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

    弹指间3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而立”之年。在全球经济的低潮之中，“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特色”、“中国和平崛起”常出现在世人谈资的话语中。世界正以一种崭新的目光重新“打量”中国，聚焦有个叫邓小平的老人推动起来的中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态沧桑，今天小康社会来之不易。追本溯源，30年的辉煌业绩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发韧之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的，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拐点和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6年10月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乌云散去，阳光明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他们重新燃起了心中的理想之炬，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当时中共中央顺应时代的要求，顺应人民的意愿，在全国拉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大幕，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各项权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条件。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尽快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冤案平反，并尽快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但华国锋等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难题。他们认为，既然要继承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实践。

    1977年1月21日，在有关部门为华国锋准备的讲话稿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紧接着，这段话经过理论概括和文字修饰，被写进了两报一刊的社论中。2月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提出与实践，严重妨碍了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妨碍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进程，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批评。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顾压力，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一篇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后《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相继转发转载。此后，全国许多地方性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大反响。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支持和欢迎；但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了赞成“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一些人的责难和压制。

    6月15日，汪东兴召开紧急会议，点名批评了胡耀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面临夭折的危险。在形势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挺身而出，明确表示支持，并在同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和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以非凡的勇气和对真理的信仰，陆续发表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多达650多篇。这场大讨论，从一开始就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理论讨论范畴。在两种观点的不断斗争中，正确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拨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迷雾，开始把人民从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此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

    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出结论。他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进行分组讨论。11月12日，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出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完全同意中央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一意见。陈云又提出了需要解决的6个重要历史遗留问题：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关于陶铸、王鹤寿等的问题；关于彭德怀的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关于康生的错误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以及其他冤假错案公开彻底平反。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并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22日结束）。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指出了毛泽东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的失调的要求。三中全会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系列问题。为保证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三中全会起，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2.大潮涌动——农村改革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当时叫滁县地区）凤阳县城东南四十华里一个海拔五十米左右的丘陵岗地。这个三十年前只有二十户、一百一十五口人，在地图上找不到坐标的地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却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78年11月24日，当小岗村十八户农民趁着夜色，走进那座破败的农家茅屋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冬日夜晚，其实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黎明。而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搞大包干这件事终于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

    民心思变

    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来说，不过是极平常的一天。他不可能会知道，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这天抵达省城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委；更不可能知道政局的这种变化，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万里到安徽后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他决定亲自做了一次农村调查，结果却让这位省委书记深感痛心，解放二十多年了，安徽农村的现状却还这么落后，农村还这么穷，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为了改变安徽农村的落后现状，万里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其中关于建立农村生产责任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规定，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生死契约

    1978年11月24日，晚饭过后，在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的小岗村，就已伸手不见五指了。忽然，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响起，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条汉子，先后出了门。他们迎着打村后刮过来的凛冽的西北风，袖着双手，缩着脑袋，陆陆续续向村子最西头的严立华家摸去。新当选的队长严宏昌通知全队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不一会工夫，冰冷破败的茅草屋里，就聚满了人气，散发出劣质烟草呛人的焦糊味。大家彼此寒暄着。

    严宏昌见人到齐了，大伙的情绪也很高，先就有些激动地说：“今天把各位找来开个会，看看搞好明春队里的生产，都有些什么好办法？”会的宗旨，其实大家都已心知肚明，所以严宏昌开场白的话音落后，好一阵鸦雀无声。

    打破沉寂的，是严家芝老人。他见大家不言语，就有点发急，快人快语说道：“啥好办法？要想叫大家不吵不闹，都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严家芝将这层窗户纸一捅破，小小茅屋里，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这时，年龄在这里也算是最大，平日最爱开玩笑的关庭珠，亮开了嗓门说：“要搞过去那样的‘责任田’，我保证就凭锹挖钩刨，收的粮食也吃不了。可这千将有头，万将有尾，问题是，谁又敢带这个头呢？”关庭珠分明是在帮严宏昌叫阵了。

    不出关庭珠所料，紧接着，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喊起来了：“哪个敢带头，咱们就干！”

    严宏昌在大伙的期待中往起一站，说道：“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还是摊子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干到户就会人人动脑筋。既然大家都希望分田到户，只要保证做到两点，我就敢带这个头。第一，小岗人过去年年都吃国家的救济，从明年夏秋两季开始，打的头场粮食，要先尽着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这事不准对上级和外面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队人为敌。如果大家答应这两条，我就敢干，我就敢捅破这个天！”

    天底下没有比把地分给农民，让农民自个儿当家做主的事更让他们乐呵了。大家听了，无不拍手称快。

    严俊昌也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熊！”

    严家芝这时却严肃地提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事儿是高压线，谁碰要谁命。你严宏昌，草木之民，你不怕杀头蹲班房，到时家中老小怎么办？”

    关庭珠亮着大嗓门，立刻接过话：“我看再加上一条，今后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坐了班房，他家的农活就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也由全队养活到十八岁！”

    一个个村民激动地跳起来，纷纷表态。

    最后严学昌提议：“空口无凭，我看大家还是立个‘军令状’！”

    “对！”

    “留个字据！”

    “写上几条，大家都捺上手印！”

    “谁孬种，谁不是人！”

    严宏昌被眼前这种热血沸腾、肝胆相照的场景深深打动，他取下兜里的新农村牌水笔，取过白纸，几乎没有多想，更没考虑文字的修饰，他只是想把自己说的和大家说的意思归纳起来。于是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写好后，严宏昌在牵头人的落款处，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肉吃千口，罪落一人”，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地需要承担起这份风险。严宏昌把小岗生产队二十户人家的代表名单悉数写齐后，严立学也把红印泥找来了，大家一窝蜂地围上去，一个接着一个地把自己的名字上捺上血红的手印。缺席的一老一少，也分别由关庭珠和严立坤代补了手印。

    谁又能想到，在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的小岗生产队，1978年11月24日这天的晚上，小岗人以最古老的歃血为盟的形式召开的那个“秘密会议”，将会载入中国的历史，乃至中共党史呢？谁又能料想得到，轰然撬动中国并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变革的杠杆的支点，会是在江淮大地这个最不起眼的小小村落呢？

    “凤阳经验”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把田偷偷分到户的消息很快传到梨园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对严宏昌大加斥责，并下了道死命令：“回去就叫大家并起来！”当时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来梨园公社检查工作，听说小岗队分田到户的事，并没有表态，而是突然决定要去小岗看看。经过实地查看和严宏昌一番交谈，陈庭元把张明楼叫到一边，说出了让严宏昌分外惊喜的一句话：“就叫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吧！”实际上当时在安徽省委支持下肥西县山南公社也正在搞“包产到户”的试点。

    就在小岗人把稻种刚下地，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响起了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张浩的来信，这封信把“包产到组”批了个狗血喷头。严宏昌听到广播后，蹲在地上，连吸了两只烟，不由得心里一阵阵发紧。他想小岗搞的是比“包产到户”还要彻底的“包干到户”，岂不是大逆不道，问题更加严重？他预感到一场风暴将要来临了。

    这场风暴的中心在北京。在高层，“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被认为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的背叛。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都是态度鲜明地反对的；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均没有明确表态，这就使得安徽省当时的农村改革险象环生，如履薄冰。

    作为省委书记的万里听到张浩来信的广播在震惊之余，当机立断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了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下来，集中精力搞好当前的春耕生产。然而，中共中央紧接着就下达了一个“三十一号”文件，再次向全党发出最严重警告：“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而且明确指出其性质“是一种倒退”，这在凤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梨园公社党委派人把小岗队的三个队委一起喊道公社来，明令他们：“必须回到集体！三天之内，把属于生产队的耕牛、农具、牛草以及还没播下地的种子全都集中上来！”而严宏昌的回答很简单：“这要问大家。”板桥区委两位书记亲自登门来说服严宏昌也未能如愿。

    万里听说凤阳县正在全县农村推行一种新的责任制“大包干”时，十分关注，亲自到凤阳做一次调查研究。在听取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汇报后，万里看到了“凤阳经验”的可贵与高明之处。“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安徽省借用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公开推出“大包干”的“凤阳经验”。凤阳名声为之大振。

    小岗人深刻体验到了“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存在的问题，寻找到了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大包干必须“包产到户”，最后搞家庭经营责任制。

    实行了“大包干”的凤阳县，1979年夏秋两季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达到四亿五千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了49%；人均收入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加了85%。一年“大包干”，凤阳人民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讨饭的历史！小岗村一年的变化更大，更是惊人。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改革起点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可喜的是，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小岗村的改革被迅速推广到凤阳全县，进而被推广到全国农村，直接导致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施行。而且“包”字进城，影响到城市的诸多生产领域。小岗村的改革成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起点。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我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小岗村被上上下下公认为“中国改革第一村”。可以说，中国没有一座村庄，会像小岗这样导致乌托邦式人民公社的彻底解体，并从根本上孕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员起十三亿中国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根本上讲，不是十八户或二十户农民创造了历史，就算小岗人不挺身而出，也会有大岗人挺身而出，前赴后继，直到成功。因为他们的诉求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这是人民赢得的胜利，是人民创造了历史！

    3.国门开启——特区建立

    毛泽东时代结束了，社会主义何去何从？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怎么走？曰：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毛泽东的这句话对邓小平同样适用。他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几个圈，交待南方具体负责的同志——“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一搞，搞出了改革开放中最让世人瞩目的奇迹。

    穷则生变

    对深圳来说，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

    不久，吴南生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们的经济收入对比相差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牧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饥饿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

    而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也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1979年1月16日，吴南生前往自己的故乡汕头地区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所看到情景却令他震惊：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男男女女。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广东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特区诞生

    4月l日、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提出：“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谈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贸易合作区”。他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

    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广东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5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不仅是第一份关于兴办特区的设想方案，同时也是“特区”一词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现。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中发（1979）50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从50号文件中，习仲勋惊喜地发现，广东要求先走一步和建立特区的初步设想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正式批准。

    特区之“特”

    对外开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艰难前行。由于特区是在我国长期闭关自守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并且是作为打破这一格局的特殊举措而创办的，许多人还不理解引进外资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多人只是从特区联想到旧中国的“租界”，尤其担心特区会变成租界进而转化为殖民地。1979年上半年，正当蛇口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都不同程度地怀有类似的疑虑。

    与此相适应，争论还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因此，从这个角度还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

    中央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是在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的路程是艰难的。特区创立伊始，除了上面讲过的姓“资”姓“社”争论之外，还有其他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阻力。当时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打开国门，进来的不仅有凤凰、孔雀，也有苍蝇、蚊子，甚至即使是凤凰、孔雀，带来的也不全都是令人赏心悦目漂亮的正面效应，也有野性十足贪婪的负面效应；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长期被抑制的欲望突然获得释放的机会，会不会得到无限的膨胀。应该说，开放之初陡然增长的经济犯罪，增加了人们对创办经济特区的疑虑。

    1983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临着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选择。在这种关键时刻，邓小平发挥了他的舵手作用。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期间，邓小平同杨尚昆、王震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并且分别为之题了词。其中对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多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铁幕拉开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特区条例》获准通过。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困扰着深圳河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纽约时报》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30年前，世纪伟人邓小平在一个边陲小镇划的“圈”——深圳经济特区，如今已变成一座现代化城市。从几个渔村变为国际大都会只要短短二十余年，特区的发展是世界奇迹。这次试验无疑是极为成功的，拔地而起的高楼让全国人民对改革开放充满了信心。

    4.踏破坚冰——港澳回归

    “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家的统一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何日两岸同，天意遂人愿。”在闻一多的诗句中，香港和澳门是两个离家的孩子，等待归家。这也是邓小平晚年的心愿之一。邓小平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智慧，极具魅力提出的“一国两制”，照亮了在外百年的游子回家的路。“一国两制”最先提出，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构想却先被香港和澳门用上了。

    中国之痛

    国家的统一，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统一，进行过无数次英勇斗争。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屈辱史，曾经富饶强盛的中国，成了任由帝国主义宰割的俎上肉。

    1925年3月，身在美国纽约的爱国诗人闻一多有感于时事，写成《七子之歌》，将被帝国主义掠走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比喻为7个与母亲离散的孤儿，写出了7块土地对祖国的眷念。澳门、香港便是“七子”之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劳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个郡，当时的香港地区即属于南海番禺县。自此之后，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香港以前，从未间断过。

    香港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而逐步形成的。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条约》英国又将九龙半岛南部界限街以南的领土割占。到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趁机强迫清政府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现在的新界地区，租期为99年。这样通过以上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完成了侵占香港的三部曲。中国人民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并为解决香港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当时由于国力羸弱，收回香港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澳门自古以来也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位于中国南部珠江口西岸。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澳门一带劳作、生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澳门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划归南海郡番禺县管辖，之后几经变迁，南宋以后一直归属香山县。16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所谓的“航海大发现”的扩展，葡萄牙人万里东来，到达中国东海沿岸一带。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水浸货物，强行进入澳门。1557年，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在澳门的定居权。1887年，葡萄牙与中国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迫使清政府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在葡萄牙占领澳门的400多年里，中国人民一直为实现澳门的回归而斗争。

    香港和澳门问题，是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积贫积弱而受尽屈辱的象征，是中国人心中曾经的痛。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即迅速挥师南下，横扫华南地区，但到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深圳河畔，却戛然止步。当时的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作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策——“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建国后，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处理一直非常冷静和策略。1960年中国政府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对香港和澳门的未来作长期打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采取改变香港和澳门现状的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一国两制

    国家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所谓强，则至少要做到民族独立，主权统一。民族独立已然实现，但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港澳必须回归。在建国三十年之后，提出主权统一问题解决办法的时机已到。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港台知名人士傅朝枢的时候，首次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是“一国两制”最早的一次提出。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涵义。

    1982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港澳台回归祖国的关键性问题——社会制度问题终于有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在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前提下，港澳台可以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资本主义制度，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利，而且在解决过程中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进行。这个构想对外强有力地回击了一些反华势力的诋毁言论，不通过武力解决，不会改变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给港、澳、台特别行政区造成各方面的负担，在舆论上为彻底解决港澳台回归问题创造了良好氛围。而对港澳台人民来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无异于一颗定心丸，让三地的人们放心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并且回归以后还会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

    “一国两制”这个在国际上堪称首创的伟大构想，让主权统一问题的解决有了务实的平台和明晰的框架。中英、中葡谈判的成功，体现了这一构想的可行性，而港澳回归后铁一般的事实，更是充分说明了“一国两制”绝非空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之下，台湾问题是可以最终解决的。

    紫荆花开

    1982年9月22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五星红旗和米字旗共同飘扬在空中——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开始就香港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揭开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

    撒切尔夫人先声夺人，一上来就要求在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9月24日，打扮得雍容华贵的撒切尔夫人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开始会谈。会谈开始后，撒切尔夫人再次打出她早已准备好的一张牌：强调历史上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治香港。

    邓小平针锋相对，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在这个日后被称为“定调子”的会见中，邓小平特别强硬地对撒切尔夫人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当时与会的一名中方成员说，听了这句话，对方沉默良久。

    会谈结束后，一身蓝袍的撒切尔夫人脸色凝重地走出了人民大会堂。在下人民大会堂门口的最后几级台阶时，突然一脚踩空，被高跟鞋绊倒在地，手袋被摔到一边。旁边的香港总督和英国驻华大使急忙把她扶起来。这个镜头很快被一旁的记者们记录下来，第二天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眼位置报道了撒切尔夫人的跌倒。对于这位刚取得了马岛战争胜利的英国首相来说，无疑是此生最尴尬的时刻之一。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过程曲折，历时长达两年。经过努力，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对香港保持稳定和繁荣作出相应的安排。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以圆满解决。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再度来到北京，应邀前来同中国领导人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2月19日下午5时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在一片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两国领导人完成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1985年5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开始生效，香港自此进入过渡时期。

    1997年6月30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晶莹亮丽，五楼大会堂灯火辉煌，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率团出席回归盛典。历史的时钟指向7月1日零时，大会堂全场肃立，几千双眼睛向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行注目礼。这是中华民族长久期盼的一个瞬间，这是永载世界史册的一个瞬间！零时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这里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飘扬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米字旗缓缓降下，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在东方之珠冉冉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了这一刻，炎黄子孙整整等待了一个半世纪；为了这一刻，中华民族梦牵魂萦，把双眼望穿。全场沸腾了，许多人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雷鸣般的掌声在大会堂久久激荡……

    澳门回归

    如果说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是“风高浪急，波涛暗涌”，那么澳门的回归，就可以用“风平浪静，波澜不兴”来形容了。

    中国和葡萄牙两国就解决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过程相当顺利，合作良好。在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双方就已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20世纪80年代，当中葡开始谈判解决澳门问题时，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主权归属这个原则问题解决了，中葡谈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中方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与细节了，这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从1986年6月30日至1987年4月13日，在历时9个月零14天的时间里，中葡两国进行了四轮会谈。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是中葡谈判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葡方在谈判中曾一度提出要求把交还澳门的时间推迟到21世纪的主张。邓小平随后明确指出，澳门问题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为此，葡国很快召开国务会议，经过4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同意了1999年将澳门主权交还中国。为了让澳门同胞过一个安安稳稳的假期，葡方最后同意了中方的主张：在圣诞节前的12月20日实现交接。

    1987年3月26日上午，中葡两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双方谈判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起草联合声明时，很快就领土主权的表述达成一致意见。在协议文本中，由双方共同声明，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由于双方的诚意，即使在澳门葡裔人士拥有双重国籍和保护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特色上仍有分歧，但都让双方尊重态度和相互让步给解决了。最终，中方容许澳门葡裔自行选择国籍。结果，澳门的华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在有关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的安排上，中方考虑到葡萄牙早已从澳门撤军，解放军进驻澳门时，便没有像香港那样的军事交接问题。因此，解放军没有在政权交接的午夜零时开进，而是在回归日的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威武进驻。

    1999年的12月19日午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场馆内。主权移交仪式原定23点40分开始，但因葡萄牙政府代表团四位成员未能及时上台，加上葡国总统桑帕约因患感冒，讲话超时三十秒，整个仪式延迟了两分钟。为确保在12月20日零时准时奏中国国歌、升国旗，中方司仪加快语速，国旗护旗手在尚未完成挂旗动作时，让特区护旗手提前入场，终于抢回了延误的时间。中国最早被西方殖民者占据又最后收回的领土、亚洲最后一块殖民地澳门，历经400多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他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而香港和澳门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可行的，这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和平统一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一国两制”对于两岸四地的人们来说是一种鼓舞。这一伟大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夯实了理论基础，让这一天加快脚步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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