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蒋毛握手，64年前那个秋天里最大的新闻“重庆谈判”，举国瞩目。不过在今天，它似乎没有像“抗战胜利”一样被隆重纪念；因为它最终的结局不是艳阳，而是血光。对于今人而言，那场遥远的谈判，那些早已作古的主角们并未如烟而去，那些挥手、微笑、合影、握别，那些信誓旦旦、白纸黑字，那些智慧的交锋、意志的较量、权力的争夺、主义的坚守，那些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命运的承诺和领受，都如在昨日，如在目前，活脱脱一场从未闭幕的东方历史悲喜剧。
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晚上8点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此时，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8月11日，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
慑于国内外实现和平的强大压力，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授意下玩起了花招。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8月20日、23日又再次、再三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按中国通常的习惯，蒋已经三邀，不会有第四次了。如果毛泽东不去，群众舆论是难以接受的，将负没有和平建国诚意的责任，也将负全体国民的愿望。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所以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毛泽东以“弥天大勇”慨然应约
蒋介石给共产党摆了一个鸿门宴，他料定毛泽东不敢离开根据地到国民党统治中心来赴宴。他们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了空。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鉴于形势的发展，中央政治局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为赴“鸿门宴”，中共电请美军派飞机来接，并由赫尔利随机陪同。
8月28日上午10点多钟，在延安机场，身着蓝灰色中山服的毛泽东环顾四周：“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出发吧。”周恩来回答。他打量着毛泽东，停住脚步。“你这顶帽子不合适，你戴我这顶吧”。毛泽东戴着盔式帽子，走上飞机。下午3时许，载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人的飞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机舱门一打开，首先出现的是身穿一套浅蓝色制服的周恩来，熟悉他的人鼓起掌来。当毛泽东出现时，中外记者蜂拥而至，抢着握手、提问。毛泽东走出机舱向大家频频挥手，照相机不停地闪烁着。当记者向毛泽东询问中共在谈判中将从哪些问题谈起，毛泽东答：“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
毛泽东在机场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很感谢。”毛泽东带着浓重口音致谢，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记者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在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时，他语气坚定地重申：“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当晚8点，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十八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再度会面。两人在门口合影，留下了那张历史性的照片。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8月29日《大公报》的社评道出了那时公众向往和平的普遍心情：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一场复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他们并无思想准备，更多的是宣传，是做出一种和平象征，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毛泽东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出行前他指示党内：“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但他必须在重庆这个舞台上演好“谈判”这出戏。
一国之内，有两个各有军队、各占地盘、各自为政的政党，这就是重庆谈判面对的现实。蒋介石拟定谈判的原则：“一切问题以政令军令之统一为中心。”毛泽东提出三大口号：“和平，民主，团结。”其核心，也是最令国民党头痛的，是“民主”。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余天。四十余天，国共双方代表唇枪舌剑：
国民党说：一个国家，如果四分五裂，还能搞什么民主？
共产党驳：没有民主，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
在9月19日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则之下，始可解决问题。如依中共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
中共代表则说：人民希望的是“新式的民主的统一”，“决不希望统一的政治，是贪污普及于全国的政治，统一的军事，是军阀横行于全国的军事。……反民主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有，到了今天，已经是陈腐透了。”
政治总是受到严肃对待的。谈论别的话题时，在座进行谈判的几乎都是朋友，一谈到两党的纷争，最低限度也是肃静无声，不然就要唇枪舌剑了。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直到9月中下旬，国共谈判在两党军队编制比例和解放区问题仍僵持不下。周恩来和王若飞不知踏过多少次重庆德安里101号的门槛，这里是蒋介石官邸明亮宽敞的会议室，每隔几天都有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国民党提出解放区120万军队裁减为12个师；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谈判被迫于9月22日至26日又一次休会。27日重开谈判后，进展比前一阶段顺利多了。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烽火已燃。8个月后内战全面爆发，历史完全走向美丽口号的反面。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闪耀着那么令人炫目的戏剧性光环，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然留下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藏匿在无数尘封档案后面的无法复位的记忆，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2.千里跃进——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作为革命老区，以天堂寨为中心的大别山区是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的摇篮，无数热血男儿从这里走上了不屈的抗争道路。从鄂豫皖这片大别山里走出了共和国的1位元帅、2任国家主席和300多个开国将军。1947年，开进鲁西南的刘邓大军向大别山疾进，在短短20天内闯过数道险关，先敌胜利进入了大别山，人民解放军由此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刘邓大军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
开进鲁西南后的战略调整
1947年7月29日，在鲁西南重镇菏泽城北一个简陋的民房院内，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正在散步。刚刚指挥完著名的鲁西南战役，两人难得这么轻松一下。
“报告首长，紧急电报！”参谋人员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交给刘伯承。刘伯承只粗略地看了一眼，脸色便立刻凝重起来，邓小平连忙接过了电报。
电报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上面标着的3个“A”字十分醒目。邓小平知道，3个“A”字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毛泽东为什么亲自给他们拟写电报，并且一连用了3个“A”呢？
原来，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马强渡黄河，开进鲁西南，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正当刘邓大军鏖战鲁西南并捷报连连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毛泽东把主要进攻方向指向敌人战场上最敏感而最薄弱的地区大别山，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刘邓大军。然而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7月28日，刘邓给中央军委回电，如实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等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原以为中央会批准他们的计划，没想到次日毛泽东就亲自起草了这份标有3个“A”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3个“A”字深深地印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脑海中，两人也深深感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重望。
刘伯承、邓小平看完电报立即将之烧掉，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后，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时话音中还略带哽咽，不由地重复着一句话：“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得失，这正是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革命家一生的真实写照。随着敌情和黄河水情的变化，野战军主力出动已刻不容缓，在收到3“A”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1947年8月7日的黄昏，刘邓大军12万人马兵分三路，在数十公里宽的地面上，如利剑出鞘直指大别山，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刘伯承强调：“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听到黄河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8月7日这天，蒋介石乘飞机由南京抵达陕北延安视察战事。他趾高气扬，要亲自到毛泽东生活过10多年的革命圣地上看一看，借以炫耀自己所谓的强大军事实力。而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却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即将出动的刘邓大军。他告诉刘邓：“你们出动，全局变化，敌不可能专心打陈粟。”
20天内的千里跃进
刘伯承和邓小平命令几支部队，或开展积极攻势，在黄河渡口佯动；或寻机歼敌实施掩护；或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或作出挺进桐柏山的态势，给敌人造成错觉和出其不意，以保证野战军主力隐蔽实施跃进。同时，部队实行严格保密，各纵队分别以纵队参谋长姓氏为代号。刘伯承、邓小平等上述精心安排，完全迷惑了敌人。国民党部队朝令夕改，结果坐失战机。但刘邓却始终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的动向。
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为使刘邓顺利达成任务，陈谢必须提早过河”。8月11日这一天，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北渡黄河，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随即跟进。陈赓、谢富治集团分别由太岳、太行区出发，向黄河北岸开进。当日晚上，刘邓大军主力从河南民权至虞城间分三路开始跨越陇海铁路，向大别山疾进。两天后，刘邓两人在虞城古王集附近从容地迈过了陇海路，闯过了南进途中的第一道障碍。
8月1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战军先后进入被称为“第二个草地”的黄泛区。这块宽达15公里多、遍地积水污泥的地带，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溃败时炸开黄河花园口堤坝使黄河水泛滥造成的。泥水浅则及膝，深则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如果不是水面上还露着一些民房的屋顶和树梢，人们不会相信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原来曾是沃野和居民区。指战员争先恐后地走向泥水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拄着木棍，夹在浑身沾满泥水的指战员中间，吃力地行进着，不时地还相互搀扶着。他们的身先士卒，鼓舞着疲惫的将士们振作精神，尽快地走出黄泛区。
18日夜，部队通过黄泛区，急行军直奔沙河。由于豫皖苏军区部队预先和人民群众搭好了浮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中路部队顺利渡过了沙河，天亮时到达河南省沈丘县贾寨。原拟“过河后休息两天”的刘邓大军，因情况紧急，仅休息一天就又出动了。
这时蒋介石方如梦初醒，惊出一身冷汗，他感到刘邓大军不是“溃不成军”地“向南流窜”，而是有目的地跃进大别山，威胁自己的战略后方。于是，他慌忙调兵遣将南阻北追，并气恼地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自己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到前线督战。对此，刘伯承和邓小平等研究后，发电报给各纵队首长，作出新的行动部署。
为了把刘邓大军阻击在汝河以北，蒋介石急着调来整编85师经过平汉路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
刘伯承和邓小平利用短短一天休息的时间，向全体指战员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响亮口号，指示部队再次轻装前进，将笨重武器和车辆就地埋藏或炸毁。经过上述政治动员和休整，部队士气更高，行军速度更快了。8月19日，刘邓率指挥部在平舆县杨埠渡过洪河，又经过急行军，于23日到达汝河北岸黄柳营附近。
8月23日晚，刘伯承和邓小平所在的中路第六纵队前卫第十八旅已抢占了柳营、柿树园及河对岸的大雷岗村，并架起了摇摇晃晃的浮桥。然而，敌机轰炸，大炮轰鸣，一次次集团冲锋抢夺汝河南岸渡口，还在沿河南岸15公里多的地带燃起熊熊烈火，表明恶战的帷幕已经拉开。就在这危急时刻，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一起来到了第十八旅临时指挥部——当地农民用树枝、杂草搭建的一小窝棚，距河边只有100多米。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也一起来到这里，小窝棚里顿时沉寂无声。
后来刘伯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情况是：“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更是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他们命令部队从即时起，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飞机大炮、枪林弹雨，片刻不停，强渡汝河。前线指挥员则命令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样，到第二天下午，刘邓大军共有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至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还面临最后一道险关——淮河。
8月25日，刘邓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我主力已通过汝河，水路线只有淮河一个障碍，三天内主力可能渡河，尽力争取休息。”刘邓大军顺利徒涉淮河可以说“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实际上，当刘伯承和邓小平于8月26日来到淮河北岸时，又面临了与强渡汝河极为相似的“绝地”。此时，正值淮河汛期，部队到达时恰逢上游河水突然上涨，不能徒涉；由于敌人破坏，船只仅仅搜寻到十几只，而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离淮河渡口仅仅15公里远。东、西两路军已渡过淮河，只有中路军滞留在北岸。8月27日凌晨，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他发现由于河水下落，有些地方可以徒涉，便派人分别给邓小平、李达送信，告诉他们马上组织后续部队立即徒涉淮河。这样，中路军7个旅化险为夷，避免了背水一战。刘邓大军刚刚冒险趟过深及下巴的淮河，追兵就赶到了淮河北岸。不料，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只得望河兴叹。至此，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闯过了千里南进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先敌胜利进入了大别山。
刘邓创造了奇迹。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战胜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先后越过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一道又一道障碍，于8月27日胜利到达大别山区。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邓小平则用他特有的语气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500公里，从长江再跃进500公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剩下不到500公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
战略格局随之转变
此后，刘邓大军经3个月战斗，建立33个县的人民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设立华中“剿总”，并兴师动众地把海军调入长江，以防范刘邓大军渡江作战，随即，开始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在这里，刘邓大军度过了抗战胜利后最艰苦的一段岁月。冬天来了，刘邓大军在风雪荒野的大别山没有后方，缺衣少粮。战士们既要同“围剿”的敌人作战，又要自己设法解决饥寒。他们克服了种种艰难，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由此完成了战略部署。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协同作战，共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它带动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使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的转变。战争的车轮在这里扭转，历史的轨迹在这里转弯。
4.关门打狗——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是一场彻底歼灭东北国民党军的大决战。在国、共两党角逐东北的历史征战中，共产党将数十万大军南下锦州，关闭东北咽喉要道，扼住通向华北之路，形成关门打狗的作战态势。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攻克锦州。迅速瓦解长春，顺利解放沈阳，进而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夺取全中国奠定了基础，使中国革命的胜利由原本预计的5年时间一下子提前了两年。
决胜千里 指挥若定
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特别有利。早在1945年9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调遣大批主力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10月底，正式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到大决战前夕，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此时已拥有70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5万，且东北解放区面积已占东北全境的97%，控制了95%的铁路线。而东北国民党军卫立煌率领的55万人被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陆上补给困难，全靠空运。长春孤敌被久困，无法解救，成为敌人的弱点。蒋介石曾考虑放弃长春、沈阳，打通铁路交通线，把沈阳主力转移到锦州，再寻找机会转用于华北、华东战场。但是又顾虑放弃东北，将会在政治、军事上产生严重后果，因而或撤或守举旗不定。直到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对东北战略尚无决策。就在蒋介石与卫立煌仍然在为是否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上而争执不休的时候，毛泽东做出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把作战重心放在锦州，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由沈来援之敌的战略决策。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又是东北敌军的供应地。攻占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不仅割裂了傅作义、卫立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而且把卫立煌集团封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之敌出援，造成打运动战的条件。因此，毛泽东号召东北野战军，要树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沈阳敌军来援时敢于同他作战，将其就地歼灭。真可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阻击塔山 攻取锦州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拉开帷幕，东北国民党军最黯淡无光的日子来临。战役第一阶段即锦州之战。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只要占领锦州，就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为了就地全歼东北之敌，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突然挥师南下，对锦州至山海关段铁路发起攻击。到10月1日，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切断辽西走廊，孤立了锦州。被困锦州之敌范汉杰电蒋求援，急盼沈阳救兵。当蒋介石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经沈锦路出辽西，解锦州之围，支援锦州时，卫立煌按兵不动，拒绝接受蒋的命令，认为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师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东北将领消极避战。经过精心策划，决定组成“东进兵团”，由华北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林彪担心受到沈阳、锦西、葫芦岛三方援敌夹击，将陷入危局。致电中央军委，提议回师打长春。电报于凌晨4时刚发出，9时又重新给军委发电表示：“我们拟仍攻锦州。”毛泽东立即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并且指出，“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
按照新的部署，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巨炮裂空，重兵卷地，势不可挡。在攻取锦州的同时，我军塔山地区阻援部队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成功地保障了锦州方向的作战。塔山并不是山，只是北宁线上的一个小村落，称塔山堡。它位于锦州、锦西之间，两锦相距约50公里。是敌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之地，也是东北我军堵住国民党援军的必争之地。林彪致电4纵：必须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蒋介石则乘“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葫芦岛第54军军部，部署锦、葫部队增援锦州的作战任务。同时指定海军以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霎时间塔山成了一片火海，硝烟直冲云霄，凝结成一团巨大的乌云。在这样的疯狂攻势下，解放军塔山英雄团，竟创造了战史上伟大的奇迹，激战6昼夜，击退“东进兵团”数十次猛烈进攻，坚守住了阵地，保障了我军主力攻克锦州作战的胜利。至10月15日18时，占领锦州城，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上将、卢浚泉中将。当晚，林彪在指挥所接见范汉杰、卢浚泉。林彪询问范汉杰对锦州一战的看法。范汉杰沮丧地说“贵军神机妙算，弃长春，舍沈阳，突然闪出锦州，扼住我军战略咽喉重地，乃出我军意料之外。锦州，犹如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负华北。贵军夺下锦州，恰好象从中间折断扁担，使东北与华北分离，棋着厉害”。接见卢浚泉时，林彪要卢浚泉给镇守长春的第60军军长曾泽生通个电。第60军与卢浚泉的第93军同属滇军，卢浚泉同曾泽生有袍泽之谊。卢浚泉当即起草了劝曾泽生率部起义的电报。
攻克锦州后，长春守敌鉴于突围无望，守必被歼，在人民解放军的争取下，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19日第7军投降，东北“剿匪”总指挥郑洞国被迫于21日凌晨走出指挥部中央银行大楼向解放军投诚。长春和平解放。
守黑山镇 捉廖兵团
锦州、长春解放后，辽西会战，歼灭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是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军攻克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而辽西会战则是辽沈战役中的最后决战。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出辽西后，他没有直指锦州，而是折向西北，于13日占领彰武，想切断南下解放军的后方交通补给线，但作战时机却因此而丧失。15日进占新立屯，以引我军回援，借此解锦州之围。我军攻克锦州后，卫立煌认为，廖耀湘兵团再无西进的必要，应迅速撤回新民，否则又有被解放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但蒋介石于10月16日回北平后，连电卫立煌迅速向锦州攻击，而卫立煌坚决不令廖耀湘继续西进，又不敢令廖撤回新民。
廖耀湘对他的整个撤退计划有了万分紧迫的感觉，他几乎把所有能投入的部队都派到了黑山、大虎山一线，企图重占锦州，并令第52军主力抢占营口，以便把东北的部队经内陆或海上撤至关内。
10月21日廖耀湘命令向黑山、大虎山发起猛攻，遭遇解放军的顽强抵抗。
黑山、大虎山阻击战鏖战正急之时，毛泽东电告林彪、罗荣桓，蒋介石仍然不改变锦西、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对我军来说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
东北野战军攻锦州得胜之师迅速回头，犹如飞将军从天降，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疾进，随即展开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大围歼。东野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命令各师：“死守3天，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廖耀湘进攻黑山、大虎山受阻后，乃改变计划向营口方向撤退，企图从海上逃走，但途中又遇解放军的拦截，失去了南撤的宝贵时间，不得已分成两股向沈阳方向突围。由于指挥错乱，部队来往调动，陷入一片混乱。人民解放军以血肉之躯堵在黑山、大虎山，硬是没让廖耀湘的五个军闯过去。这时廖耀湘才发现，他的部队被阻击在黑山、大虎山整整三天，出沈阳后就在辽西徘徊、转悠，吃够了围城打援的苦头，唯恐有去无回，结果仍是有去无回，他的人生和他的整个兵团十几万精锐恰恰因此被彻底断送了。这一年，廖耀湘42岁，此后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俘生涯。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被围歼的消息传到南京，非常器重他的校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昼黑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轻取沈阳 解放东北
战役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歼灭沈阳、营口之敌，解放东北。辽西会战正酣时，10月27日，蒋介石将杜聿明召到北平，商讨对策。杜建议蒋介石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蒋最后同意调船撤离营口的第52军，同时命周福成指挥第53军、第6军207师死守沈阳。当天中午，杜聿明由北平飞到沈阳与卫立煌研究如何巩固沈阳防务或撤退营口。第二天，杜聿明回到葫芦岛，着手部署撤退营、葫的部队。卫立煌见大势已去，于30日乘飞机离开沈阳。
东北野战军各部队迅速向沈阳兼程前进。林彪命令钟伟第12纵队和5个独立师及1个骑兵师，由长春星夜兼程南下，切断沈阳之敌的退路。28日，辽宁部队迅速占领辽河渡口，架桥准备大军过河进军沈阳。11月1日，我军突入沈阳市区，敌人迅速瓦解。2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同日，营口之敌除第52军部率第25师等万余人自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暨东北全境即告解放。
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人，取得震惊中外的胜利。岁月如云，辽沈战役已经成为历史。辽沈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与指挥艺术已被世人所肯定。它的胜利，从根本上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据此，毛泽东指出，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实现了。
5.驰骋中原——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大决战，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打得最惨烈的一战，也是国民党政权败亡台湾的关键一战。1948年11月，在以军事重镇徐州为中心，地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广大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国民党精锐之师。从此，蒋介石再也无力与毛泽东逐鹿天下，共产党终于实现了问鼎中原的梦想。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伟大篇章。回顾这段战史，折射出历史的必然，也让人看到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精英团队以及民心各个层面的较量。
调兵遣将 中原决战
当济南战役城头硝烟未散之时，那封历史上很有名的电报已经摆在毛泽东的桌子上，这是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的粟裕将军建议乘胜打淮海的电报，其战役目标是攻占淮阴、淮安、海州和连云港。毛泽东在接到粟裕的电报后，对淮海战役的作战方向表示赞成，并且把战略目标扩大到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上的敌军主力。10月11日，毛泽东向华东野战军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黄维兵团；第三步在两淮地区全歼杜聿明集团。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解放军在淮海战场投入的总兵力即华东野战军15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和中原野战军7个步兵纵队，加上华东、华北、中原军区等地方部队，共约60万人。
蒋介石害怕徐州守军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之覆辙，为确保徐州，巩固江淮，以屏障南京，决定将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主力收缩到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守备，形成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成所谓“一点两线”部署，以攻势防御阻击共军南下，必要时撤到淮南，确保南京。至此，国军统帅部在淮海地区总共集结了5个兵团：黄百韬第7兵团、李弥第13兵团、邱清泉第2兵团、孙元良第16兵团、黄维第12兵团及3个绥靖区共80万人，1948年11月6日，中原大地上一场旷古未有的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强攻碾庄 歼黄百韬
淮海战役是从痛歼黄百韬的兵团开始的。当时正值中原大地最寒冷的季节，滴水成冰，狂风肆虐，雨雪霏霏。华东野战军按预定的作战部署，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新安镇、碾庄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黄百韬还未来得及从新安镇撤退到徐州，就被解放军包围住，将其分割包围于以碾庄为中心的十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蒋介石感觉不妙，急令杜聿明为副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连夜赶到淮海战场，杜聿明计划国民党军以16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全力增援黄百韬，同时命令黄维第12兵团向徐州急进。他下令11月13日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全线发动攻击，一场比冷兵器时代不知激烈多少倍的中原大战已全面展开。粟裕包围黄百韬之后昼夜攻击，但是黄百韬第7兵团并非一群乌合之众，这支重兵兵团不仅装着美械武器，而且训练有素，在战场上打的相当顽强，一向以攻坚著称的华野13纵队仅打下两个村庄就伤亡六百多人，战斗激烈到无法运下伤员和烈士遗体，战场上每隔四五米就有一挺重机枪，没有人能活着冲过那场死亡的弹雨，在对手钢铁洪流的冲击下，我阻击部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一寸寸的抗击着国民党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敢死队的拼死进攻。在华野总指挥粟裕眼前的这张日夜不离的作战地图上，国民党三路大军的巨大箭头已直逼眼前，就像三炳寒气逼人的利剑，此时每一分每一秒的延缓都是以阻击部队官兵的生命为代价的。
就在蒋介石庆幸华野攻击受挫之时，徐、蚌铁路的交通要冲宿县城头，却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宿县俗称南徐州，在这里存积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是刘峙集团唯一的补给线和退路，蒋介石和他的谋臣无法想象，共军竟敢于千万军之中奇袭宿县，企图把徐州剿总的数十万大军全部吃下，这一主意是中原野战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在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唱的又一出好戏。宿县失陷，刘峙集团顿时陷入愈退无路的孤立之境。粟裕决心肯下黄百韬这块硬骨头，于是决定11月19日总攻碾庄，战斗在夜晚10时打响，我军炮兵用了30万余发炮弹，在30分钟内对碾庄进行了猛烈轰击。接连几天的浓雾，让对手的空中优势无法施展。22日全歼黄百韬第7兵团，并直冲进黄百韬司令部，缴获了黄百韬的一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上还有一副象牙麻将和一只紫铜火锅。黄百韬这位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在孟良崮战役中，曾放出狂言，要把胶东解放军“赶到大海喂鱼”。此时，他逃到了小黄庄东北的旷野上，在求援无望中，撕碎了蒋介石最后空降给他的“坚守待援”的亲笔信，开枪自杀。
围双堆集 生俘黄维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围歼孤军冒进的黄维兵团，这是淮海战役承上启下的关键一战，对尔后全歼杜聿明集团，夺取整个战役的全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黄维兵团，是白崇禧指挥下的精锐师团，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是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支柱。蒋介石、白崇禧迫于形势，投下这张王牌。当时如果从天空俯视中原大地上那个巨大的棋盘，会看到除了碾庄的硝烟，就是黄维这支用钢铁包装起来的12万大军，由确山和驻马店出发，向徐州滚滚而来，投入淮海战场作战，企图扭转战局。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从徐州到蚌埠，由海州到商邱，蒋军南北对进、东西呼应的四个兵团，都被我军重兵阻滞，唯独这个黄维兵团，在战场上得以左右闯荡，似乎无人敢攖其锋，沿正（阳）新（菜）公路浩浩荡荡前进。西柏坡中央军委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不惜疲劳，连夜前进，不仅要追上正在机械化开进的第12兵团，还必须截住他，阻止其进入激战正酣的淮海战场，给华野减轻压力。由于黄维的机械化兵团一路上被河流、沼泽和烂泥折腾得焦头烂额，当他们到达安徽蒙城时已是10天之后，仅靠徒步行进的中野部队在广大支前民众的有力支援下，驰骋于中原大地，先期赶到他们的前头。
11月18日中原野战军1纵在杨勇的指挥下与黄维正式交手。黄维锐气逼人，以炮火开路，以坦克群攻击，强渡涡河向东突进，对中野部队来说很难挡得住他，此时在碾庄取得胜利的华东野战军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12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下达了对黄维作战总攻击的命令，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双堆集发起冲击。至15日将敌全歼，生俘黄维。
被俘后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吴绍周、王元直等人惶惶不安，不知所从。就在这时邓小平政委、刘伯承、陈毅司令员等我军高级将领，来看望他们了。黄维当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住的农家小院，房东大爷识文段字，感慨地说，我这三间草房，来了这么多国共两党将领，真是“群贤毕至，寒舍生辉”啊！为了打开尴尬局面，双方竟在棋盘上对弈起来，棋至收官，只见黄维一推棋盘站起身来，向邓小平、陈毅首长深深一揖，笑盈盈地说：“在下不光在战场上是你们手下的败将，在棋盘上也不是你们的对手，败在你们这些名将手中，我是心悦诚服，甘拜下风。”
追击堵截 俘杜聿明
在两淮地区全歼杜聿明集团是淮海战役的第3个阶段。黄维兵团被歼，蒋介石曾精心策划了三路会师宿县的计划破产。这时蒋介石把徐州“剿匪”副司令杜聿明召到南京，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绕道永城南下，企图侧击我中原野战军。杜聿明集团约30万人一出徐州，就乱成一团，争相逃命。华东野战军立即以11个纵队全力追击，经过三昼夜的围追堵截，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方圆十几公里的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此时的国民党军队陷入内缺粮弹，外无援军的绝境。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20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聿明本人未曾看到。陈毅也给杜聿明写了一封信，他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将信撕掉烧了，就立即告辞而去。至此，在中原大地上，我东野、中野两支大军面对着只剩下不到20万人的杜聿明集团。在杜聿明等拒绝投降时，华东野战军遂于1月6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将敌全歼，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当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妻子曹秀清马上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夫妇。蒋介石未接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秀清不满，便到“总统府”吵吵闹闹，说：“我的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
杜聿明被俘后，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1957年，美籍华裔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金，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立即派人与杜聿明联系。此时，杜聿明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也。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55.5万余人。淮海战役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由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的出色指挥，以及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反动腐败的蒋介石集团彻底丧失了民心，而共产党和解放军赢得了全国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淮海战役我军参战部队60万人，而参加支前的老百姓就有500多万人。真是车轮滚滚，轰轰烈烈。陈老总说得好：“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完全置于人民解放军的炮口之下，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指日可待。
5.古都玉帛——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第三个战略性进攻战役，也是大决战的最后一个大战役。共产党雄兵百万，纵横在千里的长城线上。华北战场的国民党军60万，龟缩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最善守城的陆军上将傅作义，以华北总司令职，坐镇北平，他要守住华北，守住平津。而他的对手，却已经不再是奉系军阀，也不是日本侵略军，这一次他要对抗的，是已经横扫辽沈战场，百战成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兵压城城欲摧。为了稳住敌人，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对平、津、塘（沽）之敌“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成功地将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华北地区。并以战斗的方式解放了天津，以和平的方式让傅作义交出了北平城。千年古城，免于战火，百万生灵，未遭涂炭。
分兵突袭
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震撼下，华北在一瞬间变成了一叶孤舟。蒋介石迫于形势严峻，召开高级军事作战会议，紧急磋商华北作战方针，傅作义以主战的姿态发言：“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机的办法，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施行，我认为在天津、塘沽60公里建筑弧形阵地，平津之间建筑碉堡群，迎战入侵之解放军，可战可走。”傅作义积极主战的态度使蒋介石大为震动，认为有这样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指挥，华北战局未必失败，况且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东北野战军刚结束辽沈战役，需经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华北不致遭受威胁”。因此，决定“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据此方针，傅作义将主力分布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长达500公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这种兵力部署，傅作义是煞费苦心的，他有意将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战局不利，可以向绥远逃之夭夭。
1948年12月，为了实现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共100万人，协同发起平津战役。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的先遣兵团包围部署在北平、张家口的傅作义部队，切断他们向绥远西逃的通路，“围而不打”，拖住敌人。然后，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之间，“隔而不围”，切断敌军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使之彼此不能相顾，欲守不能，欲战无力，欲退无路。指导此战役的关键是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或西窜。为此中央还命令作战部队，务求有张有驰，不要因为用力过猛，惊走了林中困兽。
我军在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后，采取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先打新保安，包围张家口，引出傅作义主力增援，然后，将其分割、包围、歼灭。张家口是国民党察哈尔省的首府，它西接绥远，南临平津，是傅作义西退绥远的必经之地。他不能让张家口有任何闪失，无论如何都要把西退绥远的道路畅通，保持到最后一刻。因此，张家口的得失牵动着傅作义高度紧张的神经。此时的傅作义着急了，立即出动他的快速部队王牌35军。
12月22日晨，新保安战斗极为激烈，小小的新保安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尽管35军顽强的抵抗，经11个小时激战，终于全歼敌35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被迫自杀。新保安的战局像一场巨大的洪水，冲垮了守军的心理防线。23日，张家口守军畏敌避战，弃城而走，解放军迅速追击堵截，激战一日多，歼敌5.4万，这对傅作义的打击是极不寻常的。24日，张家口在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迎来了解放，奏响了平津战役胜利的序曲。
血战津门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海上东逃或南窜的可能性，于是，我军下一步的任务是攻取天津，切断敌人东逃之路，进一步孤立北平，动摇固守信心，最后解放北平。
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是北平的门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市区狭长，海河自西北流贯东南，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日军占领期间构筑了大量工事。当东北野战军逼近天津时，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将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林、房屋清除，并布下了4万颗地雷，同时还在市内构筑了380多座大碉堡。陈长捷骄傲地将天津防御称为“固若金汤”！我军前线司令员刘亚楼号召广大官兵：“先吃肉后啃骨头，在金汤桥会师！”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在守军拒绝投降的情况下，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刹那间，500多门大口径火炮对预定目标开始了轰击。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去，气浪如暴风。碉堡、暗堡纷纷倒塌。地雷爆炸，铁丝网节节粉碎。敌人的大炮在我军炮火的强大压力下，根本无法还击。敌人的两架飞机也被我军高射炮击中坠下。经过29个小时激战，至15日15时歼守军13万余人，活捉守将陈长捷。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在金汤桥，此时陈长捷的广播电台发出了人民的声音：“天津解放了！”
此战役以傅作义的想法，天津至少坚守数月，并且可以以此作为谈判的资本，但是解放军的战斗力是傅作义根本没想到的。当时曾有人问陈长捷“我们都打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突围”，陈回答说“大哥让再看一看”，“大哥”傅作义也。接着，陈长捷操着不太浓重的福建乡音说：“没想到，到了（12月）20日以后，外围不断有激战。很快杨柳青、北仓都只经一夜即告失守。我几次向北平总部报告，总部参谋长总是那句答复：‘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更让陈长捷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能守三四个月的城防，30个小时不到就被解放军完全突破。如今天津城古老的金汤桥依然保存完整，矗立在津门海河之畔，那是陈长捷所说的“固若金汤”的英式钢桥，见证着当年短兵相接、杀声四起、炮声隆隆、破城攻坚的壮烈场面。
北平解放
天津解放后，北平被重重包围。北平这个历朝古都，紫气霞光汇聚之地，人口200余万，数以千计的宫殿庙宇，无与伦比的景观园林，享誉世界的文化遗迹，无可胜数。解放军近百万大兵压境，一声令下，顿时就是玉石俱焚。为了避免战争的破坏，中共中央决定化干戈为玉帛，对傅作义积极进行政治争取。此时的傅作义已经身处绝地边缘，只身弃城南下，老本近蚀，定会遭到蒋介石的处置，而不走留下，又成为解放军的战犯。傅作义坐困愁城的消息接连不断地向平津战役总前委传来，因为连傅作义自己的女儿、秘书、亲人、亲信都是中共的情报人员。他不仅一次问他的参谋长，和谈算不算投降？就在傅作义的态度还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北平市民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问题的约法八章，使原本战争气氛越来越紧的北京城，要求和平的空气越来越浓。
傅作义素来喜欢和社会贤达交朋友，大家也一致主张不要再打内战，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不能让北平这个千年古都毁于战火，让北平200多万民众惨遭涂炭。
北平的战与和牵动国人心，1949年1月9日上午，林彪、聂荣臻等人乘车来到八里庄，先后与傅作义代表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华北“剿总”地政处长周北峰面谈。打下天津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6号，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又一次和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等人会谈。傅作义知道放手一搏只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他不忍心毁灭北平。于是会谈之后，顺利地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5天之后的1月21号，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起至31日，傅作义部的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和平的曙光照在了古都城楼上。
至此，平津战役这场震撼世界的大决战，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终于落下帷幕，血与火的64天，智慧与计谋博弈的64天，此战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蒋介石国民党军主力和精锐师团被消灭殆尽，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华北地区在饱受了战火硝烟的洗礼之后，终于可以享受到和平建设的激越与宁静。
1949年1月31日，这一天被定为北平和平解放纪念日，9月27日北平更名为北京。傅作义的名字，同平津战役一起，载入史册。
6.横渡天堑——渡江战役
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形成了“剪刀差”。国共大决战胜负显见，国民党800万精锐丧尽，南京政府已是大厦之将倾，1月21日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从总统宝座上引退下野，进入他平生忧险最重的时期，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月31日，北平解放，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分乘二十多辆汽车，浩浩荡荡由西柏坡驶向京城，写下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笔。
“划江而治”
李宗仁上任后，就与白崇禧达成共识：与中共谈判，以求早日结束内战。为探测中共的态度与条件，安排长期担任其幕僚的刘仲容作为密使北上。
刘仲容自武汉北上时，去司令部向白崇禧辞行。白崇禧一脸严肃地说：“我们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李宗仁）一致确定的国策，你也是知道的。见了毛泽东，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白崇禧显得武断而神情激动，“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冒险横渡长江的木船，胜败之比是一百比零！”
因战火与交通不畅，刘仲容走走停停，直到3月下旬，方才到达北平。毛泽东当天晚上就与之见面。刘仲容语气凝重地说：“南京方面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总之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对此，白总司令的表现尤为强烈。”“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毛泽东收敛笑容，态度坚决地说：“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实际上中共中央军委早已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只不过由于国共双方正在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所以渡江具体时间一拖再拖。
4月5日夜间，一架小型客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舷梯上下来几个神秘人物，为首者正是刘仲容。他快步钻进了白崇禧派来的专车，当晚便来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刘仲容向李、白原原本本报告了北平之行，李宗仁未做可否的表示，但说且待商量。白崇禧听刘仲容汇报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时，一脸愠色：“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
12日，刘仲容经由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临行时李宗仁一再交代：“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刘仲容一下飞机，就由王炳南等人接送去双清别墅毛泽东处。见刘仲容神色黯然，毛泽东已料到了几分，刘仲容摇头叹息：“他们两个还是坚持划江而治。”毛泽东笑笑说：“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刘先生可以将我的话告诉他俩。还可告诉李宗仁，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座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渡江在即，毛泽东仍然没有等到李宗仁的转变，等来的却是南京政府中宣部长程天放的声明：“和平的希望黯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
百万雄师过大江
蒋介石在宣布下野的第二天，便由杭州回到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此时蒋介石虽然下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操纵着政局。他企图依靠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
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到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4月20日下午，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子夜时分，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余里的长江面上，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横渡长江。长江北岸顿时万炮齐鸣，千帆竞发，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扑向南岸。解放军的渡江行动，被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发觉了，随着“轰隆隆”的炮声，炮弹呼啸而来。长江宽阔的江面到处是解放军渡江的木帆船，南岸的敌人不时升起一长串照明弹，为炮火寻找目标。江心浪大流急，加之炮火掀起的层层巨浪，许多木帆船都剧烈地摇晃起来，但解放军战士在船老大的帮助下，不顾艰险，奋力向南岸划去。不久，解放军先头部队攻占了敌人的滩头阵地，国民党军队见解放军像潮水般涌来，吓得慌忙后撤。炮火打碎了蒋介石的如意梦想，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4月21日，晨曦初露，新华社播音员以清晰洪亮的声音，将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通过电波传遍长江南北，黄河上下。此时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大门紧闭，家眷已经整装待发，李宗仁也要走了，他在等待一个“仪式”：“我总要听到共军炮声吧。”对于李宗仁来说，4月22日之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李宗仁知道，这是他逗留在南京的最后一夜了，眼看着南京就要落入中共之手。23日上午，李宗仁的专机“追云”号在南京故宫起飞。他向前来送行的官员声称飞往广州。李宗仁的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离去时多飞了一圈，向南京投去了最后一瞥。在飞机起飞之后，李宗仁嘱驾驶员改飞桂林。当天中午，李宗仁到达桂林。
22日拂晓，负责渡江作战的中路解放军首战告捷，突破安庆、芜湖防线，傍晚时分西路解放军也突破贵池到湖口防线。东路解放军在击溃顽敌后，占领了扬州、镇江，并争取江阴要塞守敌的起义，控制了江阴要塞，封锁长江。这样，国民党反动派惨淡经营三月之久的“长江防线”被彻底摧毁。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某部分批从浦口渡江后，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一片欢呼声中，解放军按计划分头前进，控制了狮子山、紫金山等战略高地，把南京城周围都控制起来。
当晚解放军冲进“总统府”时，里面早已逃得空无一人。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墙上还挂着一幅标志淮海战役的地图，文件扔得满地都是，其中一份电报还吹嘘在淮海战役中消灭解放军一个师。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总统府”顶上的青天白日旗被迅速降下来，在一片欢呼声中，鲜艳的红旗升起来了。总统府前欢声雷动：“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有一句名言：“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就是拿笤帚柄也能保卫长江。”虽说国民党军队手中拿的不是“笤帚柄”，而是美式步枪、机枪，却是一支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军队。仅仅依靠木帆船，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仅仅用葫芦和竹筒做成的“土救生圈”，那“固若金汤”的“天险”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4月24日清晨，毛泽东在北平双清别墅得知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欣然命笔，写下了光辉的史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预示着一个旧王朝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解放上海
4月25日，蒋介石来到位于溪口北侧白岩山腰上的慈庵前，向已故去的母亲做最后的告别。之后又坐轿子，翻山越岭，到达象山港边，匆匆上了停在水中的泰康号军舰。蒋介石离开老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从上海迂回，指望有什么奇迹出现。他下令军舰驶往上海，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4月26日下午，蒋介石乘坐泰康号军舰在一片阴雾茫茫中穿过吴淞口，靠上了黄埔江心的复兴岛码头。在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内，蒋介石连续3次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对淞沪防务又做了周密的部署。他要为保上海，做最后一搏。从1948年12月初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工事，历时四个月，蒋经国把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汤恩伯更是拍着胸脯保证：“大上海将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郎广围歼战后，汤恩伯集团主力20余万人退守上海，在蒋介石亲自部署下继续顽抗。5月3日，解放军攻克杭州，沿京沪、沪杭铁路向上海逼近。
欲作困兽之斗的蒋介石，其考虑和安排可谓处心积虑。然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胸中装有整个中国的毛泽东，绝不可能放弃上海。毛泽东曾说：“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当时制定作战计划遵循的指导思想就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开国元帅陈毅曾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采取两翼迂回、重兵钳击吴淞口的战法，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
5月12日，举世瞩目的上海战役正式打响。5天前，蒋介石已经逃离上海，踏上了开往台湾的军舰。解放军组成了两个兵团，西线兵团的任务就是首先向太仓、吴淞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然后从西北方向向上海市区突击。东线兵团任务是首先向黄浦江东岸之敌突施攻击，协同西线兵团封锁黄浦江，然后由东、南、西三面向上海市区突击。
在西线兵团攻击受阻后改变了战术，变猛插、猛冲、猛打的野战打法为小群动作、逐堡夺取、攻击必破的攻坚打法。经过10天的苦战，西线兵团歼敌2万多人，攻占了战前预定的上海外围阵地。
同一时间，东线兵团也进展顺利。尽管是雨中行军，雨中作战，但东线兵团迂回穿插战术，常常令敌人措手不及。到5月23日，我军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从东、南、西三面紧紧包围上海国民党军队的态势，解放全上海，指日可待。
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战役打响了。按照粟裕、张震提出的从四面八方攻击上海市区的计划，先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然后攻占苏州河以北市区，最后聚歼可能退集吴淞口江湾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24日上午8时许，仅仅经过10多个小时的战斗，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但敌人凭借苏州河北岸的高楼大厦，居高临下地构成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南岸的街道、建筑。攻击部队为了减少城市设施的破坏和居民的损失，主要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歼灭敌人。战斗是惨烈和血腥的，战士们一批批地冲上去，一批批地倒下来，苏州河水都被染红了。24日午夜12点，68师在找到易于突破苏州河的具体地点后，以两个团的兵力从两条小船船相接的“船桥”之上直插对岸，渡过了苏州河。国民党军队苏州河防线被拦腰斩断，他们苦心经营的整个苏州河防线很快就全线崩溃。5月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蒋介石严令坚守6个月的战斗，人民解放军只用了1/12的时间。
在此期间，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浙江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一部解放江西省南城和福建省建阳、建瓯、南平等地；另一部于22日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7日解放华中经济中心武汉。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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