题为“秘魔崖月夜”的诗：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772]

    啊啊！他心里割舍不下佩英，忘不了悬在西湖上空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忘不了烟霞洞里那一段神仙般的生活。“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773]离开了情人的日子胡适真是受尽煎熬。

    在与表妹曹佩英移情别恋后，胡适本来有离婚的打算，无奈江冬秀以“先杀死儿子再自杀”相威胁，吓得我们的博士只得忍痛割弃了与表妹的浪漫而温馨的恋情。江冬秀那年已生有二子：长子祖望五岁，次子思杜两岁。当胡适提出离婚时，她抱着思杜，拖着祖望，一只手举着菜刀，大声对胡适说道：

    “你要同我离婚，我母子三人就死在你面前！”

    此事在朋友们中间几乎尽人皆知。徐志摩的一首诗道尽了胡适的无奈：“隐处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思意，为恐东厢泼醋瓶。”[774]那个“醋瓶”（江冬秀）可是不得了，“泼”将起来会大大坏了先生的名声，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不得不对之忍让三分，徐诗中那一个“恐”字活脱脱地表现出了胡适对自己的“小脚太太”无可奈何。

    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和有夫之妇的陆小曼，双双陷入爱河，因而受到众多人的指责，胡适却持支持的态度，这引起了江冬秀的不满。联想到胡适也是有妇之夫却同曹诚英有染，江冬秀有一次愤愤地对“新月社”成员叶公超说：

    “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

    正说着胡适从楼上下来听到了，便对小脚太太说道：“你又在乱说了。”

    江冬秀当着叶公超的面骂胡适：“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

    在朋友面前胡适不能辩白也不想辩白，以后他找了个机会向叶公超诉苦说：“这几个月之内我们没有办法，像我太太这种人，我只能跟她同桌子吃饭，别的话我不能讲，她这个脑筋跟我们都不同。”[775]

    以后他们夫妻的生活又恢复了常态：江冬秀几乎天天在家中设牌局，与亲朋好友做方城之戏，胡适则躲在书房里读书写文章。有时麻将声实在太大了，吵得胡适心烦，他就只好站起来去把书房的门关严……

    胡适有一首诗《我们的双生日》，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夫妻的日常生活：

    她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她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她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她撕了。[776]

    很显然，江冬秀是出于对丈夫健康的关怀才“干涉”胡适病中看书和做诗的，在她看来读书费眼睛，做诗费脑子，还不如打四圈麻将玩玩开心。小脚太太哪里知道对胡适这样的大教授来说看书是生活中的第一要事，他做的诗犹如他的生命那么宝贵，你“撕了”岂不要了他的命了？夫妻双方由于文化相差过于悬殊，往往造成彼此互不理解，江冬秀就是一例。胡适对小脚太太的“干涉”气不过却又恼不得，只得快快抢过去收好，诗中“抢得快”三个字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他的无奈。因为有约在先，生日不许吵嘴，我们猜想也许胡适当时还会向小脚太太无可奈何地笑上一笑。不管怎么说，从诗中流露出来的至多是夫妻的情分，而不是男欢女爱。

    国民党蒋介石从大陆溃败之际，胡适于1949年4月去了美国，一年多以后夫人江冬秀也从台湾来到纽约同住。靠着胡适的一点儿小储蓄，夫妇俩在美国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凄凉而又惨淡：住在一个小小的破旧公寓里，菜要自己买，饭要自己做，衣服脏了要自己洗，还要自己打扫清洁卫生。更无专车可坐，出行得乘公共交通工具。

    他们的六十六岁双生日是在寓居美国期间过的，有二十多位亲朋好友前来贺寿。江冬秀当着大家的面对胡适说：

    “做你们胡家媳妇可真要命。”

    胡适端着茶杯笑道：“你祖父当年发誓不把子女嫁给我们绩溪人，可是你还是嫁给我，真是活该，活该！”

    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1年10月18日江冬秀也从美国回到台北，胡适亲自到机场迎接。

    江冬秀回到台北不久，1961年12月15日，即农历十一月初八，是她七十一岁生日。胡适准备了养珠的耳环和手镯送给老伴做生日礼物，江冬秀特别高兴，立刻就戴上了。[777]过了两天，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里迎来七十大寿，江冬秀一早就来到了医院，亲自将一枚镌着“寿”字的戒指戴在胡适的手指上，祝贺他生日快乐。因为胡适患病尚需静养，当天晚上由江冬秀操办生日宴会，请了几位胡适的老朋友毛子水、杨亮功等四十余人出席，一同为胡适祝寿。[778]

    过了新年，有一天早上胡适对镜梳头，看到自己病后头发白得多了，方自有些伤感，老伴江冬秀在旁边笑着对他说：“你打扮打扮，年纪轻得多，也很漂亮了。”

    胡适笑了，伤感情绪一扫而光：“江冬秀小姐，我从来没听过你说我漂亮，从来没听过你说我漂亮的话呀！”[779]

    当年曹诚英不得不离开胡适后，胡适曾写诗劝她：“及早相忘好，莫教迷疑残梦，误了君年少。”[780]但诚英对胡适却是痴情不改，一再表示：“穈哥，我爱你，刻骨地爱你。”胡适后来有一首诗《扔了？》，也许能体现他和她的这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781]

    胡适帮助她入南京东南大学农艺系就读，以后又由胡适推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留学，并获遗传育种学士学位。据说她后来又谈过两次恋爱，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学业有成的曹诚英终其一生未再嫁人，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为心爱的“穈哥”而殉情。

    胡适与曹诚英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49年2月6日在上海，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大势已去，胡适准备亡命美国。行前友人设宴为之践行，胡适特地约了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诚英来，想与表妹见上一面。诚英来后，第一句话便是对胡适说：

    “穈哥，不要再跟蒋介石走了！”

    胡适没有答话，只是笑了一笑。像这样的大事他自有主张，是不会听小表妹的，尽管他在内心深处对诚英挚爱如初。曹诚英将一枚戒指和一点美钞托汪协如送给胡适，胡适收下后写了一封信，请汪协如转给诚英。汪协如接信后问：“怎么没封口？”胡适说：“熟人带信，不要封口的。”[782]

    曹诚英一直珍藏着胡适写给她的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她将这些书信连同她自己写的诗文和日记包成一大包，交给了住在杭州的老诗人汪静之代为保存。汪静之年轻时也曾爱慕过曹诚英，两人多年来保持着友谊，是诚英晚年颇为信赖的一位挚友。她对汪静之说：“你们可以看，等我死后，要把它烧掉，不要留下来！”1962年胡适在台北逝世，1973年曹诚英病逝于上海，汪静之把那包东西付之一炬了……

    尽管胡适和韦莲司小姐未能结成秦晋之好，但两人的友情保持了终生。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总是见少离多；后来胡适虽然当了几年驻美大使，但公务繁忙，也无暇与韦莲司多从过往。胡适晚年在美国当寓公时，有夫人江冬秀相伴，自然也没有韦莲司“插足”的余地。他们思想的交流与感情的倾诉，主要通过鸿雁传书。据统计，从1914年他们在美国结识到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书信（包括明信片）有175件之多。

    韦莲司终身未婚。

    胡适作为新派人物，虽然提倡男女婚姻自主，但他自己却屈从母命，刚刚僭越雷池一步而又畏缩不前，一再与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子（如韦莲司、曹诚英）失之交臂，未能结成秦晋之好、并蒂之莲。幸福的婚姻，对于没有能够冲破包办婚姻藩篱的胡适来说，依然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到后来他只能用“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783]来自我慰藉或曰自我调侃。

    胡适和江冬秀也许缺乏少年夫妻之爱，但老来相伴终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与幸事。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江冬秀抱着他的遗体不断呼唤：“适之，我的亲人啊！……适之，我对不起你，你会先我而去。”[784]他们夫妇生前曾有约定：谁先去世，仍健在的有权决定先逝者的安葬方法。江冬秀主张棺葬，所以有关方面遵照她的意愿，用上等香杉木为胡适定制了棺柩。[785]

    附录二：日记·传记·年谱

    胡适早年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日记。经过后人整理，现收入《胡适全集》第27卷至第34卷，共有8卷之多，总计在356万字左右。在现代作家之中，胡适的日记写得最多最勤也最连贯（中间只有少量的缺失）。[786]

    胡适日记的特点有三：一，丰富性，个人经历包括思想演变、社会现象，包括重大事件、人际关系等，无不尽记其中；二，准确性，即可作为一部信史（胡适个人的乃至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三，以思想札记和叙事为主，某些篇章又有一定的抒情意味。

    胡适在《传记文学》一文中认为：“中国传记文学第一个重大缺点是材料太少，保存的原料太少，对于被作传的人的人格、状貌、公私生活行为，多不知道；原因是个人的记录日记与公家的文件，大部分毁弃散佚了。这是中国历史记载最大的损失。”[787]显然他是把日记当作写传的重要材料与依据看待的，不过他最初写日记并非要为自己立传做准备，胡适曾经说过“自传则岂吾敢”。[788]他写日记主要是为了帮助自己记忆，其次是给最要好的朋友看一看。在写日记的过程中愈来愈体会到一个道理：“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789]因而日记愈记愈有兴趣，无论怎样忙，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工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甚至可以写几千字。

    “因为我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时我和朋友谈论一个问题，或通信，或面谈，我往往把谈论的大概写在札记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记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个问题，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790]

    而且，胡适的这些札记，除极少数删削外（总共约有10条），“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791]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胡适的早期日记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了解的”札记，他将“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792]胡适《留学日记》起自1910年8月，止于1917年7月，凡四册共十七卷。胡适自谓“我在美国住了七年，其间大约有两年没有日记，或日记遗失了。这里印出的札记只是五年的记录”，[793]他不无得意地自我评价说：“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794]对比他过去说的“自传则岂吾敢”，真像是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此后几十年，胡适摸爬滚打，从一介书生成为在现代文化史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政治、外交诸方面诸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随着声名的愈益显赫，地位的愈益提高，影响的愈益扩大，涉足的范围愈益增多，人际交往的愈益广泛，胡适日记的内容也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庞杂，已经不仅仅是记录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演变，而且是在记录现代中国的整个历史。20世纪初至60年代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无论民国政局、军阀争斗、日本侵华与抗日、国共合作与内战……在胡适的日记中都有记载，他对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教育的兴衰、学术的争论、思想与文化的方方面面，胡适无不参与并在自己的日记里一一记录。我们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演变的轨迹。就这个意义来说，胡适的日记堪称一部内容广泛的信史。

    胡适日记的重点是思想札记，所以他在记录或引述某一事实时，往往有许多思想与观点的阐释。除此之外，胡适在日记中附录了他的一些重要文章节录，以及别人赞同或反对他的文章，他与别人的不少来往信函和许多自作的诗篇。日记本上还常常贴有剪报，内容涉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报道与官方文件，更多的则为逸闻怪事，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乱象。有少数日记配有图片，尤为弥足珍贵。由于以上种种，所以胡适的日记内容显得特别丰富，甚至可以说是庞杂。然而这样一来，《胡适日记》就大大地膨胀了，如果删去附录，总字数怕是要缩水三分之一。

    从胡适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几个有趣的、值得关注的变化。

    一是他早年接触的人物多为亲友及同学同事，又以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诸如留美学友赵元任、任鸿隽、朱经农，“新月派”主要成员徐志摩、陈西滢、林语堂、梁实秋等。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文化圈，有如星月一般闪耀，在社会上尤其知识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活跃于学术领域里的“胡适派系”，影响巨大而深远。一般公认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

    胡适后来涉足政治，因而与政界人物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在日记中所占的分量愈来愈重，诸如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以及身跨政界学界的吴稚晖（曾任考试院院长）、王世杰（曾任外交部部长）、朱家骅（曾任教育部长）、陶希圣（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尤其是他同蒋介石长达三十年的交往，胡适在日记中有详尽的记载。

    就文人与政界关系之深厚，交往之密切来说，大概只有郭沫若能和胡适相比肩。有所不同的是：胡适除早年在北大与《新青年》时期同陈独秀、李大钊关系较近，和毛泽东偶有接触外，他所交往、所依靠的多为国民党方面的军政领袖与政客。郭沫若在北伐及抗战时期，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多有接触，但他在政治上属于革命营垒的一员，本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亲密的关系。

    二是胡适日记的多寡详略，与国内政局和他个人的心情有关。比如国民党蒋介石败退台湾，胡适不得不远涉重洋到美国做寓公，从1949年7月6日至12月31日近半年时间，胡适的日记就记得十分简略。

    7月8日：“1:00 P.H.Chang——Rainbow Room（彩虹厅）。”

    7月16日：“3:30汪亚尘。

    6:00梁先生（森太？）《美洲日报》。”

    7月17日：“Tea with Madame Ching（与蒋夫人一起喝茶）。”

    7月30日：“程毓淮夫妇来。”

    9月24日：“天放。”……

    如此等等，同胡适以往每天写日记总有几百字乃至几千字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这段时间他心绪特别恶劣，灰溜溜地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根本没有心思详细写日记，尽管可写应记的事情很多。在7月11日的日记中胡适自己就说过：“今又忽得心脏‘警报’。这是很可怪的。也许是由于精神上的不舒服。”“心病”源于精神上的“不舒服”。[795]

    三是对人物的评判，按照胡适的标准前后有矛盾，如对杨杏佛、陈垣。

    杨杏佛和胡适在中国公学曾有一段师生关系，双双先后留学美国，所以又是留美学友。杨杏佛立志为民造福，献身科学，深得胡适的赞赏。1932年12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兼执行委员；胡适任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由于胡适不久在报纸上发表违背同盟宗旨、攻击同盟的言论，而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自此胡适对杨杏佛看法甚劣，多年的朋友成了“说慌”且“不择手段”的“妄人”。[796]

    陈垣曾任辅仁大学校长，于中国哲学史造诣甚深，胡适经常与他切磋学术，称赞陈垣校补《元典章》（元朝的典章制度）“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有一段时间两人住家北京米粮库1号与4号，相邻而居，过从颇密。1948年底，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赴南京，陈垣则留在了北平。1949年4月29日陈垣写了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信中盛赞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在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希望胡适也能正视现实，幡然悔悟。胡适在日记中多次针对陈垣的这封公开信，一会儿说是“共产党的文人假造的”，一会儿又说“决非伪作”。当他认为公开信是共产党文人“伪造”时，仍以“陈垣先生”称呼过去的老朋友；当他认为公开信系陈垣所写时，就骂陈垣“下流”“幼稚”[797]，“丑态毕露”[798]，同一个人判若两人（详见本书“逸闻篇”之“考证不出的一大疑团”）。

    四是从日记看胡适也有信誓旦旦但却未践行誓言，“狎妓”即是一例。虽然他深自忏悔过去在上海“叫局吃酒”，“并誓提倡禁嫖之论”，然而从胡适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1922年在济南，1925年在武汉，1926年在上海，仍有几次“逛窑子”的记录，涉足深浅虽未可知，但毕竟是趟了浑水。[799]

    为了把胡适打扮成一个“圣人”，有的学者说胡适“逛窑子”仅限于吃花酒、打牌、打茶围，类似现在酒吧歌厅招小姐陪酒陪玩但不陪宿。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刻意淡化胡适“自己承认并决心改正的错误”，是在“为胡适辩解掩饰”。[800]

    胡适是新文学的倡导者，他本人率先用白话写作新诗，五四时期还写过小说和话剧。所以，他的日记虽以思想札记和叙事为主，但某些篇章也有一定的抒情意味。仅举几例：

    1923年夏胡适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养病期间，徐志摩曾去看望过胡适，他们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海宁观海潮，玩得不亦乐乎。胡适日记中记载云：

    潮初来时，但见海外水平线上微涌起一片白光，旋即退下去了。后来有几处白点同时涌上，时没时现，如是者几分钟。忽然几处白光连成一线了。但来势仍很弱而缓，似乎很吃力的。大家的眼光全注在光山一带，看潮很吃力地冲上来：忽然东边潮水大涌上来了，忽然南面也涌上来了。潮头每个皆北高而斜向南，远望去很像无数铁舰首尾衔接着，一齐横冲上来。一忽儿，潮声澎湃震耳，如千军万马奔腾之声，不到几秒钟，已涌到塘前，转瞬间已过了我们面前，汹涌西去了。[801]

    这一段文字写得有层次，有气势，令人读之有亲临其境观潮的感觉。

    胡适和表妹曹诚英有一段婚外的恋情，双双在烟霞洞度过了三个月神仙般的快乐日子。胡适日记没有将这一段恋情遗漏掉。尤其是离别前对月伤怀的情景，非过来人不会写得如此真切深沉：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在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802]

    七七事变后，胡适和周炳琳等几位知名学者参加了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胡适日记中有“枚荪来谈国事”“相向感慨”的记载。他们还在南京一同亲身经历了一回日军飞机的轰炸，据胡适描述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回到教育部大楼，飞机警报又来了。起初尚不厉害，我们看见我们的侦察机两队盘空了许久许久，最后他们向南飞去了。我们以为完了，忽然北面霹雳大起，震动墙屋。老大楼震动更大。四面高射炮高射机枪大起，枪弹乱飞。我同枚荪、之椿、逵羽、孟真避到新大楼。有几次似是大炸弹投下，新大楼也震动。不久我们见东北有火光颇大，又不久，我们听见子弹爆炸声，连续不绝者近三十分钟。[803]

    胡适奉蒋介石委派赴欧美开展民间外交，周炳琳等几位朋友在南京送他上船赴武汉。离别的情景和胡适本人的心绪，在其日记中也有记载：

    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翁咏霓、陈布雷、孟真、枚荪、之椿、慰慈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804]

    读了以上两小段日记，人们不由得会想到：轰炸中、星光下的胡适是一个重视友情的人，是一个眷恋故土的人，更是一位怀有深厚爱国情怀的爱国者。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此时无声胜有声，比大叫大嚷“我多么爱友爱乡爱国”更能给人以情绪上的感染，更能让人感动。

    胡适的日记对胡适本人来说，既是备忘录，又是材料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是以日记为依据撰写出来的。对我们来说，胡适的日记同样是丰富的材料库，对认识胡适、评价胡适、撰写有关胡适的文章或传记，都十分有帮助。胡适几百万字的日记就像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宝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里面可以派生出许多题目来供我们做文章，有兴趣者完全可以依据胡适日记，写出有关胡适的学术专著、传记甚或小说来……

    胡适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805]。有鉴于此，他早年曾大力提倡传记文学，除了劝老一辈的朋友如梁启超、蔡元培、梁士诒、陈独秀、高梦旦、苏长民、熊希龄、张元济等“多保留传记的材料”，[806]以备自己或他人日后写传外，并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如认为：自传的写作“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807]“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只要能“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就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808]晚年在《传记文学》一文中，他仍“希望大家就各人范围之内来写传记，养成搜集传记材料和爱读传记材料的习惯”。[809]

    而要写好一部传记，胡适提出：第一，“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810]中国历来写传都遵循为王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811]第二，应当而且需要设立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第三，用活的文字来记录传主的活的语言。

    胡适不仅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写作传记作品。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他就在《竞业旬报》上陆续发表了《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留学美国期间又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康南耳君传“Ezra Cornell”》。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写有《许怡荪传》《李超传》，前一篇是为逝去的好友许怡荪立传，后一篇的传主则是一位“发愤出门求学”却在二十三四岁年纪就因病早逝的女学生。《高梦旦先生小传》作于1936年11月，胡适在文中简要地叙述了自己和高梦旦交往的过程，充分肯定高梦旦的为人和“崇尚实事”的精神，称赞他是“新时代的圣人”。《教育家张伯苓》作于1946年，为庆贺张氏七十寿辰所作，文中对南开的创办人和校长张伯苓的教育方针、办学成就做了高度赞扬。

    在胡适写的传记中，影响较大的要数自传《四十自述》（作于1932年9月）和《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作于1933年12月）。

    按照胡适原来的计划，《四十自述》是写他四十年来生活的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七年（1911～1917）为一段，归国以后（1917～1931）为一段。但事实上只写出了留学以前的那一段生活，共有六章。而《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从时间和内容来说则可视为那六章的延续，主要写留美期间关于“文学革命”的思考与争论。所以胡适又把它作为《四十自述》之一章。

    在写法上，胡适最初是挑选出若干有趣味的题目，采用小说式的文字。“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812]这种写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文学传记”或“传记小说”，也就是在叙述中加进了描写的元素，成为了一种“描述性”的文体，无论状物写人都有一定的具象性，可读性较强，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能给读者以情绪上的感染。《四十自述》中的一些章节就具有这样的优点，尤其是第一章《序幕》写“母亲的订婚”，颇有一些“用想象补充的部分”，胡适干脆称它“是用小说体追写一个传说”。[813]《四十自述》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这一节却用第三人称，不叫“母亲”，却直呼女主人公其名——冯顺弟。这也是为了从旁客观描写的需要。《九年的家乡教育》之五写母亲对自己的严加管教；《从拜神到无神》之三写元宵夜“捣毁神像”、叫月亮下来看灯以及为躲避母亲责罚佯装“醉酒”等，也都颇为生动有趣，类似小说或小说的片断。《我怎样到外国去》之二写在上海一天晚上“打茶围”，喝得酩酊大醉后与巡捕发生冲突，被关进了巡捕房……有头有尾，有因有果，有情节有细节。其中倒叙夜里与车夫打斗，车夫抢他的钱和马褂，他丢了一只鞋子，胡适说“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来补充的一段，是没有法子证实的了。”[814]由此可见《四十自述》中的小说成分（或者说小说的因素）。

    这样写或许是受了莫洛亚的某些影响。胡适在1928年5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近几年中，西方出了一种新式的传记文学，其法用传记改作小说体，删除繁重的史料，单挑出最精彩的片断，其法甚新颖，故能轰动一时。此种传记名为‘小说化了的传记’。其最早而得盛名者为Andre Maurois's Ariel: Life of Shelley（安德鲁·莫洛亚的《阿里埃尔：雪莱传》），我与志摩皆爱读他。此君近年又出一部Disraeli（《迪斯累里》），也很有名。近年学此体者，正多着呢。”[815]

    不过，胡适毕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一贯标榜自己有历史癖和考据癖。所以他后来写自传，“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816]偏重于史实，偏重于思想的演变，是胡适写作传记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就表现得很突出，我们研究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又是怎样酝酿和形成的，都离不开这篇传记。

    《四十自述》和《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自称是他“传记热”的“一个小小表现”。[817]若干年后，胡适从大陆到美国寓居期间，其“传记热”有增无减。从1955年12月至次年3月，又写了长达10万多字的《丁文江传记》。

    丁文江，字在君，是我国早期地质科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也是胡适的挚友。胡适经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818]这本传记从丁文江幼年和家世写起，内容包括在英国留学、主持地质研究所和北大地质系、在广西与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参与《独立评论》及从政等。其间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1921年丁文江应刘厚生邀请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为了专注于煤矿的事务，他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但仍兼任名誉所长。在他任总经理的五年时间里，北票煤矿发展为一个很有成绩的新式煤矿公司。虽然身为煤矿总经理，但丁文江从不肯用一分不正当的钱。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人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人信件等。他常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乘火打劫的。”[819]这句话成了丁文江一生的座右铭，不论他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他都一以贯之身体力行，从不懈怠。

    二是1923年丁文江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批评的对象是《人生观》的作者张君劢。针对张君劢所谓“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丁文江尖锐地抨击这种“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的论调“有误青年学生”。他用优美的文字颂扬科学，阐述科学的人生观：

    “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伦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820]

    胡适后来高度评价了丁文江在这一场论争中的作用，说：“回想那一场论战的发难者，他终身为科学僇力，终身奉行他的科学的人生观，运用理智为人类求真理，充满着热心为多数谋福利，最后在寻求知识的工作途中，歌唱着‘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东方的内心修养的理学所能产生的。”[821]

    三是1926年5月丁文江接受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委派，就任淞沪商埠总办一职。这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了丁文江依附军阀的一大诟病，不过胡适却肯定他做淞沪总办期间，“一面整顿税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记会计制度”，[822]不到一年“就能建立起一个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式基础”。[823]在胡适看来丁文江是治世之能臣：“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曾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这句自嘲的话，也正是在君自赞的话。”[824]

    四是1935年12月丁文江应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邀，赴湖南探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资源。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加紧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华北地区煤矿岌岌可危，一旦陷于敌手，必须另外在南方寻找可开采的煤矿资源，以支持战争和工业以及民生的迫切需要。丁文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他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亲自出马，在第一线考察粤汉铁路一带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湖南省湘潭县谭家山是他考察的重点，因为那是沿粤汉铁路唯一的重要煤矿。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特地引用了地质调查所的一份报告，让我们看到了丁文江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献身精神，和他一丝不苟的严格的科学态度：

    “七日晨九点钟，在君先生由南岳乘铁路局汽车到茶园铺。此地距矿山约十五里，有人主张雇轿去，但在君先生坚不肯从，决定步行。未及休息，即向谭家山进行。沿路所见的岩层，他必仔细测量其倾角及走向。……”

    “午餐后，下洞考察。矿洞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洞内温度甚高，着单衣而入，亦汗流浃背。然年事已高的在君先生竟不畏艰苦，直到洞底，亲测煤系倾角及厚度，始行出洞。事前王晓青君劝请勿入，由他代为下洞勘测，亦不允许。”

    “在君先生出洞时，衣服已尽湿。由洞口到公事房，约百余公尺，洞外空气是极冷的。在君先生经过这百余公尺的旷野，到公事房，坚不肯入浴，因为已是下午五时，他还要赶回南岳歇宿。他将汗湿的衣服烘干，加上外衣，径回茶园铺车站……”[825]

    连日的奔波劳累，加上极热极冷地迅速转换，丁文江感冒伤风了。所以第二天他在衡阳生了炉火，关闭了窗户，服了一片安眠药才睡觉。不料煤气中毒，株（州）韶（关）铁路局的医生救治又不甚得法，按溺水的人施以人工呼吸，弄断了一根肋骨，种下了“胸脓”的祸根，一旦溃裂而不可收拾，于1936年1月5日去世。在《丁文江的传记》最后一段结束性的文字，胡适怀着沉痛而又崇敬的心情这样说道：

    “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826]

    胡适和丁文江两人的交往和友谊，《丁文江的传记》中也有较多的记述，读者可参阅本书“要事”篇之“问题与主义之争”和“逸闻篇”之“坚守酒戒”“友朋儿戏，何可再得？”，此处不再赘述。

    《丁文江传记》脱稿后，最先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1956年印行十六开本，1960年由台北启明书局缩印再版。据胡适在1960年4月20日写的校勘后记中说：“材料不完全，特别是在君的日记信札我完全没有得见，是很大的缺陷。我不是学地质学的人，所以我不配评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专门学术，这是更大的缺陷。”[827]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胡适为一位地质科学家写传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是现代第一个为科学家立传的人。

    胡适寓居美国时，还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唐德刚用英语和汉语口述自传，由唐德刚翻译整理。一般的传记作品往往以叙事和说故事为主，胡适口述的这本自传则偏重于论学，其中涉及许多古典著作，可以说是胡适的学术性的自传。

    原来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附设有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其任务是记录并整理中国著名人物的口述自传，由纽约时报财团所经营的美洲微缩胶片公司影印发行。胡适作为中国学术文化教育界的著名顶尖人物，当然在入选之列，他的口述自传是由唐德刚襄赞，陆陆续续记录、整理和编写出来的。两个中国人的英语都十分娴熟，他们的工作语言英汉双语并用，底稿则多半是先汉后英。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对中文稿丝毫不感兴趣，对英文稿则催要甚急，所以唐德刚为争取时间把中文稿统统删去了，怪可惜的。

    “其实当年胡先生和我由汉译英时，也曾费了一番心血。”唐德刚在《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一文中说道：“因为胡适的自传与一般名人的自传在性质上颇有差别。其它名人传记多半以叙事和说故事为主；而胡传则重在论学，尤其是讨论中国的古典著作，是一部学术性的自传（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就翻译来说，则故事易翻，而论学难译了。”[828]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次胡适和唐德刚讨论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唐德刚顺口译为The People Miscellany，胡适认为不妥，说“新民”二字应译为renovated people。唐德刚所译虽不免“以词害意”，但较为顺口些；胡适所译“以意害词”，也有欠缺。两人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一个恰当的译名来，由此可见翻译之难。[829]不过，从他们老少两辈相互切磋、平等对待、认真研究、仔细比较的态度中，可以想象那种情景多么让人感动。

    这项工作从1957年冬正式开始，由胡适和唐德刚两人合作。正式录音十六次，另有胡适和唐德刚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以及唐德刚访问胡适的问难与感想，篇幅甚巨，但未收入正式录音之内。

    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胡适之先生这本自述，从头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说给我一个人听的。他那时想象中的‘将来读者’，则是美国大学里治汉学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从他底意思，在章目结构、材料取舍上，以‘美国研究生’为对象。同时我自觉我对这些可能的读者们，汉文底子和学习风尚，所知较深，因而在编稿时，有许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作主，其后才由适之先生查阅认可的。所以在那十余万言原稿的背后，还有胡老师与笔者千百万言的讨论和对话。”[830]

    原定的《自述大纲》分为三篇共二十九节，由于1958年4月胡适离开美国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所以只完成了全稿的“前篇”十二节，内容仅从家世出生叙述到壮年时期，是一部未定稿。按最初的计划，口述自传与胡适的《四十自述》英译本合而为一，《四十自述》中已有的故事在口述自传中不再重复。唐德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帮助修改《四十自述》的英文译稿，1959年12月5日胡适曾自台北致函唐德刚说：“翻译《四十自述》是不容易的事。蒙你们修改纪五的译本，我很感谢。”

    中文胡适口述自传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上连载，以后又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大陆出版时书名《胡适的自传》，并用括号注明“胡适英语口叙，唐德刚翻译整理”。它成为研究胡适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综如上述，可以说胡适的几种自传，加上他写的三百多万字的日记，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而又详尽的胡适大传，其内容的丰富几乎无人可与之匹敌。

    与传记有关的是年谱。

    胡适说：“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先生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831]

    早在1923年，胡适就设想过：“每年新年里作前一年的年谱，将来即是自传的材料。以前各年的年谱，将来慢慢地补完。”年谱的内容他自定了以下几项：（1）记每年的重要事业，包括著作。（2）记每年思想上的重要变迁。（3）记每年的生活状况，包括感情上的生活。（4）记每年对于时事（政局与社会）的观察。（5）以写实为主。遇必须为他人讳时，可讳去人名。[832]

    遗憾的是胡适并未按当初设想的这样来做自己的年谱。他只做了1923年的年谱，而且仅完成了一半。这一冠名《我的年谱》的部分，现收入《胡适全集》第30卷第161～188页。

    胡适倒是为别人做过几种年谱，如《章实斋先生年谱》、《崔述年谱》（即《科学的古史家崔述》）、《齐白石年谱》等，还有一篇仅是草稿的《段玉裁年谱》。其中最费功力而又影响较大的当数《章实斋先生年谱》。

    章学诚，字实斋，清乾隆三年（1738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父名镳，字骧衢，乾隆丙辰举人，壬戌进士，曾任湖北应城知县。实斋少好泛读，二十五岁至北京应试，肆业于国子监。后几经辗转迁徙，三十九岁授例授国子监典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幸中进士。但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依托友人在多地书院讲学。满腹经纶而又穷困不堪。娶一妻、二妾，育有六子（其中第五子早殇）。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始著《文史通义》，继著《校雠通义》，编《史籍考》《亳州志》《湖北通志》。嘉庆六年（1801年）去世。卒后三十一年，即道光十二年（1832年），《文史通义》大部分刊行。民国11年（卒后一百二十一年）《章氏遗书》刻成行世。

    章实斋是清代专治史学的一位大家，但在他死后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翔实的传记，而且《文献征存录》中还把他的“章”姓错成了“张”姓。最早给章实斋做年谱的反倒是一位日本学者——内藤先生，不过《内藤谱》中错误之处不少，且有相当多的遗漏。这就促使胡适下定决心，另作一本新年谱。

    胡适认为：“如果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所以他要求自己撰写章实斋的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833]为此，他在沿用以往年谱体裁的基础上，又开创了年谱的一些新的体例。

    第一，把章实斋的著作中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变迁沿革的，都摘要摘录，分年编入。“摘录的工夫，很不容易。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重要的或精彩的几句。”[834]这就需要著者高明的见识与眼光，方能沙里淘金，取其精髓。删存的句子又须上下连贯，自成片段。这就需要著者高超的文字功力。胡适说“这一番工夫”，他“很费了一点苦心”。[835]第二，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对几个清代有代表性的大学者，如戴震、汪中、袁枚等都有批评，无论批评很公平还是很错误，都可以从中考见章实斋个人的见地。胡适把这些批评也都摘要抄出，分别记在几位学者去世之年，作为当时思想史的重要材料。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第三，胡适在年谱中不但说了章实斋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包括错误的批评）。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传主或谱主）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胡适这样长短好坏均说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替“年谱”这种形式开了一个创例。

    做这样的年谱自然是有难度的：“替古人做年谱完全是一种论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过一种以事系时的功夫，并不很难；仔细一想实在很不容易。我们要替一个学者做一本年谱，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谱的工作比较单是研究一个人的学说不知道要困难到好几倍。”[836]

    总之，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打破了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还注意到了谱主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注明了史料的出处，有批评有考证。下面仅举数例，以窥全貌——

    一是“乾隆五十四年 己酉（1789年）”记载：“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先生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胡适先引章实斋自序：“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原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837]继则逐篇点评：《原道·上》“论道起于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谓‘社会的生活’也”。[838]《原道·中》“‘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自是一种卓识”。[839]《原道·下》“切中清儒弊病”[840]。《经解三篇》谓“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胡适认为“此亦实斋平生一大主张”。[841]又称赞《习固篇》“教人以思辩之法，石破天惊，为全书第一杰作。”[842]……

    二是“乾隆五十五年 庚戌（1790年）”记云：“先生所作诸志，至是体例始完备。”[843]章实斋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指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志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844]胡适认为“此实是志书的大法”，同时也指出“实斋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845]

    此条还引章实斋《家书》七，自评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所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846]

    三是汪中以文学高才兼治经学，负当时重望，而章实斋却对汪中深为不满。汪中有一篇《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痛斥未嫁女子守贞及从死的非人道，其用意与立言皆可佩服。章实斋却做长文加以驳诘，给汪中扣上“有伤于名义”“丧心”“伯夷与盗跖无分”的大帽子。胡适就此事批评章实斋道：“此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此等处又可见实斋对于当时负重名的人，颇多偏见，几近于忌嫉，故他对于他们的批评往往有意吹毛求疵，甚至于故入人罪。”[847]章实斋对《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更“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848]，所做《题〈随园诗话〉十二首》大半是“谩骂之作”。[849]在胡适看来，袁枚“勇于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议论，自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论诗专主性情风趣，立论并不错，但不能中‘卫道’先生们的意旨，故时遭他们的攻击”。章实斋攻击袁枚“完全是以‘卫道’自居了！”[850]

    以上例子说明：综合各种材料，将纪事、考订、评论（包括自评）融为一体，是《章实斋先生年谱》最常用也最成功的方法。作为一部偏重学术的学人年谱，论述性的文字自然占了绝大篇幅，不过也偶有生动的记述。

    1.遇盗。“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记载：“春，图事辙蹶。三月，去游河南，失礼于（？）海度，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851]这回的遇盗，凡四十四岁以前的撰著文章荡然无存一册，学者之大不幸莫过于此。后来虽从故旧家存录的别本借抄，但十成之中仅得四五成。章实斋自是年以后，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备遗忘或丢失。

    2.争论。“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1787年）”记载：“十月，周震荣自永清至保定。一日，与先生论课蒙法。先生极言《东莱博议》及唐、宋人论人论事之文不可资以入门，揠苗助长，槁可立待。盖针指戴震旧作《养蒙术》而言也。震荣执其说甚坚。先生攘袂征色，且丑语相诋。适周棨、张维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维祺右震荣说，先生言益峻。棨曰：‘纷争至此，案何由定。’是时僮仆离立户外，皆诮曰：‘此省恒地，不走谒热官，乃聚讼此无益言语！’因各举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侪之不得饱也。’先生闻之失笑，索酒斗饮，大醉别去。”[852]

    3.引为同志。章实斋做有《陈东浦方伯诗序》，其中言道：“学诚尝推刘、班区别五家之义以校古今诗赋，廖廖鲜有合者。……或反诘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则报之曰：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一切工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其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数者，而枵然一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也。”胡适对此大加赞赏，说：“这个标准可谓辣极！只有真诗当得起这个试验。章实斋若生晚两百年，他一定会赞成白话诗！”[853]胡适早年倡导现代白话诗时，曾经受到许多留美学友的反对，只有陈衡哲赞成他的观点，所以胡适把陈女士称为“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854]现在他把早已作古的章实斋老先生也引为“同志”了！文坛上的趣闻佳话真是层出不穷。

    在学术界，自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问世以后，章实斋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得到公认，遂成为一门显学。

    和章实斋同一时代而又同样被史学界忽视的还有一位“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遗著《崔东壁先生遗书》，由其弟子、浙江金华府东阳县知县陈履和，于道光四年（1824年）刻成。这一部奇书在刻成之后一百年间，几乎无人过问。大约在1903～1904年，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将陈履和的刻本加上标点刊行于世，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人至此才渐渐知道了有崔述这个人。胡适深感“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855]所以在《崔东壁先生遗书》刻成一百年纪念的前一年，即1923年，胡适便开始编写《崔述年谱》，至1925年写成了大半部分，编到嘉庆初年为止。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第一章《家世》和第二章《年谱上》。其余的部分只剩下一些随笔札记的卡片。后来由赵贞信继续完成，赵贞信在接编的过程中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胡适编写的部分做了某些校正或补充。

    胡适编写《崔述年谱》，除按年月记述谱主的行止、交往、著述等外，他还“想在《年谱》里作批评的工作，在崔述的每一部书写定或刻成之年，就指出这部书的贡献和他的缺点”[856]。这件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编写者具有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眼光，正如胡适所说：“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之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857]

    在胡适看来，崔述最值得肯定、最值得颂扬的一点，是他治史具有“立说必求验证的精神”[858]，“勇于怀疑，勤于求证。修养有素，积累有渐，所以他中年以后，发为著述，有那样的精碻。”[859]

    崔述认为：“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流传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860]他的代表作《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之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本，而不敢以见以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861]“三代”指夏、商、周，崔述采用“以经证史”的方法，“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误。”[862]正如他在《考信录》提要中所说：“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释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863]胡适在《年谱》中将崔述的治史总括为：

    “他著书的目的，是想要‘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误’；他著书的基本方法：一是‘反而求之六经’，一是‘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864]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儒家经典著作，这是崔述考信古史即夏、商、周的主要依据：“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865]；“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866]《三代正朔通考》《洙泗考信录》《补上古考信录》就是崔述几篇有代表性的著作。

    不过，胡适在充分肯定崔述考信古史的同时，也指出：“崔述的伟大成绩在于他能抱定‘考其先后，辩其真伪’的宗旨一直做去。然而他究竟不能脱离他的根本出发点。他的出发点是卫道，卫圣，卫经。他又不能抛弃他理想中的圣人观念。因为他著书的最初动机并不是要考证古史，不过是要推翻传说，回到古经，以存理想中的‘圣人之真’，所以他依然落在过于尊经，过于尊圣人的窠臼里。”[867]

    胡适在记述谱主的行止时，有些条目写得颇有兴味。仅举几例：

    一是“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二十五岁。入关迎娶成儒人”。[868]成儒人富于文学修养，能作诗，出阁前诗名《绣余吟》，出阁后所作诗名《爨余吟》，后由崔述编入《遗书》中，名为《细君诗文稿》。顾颉刚得到过《二余集》抄本，见作者在自序中具名“成静兰”。从陈履和为崔述写的墓碑上，又知道了她字纫秋。崔述和成儒人婚后，夫妻间常有诗作唱和，《年谱》中录有多首。

    二是“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四十二岁”，本条末云：“……本年章学诚往投张维祺于肥乡县，因留在清漳书院主讲。张移大名后，章学诚也到大名衙中，至岁暮始辞归。此时这两位南北大史家，崔述与章学诚，同在大名县，不知曾否相见曾否会谈。他们的文集中，彼此都不提起姓名，令人闷煞！”[869]这句话出自“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口，显然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了……

    三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年）五十三岁。”是年秋崔述因选官的事到北京，陈履和从云南到北京参加会考，两人偶然在客中相识。已经三十二岁的陈履和对崔述仰慕已久，读到崔述的《三代正朔通考》《洙泗考信录》《补上古考信录》后，更是心悦诚服地崇拜。他托朋友朱奕簪介绍，执意要拜崔述为师。崔述再三推辞，陈履和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诉说自己二十年不得良师之恨，崔述感其诚意，方才受了弟子之礼。从此以后，陈履和的志愿只有一个——传播老师的著述。道光四年（1824年），即崔述去世七年之后，陈履和终于将老师的遗著《崔东壁先生遗书》刻成。胡适在《年谱》中颇为动情地说：

    “崔述和陈履和相聚只有两个多月，以后他们就没有见面了。两月余的相逢，发生了三十多年的相敬爱，成就了百余年的学术渊源：这一段很美的故事是很能使后世读者感动怀念的。”[870]

    《齐白石年谱》是胡适应白石老人的请求编写的。早在1946年秋，齐白石就向胡适表达了这个意愿，后来又亲自把一大包有关的材料送到胡适家中。胡适读后很喜欢白石老人的文章，认为“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而“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871]那时胡适任北大校长不久，校务十分繁忙，直到1947年暑假才得以着手进行：“把一切有年月可考的记录分年编排，有时候也加上一点考订。”[872]编年的骨干是齐白石八十岁时撰写的《白石自状略》。稿成之后，抄了一份送白石老人审查批评，原稿胡适请好友黎锦熙添补改削。黎锦熙和齐白石都是湖南湘潭县人，两家有六七十年的亲切友谊。黎锦熙费了半年的功夫，添补了很多宝贵的材料，比胡适的原稿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篇幅。此时已经是1948年11月了，国内政局急剧变化，胡适再也无暇顾及此事，只好请他过去的学生、史学家邓广铭将全稿细看一遍。邓广铭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充分利用了胡适并不知道的八卷本《白石诗草》里的传记材料，又查看了王闿运的《汀绮楼日记》《湘绮楼日记》，以及瞿鸿□、易顺鼎、陈师曾、樊增祥诸人的遗集，在黎锦熙增补的基础上又做了若干补正，于1949年初完成了《齐白石年谱》的定本。

    所以说：《齐白石年谱》实际上是由胡适、黎锦熙、邓广铭三个人协力完成的。因此在编排的体例上，经常出现“适按”“熙按”“铭按”，有时一条之中甚至三按并存的情况。如“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 白石四十九岁”，记有齐白石求王闿运为祖母做墓志铭和到瞿鸿！家看樱花与海棠，《年谱》在分别引述《湘绮楼日记》和齐白石《自记》之后，尚有三位编写者的按语——

    “铭按：据《湘绮楼日记》所载，知道王、瞿共邀白石诸人楔集看花，确实是在宣统三年三月。白石的《自状略》各稿本皆作‘壬子春’，是向后错了一年；……”

    “熙按：辛亥是也。白石写真，能于纱衣里面透视袍褂上之团龙花，自称为绝技。又于地毯右方角上画一‘湘潭齐璜濒生画像记’小印。此皆于是年所画谭组庚衣冠像上可以窥见。组庚行四，……瘵殁于己酉八月，在辛亥革命前。”

    “适按：据谭伯羽信，组庚似原名‘祖庚’。……‘白石老人为摹先祖文勤公貂挂像，时为庚戌，住荷花池舍间甚久，羽兄弟皆径以齐木匠呼之，并从之刻图章。是年八月中秋后一日，先四叔祖庚去世（非三谱中所载己酉），所绘像系着铁线纱褂，罩平金蟒袍。”[873]

    三位学者考订都很精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齐白石年谱》篇幅不长，仅有三万多字。除记述比较简略外，胡适也不像对史学家章实斋和崔述那样，进行了学术上的多量评述。他是大学者，自我标榜“有历史癖与考据癖”，但他在绘画和篆刻方面毕竟未曾涉足，算不上行家里手，所以也就难于从艺术上对齐白石做宏观（整体的绘画创作）和微观（具体到某一幅画作）的评价。这是不应苛求于胡适先生的。不过，就《年谱》而言，从不太长的篇幅中，白石老人的性情、人格、家庭、与友人的交往等，间有生动的记述。仅举数例：

    1.北平沦陷后，白石老人往往用诗、画寄托心情意境。并著一则《画不卖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曰：“中外长官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874]短短一则告白充分显示了白石老人的骨气。

    2.引《白石诗草》卷二梅兰芳从白石老人学画。“余知兰芳近事于画，往焉。兰芳笑求余画虫以观，余诺之，兰芳欣然磨墨理纸，观余画毕，为歌一曲相报，歌声凄清感人，明日赠我以诗。”又引黎戬斋《记白石翁》:“时有某巨公称觞演剧，坐中皆冠裳显贵，翁被延入座，布衣褴褛，无与接谈者。梅畹华后至，高呼齐先生，执礼甚恭，满座为之惊讶。翁题画诗云：‘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黎锦熙再用按语补充道：“白石自言：梅家种牵牛花百种，花有极大者，巨观也，从此始画此花。后有句云：‘百本牵牛花碗大，三年无梦到梅家。'”[875]通过以上几则简略的记述，齐白石和梅兰芳两位艺术大师的友谊，不是跃然纸上了吗！3.齐白石十二岁时娶妻陈氏，名春君，与夫同岁。初入齐家为童养媳，两人十九岁始同房。夫家穷困，陈氏平日“提桶汲水，携锄种蔬，辛酸历尽，饥时饮水，不使娘家得闻。”有邻妇劝其求去，陈氏笑曰：“命只如斯，不必为我妄想。”[876]齐白石五十七岁时，陈氏夫人不辞跋涉，三往三返，从四川求得一女名宝珠，年方十七，白石纳为副室，称其为“胡姬”或“宝姬”。白石老人八十岁（1940年）时，陈氏夫人在湘潭故去，白石老人撰有《祭陈夫人文》；三年之后（1943年）继室胡姬病殁，白石老人在《齐氏五修族谱》批记中云：“胡氏宝珠，侍余不倦，余甚感之。”[877]齐白石八十四岁（1944年）时，夏文珠女士来任看护。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