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农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北京。这是一个民族在欢呼中焕发新生的日子，这是一个民族向着百余年战乱屈辱历史告别的日子，这就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如一轮红日穿过漫漫长夜，喷薄而出，放出万道光芒。这一庄严的时刻，已载入了人类历史的史册。时间已过去一个甲子，但每每回忆这个日子，还是令人热血沸腾。记住并重温历史，其价值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在于时刻提醒着我们自己从何处而来，在更多细节之处，更为我们的前路指出方向。毋忘来路，不忘其初。
新中国成立前一天
共和国成立前后，共产党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把全国各方面的政治力量融合在一起，使新政协具有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性质；而参加新政协的代表怀着欣逢盛世的使命感，投入到这千载难逢的建国大业中。
1949年10月1日凌晨6点钟，天刚蒙蒙亮，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缓步走出办公室，一边散步一边抽着烟。看上去，他着实显得有点疲倦。
新中国成立已经进入倒计时，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无暇顾及休息。就在开国大典前一天晚上，毛泽东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典礼，但因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直到次日凌晨6点。
在毛泽东夜间伏案工作时，警卫人员曾几次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再三提醒他早点休息。毛泽东只是口头答应休息，并没有离开办公桌半步。直到警卫人员把周恩来叮嘱他的话告诉毛泽东后，他才停止手头上的工作，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虽然毛泽东略显疲劳，但他疲倦的脸上掩盖不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中国人民为此等待了多少年！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动了10分钟左右，便回房休息。平时，他一般是下午3点钟起床，今天情况比较特殊，他特意叮嘱警卫：“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当时针指向1点时，警卫排长阎长林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站在床头轻轻地喊道：“主席，到1点了。”
毛泽东听到叫声，立刻坐起来，揉揉眼睛说：“这么快呀！”他穿上准备参加盛典的中山制服。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步行走进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就职。会议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并任命了各部门领导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勤政殿，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典礼。大家有说有笑，很快汽车就驶出了中南海，直奔天安门城楼。
登上天安门城楼
举行开国大典，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是一件极为庄严的大事。首都30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的海洋。30万颗心都在迎候同一历史性的伟大时刻。
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形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整个广场洋溢着庄严而隆重的节日气氛。红旗下面，是一支支穿着节日盛装的队伍。青、蓝、黄、灰、白五彩缤纷，像是精心规划的花圃。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开进了天安门。他们胸前都佩戴着红色锦缎飘带，印着不同的职务。他们衣着的色调和式样各不相同，但是不管什么颜色的衣服，佩上这红锦缎的飘带都显得光彩夺目，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从天安门城楼西侧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数十万双眼睛一齐投向天安门。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人们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台就座，乐队奏响新中国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伴随扩音器传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上万众齐唱，歌声如狂涛巨澜，震撼着北京古城。同时，也震撼全中国、全世界。
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以沉稳、激越的湖南乡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宣言，这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迈进的宣言，这是震撼世界的宣言，它宣告经历了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从此告别了屈辱的历史，拥有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祖国，拥有了能够真正保护自己、代表自己的政府。顿时，广场上再次沸腾起来，人们情绪激昂，欢声雷动，响彻云霄。
接着，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众翘首仰望的庄严目光中冉冉升起。30万人一齐肃立，抬头瞻仰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人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人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升旗结束后，礼炮惊天动地鸣响。54门礼炮同时发出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当毛泽东主席亲手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第一声礼炮响了。这炮声震天撼地，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了！
伴着礼炮的隆隆声响，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尽情欢呼。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与信心。
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检阅阅兵队伍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致军礼。朱总司令还礼后，聂荣臻总指挥向总司令报告说：各军种已准备好，待命接受总司令的检阅。朱德总司令乘阅兵车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了各军种的队伍，然后驱车回到天安门上，朱德总司令站在天安门上的大殿楼前宣布：“阅兵式开始！”
一声令下，在军乐声中，陆、海、空各军种的指战员，迈着脚尖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走来，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以海军2个排为前导，接着是1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战车师、1个骑兵师。
当队伍进入东三门后，正步前进，到天安门主席台的东侧时，在口令的指挥下：“敬礼！”
行进的指战员立即像闪电一样将面部向主席台侧过来行进注目礼，同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向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解放军首长们致敬。主席台上的将军们以军礼回敬，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举手回礼。当几十架银色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天安门上下的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受检阅的这个飞机编队，是由战斗机、运输机、通讯机混合编成的。早在一个多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个由9架野马式P—51型美制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这是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成立这个飞行中队，主要是为保卫政协会议、保卫北平安全和准备去解放台湾用的。
下午2点，17架飞机分成6个分队，依次滑到起飞线上，待命而发。下午4点整，开国大典检阅开始。随着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停在跑道上的17架飞机咆哮而起，缓缓升空，直飞天安门方向。4点35分，天安门城楼附近响起飞机的隆隆声，这声音划破了广场的沉默和宁静。
广场上的人群突然欢呼起来，大声喊道：“是我们的飞机！”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也兴奋地举起了左手，他把手心朝向天空，有力地挥动着，好似在向飞机示意。飞机组成“品”字形，依次通过天安门。飞行检阅总共进行了7分多钟，时间尽管短暂，但它却载入了共和国空军史册。
阅兵式进行了三个小时，直到黄昏。
群众游行
阅兵式过后，群众游行开始。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活动，欢庆新中国的诞生。
游行队伍按工人、农民、职工组成不同的方队，人们穿着各式衣服，色彩斑斓。这五彩缤纷的人流，经过天安门时，时而涌向金水桥边，时而停住脚步，时而缓步前行。他们翘首向上，希望能让毛泽东主席看得更清楚些。
播音员在广播里催促人们快速行走，但游行的队伍似乎被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住，人们很不情愿地缓慢地前行，希望能与毛泽东主席近距离的多待一会儿。
在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底下时，异口同声地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以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由衷的祝福。“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万岁！”毛泽东向群众高声回应并挥手致意。
人们尽情地欢呼雀跃，情不自禁地热烈地鼓掌，掌声歌声口号声海潮一般起伏不休。他们跳跃着、欢呼着……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一批又一批游行群众就是这样走过了天安门前。
此时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也被这一场景深深地感动，浑然不知疲倦和劳顿。
突然，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南北两侧的电灯齐明，燃起了晚间的灯火。这时，兴奋的人们才发觉夜幕已经悄悄地降临。
但是，人们兴致未尽。广场上观礼的群众，一齐涌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上的御路桥畔，都想尽情地看看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英姿风采。兴奋的群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他们翘首高喊：“毛主席万岁！”“同志们万岁！”毛泽东挥动着高举的手，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西头走向东头，从东面走到西面，与观礼台的代表们及各界人士挥手致意，依依惜别。
晚上8时左右，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命令指挥部：“现在开始放礼花！”五颜六色的礼花，千姿百态。加上礼花腾空的炮声，火花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如百鸟齐鸣，百花争艳。顿时，毛泽东被这美丽的夜景深深地吸引。他一边观看礼花，还边吸着烟，任凭喷出的轻烟飘绕。
时间过得很快，快10点钟了，观看礼花的时间要结束了。毛泽东好像要和群众告别，把身子向广场深深一探。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回到中南海的毛泽东好像多了几分感慨，对警卫员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那天晚上，毛泽东又失眠了。直到凌晨2点多，他还没有入睡，一会儿在床上侧卧，一会儿正躺，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共和国60岁了，但她诞生之初那第一声响亮的雏音，至今仍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
2.决战异域——抗美援朝
1950年，新生的中国从原点迈出了第一步，然而这一步竟是如此的令地球震颤。一支靠着小米加步枪打下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军队，在全国政局尚未安稳，也没得到休整，并且后勤、重武器、空中掩护全方位缺乏的情况下，居然向世界霸主美国发出了挑战。志愿军战士不仅让麦克阿瑟感恩节回家、圣诞节回家的宣言连续成了笑话，还最终迫使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承认在并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胜利是用了无数战士的鲜血换来的，并且这个代价在今天看来甚至高昂得难以接受。但无论如何，1950年的这次出兵，是新中国迈向巨人之路坚实的第一步。
风起三千里
历史上的朝鲜是一个比较富饶的半岛国家。北纬38°线正好横穿过朝鲜半岛的中腰部，对于朝鲜来说，这条纬线成为不幸的起源和苦难的象征。1896年沙俄和日本为争夺朝鲜的统治权就以北纬38°线为界，把整个半岛一分为二。二战后北纬38°线成为朝鲜半岛的楚河汉界，整个半岛被美国和苏联人为地一分为二，当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峙使朝鲜再次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和筹码。这条长约250公里的纬线注定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远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南北两方政权都为武力实现统一加紧准备，战争的氛围日趋浓烈，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大打出手。
1950年6月25日是一个星期天，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然而，就在这一天凌晨4时左右，朝鲜半岛三八线地区在夜幕深沉、大雨滂沱中炮声骤起——朝鲜战争爆发了。本来是一场局部地区发生的局部战争，可是随着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兵入侵朝鲜和联合国安理会派兵随从美军入朝作战，使一场局部地区发生的局部战争扩大为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势如破竹，而经过两个月的进攻，消耗巨大。这时，一个给朝鲜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军事行动发生了。9月15日，18000名“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成功登陆，越过北纬38°度线，并向鸭绿江边挺进。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准备开始另一场战争。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百业待举，十分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恢复和发展经济。美军空军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挑衅性的侦察，不断轰炸中朝边境的中国城镇和乡村，海军不断炮击中国渔船和商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此，中国政府一再提出抗议，但美国都不屑一顾。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随后，中国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进一步向美国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初令其侵略军越过北纬38°线，企图迅速占领全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一个艰难的历史抉择摆在了中国领导人面前。在1950年10月上旬，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光常常彻夜长明。维护和平的决心和保家卫国的责任，使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出兵，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同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打击侵略者
志愿军各部队入朝时，采取了一系列伪装隐蔽的措施。所以美军对志愿军行动未能察觉，当敌军分兵冒进到朝鲜的博川、云山、熙山、五老里一线时，隐蔽入朝的志愿军利用敌人未料到我军出兵的麻痹状态，集中6个军的兵力，于10月25日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开始了入朝之后的第一次战役。经过12昼夜的激战，11月5日战役结束。此役歼敌1.5万多人，使美军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成了泡影。这次战役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此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遭到第一次打击后，摩拳擦掌的麦克阿瑟集中了20多万兵力于11月25日宣布发动所谓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不料却中了彭德怀“诱敌深入”之计，损兵折将的美军在东西两线全面败退。到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冰天雪地、装备不足、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共歼敌3.6万多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之外的全部失地，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一战被称为改变世界历史的一战。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从12月31日开始发起第三次战役，向“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的防御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并迅速突破了敌军防线。1951年1月2日，敌军开始全线撤退。中朝军队乘胜追击，1月10日战役结束。此役共歼敌1.9万多人，并将“联合国军”赶至三八线附近。但为避免敌人诱敌南下，陷于不利地位，志愿军适时收兵，主力后撤进行休整，只留少量部队在第一线担负警戒任务。
“联合国军”为挽回颓势和缓和内部矛盾，在经过准备后，于1951年1月25日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全线进攻。志愿军立即停止休战，同朝鲜人民军一起重新投入了战斗，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四次战役。中朝军队采取坚守防御、战役反击等作战方式，血战汉江，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汉城，在向北转移中继续抗击敌人。至4月21日战役结束，中朝军队经过87天的艰苦战斗，终于遏制了敌人的进攻。此役共歼敌7.8万多人，给敌人以沉重杀伤，基本上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第五次战役，此役共歼敌8.2万多人，双方转入战略对峙。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毛泽东运筹帷幄，彭德怀决胜千里。骄狂傲慢的麦克阿瑟一败再败，被总统的一纸电令免去总司令职务。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经过和美军五次战役的较量之后，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方不得不重新估计中国军队的力量，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战旗美如画
在无法取得战争优胜权的情况下，美方不得不接收停战谈判。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在谈判进行期间，双方都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整个谈判呈现出时断时续、边打边谈的复杂局面。10月25日美军在板门店重新恢复谈判。
但在恢复谈判之后，美方仍拒绝平等协商，有意设置种种障碍拖延和搁置谈判，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想利用美军的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进行封锁破坏，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企图迫使志愿军因粮弹不济而屈服。志愿军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以逐渐成长起来的空军、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和后方运输部队协同作战，顽强地进行反“绞杀战”的斗争，建立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对前方的物资供应。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打的一场硬仗。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1952年9月和10月间，敌军把攻击目标选在了五圣山。敌我双方的目光都聚焦在弹丸之地的五圣山，而我军把大部分兵力和大量炮火部署在了西方山谷地，五圣山只剩下了一支区区万余人的非主力部队——四十五师。而美军将领范弗里特预计以二百人为代价，在五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包括美军第七师、第一八七空降团在内的七万多人的庞大联军兵力。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战斗打响。美军320门重炮、27辆坦克发射的炮火以每秒钟六发的密度落在我军阵地上。这一天里，敌军向上甘岭发射三十余万发炮弹、五百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而在长达8个小时里，我地面部队没有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只得任凭敌人的炮火肆虐。树木被打光，坚石炸成细土，电话线路全被炸断，据守两个高地的志愿军只能凭借步兵武器顽强抵御敌人的进攻。就是在这样惨烈的情况下我军仍顽强坚守了四天，等退入坑道，四十五师投入战斗的15个步兵连全部打残，有的连人数少得编不齐一个班。
经过几次拉锯战和在坑道内多日坚守，四十五师伤亡过半，但还是在10月30日再度组织反攻，并在5小时内收复了主峰。又激战了半个多月，四十五师补充上来的10个连队全部打光后，才固守住阵地。11月15日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此役以失败告终。
上甘岭战役双方投入兵力的密度与火力的密度超过了二战中任何一次战役，数百万发炮弹蹂躏着这两个区区3.8平方公里的小山头。这两个在范弗里特的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攻下来的小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用自己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勇敢精神。历史已经记不得那一万多位在战火中浴血的战士的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经和朝鲜半岛的五圣山糅合在了一起。他们没有抱怨，没有不满，更没有后退，因为在他们心中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美国的军事研究者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他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中国军队的两个主力师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可是中国军队却做到了。电脑往往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永远也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美国人不是输给了地利。他们忘记了拿破仑一百余年前讲过的话：“中国是一头睡着了的狮子。”
此役之后，我方再没遭遇到美方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十八度纬线上。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中朝人民军队从1952年底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加强了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守兵力和防御阵地，囤积了大量的作战物资。正面战场也作了充分准备。至1953年4月全部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联合国军”被迫放弃进行军事冒险计划，于4月26日同朝中方面恢复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1953年发起夏季反击战役，促进停战实现。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对“联合国军”进行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高唱凯歌还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作为世界霸主、自由世界的“领袖”的“山姆大叔”，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光彩与威风。克拉克后来在回忆朝鲜战争时，为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美国陆军司令官而深感失望和痛苦。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当年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元帅在战后曾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海岸架起几门火炮就可以奴役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百年积弱的民族，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国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气焰嚣张的超级大国，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有人称赞，有人谩骂，但没有人敢瞧不起！世界终于认识到，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
半个世纪过去了，朝鲜半岛鏖战的硝烟已变成历史的尘埃。翻开年代的史书，我们仍能清晰地看见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用脆弱的肉体和坚韧的意志一次次对抗着钢铁洪流，用不断倾倒的身躯死死拱卫着共和国的巍巍直立。自强和铭记，是我们对英雄崇敬的纪念。
3.超常过渡——一化三改
提起“一化三改”，很多老人都会激动地忆起那段火热的岁月，“工业化、公私合营、合作社”是那个时代的醒目标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被没收，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灭。以1952年9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标志，中共中央开始酝酿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化三改”的整体目标中，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三大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的目标。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
“一化三改”的目标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沿着近代中国所有志士仁人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批判地继承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先贤们富国强民、振兴中华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工业化——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开矿山、办工厂，做着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的梦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近代中国所有仁人志士共同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在腐败的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仁人志士的工业化理想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为开始中国工业化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正如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工业化从动态的角度看，就是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程。从具体的目标看，“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开国初，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是一个在一百多年中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榨，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的破坏，有着4.75亿人口，人均国民收入仅66元，工业比重仅占国民收入12.6%的大国、穷国。解放军的装备仍以缴获的大量美制、日制等“万国牌”武器为主。建国大阅兵中亮相的解放军重型装备都难以找到“中国造”的影子。当时，毛泽东常常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要使国家真正实现独立、富强，必须迅速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
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难遂人愿。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敌视政策，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政治上颠覆。当时，新中国微不足道的工业基础、技术力量、管理水平都极其低下，要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争取外国的援助是关键。1950年2月，中苏两项协议签定。根据协议，苏联将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工业项目建设，在帮助中国建设的项目中，机械和军工占了很大比重。
“一五”建设一开始，周恩来就在酝酿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1952年初，“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确定以建设重工业基础为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同时，根据中国与苏联协商，援建的中心环节定位于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兵器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等。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系统阐明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我们这样的大国不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大布局。从1953到1957年，中国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军工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这些项目为核心，以另外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中国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完备工业体系的雏形。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为此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五成就不寻常，自产铁轨出鞍钢。一汽长春解放牌，飞机南昌又沈阳。武汉大桥跨天堑，克拉玛依油不羊。铁路鹰下宝成等，三条公路通西藏。”鞍钢、沈飞、长江大桥，都是今天仍然无比显赫的名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是巨大的。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应该怎样去走？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上下求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主要包括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必须处理好工业内部的各种比例关系；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合作化——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走合作化道路的历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中，就大量地出现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个别地区已经产生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0年，新中国开始进行触及“农之根本”乃至“国之根本”的土地改革运动。至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改成功完成，全国约3亿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暴风骤雨的气势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长治是山西省著名的米粮产地，作为太行山革命老区在1946年就已经完成土改。1951年山西省委在调查中发现农村这几年有两个新的现象出现：一个是农村阶级有所分化，有人为了谋生卖地，有高利贷，一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方向发展；另一个是原来的长期互助组，特别是高级互助组，现在有些涣散，巩固不下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找到了当时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希望长治想办法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1951年在长治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试验，让这个地方成为中国农村系列变革的第一环。王谦在长治的变革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场大争论直接导致中国农村开始大规模推广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所有权开始从私人所有向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转变。
当时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和刘少奇等人都对长治试验有异议。而毛泽东却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长治试验。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规划正式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能把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而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争取五亿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我国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条件。
在1953年的后期，在党内关于合作化论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向长治试验倾斜。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应该改变所有制的形式，消灭私有制，“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占领”。而占领农村阵地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化，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变为国有和集体所有。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除了西藏和有限几个牧区之外，全国实现了“合作化”。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
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形式，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对手工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至此，中国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伟大变革，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会主义集体工业经济。
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6年，是民族工商业积极改造的几年。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时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作为“中国第一财团”的荣氏家族，其兴衰成败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真实而浓缩的写照，是一部关于中国商业家族成长与挫败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了大力扶植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工业等一系列措施来帮助私营企业发展。这一政策让资金已枯竭的荣氏企业恢复了生产，荣毅仁对此心存感激。在与上海市市长陈毅第一次会面时，陈毅说的一句话：“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荣毅仁提出的加工订货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到上海市的纺织行业，后来很快被推广到全国。1951年的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此完全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加工订货被看做“把私营工业的生产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9月，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道路。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逐渐明确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
荣毅仁突然意识到，公私合营将会是大势所趋。1954年9月，申新集团宣布进行公私合营，由此，荣氏积淀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则在国家掌握一切重要货源的情况下，通过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业务的方式向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转变。
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这时，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最后地断绝了资本主义和农村的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初，毛泽东主席南下视察申新棉纺织印染厂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20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荣毅仁作为上海工商业界公私合营的发起人，因此也被陈毅和周恩来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接着，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已达到99%，私营商业达到85%，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由于加速进行，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发生了一些缺点和偏差。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在继1954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4.勇攀巅峰——两弹一星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百废待举，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中国人民要真正挺直腰杆，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尽快建立强大的国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于1955年1月、1956年5月先后作出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1958年5月，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从此，研制“两弹一星”工程拉开序幕。“两弹一星”伟业，是新中国六十年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丰碑。它是新中国史册中波澜壮阔、辉煌壮丽的一页，是中华儿女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智慧和才华赤诚报国的不朽诗篇。
大漠深处腾起蘑菇云
研制“两弹一星”是20世纪50年代作出的重大决策。追踪历史的足迹，我们发现决策并不轻松，更不简单……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叫嚣：“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同时，美国还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务条约》，提出假如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扔原子弹，美国已经创造了可怕的先例。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对美国不断的核威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要想反对原子弹，自己就必须拥有原子弹。
1954年，地质部在广西采集了中国第一块铀矿石。1955年1月15日，一次关系中国核原子命运的绝密会议在紫光阁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这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果断做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从这次绝密会议后正式拉开。
为了加速中国核工业的发展进程，1954年、1956年，毛泽东两次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均未果。经过多次的磋商与谈判，直到1957年10月，苏联才与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其主要内容就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政府在1960年6月20日单方撕毁了核技术援助协定，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他们讥讽地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压抑住沉重的心情，以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对在场的人员说：“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就在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苏联背信弃义的同时，在国内，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在这种困难重重的严峻形势下，对于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国家领导层出现了不同意见，中央高层很快统一了意见。陈毅的话非常形象地表达了他们的决心：“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种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独立自主造原子弹的重任落在了中国科学家的身上。1959年12月18日，新疆罗布泊一个名叫黄羊沟的大戈壁滩上，钉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位置的标桩。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江南北的人才纷纷向西北大漠试验基地聚集。科学家们全力投入到制造原子弹的庞大系统工程中，展开了一场原子弹研制的全国性攻关战、协作战。“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虽然创业异常艰难，但始终阻挡不了会战大军前进的脚步。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1963年秋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方案按预定计划顺利实现，刚刚年满39岁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方案上签字。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海晏地区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准原子弹，为下一步进行正式的原子弹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5月，黄羊沟试验场，120米高的通天铁塔拔地而起，犹如一把利剑刺向蓝天。
10月14日19时12分，代号为“596”的庞然大物在宁静而神秘的大漠夜幕中，被缓慢地升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这就是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
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联结雷管顺利完成。全体工作人员随即陆续撤离爆炸试验现场。12时56分，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完毕。
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人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在一段短暂的寂静之后，突然，铁塔方向迸发出强烈而耀眼的闪光，接着升腾起一个巨大的太阳般的火球，冲击波如同飓风般席卷开来，随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渐渐地，火球与地面冲起的尘柱连成一体，形成了一朵极为壮观的蘑菇云。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历史定格在这样一个瞬间——1964年10月16日——这是整个地球上的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这是中华民族再也无须向强权跪拜的日子，这是全世界都在为中国人震撼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世界的东方，在亚洲大陆的中部，在古老的罗布泊，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在一声巨响中轰然升起，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一百年不曾死亡的信念。只是那样一个瞬间，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要为这团神圣的蘑菇云而改变！
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那就是原子弹的武器化。导弹不仅是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也是中国国防力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如果没有能将原子弹送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工具，那么中国核威慑将等于零。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就立即开始部署用空投方式进行核爆炸试验。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一颗空投原子弹爆炸获得成功。
但是，空投的作战使用价值远远不如用导弹发射。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不受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果断决策，中国也要发展导弹武器。
导弹研制几乎与原子能工业同时起步的。
1956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并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领导导弹航空工业工作。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把发展原子能和导弹航空工业作为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两个关键项目，把研制“两弹”放在优先的重要地位。之后国务院又成立了以宋任穷为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964年7月9日，“东风二号”常规导弹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主持下发射成功。这一步走在了原子弹爆炸之前，也为发展战略核武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周恩来说：中国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常规导弹，但是要发展为战略导弹，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并不是简单的事。
这个艰巨的任务再次落在钱学森的肩上。
既然接受任务，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在钱学森的记忆里，有过一次失败的记录。那是1962年，一枚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射程为10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起飞之后，20秒就开始横飞了，轨道改变太早，结果落在地上。有了这一次的失败教训，周恩来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他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务必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这无疑给钱学森的研制团队下达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军令状。
正当钱学森的团队进入研究制造核导弹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工厂和科研单位都停止了正常工作，这给核导弹工程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周总理亲自命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派部队进驻钱学森家里，24小时保护他的安全，并对核导弹研制单位实行全面军管。
人民共和国的这支特殊的核导弹科研队伍，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沿着一条崎岖坎坷的漫漫征途向前攀登着。
艰辛的耕耘终于换来丰硕成果。1966年10月，就要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了。
也许是前次失败的影响，试验在即，毛泽东对前去督战的聂荣臻说：“你是常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
12月25日，聂荣臻飞抵导弹试验基地。在听取了钱学森等人的汇报后，确定了导弹具体发射时间。
27日上午9时10秒，一声令下，核导弹准时点火升空，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和滚滚翻腾的烟云，核弹头按预定弹道向弹着区飞去。9时9分14秒，经过9分4秒的飞行，导弹核弹头按预定计划在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上爆炸，一个火球闪出耀眼的强光，剧烈翻腾的蘑菇云袅袅上升……
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获得成功。
中国的导弹核试验圆满成功！
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早在1960年底，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科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摸索氢弹原理。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开始全面开展关于氢弹理论的研究。
1965年2月一场研制氢弹的攻坚战悄悄地打响了。
在吴际霖、朱光亚的具体组织指导下，整个九院和核工业厂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与此同时，二机部和全国相关单位积极行动起来。许多具有特殊要求的元件、电子仪器、多用设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氢弹生产制造厂，保证了氢弹研制工作的需要。1966年12月28日，中国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小当量的热核试验。1967年2月，第一颗氢弹部件完成了图纸设计，生产部旋即组织加工生产。
4月，空投轰炸机改装完毕，模拟飞行训练在试验基地上空飞行。5月，第一颗氢弹所有部件都已制造安装完毕，中央专委批准了氢弹国家试验计划。6月17日上午9时，参加氢弹试验的全会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是这次氢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他迎着晨曦驱车赶到现场指挥部——一座半地下的掩蔽所，做最后的工作检查。随后，主持氢弹试验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带领基地司令员张蕴玉及九院领导等一同进入掩蔽所。
投弹时间定在当地时间8时20分（北京时间10时20分）。届时，电话中传来了机场调度的声音：“飞机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起飞！”张震寰命令。机场上那架机翼达30多米的银白色喷气式轰炸机，吐着长长的红色火焰，怒吼着从跑道上移动、加速、升空。当时针指向8时19分50秒，指挥员喊出“起爆”命令时，只见天空出现了极为强烈的闪光，一个大火球高悬在蓝天上，翻滚的火球变成一大团烟云，迅速地扩张上升，将半个天空抹上朝霞般的绚丽色彩。随后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传来了一阵推波助澜的冲击波，雷霆般的轰鸣隆隆地震撼着大地和天空。
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了。在场的人们欢呼雀跃，不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冲击波到达时间、烟云高度、火球最小危度时间推算结果，氢弹已经达到了预定的威力指标。聂帅叫参谋拿来电报稿纸，立即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
中国升起了第一星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只参加过一次国际性会议，那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
毛泽东去莫斯科时，正值苏联卫星上天不久。苏联第二颗卫星上天时，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
苏联卫星上天，深深震撼了毛泽东。他回国之后，就将中国人的“飞天梦”反映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会上，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认真听着代表们的发言。卫星问题一直在他脑海里缠绕不散。此刻，当听到代表们又一次谈到中国的卫星时，他有些坐不住了。毛泽东扫视了一眼会场，对大家说：近一段时间来，人造卫星问题一直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的心情当然也和大家一样。苏联在去年就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下来，狠狠灭掉手中长长的烟头，然后将大手一挥，朗声说道：“我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是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立下的誓言，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和决心。
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接着风趣地说：“当然啰，卫星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两万公斤的！”
毛泽东话音刚落，所有与会者全站了起来，热烈的掌声长达好几分钟。
两年后，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火箭，竖立在位于上海南汇县老港镇高20米的发射架上。
发射场条件之简陋，在世界航天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总指挥下达命令，靠的是扯着嗓门大声喊叫和舞动旗帜；给火箭加注推进剂用的是一个工人自己做的土工具，利用自行车打气筒作压力源；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用人工转动天线去跟踪火箭。
尽管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仅为8公里，但取得的初步成功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3个月后，毛泽东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他躬身仔细察看了这枚探空火箭。他得知飞行高度为8公里时，依然十分兴奋，伸出大拇指说：“8公里，也了不起呀！”
但接下来的卫星研制过程之艰巨和曲折，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虽然中科院早在1958年1月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为副组长的攻关小组，但一起步便因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而推迟。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射卫星的工具问题，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
1965年1月，周恩来批准了科学院提出的研制卫星的具体方案。方案把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外形定为72面体的球形，因此，这颗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正当人们都满怀信心研制“东方红卫星”时，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使整个卫星科研队伍受到了重创。最令人惋惜的是，参与研制工作的著名科学家赵九章等人被迫害致死。
当时，在派性横行的日子里，年仅37岁的孙家栋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此时，他已经是第四任“东方红卫星”的总设计师了。
1970年4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安全秘密地运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轰鸣声中被火箭挺举着升上天空。18秒钟后，火箭按程序转弯，朝东偏南方向飞去，瞬间消失在浩瀚的苍穹之中。15分钟后，指挥所接到卫星传来的信号，卫星与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一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
就这样，历经12年风雨磨难，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颗星问世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代表。
在中国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一切帝国势力都在疯狂地对华制裁和封锁的时代，英雄的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的征途上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星移斗转，40年过去了，新疆试验基地的骆驼刺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当年研制核武器的前辈们青丝变成银发，有的已长眠地下。而那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则永远不会被人遗忘；那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已成为巍峨丰碑，永远定格在辉煌的史册上，矗立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则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一曲民族正气歌。科研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不畏艰苦，在恶劣环境中创造奇迹的精神和勇气，将永远激励后人。
5.不屈抗争——二月抗争
1966年5月一场由无产阶级领袖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斗争、革命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高价值。1967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毛泽东基于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做出了“夺权”这一战略决策，“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工厂停产、交通堵塞、经济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打倒，许多人被任意批斗遭到人身摧残，甚至被残忍地迫害致死。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7年元旦这天，首都北京的街道上、楼院里冷冷清清，既无悦耳的歌声，又无隆隆的鞭炮声，唯有从西伯利亚刮来的股股寒流，象奔腾咆哮的千万匹野马，肆无忌惮地冲撞着千家万户的门窗。
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危言耸听地提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所谓“夺权”的新阶段……
这时，张春桥看到上海的“桃子已经熟了”，便迫不及待地伙同姚文元赶赴上海，展开了“摘桃”的夺权活动。他们利用上海造反派力量，迅速篡夺了上海市委权力，被誉称为“一月革命”（即“一月风暴”），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在“一月风暴”引发下，全国各地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掀起了一股“夺权”旋风。夺权！夺权！夺权！党权，政权……斗争的矛头逐渐指向军权！
“揪军内一小撮”的火焰在蔓延。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很快向叶剑英和陈毅同志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在陈伯达、戚本禹一伙的操纵煽动下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黑浪。大街上还出现了攻击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相继遭到恶毒的攻击。贺龙同志全家被抄，儿女流落离散。身经百战的罗瑞卿，一再惨遭林彪一伙的迫害。陶铸成了当时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
1月7日至9日，林彪、江青一伙又煽动大批群众组织围堵在中南海墙外，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并声称要夺他们手中的权。大街上还不时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同志对这种突然发难也深感困惑，就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知道，没有讨论。”
林彪、江青一伙就是这样伪造民意，盗用中央名义无中生有地污蔑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些人就在没经过任何会议讨论，没有任何决议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打倒了。
一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空乌云翻滚，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正面临着被一小撮阴谋家颠覆的严重危险。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反击林彪路线的英勇斗争即将发生了。
“大闹京西宾馆”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多的狂风暴雨，尤其是上海“一月风暴”后开始的全面夺权，使我国已经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现实从反面教育了广大人民，许多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疾，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拍案而起，奋力抗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中央文革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江青等人展开了激烈争论。
江青等人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该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
叶剑英气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军队稳不住，敌人入侵时将无法应付。”他瞟了江青一眼，质问道：“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是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
双方争来争去，会议僵持不下。
第二天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8时整，参加会议的军委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文革”成员步入二楼会议室，并在长条会议桌两边就坐。
叶剑英愤怒地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并公开声明：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
盛怒之下，叶剑英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因用力过猛，将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轻度骨折。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给毁了吗？”他气怒之下，重击了几下案几，将一只茶杯盖子震落于地。
江青一伙见老帅们发怒，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后来竟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
就这样，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怀着无比的义愤，来到中央碰头会上，又点燃了怀仁堂的斗争烈火。
“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党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会上，双方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展开了尖锐斗争，是双方斗争发展的最高潮。
1967年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象往常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右边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左边则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军对峙，十分明显。
叶剑英首先站起来发言，他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紧接着，当时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就让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又抓住上海人民公社问题质问陈伯达一伙：“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接着，他还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内惧地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收了场，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陈毅小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双方在怀仁堂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更为激烈斗争。
那天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但张春桥听后，装出一副严肃面孔，打着官腔答道：“群众不答应呀！”
会议开始后，谭震林又严肃地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见张春桥借“群众”名义故意推脱，谭震林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接着，谭震林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时，谭震林已气愤至极，他拿起文件、衣服，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谭震林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
接着，陈毅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当时不是也挨整过吗？”
陈毅停了一会又说：“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他死后不久，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这些话很明显是针对林彪一伙的。
当谈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情时，叶剑英深沉地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又一再插话，为林彪、江青一伙辩解，说什么“中央文革经常保谭震林”等。
李先念当即驳斥道：“你不要和稀泥！”接着，他气愤地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李先念还提到：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作法是从《红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的。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当面撒谎说：“没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
当大家再次谈到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有的甚至被整残整死时，陈毅心事重重地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
散会后回到家里，谭震林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伫立窗前，望着这夜籁人静的星空，一幕幕惨剧浮现在眼前……
他越想越气愤，遂奋笔直书，给林彪写了一封痛斥江青一伙的信。
就这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怀仁堂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展开了尖锐斗争，老将们那铿锵有力的话语象锋利的匕首直刺林彪、江青一伙的心脏，无情披露了这一小撮野心家的阴险罪恶。
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伸明大义的不屈精神。
领袖的偏信处事
“恶人先告状”。就在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召开的晚上，康生就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按其所需“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主席汇报时，又摇唇鼓舌，夸大歪曲，自然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雷霆震怒。19日晚，毛主席找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和几位老帅谈话，批评得严厉至极。接着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被迫开了七次生活会。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拿着毛主席19日晚的批评作虎皮，恶狠狠地反扑过来，对“大闹怀仁党”的老将们大兴问罪之师，对敢于坚持原则的老一辈革命家施行围攻、批斗，并把这一事件称为“二月逆流”。
谭震林、陈毅等人对江青一伙信口雌黄的诬陷既不能理解，更难以接受。但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人，从他们那得到的是对谭震林等人更为固执的偏见。谭震林等人只好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按住心中的闷怒，检讨了自己的“过失”。
就这样，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自此中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文革派”手中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才逐渐吹拂了广大人民心头上的疑云，将“二月逆流”事件的真相昭示人间。
英勇的二月抗争，难忘的二月抗争。它是“文革”中站在正确方面的中央高层领导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回合，是在“文革”根本问题上展开的激烈搏斗。虽然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统治全局而遭受压制和打击，但是它在党内起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使一大批干部眼睛看明是非，心中燃起真理之火，照亮了此后的斗争历程。在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体现了一片坦荡无私老臣心，以“二月正流”的芳名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正如陈毅作《题西山红叶》诗中所云：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6.十月欢歌——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行动，因用异常方式事实上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历程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功绩堪比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1976年10月6日，不仅是共和国历史的大转折，也是许多人生命重获新生的开始，那个年代的人们对1976年的这一历史事件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
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举国悲痛。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7月28日，唐山发生了亘古少有的大地震。在天灾人祸的折腾中，毛泽东病重垂危。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他的病房，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同他诀别。当叶剑英走过来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聆听最后嘱咐，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伫立良久，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病房。他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这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毛泽东刚刚逝世不久，他们就在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的大肆宣扬。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对此，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气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江青对毛主席的丧事不关心、不过问，连应该参加的吊唁活动也不到场，却忙于到中南海“202”毛主席原住地争夺文件。9月29日夜11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无视党的纪律，不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以毛主席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作为她“逼宫”抢权的突破口，以无赖的丑态，继续纠缠华国锋表态；并且她还要华国锋同意，将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大”组织的人去处理，妄图假“人民群众”的名义，作她“女皇美梦”的文章。“军师”张春桥想拿毛远新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继续给华国锋出难题。
华国锋对江青一伙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慨，但是为了大局，稳住阵脚，他不动声色端坐不语。四个多钟头过去了，“四人帮”一无所获地吵得有气无力，会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华国锋依旧微闭双眼，斜倚在高脚扶手椅上，“稳坐钓鱼舟，任凭风浪起”，最后，不屑一顾地由汪东兴陪同走出会场。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夺权的部署已经就绪。“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计划正在落实。拥戴“四人帮”的“战士”也纷纷上书“劝进”表忠。“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在上海商店，争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
果断决策，“以快打慢”
面对“四人帮”的肆虐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人心思治，人心思定。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遭到不断的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一时难以断然处置“四人帮”。叶剑英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国内外享有重望。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他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毅然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四人帮”以为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向中央政治局发难。形势越来越紧张。政治局与“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按照叶剑英的分析，“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犹豫观望就等于自取灭亡。
叶剑英在这一期间，除了与华国锋经常接触和交谈之外，继续同老同志们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
9月下旬，“四人帮”垂涎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座，连日“逼官”，锋芒毕露。叶剑英进一步周密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汪东兴给叶帅泡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帅坐下来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此之前，叶剑英已同华国锋碰面并商定，由汪东兴先提出一个执行办法，然后他们议定。
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
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紧锣密鼓进行时，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要“以快打慢”！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当机立断，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在这危急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经过商议，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即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惊心动魄的怀仁堂“会议”
10月6日这一天晚间，星河灿烂，金风送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里，气氛有点异常，人们进进出出，神情紧张。连日来，汪东兴根据华国锋、叶剑英的指示，与张耀祠、武建华、李鑫等有秩序地进行着“战前准备”和“战斗动员”。数十名整装待发的战士，如刀出鞘，箭上弦，随时准备投入一场“无声”的战斗。
七点钟，叶剑英乘坐的大红旗停在怀仁堂门前。叶帅走下大红旗，他望着幽静庄严的怀仁堂，疾步来到门前，穿过高大的影壁，径直向院内走去。怀仁堂内，古雅富丽的殿台楼阁，披上了一层轻轻夜幕，静静地立在那里。叶帅以多年养成的精细习惯，用敏锐的眼光扫视精美的戏台、庄严的厅堂和东西两廊，不见有人走动，才放心地直奔正厅而去。叶帅从前熟悉的正厅，现在完全变了样。原先所有的桌椅，都不翼而飞。宽阔的殿堂，显得空荡荡的。中间摆放一扇屏风，将大厅一分为二，隔成两半。对着正门的这一半前厅里，在厚厚的红色地毯上，只留下两张罩着白色套衣的高背沙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似乎在等待主人来临。
今宵的主人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而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却已守候在大厅左右。他们碰了面，以目示意，尽在不言中。此刻叶剑英稳坐在沙发椅上，神态坦然，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整个怀仁堂安静极了，静得可怕。警卫人员停止了走动，一个个停立在那里，凝神注视，血管绷紧，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而远方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秋虫唧唧，显得格外响亮。
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椅上，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人们不停地看表，而时间又好像故意放慢脚步，每一秒钟都使人感到难熬。时针指向7时55分。
院内传来了脚步声。第一个出现在正厅门口的是王洪文。这个“大人物”此刻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一看到警卫人员走过来，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是他的武斗看家本领毕竟有限，很快便被制服了，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押到正厅。这时华国锋立起身来，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程序，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他严肃他说：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离开正厅以后，他犹然不服气，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这从反面证明，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适时，何等正确！
张春桥夹着皮包，准时到来。他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还未待他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正厅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当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时，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玩弄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双腿打颤，浑身只有“筛糠”的份儿。他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去处。
姚文元姗姗来迟。这个“四人帮”的“金棍子”，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已是手痒多时，口里骂骂咧咧地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
他急冲冲赶往中南海，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迈着四方步，进入怀仁堂，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他竟耍赖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警卫人员连忙架着他，送往另一个地方候审。
在处置王、张、姚的同时，在钓鱼台，安排专人到他们的办公室封文件、要钥匙，不过并不顺利，遇到了一些麻烦。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万字廓201号，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个小组里特意安排了两名女警卫。居住在这座豪华殿堂中的江青还得意洋洋地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当行动组的负责人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江青马上提出一个难题：“我可以方便一下吗？”大约过了一刻钟，江青从厕所里走出来，神情沮丧，故作镇静。来人提出最后要求：“请交出保险柜的钥匙！”江青不答，拒绝交出。双方对峙着，进入高度紧张状态。行动组的等待是有限度的，连催几次，江青不高兴他说：“要交，也不能交给你们！”随后，她要了一个大信封，气鼓鼓地把自己随身带的一串钥匙装进去，写上“华总理亲启”，交给行动组人员。
江青跟随警卫人员钻进轿车，由两辆警卫车“监护”押到一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
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为控制舆论，耿飚奉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新闻、广播等宣传机关。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曾几何时，猖狂一时，阴谋篡国，恶贯满盈的“四人帮”一伙，落得个罪有应得的下场！
山河重光，举国欢腾
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不到10点钟，华国锋、叶剑英一起回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政治局会议。玉泉山9号楼的会议室灯火通明。华国锋和叶剑英笑容满面，手挽着手走进大厅。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晚上10点开到第二天早晨4点多，整整开了一个通宵，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与会同志欢欣鼓舞，听取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叶剑英在回顾这段历史，用“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句话来概括。制伏妖孽，山河重光。“四人帮”的覆灭，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举国欢腾，亿万人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粉碎四人帮可以说是中国建国60年历史上的最重要的转折点，它让中国从文革的十年内乱阴霾中走出，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清除了最重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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