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1917年4月9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笔名列宁，是俄国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普遍认同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同时他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和评价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以社会革命党和宪政民主党为主的各党派联盟俄国临时政府。同时圣彼得堡也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此时尚在中立国瑞士的列宁深知自己必须马上返回俄国，但由于邻国陷入了“一战”无法直接通行。尽管如此，瑞士共产党人弗里茨·普拉廷积极与德国当局协商，德国也希望能利用列宁缓解同俄国在东线的战事，于是同意协助列宁乘坐由德国安排的“封闭列车”回国。列宁此举势必会招来诽谤和诬蔑，但他以革命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列宁回国后不久，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爆发了。

    斯蒂芬·茨威格将列宁乘坐的封闭列车比喻为一枚炮弹，车厢里的人便是活的炸药，这一枚火车炮弹准确射向目标，摧毁了一个旧帝国，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译者

    修鞋匠家的房客

    在瑞士这块小小的和平乐土的周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风起云涌，到处烽烟滚滚，硝烟弥漫，动荡不安。事实上从1915到1918的这四年里，瑞士也多次发生如侦探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各种危险而神秘的事件层出不穷。在一些富丽堂皇的奢华旅馆里，敌对列强的使节们冷冷地彼此擦肩而过，像素不相识的路人，虽然昨天他们可能还是亲密的朋友，还气氛友好地坐在一起打桥牌，热情地邀请对方去自己的家中做客。住在旅馆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行踪诡异、神秘莫测的人物，他们的门前也经常悄悄闪过更加身份不明的人。国会的议员、使馆的秘书、外交参赞、商人、戴面纱的和不戴面纱的夫人们，每个人都看似普通，实则都肩负秘密的使命。插着外国国旗的高级轿车驶到这些豪华旅馆的门前，从车上下来家财万贯的企业家、出名的新闻记者、文艺界的明星，还有佯装来瑞士观光的游客，他们也都肩负同样的秘密使命。这些人的使命只有一个，那便是打听消息，刺探情报。就连旅馆里的门房和打扫房间的女仆都被收买了，要奉命监视客人的一举一动。为了获得情报，他们可谓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旅馆、公寓、邮局、咖啡馆，到处都有各种组织在打听情报，进行间谍活动。所谓宣传，一半就是为了情报，所谓友爱，其实就是背叛。这些来去匆匆、形形色色的人公开所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会隐藏一两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所有的一切，事无巨细都有人监视，有人汇报。譬如只要是德国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来瑞士是出于什么目的，从他踏上苏黎世土地的那一刻起便会受到严密的监视，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马上就会知道，一个小时后巴黎也会收到同样的消息。特务们每天都将一摞摞或真或假的情报送交给大使馆的参赞，再由他们逐级上报。隔墙有耳，电话被窃听，纸篓里的废纸和吸墨纸都可以用来编造情报，每个人的嗅觉都像猎犬一样灵敏。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在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乱之中，连老牌的谍报人员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到底自己是猎手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出卖了人还是被人出卖。

    可是就在这白色的恐怖日子里，有关一个人的报告却少得可怜。也许是他实在太平凡了，不值得受到关注。他不住豪华旅馆，不去咖啡馆消磨时间，更不去看无聊的演出，他同妻子隐居在一个鞋匠的家里。鞋匠家在利马特河[274]后面的斯比格尔小巷里，与苏黎世随处可见的巷子一样破旧、窄小，路面崎岖不平。房子也是典型的旧式楼房，一共三层，屋顶很高，建造得很牢固。房子的颜色很黑，可能是由于岁月的侵蚀加上楼下院子里有家熏香肠的小作坊的缘故。列宁便租住在这幢小楼的三楼。他的邻居有一个女面包师、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奥地利男演员。由于列宁平日里不善言谈，邻居们对他的情况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从俄国来，他的名字很难念，其他便没什么了。不过，精明的女房东似乎知道得多一些，她看到他们夫妇刚搬来时，全部行李还装不满一个小筐，还有他们一直都衣食简朴，从来没显露过有什么财富，也没看他们做什么赚钱的生意，所以女房东猜测他们可能是几年前从故乡逃亡过来的，只是无钱无势的普通人。

    相貌平平、身材矮小的列宁融入周遭普通的生活中，毫不起眼。他不参加社交活动，也少有客人来访，邻居们基本没有机会能碰到他从眯缝着的双眼里射出的深沉锐利的光芒。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风雨无阻，从不改变。他每天上午九点钟去图书馆，在那里待到十二点关门才回家，十二点十分准时到家吃午饭，十二点五十分再去图书馆，然后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六点钟图书馆闭馆才回家。他永远都是图书馆第一个来和最后一个离开的读者。谍报人员注意的往往只是那些喜欢高谈阔论、口无遮拦的人，却常常忽略像列宁这样寡言少语、好学不倦、埋于书海的学者一样的人物，殊不知，他才是领导世界革命最危险的人物。所以，没有一个特务去为这个住在鞋匠家不起眼儿的普通房客去写什么报告。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圈子里，他可是无人不知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伦敦一份激进的俄文小报的编辑，他是彼得堡某个（名字不易发音）特殊党派的领袖。可是，由于他言辞犀利、态度蔑视地抨击过社会主义政党里最有名望的一些人，说他们的方法错误，还由于他不苟言笑，难以接近，也从不阿谀献媚，主动讨好，所以并没有多少人理会他。有时候他与崇尚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在小咖啡馆里召开会议，来参加的也不过寥寥十五至二十人，并且以年轻人居多。因此，人们对待这个特立独行的怪人与对待其他俄国流亡者一样不屑一顾，认为他也只是喝喝茶，发发牢骚，做些无意义的辩论而已。没有人重视这个身材矮小、举止刻板、面容严峻的人。在苏黎世，知道这个住在鞋匠家房客名字的人不超过四十个。可以这样说，假如他在大街上被穿梭在各个使馆之间疾驰而来的汽车偶然撞死，那么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无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还是列宁，都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会为世人所熟知。

    列宁的探索

    1917年3月15日这一天，苏黎世图书馆的管理员有些奇怪，时针已指到上午九点，可是竟然还没看到图书馆最准时、最忠实的读者的身影，他每天坐的位置空着。快九点半了，快十点了，那个孜孜不倦的读者还是没有来。他再也不会来了。因为在去图书馆的途中，列宁遇到一位俄国朋友，这位朋友用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震撼了他，让他再也不能遵守按部就班的规律，俄国爆发革命了！

    列宁简直不敢相信，他完全被这个消息惊呆了，短暂的激动之后，他疾速赶往苏黎世湖滨的报亭，之后就一直在报亭和报馆门前等候最新的消息，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事情千真万确，而且消息不断被证实，也一天比一天更振奋人心。最初只是一些不确定的消息，说俄国发生了宫廷政变，好像只是内阁大臣的更迭；然后才传来更确切的消息，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产生；接着又传来杜马[275]召开，俄国获得自由，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列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现在，全都变成了现实。二十年来，他在隐秘的地下组织，在阴暗的监狱，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在流亡海外中所奋斗的一切，终于有了结果。列宁甚至觉得，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数百万条生命，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品，而是为革命捐躯的勇者和烈士，铸就了一个自由、平等、和平的新国家。现在这样的新国家已经诞生，这个平时冷静自持的梦想家有些陶醉了。从俄国传来的好消息也振奋着其他的海外流亡者，千百个困守在日内瓦、洛桑、伯尔尼斗室里的俄国流亡者都高声欢呼，喜极而泣，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必用假护照隐藏身份，再也不用冒着被判死刑的风险回到沙皇俄国，他们可以堂堂正正作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去，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的怀抱。他们所有人都准备好行装，随时准备出发，因为报纸上刊载了高尔基言简意赅的真切呼唤：“同胞们，回家吧！”于是，从四面八方飞来了信件和电报：回家，回家吧！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他们自从有思想起就一直献身俄国革命，现在要再一次为这一事业献身！

    失望

    但事实并非如此。没过几天，他们就震惊地发现，这个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所谓的革命，并不是他们所梦想的样子，而且压根就不能称之为革命，只是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们颠覆沙皇的宫廷政变，目的无非是阻止德国和俄国结盟。这次革命并不是渴望和平权利的人民的革命，也不是他们想为之付出生命的革命，而是主战派、帝国主义列强和将军们策划的一场阴谋，是他们除掉障碍的权宜之计。而且，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很快发现，欢迎回国的允诺并不适用他们这些想真正、彻底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米留可夫[276]和其他自由主义分子已经指示相关部门禁止他们回国。临时政府为了笼络人心，把不会阻碍他们主战方针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迎接回国，温和派的领袖普列汉诺夫[277]就是在高级官员的陪同下，隆重地乘着鱼雷快艇从英国被护送回彼得堡的；而他们却把托洛茨基[278]阻隔在哈利法克斯[279]，其他激进分子也拒绝让他们入境。所有的协约国[280]都达成共识，他们在各自的边境线上布下天罗地网，所有的关卡哨所都有一份参加第二国际[281]齐美尔瓦尔德会议[282]的黑名单。列宁仍然心存一丝希望，不断地往彼得堡发出一封又一封的电报，但这些电报不是被扣留就是不予理睬，全都石沉大海。苏黎世的人们不了解他，欧洲也没人注意他，但是在俄国，反对他的人却清楚地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他回国，俄国势必会掀起一场真正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对于临时政府而言是个危险的人物。

    这些被迫留在国外的革命者们大失所望，一筹莫展。多年流亡海外，并没有让他们的意志消沉，他们曾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召开过无数次的会议，商讨俄国革命的总体战略，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对所有的可能性问题都要斟酌再三，不厌其烦地进行预先研究、深入探讨、勇敢尝试、修改完善。在漫长的十几年里，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讨论俄国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遭遇的各种危险、存在的无数困难以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而列宁穷尽毕生精力所审慎思考的，就是俄国革命的总体构想，经过不断的修改和完善，已有了成熟的方案。可是现在，他被困在瑞士，他所设想的宏伟蓝图和革命构想被人篡改、糟蹋得不成样子，这让他感到痛心疾首。他觉得，那些人假借人民解放的名义做幌子，背地里却成为外国人的走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此时的列宁与兴登堡何其相似，兴登堡[283]戎马一生，曾花四十年的时间策划了征讨俄国的战争，等到战争真正爆发，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军却只能穿着便服待在家里，用小旗在地图上标注战场上的将军们犯下的错误。列宁心急如焚，甚至一向做事沉着冷静、讲求实事求是的他竟然做起不切合实际的白日梦：租一架飞机，穿越德国和奥地利回到俄国。然而第一个找上门来愿意帮助他的人却被证明是个特务。列宁想不如索性潜逃回国，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他甚至制定了一些荒唐的计划。他写信到瑞典，让人伪造一张瑞典护照，他甚至想假扮哑巴，这样就可在边境逃过盘查。不过这终究是夜晚的幻梦，清晨醒来，列宁自己都会嘲笑那些想法的不切实际。但是在白天，他仍然清楚地认识到，他必须尽快回到俄国，他必须亲手点燃革命的导火索，而不是借手于人；他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发动一场真实、彻底的革命，而不是奢侈的纸上谈兵。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回到俄国，哪怕是铤而走险。

    取道德国是否可行

    瑞士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环抱之中。列宁要想回到俄国，就必须取道其中一国。列宁是一名激进的革命者，是协约国的死敌，所以取道协约国是行不通的。而列宁是俄国人，作为敌国的公民，也绝对不能取道德国。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威廉皇帝[284]的德国却向列宁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友好和热情，至少比米留可夫和普安卡雷[285]的法国要友好得多。因为德国要想取得战争胜利就必须赶在美国宣战之前与俄国缔结同盟，而列宁如果回到俄国，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一个能给英国和法国的公使们制造麻烦的革命者，对德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好帮手。

    但是，列宁曾经在文章中无数次对威廉皇帝统治下的德国进行过抨击和谴责，现在却要冒险和这个国家谈判磋商，这谈何容易？何况迈出这一步真是责任重大，因为现在两国交战，按人们惯常的道德观念，经敌国参谋部批准后合法进入敌国境内，无论其目的如何，都会被视为叛国。列宁明白，迈出这一步会使布尔什维克党和自己的事业名誉扫地，遭到诟病，他本人也会受到猜疑，背负骂名，被看成是受德国政府收买而派到俄国去的奸细；而且假如他提出的双方立即停火的目标得以实现，那么俄国通过战争胜利实现和平的道路将难以实现，他肯定会遭到国民唾弃，成为千古罪人。所以，当列宁宣布说，如果实在走投无路，他可能接受走这条极端危险、足以毁他一世英名的道路，不仅温和的革命者一片哗然，就连列宁党内志同道合的战友们也为之侧目，疑惑不解。他们急切地劝阻列宁，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与相关部门谈判，争取通过交换战俘的合法方式送俄国的革命者回国。列宁何尝不知这样的方式最好，可是这条路太过漫长，俄国政府会制造一切障碍，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的归期拖成遥遥无期，而他们没有时间。列宁深知，对现在的俄国而言，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十分重要，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置个人荣辱于不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哪怕按现有观念和准则让自己成为一个卑鄙无耻的叛国者也在所不惜。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大无畏的精神，没有超凡的胆略和魄力，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列宁已下定决心，他要取道德国回国，为此他愿意负起全部的责任，承担所有的后果，他要与德国政府进行谈判。

    协定

    列宁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这一举动会引起怎样的轰动，遭到怎样的抨击，所以他尽可能公开所有的事情。受列宁委托，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廷[286]代表列宁前去和德国公使进行谈判。这位公使之前就已经和俄国的海外流亡者进行过一般性的谈判。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位身材矮小、名不见经传的流亡者似乎已经预见到自己未来必定是权可倾国的大人物，他根本就没有谦卑地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而是不卑不亢地列出了条件，并且强调，只有满足这些条件，作为旅客的俄国流亡者才肯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援助。列宁列出的条件是：承认他们乘坐的车厢有治外法权；上下车不得检查护照、个人物品及搜身；所有俄国乘客必须按正常票价自付旅费；任何人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强令乘客离开车厢。龙贝格[287]将这些条件逐级上报，一直呈送到鲁登道夫[288]那里，鲁登道夫无疑是答应了。鲁登道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但是这件事绝对是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决定，也是他一生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决定。德国公使曾试图在某些条件的细节上做些修改，因为他发现列宁制定的协议有些地方很模糊，列宁是想让同车的奥地利人拉狄克[289]也免受检查，但是列宁的态度强硬，而且双方都时间紧迫，美国已经在1917年4月5日正式向德国宣战了，所以协议很快就签署完毕，德国公使纵有想法也只好作罢。

    4月6日中午，弗里茨·普拉廷接到了一个值得纪念的回复：“此事已按要求安排妥当。”1917年4月9日下午两点半，一群提着箱子、衣着破旧的人们从策林格豪夫旅馆出发去苏黎世火车站。他们总共有三十二个人，其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这群人中的列宁、季诺维也夫[290]

    和拉狄克很快就被世人所熟知。他们在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餐，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表明他们知道《小巴黎人》报上的新闻，临时政府将取道德国回俄国的革命者视为叛国分子，愿意接受协议上的所有条件，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他们平静而又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决定俄国历史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旅程。

    他们到达火车站时，丝毫未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连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也没打探到他们的行踪。也是，在瑞士又有谁认识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皱巴巴的帽子，穿着破旧的外套，脚上蹬着一双笨重的矿工鞋，这双可笑的鞋他竟然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一群提箱挎篮的旅客之中，毫不起眼。他一声不响地在车厢里找了个座位坐下。这群人看上去与南斯拉夫、鲁塞尼亚[291]和罗马尼亚来的移民并没什么区别，他们要被送往法国南岸，在远渡重洋前，坐在苏黎世火车站自己的木箱子上休息几个钟头。送行的人寥寥无几。瑞士的工人党反对列宁的行动，都没派代表送行；只有几个俄国人来送行，为的却是托他们给故乡的亲人捎去点儿礼物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劝说列宁放弃“犯罪”的行程，但是列宁主意已定，以他的坚毅，不可能改变。三点十分，列车员发出信号，列车头顶冒着滚滚浓烟隆隆驶向德国边境的哥特马丁根。1917年4月9日下午三点十分，从这一刻起，世界的时钟走法多了一种方式。

    封闭列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大炮发射了几百万枚毁灭性的炮弹，工程师们绞尽脑汁地想设计出威力更大、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强的炮弹。但是近代史上还没有一枚炮弹的射程像这列火车炮弹射得那么远，一直射到了俄国；也没有一枚炮弹的威力像这列火车炮弹那么巨大，大得将整个旧世界炸得粉碎。因为这辆封闭的火车上载着20世纪最坚决、最令资本主义世界胆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它正越过瑞士边界，穿过德国全境，向俄国的彼得格勒呼啸而去。

    这枚奇特的火车炮弹正停在哥特马丁根火车站的铁轨上，这节车厢分二等和三等席位，妇女和儿童坐二等席，男人们坐三等席。两名奉命护送这批“有生命的炸药”的德国军官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表明双方互不侵犯的立场。列车相安无事地行驶了一夜。在法兰克福，涌上来几个德国士兵，想一睹俄国激进分子的真容，还有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士，想同车厢里的旅客攀谈，但都被拒绝登上列车。列宁非常清楚，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他哪怕在德国的领土上和德国人只说一句话，也会招来怀疑，引起猜忌。火车到了瑞典，他们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还在那里吃了早餐，他们真是饿坏了，扑向早餐桌时感觉那些抺着黄油的面包和点心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奇迹。到了这里，列宁才扔掉他粗笨的矿工鞋和破旧的外套，买了新皮鞋和几件新衣服，他们终于到了俄国的边境。

    一击中的

    踏上阔别多年的祖国的土地，列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急切地寻找故友，不是激动得泪水涟涟，更不是像女人们那样去拥抱搞不清状况的士兵，而是一头扎进了报纸堆，虽然他已经有漫长的十四年没有踩在故国土地上，没有仰望过国旗，也不知道士兵的军服样式。这也正是这位思想家的性格：讲求实际、果敢坚毅、冷静自持，他可没工夫煽情。首先，他要检查一下他倾注心血的《真理报》[292]是否还有坚定的国际主义立场，他失望了，报纸上还是随处可见“祖国”“爱国主义”那些陈词滥调，远不是他思想中纯粹的革命，也无法体现国际主义精神，他愤怒地把报纸揉成一团。他觉得，对俄国来说，自己的归来正是时候，他一定要扭转乾坤，力挽狂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一切，无论结果是胜利还是灭亡，他都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是他也有些担忧，革命如此艰险，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回到彼得格勒[293]——这个城市当时还叫这个名字，但是也叫不了多久了——米留可夫真的会以叛国罪逮捕他吗？列宁向专程前来迎接他的两位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道出了心里的隐忧，他俩没有回答，但是在车厢里昏暗朦胧的灯光的照射下，他们的脸上却隐约浮现出一种神秘的微笑。

    列宁并没有担忧多久，事实做了无声的回答。当列车驶进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时，车站前的广场已经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自发组织、带着各种武器的卫队，他们来迎接海外归来的游子，他们来保护拯救俄国的“救星”。列宁的身影一出现，振奋人心的《国际歌》便骤然响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几天前还住在鞋匠家的人被无数双手高举到一辆装甲车上，楼房和碉堡里射出的耀眼探照灯光还有无数人希冀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就这样在一片欢呼声中，站在装甲车上向俄国人民发表了第一篇演说。大街小巷都为之震动。1917年10月（俄历），“震撼世界的十天”开始了，这一枚火车炮弹一击中的，摧毁了一个旧帝国，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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