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何来

    安徽绩溪上庄有一胡姓人家，系当地茶商，大名鼎鼎的胡适即出自此胡姓人家，在“明经胡氏”的世系中为第四十二代。所谓“明经胡氏”，系指后唐时其先祖昌翼公曾以明经发进士第，所以后人将这一支称为明经胡氏。但此说并无史册可考，人们只知道胡氏近几代人一直经营茶叶生意，后来还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号“裕兴泰”的茶叶店。绩溪旧属徽州，种茶、制墨、制漆、经商是民间主要的经济支柱，胡氏一家也不例外。

    胡适本人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强。他的父亲胡传，字铁花，二十四岁时进学为秀才，执教乡塾，后入仕途，曾任松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知州，后人尊称其为“铁花公”或“铁花先生”。母亲冯顺弟出身贫苦农家，为胡传续弦之妻，年纪比丈夫小三十二岁。她终年操持家务，积劳成疾。胡适幼年时曾随父去台湾，在台南、台东住了近三年时间，所以后来他有时自称是“半个台湾人”。

    1895年初胡适随母亲回到绩溪老家。这一年4月，在甲午海战中遭到惨败的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群起反对，胡传奉命在台东负责后山防务，在日军猛烈进攻下，一直坚守到闺五月初三日始撤离。由于患脚气病，先是左脚、不久双脚都不能行动了，不幸于旧历七月三日在厦门故去。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用崇敬赞叹的口吻，说他的父亲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878]

    后来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通过阅读课外读物，有机会读到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一书，其中心思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给了胡适绝大的刺激，以至他把自己在学堂里用的名字由“胡洪骍”改为了“胡适之”。这个“适”就来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可以说是受了赫胥黎的启发和影响，才产生了“胡适，字适之”的称谓。

    一天之中升了四班！

    1904年春，冯顺弟由于爱子心切，对穈儿的期望又殷切得很，便硬着心肠让胡适到上海去读书。其时胡适实际年龄仅为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他后来回忆说：“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879]

    胡适到上海后，最初进了私立梅溪学堂（小学）。因为他不懂上海话，又未曾“开笔”做文章，被编在了最低的第五班。教《蒙学读本》的是一位姓沈的先生，有一次讲课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音，其臭如兰”说成是《左传》上的话。胡适等课讲完以后，拿着书走到沈先生的桌旁，低声对他说：

    “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沈先生的脸红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从乡下来的小学生竟然能指出老师的错误。用眼睛盯住胡适，问道：“侬读过《易经》？”

    胡适点点头：“读过。”

    沈先生又问：“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胡适如实回答：“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没有？”

    “没有做过。”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

    沈先生出了一个题目：“孝弟说”。胡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动脑筋，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交给先生。沈先生看了之后对胡适说：“侬跟我来。”

    胡适拿了书包，跟着沈先生来到第二班的课堂上。只见沈先生对二班教员顾先生说了一些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末一排的课桌上。原来是沈先生看见胡适年纪虽小但程度不低，就向顾先生做了推荐，从第五班进入第二班学习，一天之中升了四班！

    兴趣转向文史

    胡适1906年夏考入中国公学。监试的总教习马君武先生出了一个“言志”的国文题目，胡适写的卷子经马君武阅看之后非常赞赏，拿给另几位先生传观，也都一致说公学收了一位好学生。至1909年11月“中国新公学”解散为止，胡适一共在中公就读将近三年半，他从十六岁到十九岁，从花季少年步入青春，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有几件事情对他日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在澄衷学堂读书时，胡适对于算学（即数学）最感兴趣，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还要起来演算习题。宿舍里没有桌子，他就想了一个法子，把蜡烛放在帐子外的床架上，身子伏在被窝里，仰起头来，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题。进了中公以后他得了脚气病，告假养病期间偶然翻读吴汝纶编选的一种包括乐府歌辞和五七言诗在内的古文读本，虽说这是胡适第一次读古体诗歌，却忽然感到了很大的兴趣，知道了诗歌原来是这样自由的，做诗不一定要先学对仗，如像律诗所要求的那样。“我背熟的第一首诗是《木兰辞》，第二首是《饮马长城窟行》，第三是《古诗十九首》。一路下去，直到陶潜、杜甫，我都喜欢读。”

    从此以后，胡适就发愤读诗，而且想要做个诗人了。那时他果然写了好些首旧体诗，《四十自述》中就收录了《秋日梦返故居》、《酒醒》、《女优陆菊芬演〈纺棉花〉》、《秋柳》几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胡适诗存》悉数照录。

    过去胡适挑灯夜读，演算数学题，如今老师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数的算式，胡适却全然不顾，私自在课本斯密司的《大代数学》底下翻看《诗韵合璧》，练习簿上写的不是算式，而是一首未定的纪游诗。胡适说：“那种算学兴趣现在都被做诗的新兴趣赶跑了！我……发见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880]

    考取庚款留美

    胡适1910年报考第二批庚款官费留美，为此他闭门苦读了两个月。考试地点在北京，好友许怡荪、程松堂和叔祖胡节甫帮他筹措了北上的旅费。[881]因为怕考不取让朋友和学生们笑话，他没有用胡洪骍的名字，改用“胡适”应考。国文考试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因为平日爱读杂书，触类旁通，便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居然博得了有“考据癖”的阅卷先生的赏识，给打了100分。英文只考了60分，西洋史、动物学、物理学几门课程他都是临时抱佛脚，准备不充分，考的成绩更不理想。各科考试平均成绩为59.175分，离及格还差一点点儿。

    那一天胡适听到发榜的消息后，急忙坐了人力车赶到史家胡同去看榜。有“自知之明”的他觉得自己考得很不好，只好从榜尾倒着看去，一边心里存着一丝侥幸。天已经黑了，他举着车上的灯挨个查看，榜看完了也没有见到“胡适”的名字。糟糕！他心里禁不住失望起来，“名落孙山”的感觉让他从头凉到脚跟。再举灯细看那头上，才知道这是一张“备取”的榜，让他虚惊一场。

    胡适举灯仔细去看正榜，——仍是从榜尾倒着看去，一边心里存着一丝侥幸。灯光聚焦到一个姓胡的名字上……“啊啊，看到我的名字了！”他心里顿时一喜，然而凑近细细辨认，原来不是“胡适”而是“胡达”。显然是另外一位考生。胡适这回沉住了气，再定睛看那正榜时，相隔仅一人，宛如黑夜里突然闪光的明星一样，“胡适”两个字闯进了他的眼睛！

    第二批庚款官费留美共有七十个名额，胡适考了第五十五名，被录取了。那年他十九岁。[882]有书记载云：

    “1910年7月，胡适随其二兄北上用‘胡适’报名应试。结果名列正取第五十五名。赵元任名列第二，张彭春名列第十，竺可桢名列第二十八，胡达（明复）名列第五十七。榜示以后，胡适等即南下上海，按照政府规定行期准备出国……”[883]

    求学选科比娶太太更重要

    胡适在美留学最初入康奈尔大学，学的是农科。上“果树学”（Pomologe）要实习，每位学生分得30个或35个苹果，按照“培育学指南”上列举的项目，如茎的长短、果脐的大小、果皮的颜色、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等一一加以分类。这对苹果知识几乎是零的胡适来说，实在感到头疼。他开始反躬自省：自己对这些功课没有兴趣，勉力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了呢？

    当时他认定了学农实在是违背了他的兴趣，勉强学下去不仅是浪费，甚至是愚蠢，所以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决定转入文理学院，改读文科。

    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聪明的决定！既满足了胡适的兴趣，又能发挥胡适之所长，使早年所学有了用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他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了，有着相当扎实的基础。逐渐培养起的对哲学、中国哲学和研究史学的浓厚兴趣，这是胡适个人的文化背景，也是他改读文科的基本因素之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读书求学的目的，与鲁迅、郭沫若显然有所不同。鲁迅是痛感于中国人的麻木，才放弃医科学习，转而提倡文艺运动，藉以改变国民的精神；郭沫若本来是想认真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无奈他因重听在学医上存在很大障碍，加上酷爱文学，才倾心于新诗的创作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兴趣使然这一点又和胡适相同。

    胡适十分强调兴趣教育，他本人就是发觉误入歧途后立即加以纠正。后来胡适在公开讲演中告诫青年：“求学选科是比娶太太更重要的一件终身大事”，[884]对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所谓的“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应该本着清代大儒章学诚所说的“性之相近，力之所能”的原则，以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否则劳而无功，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末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885]在强调兴趣和禀赋的同时，胡适认为“干劲比天才更重要”。他引述“龟兔赛跑”的故事，鼓励青年学生说：“一个人如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干劲，则一切无不成功。”[886]

    朋友之间的乐事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作为《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之一，曾写信向美国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历史的陈衡哲约稿，两人从此开始了书信往来。据胡适1917年4月11日追记：“吾于去年十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887]那时他们通信彼此称呼“先生”，故而胡适在一封信中戏曰：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888]

    陈衡哲同样以打油诗答复胡适：

    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889]

    胡适又回了陈衡哲一首打油诗：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敢再驳回。[890]

    胡适把“偶然说点天真烂缦的玩笑”视为“朋友之间的乐事”。[891]从以上相互戏答中，的确可以看出他和陈衡哲彼此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友情，尽管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尝试用白话写新诗，在一班留美学生中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等人都持反对的态度，陈衡哲则赞成胡适的观点，并且作为响应，她由文言改为白话写作，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一日》等白话短篇小说。所以胡适称“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说“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892]

    1917年9月胡适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两年之后又升任北大教务长。陈衡哲是他向蔡元培推荐到北大任教的第一位女性教授。

    1931年1月5日胡适南下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赵元任、陈衡哲几位同行。胡适和陈衡哲在车上有一段极有趣的谈话。

    陈衡哲说：“Love（爱）是人生唯一的事。”

    胡适说：“Love（爱）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

    陈衡哲笑道：“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胡适坚持己见：“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爱）是人生唯一的事。”[893]

    助人为乐

    胡适1917年12月底从北京回安徽绩溪老家与江冬秀完婚。有一位乡里的熟人来看他，向胡适叙说自己怎样饥寒困苦，唉声叹气道：“今年的年怕是过不了了！”胡适听罢，便走进洞房，瞒着母亲和新婚的妻子，把放在屋里的五十块银元全部取出来，送给了这位乡人。乡人十分感动，捧着沉甸甸的五十块大洋不知怎样感谢才好：“这，这……”

    胡适对乡人说：“请收下吧，过去我也受过人家帮助，才能去北京参加考试。”

    家里人事后才知道这件事。谁也没有埋怨，因为都知道乐于助人是胡适的品德。

    1910年胡适到北京参加留美庚款官费考试时，他的族叔胡节甫先生，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同学许怡荪等，都慷慨解囊，帮助他解决了经费困难。胡适北上一马成功，考取庚款官费留美，并在美国留学七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于1917年受聘回国任北大文科教授。

    朱经农在美国实际上是半工半读，他在国内有七旬老母，所以经济上很是拮据。胡适有意召他回国执教，朱经农写信给胡适说：“清华津贴仅限一年，若毅然而去，则明年此日不但无费留学，且将无费归国矣，故不得不仍旧俯首作工，必俟生计问题稍有把握，然后去之。兄所赐之绍介片一张，敬谨收存，留待后用。”[894]胡适得悉朱母生活困难，便从自己薪津中拿出一部分予以接济，这让朱氏母子甚为感动。朱母写信给经农说：“不料儿于此薄世中能得此等好朋友。”朱经农则对胡适言道：“兄诚为我之好朋友矣”，“我母亲每次来信都说你是我的第一个真朋友，这句话是真真不错的”[895]，同时表示“弟万不欲以款事累兄，已去信令早日归还兄款。弟所望于兄者，但于暇时偶过舍间一坐，问问老人健否，则感戴无涯矣。”[896]

    1919年，清华学校的年轻教师林语堂，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半个奖学金”名额，每月40美元。林语堂已经结婚，这些钱是养不活一对夫妇的，但要因此失去了赴美留学的机会，又实在有些可惜。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知道了林语堂的困难，就向他说：“你回国以后到北大来教书，我们每月补助你40美元。”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契约，这对新婚夫妇就启程了。

    到了美国，林语堂的妻子廖凡女士生病了，需要住院开刀。没有钱，林语堂只好打电报给胡适，马上收到500美元的支票，他靠这笔钱治好了妻子的病。

    结束了在哈佛的学程，林语堂和廖凡这对奋斗的年轻人，到法国教华工识字，辛勤工作了一年，积蓄了一些钱。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这是一段困苦的日子，他们的积蓄花完了，在绝望中，胡适又寄来了1000美元，帮他们解了围。

    1923年，林语堂离开了博士学位考试的试场，牵着即将临盆的太太的手，跳上归国的轮船，辗转回到了北京。见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博士，他一再感谢北大的帮助。蒋梦麟先是惊讶，接着哈哈大笑，原来胡适寄的两次钱，都不是北大的什么“补助金”，而是胡适自掏腰包。这份“无声的援助”，体现出了胡适的助人之心与成人之美。

    林语堂本人后来是这么说的：“1920年，我获得官费到哈佛大学研究。那时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应为北大教务长——引者注）。我答应他回国后在北大英文系教书，不料到了美国，官费没有按时汇来，我陷入困境，打电报告急，结果收到了2000美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回北平后，我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面谢汇钱之事。蒋先生问道：‘什么2000块钱？’原来解救了我困苦的是胡适，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他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他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897]

    虽然记述的具体时间与某些细节有所出入，但都表现出了胡适乐于助人的品徳。

    “丧期无数”

    1918年11月母亲病逝后，胡适从北京赶回老家为母送葬。按古制父母死后儿子要穿三年丧服，事母至孝的胡适循例而行，脱下了缎子皮袍，换上布棉袍、布帽，帽子上系了白结，脚上是一双白布鞋。

    第二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5月7日上海举行国民大会以示响应，那时胡适正在上海接待美国著名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所以他去参加了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大会，然后又跟着大队人马从西门一直游行到大东门。天气非常炎热，胡适身上穿着布夹袍，夹裤还是绒子里的，上面套着线缎的马褂，从听演讲到游行，几个钟头下来，一身衣服早已从内衣湿到了夹袍子。他想到小店里买布衫、羽纱马褂换一换，可寻来寻去总也寻不到合适的衣裤，待走完了一条石路依旧两手空空，心里不禁翻腾开了：

    “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布的衣服？”他忽然这样问自己。“因为我有服在身，穿了绸衣，人家要说闲话。”可是，“我为什么怕人家说我的闲话？”问到这里他回答不上来了，与此同时，改革丧礼的念头再度浮上了他的脑际。

    给母亲办丧事时，胡适已经对烦琐陈旧的丧葬陋习有所改良：只发一个简单的讣闻；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其他靡费品一概免送；祭礼从简，不用和尚、道士；除送殡者外出殡无别样排场执事。丧事办完之后他仍旧是布袍、布帽、白帽结、白棉鞋。只是袖子上匝了块黑纱——这是民国的服制，多少有点“咸与维新”的味道。

    转念又想：为什么丧服不能改一改呢？

    胡适打定主意，买了一件府绸长衫、一件纱马褂、一双纱套鞋，又借了一身衬衫裤，把丧服换了。只是袖子上的黑纱没有摘下。

    “我为什么一定要蒙黑纱呢？因为我丧期没有完。……我为什么一定要守这三年的服制呢？我既不是孔教徒，又向来不赞成儒家的丧制，为什么不敢实行短丧呢？”[898]

    他决定实行短丧，从5月7日这一天起不再穿丧服，不再戴黑纱了。人情各不相同，父母的善恶各不相同，儿子的哀情和敬意也不相同，所以《易传》有“丧期无数”的说法。胡适从母亲去世那天算起，总共穿了五个月零十几天的丧服，大大短于三年的古制。他说：“母亲是我生平最敬爱的一个人，我对她的纪念，自然不只五六个月”，然而“真正的纪念父母，方法很多，何必保存这三年的服制[899]？”

    营救陈独秀

    胡适、陈独秀、高一涵三位安徽同乡，1919年6月12日在北京城南一个叫作“新世界”的娱乐场所吃茶聊天，陈独秀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事先印制好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向其他桌子上的客人们散发。传单要求撤换步兵统领王怀庆，因为王怀庆素有“屠夫”之称，曾在6月初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高一涵和胡适先走一步。陈独秀仍在继续散发传单，不久警察来了，把他拘捕送入警察总署监牢，直到夜半才有人将此事打电话告诉胡适。陈独秀被捕之后始终未经公开审讯，他的一大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包括胡适和高一涵在内，终于想方设法在8月间把他保释出狱。

    陈独秀多次被捕，胡适都曾多方营救。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又一次被捕后，国民党当局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后改为8年）。胡适曾两次在南京探视过陈独秀，一次是1933年6月13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饭后与书贻同去看陈仲甫；慰慈、仙槎（何）同去。仲甫仍住看守所，室中书籍满架，此种生活颇使我生羡。他仍有胃病，但精神很好。他现研究古史。”[900]

    另一次是1934年2月10日：“……饭后同去地方法院看守所访问独秀。独秀有肠病，他又好吃，所以近日有肚痛病，脸色甚黑，精神稍不如前。他要写《自传》，有信给原放，要我先疏通叶楚伧等人，使此书可出版。我劝他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的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他颇以为然。”[901]

    胡适持客观公正态度，1932年10月30日在北大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讲演，对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又哀叹老友为政治所误走上了歧路。据胡适归纳，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902]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适上书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陈独秀，汪精卫商得蒋介石的同意，由司法院开释，陈独秀终于结束了牢狱生活，避居到四川江津。晚年的陈独秀既遭共产党内同志批判，又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心情郁闷，贫病交加，十分凄凉。胡适为念旧谊，利用出任驻美大使的机会，多方联系让老友赴美治病，不过陈独秀本人不愿意出国，只好作罢。

    “菊残犹有傲霜枝”

    胡适和辜鸿铭两位北大教授、两位留洋博士，一个是新派代表人物，另一个是封建遗老，早年在饭局上有两次很有趣味的“对手戏”。

    有一次王彦祖请法国汉学家吃饭，胡适和辜鸿铭等几位朋友陪席。辜鸿铭在饭桌上对胡适说道：“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

    胡适以为是集句的对联，一时对不上来，就问辜鸿铭：“想不好对句，你对的什么？”

    辜鸿铭摇晃着头上那根小辫笑道：“菊残犹有傲霜枝。”

    胡适也笑了，心想这位遗老居然把头上小辫誉为傲霜之枝，真也称得上怪人之一怪。

    辜鸿铭接着对胡适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山东孔教会要我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当着白话诗的提倡者胡适念这样的白话诗，实在不是出于恭维而是有些奚落。主人王彦祖觉得气氛太紧张了，只好提议散席。胡适回来后，据此写了一篇《记辜鸿铭》在报上发表。

    还有一次，胡适和辜鸿铭同在一个饭店与各自的朋友分桌吃饭，胡适把随身带来的一份《每周评论》送给辜鸿铭看，那上面有一篇他写的关于这位怪人的随感，其中有几句说到了“傲霜枝”的由来：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不曾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车子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903]

    辜鸿铭把文章看了看，不急也不恼，笑着说：“胡先生，你写的这段纪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

    按照辜鸿铭自己的说法，他是遵照“人之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遵照父亲大人的嘱咐，把辫子留起来的，在国外读书时尽管受到洋人的嘲笑也不肯剪去。有一位英国小姐常拿他的“傲霜枝”摇来晃去地把玩，还夸奖中国人的头发黑好看，辜鸿铭为讨英国小姐的喜欢，当即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了她。

    这个辫子的故事如果让鲁迅听到了，也许会写出一篇绝佳的讽刺小说出来，胡适不大会写小说，听听也就罢了。饭后他向辜鸿铭要回《每周评论》，辜鸿铭却把报纸折叠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一脸严肃地说：

    “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院控告你。”

    胡适没有料到辜鸿铭会这样，忍不住笑了：“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事情过了大半年，有一次胡适见到辜鸿铭，就问他：“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了没有？”

    辜鸿铭正色道：“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患肺炎在北京私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胡适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904]

    “著作监”

    胡适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研读过“国学泰斗”章太炎的一些著作，并写有《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太炎论“之”字》、《论“我吾”两字之用法》等文章，对章说或表示赞同或提出质疑。1917年胡适应蔡元培聘请回国担任北大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当时北大有名的教授不少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他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胡适不是他的门生，在章太炎先生的眼里显然属于“另类”；胡适又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海归”博士，却信口胡诌，讲起中国古代哲学来了，这在章太炎先生看来，简直是在他这位“国学泰斗”面前班门弄斧。“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有为）、梁（启超）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言谈话语之间颇有轻蔑之意。

    胡适把自己授课的讲义进一步加工整理后，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书名，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他主动将自己的著作送给章太炎请予赐教，并恭恭敬敬地写上“太炎先生指谬”几个字，下署“胡适敬赠”。

    古文本无标点，为古文标点断句是一项专门的学问；一些新派文人参考外国的标点符号，凡遇人名旁边必加一黑杠，胡适自然循例而为之。章太炎看到自己大名右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

    “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

    及至看到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字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章太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通篇是长者教训后生的口吻，而且只使用一个新式标点——句号：“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905]

    因为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而无下卷，章太炎老先生在北大讲学时经常奚落胡适为“著作监”，意谓著作者和太监一样“无下”。太监是长出来被生生阉割了，胡适是自己没长全，一直到1929年收入《万有文库》时，为避“无下”之嫌，才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改为了《中国古代哲学史》。

    “反正老子不是我的老子”

    老子和孔子都是古代先哲，老子著有《道德经》，孔子有弟子们记录其言行的《论语》，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巨大。但老子和孔子孰先孰后，治中国哲学史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认为老子出于孔子之后，而胡适则认为老子出于孔子之前。

    梁启超——人们尊称他“梁任公”——在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一次讲演中，举了六条理由说《老子》一书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但这六条理由胡适均认为可疑，他逐条加以驳斥，最后说：“其实，《老子》虽不可全信为原本，——我曾指出可疑之处，——但此书非作伪者所能为。即以文字论，似亦是散文与韵文过渡时代的产物。以思想系统而论，这部书的大旨决无可疑。”[906]

    冯友兰在北大读书时是胡适的学生，1926年起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钱穆则由胡适的另一位学生顾颉刚引荐，进入以胡适为首的学术圈子。1931年夏，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聘请钱穆到北大任教。

    冯友兰断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他也把《老子》归入战国时作品。胡适针对冯友兰的观点反驳说：“怀疑《老子》，我不敢反对；但你所据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907]

    钱穆费了许多年的功夫，著了一部几十万言的《诸子系年考辨》，老子的移后是其中的一个要点，他举出了三个例证，认为《老子》不会出于战国以前，胡适均一一予以驳斥。又针对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胡适提出质疑说：“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908]“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所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909]

    在严肃的学术探讨与论辩中，胡适并不总是板着面孔，他还讲过这样富有风趣的话：

    “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910]

    把新潮流引进娘子关

    娘子关是山西的东大门，过去也曾经是割断山西与外界联系的关口。

    1919年10月初，胡适陪同他留学美国时的老师、实验主义哲学的掌门人杜威博士，进入了娘子关，来到省城太原的山西大学讲学。由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在那时声名显赫，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聘为北大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他的到来，无疑给闭塞的三晋大地带进了新文化与新思维，犹如一股春风吹进了娘子关，催生了山西大学莘莘学子的新思想的萌芽。

    当时全国只有三所国立大学，山西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山西大学还建有一个1000个座位的大礼堂，这在国立大学中绝无仅有，令胡适颇感惊讶和羡慕。他觉得在这个大礼堂做讲演一定会很过瘾。

    杜威博士首先做“品格之养成为教育无上之目的”讲演，由胡适现场口译。杜威尽管名气大，学问大，但不善言辞，用我们的话来说属于那种“壶里汤圆倒不出”的教授，讲演时显得很费力，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虽然胡适称赞说，“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但终不免让听众感到枯燥乏味。幸亏胡适富有讲演（讲课）的才能，又长于翻译，对老师的每句话都能心领神会，并用他所提倡的“白话”加以顺畅流利地翻译。杜威的讲演经他翻译犹如锦上添花，令在场的莘莘学子受益匪浅。

    杜威讲完之后，由胡适接着讲演。学者、教授兼诗人的他自然不同于凡夫俗子，刚刚进了娘子关，关内关外的巨大差异激发了他的灵感，所以胡适给自己的讲演取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耐人寻味的题目——“娘子关外的新潮流”。胡适本人是新潮流的一个弄潮儿，他讲这个题目堪称最佳人选，驾轻就熟。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娘子关外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想的潮流相互激荡，汹涌澎湃。相比之下，娘子关内的山西包括省城太原依然是军人专横，社会黑暗，由于实行愚民政策，致使学界不兴，思想沉闷。胡适对山西的这些落后现象，进行了严肃而又深刻的批评，山西大学的年轻学生们听了无不受到很大的震动。

    山西紧邻河北，太原离北京很近，可是差距却是这么悬殊！

    难道娘子关果真能割断山西与外界的联系，锁住年轻人向外奋飞的心吗？回答当然是一个铿锵有力的字：否。

    山西大学的莘莘学子，听了杜威和胡适的讲演都极为兴奋，纷纷提出转学北大的要求。青年之愿不可违，青年之志不可夺。胡适回到北京后积极向校方交涉，北京大学同意从这一年起，山西大学预科毕业生可以免试转入北大本科，从而为直接进北大攻读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娘子关内的学生终于突破了“娘子关”这一瓶颈，走向了娘子关外广阔的天地，这应当感谢最初为他们铺路的胡适先生。[911]

    胡适后来在1921年5月11日和严敬斋（庄）的一次谈话中说：“我觉得我前年不曾多考察山西的实在情形，实是我对不住山西人的地方。我们对于山西，不该下消极的谩骂，应该给他一些建设的指点。现在山西第一要事在于人才。山西大学便日化第一步要改良之事。我当为阎百川（锡山）一说。”[912]

    这里顺便提一下，胡适对“晋商”似乎有些看不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旧的各种小说，如《金瓶梅》等淫书，都是山西商人保存下来的。山西商人看不懂正经的书，他们在外省发了财，只能买些小说淫书带回去，窖藏起来好多年。现在我们的小说，有许多都是他们保留下来的。”[913]

    用耳光作回答

    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先经过上海，后到北京讲学达半年之久。北京有一班学生组织了“罗素学术研究会”，请罗素莅会指导，擅长讲演的罗素回来后对胡适说：

    “今天很失望……”

    胡适问：“何以故？”

    罗素摇摇头说：“一班青年问我许多问题，如‘George Eliot 是什么？'‘真理是什么（What is truth）？’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几句话做可能的应付。”

    胡适笑道：“假如您听过我讲禅学，您便可以立刻赏他一个耳光，以作回答。”

    “啊啊，真妙！”罗素大笑了起来。[914]

    按照胡适对“禅机”的解释，“真正的禅机，不过给你一点暗示。因为不说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己去想。”[915]也就是告诉罗素他不必正面回答学生们的问题，只给一点暗示叫他们自己去想好了。这就是禅学，这就是哲学，罗素对此颇以为然。

    罗素对胡适的印象颇佳，评价也很高，在其所著《中国的问题》一书中说：“谈到中国现存的人物中，具有必要的才智者，就我亲自接触到的而论，我愿意举胡适博士为例。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充沛的精力，对于致力中国之改革，抱有无限的热望。他所写的白话文，鼓舞着中国进步分子底热情。他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却不是西方文化盲目的崇拜者。”[916]

    “不净观”

    当年胡适在北大哲学系开了一门课“中古思想史”。哲学系的功课讲的都是很专门的问题，向来很少人听，如陈寅恪、金岳霖、陈大齐诸位教授所授的课，每班不过十几个人。可是胡适讲课却安排在一院的大教室，听讲的人不但挤满了课堂，窗外也站满了人，许多都是外来“偷听”的。胡适讲课，哪怕是讲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做枯燥的“玄学”式的说教，而是用活泼的口才，穿插佛经里有趣的故事，或视现场气氛即兴讲几句笑话，让学生和听众听得津津有味，甚至爆发出哄堂大笑。难怪苏雪林说：“听胡先生的讲演，只有心灵上的愉快的感受，从来不感沉闷。”[917]

    胡适在学校讲课或做公众讲演受欢迎的例子俯拾即是，下面只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之所以特别吸引人的原因所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不乏幽默与风趣——

    1934年12月他应北平师范大学邀请作“中国禅学的发展”讲演。在讲到禅宗五停心观以治贪心时，胡适这样解释其中之一的“不净观”说：“当你看见一位非常漂亮年轻貌美的小姐，她的头发、眉毛、鼻子、眼睛……一举一动，无一处不吸引着你的注意力，让你神魂飘荡，真像张生见了崔莺莺，如醉如痴。可是，有了禅宗修养的人，他竟丝毫不为所动。是什么秘诀呢——其中一种，叫做‘不净观’。就是他身不净、自身不净。比如说：那位漂亮小姐，从现在看，的确很美丽动人；但从她的过去和将来看，就会让你心灰意冷，不再‘贪心’去爱她了。……就说她的将来吧，二十、三十，还很漂亮；到了四十、五十，身体发胖，不那么窈窕了。六十、七十，满脸皱纹，头发变黄变白，走路蹒跚，穿不了高跟鞋，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太婆。然后，八十、九十，可能不到那时已经死了，就更糟糕了。装进棺材，埋在地下，渐渐尸首腐烂，蛆虫满身钻动，最后只剩下一架枯骨，一切都完了。——想到这些，纵然‘如花美眷’，还有什么可爱呢？”[918]

    这时，坐在前排的女学生中，脸上不免露出了某些不安甚或忧郁的神色。胡适察觉到她们表情的这种细微变化，便微微笑着，用诙谐的口吻及时转变沉闷的不安的气氛。他劝告女学生们说：

    “这几位漂亮的小姐们，请你们不要担心，没有男士会相信那些和尚们的混话的。不信，下课后，就会照旧收到你的男朋友寄来的粉红色的求爱信笺。放心吧，小姐们！”

    胡适诙谐有趣而又不伤大雅的讲话，让全场听众包括那几个女学生大笑不止，从而对“不净观”的含义了解得更清楚了。

    说法不同产生不同的效果

    “中国禅学的发展”讲演，胡适应北平师范大学邀请一共讲了四讲。胡适第一次开讲时，由校长李蒸和文学院院长黎锦熙陪同，来到了已经挤得满满的大讲堂。听著名的学者教授讲演，内容又是深奥的佛教经典，气氛不免有些严肃沉静，如像和尚们置身佛堂净地一样。

    胡适的开场白却特别有意思，他说：“李蒸校长、黎院长锦熙先生本来只约我讲一次的，今天，他们非要我多讲几次，把禅宗讲完不可。唉！今天我受了他们的重利盘剥！——”一句话引得全场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接着，他又说道：“黎锦熙先生要我为诸位讲禅宗，我先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一位老裁缝，积了一点儿钱，送他的儿子到伦敦上大学。一次，儿子来信，他不识字，只好请隔壁一位杀猪的屠户（屠夫）代他看信。屠户也识字不多，把信纸翻来覆去看了看，对他说：你儿子说，上次寄去的钱已花光了，请你务必赶快再寄二十镑去。裁缝问：还说了什么？屠户说，什么也没有了！裁缝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心想：我凭十个指头每天辛辛苦苦为人家缝制衣服，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下一点儿钱供他上大学，他竟然不知好歹，下命令似的，要我赶快寄二十英镑，连一句问候平安的话都没有！真是白养活了他！不寄，看他怎样！

    正在生闷气的时候，一位牧师来请他做衣服，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详细讲了情况。牧师说，让我看看。牧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对裁缝说：你的儿子写得很好嘛！我讲给你听。信上说：爸爸，您近来身体好吗？您每天辛苦地干活，省吃俭用，很不容易赚一点儿钱，大部分都寄给我了，我心里很不安。只能特别用功，学好了，将来好好报答您。近来又选修了一门新课，需要买几本必需的参考书籍。另外，下月的膳食费也要支付了。因此，想请您设法寄点儿钱来，如果寄十镑来，我很感谢；如果是二十镑，就更感激不尽了！裁缝有点不相信，问：真是这样写的吗？牧师说：我哪能骗你！你想，几页纸，只写钱花完了，快寄二十镑几个字吗？裁缝一想，对呀！他一高兴，当天就给儿子寄去二十磅。

    胡适接着说：“同是一封信，两个人的说法不同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我今天来给诸位讲禅宗，就好比那位屠户看信一样；最好，还是请黎锦熙先生来当牧师，给你们再讲一遍吧！”[919]

    全场大笑起来。胡适的开场白也和他讲的故事一样，如果换一种深奥难懂、枯燥乏味的佛经哲理做开场白，恐怕就会是另一种效果了，那只会将听众变成昏昏欲睡的和尚，任凭讲演者把木鱼敲得震天响也唤不醒他们。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辛亥革命时，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用炸弹炸袁世凯，未成而死；彭家珍炸良弼，成功而死。史称杨、张、黄、彭为四烈士，在北京万牲园内有四烈士冢以供世人凭吊。

    1921年5月1日胡适在天津同几位朋友吃晚饭，席间大谈国内时事，回到寓所后仍感慨不已，以至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朦朦胧胧，似梦非梦，他进了北京万牲园，在四烈士冢前大哭起来。哭醒之后捩开电灯一看时间，表上指针正当一点钟：这个时刻既可说是深夜，也可以说是凌晨。

    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睡了。枕上作诗一首，用铅笔抄写在纸上：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

    他们用不着纪功碑，

    他们用不着墓志铭：——

    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

    他们的纪功碑：

    炸弹！炸弹！

    他们的墓志铭：

    干！干！干！

    这是一首壮怀激烈的诗，题目为“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全诗共分四节，以上所录为第一、第五两节。[920]

    “尊重社会的信任”

    胡适因首倡“文学革命”暴得大名，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同学叫谢楚桢，他做了一部《白话诗研究集》，拿来请倡导用白话写新诗的胡适为之捧场。胡适看后觉得里面收录和谈论的诗作都是一些极不堪的东西，差不多没有一首能称得上是诗。胡适直率地告诉谢楚桢：单有白话算不得诗。

    谢楚桢后来结交了一些新名士，他们把他捧为“大诗人”。有了名人为之吹捧，谢楚桢那部不能称为“诗”的诗集竟然出版了！

    谢楚桢再次纠缠胡适，要胡适写文章在报上介绍他，胡适断然拒绝了。谢楚桢就自己在报上登了一个大广告，由沈兼士、陈大悲、瞿世英、易家钺、杨树达等一些新名士联名，吹捧新出版的《白话诗研究集》“系谢楚桢先生苦心孤诣之作”，其中“讨论批评，创造采集，无所不有，诚为新文艺中别开生面之书”，“于新诗界大有贡献”……[921]

    胡适对于社会上滥用名字的行为最为痛恨，认为作为名人来说，“社会既肯信任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因此更尊重社会的信任，决不该滥用我们的名字替滑头医生上匾，替烂污书籍作序题签，替无赖少年作辩护。”[922]

    胡适还举了自己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时的亲身感受做例子，说原来他也不肯破除情面，后来作了一篇《易卜生主义》，拿去请桑普森教授（M.W.Sampson）指教。他和桑普森教授并没有师生关系，但交往了一年多已成为朋友了，桑普森教授竟毫不客气地对胡适说他不应该强作“什么主义”“什么主义”的分别，并替胡适改了好几处，直到后半篇才赞许了一两句。“这种态度，使我敬畏。我自从听他那番话以后，也立誓不徇情面，不说违心的应酬话。我有时或不能完全做到这步地位，但我希望总不致十分对不住我这位师友。”[923]

    谋杀亲夫案与验尸

    胡适在五四时期，写了独幕剧《独身大事》，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写了《贞操问题》、《“我的儿子”》等评论性文章，批判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这些作品和文章都表现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有一天胡适同王宠惠、霍恩贝克（Hornbeck）教授在北京饭店吃饭，王宠惠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新式法学大家，他对胡适说：

    “你们提倡社会问题的人真正害死人！”

    胡适不解地问：“什么事啊？”

    王宠惠讲了一件案子，说四川这年出了一个谋杀亲夫案，女方十八岁嫁给了一个残疾驼背的丈夫，过了一年多就把男人谋死了，审问时她没有说别的理由，只说她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脱离丈夫。法官判了她十五年监禁，司法部认为十五年监禁太轻，要对四川的那位法官予以惩戒。

    胡适问王宠惠：“那你怎么看呢？”

    王宠惠说：“我也认为定罪太轻，非付惩戒不可。”

    霍恩贝克教授是美国人，他听了这个案件，对女犯很是不平，就插话说：“她谋杀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的丈夫要强迫执行他做丈夫的权利？若是如此，她的犯罪是为自卫起见，更当别论。”

    王宠惠说：“那个我可不知道。”言下之意是这种情节无关重要，也无须查询。

    过不久，1921年7月3日，英使馆参赞哈丁（H.M.Harding）请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在他住的倒影庙内吃饭。席间哈丁先生谈到新近影印出版的上海逆伦案验尸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此次验尸全用中国旧法，开棺、割头、剥皮，露出骨头后用药点验，发现骨上黑点即定为毒死。爽直的哈丁感慨道：

    “你们中国人现在高谈收回领事裁判权，但上海是一个最文明的地方，上海的司法官是一些最新的司法人物，居然有这样的‘中古’的验尸案，用这样非科学的方法，不但社会不以为奇，那些最新式的大人物也不以为怪。这个未免太使人失望了。”

    胡适说：“哈丁先生，你未免太看重我们的新人物了。他们学的是教科书里的法律，但他们从来不曾晓得什么叫做科学的验尸法。他们从不曾问过什么叫做法律上的人道主义。”

    这么说的时候，他不禁想到了“中国最有名的新式法学大家”王宠惠，想到了四川的那件谋杀亲夫案。[924]

    女子贞操问题

    1920年6月胡适收到一封署名“萧先生”的来信，信中言道他有一位朋友的姐姐被土匪掳去，后又将其送还家中，包括这位朋友在内的家人都认为此事乃奇耻大辱。萧先生就该女子被迫失去贞操一事，向胡适提出了三个问题：（1）一个女子被人污辱，不是她自愿的，这女子是不是应当自杀？（2）若不自杀，她的贞操是不是算有缺欠，她的人格的尊严是不是被灭杀？她应当受人的轻看否？（3）一个男子若娶一个曾被污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灭杀？应否受轻看？

    女子贞操问题历来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古代圣贤者流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城乡各地随处可见贞节牌坊，有的省份甚至颁布褒扬烈妇的种种条例。随着新思潮的勃兴，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打破这种强加于女子身上的枷锁，给她们以应有的尊严，成为广大青年尤其是女界的强烈呼声。胡适作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者，在五四时期连续发表了《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的旧道德、旧观念，尖锐地指出“贞操论”既有悖人道又“全无心肝”[925]，在知识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针对萧先生来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胡适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回答道：

    “一，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

    “二，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

    “三，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孩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926]

    “云无心而出岫”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王云五曾教过他英文，两人有一段师生关系。

    王云五是靠自学成才的，他学习十分勤奋刻苦涉猎也很广泛，每日平均必要读一百页的外国书。胡适曾这样称赞王云五：“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927]王云五自己也说他的好奇心竟是没有底的，但苦于没有系统。

    胡适由于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成为学界的一个香饽饽。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这一缘由，商务印书馆高层人士因而特别赏识与看重胡适。1921年7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兼出版部部长高梦旦（风谦），邀请胡适南下代筹改良计划，胡适遂到上海住了近两个月。许多在沪朋友来看他并与之倾谈，这中间当然少不了王云五先生。

    高梦旦之所以邀请胡适的本意，是想由胡适替代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职。胡适虽然认为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但他觉得自己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又不愿离开北大，所以考虑再三没有接受。高梦旦要胡适另外推荐一个相当的人，便问有谁可以担任？彼时留学回国的人才倒是不少，然而胡适想来想去竟寻不着一个堪当此重任的人。最后他推荐了王云五，这让高梦旦等商务印书馆高层颇感意外，因为王云五不过是自学成才，没有什么显赫的学历，在他们随时留意备选的“人才库”中根本就没有王云五的名字。为了慎重起见，由王仙华出面在一品香设饭局招待胡适和王云五，其余陪客均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职员。用胡适的话来讲：实际上是“丈母看女婿”。

    胡适一再说：“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荐他自代，这并不足奇怪。”“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928]

    商务的几个老前辈很信任胡适，董事长张元济（菊生）和王仙华代表商务印书馆商请王云五，王云五答应担任编译所副所长，双方并互相提出若干条件。胡适从上海回北京后，高梦旦就请王云五每天到编译所去，把所里的工作一一指示给他看，又过了一个月高梦旦辞去编译所所长职务，由王云五继任。胡适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写道：“云五号岫庐，此次真是‘云无心而出岫’了！”[929]

    “云无心而出岫”，全靠胡适的举荐。

    看手纹，自述性情

    胡适在上海有一个朋友叫郑莱，曾学过西洋流行的看手纹法。有一次郑莱请胡适等在都益处吃饭，在座的人都请他看看自己的手纹，胡适也不例外，伸出右手来对郑莱说：

    “看看我的——”

    “男左女右！”

    “还有这个讲究？”

    郑莱同胡适熟悉，胡适觉得他根据手纹说的一些话并不足以为凭。但有两件事郑莱是不可能先就知道的，他却说了个八九不离十，让胡适颇感惊异。

    第一件，郑莱说胡适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伦理的影响。胡适心想：“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930]

    第二件，郑莱说胡适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自己能放肆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这个字含有放浪与快活的意思）。胡适心想：“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庄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931]

    那天晚上回到寓所时已经十一点钟了。胡适随手翻看《雪桥诗话三集》，并摘出于己有用的篇页，竟不知不觉到了凌晨三点。他说这也是他容易沉溺的一个例子！

    与此有关，后来胡适在一则日记中自述性情道：“与芷舲、子慎、香谷打牌。久不做此事了；近来太忙，每日做十几点钟的工，很想休息，又不得休息。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换一件好玩的事，便是休息。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但‘打茶围’，——坐在妓女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在公园里闲坐喝茶，于我也不相宜。”[932]

    又说：“我是不惯寂寞和闲散的人；工作时，寂寞尽不妨；但寂寞和闲散同时来，那是很苦的！”[933]

    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

    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初期名气最大又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并践行用现实主义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与灰色人生。创刊于1911年的《小说月报》在这一年经过全面革新后，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由沈雁冰担任主编。

    胡适在上海代筹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良计划期间，除在高梦旦举行的宴会上和郭沫若见过面之外，也和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沈雁冰等人有过接触。他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对新文学创作寄予了很大的关注。所以，在读了《小说月报》第七期论创作的几篇文章后，因为有不少意见，胡适专门找郑振铎和沈雁冰深谈了一次。1921年7月22日的日记对谈话的要点有所记载：

    “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934]

    写实主义，后统称为现实主义。胡适在五四时期写的诗歌、短篇小说、独幕话剧，大体上也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范畴。

    由《一个问题》引出的一个结论

    《一个问题》是胡适早年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935]探讨的主题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主人公朱子平，在学校读书时“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可是由于“时局一年坏似一年”，加之妻病子殇，薪津又少得可怜，弄得生活十分清贫，终日从早忙到晚，只是为了一件事——老婆孩子和自己吃饭，而将别的生活乐趣、别的人生要义全都抛弃了，以致百思不得其解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再继续滑落下去，朱子平就有可能沦为第二个孔乙己。小说通过这个穷愁潦倒的小人物的遭际，表现了普通知识分子的不幸。

    小说发表之后，主人公的原型——那一对夫妇——看了感到很是惊讶，于是便争论了起来。

    太太说：“这篇小说写的是我们的事。”

    老爷说：“不对，有许多话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譬如我深夜做文章，你来禁止我，以及为了贫困的缘故，死了一个孩子……都不是作者所能知道的。”

    “那为什么写得这样真切呢？”

    “作者所写的人物，定然不是我们，是另外一对处境与我们相同的人罢。”那一对夫妇没能讨论出个所以然，实在怀疑不过，就直接来找胡适询问。胡适告诉他们：

    “这又有什么奇怪呢？你们生活的情况，我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但有些事是事实上可能，不难想象而得的。夜深了还带着疲劳做文章，夫人不忍自然要来干涉，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生活最艰难的一年，糟蹋了个把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我并非有‘未卜先知’的法术，不过在事实可能的范围内，略为用了一点想象力罢了。”[936]

    冯沅君和苏雪林在北京高师时听过胡适的课，胡适后来在向她们讲起上面这件事时，总结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原理：“文艺的创作要凭藉经验。凡于人生的滋味尝得透彻的，人生的经验丰富的，能彀忠实地写出来，便是好文学。不过单凭经验也不妥的，一个著作家，老是写他自己的经验，结果他的作品，将流于单调，最好于经验之外，更加以事实上可能的想象力。”[937]

    小事“可为思想步骤之例”

    胡适订了几份报纸，中英文的都有。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每天送的最早，大约七点以前就送到家里来了。有一天早上，他起来时已近七点，《字林西报》还不曾送到。八点半，几份中文报纸都送到了，唯独《字林西报》未见踪影。

    胡适是实证主义的信徒，作为学者的他平日无论考虑问题，还是做什么事情，都习惯按照“思想步骤”来进行，哪怕是对待一件小事亦是如此。当下他想为什么没有收到《字林西报》呢？逐层逐次一步步猜想，无非是三种可能：

    第一，送报的人遗漏了；

    第二，我的报费满期了，人家自然不再送报；

    第三，今日本无报。

    一切重证据是胡适的重要思想和行为准则。他想第一种极少可能；第二种他并没有接到订费已经满期，需要续缴的通知；第三种昨天或今天是假期，《字林西报》系英国报纸，当会遵照英国“银行假期”无报的惯例。他仔细查了一下日历和大字典，“银行假期”在8月第一个月曜日，也就是昨天。于是“昨日放假，今日无报”可送的假设遂成立了，这最后一种假设战胜了前两种假设。

    这一件小事本来到此为止了，胡适的“思想步骤”可以说已经有了结果。可是开中午饭时，家中雇用的王妈忽然把《字林西报》送上楼来了！细问究竟，原来是送报的人今天隔着篱笆把报纸从外面抛了进来，正好落在篱笆旁边的一棵小树底下，胡家先生、太太、少爷、用人谁都没有瞧见。以前的种种假设无非是胡乱瞎猜！

    胡适是重证据的人，是只相信证据的人。看着王妈送上楼来的《字林西报》，他不由得心想：一个已证实的假设（即第三种“今日本无报”），又被更强有力的新证据推翻了！所以他在当天的日记特别“记此以自警”。[938]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并不愿意在诸如此类的些许小事上像胡适这样费脑筋，也许反倒会奚落说：“博士先生，你活得累不累啊？！”这就是学者和思想家同普通人的区别。

    “鸡蛋壳”与《学骂》

    在“文言”与“白话”的争论中，胡适和梅光迪两个人针锋相对，梅光迪对胡适“活文学”之说大加攻击，胡适“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胡适认为梅光迪治学有一大毛病：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的原著。“如此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939]作为诤友，他把这个意见当面直率地提了出来，希望梅光迪能够改正。

    梅光迪没有接受胡适的直言，相反，他在分别之后又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来挑战。胡适因为生病，没有立即回答。梅光迪听说胡适病了，便向任鸿隽说：“莫不是气病了？”任鸿隽把他的话告诉了胡适，胡适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寄给任鸿隽和梅光迪：

    居然梅觐庄，要气死胡适。譬如小宝玉，想打碎顽石。

    未免不自量，惹祸不可测。不如早罢休，迟了悔不及。[940]

    梅光迪收读了胡适的寄诗，回复道：“读之甚喜，谢谢。”

    胡适看罢梅光迪的回复大笑不止。“譬如小宝玉”一句，他本来是想用“鸡蛋壳”的，——以卵击石焉有不败之理？所以下一句引出“未免不自量，惹祸不可测”就显得十分自然，顺理成章。但这样把梅光迪比作“鸡蛋壳”，梅光迪读了肯定不高兴，也不会道声“谢谢”了。胡适斟酌之后改用了“小宝玉”：把梅光迪比作“小宝玉”会让他舒服一点儿。

    不过他们两个人的争论，并未就此罢休。胡适1917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同时参与《新青年》编辑事务，继续大力鼓吹“文学革命”。梅光迪则于1922年回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东南大学），并和吴宓、胡先啸一起创办了复古派刊物《学衡》。他本人写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等文章，坚持以往反对白话文学的主张，攻击“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是“政客”和“诡辩家”，“标袭喧攘，侥幸尝试”[941]，“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942]胡适虽然明知“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943]但他没有再和梅光迪进行公开的辩论，只是写了一首打油诗回敬：

    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见了一本《学骂》！[944]

    大学开运动会

    1922年4月30日北大开运动会，胡适是评判员之一，他还应《北京大学日刊》的要求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对于运动会的感想”。文章首先记述了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时，观看足球比赛的情景和感受：

    “入场券卖每人美金二元，但看的人竟有几千人之多。每到紧要关头，几千人同声喊着本校的‘呼声’（yell）以鼓励场中的武士。有受伤的球员，扶下场时大众也喊着‘呼声’祝贺他，安慰他。我第一次观场，看见那野蛮的奋斗，听着那震耳的‘呼声’，实在不惯；心里常想：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很不人道的。

    但是场中叫喊的人，不但是少年朋友，还有许多白发的老教授，——我的植物教习罗里教授就坐在我的附近，——也拼命的喊着助威的‘呼声’！我心里更不明白了！但是我以后还去看过几次，看到第三次，我也不知不觉的站起来，跟着我们的同学们拼命的喊那助威的‘呼声’！难道我被那野蛮的遗风同化了吗？不是的；我渐渐把我从中国带去的‘老人意态’丢开了；我也变少年了！

    我在北京大学住了五年，不知不觉的又被中国学生的‘斯文样子’同化了，我的‘老人意态’又差不多全回来了。

    今天忽然听说北京大学要开一个运动会，这个消息使我很高兴。我的记忆力使我回到十二年前跟着大家大呼大喊的时候，我很想再有同样的机会使我弹去一点‘老态’。我希望许多同学都来这运动场上尝尝少年的高兴，——把那‘斯文’的老态暂时丢在讲堂上或寄宿舍里！”[945]

    北大是最高学府，教授和学生都是文弱书生，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有的斯文过分就未免显出了老态，教授老气横秋，学生少年老成。这同美国大学生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形成鲜明的对照。

    本着去除“老态”的意愿，也为了促进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胡适自己参加了教职员的半英里赛跑，共计两圈半。他跑到最后半圈就跑不动了，临近终点时又不巧踏着了一块小石头，跌倒在跑道上。所幸并无大碍，仅右手伤损了一块皮肉，右膝盖骨感觉疼痛，当时尚能勉强站起来。忍痛走了一百余步，到红十字会部让医生把手上的伤清洗了，用橡皮膏贴上。然后回到司令台，坐在评判员的座位上。有人递给他一杯茶，胡适刚喝了一口，忽然眼前发黑，好像要晕过去似的。他急忙走下台，坐车回家，一到家便睡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才醒。除右膝盖骨仍感觉疼痛外，已没有别的不适了。[946]

    三个幼子

    胡适和江冬秀育有两子：长子叫祖望，次子叫思杜。胡适还有一个侄子叫思永。

    1922年7月19日，胡适割治痔疮后躺在床上，家人把思杜抱到床上来，胡适逗他玩，不成想儿子的小手东抓西挠，竟无意中打伤了爸爸的左眼珠，胡适立时觉得痛不可耐。拿过镜子来仔细照看，见黑眼珠上有一条瓜痕。忍耐着捱到了下午一点，疼痛得更厉害了，眼泪直淌，眼两角泛起红丝。打电话找医生，却又找不着。没有法子，胡适只好叫家人用纱布把他的左眼包起来，自己勉勉强强睡去。醒了又睡，反反复复，直到第二天上午八点方才起床。也许是睡眠类似于静养，多少会有些功效：眼睛感觉稍好了一些，黑眼珠上的瓜痕已经消失，只是眼两角尚红，还不能看书，仍需要用纱布扎住，多睡觉。[947]

    这次意外的灾祸是小儿子思杜惹的！

    侄子思永却帮胡适做了一件事：

    第二天胡适的左眼仍用纱布包扎着，看书写字自然都很不方便。《努力》要稿子，他只好躺在床上口授，让思永写下来，总共时评三则、纪事一则，约有三千字。这是他第一次试验中文的严格口授，思永写成后他也没有复阅。这就是白话的好处！如果用文言口授，思永小小年纪就未必听得懂记得全了。[948]

    还有一件让胡适开心的事——

    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胡适早上洗脸时，教祖望唱一首北京儿歌：“风来咯，雨来咯，老和尚背了鼓来咯。”祖望一教便会唱，但他唱第二遍时，便把末句改为了“老和尚背子一个鼓来咯”，即在“背”后加一“子”。读语尾“着”皆如“子”是京西海甸人的习惯，祖望跟着王妈学北京话，唱北京儿歌，王妈是海甸人，故他凡读（唱）“着”字也都改为了“子”字。胡适认为这样改法有道理，因为“老和尚”一句里“着”字确胜于“子”，因为这是Carrying，不是Carried；“鼓”字前面加“一个”，大概是因为音节上的关系。胡适由此想到：“平民文学的修正，原来是这样来的！”

    他把祖望的改唱告诉了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笑着说：“三岁半的小孩子要替哲学博士改文章了！”

    胡适听了哈哈大笑，为有这样的儿子很是得意。[949]

    在济南

    1922年10月教育部在山东济南召开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胡适应邀参加并被推举为新学制草案的主要起草人。他在济南住了将近十天，借此机会游览了济南的风景名胜。

    大明湖自然是首选，不过胡适对它的印象似乎并不太好，曾作诗一首云：

    那里有大名湖！

    只看见无数小湖田，无数芦堤，

    把一片好风光，

    划分的七零八落！[950]

    按照胡适的意思，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使游人把眼界放宽，超过这许多芦堤柳岸，超过这种种此疆彼界，依然寻出一个大明湖来！

    千佛山胡适觉得很好：“山上有寺，有隋开皇时造像。我们爬上山顶，可望见济南全城、黄河及泰山的一角。我们坐在山顶上大谈，很高兴。……”[951]胡适下榻的地方是津浦铁路宾馆，刚开张不久，建筑和设备都不错，在北京只有少数能比得上它。上海的大东饭店、东亚饭店地处闹市，不如这里安静而宽广。

    连日开会、起草，加之游览与访友，胡适竟顾不上整理一下自己的容颜，以至头发太长了，胡子太不整齐了。他是爱美之人，据说又是当时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这样一副模样岂不糟践了自己的形象？于是决定挤出时间到理发店去剪发。由于过度劳累，他坐在椅子上就睁不开眼睛了，理发匠一头剪，他一头睡，至洗发时叫理发匠用冷水浇头，方才清醒了过来……

    走出理发店，始知邮政局失火，火势很大，致使交通断绝，马路上不能通车。胡适只好折回到萃卖场想买点用的物品，不料由于大火系因走电引起的缘故，电灯都关闭了，萃卖场也关上了大门。

    到哪里去呢？胡适想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什么样子，就转身到了济源里。这一带大概是济南的“红灯区”，类似于北京前门外的八大胡同。胡适进了两三家，都是济南本地的，简陋得很，大都是两楼两底或三楼三底的房子，每家约有二至四人不等。因为电灯都关了，只点着昏暗的油灯，看上去更显得简陋了。这种地方显然出不了李香君，敷衍不出《桃花扇》那样的故事出来，不过它也是济南之一景。[952]

    得不偿失

    胡适1922年底因病请假，离开北大南下杭州西湖养病，后又留居上海三年半。其间曾应邀同本家和非本家共十一人去南汇县新场镇，为酼英学校募捐。

    还在杭州的时候，本家的必达叔和卓田弟从上海来寻他，说南汇县新场镇有本家的一对叔侄开有商铺，历年积产甚丰，打算请他们给酼英学校捐款，资助教育事业。必达叔和卓田弟都对胡适说：

    “你是北大的著名教授，讲话一言九鼎，比我们说有分量。务必劳你大驾，和我们一同去一趟。”

    胡适一向热心教育事业，当即便答应了。[953]回到上海住了一些时间，待必达叔和卓田弟定下了日期，借了汽船，便于1923年10月31日从上海出发了。[954]同行的有祥珏叔、卓田和卓林兄弟等共十一人。

    新场是南汇县第一大镇，他们乘船到达那里上岸后，先去了“鼎茂号”，会见商铺老板叔侄二人，胡适称他们为涤仙叔和一庐兄。胡适这时已经大名鼎鼎，为了欢迎他的光临，客厅赶着新安上了电灯，一切招待都很是周到。

    饭后涤仙叔和一庐兄带领胡适一行去参观国民学校，见到校址占地甚为宽广，但学生多已散去，留下来的都很活泼可爱。初级女子中学设备简陋，仅有十七名学生，胡适就“什么叫做女子解放”这一话题，对她们做了简短的演说。这也是一种启蒙教育。

    夜间聚在一起商谈捐款的事。这是胡适一行大张旗鼓来新场的重点议题，也可以说是此行的目的与使命。不料主人叔侄大叫起穷来，一再作揖讨饶，说连年多荒年，“鼎茂号”亏耗很大，实在难以应承。胡适他们不免有些失望，费了许多唇舌，涤仙叔和一庐兄叔侄才勉强认捐，总计不过一百七十元。[955]

    胡适一行回到船上过夜。半夜下起了大雨，舱板有裂缝，水滴到了床上，胡适和祥珏叔、卓田弟三个人撑起四把伞，方才免除了淋漓之苦。第二天风大，船不敢开行，只得再留一日。当地徽州会馆董事张晋莹先生请吃午饭，晚上在“鼎茂号”吃晚饭。由于饮食欠洁净，胡适晚饭又吃了四只螃蟹，弄得肚痛腹泻，像是得了大病！身边无药，镇上又无处可买，他只得喝了一碗姜汤，但症状仍无缓解。祥珏叔给了胡适一点儿鸦片，痛始稍解，昏昏沉沉睡去。病倒的不止胡适一个人，显然是食物中毒所致。

    这次从上海到新场，花了不少钱，又有四个人病了，只捐到一百七十元，胡适想此行可谓得不偿失。[956]

    两个新诗人

    在现代文学史上，胡适最早倡导用白话写新诗，他的《尝试集》又是最早出版的个人新诗集。大凡用白话写新诗者，不论何人何派，也不论成就大小，其实都是跟着胡适的脚印走，尽管后来有的人超过了他，跑在了“先行者”胡适的前面。徐志摩也不例外。“新月社”成立之后，胡适和徐志摩的关系更为密切，用梁实秋的话来说：“胡先生当然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1923年夏，胡适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养病期间，徐志摩曾去看望过胡适，他们和几个朋友一起游西湖，观海潮，玩得真是不亦乐乎。胡适日记中记载云：

    “下午一时，志摩自硖石来。我们闲谈甚久。”

    “到湖心亭，看月。我在石板上仰卧看月，和志摩、经农闲谈。后来又到平湖秋月，人都睡了。我们抬出一张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头枕在他身上，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我们唱诗高谈，到夜深始归。”[957]

    多么亲昵的场面！“我的头枕在他身上”，“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如果不是胡适和徐志摩两个大老爷们儿，如果换了一男一女，此情此景岂不是绝好的恋爱场面？

    胡适和徐志摩的友谊由此可见非同一般。

    徐志摩的日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如：“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958]

    徐志摩是一个多情种子，与发妻张幼仪结而后离，又陷入与林徽因镜花水月的苦恋。胡适此次到杭州西湖烟霞洞，名曰“养病”，实则与表妹曹诚英共尝“婚外恋”的苦果。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的难言之隐。当徐志摩看了胡适写的《烟霞杂诗》，便问胡适“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适红着脸回答说“有”。徐志摩因而断言：“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

    胡适问徐志摩他与林徽因是否在“冒险”，徐志摩只得对曰“大约梦也”。[959]

    “桂花王”与《迟桂花》

    1932年10月初，天气晴爽。郁达夫在西湖南高峰的深山里，一个人徘徊于樵径石垒间时，忽而一阵香气吹来，有点使人兴奋，似乎要触发性欲的样子。他顿然醒悟到桂花的香气亦何尝不暗而艳，于是顺口得诗一句，叫作“九月秋迟桂始花”。[960]创作的灵感由此而来，一连几天他文思泉涌，完成了一篇杰作《迟桂花》，以翁家山为背景，既写了迟桂花的芬芳，又写了和迟桂花一样高洁的青年女性莲。《迟桂花》后来被鲁迅选入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

    无独有偶，胡适早在1923年10月初，就和表妹曹诚英一同去翁家山看过那里有名的“桂花王”。这位“王爷”本干是几株大干并生的，所以树身并不粗，但枝叶伸展开去，遮盖甚远。这棵“桂花王”树每年要生三担多桂花，真不愧“桂王”之称了。时值深秋，桂花犹自茂盛，全树灿黄，只有一枝上生出了两小枝丹桂。诚英首先看见了，兴奋地叫胡适等看，那位翁家山当地的朋友也说是奇事，他把两小枝丹桂折下来，送给了年青的女学生曹诚英——胡适在日记中亲切地叫她“娟”。[961]

    其实那个时候胡适正和表妹曹诚英“婚外恋”。但他和郁达夫是性情、气质完全不同的文人：郁达夫勇于自我暴露，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胡适则是学者绅士，正人君子，往往将自己的隐情“匿而不宣”。所以，同样是看桂花，同样是写日记，情景和结果两样：胡适笔下不会出现“触发性欲”之类，他也不会把它写成小说。

    “他的文章不值得一驳”

    胡适率先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用白话写诗作文。章士钊则持保守立场，1923年8月他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一文，猛烈抨击新文化运动，用嘲笑的口吻讥刺“以适之为天帝，以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实乃“以鄙俗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962]

    章文发表的时候，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9月27日，潘力三夫妇到山上来看胡适，晚上两人又在旅馆相遇。潘力三，字大道，也是章士钊的朋友，交谈时他告诉胡适：“行严近作《评新文化运动》一文，自己说是给适之出了一个题目。”

    胡适说：“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他的文章不值得一驳。”

    潘力三问：“‘不值一驳’四个字，我可以带信给他吗？”

    胡适点点头：“可以的。”[963]

    过不几天胡适到了上海。10月8日下午他去亚东图书馆访汪孟邹，正好章士钊也来了。晚上由汪孟邹做东，请陈独秀、胡适和章士钊吃饭，胡适又当面对章士钊说他的文章不值一驳，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行严确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但他的气度很好，不失为一个gentleman（绅士）。”[964]

    胡适又说：“我们观察章士钊君，不可不明白他的心理。他的心理就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对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他受过英国社会的一点影响，学得一点吴稚晖先生说的‘gentleman的臭架子’，所以我当面说他不值一驳，他能全不生气。但他学的不彻底，他不知道一个真正gentleman必须有sportsmanship，可译作豪爽，豪爽的一种表现，就是肯服输。一个人不肯服输，就使能隐忍于一时，终不免有悻悻然诟骂的一天的。”[965]

    1925年2月间，有一天胡适在撷英饭馆遇到了章士钊。章士钊说他约了一家照相馆饭后给他照相，出于朋友情谊邀胡适同去拍一张合影，胡适答应了。相片印出来后，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告之胡适：“适之吾兄，左右相片四张，账已算过，请勿烦心。惟其中二人合拍一张，弟有题词；兄阅之后，毋捧腹。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则真赏脸之至也。”[966]

    他的所谓“题词”乃是一首白话打油诗：因为胡适是用白话写新诗的提倡者和实验者，所以章士钊故意“投其所好”，其中也不免含有某些挑战的意味：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967]

    仿照外交上“对等”的原则，章士钊要胡适写一首旧体诗作为酬答。胡适于是就写了以下四句：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968]

    胡适的意思很明显：尽管观点不同，一个主张白话，另一个主张文言，但作为朋友彼此要相亲才是，而不要互相鄙视。主张白话者写旧诗，主张文言者写白话诗，相互酬答正是彼此相融的一种表现，不失为文坛上的一桩小小佳话。用章士钊的诗句来讲，正“好作文学纪念看”。

    一首诗和一位居士

    1923年夏秋胡适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养病期间，与金复三居士相识并成为了好朋友。金复三居士擅长烹饪，他烧的几样素菜很有名气，是胡适最爱吃的。

    胡适当时写过几首《烟霞洞杂诗》，其中一首是：

    我来正值黄梅雨，

    日日楼头看山雾；

    才看遮尽玉皇山，

    回头已失楼前树！[969]

    他将这首诗赠给了金复三居士，多年来金复三居士一直将胡适的这副墨宝珍藏在自己的一个箱子里。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杭州，据阮毅成在《吹不散的心头人影》一文中说：金复三居士受尽了日本人的欺凌折磨，但他从不向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屈服。

    阮毅成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后留学法国，曾任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与胡适有师生之谊，同金复三居士也很熟悉。抗战胜利后阮毅成回到杭州，专门去看望金复三居士。金复三居士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从箱子里取出胡适当年的这首诗，用很庄重的神情说道：

    “在沦陷期中保存这一份手迹，是很不容易的。”

    他让阮毅成写信告诉胡适先生，请胡适再到杭州来，他将亲自再为胡先生烧几样素菜。“我现在年纪大了，不再自己动手烹调，不过胡先生如果来，我一定自己烧。”金复三居士这样说。

    那时胡适在北平任北大校长。阮毅成将金复三居士的一番盛情写信告诉了胡适，胡适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托阮毅成转交金复三居士，答应第二年到杭州和老朋友重聚。可惜没等到第二年，金复三居士便去世了。后来胡适去杭州时曾特地到烟霞洞凭吊金复三居士，见到了当年他题写的那首诗。

    阮毅成后来在台湾担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东方杂志》主编。胡适念念不忘与金复三居士的友情，1952年冬他从寓居的美国回台湾做短期逗留，再一次和阮毅成谈起了这位居士老友，说：“烟霞洞这一次又遭了大劫，金先生已经死了，他保存的我那首诗的手迹也不可能存在了。我要另写一张给你，你以后若有机会带回杭州。”阮毅成觉得胡适一定很忙，所以当时并未催要。第二天胡适乘飞机回美国，阮毅成去机场送行，胡适对他说：“烟霞洞的诗，昨天晚上写在一个扇面上，已托人送给你。我今天要走，所以一定要在昨天晚上赶写好。”[970]

    胡适的这首诗因此又有了一种“白话”版本：

    我来正碰着黄梅雨，

    天天在楼上看山雾。

    刚才看白云遮没了玉皇山，

    我回头已不见了楼前的一排大树！[971]

    对对子

    有人要用胡适的名字对对子。

    胡适先用一个古人的名字对道：“方回”。

    后来又用了一个今人的名字：“方还”。

    “胡适”和“方还”两个名字重叠起来，这对对字成了：

    “胡适胡适？方还方还。”

    一时传为笑谈。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某次招生考试，出了一个对对子的题目：“孙行者。”

    有人对曰：“胡适之。”

    这成为了招生考试的一则趣闻。

    胡适后来在上海参加一次宴会。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太太徐来女士姗姗来迟了，胡适顿时来了灵感，心想如果用“徐来”对“胡适”，比用“方还”对“胡适”还更适当。他当即作了一对对子：

    “胡适胡适？徐来徐来。”

    在座的人都拍手称绝。黎锦熙却在一旁发话了：

    “先生与学生的媳妇作对子，要提抗议！”

    于是哄堂大笑了。

    “对对子是玩意儿，绝无文学的价值。”胡适认真地说，“我们中国的语言文法是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中最简单最合理的文法，可惜我们的老祖宗走错了路子，……本来简单的文学，要变成骈文、赋、律诗、八股文。说话不好好的说，一定要做成对子以为很美，其实跟小脚一样，一点美都没有。这些只能当玩意儿，没有丝毫文学价值的，不幸的中国只有胡适敢说这种话。”[972]

    欢迎泰戈尔

    1924年4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首次来华访问，在北京受到文化界的热烈欢迎。4月26日由“讲学社”主持在北海静心斋举行了欢迎会，梁启超、蒋梦麟、胡适、蒋百里、熊希龄等四十余人出席，徐志摩和林徽因更是像一对金童玉女一样跟随泰戈尔左右。胡适在中国是率先倡导白话新诗的诗人，又是北大的名教授，自古惺惺惜惺惺，他和泰戈尔相见恨晚，虽然年龄相差较大，但彼此敬重。

    5月8日这一天正好是泰戈尔的六十四岁生日，北京文化界特举行戏剧演出为这位印度诗翁祝寿。主持人胡适用英语致辞，称赞泰戈尔是革命的诗哲。因为泰戈尔请梁启超给他取了一个“竺震旦”的中国名字，所以胡适又十分风趣地说道：“今天一方面是祝寿贺老诗哲六十四岁的生日，一方面又是祝寿一位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全场的人包括老诗哲在内都笑了，泰戈尔头一次领略到了胡适擅长讲演的风采。

    接着由林徽因、徐志摩、林长民等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戏剧《杞特拉》（Chitra），林徽因扮演剧中的女主角。在中国看到由中国人演自己写的戏剧，泰戈尔很是高兴。

    不过，也有让他老人家扫兴和烦恼的事：5月10日泰戈尔在真光影戏院的讲演中，抨击“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于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973]泰戈尔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与主题之一是赞美和平的自然生活，他当场朗诵了几首，以强化并补充以上论述。不料事与愿违，一些激进的年轻人反对他的讲演，在会场上散发传单攻击泰戈尔“反对科学”，甚至“激颜厉色要送他走”。

    针对这种情况，两天后安排泰戈尔在真光影戏院做第二次讲演时，特意让胡适做主席。胡适当仁不让，他向听众介绍泰戈尔，说泰戈尔人格高尚，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我们对他都应该怀有敬意。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认为主张不同就生出不容忍的态度，或者竟取不容忍的手段，这样做无疑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他劝告大家要尊重泰戈尔讲话的自由，不能做任何没有礼貌的举动。

    泰戈尔有一次颇为不解地对胡适说：“你听过我的讲演，也看过我的稿子。他们说我反对科学，我每次讲演不是总有几句话特别赞叹科学吗？”

    胡适安慰他，劝他不要烦恼，不要失望。他对泰戈尔说：“这全是分量轻重的问题，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我们要对许多人说话，就无法避免一部分人的无心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尽人而悦之’，是不可能的。”[974]

    在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前夕，胡适把他过去写的一首诗《回向》书成条幅，作为贺礼送给泰戈尔，并将诗的大概意思讲给泰戈尔听，泰戈尔懂得了这是胡适用诗来安慰他。“回向”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谓已成“菩萨道”的还得回向人间，为众生努力：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

    爬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

    想起了风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离开他们，

    但他又怕那山下的风雨。

    “也许还下雹呢？”

    他在山上自言自语。

    他终于下山来了，

    向着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975]

    “鸳鸯谱”

    胡适是个热心人，经常为朋友做证婚人。他有一本“鸳鸯谱”，凡由他证婚结为秦晋之好的新郎新娘都在上面签名。

    据传在“鸳鸯谱”上第一位签名的是赵元任。

    胡适和赵元任都是1910年7月考取庚款官费生留学美国的，两人相交甚厚。赵元任191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做过一年研究生。1919年回康奈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1920年9月回国，在清华学校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几门课程。这个时候胡适正在北大任教，两个老朋友同居一地，友情重叙且开新篇：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结婚，特请胡适为证婚人。

    杨步伟女士留学日本，在西绒线胡同开了一家医院。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在北京讲演时，胡适现场做翻译，杨步伟曾同女友一起去听过并对胡适的风采印象颇佳。与赵元任相识、恋爱后，有一天赵元任带着她去拜访一位“最好的朋友”，但没有告诉其人究竟姓甚名谁。其实就是胡适，那时住在钟鼓寺后的嵩祝寺4号。见面后胡适哈哈大笑说：“元任你有女朋友了！”杨步伟也哈哈大笑，对胡适说：“原来是你啊！”接着就讲了她为瞻仰胡适的风采而去听演讲的故事。胡适抱着杨步伟女士大笑不已。

    赵元任与杨步伟一对新人，事先拟定并印刷了中、英文通知书：“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谓的繁费的习气，所以他们申明，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为“抽象的好意”，如书信、诗文或音乐等非物质且是送礼者自创的贺礼；例外二为用自己名义给中国科学社的捐款。胡适非常赞成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的做法，说：“这是世界——不但是中国——的一种最简单又最近理的结婚式。”[976]

    所谓的“婚礼”，据杨步伟在《我记忆中的适之》一文中是这么说的：“民国十年的五月底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一定结婚了，我们要用一个极简单的仪式而无特别繁文的结婚。有一天赵元任跑到他家说六月一号约你到小雅宝胡同去吃饭，他猜到有点什么事，带了一部写考据的《红楼梦》来，还有一位朱大夫是我的同学……家常便饭吃完了，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来请他们两位签字，贴上了印花税，就算婚礼完了。第二天《晨报》访问我们不遇，就去访问他，他就把一切经过告诉记者，次日报上的标题是‘新人物的新式结婚’。”[977]

    胡适在1921年5月31日的日记中也述及此事：“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今晚邀我吃饭。他们相爱已久，自今日起，同移居小雅宝胡同49号，成为终身伴侣，邀我与朱征女士来作证人。他们拟有婚书，饭后，我们各签名作证。”[978]

    1920年陈独秀结婚时，胡适也是他的证婚人。因陈独秀散发传单而被警察逮捕入狱近三个月，所以胡适戏做对联“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相贺。

    徐志摩和陆小曼举行婚礼时，原本请胡适做证婚人，因胡适赴欧洲访问，在胡适再三斡旋下梁启超应允证婚，结果在婚礼上一对新人挨了梁任公的好一通训斥。

    1936年1月1日，新年元旦。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特别记了一笔：“四点，到承华园，为千家驹、杨黎音证婚。”[979]

    千家驹在北大经济系读书时是学生会的一个头儿，著名的“捣乱分子”，在社会研究所工作时主张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胡适在政治立场上和千家驹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对立，但他不仅在工作上给了千家驹很大帮助，而且在千家驹和杨黎音女士结婚时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来来来，签个名——”

    胡适在婚礼上，先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让千家驹和杨黎音签名，——继赵元任与杨步伟等在“鸳鸯谱”上签名后，现在又轮到年轻后生千家驹了。“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我们夫妇签名在上面，据说最早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千家驹在《论胡适》中这么说。

    因为新娘出于杨门，胡适十分风趣地说：

    “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几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婚礼气氛顿时热闹起来。[980]

    这一年7月7日胡适在金鱼胡同福寿堂为人证婚，他在致辞中说：“方才我看到礼堂里，有一副贺联，‘七月七日福寿堂，夫妻同心结鸳鸯。’这好像贺诗，我现在把它改为：‘七月七日鸳鸯谱，一夫一妻福寿堂。’作为我的祝词好了。”[981]不过这只是一个传闻，因为这一天胡适离开北平南下，动身前未必有时间去替别人续写鸳鸯谱。然而，尽管传闻不一定属实，但也证明了胡适确实经常为别人证婚做好事。

    看相，扶乩

    1924年1月21日胡适同几个朋友在宝华楼吃饭。其中有一位叫卢毅安的给他看相，先问年龄，后作推断，有的说中了，有的却很不灵。一不灵：父死而母在。二不灵：说胡适记性好。三不灵：少时很顺适。四不灵：说胡适干政治、做过生意。五不灵：十五六岁时遭大变故。六不灵：说胡适性急。七不灵：胡适肠胃不好。其中，因为胡适已经如实告诉看相的先生自己今年三十二岁，这个年龄父母俱在的不多，故卢毅安有“父死而母在”之说，其实胡适的父母均已先后去世；胡适在席上闲谈时讲过上海、汉口开徽馆是由他们胡家创始的，故卢毅安又有“做过生意”的判断。胡适幼时丧父，母年轻守寡拉扯他很不容易，根本谈不上“少时很顺适”。胡适从未实际干过政治，所谓“干政治”也属于妄加推测。

    看相的有几点说的大致不差：胡二十岁有一转机（考取庚款官费留美），二十五六岁名誉更大（《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记性虽好，而用创作力时居多；聪明；二十六七岁须穿孝（母亲去世）。另外，他推测胡适的将来说：卅四岁生活有大变，卅四五岁须远行，前程风波很多，享寿约七十岁。最后一条也与胡适相近：1962年逝世，享年七十二岁。[982]

    1925年9月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邀请前去讲演。到达武昌的第一夜，陈仲杰便夸耀说这里有一个乩坛很是灵验，胡适遂在周鲠生、王世杰（雪艇）两人陪同下前去观看。正值济颠和尚临坛，要胡适问一件事以证其乩。胡适心里默默问了一事，乩说：

    “默不行，练手不熟。”

    胡适干脆明说了：“要到上江看一个朋友，下江看一个朋友，都见得着吗？”

    乩上乱书：“停两句钟，吾神有要事。”

    这明摆着是乩不出个所以然嘛！胡适和周鲠生、王世杰都大笑了起来。和尚见事不妙，过一会儿叫了一个姓余的鬼秀才来，讲了许多迂陋的话。他们怂恿胡适再问，胡适再次依样画葫芦地询问，乩上写了两首歪诗作答，上江一首，下江一首，中间夹了全不相干的地名，都让人猜不着。济颠和尚又要问胡适的名姓，乩上写道：“秀才最怕考，此君未通名，何能做诗嵌姓名？”这样浅显的作伪，胡适觉得十分可笑，同时又感慨：“居然有人相信，相信的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岂不可怪！”[983]

    “物质文明的真美术”

    西园建在汉口，园中有纤巧的土山小池，有几十间可作赌博或挟妓之用的小房间。胡适曾去游玩过，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

    第二天他去参观汉口自来水厂，看到有几十个大滤水池与积水池，把汉江的水引进来后，经过几道滤净，到了积水池已变成了全市的饮水源头了。胡适对这造福于民的伟大建筑及其功用极为赞美，不仅称赞它们的壮丽，而且站在近世文明的高度评价道：

    “这是真美！这是近世文明的真美术！拿水厂比西园，这是大雅，那是俗气，真没有比例了！”[984]

    那时武昌尚无自来水，当地居民每天从长江边上挑水，回来用明矾澄清后煮用。长江一带的城市，如南京、芜湖、安庆都是如此。想到楚尾吴头三千里，只有上海与汉口两处有自来水，胡适真不禁有些汗颜，尤其是在同外国相比较的时候。

    俄国人经营大连时，苦无水源，乃于旅顺与大连之间的山中，不惜花费巨资修建工程浩大的水源。日本人后来继续经营，水源建筑更加壮丽，成为旅大的一处名胜。1924年胡适去旅顺游览时，专门绕道去那里参观过。

    不论是汉口的自来水厂，还是旅大的水源工程，胡适都认为“此等处皆可效法”，同时又说“可惜我没有惠特曼的伟大的诗才，不能歌颂这种物质文明的真美术”。[985]五四时期倡导科学与民主，对于近代工业物质文明的歌颂成为新兴诗人的一大主题，如郭沫若就把从轮船烟囱冒出的浓烟比喻为“黑色的牡丹”。不过胡适“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他对于西洋近代物质文明的歌颂更多的见诸于文章。

    “若归官办……”

    1932年12月初的一天，胡适由湖南省建设厅的柳科长陪同，参观了宝华公司。公司创办人萧君向他们介绍说，宝华公司原来是用长沙附近的硅石生产玻璃的，很有成绩，近年开始用醴陵的磁土，兼做磁器。最初开办时只有五千三百元资本，迄今十二年，每年可做二十万元的生意。其中玻璃杯一项，每年出百万只，已经可以抵制外国货了。灯罩年销也达到了一百万只。所做电灯附件，如玻璃灯罩、灯台之类，都有好成绩，可以替代洋货。

    胡适一边听萧君介绍，一边仔细参观了全厂。产品质量如何是他特别关注的：宝华的玻璃杯可以泡热茶，做化学试验的玻璃器皿也很可用。出的磁器还是很粗的，但胡适见到的一两种仿古料瓶（玻璃）让人觉得惊奇，两三种仿古瓷瓶的颜色也都不坏，稍嫌不匀，继续试验一定可以得到改进。

    工厂各部分都简陋得很，所搭的席棚多有不能避风的。有墙壁的房宇也很简陋。萧君一家人用全力经营，公司各场所生产环环相扣，有条有理，而且处处精打细算，从不浪费一分钱。全厂机器用30匹马力，每日耗煤只有一百五六十斤。

    胡适对陪同参观的柳科长说：“五千三百元的开办费，若归官办，还不够一位总办的全年薪俸哩！”

    柳科长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胡适的结论是：“政府只可与民休息，除害而已，安民而已，民人自能发展各种事业。今日所谓‘建设’，大半皆是害民之政。”[986]

    “狎邪为大恶”

    早年胡适和高一涵在北大执教时，两家住在一起。高一涵将一名妓女接来同居。绩溪老乡章洛声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正在上海的胡适，胡适听说后便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叮嘱她要善待这个女人。1923年5月30日胡适的日记中对此有颇为详细记载：

    “昨日洛声信上说，一涵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洛声的口气似不以为然。故我今日写信与冬秀，请他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他善待此女。‘他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一涵住在我家的一院，我怕冬秀不肯招呼他们，故作此信。”[987]

    胡适又给高一涵写信，敦劝他新娶之后，要检点自家的行为，“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988]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因为“细行不检”而落下遭人非议的话柄，被迫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胡适不愿意看到高一涵重蹈覆辙。

    1925年9月、10月间，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邀请胡适去武汉讲学，胡适专门写有《南行杂记》，说：“此次在武汉见着许多新知旧友，十分高兴。旧友中如郁达夫、杨金甫，兴致都不下于我，都是最可爱的……”[989]胡适还特别记述了他们一起逛窑子的情景：

    “有一天夜里，小朋、达夫和我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站着一把笤帚，房中间添了一张小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有一天，孤帆得了夫人的同意，邀我们去逛窑子，到了两家，较上次去的清洁多了。在一家的席上，有一个妓女是席上的人荐给金甫的；席散后，金甫去她房里一坐，她便哭了，诉说此间生活不是人过的，要他救她出去。此中大有悲剧，固是意中的事。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那夜回寓，与达夫、金甫谈，我说，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more capable of real romance（更擅长于真正的浪漫风情），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990]

    胡适和郁达夫都有逛窑子的经历。郁达夫在这方面尤甚，他曾经这样自责又自我原谅道：“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991]比较起来，胡适对“狎邪（嫖）”的批判更为深刻，也更为猛烈，他说：

    “吾国人士从不知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作记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妓院女闾，遂成宴客之场，议政之所。夫知此为大恶，夫犯此为大耻，则他日终有绝迹之一日也；若上下争为之，而毫不以为恶，不以为耻，则真不可为矣。何也？以此种种道德之观念已斫丧净尽，羞恶之心无由发生故也。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992]

    “有意栽花，当然要发”

    吴健雄1923年考入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其间胡适与杜威曾一道应邀来学校讲学，胡适讲演的题目是“摩登妇女”，内容为妇女应该如何在思想上走出旧的传统。喜爱看书的吴健雄已在《新青年》等杂志上读过胡适的文章，校长杨诲玉知道她对胡适非常仰慕，便让她来做现场记录。胡适的演讲令吴健雄眼界大开，“思绪潮湃，激动不已”，她像着了迷似的次日又追随到东吴大学再次聆听。吴健雄自己认为：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就是胡适先生。不过，胡适当年演讲的时候已是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吴健雄作为一名女中学生，大概还没有机会走近他的身边。

    1927年吴健雄以最佳成绩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获准保送升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按当时规定，凡保送上大学的师范学生需要先在小学教书，服务一年，于是她进入上海私立中国公学，一面继续学习，一面在低年级（也称为“华童公学”）任教。胡适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吴健雄入中公求学与服务正值胡适任校长期间，这样，她就有幸再次与素怀敬仰的胡适先生近距离接触，成为胡适名副其实的学生。

    胡适还兼任文理学院院长，每周讲课两小时，讲授中国思想与文化史。在“清朝三百年思想史”课程讲完之后进行了一次考试，胡适改完卷子兴奋地对马君武、杨鸿烈两位先生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阐述得这么透彻，我打了一个一百分。”

    马君武、杨鸿烈两位先生也说班上有个学生总得一百分。他们三人分别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了下来，拿出来一对，居然都是“吴健雄”！

    吴健雄尽管文史基础扎实，但她并不打算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是立志要打破“女生不能上理工科”的世俗偏见。所以，1930年她入中央大学攻读的是数学专业，后又被伦琴、贝克勒尔、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深深吸引，在第二学年申请转到了物理学系。1934年吴健雄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大的学业，不久即赴美继续深造。功夫不负有心人，1957年吴健雄通过物理试验，证明了另两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成为一名站在“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

    如果是胡适打分，他肯定要再次给吴健雄打一百分！——科学的一百分，人生的一百分，一个完美女性的一百分……

    这时距离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那次演讲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胡适和吴健雄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1943年2月吴健雄写信对胡适说：“你的讲演最动人，最有力量。……我听到了你那次在苏州女中的演讲，受到的影响很深。后来的升学和出洋，都是从那一点出发的。虽然我是一个毫无成就的人，至少你给我的鼓励，使我满足我自己的求知欲，得到人生的真正快乐。”[993]

    1943年5月10日胡适给吴健雄回信说：“那年我在苏州讲演之后，叶圣陶（那时在苏州一中作教员）曾写一篇小说，说一班教员听我演讲，当时的大兴奋，过后的讨论，讨论后的无结果的悲哀。……我并不因此悲观。我曾说，‘无心插柳，尚可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即使绝大多数都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百分快慰了。”[994]

    一张传单

    1926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在欧洲滞留至年底。其间他和傅斯年多次见面畅谈，傅斯年对胡适撰写政论和考证古典名著这两件事甚表赞许，使胡适感到很是高兴。他在一封信中对傅斯年说：“相别几年，各自寻觅途径，结果却很接近，如古话所谓‘条条路可以到罗马’，又可以因互相印证而知道各人所得的得或失。”[995]傅斯年留学欧洲在文化观念上的体会之一是：“一学得其野蛮，其文明自来。”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入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996]胡适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与傅斯年见解相同，但没有傅斯年说得那么痛快，所以他对傅斯年提倡的“野蛮主义”尤表佩服。

    胡适曾转赴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史料，在巴黎住了一个半月。巴黎有一家中国餐馆“万花楼”，主人张楠请胡适吃过饭，他是国民党员，很有爱国心，对驻欧各公使颇为瞧不起，但胡适一点儿也不怪他。

    有一天晚上，胡适同傅斯年等人约在“万花楼”吃饭，胡适因临时有事，到得迟了些。他在门口碰着“万花楼”老板张楠，张楠低声对胡适说：

    “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

    胡适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

    他走上楼去，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虚席以待，候他吃饭。胡适留心四下观望，竟没有发现一张传单，也就索性不提此事，那毕竟是有些“煞风景”、“倒胃口”的哩！

    吃完了晚饭，几个人又走进街对面路角上的一个咖啡摊坐下闲谈。傅斯年这时才告诉胡适说他们怕他生气，把传单全收起来了。胡适说决不生气，他们便将几张传单一齐交给了胡适。胡适展开一张来仔细看了看，传单上开首写着：“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接着就列举了胡适的若干罪状，说：“前年曹、段交代时的大卖国计划善后会议中，我们的胡适博士竟被段氏荣邀而列席了！不久，清廷被查后，又发现了适之先生不少的复辟嫌疑。……此次胡氏来欧，假名办理退还英国庚子赔款事，实衔了孙传芳的命令，来与英国、法国等帝国政府协商勾结阴谋。并且到处肆口狂言，为孙传芳虚张声势。……这位向来被称为学者和青年的指导者的胡适博士，竟甘心当孙氏之走狗！胡氏的人格行为真可谓卑鄙已极了。”落款是“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

    胡适将这张攻击、谩骂他的传单收在了口袋里，一直保存着。[997]

    40∶1.45

    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1926年10月25日召开第一次秋季大会，胡适应邀出席并做讲演。开幕式由院长海斯·帕萨兰特（Hers Passarant）致开幕词，法兰克福市市长朗曼（Langmann）致欢迎词。当晚并由朗曼市长设宴招待会员和来宾。[998]

    胡适讲演的题目是“中国的小说”。他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学者，讲演稿准备得十分充分：“此次写此题，虽费了不少工夫，然自己得益不少。前几年我以为中国小说是受了印度文学（影响）然后产生的。此次细读材料，始知此说不能完全成立。我在九年前作《短篇小说》一文，其中的议论也不很对。”

    “是夜，我写讲演稿到天明六点。”[999]

    几天来他总共花了足足四十个钟头的工夫做准备，写讲稿，却只讲演了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也就是40∶1.45。若单单为了300马克报酬而来，这是很不值得的，300马克仅够此次旅行的费用。

    胡适是用英语做讲演的，因为听众多为德国人，他不知道能有几个听得懂，所以在讲演中有意插进了三个笑话，作为试验。三个笑话居然都引起了笑声，说明他们能听懂他的英文讲演，于是胡适放心地讲下去，直到讲完。[1000]

    无论讲演还是授课，胡适准备的时间都要比讲的时间多上好多好多倍。

    最满意的生日庆祝仪式

    胡适三十五岁生日是在伦敦度过的，那天他在大英博物馆校读《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是用三种伦敦本校读巴黎影印本。然后又抄《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七种卷子。大英博物馆光线很差，电灯又不明，对校书抄书的人来说最伤目力，胡适眼睛酸胀，仍校读了整整一天。

    晚上应邀到一位老画师家里吃饭。回寓时在汽车上独坐了三刻钟，不知怎的竟百感交集起来，颇悔以往虚度了许多年月，不曾做点实在工夫。“自从去年九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胡适心里默默想道。“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老残游记》一序，《儿女英雄传》一序，《海上花列传》一序，《西洋近代文化》一书，如此而已！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

    想到这里，胡适忽然叹了一口气：“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

    转念一想，他又安慰自己道：“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大英博物馆里校读敦煌的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1001]

    啊，原来他是这样过生日的：把校书读书当作了最满意的庆祝仪式！

    而校书又是最难的事。第一要得最古本，愈古则脱误愈少，古本不可得，则须多求本子，排比对看，可得一最近“母本”的本子。今天他在大英博物馆校读《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时，“往往于劣本中得好解。劣本往往出于不通文字的人；因为他不通文义，故其错误处易见，而其不错误处最可宝贵。”[1002]这也就是胡适尽管眼睛酸胀，仍乐此不疲的缘故了。

    胡适的三十五岁生日过得很有意义，很有收获，他自己感到很满意，特意记在了日记里。

    一副猛烈的泻药

    胡适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位叫沈润身的湖南籍学生来找他。胡适对这个人有些了解，知道他来自湘潭乡间，人很聪明，甚至可以说颇有天才，自己能从极贫困的环境里跳出来，跑到省会长沙去求学。正因为他的能干，所以也颇有些自负，总觉得自己高出于流辈之上。他读了一些生物学的书，尤其是读了海克尔（Haeckel）的书，便想写一部《系统进化哲学》，以完成海克尔未竟之事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沈润身的抱负之大。

    他后来到了北京，得到蒋百里、梁启超、熊秉三一班人的很多夸奖，大家想办法让他官费出国留学。就这样沈润身来到了英国，专治数理，已有一年时间。

    驻法使馆的林小松先生让沈润身来向胡适求教。沈润身见了胡适后，第一句话就说：

    “我生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梁任公，另一个便是胡先生。”

    胡适见他确实很聪明，只是骄气太甚，仅有半瓶子醋还直晃荡，这是年轻人常犯的毛病。因为怕他将来不能有所成就，便劝他一要虚心，二要实学。胡适同他谈了两三个钟头，连午饭也没顾上吃。

    晚上胡适翻开沈润身写的《系统进化哲学》来看，结果大失所望。他的书自名为“著”，其实全是东抄西袭；自名为“系统”，其实全不成系统，全是杂凑。他不知海克尔（Haeckel）不同于博格森（Bergson），玄学不同于科学，它们之间均不可强合，而沈润身反欲将其拉拢为一堆，所以一无是处。这本书除转述别人的言论之外，凡作者即沈润身自己说的话，几乎全是瞎说！

    另外，从文字上说，沈润身用古文做文，连篇多有不通之句，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欺瞒熊秉老与梁任公，但逃不过胡适的眼睛。尤其可笑的是：他以“科学的哲学系统”自诩，却不知水的成分是什么气，竟说出了“正犹吾人不克分淡养之于水也”那样缺乏科学常识的话来！众所周知：水是氢氧化合物，化学式H2 O，而不是氮氧（沈润身写作“淡养”）化合物。[1003]

    过了两天，沈润身又来登胡适的门了。胡适严肃地指斥他道：“你要极力学虚心，千万不可自负。你应当把‘淡养之于水’这句话刻刻记在心头，要每一念及，便不寒而栗，不热而汗下，方才有救。”[1004]

    胡适这样严厉地批评一个青年人，完全是从好意出发的。他说：

    “沈润身君是少年聪明的人，先为乡间矮人所误，次为国内矮人所误，养成他的狂妄。然他去国以后，颇知悔悟，颇以早年所作为愧，出国后不敢示人，一年来又颇能刻苦读书，其人尚可救，故我用一副猛烈的泻药给他吃。”[1005]

    “千万请勿吝珠玉为盼”

    通晓巴利文和梵文的汤用彤，专治哲学史，精于考订，这两项都和胡适脾胃相投。胡适在北大主讲中国哲学史，开启了研究中古哲学的新路径，而汤用彤后来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两人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某些相近或相通之处，他们最早就是通过对禅学的研究引为同道的。

    1926年胡适赴欧期间，在伦敦和巴黎发现了有关神会的重要材料，从而填补了禅学史研究中的一大缺失。这自然也是汤用彤深感兴趣的，所以他将自己的一篇旧稿寄给了回国后暂居上海的胡适，并请胡适将禅学史副稿借其一观：

    “适之先生：前在《现代评论》增刊中见尊作《菩提达摩》，至为钦佩。兹寄上旧稿一段，系于前年冬日在津时所草就。其时手下书极少，所作误略至多，今亦不加修正。盖闻台端不久将发表禅宗史之全部，未见尊书，不能再妄下笔。先生大作如有副稿，能寄令先睹，则无任欣感。达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摩学说，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难断言也。”[1006]

    胡适回信肯定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略》中论禅宗一章“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先生谓传法伪史‘盖皆六祖以后禅宗各派相争之出产品’，此与鄙见完全相同”。又告诉汤用彤：“我在巴黎伦敦发现了一些禅宗争法统的史料，影印带回国，尚未及一一整理。先生若来上海，请来参观。”[1007]

    俗云“同行是冤家”。过去学者之间往往存在学术壁垒，将资料据为己有，秘而不宣。但胡适持相反的态度，把“同行是冤家”变为“同行是朋友”，把学术壁垒变为学术交流。

    胡适的《禅宗史》稿本尚未写定，大部分需要改作。但他在《论禅宗史的纲领》中详细回答了汤用彤的问题，指出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的禅宗派别，应以宗密《圆觉大疏钞》卷3之下及《禅源诸诠集都序》所述为最可信的史料。《大疏》分七家，“你所引的《北山录》作者神清即出于七家之一”[1008]——胡适这样告诉汤用彤说，两位学者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学术交流。

    胡适在回信中并向汤用彤表示：《禅宗史》稿本改定后，“当寄呈乞正”；“所以先写呈此纲领者，正欲得先生的指示教正耳。千万请勿吝珠玉为盼。”[1009]胡适在上海住了几年，于1931年初回到北大并担任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是他聘请来北大的，并给予了“研究教授”的优待：授课比一般教授少，薪津比一般教授高。两位学者在同一所学府里，相互切磋学问的机会就更多了。

    找书的快乐

    胡适说他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

    他也买了许多书。买书的原则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相关的书。

    而他所谓的“本行”，其实就是他的兴趣。

    众所周知，胡适学识渊博，涉猎的范围很广：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他曾经开玩笑说：“我今年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哪一门？”兴趣越多越广泛，就越是要收书了，有些书是别人送的，也有些书要自己花钱买。胡适1922年5月30日的日记中有他借钱买书的一段记载：

    “……连日书店讨债的人很多。学校四个半月不得钱了，节前本说有两个半月钱可发，昨日下午，蔡先生与周子廙都还说有一个月钱。今天竟分文无着。我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发完了。”[1010]

    尽管如此，胡适对买书仍乐此不疲。

    胡适收书的故事很多，仅举两例：

    1927年他访欧归来后接到一信，说有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抄本愿意出让，胡适误以为这抄本没有什么价值就未回信，错过了一次购得的机会。后来，收藏家刘铨福把抄本送至胡适入股的新月书店，由新月书店注销广告。新月书店将抄本共四册转交胡适，胡适阅后深信这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虽只残存16回，但对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有重要价值，遂出高价把它买了下来。失之交臂的宝贝终于落在了自己手中，让胡适“狂喜”不已。

    胡适倾力最多、费时最长、考证又最精密的当数《水经注》。他在卸任驻美大使后即在纽约全力以赴做此项工作，1946年回到国内，上海、北平的朋友们听说他要弄清《水经注》这个学术史上的冤案，纷纷主动送来了不同版本的《水经注》，或提供有关线索。“很短的时间，全上海所藏的《水经注》，我都看到了。到了北平，也是这样，于是各地的《水经注》都跑到我这里来了。”[1011]总计胡适收集到的各种版本的《水经注》近三十部，其中有不少珍本、善本。

    啊，这就是找书的快乐！

    至1949年离开北平时，胡适已经有100箱书，大约一两万册。

    胡适对他多年收集的图书非常珍爱。在兵临城下、仓皇南下之际，舍弃了未免太可惜，但要带走飞机又运不了。书是最沉的，多载几个人当然比运书更重要。反复考虑的结果，胡适从那一两万册书中挑选了那部只有16回的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作为纪念。“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化子。”[1012]胡适不无伤感地这么说。

    按照胡适的遗嘱，他留在北平的藏书与文件全部赠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今天的人们从胡适的这些藏书中，也许仍能体会到当年胡适收书的快乐，并从快乐中感染收书的乐趣。

    戏作《成仁周年纪念歌》

    读过鲁迅《呐喊·自序》的人，都知道那里面提到一个“金心异”，极力动员鲁迅写文章，说“几个人既然起来”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个“金心异”就是钱玄同，鲁迅正是在他的动员下写了《狂人日记》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声春雷。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钱玄同是一位相当激进的人物。

    胡适和钱玄同既是北大卯字号的同事，也是《新青年》杂志的同人。钱玄同曾讲过“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这样极端的话，他自己在四十一岁生日时要做“成仁纪念”。1927年8月，在钱玄同四十一岁生日之前，胡适写了一首打油诗《成仁周年纪念歌》寄给他：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还没有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去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1013]

    这当然带有开玩笑的意思，不过也把钱玄同的个性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1934年1月17日钱玄同因脑溢血去世，胡适回想他们多年的友谊，忍不住哀思，又抄录了这首诗，藉以表达对亡友的纪念。

    假文凭

    1929年胡适在北平时，有一个本家亲戚来找他商量，要叫胡适的侄儿去报考清华大学。胡适感到有些诧异，就问这位亲戚道：“他今年刚从初中毕业，怎能考清华？”

    “可以。”亲戚不慌不忙地说，“他有文凭。”

    胡适心想这一定是假文凭了。由于前些年教育部废止了“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章程，有一些青年人不得不用假文凭冒充高中毕业生，上海私立大学就查出了假的中学毕业文凭，北京甚至出现了专门制造假文凭的场所。自己的侄儿也要用假文凭报考，这让作为教育家的胡适更感到诧异了，他忍不住带着些微怒的口气说：

    “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

    亲戚说：“是文凭，而且是教育局盖了印的。”

    胡适纳闷地问：“哪里来的？”

    亲戚解释道：“一个朋友做中学校长，今年办毕业，多报了十来个名字，领了文凭来分送给朋友，我也托他给贤侄办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1014]

    啊啊，原来是这样！看来学校也并非全是干干净净的清水衙门、圣洁之地。

    经仔细检验，这张高中毕业文凭果然是真的，无论拿到教育局还是签发文凭的学校去查问，都不会认为有假。这让胡适感慨万千，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在1934年12月2日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刊登，尖锐地指出：“假文凭是近年教育界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015]“今日许多青年做出假文凭的犯罪行为，政府的硬性制度应该负一大部分的责任，现在制度若不改革，若不许‘同等学力’的人受考试，那就是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假文凭是不会减少的。”[1016]

    胡适以身作则，没有允许自己的侄儿用假文凭报考清华大学。

    不宜用不可靠的传说材料

    1928年4月22日《京报》副刊《饮虹周刊》载有小说《燃犀》一篇，作者署名“园丁”。胡适读后发现其中引用了他的若干诗句，才知道小说里的人物与自己和几个朋友有关：何识时即胡适之，凌近南即林琴南，来河清即蔡鹤庼（蔡元培）。五四时期，林琴南（林纾）作为封建复古派文人曾用影射的手法，大肆攻击、诽谤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蔡元培当时发表公开信对林纾表示不满。《燃犀》这篇小说即是以这一场“文言”与“白话”之争为背景展开的，但胡适指出了其中有许多史实是完全错误的：

    1.胡适结婚时其母尚未死，书中却说胡母已死。

    2.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他的思想，但不应当诬蔑他的人格。

    3.当蔡元培执长北大，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做教员。

    4.林琴南给蔡元培的长信并不是辞职的信，而是要求对陈独秀、胡适予以制止。

    5.作者引胡适《新婚杂诗》多有割裂讹误。

    鉴于以上种种，胡适给《京报社》编辑主任写去一信，严肃地指出：“本来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p），做的不好便成了造谣言的乱谈了。‘园丁’先生有志作文学，似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这种不可靠的传说材料。质之作者，以为如何？”[1017]

    “我不能‘痞’，也不想成功”

    胡适从欧美游历考察回国后，寓居上海，打算埋头著述。此时他的母校中国公学再起风潮，校长何鲁被迫辞职，校董会拟推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但学生们担心他们兼职太多，无暇顾及公学事务，专心办学。几经协商，校董会和全校师生公推校友胡适回母校担任校长，并由王云五、朱经农、但懋辛、丁彀音出面向胡适进行游说。在几位老同学老朋友的一再劝说与动员下，胡适只得勉为其难，暂且帮助母校度过眼前的困难局面。

    1928年4月30日胡适到校就职。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学校经费十分拮据，而且很难有解决的办法。手下几员大将，熊锦帆负责筹款，但懋辛任总务长，丁彀音任秘书，然而他们都不是很有手腕的财政家。中公处在各方面都很穷困的时期，究竟怎样才能渡过难关呢？

    “有胡适先生做校长就好办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胡适身上。

    胡适苦笑了一下，不禁想起了沈从文写的小说《旧梦》。他看过这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女人对男人说：“你放痞一点，你就成功了。”这真是一句十分精彩的话！痞子横行天下，秀才寸步难行，古往今来莫不如此。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中国。然而胡适却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太腼腆，不配应付这个民族里的人。我不能‘痞’，也不想成功。”[1018]痞子流传，绵延不绝。现如今痞子文学大行其道，影视明星娱记主持人一个赛一个痞，因痞而火，痞能发财，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怪象。倘若胡适尚在，他一定更难应付了。

    “我可没有那厚脸皮”

    在现代文学史上，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数胡适和鲁迅，而且理由十分充足：胡适率先倡导“文学革命”，某些人称誉他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鲁迅是中国革命文学的旗手，以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绩，尤其他的短篇小说更是世界文学上一个突兀的高峰。的确都有人提出过应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们，不过两人最终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斯文·赫定），是瑞典国家学会（即瑞典皇家学会）十八位会员中的一位。1927年他在上海时，曾通过刘半农，郑重地提出推举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人。刘半农请台静农给鲁迅先生写信，转告了这个意思。鲁迅委婉地回绝了，他在给台静农的回信中说：“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原因鲁迅自己也说得很明白：“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1019]

    还是这位钟爱中国文学的Sven Hedin（斯文·赫定）先生，1929年2月底的一天，同胡适、陈万里、杨宪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一起，乘火车从北平到上海。Sven Hedin（斯文·赫定）又当面向胡适提出，可以推举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1020]胡适在日记中这么写道，但是却不为Sven Hedin（斯文·赫定）的建议所动。他说：

    “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1021]

    徽州人的“国宝”

    1928年胡适住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一个比较僻静的寓所。有一天上午9点多钟，曾在北京高师听过他讲课的苏雪林和冯沅君前来登门看望，落座之后，仆人给胡适端上一杯咖啡调和的牛奶，还有一盘切开了的烤面饼。胡适对过去的两位女学生说：

    “这几天脚上肿痛，行动不大方便。今天起身迟了，所以到此刻才用早点。真有些抱歉。”

    “没关系的，先生请自便——”

    胡适又指了指那盘烤面饼，说：“我是徽州人，吃的也是徽州点心。请你们不要见笑，我愿意将这东西介绍给你们呢——”

    苏雪林和冯沅君洗耳恭听。

    胡适接着便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这烤面饼是面做的，馅子是香椿，萝卜干，不容易霉坏的材料。这是我们徽州人的‘国宝’，我们徽州人在商业上的成功，都要归功于这‘国宝’。”

    苏雪林和冯沅君听了不禁暗暗纳罕：这一片小小的面饼，竟和徽州人在商业上的伟大成功有密切的关系吗？

    胡适拈起一片面饼，细细解释道：“我们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出产微薄，不足供居民生活需要。一家若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把一个留在家里耕种田地，其余的孩子到了十三岁，便打发出门学生意。出门时不要带多少川资，只用几尺蓝老布做成一个袋，两端缝合，中间开一个口，每袋一端，装进五个这样的‘国宝’就算孩子长途的粮食了。好在这‘国宝’的馅子都是干材料，过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紧的，到宿店的时候，一点火，袋里掏出一个‘国宝’在火上烘烤一会，吃下去就算一顿饭，……”

    “啊！——”苏雪林和冯沅君听得津津有味。

    胡适继续说：“至于宿费，每夜只需大洋二十一文，由徽州走到杭州，二百文川资，绰有余裕。徽州人穷得不能聊生的时候，有句安慰自己的口号，说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徽州人因为有这样‘国宝’，所以能走遍天下，而无一点困难。徽州朝奉的脚迹遍国内，是不能不感谢这个‘国宝’的。”

    苏雪林向胡适问道：“江浙人也是很聪明能干的，何以让徽州人在他们商业上占了胜利呢？”

    胡适回答道：“江浙一带，土地腴沃，出产富饶，居民安土重迁，故富于保守性，而且因为生活过于丰裕的缘故，不免流于懒惰。徽州人非冒险进取，不足自存，故拼命的向外发展；向外发展，若没有特别优点，也不能得人欢迎的，于是对于商业上必需的美德，如勤俭，耐劳苦，守信实……不得不加意讲求。他们与江浙人两相比较之下，优劣自见，各店铺之乐用徽州人，就是这个道理。”[1022]

    胡适讲的“国宝”即“烤面饼”的故事，体现了徽州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揭示了徽商何以能走遍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考证“赛乳会”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有一篇江柳声做的《记伦敦妇女赛乳会》。开首写道：“伦敦妇女界近忽发起一赛乳会，争奇斗胜，旖旎风光，实开千古未闻之新纪元。其事曾见该国之妆饰周报。于蒙旅英留学之张克嘉君转译录之，以实《青光》。可为世界女子束乳者，作一当头棒也。”然后就“发原之起点”，“开会之盛况”，“会后之提议”，依次做了详细报道。其中“精彩”一段云：

    “……待彼一声号令，诸会员所披之纱，均不约而同齐去，全场美女出浴图之景色顿现。玉雪可爱，粉身并显，而奇峰特出之乳形顿异。有大有小，有扁有尖，有长圆而作下垂者，有扁圆而作紧裹者，离奇怪异，各式俱备。”[1023]

    胡适经常对报刊上的不实报道提出批评。他刚从英国访问回来，对伦敦妇女的情况有所了解，认为《记伦敦妇女赛乳会》这篇报道所述绝对不是事实，完全出于伪造。为此他给《青光》主笔写去一信，并要求发表。一贯热衷于考证的胡适，举了报道中几个十分可笑的例子：

    1.“铃声珰珰，琴声琤琮，曼丽福郎女郎……入场登主席席位矣。”记者不知道这摇铃开会是咱们自己的习惯，决不会在伦敦的一个大旅馆中出现的。

    2.“口号录下”:“打倒束乳主义”、“拥护英国赛乳会”、“赛乳会万岁”。唱口号闭会也是我们贵国的文明习惯，还不曾流行到半开化的英伦三岛。

    以上两条如果还有待商榷的话，那么胡适举出的第三条就颇有说服力了：3.第一名锦标为琼斯塔蔓伯爵夫人，以乳部45磅、周围30方寸当选。“这未免太滑稽了。主笔先生，请你想想，45磅牛肉有多大一堆？45磅的人肉堆在一个妇女的胸前，是个什么样子？况且两个乳部怎样用秤称、而知为45磅重？是否割下来过秤、再装上去？况且‘周围30方寸’是怎么量法？试假定一块人肉长5寸，阔6寸，面积为30方寸，请问，这小块人肉如何能有45磅重？”

    在提出了以上一连串让记者无法回答的质问后，胡适表明了自己严正的态度，说道：

    “这种胡说，不应该打倒吗？”[1024]

    胡适的这封信让《青光》主笔哑口无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既不复信，也不刊登胡适的信函。不过这也难不倒胡适，胡适后来把信转给《晶报》做材料了。

    重做小学生

    夏剑丞老先生写了两本新著：《古声通转例证》、《经传师读通假例证》。他一定要请胡适为之作序，加以批评。胡适老老实实地对他说：

    “我对古音韵学完全不慬，怎好批评呢？”

    夏剑丞不相信，对胡适说：“你太客气了。”

    胡适笑了：“我的毛病很多，但从不曾犯过客气的毛病。”

    夏剑丞还是不相信，他把两本新著放在胡适这里，每到星期日必来软磨硬泡，态度十分诚恳而又恭敬。胡适没有法子，只好答应了，他对老先生说：“我就重做一次小学生吧。”[1025]

    1928年底有一个月时间，胡适常常拿古音韵学做消遣，都是由夏剑丞老先生引起的。他从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的有关书籍下手，并参考珂罗倔伦（Karlgren）的著作，认真做一点古音学的研究。胡适学识渊博，触类旁通，他先写了一篇《入声考》，接着又写了长文《与夏剑丞书》。林语堂大体赞成胡适的观点，说戴东原《与段若膺论声韵》一书中有许多暗示同胡适相近，如主张以入声为“对转”三角关系的枢纽。但夏剑丞却不大信服胡适的入声说，认为胡适的主张“可解释汉以后的音，却不能解释汉以前的音”。夏剑丞根据广东之开拓在汉以后，“故用广东音只可证汉以后的古音”。[1026]

    胡适在1928年12月2日的日记中，有一段相关的记述：“下午去看夏剑丞先生，畅谈古音之学，他似乎不能十分了解我的观点。我们认为入声为最古，尽可不用辩论了。但他们终有点怀疑。段玉裁认入声为古，而他的‘第二部’便不能坚持，竟以为都是平声！剑丞先生受孔广森、严可均之毒太深，故更不容易改变他的根本迷信。”[1027]

    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胡适应学生们的要求，开了一门“文化史”的课程，每周讲一次，每次两小时。前来听讲的学生很多，所以都安排在礼堂进行，实际上就是胡适的学术演讲。吴剑雄、罗尔纲、吴晗等学生都聆听过胡适讲的“文化史”，而且从中受益匪浅。据胡适自己说：“此门其实是我不知道的，故我只好从头做小学生，用功学了去上课。”[1028]

    这就是胡适：学术大师而又做小学生，既对学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乘电梯遭拒

    在半殖民地的旧上海，黄埔公园门口竖有一块“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牌子，让国人既愤怒又感到羞耻。胡适也有一次类似的经历，不过不是在黄埔公园门口，而是在中国大厦的电梯间。

    胡适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因为一位外国朋友的事，到中国大厦去访问下榻在那里的C.弗里茨女士。走进电梯，告诉开电梯的人他要上的楼层，那人却不肯开，理由是：

    “管事的说过了，不许中国人上去。”

    胡适觉得奇怪了，中国大厦他来过多次，从未遇到过不让乘电梯的事情。他回到柜上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柜上的人让胡适出示名片，胡适当即掏出自己的名片递过去，柜上的人转身把名片送到经理那里，过了一会儿回来对胡适说：

    “请上去吧。”

    胡适返回电梯间，那个开电梯的人仍然不买账，拒不开梯。

    这下胡适可真是气极了！他是海归博士，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百分之百的“高等华人”，焉能受得了如此无理的对待？他重走到柜上，声明要见主管人。柜上的人见他态度强硬，便送他去乘电梯。胡适本不愿再上去了，打算到外边给C.弗里茨女士打个电话。转念一想，应该首先弄清楚中国大厦为何骤然改变了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这件事不是一怒而去所能解决的，所以他还是乘电梯上了楼。

    见了C.弗里茨女士后，胡适把刚才乘电梯遭拒的事情告诉了她，并请她代为查问一下。C.弗里茨女士听了也很惊讶，对胡适说：

    “主管人若不追究此事，许多客人一定会立即搬出去。”[1029]

    中国大厦的经理M.洛根第二天便致信胡适，就这件事做了解释并表示了道歉：

    “亲爱的先生：

    今天早晨，我听说了你昨晚访问弗里茨女士受到拦阻的不幸事件，对此我深表歉意。我确信，这是中国大厦一些职员过于热心所致。凑巧的是，昨天早晨，开电梯的人接到特别通知：要注意那些乘电梯的人，他们有的来拉客做生意，有的来骚扰旅客。我们这样做是想保护旅客，免受商人的骚扰。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职员没有认出你，不知道你是我们的贵宾。他们已经受到严厉的处罚。我诚挚地向你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

    我代表我们的职员，向你真诚道歉。由于我们的疏忽给你造成的麻烦，请你原谅。”[1030]

    胡适毕竟是“高等华人”，或者说又当了一次“高等华人”。

    “从不怨恨骂我的人”

    1930年杨杏佛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讲演，记录稿由《民国日报》刊载。其中有一段批评胡适说：“我们教育界的通病，就是犯了秀才做八股的老套头。……胡先生又觉得三民主义很好，于是预备做一部三民主义的哲学，急急乎要出版。那时正是十五年的秋天，我劝胡先生不要出版，免得人家骂他投机。到了本党将统一的当儿，胡先生又骂国民党不礼贤下士。他在《新月》上做了一篇文章，本来是恭维国民党，一会儿不高兴起来，就添上一段骂起国民党来了，上半篇里说‘知难行易’是如何的好，下半篇却提起‘知难行亦不易’的话来了。中国学者做文章，今日好上天，明日就骂到地。犯了秀才做八股文章的毛病，这实在是不对的。”[1031]

    讲演中所引“走江湖的博士”一句，本是陈独秀批评江亢虎的话，由于记录者误以为“江湖”指两姓，遂将江亢虎与胡适混为一谈，均列为杨杏佛批评的对象：江亢虎尝作“洪水猛兽”之言，“胡先生亦犯此毛病，不肯作第二人，故好立异”。杨杏佛写信给胡适详做解释，胡适回信说了一大篇很有名的话：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1032]

    这些话后来被许多人引用，以此说明胡适具有“宽容”的精神。

    “我如何能副这许多人的期望呢？”

    1930年10月17日协和医学校请胡适去讲演，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半。这是胡适离开北大南下上海三年多后，回到北平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备受世人注目。北平一家报纸早上就登出了胡适讲演的消息，并透露了讲演的题目是“哲学是什么”，地点在协和医学校大礼堂。

    晚七点胡适应陈百年等北大旧友之约到东兴楼吃饭，与协和医学校的朱友渔约定八点零五分派车来东兴楼接他。刚坐下来吃了几个菜，朱友渔便把电话打到东兴楼，对胡适说：

    “可不得了啦，今晚来了无数中国学生，都是看到报上的消息后跑来的，七点以前就把大礼堂坐满了。现在来的人仍络绎不绝，拥挤不堪，本校的人反而进不来了。胡先生，这种局面如何应付啊？”

    胡适想了一想，说：“告诉他们，今天的讲演是用英文的。”

    他以为这样大多数不懂英文的人就会主动退场了，大礼堂腾出座位来让懂得英文的师生听他讲演。朱友渔却不这样看，他对胡适说：

    “这话我已说过了，可他们说既来了就不走了，必要听胡先生对我们讲一次。”

    胡适看了看手表：正是晚七点半。离讲演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不想让那么多热心的听众失望，不愿扫他们的兴，拂他们的意，便对朱友渔说：

    “你送车来，我先用中文讲一次。”

    胡适匆匆吃了半碗饭，就坐车赶往协和医学校大礼堂。开到礼堂大门外他下了车，见来听讲的人确实很多，他勉强挤进门口，在朱友渔的引领下走上主席台。举目观瞧，只见偌大一个礼堂座无虚席，听众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就连四周空隙处都站满了人，礼堂内挤不下，有许多人只好在两旁的窗子外面站着。这个大礼堂有三百个座位，今晚来听胡适讲演的足足有上千人，由此可见胡适讲演有多么吸引人，热到了什么程度！

    为了满足听众们的需求，胡适先用中文演讲“哲学是什么”。听众虽然拥挤，却十分肃静，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聆听他的讲演，都把听胡适讲演视为一次绝大的精神享受，像在音乐殿堂里聆听顶级大师演奏乐章一样。

    胡适讲了三刻钟，宣告完毕。朱友渔站起来叫听众退场。[1033]

    其时门外仍拥挤不堪，听众无法退去，胡适见状叫他们从讲台上两边的门走，但前面人退去了，后面的人又挤了进来，礼堂仍是满满的。

    朱友渔和胡适商量怎么办，胡适只好在台上大声说道：

    “下面我要用英文讲演了，请不懂英文的人退让一下，我答应你们改日在北大再讲一次！”

    可是听众们仍是不动。胡适等了一会儿，看到几百上千双眼睛热切地望着他，只好用英文讲开了。全场仍然很肃静。胡适又讲了三刻钟，最后并用中文做了一个简单的提要，才在听众的鼓掌声中走下讲台。

    像“哲学是什么”这样的讲演题目，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会有多少人来听的，但胡适的讲演却受到了这么热烈的欢迎！这让他既感动又觉得责任的重大：“我是一个谦退的人，最怕虚声。虚声越大，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副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至于遭忌，还是小节，不很在我的心上。”[1034]

    “国家吃亏在缺少说实话的‘傻子’”

    1930年5月，有一天，一位白头发的老人来大羊宜宾胡同拜访胡适。不巧胡适不在，老人就留下一大包文稿，还写了一张条子给胡适。

    胡适回来后拿起纸条一看，才知道来访的是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小航，又名侃，生于1859年，比胡适年长32岁。这位老先生在报上看了梁漱溟和胡适辩论的文章，对胡适很是同情，所以特地登门看望，却不遇而归。这让胡适心里既感动又颇有些抱歉。

    王小航三十多年前就是一位革新志士，庚子乱后作为奉旨严拿的钦犯，他躲在天津创作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宣传新学。到了民国19年（即1930年），仍主张救国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胡适也是主张“教育救国”的，仔细拜读了老人留下的文稿，直感到王老先生在思想上竟是他的一个新同志。尤其是其中一篇《贤者之责》末段“朋友朋友，说真的吧！”让胡适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动。

    过了两天，胡适去王小航居所水东堂回访。两人倾心畅谈，老先生很沉痛地对胡适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这句话给胡适的刺激太深刻了，他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能从半空里掉下来？

    “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胡适说，“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的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

    在胡适看来，这位大声疾呼“朋友朋友，说真的吧”的王小航老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而一个人要能说老实话，说真话，必须要具备四条：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1035]

    “胡大哥的高轩”

    胡适30年代初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自家有了一辆二手的老式汽车：是徳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产的，所以说车“老”；胡适花了几百块钱从周诒春手里买了来，因此说它是“二手”。车盘高、车厢高、车门也高，发动时司机须用一把曲尺插进前面使劲摇晃才行，而开起来又好像头重脚轻，摇摇晃晃。徐志摩戏称它是“我们胡大哥的高轩”（古时候亦称车为“轩”）。

    那时在北大拥有私人座车的教授，胡适要算头一个。每逢下课时，胡适遇见同时下课的熟人，总是很客气地招呼：“喂，喂，搭我的车子——”

    梁实秋就搭过胡大哥的车子。他觉得这辆老掉牙的旧车早该进博物馆了，堂堂的北大文学院院长乘坐这样的车子，虽然表现出了胡适的俭德之风，但未免显得有点寒酸。不过，这辆旧车也不是一点儿优越性没有，它的好处——也许是唯一的好处——就是由于“三高”，大雨过后马路上虽然淹了水，仍能在水里自由自在地开过去。有一对美国朋友每年都要到北京来住几个月，他身材高大，坐别的小轿车上下不大方便，就特别欣赏胡适的这部“高轩”，自然也没有少坐过。[1036]

    以后胡适当了北大校长，学校给他配备了一辆新车。胡适家住在东厂胡同，北大在沙滩，他到学校去要经过东皇城根（现名东黄城根），那一带晴天尘土飞扬，下雨泥泞不堪。有一次梁实秋搭他的新车，正值雨后，路上有很多小水坑，胡适一再关照司机：“慢点开，前面有一个水坑。慢一点，慢一点，当心不要把水溅到人身上！”除胡适之外，梁实秋还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坐在汽车里面，而犹能这样的关心到路上的行人，不免深受感动。他说：“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成其为伟大，往往就在此等小事中表现出来。”[1037]

    “适之的礼拜”

    胡适是个大忙人，写作、教书、演讲……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但无论多么忙碌，他都要在星期日接待客人，这是他法定的会客时间，小脚太太江冬秀把星期天叫作“适之的礼拜”。胡适的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

    “今天是星期，我家中来客最多，终日会客。这是冬秀所谓‘做礼拜’也。”[1038]

    “今天来客甚少。我五年来，每星期日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冬秀戏称为‘胡适之做礼拜’！有时候一个早晨见二三十个客。……”[1039]

    据林语堂讲：“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1040]

    另据梁实秋讲：胡适“住在米粮库的那段期间，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这表示他不仅好客，而且于旧雨今雨之外还隐隐然要接纳一般后起之秀。”[1041]

    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住在上海的时候，也是星期日会客。有一次一位德国的学者来拜访胡适，夫人通报后，胡适便从楼梯上走下来接待。那位德国学者见到他，连忙说：

    “我不是来看你，我要看你的老太爷。”

    胡适笑道：“我就是胡适。”

    德国学者大为惊奇：“我早就读过先生的著作，总以为先生是一位老宿，原来你还是这么的年轻！”

    胡适笑了，江冬秀也很为自己的夫君“年轻”感到满意，以后常向朋友讲这件事。[1042]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胡适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工作分外忙碌。这时他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又患有心脏病，有时不得不住在医院里检查和治疗。即便这样，仍不断有客人来访。家人、秘书和医生觉得这会打扰胡适休息，从而影响他的健康，所以商量见客的时间应有所限制。胡适的长子祖望对父亲建议道：

    “恢复在北平时候的办法好吗？在北平时规定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从9点到12点为会客的时间……”

    一句话勾起了胡适心中浓浓的怀旧情绪，他打断儿子的话，转过脸来对胡颂平说：“我星期天早上见客，我的太太说：‘这是适之的礼拜’。”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高朋满座，你言我语，乐此不疲。“我想现在可以反其道而行，这样礼拜天可以完全的休息。”胡适想了一想，接着说，“不过，这也难；人家这么远道来看我，他们有的坐火车，有的坐公路局的车子，到了南港，还要坐三轮车，甚至步行到旧庄来看我，怎么好不见呢？”

    祖望说：“我们定有规则，人家再来，那不是我们的责任，而且别人也可以去挡驾。”

    胡适问：“人家怎么知道呢？”

    胡颂平说：“登《通告》不好，发个消息好些。昨天那个客人的胡扯，花费了先生的时间，实在太可惜了。”[1043]

    为了胡适的健康，胡颂平拟定了限制见客时间的办法，但却无法实行，因为胡适首先就不同意。胡适对他说：“人家远道来看我，你对客人说我不能接见的理由，要说多少话，要费多少时间，人家还是不高兴的回去；不如由我自己来接见。我可以很快的送客。你要知道，说一个‘不’字很困难，说一个‘是’字就很容易了。……和有些客人谈话，有时可以启发我的思想。”[1044]

    胡颂平只好遵命照办，但他私下也总会事先提醒客人，胡适院长身体有恙，请谈话不要太久，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但胡适却是从不冷待客人的，主要的事情谈完了，为了不让主客之间出现短暂的静默，他还会主动想出别的话题。“我早想告辞了，可是胡先生谈得很起劲，中途不能站起来。”[1045]延时的客人往往对胡颂平秘书这样解释说，脸上掩饰不往满足的神情。一位阿根廷大学的哲学教授规里斯（Quiles）由蒋慰堂陪着来向胡适请教“禅宗”的问题，胡适同他整整谈了一个钟头，使规里斯感到“如沐春风”，临走时说：“现在我对禅宗的整个概念全明白了。我在日本研究了三个月，还不如这一点钟的得益。”[1046]

    无怪乎客人都希望能同胡适博士多谈一会儿了，弄得胡颂平也无可奈何。

    “适之的礼拜”无论实行或取消，胡适的心总是对朋友开放着的，在他心里永远都是高朋满座。

    “我的朋友胡适之”

    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共同信仰和留学背景组成各自的小圈子，胡适、丁文江以及徐志摩等英美派文人就聚集在一起，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呼风唤雨，激扬文字，在社会上尤其在知识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曾一度如星月一般灿烂。

    先后成立和出版的“现代评论”社及《现代评论》杂志、“新月”社及《新月》杂志、“独立评论”社和《独立评论》杂志，是他们的主要阵地和喉舌。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这些“现代”的“独立”者们公认的精神领袖，是以英美派文人为主的“新月”圈的一面旗帜。用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的话来说：“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1047]

    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除了年纪稍长的丁文江外，大家都怀着尊敬与钦佩，亲切地称胡适为“胡大哥”。这个称谓反映出了胡适在朋友们心目中的地位：他是一个能给别人提供帮助与指导的人，也是一个宽厚平和待朋友如手足的人。林语堂每当见到胡适都会产生“仰之弥高”的感觉。

    因此之故，那时不少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中间有的人确是胡适的朋友，也有自称是胡适朋友其实与胡适并无交情甚至敌对的人。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幽默杂志《论语》。鉴于胡适的朋友太多了，“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究竟是不是胡适的“朋友”也难分真假，所以林语堂有一次在《论语》上非常幽默地宣布：

    “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大家哈哈一乐，照常开口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1048]

    轻松活泼的一面

    胡适大力提倡“整理国故”，20世纪20年代初曾将《宋人话本八种》加以新式标点后，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其中一种述说海陵王荒淫无道，因为涉及一些猥亵的描写，被巡捕房没收了。胡适很不服气，认为评话在中国小说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代重要典藏均有著录，而且文学作品涉及性的叙说也是寻常之事，中外皆然，不足为病。因而他去请教律师郑天锡，打算向巡捕房提出控告。郑先生对他说：“没收是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书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处以应得之罪，然后才能没收书刊，没收是附带的处分。不过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值得的。”[1049]胡适认同了律师的意见，也就没有抗辩。

    有一次几个朋友在胡适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图文并茂，是德文的色情书。大家争着看。胡适无所忌讳地说：

    “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大家听了都会心地一笑：这桩小事说明胡适“尽管是圣人，也有他的轻松活泼的一面”。[1050]而且，正如胡适所说，艺术贵在含蓄，如果那幅画上不是一只猫蹲着，而是赤身裸体的一对男女，让人“一览无遗”，也许就“不够趣味”了。

    “将杀人犯变作朋友”

    地质学家丁文江是胡适的挚友，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又是挚友，但傅斯年对丁文江曾一度抱仇视态度。1920年傅斯年在北大与胡适的帮助下赴英、德留学，几年之后胡适去欧洲访问时与傅斯年多次见面并畅谈，傅斯年对胡适说他回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丁文江，因为丁文江接受了江、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委派，就任淞沪商埠总办一职，这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了丁文江依附军阀的一大诟病。傅斯年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时担任游行总指挥，一向疾恶如仇，对北洋军阀尤为痛恨，从他口中说出要“杀丁文江”那样的话来也是性之使然，不足为怪。[1051]

    在胡适看来，丁文江是治世之能臣，在做淞沪商埠总办时，“一面整顿税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记会计制度”，[1052]仅仅不到一年就“建立起一个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式基础”。[1053]丁文江的治世业绩后来也得到了傅斯年的肯定，傅斯年称赞丁文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依公道”，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1054]两人歧见消弥，遂成为好友。

    1931年春夏之交，傅斯年在北平请胡适、丁文江等几个朋友到家中吃饭。席上“傅大炮”又议论起某某人的不是，胡适认为不公允，就对傅斯年说：

    “你这个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就在你旁边，你干嘛不杀他？”

    丁文江头一次听说傅斯年要杀他，大为惊愕，虬起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圆睁着一对青白眼，斜着头，从眼镜上面看着傅斯年——对于不喜欢的人丁文江总是这样看，这是他的习惯。傅斯年见其状怪异，心里直埋怨适之先生恶作剧。

    胡适全然不顾，他自有他化解矛盾的办法。话锋一转，继续说道：

    “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丁文江哈哈大笑了：“自豪，自豪！”

    “杀人犯”傅斯年一扫脸上的窘态，举杯邀诸位朋友：“干，干！”[1055]

    从“假博士”到“博士王”

    胡适1917年9月由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那时在学校里、社会上，在众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大家都尊称他“胡适博士”。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封面上也赫然印了一行字：“胡适博士著”。然而也有人对胡适的“博士”头衔提出质疑：胡适只是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考试，并未正式拿到博士文凭。一时间胡适是真博士还是假博士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胡适并没有怎么在意别人说自己是“假博士”，在美国的朱经农倒为他着急起来了，两次致信胡适要他赶紧把论文印出来，以杜绝谣言的扩散。

    原来美国大学有一项规定：参加博士论文考试的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提供论文副本100份。胡适因忙于回国，没有提供论文副本，所以手续不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记录上只是博士候选人，离正式的博士学位还差一大截。别人对他的“博士”头衔提出质疑不是毫无道理的，朱经农一再催促他把论文赶紧印出，也正是为朋友着想，“亡羊补牢，时犹未晚”。

    论学问，胡适比“真博士”还要大；论著作，胡适比“真博士”还要多；论名望，胡适比“真博士”还要高。但“假博士”云云总归不大好听。“假博士”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他的头上，也让胡适感到不大舒服。

    1927年胡适赴欧洲访问回国时，特地转道美国。这次他带了100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恩师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正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比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整整迟了十年之久。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59年7月9日胡适在美国檀香山接受了夏威夷大学人文学院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接受的第三十五个博士学位，也是最后一次。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英国、加拿大、香港；大学有三十四所，其中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牛津这些世界名牌大学。博士头衔之多，胡适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胡适”与“博士”分不开，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博士王”，或者说是“博士专业户”。

    曾有人戏称胡适是“收藏荣誉学位”的收藏家，胡适说：“这都是别人送我的，不算是我的收藏。”[1056]

    割盲肠

    1932年1月底或2月初，胡适肚子痛了好多天，在丁文江的一再催促下，住进了协和医院。经检查系盲肠溃疡，医院的楼斯教授给他做了手术，割去坏了的盲肠。然而拆线之后，伤口久久不能愈合，每天都需要抽脓。这当然不是办法。

    后来一位有经验的护士小姐，用热毛巾在创口上面熨烫，居然有些效果，胡适自我感觉一天一天渐渐好起来了，但创口仍没有完全愈合。

    “咦——”细心的护士小姐一天熨烫时，忽然发现创口里面有一条细细的纱。

    这条纱是从纱布上留下来的，说明手术后没有认真清理干净。

    原因找到之后，护士小姐把纱条取了出来，没过几天创口就愈合了。

    这是协和医院的一次手术事故。胡适是一位大名人，割盲肠竟住了整整四十五天医院，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甚至骂协和医院无能，枉自做中国医务界的老大、“领头羊”。

    然而，作为病人受害的胡适却始终缄默，从未抱怨过协和医院。

    到了晚年，胡适在台湾一次与秘书的闲谈中，才偶然讲起了这件事。他说：“我在协和医院里住了四十五天，外面已经有人在骂协和了。给我开刀的是楼斯教授，他是非常认真的。协和院长也天天来看我。我叫他们不要让楼斯教授知道。这条纱是无意留在创口之内，我怎么可以让外人知道久不收口的原因，我关照他们切莫宣布。现在医生动手术的时候，几把剪刀，几块纱布，都要点过的。手术之后，也要点过，只怕东西遗留腹内，比从前精密得多了。”[1057]

    从这个小例子可见胡适对人多么宽厚。

    辩诬白谤，抗议“攻讦”

    胡适有一首诗《我们三个朋友》，写的是他和任鸿隽（叔永）、陈衡哲三个人的友谊。

    他们是留美时期的学友。任鸿隽和陈衡哲1920年回国，在北京举行了新式结婚仪式，已在北大任教的胡适担任司仪（当时称“赞礼”），并戏作对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赠予这一对新婚夫妇。

    人间是非多，无风也起浪。陈衡哲和胡适的关系，后来却被好事之徒当做一件诽闻来炒作，1934年4月《十日谈》杂志第26期上，一个化名“象恭”的人撰文说：陈衡哲女士原是追求胡适的，胡适没有接受，这才把她介绍给了任鸿隽，这就是为何陈衡哲与任鸿隽婚后感情仍然平淡的原因。此文一出，社会为之轰动。陈衡哲任鸿隽夫妇斥责说这是有意的造谣和诽谤，任鸿隽写信给胡适指出“那篇原文意存诬毁”，除非有更明确的表示，“不能洗刷原来的诬辱”。

    明朝吕坤说过：“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胡适很欣赏这句话，并且运用在了学术研究与人际交往上。对于陈衡哲——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攻讦诬枉，胡适当然也十分生气，他写信质问《十日谈》编者，并逐条加以驳斥，要求编者与文章作者道歉。

    胡适在信中说：“陈女士与任叔永君做朋友，起于1916年的夏间；我最初知道陈女士的文字，都是间接从任君方面看见的。后来我做了《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因为向她征求文稿，才和她通信。以后1917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认识陈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绍的。今‘象恭’君文中说我因为拒绝了她结婚的要求，‘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我的朋友任叔永了’。这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诬词。”[1058]

    胡适强调：“……‘象恭’君此文中说我拒绝了‘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礼的诬蔑与侮辱，我不能不向贵社提出抗议，贵社对此文应该有负责的道歉。”[1059]

    《十日谈》编者只得在第39期杂志上刊出《胡适之来函》，向被攻讦诬枉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与胡适道歉。后来苏雪林还有其他一些人仍喋喋不休，根据陈衡哲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说男女主人公洛绮思和瓦德即影射陈衡哲与胡适，两人互相倾慕，却又没能结合在一起，只是“继续不断”地保持着“友谊”的关系。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恐怕有“考据癖”的胡大博士会让好事者“考据”一番了……

    提携罗尔纲

    1930年6月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后，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胡适对他的勤奋与好学印象颇佳，就自己出钱，留罗尔纲在家帮忙。胡适辞去中公校长后，这一年十一月底举家回到北平，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罗尔纲也随同从上海北上，来到了昔日的帝王之都。

    在胡适家里，罗尔纲的工作主要是：第一，辅导胡家两个公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学习，相当于家庭教师；第二，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集，校正和整理《聊斋全集》。后一项工作使得罗尔纲有机会浏览胡适的全部藏书，这对他从事学术研究大有帮助。

    罗尔纲在胡适家中前后共有五年之久，胡适夫妇对他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这样记述说：

    “……适之师和江冬秀师母待我的恩礼，爱护我、体恤我，把我当做他们的子侄一样看待我，尤其使我感激的，我在师家不过是个抄写人员，地位十分低微，而师家却常常是名流满座，在那种场合下，我这个既敏感又偏狭的人，不免会起自卑感，适之师却早为我顾到这点，每逢当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致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作客，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1060]

    自1932年至1933年，在这中间罗尔纲曾一度离开胡家，南归省亲，又因家事羁身，只好留在本县中学做教员，同时兼任贵县修志局特约编纂，负责太平天国史部分的编纂工作。然而他哪忘得了胡适家中春日般的温暖？何况他又有志于做研究，而做研究当然最好是在恩师的身边，耳濡目染，受益大焉！所以罗尔纲又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够“再允许跟随吾师三年。三年之后，才敢乞先生遇有机会时在北地代找一枝之栖”。[1061]

    胡适很快回信允其所请，并提出了几个条件。

    “尔纲弟：

    我看了你的长信我很高兴。我从前看了你做的小说，就知道你的为人。你那种‘谨慎敏勤’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你作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

    一、你不可再向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

    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我用了这些‘命令辞气’，请你莫怪。因为你太客气了，叫我一百分不安，所以我很诚恳的请求你接受我的条件。

    你这一年来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激，自不用我细说。我只能说，你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1062]

    以后罗尔纲如愿以偿，重又回到胡适家中工作。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这当然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1934年11月胡适推荐他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1936年8月改任助教，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是胡适的老朋友，罗尔纲由胡适推荐得以到这两个研究单位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美事。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

    罗尔纲在《史学》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看了以后写了几百字的长信给罗尔纲，严肃地指出：“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

    他在信中用一连串的问号，反驳管同、郭嵩焘等人关于“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的论断，提醒罗尔纲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随口乱道”，但“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

    胡适以史论史，逐一予以驳斥：“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吗？

    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绅之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贫士一旦中进士，则奸人滑吏纷纷来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士大夫’恬然视为故常，不以为怪。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在做了上述有力的驳斥后，胡适对自己的得意门生罗尔纲又提出忠告：“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胡适重申：“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1063]

    信中“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使人不禁联想到“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其实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诸人也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士大夫”。从古至今，迫害知识分子最厉害的人莫过于知识分子。

    帮助穷学生吴晗

    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时，校长胡适对这位来自农村的学生很是赏识。后胡适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吴晗也于1930年11月到北平，并于1931年暑期参加北大招生考试。当时北大和清华都有一项规定：凡转学必须先随同新生参加入学考试，成绩合格后再参加转学考试，也就是要过两个关口。吴晗考试国文得了100分，英文也得了100分，可是数学却得了个大鸭蛋——0分。北京大学没能考上，清华大学因其国文、英文成绩优异破格录取。这样，吴晗只好进清华历史系就读，并从此同清华大学结缘。

    吴晗报考北大落榜，让胡适感到很是遗憾，促使胡适对北大考试制度进行某些改革：自1932年起，转学生单考转学的课程，而且文、理科还应各有侧重。这项改革以后为邓广铭考入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吴晗进了清华，但胡适仍一如既往关心他，帮助他，指导他做学问。

    清华大学当时由翁文灏任代理校长，张子高任教务长。吴晗考进清华不久，1931年8月19日，胡适便给他们写了一封推荐信：

    “咏霓、子高两兄：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附上他的《胡应麟年谱》一册，或可觇他的学力。稿请便中仍赐还。匆匆奉求，即乞便中示复为感。”[1064]

    由于胡适推荐，经两位校领导首肯，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给了吴晗一个工读生的位子，半工半读，每天工作两小时，整理大内档案。吴晗将工作报酬用于读书求学，成绩很好。

    “一条应走的路”

    在做学问方面，胡适给吴晗指示了“一条应走的路”：专治明史，但不是要写一部新明史，而是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1065]

    胡适的这一番指示决定了吴晗今后一生所走的学术道路。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指示是带有方向性的，引导吴晗在纷繁杂乱的学术迷宫中找到自己的学术定位。

    不仅如此，胡适还手把手地给吴晗以具体的指导，教他怎样做学问：

    “一，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

    二，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你此时暂不必关心。此是另一专门之学。谢国桢君有此时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图书馆出版。（孟心史现在北大）

    三，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Monographs），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作’，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四，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五，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1066]

    读什么书，做什么笔记，写什么文章……诸如此类琐细的问题，胡适都“指示”得清清楚楚。恐怕没有像他这样细致入微的导师了，也没有像他这样对学生对晚辈关怀备至的导师了，须知吴晗并不是北大的学生，胡适纯粹是因为爱才惜才，所以才把吴晗当作了亲授弟子，不取分毫，纯粹是在尽义务。

    遵照胡适的指示，吴晗在大学期间专攻明史，写了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颇受当时史学界名流的青睐。

    “逢人满口说邓生”

    据邓广铭说，他在上高小时就从一位教员那里看到过《胡适文存》，知道了“胡适”的大名。以后到了北京，在入北大前旁听过胡适《中国哲学史》中古一段的讲课，给他的印象是条理井然，做了充分准备。上四年级时因为想写南宋思想家陈亮的传记，邓广铭又选了胡适开的选修课《传记文学习作》。胡适上课之前会有布告，课上讲的也多是较大的问题。邓广铭印象最深的是：胡适讲怎样收集材料时，告诉同学们要学会剪裁，他举美国做衣服的店铺为例，说剪裁师最要紧，一剪子下来就是多少套衣服。“你拿到了料子，就等于拿到了人物传记的资料，但你不会剪裁就不行。”这对邓广铭有很大的启发，以后他写《陈亮传》就采用了胡适老师教给他的方法。

    邓广铭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收集陈亮的资料，写了大约十二三万字，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胡适看后给他打了九十五分的高分，并加了“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的评语，尤其称赞其中写朱陈争辩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一时传为美谈，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胡适同时告诉邓广铭：陈亮和辛稼轩是很好的朋友，两人的交往应多花些笔墨，但你对辛稼轩反映的不够。尽管存在不足，但胡适还是很欣赏邓广铭的学术才能的，1936年邓广铭毕业后就把他留在了北大，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兼史学系助教。

    “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做学问应当受到鼓励，在三十岁以后做学问是本分。”这是胡适对邓广铭说的话，他鼓励邓广铭申请中基会的研究资助。1937年春中基会批准了邓广铭的申请，这中间胡适起了关键的作用。

    邓广铭为弥补《陈亮传》的不足，打算搞《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胡适最不喜欢做学问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自己一点创见也没有，他告诉邓广铭说：过去梁启超昆仲曾做过这件事，你现在要搞，得写篇文章表明你的本事超过了梁氏兄弟才行。邓广铭心里有底，他看过梁氏兄弟的书，知道梁启超的《辛稼轩年谱》是他逝世前在医院里写的，所参考的书籍不多，而且只写到1200年，辛稼轩最后8年根本没来得及写。邓广铭按照老师的建议，写了一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辩证》，发表在《国闻周报》上，胡适看了说写得很好。

    邓广铭全力以赴搞《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有一个姓郑的人同时也在搞，拿了七八本稿子请胡适帮忙出版，胡适因为去庐山开会，就请邓广铭帮着看一下。邓广铭看完之后得出结论：使用的都是梁启超等人的材料，没有作者自己创获的东西。后来胡适把这个意见转告了郑某，对郑某说现在搞辛稼轩的传记，好坏的标准就是看谁的材料多。郑某要求胡适把邓广铭的有关笔记拿给他看，胡适当场拒绝了，说：

    “你们都搞一个题目，我怎么能没得到他同意就拿给你看呢？”

    郑某又直接找邓广铭，劈头就说：“你不要做这个工作了！”其掠美之心暴露无遗。

    由于中基会对这个项目有一定数量的经费资助，如要改变项目承担人须得通过中基会，所以邓广铭去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态度很明确，对邓广铭说：

    “你照做，这个人甚陋，你开出了书名，他还不知道到哪儿去看。你做你的，我看他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胡适对邓广铭的研究工作给予了一贯的大力的支持。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亲近，八月十五中秋节胡适请邓广铭等几个年轻人到米粮库4号他的家里吃月饼，夫人江冬秀亲手做的馅，送到点心铺去做皮。[1067]

    “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

    1932年，在去南京的火车上，胡适和凌某坐在一个车厢里。胡适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凌某则在主办一家二三流的小刊物。毕竟都是文化界人士，免不了攀谈起来。胡适无意中看到了凌某随身带的刊物上有一篇文章，题为“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与中国工业化问题”。大致翻阅了一下，指着文章的署名问凌某：“千家驹是谁的笔名？”

    凌某答：“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

    胡适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呀？”

    凌某说：“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从大学毕业。”

    胡适有些惊讶了：“一个大学生有这般水平，实在了不起。我一定要找他谈一谈。”

    回到北京后，胡适就和他的得意门生吴晗谈起这件事。恰巧吴晗和千家驹两人是同乡同学又同年的莫逆之交，吴晗便介绍千家驹去拜访胡适。见面之后，千家驹告诉胡适他在北大经济系读四年级，即将毕业，又说他平时给二三流的刊物写点文章，骗点稿费。

    胡适是非常爱惜人才的，他问千家驹：“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

    千家驹有些为难地说：“我工作还没有着落呢！”

    那时流传着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十分困难。胡适主动介绍千家驹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这是一个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独立研究机构。胡适是中基会董事会的董事，陶孟和对他很是敬重，胡适推荐的人员他自然乐于接纳。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著名的“捣乱分子”，很有可能是CP（共产党）。陶孟和有些犹豫了，找到胡适商量这个人要还是不要。胡适的反共立场是尽人皆知的，不过在千家驹的事情上，胡适却不为政治成见所支配，他对陶孟和说：

    “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

    千家驹在社会调查所的工作经胡适这么一说，就铁板钉钉定下来了。后来胡适写文章、做讲演，还举吴晗和千家驹做例子，说明一个人只要有本领，大学毕业后决不会失业。

    1934年胡适又主动向蒋梦麟校长提出，聘请千家驹到北大经济系担任兼课讲师。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从本校毕业不过两年，资格太嫩，怕他讲课下不了台，又嫌千家驹思想左倾，在社会调查所动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不大想要。千家驹为此给胡适写信，逐条驳斥彼等“拒绝”之理由。在胡适的坚持下，赵乃搏终于让步，让千家驹当了经济系的兼任讲师，给四年级的学生讲中国经济问题。那些学生其实都是他的老同学。

    以后千家驹结婚时，胡适为其做证婚人。（参见“逸闻篇”之“鸳鸯谱”）

    千家驹深有感触地说：“以上经过说明胡先生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谓‘恕道’。”[1068]

    孤本秘籍示后学——借书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周汝昌以“插班生”资格重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但兴趣集中在了中国古典诗词及文学理论上。由于家兄祜昌的启示，他忽然发现了敦敏的《懋斋诗钞》——这是胡适早年力求而不获的珍稀秘籍，里面有六首咏及曹雪芹的重要诗篇。周汝昌据此写了一篇论文，对曹雪芹旧生卒提出新的考订。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新红学派创立人胡适的注意，约周汝昌到他住的东厂胡同一号面谈。周汝昌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在胡适这位大名人面前不免有点拘束，因此未能与胡适深谈。不过告辞临行时，胡适拿出一本《胡适论学近著》，叫周汝昌带回去看。

    要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做进一步求索，必须精心研读《红楼梦》，并对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勘查比较。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适提出借阅他珍藏的《甲戌本》。没过多久，从事古典小说研究的孙楷第到燕大四楼来找周汝昌，递给周汝昌一包书，用报纸裹着，上面浓红的朱笔写着周汝昌的姓名与住址。周汝昌打开看时，不禁喜出望外，原来竟是他朝思暮想、久欲一睹的《甲戌本》！更让他终生感念的是：胡适不仅将珍贵的孤本秘籍借给仅有一面之识的一位学生，而且借与之后始终未再询问过一字，更未提及“索还”……这种慷慨与信任，让周汝昌十分感动。他和四哥祜昌两人立下大志，要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恢复其本来面目。

    因为胡适珍藏的《甲戌本》纸已黄脆，令人不忍多加翻阅，而周氏兄弟又必须深细研读，遂决意“先斩后奏”，1948年暑假周祜昌整整忙了两个月，将借来的《甲戌本》录一副本。抄录完后函告胡适，说明如此擅专实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如不同意，即将原书与副本都还给先生。

    不久胡适的回信来了，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夸赞说：“你们这样做很对，副本就请留着运用，那部原书将来也是要捐献与公家的。”后来，胡适又借给周汝昌《戚序》大字本，系宣统三年与民国元年所印，上有名家所刻“胡适的书”一方“白话印”。周汝昌得到以上两部真本后，一力搜寻已迷踪多年的《庚辰本》，使当时仅有的三部真本汇齐。这为后人校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的《红楼梦》原著提供了可能。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周汝昌再次到东厂胡同，将胡适借给他的孤本秘籍奉还，不巧胡适不在家，由其大公子收下了。“借书”的故事至此结束。但胡适将自己珍藏的孤本秘籍无偿地借与学生，鼓励后进努力做学问，这同有的学者垄断资料，秘不示人，两相比较起来，胸怀大小与境界高低真不可同日而语。

    胡适逝世多年之后，周汝昌写了一首七律，称颂胡适的为人和自己对他的敬仰与怀念：

    平生一面旧城东，劫后私藏札六通。

    文运孰能开世纪？学人佥谓仰宗风。

    离离宿草春吹碧，浩浩新章晓破红。

    重见大师衣钵在，百端欣慨与君同。[1069]

    不可对学生说自己不相信的事理

    从一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最终成为一名国学大师，这就是毛子水走过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胡适无疑是他的引路人，像灯塔一样指示他前进的方向。

    1922年毛子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专治科学史，曾聆听过爱因斯坦的讲课，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抗战胜利后胡适执长北大，毛子水为北大教授。有一次毛子水在课堂上讲到宗教问题，他对学生们说：

    “我是不相信宗教的，但我相信宗教在现今世界上，如果能够去掉迷信的部分，对于人类文化的进步还有很大的帮助。”

    事后毛子水偶然向胡适校长谈起这次讲课，胡适很严厉地对他说：“自己不十分相信的事理，切不可对学生说！”[1070]

    胡适这句话给毛子水的印象之深，大概不亚于他听爱因斯坦的讲课。“不证不信”的原则胡适毕生贯彻始终，这一原则教育并感染了一代乃至几代学人，其中也包括了毛子水。他一直把胡适的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后来为胡适写传，毛子水就严格遵循了胡适倡导的“不证不信”的原则，因而他写的那本《胡适传》达到了“纪实传真的境界”[1071]，几乎就是一部胡适的信史，虽然比较简略，但却准确可靠。

    友朋儿戏，何可复得？

    由于起居无度，不知节劳，胡适得了糖尿病，做点儿事腰背疼痛，夜里两点后不能安眠，不得不向学校请了病假到南方养病。丁文江说他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适，硬逼着胡适搬家，并越俎代庖，替胡适定了一所房子。小脚太太江冬秀嫌每月80元房租太贵，丁文江就给房主说妥，每月向这位胡家主妇收70元房租，另外10元由他来垫付。这件事让胡适终生难忘，他十分感激丁文江暗中慷慨相助，说“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1072]

    胡适曾这样描述过丁文江：“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得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1073]

    丁文江生平最恨奢侈，但也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每年夏天都要找一个凉爽的胜地去避暑。这也是他“欧化最深”、“科学化最深”的生活方式之一。1924年夏天丁文江和史久元夫妇在北戴河租了房子，见胡适劳累过度，一再邀请胡适到北戴河去休养。胡适去玩了几个星期，丁文江和他常常赤着脚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也下水去洗海水浴或浮在水上谈天。两位朋友在海边度过了几个星期愉快的闲暇时光，“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1074]丁文江的这两句诗就是生动的写照。

    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亲如兄弟，胡适便根据丁文江的生活习惯，偶作打油诗对其进行调侃。比如丁文江最怕秃头，有一天帽子坏了，急得不得了，胡适就做了一首《丁先生“买帽”》：

    买到东来买到西，偏偏大小不相宜。

    先生只好回家去，晒坏头上一片皮！[1075]

    丁文江自称“赤脚大仙”，平日最喜赤脚，在家或在熟人家，他必脱袜。在北戴河休息时更是日夜赤脚，乐不可支。沙滩上见有狗矢，则戏指为仙人留下之仙丹，服之可登仙！为此胡适写了一首《恭颂“赤脚大仙”》：

    欲上先生号，“神仙未入流”。地行专赤脚，日下怕光头。

    吐纳哼哼响，灵丹处处丢。看他施法宝，嘴里雪茄抽。[1076]

    胡适回到北平后，还有一首答丁文江的和诗记这次北戴河之行：

    乱世偷闲非易事，良朋久聚更艰难。

    高谈低唱听涛坐，六七年来无此欢。

    无多余勇堪浮海，应有仙方可黑须。

    别后至今将七日，灵丹添得几丸无？[1077]

    丁文江1936年1月去世，胡适想起和他相处的那些快乐日子，不禁感叹道：“此种友朋儿戏，及今思之，何可复得！”[1078]

    “这里面有真情”

    1931年3月7日，在上海月宫旅社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交通部图书室男职员唐型和女职员白悲尘双双以死殉情，并留下一封遗书。一些报纸就此事做了详细报道。

    胡适和徐志摩从北平的报纸上看到了遗书，他们都认为这应该是一首诗，只不过没有分行。4月15日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刊登了出来，果然是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这世间的恋爱是这般的苦恼，

    我俩的身体同为此而焚烧。

    同情于我俩的朋友们，

    请不必为我俩悲伤。

    死是恋爱的先锋，

    悲苦才是恋爱的真谛。

    我俩含笑祝你们健康，

    让附上我俩的灵魂，敬与你们握别。

    胡适看后说：“近年的恋爱事件，只有这件事可算是像样的情死。他们的死是有重大的影响的。这种影响不会坏，因为这里面有真情。”[1079]

    “这种舒服是金钱买不来的”

    1932年5月胡适和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了“独立评论”社，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由各成员捐出每月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营运资金，成员撰稿不取稿酬。

    《独立评论》秉承自由主义立场，专门评论政治，内容涉及内政与外交的许多方面。当时最大的“内政”，是国共两党斗争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以及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最大的“外交”，是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局面下如何应对。胡适在《引言》中标榜：“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080]但事实上胡适的言论已经逐渐在向国民党执政当局靠拢，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与之适当拉开了一点距离。

    撇开《独立评论》的政治倾向及其主张姑且不谈，单就胡适主编刊物的态度而言，他对《独立评论》确实倾注了许多心血。胡适不止一次地说过：“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章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作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1081]

    类似的话还有：“冬秀甚怪我不应如此糟蹋身体，我对她说：‘我七天之中，把一天送给《独立评论》，不能说是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但心里总觉得这一天是我尽了一点公民义务的一天。所以我每到两三点钟上床时，心里总觉得很好过；若是哪一天做了一篇比较满意的文章，心里更快活了。'”[1082]

    据胡适说，他一个人编了五十多期《独立评论》，以周刊论，也就是五十多个星期。他总是写完了，编完了，才肯去睡，这时往往都到凌晨三四点钟了。“睡时直觉心安理得，怪舒服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天做的事是完全不为吃饭做的，是我尽自己的一点公民职务。这种舒服是金钱买不来的。”[1083]

    这种舒服，这种快活，胡适在写学术文章时也屡屡出现过。1934年他用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写了长达五万字的《说儒》，原意不过是要证明“儒”是殷商民族的教士，其衣服为殷衣冠，其礼为殷礼。他用这把“钥匙”打开无数的“古锁”，越写下去新意越多，故成绩之佳远远超出原意之外。胡适很得意地说：“我写《说儒》的两个月是很快活的时期。有时候从晚上九点直写到次日的早上三四点，有时候深夜得一新意，快活到一面写，一面独笑。依文字论，这篇有几段文字是我很用气力做的，读起来还不坏。”[1084]

    写文章快活，编刊物舒服。忙累并快活着，这就是胡适写作时的精神状态。

    大青山纪念碑

    1933年5月傅作义将军率部与进攻热河的日军浴血奋战，有三百六十七名健儿在怀柔壮烈牺牲。寻得的二百零三具遗骨埋葬在大青山下，并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供人们凭吊追祭。胡适应傅作义嘱托，特作纪念碑铭，由钱玄同手书，镌刻在公墓石碑上。末尾四句云：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1085]

    这是第一块用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刻的白话碑文，拓本流传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5年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染指华北，威胁北平、天津。国民党政府委派亲日派何应钦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举行谈判，签订了秘密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这还不够，国民党政府竟然颁布了《敦睦邻邦命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动，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1086]何应钦为了向日军示好，随即下达命令，一切抗日纪念物都要隐蔽。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纪念碑上，镌刻有胡适撰写的纪念碑文，也属必须“隐蔽”之列，傅作义只好将碑上的“抗日”二字改为“长城”，并在碑上加了一层沙石遮盖，另刻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1087]这当然是无奈之举。

    1935年6月5日，胡适随傅作义将军再次来到这里，见此情状不胜感慨道：“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领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1088]感慨之余，他另做了一首《大青山公墓碑》。诗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1089]

    胡适后来没有再去过大青山，但他永远怀念着那些抗日阵亡将士，将“第二碑”大大地写在了心里。

    第一次登长城

    1934年5月26日，胡适与丁文江、徐新六、竹壵生、杨珠山一同游长城。这是他第一次登长城。前年他曾坐飞机游览过长城与明十三陵，但只能从空中鸟瞰，并没有亲自登上长城。

    他们先乘火车到了青龙桥。正是游览的季节，许多人去八达岭，有的坐轿，有的步行。胡适等人走上八达岭时，天上落下了小雨点。他们在城墙上面一步一步往上登攀，胡适试着用脚步横走，量得城墙宽七步半，大约有两丈左右。几位都是学者教授，博古通今，想到清兵入关，日军长驱直入，禁不住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工程自是浩大了，但遇到重要时期，长城始终不曾有大得力处。”

    “真有点不解当日何以需用这样笨的防御工程？”

    下来时大风大雨。胡适他们顶着风往下面走，很是吃力。走到一处风更大了，胡适和徐新六、竹壵生只得坐下来。雨打在脸上觉得有点痛，细一看才知是冰雹！

    他们几个坐了一会儿，大风大雨未见稍缓。胡适出了一个主意，他和徐新六、竹壵生三个人，我扶着你，你扶着他，他扶着我，相扶着往下走，这样既不怕风，也滑不倒。

    就这样相扶着下到了山脚。竹壵生步行，丁文江骑驴，其余人乘轿，回到了青龙桥火车站。大家的衣服都被雨淋透了，上了车后，从乘务人员那里借来几条毯子，一人一条披在身上，藉以取暖。湿衣服则请乘务人员帮忙烘干。

    学者教授们在车上又说起了笑话：

    ——“这次游长城，幸好没带女眷来。”

    ——“要不然就更糟糕了！”[1090]

    “卖膏药”

    胡适爱讲演，善讲演，常常做讲演，老朋友罗文干取笑他在“卖膏药”，胡适不知道“卖膏药”是什么意思。

    1935年元旦那天胡适从上海乘船去香港，1月5日接受香港大学授予他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在香港逗留的五天中，胡适一共应邀讲演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也就是说天天都有讲演。香港和内地的一些报纸，对胡适的这次香港之行做了详尽的报道。

    1月8日晚上胡适从香港乘“泰山”号轮船赴广州，因为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也要请胡适去讲演。

    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新获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像他这样的大名人乘坐的自然是头等舱位。轮船舱位分几等，最普通、最低廉的是所谓“散舱”，无固定铺位，乘客只能随便占据一个位置，如果有空地的话。

    胡适从头等舱里望见一个女人在散舱站着演说。出于好奇，他走过去看热闹。——不错，“热闹”这个词儿没用错：那女人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讲得正热闹着呢！

    可惜胡适一句也听不懂。因为她说的是广东话，现在有些人称它为“鸟语”。

    尽管听不懂，但胡适还是很欣赏这个女人演讲的口才，“很像是一位有经验的演说大家”。

    自古惺惺惜惺惺，演说大家胡适遇着了另一位像是演说大家的女人。

    胡适很想知道这个女人的究竟，就向人询问：“她是做什么的？”

    得到的回答是：“卖膏药的，说的都是她手里的膏药多么有神效……”

    “啊啊！”胡适忍不住暗笑了，因为他弄懂了为什么罗文干会取笑他在“卖膏药”。而且，明天到了广州他还要去“卖膏药”：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正等着他去讲演……

    然而这次到广州胡适没有“卖”成“膏药”，原因是他在香港“卖膏药”时说过：“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由于记录者有误，后一句成了“香港最高级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并在报纸上发表了。[1091]那些主张“尊孔读经”的地方当权者抓住不放，无端指责胡适“认人作父”，“实失学者态度”，广东中山大学并临时决定“停止其在本校演讲”。既然如此，胡适索性把岭南大学等处的演讲一并取消了，他在广州痛痛快快玩了几天，黄花岗、观音山、鱼港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都游遍了。[1092]在这些景点，不“卖膏药”的胡适一定会遇到一些“卖膏药”的人，如像船上的那个“很像有经验的演说大家”一样……

    尊孔读经？

    广州。粤军总司令部。一介武夫和一位文士就“尊孔读经”进行激烈的争论。

    时间：1935年1月9日上午。

    辩论的双方：号称“南天王”的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北大文学院院长、学者胡适。

    陈济棠一开头便用广东官话，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云长）、岳（飞）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

    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具体地说就是“三年计划”，包括已建未建的二十个工厂；第二是做人，这是他要讲的重点。

    “这生产、做人两大股嘛——”陈济棠提高了声调说，“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

    胡适静静地听着，——“南天王”的广东官话他差不多全能听得懂。待陈济棠讲完了，他很客气地说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陈济棠很严厉地瞪着两眼，大声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胡适平心静气地对他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接着举女人裹足做例子，中国妇女为把一双天足裹小，以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竟然施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都没有抗议过，朱夫子也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山也没有抗议过。胡适用质问的语气，对陈济棠说：“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无法正面回答，只得勉强反驳道：“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

    “也不尽然，”胡适说：“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也有很能做有价值的贡献的了，并且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

    陈济棠问：“有些什么人么？”

    胡适随口举了几个：“数学家姜将佐，地质学家翁文灏、李四光，生物学家秉志。”

    这几个有贡献、有道德的科学家，陈济棠一个也不认识。他重复弹起“尊孔读经”的老调，大骂现在的教育“都是亡国的教育”。胡适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便很老实地对陈济棠说：

    “我并不反对古经典的研究，但我不能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们假借经典来做复古的运动。”

    陈济棠面沉似水，——他觉得胡适这是在骂他，在胡大博士眼里他肯定属于“不懂古书的人”。

    胡适告诉陈济棠：“这回我在中山大学的讲演题目，本来是两天都讲‘儒与孔子’，这也是古经典的一种研究。昨天他们写信到香港，要我一次讲完，第二次另讲一个文学的题目。我想读经问题正是广东人眼前最注意的问题，所以我告诉中山大学吴康院长，第二题何不就改作‘怎样读经？’我可以同这里的少年人谈谈怎样研究古经典的方法。”

    听胡适这么说，陈济棠脸上做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胡适只当作没有看见。

    这次辩论持续了一个半钟头，陈济棠和胡适大约各谈了四十五分钟。双方各执己见，辩论无果而终。[1093]

    相思岩下相思豆

    胡适应邀去香港大学演讲回来时，途经广西桂林，参观了著名的漓江山水。雨中游阳朔时有歌伎三人附船同行，胡适笔录了她们唱的二三十首山歌，其中有多首民歌堪称绝妙。

    一天晚上，良丰师范专科学校的罗校长及教员沈君，带着汽油灯领胡适等去游当地的一个岩洞。进至洞中，千姿百态的石乳让人叹为观止，中有汩汩清泉，流出岩外汇成池塘。岩洞中凉风甚大，故岩口大岩下设有桌椅若干，胡适揣想一到炎热季节此处必是游人乘凉的绝佳所在。

    此岩洞近旁为花园，园中旧有花树三千种，现仅存七八百种。其中一种叫“绿萼梅”的正在开花，灯光下益发奇艳逼人。

    不过，最有名的并不是“绿萼梅”，而是红豆树。树高两丈有余，灯照不见其巅。沈君告诉胡适说，红豆树往往三年结一次籽，今年不是结籽的时候，但他收藏有很多红豆，拿出来赠送给客人，每位六粒。胡适拿在手中把玩，觉得此处结的红豆要比美国檀香山的红豆大上一倍。

    更有意思的是：沈君又拿出他收藏的九粒有黑花纹的红豆，向胡适煞有介事地介绍说：

    “瞧，九粒各有图画：这一粒是男女跳舞，这一粒是女子看情书，这一粒是女子在哭泣，合起来竟是一出悲剧故事哩！”

    胡适仔细瞧了瞧，觉得那些不同的黑色花纹像是红豆落在地上泥土里所形成的。不过他不想扫了两位主人的兴致，便问道：“这个岩洞叫什么？”

    他们说：“向来无名，胡先生何不代题岩名？”

    胡适笑道：“此间附近有相思江，岩边又有相思红豆，何不就叫此岩为相思岩？”

    罗校长和沈君齐声叫好，并且说：“经胡适先生题名，怕是此岩会和七星岩一样名扬天下了吧！”[1094]

    第二天胡适乘机飞离桂林时，在飞机上戏仿柳州山歌，做了一首小诗寄题良丰相思岩：

    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豆。

    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叫人瘦。[1095]

    “带甲的拳头”

    “今天北平大雪，我的园子里的松树枝上都压着银色的厚絮。这园子是你到过的。我那天不曾告诉你，这园子里界地的琉璃瓦都是圆明园里的遗物；门口的白石阶台也是我的屋主从圆明园的瓦砾场上搬来的。我站在这阶台上望着那雪地里微露出的琉璃瓦，不禁想到那七十五年前英国、法国的联军入北京烧毁圆明园的历史。眼前虽有满地的遗物可以帮助记忆，我不能不承认这段故事有点模糊记不清了。我的眼光已移到别的新事物上去了。一只贵国的飞机轧轧的从天的东边飞往西边，在那皎洁的雪地上刷过一条黑影。地上的黑影过去了，雪地还是皎洁的，但我的心里至今还清清楚楚的看得见那一条黑影。我想起中国古哲人曾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又说，‘影不徒’。室伏先生，我们应该叫这条黑影子不动不徒吗？”[1096]

    这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不是引自一篇散文，而是胡适在1935年11月30日《答室伏高信》的一封长信中所写的话，既蕴含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又透露出委屈求和的意思。这是当时胡适对待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

    1935年10月间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出题目，邀请胡适写了一篇《敬告日本国民》的文章，发表在11月号的《日本评论》上。内容可以用三句“敬告”来概括：日本不要再侈谈“中日亲善”了，日本不要轻视中国民族的仇视心理，日本不可不珍惜自己国家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前途。室伏高信写了《答胡适之书》，把中国民族对日本的仇视心理看作“以夷制夷”政策的结果，并且警告中国“不要受不列颠的诱惑”。胡适的长信就是他对室伏高信的回答，除了上面所引那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外，还批评日本：“今天开一炮，明天开十架轰炸飞机来，后天开十列车的军队来”，这样在中国人眼里简直就成了“带甲的拳头”。[1097]

    “哪有蝉儿不鸣夏？”

    占领平津，占领华北，进而占领整个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政策。无论平津怎样危急，华北怎样危急，胡适总怀抱着一个信念：“只要能在北平一天，就要做二十年的打算。若是北平失陷了，我们在后方任何一个地方，搭茅棚也可讲学。”[1098]

    然而，日军全面侵华的枪炮声无情地震碎了他的迷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胡适赶赴江西庐山出席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北平的情形以及民气之激昂。随后又在教育组的会议上，提出教育的中心目标“应为国家高于一切”，主张将国防教育列为“常态的教育”等等。[1099]

    难怪胡健中写诗称赞：“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陈词又一回。”而胡适则对之曰：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虾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1100]

    说话的先生不止胡适一个，还有执掌最高权柄的蒋介石，所谓“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就出自蒋介石的强硬的庐山谈话。

    胡适下山后又到了南京。7月31日蒋介石约吃午饭，胡适在席上对蒋介石说：

    “张自忠和日军签订了临时条款，约定日军不进北平城。南京、上海一带报纸，有指摘张自忠为汉奸的论调。一个军人，为了掩护军队的退却，为了保全名城的生命、财产和文化，受长官宋哲元的命令与敌人签订条件，这在西洋人看来，却不是罪恶。”

    蒋介石用坚定的口气说：“我信任张自忠他决不作汉奸，不许各地报纸再有这样的指摘。”[1101]

    胡适在南京临时住在中英文化协会里。有许多人请他写字，胡适便书写了陆放翁的两句诗作为彼此的互勉：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一封需要注解的信

    “久不通问，时切遐思，此虽套语，今日用之，最切当也。弟前夜与孟、枚诸公分别，携大儿子西行，明日可到汉口。……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

    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做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弟与孟兄已托兴业兄为诸兄留一方之地，以后当继续如此办理。船中无事，早起草此，问讯诸兄安好，并告行，不尽所欲言。伏维鉴察。”[1102]

    这封信用的是商人的口吻，落款是“藏晖”——胡适的化名。

    原来胡适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受蒋介石委派，出使欧美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行前他从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故半途出家，暂做买卖人”指的就是这件事。信中几个人名：孟，指北大校长蒋梦麟；枚，指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端，指钱端升；缨，指张子缨（忠绂）。

    信中所说“兴业兄”指浙江兴业银行，“一方之地”即一万元，均系代称。胡适把北大同人视为家人，把学校当作一个大家庭，“为一家糊口之计”他出外做“买卖”，临行还给“寒门”即北大留下一笔生活费，并希望同人继续埋头学术研究，相信同人将来一定会有上好的成绩。后来胡适1952年12月7日在台湾北大同学会上的演讲中，对这封信解释道：

    “那封信是以商人口气写的。我说：在大家困难的时候，我到海外去做买卖，赚一点钱，不但可以糊口，还希望大家可以复兴。那时我对北大没有出来的朋友，还是寄以希望，因为行者贡献，并不一定大于留者。我说：人生最难得的是忧患，各位能利用困难的环境，将平日未完成的工作完成，比我们出去谋生的人更有贡献。……”[1103]

    深情如斯，为人如斯，胡适因而赢得了北大许多同人的尊敬与爱戴。北大同人甚多，胡适独独给郑天挺写信拜托一切，也足见对其信任的程度。

    “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

    胡适是和钱端升、张忠绂一起赴欧美开展民间外交的，第一站是到美国。

    就在他东奔西走、忙于国事的时候，1938年4月初著名的哈佛大学给胡适来信，邀请他去做客座教授，为期暂定一年，年薪八千美元。讲授的课目是胡适擅长的“中国文学史”或“思想史”，每周只须教三个至六个钟头。

    应该说，哈佛开出的条件是相当优惠的，待遇相当丰厚，许多人都会求之不得。但胡适考虑了一天，终于写信给瑟基·埃利塞夫（Serge Elisseeff）教授，谢却了他的一番好意：

    “您打算在协议上作出的建议是非常慷慨的。Donham主任保证大学能确保我免于外出讲演的烦人计划，对此我被深深吸引。

    遗憾的是，经过一整天的思考，我得出了这样的决定：由于战争形势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非常优厚，同样在道义上要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的职位，我凭良心不能接受。我有理由肯定，我将无法拥有足够‘平静的心灵’作出与您即将在协议中建议的慷慨俸禄相称的贡献。

    我对您提出这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作为我从哈佛得到的巨大荣誉之一，我将永久铭记。”[1104]

    其实，胡适的兴趣是做学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以不能干政治工作，一来因为要保存独立地位，二来因为此事与学术生活不相宜也。”[1105]而要做学问，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自然是理想的所在，然而，国难当头，他不能丢开艰苦抗战中的祖国，一个人跑到美国这个安乐窝里来独享太平。假若这样做，他的“心灵”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他在良心上会受到严厉的自我谴责。

    胡适此时的身份是“非正式的外交使节”，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所以他谢绝了哈佛大学的高薪聘请，为国事而奔忙。

    在他正式就任驻美大使时，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困苦的阶段。胡适对大使馆的馆员们说：“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有一次从国内传来战事失利、广州沦陷的坏消息，陈光甫、席德懋等都十分懊丧，胡适鼓励他们千万不要灰心，他对他们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职守。”[1106]

    节俭克己之一例

    胡适等人这次出访系由政府出资，实报实销。胡适走时领了四千五百美元，他们在美国并没有像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使节那样，动辄在旅馆中租一层楼，至少也得租一套有里外间并附客厅的下榻之所。在纽约住旅馆，钱瑞升住的房间只八美元一天；胡适的客人多，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做客人的坐起，他也只选了一个十美元一天的房间；张忠绂因管电报文件，住的房间稍大一点儿，但也仅为十四美元一天。

    旅馆门口经常有侍者伺候，代客人叫汽车，开汽车门：

    “先生，需要我——”

    如果要就得给侍者两角五分小费，这是人家的规矩；少了拿不出，而且“有损国体”。

    “谢谢，不用，不用。”

    为了给公家节省费用，胡适他们外出时总不肯在旅馆门口叫汽车，宁愿走到街口或转一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

    在出访期间，胡适叫钱端升和张忠绂每月从薪金中拿几百元，寄回国内做家中用度，他自己则不领出访的薪金。钱端升和张忠绂见胡适如此节俭克己，也都表示不领薪金。[1107]

    胡适节俭克己，清廉简朴，工作却十分忙碌：“我自从（1938年）1月24日出行，走了一万一千里，三月十八日回到纽约，休息了几天，又出去走了五天。”[1108]“我在美国半年多，只看过两次戏，一次电影。……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1109]

    后来胡适又正式担任了四年的驻美大使，一直保持着廉洁勤俭的作风。据梁实秋说：胡适“数年任内，仆仆风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分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像他这样廉洁，并不多觏”。[1110]

    前任大使王正廷租了双橡园的一个大房子作为大使官邸，胡适接任后虽然也暂时住在这里，但心中总觉得不妥，打算在租期届满时退掉，在附近另租一间套房。他的一位私交甚睦的美国朋友洪贝克博士，时任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高级顾问，告诉胡适依照国际惯例，大使的住所称为Embassy，大使的办公室称为Chancery，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你不要以为一间套房就能成为大使的官邸。洪贝克博士建议胡适把双橡园的大房子干脆买下来，但因战时国家财力困难，外交经费不足，加之大使胡适又力主节约，所以只是继续租赁。二战结束后不久中国驻美使馆将其买下，但这同胡适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抢运、保存善本书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所有善本书已运抵上海保存，计甲库一百八十箱，乙库一百二十箱。寄存地点最初在法租界亚尔培路科学社图书馆，后转至吕班路震旦博物院。1940年在希特勒闪电攻势下，法国贝当政府战败投降，其在远东的利权为日本所攫取，日本宪兵随时闯入上海的法租界内搜查。我国学术界对这一批善本书能否不被日人掠去忧心忡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拟运至美国寄存国会图书馆，但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出面，恐引起日方注目，徒惹许多麻烦甚至造成祸端。

    胡适是著名的学者，又一贯特别重视考据，对善本古籍无比珍惜，他关心这一批善本书的命运可能超过其他任何人。时任驻美大使的他，经过再三考虑，并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洽商，决定“由个人供给资斧，派重民返国一行”，到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将从北平转移至沪上的一批善本书设法搬运来美国。1941年2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就此事说道：

    “到国会图书馆，与Archie MacLeish & A.W.Hummel（阿奇·麦克利什和A.W.休默尔）商量上海存书的事，决定由我派人去作一次实地勘察。王重民兄来谈，决定他去上海。”[1111]

    王重民1939年秋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与胡适多有交往。出于对中国善本古籍的珍爱，也出于对胡适先生的敬重，王重民欣然接受了胡适大使交付给他的这一重大而充满危险的使命，乃于1941年2月3日离开华盛顿，8日在旧金山登上过洋轮船，28日抵达香港，与袁守和先生于3月4日同赴上海。

    王重民在上海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从最称善本的甲库一百八十箱中选其最要者，剔去重本与书本重大而少学术价值部分，然后再就版刻与内容，选了最善最精的善本书，整整装了一百箱。箱编号码和书编目录各中文一份，英文两份。

    彼时江海关已在日本人的严密监管之下，如何运出颇费周折，所以延至11月方才寄到美国。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王重民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上海搬运了一百箱善本书到美国来，这无疑是一件幸事，胡适因而对他特别赏识与器重。[1112]

    由于受到火灾、地震、白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加上战乱、抢劫等人为因素，善本书的保存是一个大问题。胡适在1942年又做了一件大好事：由他做主，请美国国会图书馆用显微摄影技术，缩照了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甲库全部，计善本书二千八百部，共二百五十万本，照成1070reels。[1113]这样既可供读者查阅，又便于保存原件，可谓一举两得。1953年访问台湾时，胡适曾建议并积极筹划将全台所存善本孤本书及史料，仍请美国国会图书馆缩照（microfilm），分存国内外，以防危险。[1114]

    详解《正气歌》

    胡适在美国时，有一天去访问洛根·鲁茨（Logan Roots）主教。在谈话中洛根·鲁茨问中国的个人主义有何根底，胡适详细做了回答，说中国的个人主义出于自然主义的放任政治论，但宋明理学亦是一种个人主义，其认人人得天理之一部分，正是抬高个人的尊严。

    洛根·鲁茨主教又问：“《正气歌》占什么地位？”

    胡适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便根据自己的见解，详细做了解释。他说：

    “《正气歌》代表两方面：（1）‘天地有正气，沛然赋流行……’正是理学新创的人生观，把个人看得极重，认他为得天理的一部分（一体），而《正气歌》把人中的豪杰更看作得天地之正气，故责任尤重。这是‘正气’的负荷者，故能与强权争斗，而不忧不惧。后来的东林复社，后来的许多与强暴争斗的正人君子，都本此精神。此是个人主义的积极方面，是新儒教的贡献也。（2）《正气歌》的作者，以状元宰相地位代表民族自卫的战争，受蒙古拘囚，终不屈服，其所代表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精神。”[1115]

    宋代文天祥作的《正气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让无数的国人热血沸腾。胡适在美国开展民间外交期间，除偶尔看过戏剧演出，很少进娱乐场所。他说：“我不大赴娱乐场，只是因为国家在破败状态。我们应该自己慎重，不可让（美国）人因我们而讪笑我们这民族全无心肝。”[1116]爱国的情怀，民族主义的精神，可谓溢于言表。

    “透支”生命

    一个人的生命犹如银行里的存款，只有活期而无定期，也就是所谓的“生命无常”。

    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工作十分忙碌，致使心脏病发作，在医院住了两个半月。在此期间，他仍在医院指导大使馆的工作，由秘书用电报或电话同大使馆联系办理。

    出院时医生警告他说：“胡先生，你的生命是透支了的！”

    胡适笑笑回答医生道：“是的，我的生命是透支了的。现在我已病好出院了，我把透支的部分都偿清了；如果银行还允许透支的话，我还是要透支的。”[1117]

    在以后的岁月里，胡适仍继续“透支”着生命，勤奋工作与写作，睡眠时间很少。他的文章大都是在灯下赶出来的，胡适自己曾经说过：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

    然而心脏病毕竟是埋在他身上的炸弹，不时响起警报。进入晚年后，有一次心脏病又犯了，医生告诉他病情严重，随时有“归去”的可能。胡适听了顿时心灰意冷，大有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118]的感慨。

    不过，这样灰心的情绪仅仅只有四五分钟时间。

    他随即领悟到医生的“判决”原是公平之至：“试以银行为例，此生大半都是透支。白天做事，晚上写文章，寅吃卯粮，早把后半世精力预支精光。如今银行年终结账，只好全部结清。”[1119]

    这么一想，心里平和了许多，觉得自己本是病有应得，怨天尤人无济于事。又想起了陶渊明的两句诗“当尽即须尽”、“不忧也不惧”，胡适醒悟到一个人应抱着“生吾顺事，殁吾宁也”的心态，坦然应对“归去”之可能。

    心里平和，不忧不惧，既来之则安之，其实是治病良方，也是一种修养，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

    胡适说：“我是不把病当作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的恢复。我第一次心脏病好了的时候，我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里把下半世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的精力都透支了。银行要偿还下半世的透支，我可以还给银行；如果还可以让我再透支的话，我还是要透支的。”[1120]

    让胡适感到欣慰的是：那一次心脏病犯了之后，银行总算对他特别通融，他仍健康地活着，并且乐趣不减当年……

    “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

    1939年8月8日，在大使任上的胡适，夜里准备演说稿，自己不满意，反复修改，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五点半天亮了才完。

    胡适是写文章的大家，一生舞文弄墨，著作等身。一般人都会认为他文思敏锐，笔如泉涌，但胡适自己不这样看。他说：

    “我写文字，不论是中文英文，都很迟钝。人家见我著作在三百万字以上，总以为我的文思敏锐，下笔千字。其实我的长处正在于‘文思迟钝’，我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1121]

    “我觉得最容易写的文字是考据的文字，例如我写《辨伪举例》，一点钟可写一千字，比抄手还更快。但这是因为搜集证据，整理判断的工夫，都早已做了，故坐下来写，毫不费力。即如《醒世姻缘》的考证，写时不大费力，但材料的收集，费了我五年多的时间！

    《科学与人生观》序的最后一节费了我一个整天！

    今年在医院里，为《生活哲学之十年变化》写短文，约一千五百字，凡十天才写成。”[1122]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共有四十四卷，总字数达二千万言。胡适是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才写出了这些文字的，他“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

    收藏火柴盒

    “人生活命之外，必得有所嗜，有所乐。”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经常到美国各地旅行，发表演讲，出席各种会议。每到一个地方，无论住旅馆，还是赴宴会，他见有火柴匣便随手收集一些。有一位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说胡适暇时常以收藏火柴匣自娱，但胡适自己说他对收藏火柴匣“并不是有特别大的兴趣”，只是比较容易收集罢了。

    没想到那位记者的文章发表后，给胡适惹出了大乱子。

    胡适大使在美国很有名气，许多人见了报纸刊登的花边新闻，从各处不约而同地给他寄来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火柴，一家火柴公司甚至送了胡适整整两木箱！令胡适啼笑不得。当时正值二战期间，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工作十分忙碌，仍不得不挤出些时间来向那些送火柴的人一一写信道谢。那两木箱火柴胡适全都转送给了赵元任，赵元任用了几年还没用完。

    火柴匣制作精美，绘有各式各样的图案花纹；一个个火柴匣就像是一件件小小的艺术品，欣赏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享受。

    胡适不仅收藏火柴匣，他还在自己使用的火柴匣上盖了图章——用篆文写的“胡适”，系白底红字。

    他把盖有图章的火柴匣送给一些送他火柴匣的人。一位朋友收到后犹如收到珍贵的礼物一样喜出望外：啊啊，这可太有纪念意义了！太有收藏价值了！“胡适”两个字贵如黄金哪！

    这位朋友把盖着“胡适”图章的火柴匣照了相，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于是很多读者纷纷给胡适写信索要，就像他们平日希望得到纪念邮票、首日封一样。陈之迈曾收到了三个胡适送的火柴匣，但并没有篆文“胡适”图章，而是胡适的英文签名。这也很宝贵了，后来陈之迈把这三个火柴匣赠给了台北的“胡适纪念馆”。

    据胡适说，他在任驻美大使的四年时间里，收集的火柴匣累计达五千多个，其中有他自己收集的，也有别人送的。卸任后这五千多个火柴匣全都留给了大使馆。[1123]

    “满腹文章”的“金菩萨”

    抗战期间胡适和陈光甫在华盛顿共事的日子里，除忙于向美国借款外，暇时也有一些趣事、乐事。陈光甫说他看不慬胡适的“词选”，胡适对他这话甚感兴趣，说：“我仔细想想，真难怪他看不慬，我选的是最容易的词，然而看这些词确也需要特殊的训练。”[1124]

    陈光甫毕竟是银行家，没有这方面的特殊训练，不会吟诗弄词。他告诉胡适说他喜欢算命，算命是他的一种消遣，每到一地总要找算命的来算命！胡适便给陈光甫讲了一件像算命的奇事：

    “1928年，我第一次到新都南京。本是杏佛等人明说，蔡（元培）先生那回召集‘教育会议’，盼望我能到几天的会。我不得已，去到了两天的会。第三天是星期，会员被大学院邀去游山。我们一班朋友（蔡夫人、杏佛、高君珊、朱经农、陈剑翛、我）游山回来，路过紫云洞。上去小坐。大家都去求签玩。我求得的一签云：‘恶食粗衣且任真，逢桥下马莫辞频。流行坎坷寻常事，何必区区谄鬼神！’我看了大笑：‘鬼神有灵，骂的我好毒！' ……”[1125]

    有一天，陈光甫来找胡适，说他已托Buck（巴克）在云南呈贡的湖上买几亩地，筑几间房子，预备十二月或正月回去休养。胡适听了大笑，对陈光甫说：“我和你都是逃走不掉的。”[1126]

    1940年5月3日陈光甫完成借款任务后，从纽约启程回国。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光甫从纽约打电话来辞行。我们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易得的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1127]

    下午他又收到了陈光甫打来的电报，其中有一句是：“Assuring you of our happiest recollections of our time together. ”（使您确信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最幸福的回忆）[1128]

    后来陈光甫曾将他和胡适做了一番对比，说胡适“是金菩萨，满腹文章”，他“至多只是一尊泥菩萨而已”。针对“近来朋友交游之间延誉过甚”，陈光甫说：“幸而我还自知，随处肯藏拙，免得败笔走入法家之眼，或脱控刺入知音之耳。”正是怀着这种“藏拙”的心理，1947年陈光甫婉拒了胡适要他负责为蒋介石争取美援的建议，并且把球踢还给了胡适：“要担任这样的工作，我认为非有一位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国人不可，既懂得中国也认得美国。要我这种有名无实的‘专家’来充任，就远不如请老兄这样的‘外行’了！”[1129]

    1951年在美国当寓公的胡适，迎来了六十岁生日。陈光甫从曼谷打电报来祝贺，胡适怀着感激的心情回了一封信：

    “光甫老大哥：你的七十大寿，我正在从洛杉矶飞纽约，竟不及打个电话祝寿。过了十多天，反先承老哥从曼谷打电报来给我祝寿！真叫我又感激，又惭愧！……我很佩服你的达观哲学。我去年曾想用古人说的‘功不唐捐’（‘唐’是古白话的‘空’，‘捐’是‘废弃’）（No effort is ever in vain）的意思，写一首诗祝老哥的大寿。匆匆之中，诗竟没有写成。现在看你信上说的‘种子’哲学，使我记起我在1919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几段，我抄在下一页，博老哥一笑。”[1130]

    胡适的这首诗题为“乐观”，和陈的达观哲学正相吻合。诗中写大树被砍作柴烧，但它留下许多种子，种子长出了嫩叶，多年之后又长成大树供人们乘凉。这就是胡适说的“功不唐捐”——他和陈光甫所做的工作没有白费，更不会被遗弃，相反会像种子一样长成大树。

    关于胡适的“试题”及《外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8年度的考试中，有一个题目是问Hu Shih（胡适）是谁？学生们的答卷千奇百怪，有的回答“胡适是华南的一种方言”；有的回答“胡适是满州的皇帝，他在一八九八年发动了改革”。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答题，说明普通的美国人对胡适知之甚少。[1131]

    与此相反，胡适在国内的知名度极高。

    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他的不实的传言也很不少。

    1947年10月8日北平《经世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胡适外传》，作者自称和胡适有亲戚关系，对胡适的事情知道得很详细。胡适读了之后深感失望，特致函《经世副刊》提出抗议，指出在这篇短文里“至少有五十个大错误。有些错误是不可宽恕的。”他举了几个例子：

    （一）“说我十四岁时有一次喝醉了和巡捕打架，这是我在《四十自述》里详细记载的事，绝不是十四岁的事。写我少年时代的事而不参考我的自述，是不可宽恕的懒惰。”

    （二）“说‘抗战的前一年，胡氏悄悄的由日本转道美国，他是留美学生中的权威者，又和美国故总统罗斯福是早年留美时期的同学，因此……在蒋夫人访美以后，就发表他的驻美大使。’这六十九个字里，没有一句不错。我那回去美国，是从香港飞去的，并没有‘悄悄的由日本转道’。时期是在‘七七’之后两个半月，‘八一三’之后一个多月，并不在抗战前一年。我从来没有和故罗斯福总统同过学，他比我大九岁，他的学堂是哈佛，我的学堂是康乃尔，我留学的后半期，罗斯福已是海军次长了。政府发表我做驻美大使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蒋夫人访美是在我一九四二年卸任之后。”

    （三）“这位青年作者说：‘终于在胡氏说了一句，中国的游击队不过是欺骗老百姓的话后获得了辞准。’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的新历史。……”

    在指出了《胡适外传》中的种种错误之后，胡适严肃地说：“青年人学做文字，千万不可以养成潦草，懒惰，不正确的习惯，文字的好坏还不算重要，但年青人养成了这种不正确的恶习惯，就终身不配做学问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我盼望这位‘亲戚’能痛改这个有终身堕落危险的倾向。”[1132]

    “跳加官”

    武汉大学建在珞珈山上，东湖西侧，风景绝佳，建筑一流，在国内各大学中属于上乘。

    1948年10月上旬，几位学者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到武汉大学讲学。第一天讲座的主讲人便是胡适，另一位是考古学家李济。胡适事先将自己演讲的经验告诉李济：

    “讲演前饭绝对不能吃得太饱，只可以吃半饱，能喝点酒更好，吃得饱了，讲演时就会气力不够。”[1133]

    讲演晚六点准时在大礼堂举行。大多数学生主要是仰慕胡适的大名而来听讲的，武汉大学又没有考古专业，大家对考古学家李济比较陌生。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正中，环视了一下全场听众，微笑着说道：

    “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给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被推到了前台，擅长讲演的他风趣地说道：“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谦虚，要我来‘跳加官’，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是来听李济之先生的讲座。”[1134]

    胡适曾在武汉大学做过多次讲演，1932年11月30日他在武大讲演《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把老中华比作一位“老英雄”，开场白中说：“我们现在撇开了‘跳加官’一类开台戏，专看后面几幕大戏”——即几千年来“老英雄”上演的“建立大帝国”、“受困两魔王”、“死里逃生”、“裹创奋斗”、“病中困斗”的多幕大悲剧。[1135]这次他又说自己来“跳加官”，看来他很喜欢用这个典故。

    所谓“跳加官”，是指过去在戏曲演出开始或中间有显贵到场时加演小节目，表示欢迎与庆贺，由演员戴上假面具，着红袍穿皂靴，手举“天官赐福”布幅向台下观众展示。胡适今天这样讲既幽默又含有自谦的意思，意思是说自己乃一个助兴和辅佐的角色，真正值得大家热烈欢迎的“显贵”应该是李济先生。当下他应周鲠生的要求，简要地介绍了李济的情况。李济随即也站起来寒暄了几句，才言归正传讲了起来，题目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期”。胡适那天讲演的题目是“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1136]

    周鲠生“押”胡适“上山”，和胡适“跳加官”，一时传为美谈。而胡适自己也说：“此行在武汉住了三天，讲演了十次，虽然很辛苦”，弄得“喉咙完全哑了”，但“我很高兴，很满意”。[1137]

    学问渊博之一例

    李济从安阳出土的文物中，见到有一个跪坐姿态的石头人像，就像现在日本人在家跪坐的姿态一样，但日本人跪坐起于十五六世纪，比安阳出土的文物至少晚两千多年。为了研究这一人像的跪坐，他翻阅了不少书籍，也未弄清中国的跪坐历史。

    一次他偶然和胡适谈到这个问题，胡适问他有没有读过朱子的文章，朱子的文章中有一篇叫《跪坐拜说》，要李济去查一查。

    李济查看之后，终于把中国的跪坐历史弄清楚了，写了一篇文章《跪坐蹲居与箕踞》。原来在汉以前四川与中原隔绝，直至汉朝文翁将经书带至四川，四川方因之文物大盛。宋代四川人为感激文翁，特刻其像供之，此像即为文翁跪坐姿态。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跪坐历史从商朝起，一直延续至汉末，以后才有了椅子、凳子。中国的跪坐后来传至朝鲜，再传至日本。

    李济说他研究的这一“跪坐”问题是一个极偏冷的门类，但偶与胡适谈及，胡适便马上告诉他可以在什么书中去找寻考据。“这就是他学问渊博的证明，这学问乃是他自己手不释卷，一步一步地养成读书的习惯，而在无数个岁月中堆积起来的。”[1138]

    老朋友、老邻居

    有一段时间胡适和陈垣是邻居，分住在北京米粮库胡同四号与一号。互相经常串门，过年时相互拜年。陈垣，字援庵，家中收藏有程瑶田题程子陶画的雪塑弥勒，胡适题诗一首曰：

    瞧这一个大肚皮，瞧他总是笑嘻嘻。

    这是佛法这是佛，大家相信莫狐疑。

    明天日出肚皮消，连这笑也不存在。

    昨天大家乐一场，绝对真实无可赖。[1139]

    治元史的陈垣写有《元典章校例》，想请胡适写一篇序，胡适早就应允了。《元典章校例》出版之前，一天早上陈垣把校样给胡适送去，胡适仔细读了一遍。为他人作序可以认真，也可以敷衍，胡适属于前者。为了写好序言，晚上他又“翻看王念孙《淮南杂志》序，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书，预备作一篇论校勘学的序文。”[1140]

    结果是一篇洋洋洒洒、长达八千字的《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问世。胡适在序中说道：

    “我和援庵先生做了几年的邻居，得读《释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爱读他的书，所以要我写一篇《释例》的序。我也因为他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所以也不敢推辞。”[1141]

    胡适充分肯定“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1142]“我们庆贺援庵先生校补《元典章》的大工作的完成，因为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1143]

    20世纪40年代初期胡适撰写了长篇札记《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又写有《两汉人临文不讳考》，两篇文章都刊载于1944年3月昆明出版的《图书集刊》新第5卷第1期上。这时胡适在卸任驻美大使职务后正寓居纽约，他回忆起在北京与陈垣交往的情景，在《后记》中动情地说道：

    “援庵先生旧居米粮库一号，我旧居米粮库四号。我们作了多年的邻居，享受了多年的论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补》，我曾替他写两万字的长序。现在我们相隔几万里，不知何时才得重有聚首论文之乐。所以我很诚恳的把这两篇论避讳的文字奉献给我的老朋友、老邻居，陈援庵先生！”[1144]

    寓公生活

    在既无官职又无薪俸的情况下，胡适以一介平民的身份，靠着自己的积蓄，在美国过起了寓公生活。一年多以后，夫人江冬秀也从台湾来到纽约同住。

    从学界名流、北大校长，又差一点儿当了“总统”的显赫地位，一下子沦为寓公，自然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胡适给友人赵元任夫妇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我现在的情形，很像一个Baby sitter（保姆），困难万分。……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小小Apartment（破旧公寓）若要弄的洁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冲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 tray （烟灰缸）。只有一位老太太，每星期二来做6点钟的工，但家中若没有人对清洁有兴趣，有指示能力，佣人当然要偷懒的。”[1145]

    唐德刚对胡适夫妇这时的生活也有一则记述：“……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直地回房烧菜去了。”[1146]

    做寓公的胡适无私车可坐，只能挤公共汽车，被人推来搡去。有一次唐德刚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事先未说清楚，胡适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1147]

    唯其“惶惶”，方才“喜悦”，所以“惶惶”也好，“喜悦”也罢，都是落魄中的胡适的写照。窘困之时，盼人相助，这也是人之常情。

    为了维持生活，胡适在1950年5月间接受聘请，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所属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管理员，聘期是两年。在此之前他曾被推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生日决议案”

    众所周知，胡适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者，著述等身，但他也有一个不大好听的“无下”的坏名声，所著的几部主要学术著作都只写了一半，有上部而没有下部，因此常常有人公开或背地里讥笑他为“半部先生”。胡适决心弥补上这一缺憾，于是就在他六十一岁生日（1951年12月17日）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订了一个“生日决议案”……

    那一天大雪飞扬，天气很冷。他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后乘火车回来，坐在车厢里独自沉思：“胡适今年六十一岁了，患有心脏病，不但常常带药瓶走路，连人寿保险公司也拒绝我这个顾客，生命很可能忽然结束。”想到这里，胡适立刻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有生之日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第一笔债是《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于民国8年（1919），出版后一个月，我的大儿出世，屈指算来已经三十三年之久了，现在我要将未完的下卷写完，改为《中国思想史》。第二笔是《中国白话文学史》，二十五年前已经写了一半，今后必须加紧完成它。第三笔是《水经注》的考证，这个被我审讯了五年的案子，也应该判决了。第四，如果国家有事，需要我用嘴、动笔、跑腿，只要能力所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我总愿意尽我的力量，而不一定担任什么公职。”[1148]

    胡适决定谢绝一切长期职务来还债，并且在私下里把他的上述决心定名为“生日决议案”：一经决定，就要付诸实施。

    刚到美国做寓公的时候，胡适由于心绪恶劣，又缺乏图书资料，所以无法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只能写点《象棋小考》之类的文章，为的是“在这百忧交逼的时候，决心休息三天”[1149]；或者在“百无聊之中试作此短文”——《试考董沛所见全氏的水经注校本》。[1150]赵元任夫妇想送他原版的《四部丛刊》，多达两千一百册，但胡适谢绝了，因为住处实在没有地方安置这些宝贝。他将实情写信告诉赵元任夫妇：“一个书架此时已很不易得，何况两千一百册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若有书架，必须六七大架，怕还不够。）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她绝对不能帮我的忙。”[1151]

    在华盛顿的一位老朋友赠给他二百美元，胡适用这笔钱托商务印书馆的香港工厂经理李孤帆（系北大出身），以六折的优惠价格从香港购买了《四部丛刊》缩印本共四百四十册，并运至纽约。担任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管理员后，那里馆藏的书籍也能使用。这样，胡适手头上有了基本的参考书，他的学术研究就可以继续进行了，于是乎就有了一系列学术论文的面世和学术讲演的出台……

    《试考〈水经注〉写成的年岁》，

    《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分》，

    《朱子论禅家的方法》，

    《六祖坛经原作坛经考》，

    《平定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

    《治学方法》（在台湾大学讲演，共4讲），

    《〈水经注〉考》（在台湾大学文学院讲演），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讲演）……

    “修养”比“休养”更重要

    赵元任夫妇在美国定居，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期间得到过他们很多的帮助。

    1956年10月31日赵元任过六十五岁生日时，胡适前去赵家祝寿并送了一份贺礼。他对赵元任说：“你的生日，我从来没有送过贺礼。今年难得我们能够在一处过你的生日，我要你破例收下送你的一套生日贺礼。你千万别怪我，更不可因此生气！这是我们认识以来四十六年中的第一次破例送礼贺你的生日，我借此祝你能够继续过四十六年的平安、快乐、有用的生活。”[1152]

    第二年春天胡适因患胃溃疡住进医院开刀，胃部切去一半有余。由于他的患病，使得一班上了年纪的老朋友都警觉了起来，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都自觉地肯费点儿工夫去检查身体。赵元任老觉得身体不舒服，结果查出是胆石；杨步伟（韵卿）的腿三个月不能走动，经检查是脊骨的毛病。胡适知道后吓了两大跳！便写信给他们夫妇，盼望元任的“根本治疗”一定可以收“一劳永逸”的效果；希望韵卿安心“修养”，因为他觉得治病“修养”比“休养”更重要，而在这方面韵卿显然做得很不够：杨步伟本人是学医从医的，可她每每嫌医院里各种治疗十分麻烦。“要叫韵卿长期‘休养’是不容易的，所以先得‘修养’！！”他还将自己过去写的一首打油诗略加改动，当作“开心丸”寄给赵元任，以博老友一笑：

    依我现在想来，这病该怪胡适。

    二月胡适破肚，五月你割胆石！[1153]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安徽绩溪是胡适老家，台湾是胡适的第二故乡。

    “少小离家老大回”，1952年12月26日，六十二岁的胡适从美国回台湾访问，他在友人的陪伴下专程到台南凭吊幼时故居遗址。前清台湾道署是胡传办公事和居住的所在，如今改建为“台南市永福国民学校”（以“永福”命名是为了纪念抗日将领刘永福）。

    让胡适遗憾的是偌大的道署已不复存在，仅存留一小屋尚能唤起他儿时的记忆。想到六十年前曾随父母寓居此地，今日重游又蒙诸父老兄弟姐妹盛情欢迎，胡适心中十分激动。他在小屋前拍照留影，并亲手种植了一株榕树。为了表达对先人的纪念，也为了感谢众位乡亲，胡适题了八个字以表自己心系桑梓的赤诚情怀：

    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

    他还为台南市永福国民学校家长会题词：“游子归来。”在各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胡适怀着依依不舍的感情致辞说：“今天回到第二故乡台南，我愿以台南市民的身份，将来再回来看看亲手植的榕树。”[1154]

    12月28日转到台东。当年胡传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就住在“安抚军营”内，民间称为“武衙”，如今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宿舍。当胡适来到儿时的故居——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蕃社——参观时，看到那里已变成了小荒丘。这一带是台湾山胞的繁衍生息之地，为表示友好，胡适和当地山胞合影留念。

    胡传卸任知州时，曾经把他的一件官袍送给了一位名叫海丹的山胞。这件官袍由海丹的女儿交给了台东文献会保存至今，胡适此行的一大收获，就是亲眼看到了当年父亲穿过的官袍仍完好如初。

    胡传字铁花，后人尊称他为“铁花公”或“铁花先生”。台东地方当局为了欢迎胡适荣归故里，特地将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称“铁花路”，并把东镇近郊鲤鱼山麓日本人遗留的“忠魂碑”改建为“忠烈祠”，其中立“清台东直隶州州官胡铁花先生纪念碑”。那里万木浓荫，环境优美，先人碑立于此，足可告慰在天之灵。

    为了表达真挚的感谢，胡适捐了七千二百元作为奖励台东籍大专学生的奖学金。这一笔钱包括两部分：一是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支付胡传所著《台湾纪录两种》的稿费五千元，二是胡适另加的两千两百元。这个奖学金的设立被台东人誉为“父子同心，子承父志”。[1155]

    台南和台东两地去过之后，胡适在台北出席了安徽绩溪同乡会为他补办的祝寿宴会。他在讲话中说自己今天感到了“如获返回故乡之乐趣”，希望大家发扬老祖宗所称的“徽骆驼”与“绩溪牛”精神，坚忍不拔，吃苦耐劳。他给同乡会的题词是：“努力作徽骆驼。”[1156]

    1961年11月10日台东“忠烈祠”举行落成典礼。胡适因病住院未能前往，但他感到十分的欣慰，八字肺腑之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再次浮上了他的心头。

    台风肆虐的一夜

    胡适1958年4月从美国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台湾当局为胡适在“中研院”所在地台北南港盖好了房子，系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50坪，有书房一间、客厅连餐厅一间、卧室两间、客房一间，此外还有厨房、配餐室及用人的小房间。总的面积并不大，但环境很幽静，适宜读书做学问。做学问离不开书，所以学者即是书虫，仅有一间书房胡适哪够用？就连卧室、餐厅也都摆放了书架，上面放着线装平装、中文英文的各种书籍。

    台湾是我国东海上的一大岛屿，濒临西太平洋，经常受到台风的袭击，岛上同胞深受其害，胡适也未能幸免。

    有一天凌晨两点，台风来袭，风雨交加。胡适的书房有些漏水了，他是爱书如命的人，就赶紧用报纸将书架盖起来，免得把书淋湿了。这自然属于书生的无奈之举，报纸也是纸，焉能挡得了雨水？

    他和衣上床略睡一睡。狂风夹着暴雨，一阵强似一阵，不一会儿胡适的卧室也漏水了。他下意识地用手一摸，衣服上有几处淋湿的感觉，只得立即起身，叫工友老李帮忙把床拉出来，又将报纸和床单铺在地板上。雨水从屋顶上滴落下来，胡适试着用盘子去接，不一会儿每个盘子积水就有一寸厚。卧室是不能再“卧”的了，只好搬到客厅里过夜。

    凌晨四点钟光景，是这次台风最猛烈的时候。只听“哐当”一声，客厅东边的一扇门被吹倒了，乘势而入的狂风吹得客厅四面的玻璃窗哗啦啦直响。窗户上的帘子被雨打湿了。天花板上的玻璃灯罩在风中互相撞击破碎了。就在一切仿佛都不可收拾的当儿，胡适急中生智，大声吩咐道：

    “老李，快，快！——”

    工友老李按照胡院长的吩咐，和厨子老刘把内屋的几个沙发搬出来，顶住那扇被吹倒的门，顶住哗啦啦直响的玻璃窗。

    台风肆虐了一夜。南港闹腾了一夜。胡适一夜都未能合眼。[1157]

    “只有狐狸是成群的”

    在“中央研究院”，有人把同人们分为若干派，胡适作为一院之长觉得这样分帮分派，不利于团结大家共同做好学术研究工作。有一次他留郭廷一、林致平同吃午饭，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如周氏兄弟等，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我是一向超出党派的，所以我对他们说：只有狐狸是成群的。你看狮子、老虎，它们都是单独出来的；要打仗，也都是单独打仗的。我一向避免了党派，从无成见的。到此后，听说有人把人家分为‘南高派’、‘北大派’、‘清华派’，我觉得非常奇怪。”[1158]

    胡适的这番话在院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人人争做老虎、狮子，谁也不想当狐狸。

    比喻总难免不够精确。胡适说狮子、老虎单打独斗，但从《动物世界》等电视节目里常常看到它们采取集体行动捕杀猎物。

    重过大学宿舍生活

    胡适常笑一些老朋友往往被贤惠的太太“惯坏”了，“在二三十年结婚生活里完全把留学时代的‘自助’习惯消磨的干干净净，变成丝毫不能照管自己的老太爷。”所以，如果有机会，他想痛痛快快地尝试一下，“回到自己照管自己的留学生活”。[1159]

    由美国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从1939年开始每十年举行一次。前两次主办方都邀请胡适出席，第一次因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没有时间去，第二次由于国内形势巨变，胡适心情不好也没有去。1959年要举行第三次会议，夏威夷大学校长史奈德（Lourence H.Snyder）第三次邀请胡适，并且在事先问他：“胡博士，你还可以再等几个十年才能出席我们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呢？”言下之意是非来出席不可。胡适心想自己已是望七之年，的确没有法子再等几个十年了，于是应允届时一定赴会。

    这一年7月胡适离开台湾，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他在会上做了两次讲演，一次题目是“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另一次题目是“杜威在中国”。会议期间，夏威夷大学分别授予了胡适人文学博士、日本铃木贞大郎法学博士、印度拉哈克里希文学博士学位。

    这一年胡适六十九岁了，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学者。但平易近人的他不摆架子，不以地位和名声要求特殊待遇，也不以年近七旬要求特殊照顾，仍和不少与会的哲学家们同住在一起，重又过起青年求学时代的宿舍生活。

    晚上自己洗袜子，洗内衣。洗完了晾在窗户上吹干。

    早饭就在房间里吃点水果、饼干。

    午饭和晚饭到一家小饭馆去吃。往往要步行二十分钟。来回两次，走了不少的路。

    七月正是夏季，又是在夏威夷。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胡适穿着单衫每天在大太阳底下步行去小饭馆吃午饭和晚饭，此前在医院用手术割除背上粉瘤留下的伤口居然好了。这大概要归功于紫外线的照射。

    重过几天大学宿舍生活，不仅让胡适得以重温学生时代，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收获。[1160]

    “台湾人根本就是中国人！”

    1959年7月16日是一个星期天，胡适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学术讲演，题目是“杜威在中国”。讲演之后进行讨论，有一个人不顾会议禁止讨论政治问题，在发言中竟说什么“现在台湾仍不是台湾人治理”。胡适听了马上站起来严正驳斥道：

    “台湾人根本就是中国人，没有中国人以外的台湾人。目前的立法行政机关，都有台湾人民所应享的名额与地位。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最好是不说话！”[1161]

    那个具有“台独”倾向的家伙不得不搭讪坐下，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言语。

    胡适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他原籍安徽绩溪，生于上海，幼年时曾随父母在台湾的台东和台南两地住了三年半，所以他自称是“半个台湾人”。他爱台湾也爱中国大陆，在胡适心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生长在大陆还是生长在台湾，都是炎黄子孙，台湾人根本就是中国人！

    “挡驾”

    1959年11月4日，星期三。有一位记者到南港来访问胡适，未经同意就在胡适的书房里照了相。

    当时正值蒋介石有意连任第三届“总统”，胡适对此颇有异议，认为这样会违背“宪法”。记者哪壸不开提哪壸，向胡适提出了所谓“总统”连任的问题。胡适对他说道：

    “我对这问题过去已经谈过了，你可以去查过去的报纸。”

    记者说：“查报麻烦。”

    胡适批评道：“你当编辑的怕查报，这是你的训练不够。”

    记者挨了批评，就换了一个话题：“康隆学社昨天发表六亿人口的话怎么样？”

    胡适淡淡地说：“这是他们私人说的话。我没有别的话好说。”

    记者重又追问胡适对“总统”连任究竟有何意见，胡适很不高兴地说道：“你昨天来电话，我说没话可说，叫你不要来，这是挡驾。挡驾，就是要你尊重别人的意见。你不尊重别人的意见是要叫人讨厌的，我什么也不谈了。”

    记者愣了一下，但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胡适站起身来，对记者说：“我不是要送客，我实在太忙。我明天要进医院检查身体，什么都没有整理；一会儿我又要出去了。”

    接着伸出手来，笑着说：“你看我的书房这么乱，千万不要把我的书房照片发表。”

    秘书胡颂平同这位记者所在报馆的董事长很熟悉。记者走后，胡适吩咐秘书胡颂平不要将刚才的事告诉那家报馆的董事长，“如果给他知道了，这个记者的饭碗可能会打破的。”[1162]

    新闻记者的修养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对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们演讲，指出做一个新闻记者，不但要有广泛的无所不知的知识，同时在学术上道德上也应该有相当的修养。他特别提出了以下两点：

    （一）为了提高学术上的修养，要多看侦探小说。

    胡适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都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希望同学们能多看《福尔摩斯》一类的良好的侦探小说，因为这一类的侦探小说，不但可以学好文学与英、法等外国文字，同时也是学习使用科学方法的最好训练。”[1163]

    （二）道德上的修养，就是要加强“辩冤白谤”的责任。

    胡适说：“明朝有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吕坤，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十七世纪一位很有地位的思想家。他曾经这样的说过：‘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他的这句话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提到它。当一个新闻记者，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一种替人‘辩冤白谤’的责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尤其是在今天我国警察、司法、军法各方面尚在比较幼稚的时候。但责无旁贷的，我们当一个新闻记者的，都应该有此义务。”[1164]

    盗版：“与扼杀著作人的生命无异”

    台湾出版商的盗印翻版风气猖獗，引起了胡适的注意和愤慨。他写的几部书，如《四十自述》、《胡适文选》、《词选》等都被翻印。其中《词选》一书，真本原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香港的出版商最先盗印，书名改为《胡适选注名家词选》；另外还有一本《胡适选集》，胡适本人并没有出版过这本书，完全是盗印者代编代印。他们都是盗用胡适的大名，欺骗读者，赚取钱财，对著作人是莫大的损害——名誉上的和物质上（报酬）的损害。

    胡适说：“我因一直远居海外，不能专门回来打版权官司，近来盗印之风愈演愈烈，先是古人、死人、外国人，或居留海外人士的著作被盗印。如今，则干脆把目标转落到台湾的活人头上，例如王蓝、孟瑶、谢冰莹诸位的著作均一再被盗印，这实在是不道德，太伤了著作人。”

    为此胡适向台湾的“立法院”提出修改著作权法的意见。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个问题，放任这种罪行。我国作家一向稿费版税收入低微，生活清苦，好容易绞尽脑汁，呕尽心血，产生一部创作，却被别人轻而易举的非法翻版，这简直与扼杀著作人的生命无异。”

    胡适同时提出具体建议：“我们的文艺作家或是文艺团体，应该自行组织一个保障著作权的机构。这个组织应该由最好的律师法学者做顾问。……现行法律对于侵害著作权的制裁，太轻又有漏洞。”因此，“最迫切最重要必须做的，就是从速修改著作权法，加重侵害者的罚金与徒刑。”[1165]

    胡适几十年前说过的话，至今仍未过时。

    “留买路钱”

    1960年6月中旬胡适到台南，出席成功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他在招待所同校长施之勉以及阎振兴、赵少铁、倪超等几个朋友闲谈，记者张军此时来访，胡适说：

    “年纪老了，要修点德。修点德，就是嘴巴少说话。施先生与我同年，我比他大一点。施先生就希望能修点德；可是我苦得很，我出去，每到一个地方，要出买路钱。买路钱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说话。留下买路钱，才能让你过去。”[1166]

    施校长和几个朋友都笑了。张军赶紧记了下来，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深夜著书，乐在其中》，记述了胡适的谈话并在报上发表了。

    胡适这次留的买路钱，是给成功大学毕业生作讲演，题为“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第一味药叫做“问题丹”：学生毕业后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有问题跟着就不会懒惰了，通过解决问题就能继续获得知识上的长进。

    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最好能够多发展一点专门职业以外的兴趣，这样可以使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

    第三味药叫做“信心汤”：现实社会往往让人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愈是在这种时候愈应该有信心，相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都会有结果的。[1167]

    胡适留的“买路钱”如此之多，如此之丰富，足够青年人享用终身。

    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适每到一地都要叫他留下买路钱的原因了……

    一字之改

    胡适1917年12月11日重读易卜生名剧《国民公敌》，颇有感触，便想为它题诗一首。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写了一首诗，次日清晨醒来却全忘记了。出门时看见鸽子在空中飞来飞去，才想起了梦中写的那首诗题为“咏鸽与鸦”。他乘兴本着梦中之意做了一首诗，发表在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2号上。第二段是：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挨饥。——

    我不能替人家带着哨儿翁翁央央的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撮黄小米！[1168]

    四十多年以后，1960年12月14日，胡适应邀到台北做怎样念诗的录音节目。他首先讲诗有“念”、“朗诵”和“吟”三种读法，“吟”就是“哼”。并选了一首杜甫的诗、一首白居易的诗和自己的那首《咏鸽与鸦》为例，亲自示范不同的读法。当念到《咏鸽与鸦》最末一句“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撮黄小米！”忽然想到小米本来就是黄色的，当初自己怎么会用“黄”来形容小米呢？还是由于缺乏生活的基本常识造成的啊！用“黄”来形容小米实在是累赘之词，属于废话，于是就把“黄”字删掉了。[1169]

    “记忆是很危险的”

    许世英和胡适是老朋友，他在九十岁高龄时著有《回忆录》在《人间世》上连载，胡适看了几期，发现其中所述史实有许多错误。如说维新变法失败后，“六君子”行刑由他奉派“监斩”，其实那时许世英不过是个小京官，朝廷不可能派他去“监斩”如此重大的要犯，《清史稿》上明明记载监斩官是刚毅。又如汪精卫的案子，他说“我替你奏呈慈禧太后去”，“于是呈由堂上转奏慈禧”，其实汪精卫的案子发生于宣统二年，慈禧太后已经去世了。这些都与史实不符，属于误记，甚或有自吹的成分。[1170]

    胡适说：“一个人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记忆得的事情都错误了，这是必经的现象。所以许静老的《回忆录》错误百出。过几天预备把几位朋友的讨论的信札送给他看看。”[1171]

    因为他正在医院中养病，所以先写信给许世英，提出两点质疑：“一，当时刑部的‘法律大家薛叔耘先生’似是长安薛允升尚书之误？薛叔耘是无锡薛福成，够不上法律大家，薛尚书字云阶，是当代法律大家，著有《唐明律合编》等书，不知是此公吗？二，回忆录中两次提到满尚书‘老珣王’，朋友们都不知是谁。倘蒙指示，至感。”[1172]

    许世英回信表示感谢，说“所载《回忆录》，口授居多，因方言关系，辗转录登，多有舛误。”[1173]

    胡适再致许世英的信中指出：“你的《回忆录》，将来定有人视为史实，故我的朋友们都愿意替您做点检书的工作，想能蒙原谅宽恕吧！”[1174]

    对待史实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胡适不仅要求别人这样做，同时也这样要求自己。他一再说“光靠记忆是非常危险的”，[1175]主张写《回忆录》“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记、年表、题名录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不能专靠记忆。”[1176]1957年冬他在向唐德刚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正式录音有16次，每次在录音的前一天，他一定要把有关的材料收拾好，编一个大纲，像预备功课一样，有时花了好几个钟头，才能去口述。胡适说不翻过去的材料，全凭记忆，就难免不会产生许多错误，所以有的口述历史还是靠不住的。

    三大文化，三种吃法

    古代所用匕箸，匕是调羹，箸是筷子。胡适有一天从报上看了一篇《筷子的考据与韵事》的文章，认为文中称“筷子在商纣王时代就有”的说法“大概是靠不住的”，便对秘书胡颂平说：“我倒可以用笑话来说明世界的三大文化，都是用吃的方法来区分的。”

    胡颂平问：“怎么个区分呢？”

    胡适详细说明道：“第一个区域用手吃，南洋、印度、东南亚、北非洲，这一个区域都是用手来吃饭的。他们右手来吃东西，不做脏的事情，一直到如今还是如是。我在美国做学生碰到印度的同学一道吃饭时，他们就说对不起，我用不惯刀叉，就用手吃起来了。这是最原始的文化。第二个区域是用刀叉吃，他们把厨房的用具搬到吃饭桌子上来，大概没有几百年的历史。英国亨利第八吃东西还是用手来抓的。叉是模仿四个指头的意思，有的用两叉，也有用三叉的。光是四个指头并排是不够的，所以用刀或调羹来辅助，才能运用灵活起来。第三个区域是用筷子吃。筷子就是运用大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运动的原理而来的。食指不动，大拇指会动，才能运用自如。正如上下颚一样，上颚不动，下颚会动，才能咬碎食物。中国用筷，日本、韩国都是从中国传去的。这个区域在世界三大区域之中，比较起来是算少数的。”

    胡颂平说：“蒙古人不是用手吗？”

    胡适说：“蒙古人也是用刀的。他们身旁挂一个袋，放刀的。后来受了我们的影响，他们的袋子里也放筷子了。”[1177]

    胡颂平从《曲礼》上查到有“饭忝毋以箸”一句，另外在一条注释里云“挟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挟提”。他对胡适说：“在《曲礼》这一段文字看来，如‘共食不泽手’，好像我们古代也是用手吃东西的？”

    胡适说：“原始各民族都是用手的。南洋、印度、东南亚、北非洲等地，到今天还是如此。即如说到‘不泽手’三个字，也是注意手的干净。现在我们如果对英国人说，你们四百年前的亨利第八还是用手吃东西吃，他们一定不会相信。”[1178]

    “我是不看京戏的”

    1961年1月12日，胡适对赴日本、罗马、巴黎学习音乐的林秋美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有些地方是很高的，但在音乐方面最差，最幼稚。圣人提倡的礼乐，这个乐就没有发达过。现在京戏的音乐那么简单，文词尽有不通的，不是戏剧，也不是音乐，也不是文艺，所以我是不看京戏的。”[1179]

    不过此话也不尽然，胡适早年在上海读书时就看过京戏《四进士》，一直到老都对这个戏赞不绝口，称它有“社会问题戏剧”的意味，“主要的一个观念是说个人被外力逼迫，犯法，犯罪，往往出于不得已。”[1180]“这个犯罪的社会（家庭）责任问题，中国人往往不注意。《四进士》一戏可贵在此。”[1181]胡适据此推测这本“社会问题戏”是一位懂得刑名法律的有心人编的。

    从艺术技巧上来看，胡适说这个“戏编的很好，其中主要情节都用‘复述’法，使台下听众人人懂得清楚”。作为“白话文学”的提倡者，胡适特别称赞“这本戏的文字在旧戏中是很不可多得的。如末尾毛按院唱‘宋士杰说话真直性，说得本院如哑人。……你可算说不倒的一个老先生！’这是很好的白话句子。”[1182]“在旧戏里，很少见这样好的句子。”[1183]

    《四进士》的全本久已失传了，上海中央书店1948年出版的《戏典》第一集中收录有《四进士》戏本，虽不是全本，不过也够详细了。1961年5月胡适从京剧艺术家齐如山先生那里借了来看，并写了一篇笔记，题目为“四进士戏本”。对这出戏的上述意见胡适在写给齐如山的两封书信中都有阐述，现收入《胡适全集》第26卷，可资参考。

    美国博物院里陈列有鸦片枪，以及中国妇女缠小脚的模型。胡适觉得这些东西早已变成了现代中国民间生活的陈迹，应该换一套新的陈列品。他想到京戏才是中国的国剧，堪称中国的“国粹”，就和齐如山先生商量用京戏的道具代替那些陈旧落后的东西。为此曾介绍齐如山与美国博物院的凯纳齐（Eugar l.Knez）会晤洽谈。[1184]

    关于胡适与京戏，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

    1931年7月27日，胡适应李释戡邀请吃饭，梅兰芳、熊佛西、余上沅诸人同席。胡适对他们建议说北京可以设立一个国立剧场，用新式方法管理，集合各戏班的名角合演最拿手的好戏，每周演出两三次，每次由晚八点半演至半夜，给予演员固定的月俸。其余日子名角不妨各自在别处演戏卖艺，但剧场例定开演的日子他们必须来演出。不演京戏的日子剧场可借作新剧试演及公演。对胡适的建议戏剧家们都表示首肯。

    席间胡适又谈到老伶人钱金福七十一岁了还登台演武戏，他在后台便咳嗽，一上台便精神抖擞了。“此真是习惯的功效！”胡适说。

    梅兰芳听了不住地点头称是，并讲了一个更奇的例子：他在广州与金少山合演《霸王别姬》，金少山饰演楚霸王项羽，因中暑临出场时病倒在地，锣鼓声已起，大家只得推扶他出台。你说怪也不怪，门幕一掀，金少山居然来了精神，一招一式，唱念做打，演出直到终场都没有出现什么差错。可是一下台便倒下了，医生赶来，金少山四个钟头没有脉息。

    令人称奇的还有小翠花。平常小翠花口吃得厉害，在后台练习说白，几乎句句拗口说不顺畅，然而一台上便像换了另一张嘴巴似的，口齿清脆，丝毫没有口吃的痕迹。[1185]

    妙解《西游》《封神》

    胡适家乡绩溪有两句话：看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

    他又添了两句：看了《封神榜》，到老会说诳。

    有一天他问秘书胡颂平：“你们温州那边有没有上面的两句话？”

    胡颂平是浙江温州人，他回答说：“没有听说过。”

    胡适侃侃而谈道：“佛经戒人不妄语，其实全部佛经开头便是妄语。光就中国翻译的佛经来说，差不多开头都是‘如是我闻’。‘佛说’，是指释迦牟尼说经的时候，多少人在听，甚至海龙王，天神菩萨等都来听，任何不同时代，任何不同地方，任何不同的说话，统统都是佛说的。佛教人不妄语，但佛经开始就妄语。如果中国没有翻译的佛经，就没有《西游记》、《封神榜》这两部书了。最了不得的是《封神榜》上有物理的战争，还有化学的战争；更了不起的是细菌的战争：一次是瘟疫，他们知道到西天向神农皇帝去求药；一次是出痘。这些都是细菌战。——这些全靠想象力，想象力在文学上是很需要的呀。”[1186]

    胡适后来又说过类似的话：“文学上的想象，也可以说是妄语；但没有想象力，文学也写不好了。”[1187]由此可见他对想象力的重视，知道想象力对文学创作有多么的重要。

    酷评《红楼梦》

    众所周知，胡适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他考证出了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旧的索隐派认为《红楼梦》通过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表达“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主题，胡适“自叙传”的说法虽然不无诟病，但要比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索隐派前进了一大步。正如毛泽东所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1188]

    20世纪50年代，大陆曾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展开大规模批判。以后在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群中，《红楼梦》被公认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而胡适所谓的“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遭到口诛笔伐。

    胡适对此回应道：“其实这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1189]

    原来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1190]

    胡适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究其原因，是作者曹雪芹晚年贫病交加，生活环境不允许他从容写作，从容改削，只得随写随抄去换钱买粮过活。再则曹雪芹所处的“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思想与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1191]

    在胡适看来，曹雪芹有四大不幸：一是他有天才而没有受到相当好的文学训练；二是他周围的文学朋友都不大高明；三是他的贫病使他不能从容写作，使他不能从容细细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抄去换银钱来买面买药；四是他的小说结构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写完成了。正是由于这种种大不幸，所以曹雪芹“是一位最不幸的作家，很应该得到我们在三百年后的同情的惋惜与谅解”。[1192]

    20世纪50年代末，台北“中国广播公司”曾将《红楼梦》制作成广播节目，由胡适和曾虚白担任顾问。1959年12月31日《中央日报》以“胡适昨游大观园”为题，报道了前一天晚上胡适应邀参加“中国广播公司”的宴会，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贾政等《红楼梦》中人物的饰演者一起，在大观园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红楼梦之夜”。胡适在致辞中将他考证《红楼梦》时发现的两句七律“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送给大家，说：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当年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之中，写这本小说来回想他过去繁华高贵的生活，辛辛苦苦的花了十年功夫，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字字皆是血泪。今天如果他地下有知，看到在他死后二百多年之后，各位这些时日对于他所著的《红楼梦》选播的努力，他一定感到无限安慰的。”[1193]

    外行的话不能写

    梁寒操的夫人想在美国出版一本艺术方面的书，梁寒操特地找到胡适，请胡适用英文写一篇短序。

    胡适没有应允，他对梁寒操先生说：“我对艺术太外行了。你要我介绍的许多人，我都不认得。你最好找一个懂得艺术的人去写。故宫出了三百名家书画集，雪艇、志希找我写，到现在还没有写，我因太外行了。或者，你自己写一篇叫人家翻译英文好了。你说是生意经，我是从不做这类生意经的事；外行人说的话，不会增加她们的价值的。我还怕开端，开了端，以后就无法应付。你可以告诉你太太：‘胡适之这个人很怪，他不行，他写不出来，他对这类事倒很认真。’请你替我向你的太太道歉。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章，知道越短越难写，尤其是外行的话不能写。”[1194]

    又有一位年轻画家想请胡适在他的画作上题字，秘书胡颂平告诉了胡适，胡适也没有应允。他说：“古代的名画，画家的名字都题在那些人家不注意的地方，像在树皮上，或者不明显的地方。一张画，应该留些空隙的地方，中国画如此，西洋画也是如此。画家一定会作诗，会填词；自己会写好字会作诗的，偶然也题了一些；但不题字是中国古画的老方法。好多古画，给乾隆打了许多印，题了不通的诗，多可惜。你应该告诉这位年轻的画家，要养成不题字的习惯。自己不会题的，更不能托人家代题。”[1195]

    不仅外行的话不能写，外行的事也不能做。1962年2月初胡适收到台湾师范大学的聘书，请他担任研究生王忠林“博士学位评定会”的委员兼主席，同时收到了王忠林所写论文《中国文学之声律研究》油印本两厚册。胡适谢绝了，为此专门给黄季陆写了一封信，直陈说：

    “我不敢接受大部的委任，不但不敢作王君的博士学位评定会的主席，连评定会的委员也不配充当。一来是因为我根本没有研究过‘中国文学之声律’这个大题目，如何敢评议王君的论文？一来是因为我去年11月26日以来，因心脏病住医院四十五天，现虽已出院，仍得遵医生命令充分休养，所以我没有充分时间去研究王忠林君的论文以及他举出的‘参考书目’了。为了以上两个理由，我很诚恳的请求先生与大部准许我辞去王忠林君的‘博士学位评定会’的委员兼主席的任务，务请先生早日另请别位专家担任，以免延误。”[1196]

    这就是胡适：尽管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但绝不冒充“万能”，外行话不说，外行事不做，一切以为他人和社会负责做准绳。

    “我从不积蓄”

    胡适说：“一个小单位的主管不正，他的部下一定跟着不正，这个叫作黑吃黑，是会传染的。”[1197]

    胡适担任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官居何职他都十分清廉，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额外的钱财。

    “钱有什么用处？他们为什么要去搞钱？这个风气真坏！”胡适愤愤地说。“我是从不积蓄的。你看我收到的钱都随时用去，从来不积蓄。我准备一点钱给我的太太身后用的，她可能死在我前。这些钱是够她身后的费用。我只有七八千块的美金是交给高宗武替我经营，从来没有结账过。这回我要买车子，他汇来两千五百元。此外，中基会因我不拿一个薪水，——他们本来给同仁人寿保险的，但我是有心脏病的人，保险公司里虽有熟人，也检查过体格，但他们的保险章程规定不保有心脏病人的险，因而不给我保了。于是中基会想出一年一千元的储蓄费，作我身后的费用。我替中基会作了十二年的时间，连利息算起来有一二万元，将来是够办理身后费用了，我从来没想积蓄一点钱起来给儿子。我现在只有一个儿子（在大陆的暂时不算），他也没有希望我的遗产。我已把他培植到大学毕业，他也能自立了。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弄钱？”[1198]

    中基会全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将美国退还之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胡适1927年6月在中基会第三次年会上当选为董事，1930年7月又增聘为董事会下设的编译委员会委员长，1950年1月在华盛顿被推举为中基会干事长。

    关于中基会的公债，抗战前有人劝胡适卖掉，胡适对他们说：这是国家的钱，如果国家没有了，我们还要外汇吗？而且这笔公债抛出去会扰乱金融市场的。他主张不卖，后来把这些公债运到美国，还租了房间保管着。胡适说：“中基会的账目是请中美两个有大名望的会计师查账的；查了的账再送教育部，教育部曾经转送审计部。审计部的人没有事做，故意说中基会的记账方法不对，主张改变记账的方法，这些账都是经过有名的美国和中国的大会计师查过，还有记账的方法不对吗？我们就不理他了。但我们还是送的教育部的。”[1199]

    公私分明，清正廉洁——这就是胡适的品格。

    “做我的儿子最吃亏”

    胡适的长子叫祖望，是学工程的，他做了十几年的事，全靠自己的工作成绩吃饭。

    1960年1月，“驻美大使馆”参事王蓬从华盛顿打来电报，想调胡祖望去做他的助手。这是一件苦差事，月薪仅有300多美元，是很难养活妻子的。胡祖望踌躇再三，因为王蓬先生过去是自己的老上司，才决定接受了下来。

    不料4月8日台湾《自立晚报》的“新闻眼”上，却刊登了一条消息《胡祖望将有新命》。内云：“执政党某权威人士不久以前曾数次约晤胡祖望，对其近况表示关切”，“并在（三月）九日的晚上请祖望到南港去劝胡先生。”胡适看后大为生气，因为这条消息毫无根据，纯系凭空编造。

    第二天秘书胡颂平来“中研院”上班，胡适拿着《自立晚报》，心情有些沉重地对他说：“我四十年来，从没有给我的儿子写过介绍信，也从没有给我的学生写过介绍信。做我的儿子最吃亏的，做我的学生也是吃亏的。他们这样造谣，他们应该对青年人——我的儿子道歉。李玉阶是《自立晚报》的董事长，我写一封信给他。”

    胡适取出信笺给李玉阶写了一信，严正声明：“我在社会上做事四十多年，从来没有荐人荐事的信到任何政府机构或教育机构。我的儿子祖望做了十多年的事，全靠他自己的成绩吃饭，从来没有得到我一丝一毫的介绍力量。他是学工程的，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政治。”胡适要求《自立晚报》应该向王蓬先生和胡祖望两人道歉，他怀着一颗做父亲的心，义正词严地说道：

    “关于我自己的政治见解，我自己有主张，自己负责任，外间流传的各种揣测，我从来不更正，也没有工夫来一一更正。但最近《自立晚报》有两次提到我的儿子，这是关系一个青年人事业的事。我不能不替他说几句话。”

    信写好以后，胡适想了一想，又决定不发出去了。他对胡颂平说：“明天中午中国公学校友会给于（右任）先生补祝生日，你可以去。……遇到李玉阶，你可以把我这封信里的话告诉他：《自立晚报》对我的部分，我可以不答复，但对少年人是一种侮蔑，——”

    胡颂平问：“信为什么不发呢？”

    胡适说：“我决定不写信给他，比写信给他还要生气。”[1200]

    为别人的小事帮忙

    胡适晚年在台湾，常为别人的小事帮忙。

    有一天他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写信人叫佟明璋，是1946年北大教育系毕业的，但没有毕业证书，影响了就业和晋升。胡适曾经做过北大校长，所以佟明璋写信求胡适帮忙补发毕业证书。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谁还记得一个学生的证书有无之类的琐事呢？

    当时陈雪屏任台湾当局“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当年陈雪屏在北大读书时听过胡适的讲演，胡适执长北大期间陈雪屏又一度出任北大训导长，胡适觉得陈雪屏也许能对佟明璋的事情有所救助，便给陈雪屏写了一封信，说：

    “雪屏兄：送上佟明璋君从香港来信，请你看了即在信上批几个字。卅五年（1946年）七月教育系毕业，他必是‘伪北大’（指日伪时期的北大——引者注）的学生，那时我还没回国。此项学生的毕业办法，当时似有一种补习（补救？）办法。你若记得此人，乞示知此项学生的请求补发证书应如何办理。你在百忙中，乞恕我把这种琐事奉扰。”[1201]

    1960年3月胡适在医院检查身体时，收到了一位小学生的来信，开头便说：“我是一个被国家不要的孩子，将来我也不要国家……”[1202] 原来这位小学生的父亲是一位准技工，台湾当局对工人家属的实物配给只按二口计算，而他兄弟姐妹共有九人之多。胡适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便把小学生的信给已经升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雪屏转去，又写了几句希望关注的话：

    “在医院收到一封有趣味又很动人的信，谈的是一个真实又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送给老兄看看。我盼望这个问题能得着政府诸公的注意。”[1203]

    “妈妈要我嫁”

    晚年的胡适很少看电视听广播，也很少看戏。报纸是每天必看的，这是早已养成的习惯。

    有一天，他从一份晚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不禁引起了对少年犯罪问题的关注。

    某一家电台播放实况录音，一位口齿伶俐的六岁小女孩演唱《妈妈要我嫁》，其中有这么两句：“死了也不愿嫁给那个癞蛤蟆”、“我那亲亲热热的小冤家”。每当小女孩嗲声嗲气地唱到这两句时，总会博得热烈的鼓掌声，如像戏院子里喝彩叫好一样……

    然而胡适却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个小女孩演唱完了，过一会儿又有一个小女孩登台演唱。

    演唱的是同一个节目：《妈妈要我嫁》。

    又是嗲声嗲气的“我那亲亲热热的小冤家”。又是尖声尖叫的“死了也不愿嫁给那个癞蛤蟆”！

    仅仅六岁的小女孩，远不到“妈妈要我嫁”的年龄。她们一定不知道也不懂得这两句歌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年幼不懂还要登台演唱，肯定是大人强使孩童而为之。

    胡适心想：“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平常他对少年犯罪问题关注不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外行，不愿多说什么批评的话。看了晚报上登的文章后，他认为电视、广播以及各种文艺演出节目，应该严肃认真地考虑对孩子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一些不良的武侠小说，对于少年犯罪想来不无影响。”[1204] 少年犯罪，根子在大人：是由于教育不良甚或教唆造成的。

    谢绝为人写字

    请名人写字，名人也常给人写字，这是我们中国人历来的习俗。

    把那些名人写的字裱好了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比如厅堂里或书房中，对于主人都是极大的荣耀。墨宝作为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说俗一点儿它可以卖很多很多钱。

    有的名人写字是要收银子的，明代郑板桥开此先例，谓之“润笔”。

    有的名人字写得并不好，甚至很蹩脚。人们要（或买）他的字其实是要（或买）他的名气。字写得蹩脚的名人到处给人写字题字，只会流为笑柄，因为蹩脚的字写得愈多挂得愈高愈显眼愈惹人注目愈是丑相毕露。

    胡适是大名人，请他写字的人很多。据梁实秋讲，早年胡适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每星期到校讲课两三次。学生们在他未到之前，桌子上已按顺序排好了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胡适一进来，学生们便将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密密围绕着，请他写字。胡适一面和人寒暄着，一面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笔如云烟，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学生们得了校长的墨宝，个个欢喜得了不得。[1205]

    胡适的字别具一格，清癯削瘦，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写行草。

    到了晚年，向他索求墨宝的人更是有增无减。有些人往往事先把纸张都预备好了，或函寄或送上门来。但胡适婉言谢绝了，1958年12月13日他在台湾拟了一封通用函稿，凡索字者都寄上一份：

    “某某先生：

    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学写字，十几岁时，我曾临写颜鲁公，也曾临写褚河南，也曾临写苏东坡。无论临写谁，我总学不像，当时中国公学有一位会写字做诗的安徽同学汤保民（昭）先生曾说：‘适之样样事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

    我十九岁出国留学，更没有学写字的工夫了。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不要叫排字工人排错。

    但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没有费一天工夫去学写字。所以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写字，更不配给别人写字。

    承先生的好意，要我写字。我写这封信，请先生原谅，请先生恕我不写了。原纸奉还，敬祝先生健康。”[1206]

    奉还的是纸张，但收到的人都会看到胡适在那上面写了两个无形的大字：免俗。

    也许从中还能体会到胡适的那一份真诚。

    “怕太太俱乐部”的“会员资格”

    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只身独处了三年多，虽然周围有许多好朋友，虽然“中研院”为他配备了两位秘书，一位管文书，另一位管生活，还有一位特别护理，但毕竟缺少了家庭温暖。

    1961年10月18日夫人江冬秀也从美国回到台北，胡适亲自到机场迎接。10月30日“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眷属举行“欢迎胡夫人茶会”，由李济主持并致欢迎词。胡适站起身来致答词，他说：

    “我是奉命，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太太来了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分拘束，就少了一分自由。好的（在？）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她不住在此地的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我们那个时代，——五十年前的时代，现在年轻的人是不会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到我民国六年回国，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还是看不到，一直到了结婚那天才见面的。我有两句诗：‘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这就是说有了拘束。‘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可以在今天P.T.T.俱乐部里对全体同人说的话。以后欢迎同人眷属到我家里来玩。最后谢谢大家的好意。”[1207]

    胡适说的“P.T.T.俱乐部”，是一个新的典故。还在江冬秀回来之前，有一天叶楚生来看望胡适，她从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回来，带着10枚法国打电话用的符号币，上面铸有3个法文字母P.T.T，中国人把它拼成Pa Tai-Tai，读音与“怕太太”相同。有些爱开玩笑的人，就将法国的符号币视为“惧内协会”的会员证。叶楚生叫胡适把这10枚符号币当作会员证“全权分配给10位惧内的同志”，胡适笑着连声说：“好好好。”胡适还告诉叶楚生美国有P.T.T的类似组织，提倡男人对太太要“三从四德”：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上街买东西、看朋友、打麻将要跟从；太太发错了脾气，冤枉了先生，要盲从；太太买贵重的东西要舍得，太太发脾气要忍得（“得”与“德”谐音）……叶楚生听得哈哈大笑了，心想胡适见多识广，学富五车，讲起这一类笑话来也头头是道，妙趣横生，让人既增长知识又忍俊不禁。[1208]

    当年胡适和表妹曹诚英有一段“婚外情”，为此动了和小脚太太离婚的念头。江冬秀知道后以“自杀”并杀死两个幼子相威胁，弄得胡大博士狼狈不堪，因此有了“惧内”的名声。后来这个“Pa Tai-Tai（怕太太）”的趣谈传了开去，有人便问胡适是不是具有“惧内协会”的会长资格？胡适风趣地笑道：“会员的资格，会员的资格。”又对护士小姐说：“我的太太常说，凡是说自己怕太太的不是真的怕太太；真的怕太太的，他们是不说的。这句话很是。这些人很多，但名字倒不好开。”[1209]

    类似的笑话胡适不知讲过多少次，可以说颇有些历史了。据何兹全在《怀念胡适老师》一文中记载，1946年11月11日胡适从北平乘飞机到南京出席国民大会，按惯例住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楼上，第二天史语所为他开了欢迎会，除所内同人外，许多家属也参加了，小孩子钻来钻去，乱哄哄好不热闹。胡适那天很高兴，当场讲了一个“怕老婆”的笑话，他按照女人的三个年龄段，将男人何以怕老婆细分为三种原因和三个层次，十分风趣又振振有词地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1210] 大家听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1959年12月17日“中央研究院”在为胡适祝寿的晚会上，董作宾先生当着具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大博士的面做了一番“考证”，说胡适属兔，内人（江冬秀）属虎，兔子见了老虎就要怕。胡适听后即兴发挥，讲了一个笑话，大意是说他业余有两大爱好：一是收藏火柴盒，二是搜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后者才是他“真正的收藏”，而且是“极丰富的收藏”，差不多世界各种文字“怕老婆”的故事他都收藏了，“在这个收集里面可以找到了解国际大问题的钥匙，大到和战问题也不会例外。”[1211] 从中他发现世界各国只有日本、德国、苏俄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便得出结论说：“凡是有怕老婆的故事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1212] 照他这样说来，母系社会是最民主最自由的，世界各国要想民主自由最好一股脑儿倒退回到母系社会去。所以，胡适把是否“怕老婆”同国家的政权性质联系挂钩，只能视之为一种奇谈怪论，或者说是胡适式的“幽默”。

    与小贩交友

    台北有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名叫袁瓞。他原籍江苏靖江，曾在上海读过中学，1949年1月不满二十岁时来台，初为入伍生总队学生，退伍后自谋生路，在高雄卖过豆腐，在台北做过一家香烛号的练习生。从1958年起自做自卖芝麻饼。因为他有些文化，又喜欢读书和思考问题，所以大着胆子给著名的大学者、“中研院”院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教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孰优孰劣。他原以为这封信会泥牛入海无消息，没想到两天之后便收到了胡适的回信。胡适在信中说：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的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的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1213]

    据胡适说，他之所以回信是因为他受到了感动。“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1214]

    通过写信，一位大学者和一个小贩交上了朋友，成了忘年交。据王仲康记述，胡适曾请袁瓞到南港“中研院”来做客，他满面笑容地握着袁瓞的手说：

    “朋友，我很高兴见你，让我们好好谈谈。你有出乎我意料的年轻，可是从你来信中却要看你四十岁以上啊……”

    袁瓞把一个手巾包打开，笑着对胡适说道：“这里是十个芝麻饼，送给你吃，表示我一点敬意。”

    胡适接过来先尝了一个，嘴里咯吱咯吱地响着，连说：“好吃，好吃。”

    在相互交谈中，还得知两人鼻孔里都不约而同地长了一个瘤。胡适是早已治好了，袁瓞因为台大医院做手术太贵，自己负担不起，所以一直没敢去治。他担心会不会是鼻癌。胡适听他这么说，就马上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了一封信，叫袁瓞拿着他的信直接去找高院长。袁瓞接过信一看，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袁瓞的眼睛湿润了……[1215]

    是朋友就得帮忙，必要时还须提醒一二。胡适在另一封信中对袁瓞说：“我劝你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祝你平安。”[1216]

    “播种者”与“粉丝”

    李敖上初中时，借到了一本《胡适文选》，阅读之后深受影响，从此胡适便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李敖成了胡适的一名“粉丝”。

    1952年10月1日，年仅十七岁的李敖在台中车站上给胡适投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足足有两千字。然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不过李敖崇拜胡适之心并未因此改变。1954年还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他写了一篇论《胡适文存》的文章，当时未能发表，几经周折才于1957年3月1日在《自由中国》杂志刊登了出来。就是这一篇文章成了他结识胡适的敲门砖，为李敖走近胡适提供了机遇。道理很简单：胡适虽远在美国，但《自由中国》杂志他是每期必看的，有一个叫“李敖”的青年人写文章评论他的《文存》，胡适自然也会留意并记在脑海里。

    1958年4月，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是胡适的老朋友，李敖是从台大出来的学生，胡适在百忙之中把李敖约到钱思亮家中见面叙谈，他又高兴又有些惊讶地说：

    “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1217]

    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以后李敖和胡适只小谈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台大医院，第二次是在台大文学院门口，第三次是在“中央研究院”。胡适给李敖写过三封信，一副墨宝。李敖穷困的时候胡适送过他一千元钱。他们的实际交往就只有这些。

    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演，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涉及中西方文化问题而在台湾岛内招致众多的批评。胡适讲他“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在对胡适的一片“围剿”声中，1962年元旦，李敖在《文星》第9卷第3期上发表了《播种者胡适》一文。他盛赞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称颂胡适是新文化、新思想与现代化的“播种者”；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胡适的人，都“通通抓不到痒处”[1218] ……

    胡适本人对李敖这篇“卫护胡适”的文章，据说看了之后并不开心。胡适去世后钱思亮帮助整理遗稿，发现有一封胡适就《播种者胡适》写给李敖的信，但胡适的近亲好友将这封信“妥为保管”了。李敖当时没有见到这封信……

    这封信的原件现藏台北胡适纪念馆，信中胡适对李敖说：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1219]

    病中看报

    1961年2月25日胡适的“心脏衰弱症”又犯了，医生说这是一种新的冠状动脉栓塞症，患者每每劳累过度便会重复发作。

    由于病情危险，胡适需要静养三个星期，让左心房的裂口慢慢长好。在静养期间，台大医院高天成院长和医生严格禁止他谈话，也不能看报。

    胡适却有些耐不住了，抱怨道：“不看报，不是剥夺我的自由吗？”

    老朋友梅贻琦（月涵）此时也正在台大医院治病，住在胡适对面的特二号病房。他走过来劝胡适在医院里一定要和医院合作，不能不听医生的话。

    挨到第三天下午，医师蔡锡琴来诊察：胡适从犯病时的每分钟心跳135次降至77次，基本正常了。胡适很严肃地对医师说：

    “蔡先生，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看报，我就要想别的问题，想得整个身子都出汗。我觉得这样更吃力。睡吧，会做梦，不睡吧，我会想问题。我是看书看惯的人，我看书是不吃力的。像小说、诗、词，我能背诵的诗词，用大字本，我看来毫不费力。请你给高院长、宋大夫商量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

    他还透露了一个小秘密：犯病的那天晚上，他在背杜甫、白居易的诗，没背几首就睡着了。第二天脉搏降至88跳，若无其事地躺在病床上，看了《中央日报》、《联合报》、《新生报》几种报纸。

    蔡锡琴医师把胡适的要求告诉了主治医生。宋瑞楼教授走进病房对胡适解释：“我们并不是不给先生看书，先生是可以看书看报的。不过看书看报都要用手拿着，手一动，就会影响静养的身体；可否让护士小姐拿着给你看，或念给你听？每天暂以一份报纸为限，好吗？”

    胡适是向来不肯麻烦人的，要让护士小姐拿着报纸给他看或读给他听，他觉得于心不安，也不方便，所以答应医生几天之内暂不看报。[1220]

    过了几天老友朱家骅来医院探视，朱家骅对蔡锡琴医师说：“胡先生是最不听话的病人。”

    胡适笑道：“不，我现在完全服从了。不信你问问蔡医师——”

    蔡锡琴医师笑着点点头：“我可以证明。”

    “有心脏病的人都是悲观的，但我仍旧很乐观的。”[1221] 胡适一边让医师检查，一面笑着说道：“今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和对面特二号的梅先生都好了，同时出院了。我叫护士小姐到对面房间去告诉梅月涵，他很高兴我能告诉他我梦中的消息。”[1222] 住院期间很多人为他祈祷，胡适开玩笑说：“上帝看见我会跑开的。”[1223]

    大家认为胡适这次犯病之所以能比较快地好起来，除了医护人员悉心治疗与看护外，也和胡适的达观有关。他没有把病放在心上，仍然谈笑风生，幽默风趣，这对于他身体的恢复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这次发病胡适在台大医院整整住了五十六天。出院后他在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等几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说：

    “我从2月25日夜因病进台大医院，到4月22日出院，在这五十多天里，多蒙台大医院高天成院长、蔡锡琴主任、宋瑞楼教授，和他们的青年医护同人热情照料，又蒙台北、南港，和各地的许多朋友关切慰问，使我很轻松的度过这八星期的医院生活，我真十分感激！我盼望这回病好之后还可以有气力做几年有用的工作来报答各位朋友的好意。”[1224]

    由于“中研院”所在地南港没有医院，钱思亮夫妇让他出院后在台北市内暂住一段时间，胡适答应了。住的地点在福州街26号，原是台大医学院院长的旧宅，后改为学人住宅。胡适在这里既养病又办公。

    “我们的年纪越弄越轻了”

    胡适和梅贻琦两人晚年都患有重病，又都住在台大医院。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医院中经常相互探视，彼此问候。

    台湾有“青年节”和“儿童节”，1961年“青年节”那天梅贻琦看望过胡适，“儿童节”这天胡适坐在轮椅上，由工友推着到对面病房里看望梅贻琦。由“青年”至“儿童”，胡适笑着对梅贻琦说：

    “我们的年纪越弄越轻了。”

    梅贻琦也笑了，心里感到很是宽慰。[1225]

    胡适在1962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又有一段记载：

    “昨夜过梅月涵病室（与我对门），与他告别，谈了几分钟。他说，‘我大概还得再住一个多月才可以出院。’他是前年五月底住院的，到如今快二十个月了。去年三月到四月间，我还在床上，他可以起床步行到我床边，站着与我同照相。那是他最好的时期。现今差多了。我很感伤。”[1226]

    负责照料胡适生活的秘书王志维，和胡适的特别护理徐秋皎小姐，两人在医院里陪侍胡适。梅贻琦的病情是愈来愈严重了，胡适唯恐听到老友不幸的消息，连电话的响声都会让他害怕。然而终究放心不下，有一天他从病房出来，轻声询问王志维道：

    “有没有坏消息？”

    王志维告诉他：“没有没有，听说梅先生的病体见好些。”

    胡适这才心宽了些。可是第二天他准备再去看望梅贻琦时，徐秋皎劝阻他说：“梅太太同一屋子的女人在祈祷，在唱歌。现在只求上天保佑了。”

    胡适于沉痛中含着怒意地大声说道：“这是愚蠢！我本来很想看看梅先生，他也渴望能够见见我。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歌祈祷，希望（他）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1227]

    劝阻老友续弦

    晚年的蒋梦麟有意续弦，与一位叫徐乐贤的女士结婚。胡适在医院中听说此事在台北引起了满城风雨，细究原因，在于这位女士十七八年来与好几位男士谈婚论嫁，往往婚前先要一大笔款子，婚后又要全部财产管理权。她的前夫某位将军只好付出巨额代价，在同她结婚仅七个月之后与之离婚。陈诚、张群等几位老朋友担心蒋梦麟上当受骗，弄得晚年手中不名一文。胡适仔细想过之后，觉得自己对“五十年的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便给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劝阻说：

    “……我是你和（陶）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我万分诚恳的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的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1228]

    蒋梦麟原来的夫人陶曾谷也和胡适熟悉。胡适托人把信送到了老友的手里，蒋梦麟对送信的人说：“我替国家做了多少事。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我个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我知道外面有一个组织来反对我。这个组织是以北大为中心的。适之先生的信，一定要谈这件事，我不要看。”[1229] 蒋梦麟还在报上发表谈话，说一位从前北大的老朋友写信劝阻他，他连信也不看就扔在字纸篓里去了。又说：“这位老朋友比不上我，他只会在字纸篓里工作。”[1230]

    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和徐乐贤小姐结婚了，胡适无奈只得表示道贺，并在7月19日、20日两天的日记中附上了有关的剪报。然而没过两年，1963年4月蒋梦麟便向台北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与徐乐贤离婚。此时胡适已经谢世。

    蒋梦麟向报界发表谈话，自谓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1231] 正是：

    故友已乘黄鹤去，始悔续弦是深渊。

    忆昔北大中兴日，老泪纵横愧当年。

    立遗嘱

    胡适在南港住所的私人物件，是由王志维经管的，“中央研究院”让他负责照料胡院长的日常生活。

    1961年6月里的一天，胡适对王志维说：“我的遗嘱早已立好了，放在铁箱里的一个小皮箱内。这个小皮箱有一个暗处，平时不大看得出来的，我就放在这个暗处里。我身后的事情都有交代，分交三个人负责。你现在不能去看它，我只告诉你我的遗嘱放在什么地方。”

    这一年胡适七十一岁。王志维听胡适这么说，不禁感到有些突然，也有些惊骇。于是就说道：“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遗嘱吗？但他活到九十三岁。我希望先生也和先生的老师一样的长寿！”

    胡适笑了一笑：“希望如此。”[1232]

    原来1957年春天胡适在美国动了胃溃疡大手术后，就用英文立好了一份遗嘱，并由刘锴（时任台湾当局驻加拿大大使）、游建文（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担任大使馆秘书）、李格曼（Harod Riegelman，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同年级同学）三个人证明。6月4日胡适当着他们的面在遗嘱上签字盖章，三个证明人也当着胡适的面和彼此的面签字。遗嘱自此从法律上生效。

    1962年2月24日胡适猝然去世。想起了胡适生前说过的话，王志维就把放在铁箱里的遗嘱取了出来。胡适生前的四位老朋友王世杰、陈雪屏、钱思亮、杨树人共同拆开遗嘱，并由钱思亮在治丧委员会筹备会议上用中文将其中的要点当众宣布：

    “我，胡适，住在纽约州、区、市、曼哈顿镇，现订立并声明本件是我的遗嘱与遗产处分书，而取消以前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所订立的任何其它处分遗产的准备。……

    我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在证人之前签字盖章。”[1233]

    遗嘱共有八条。其中包括将留在北平的图书、文件赠予北京大学，将纽约住所的全部手稿、文件及全部印本的书籍交付并遗赠台湾大学，财产交付并遗赠妻子江冬秀，“如妻在我之前去世则给两个儿子，或归其子息”，[123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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